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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冰点团队《永不抵达的列车》新书分享会
现 场 速 录
记录者：卢义杰
（以下内容仅供个人学习之用，不敢保证完全符合说话者原意。
如有出入，以说话者本人的解释为准。）
主持人：我特别想知道，中国青年报作为一个机关报，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正统的报刊，为什么名字叫冰点。名字怎么来的？
徐百柯：中国青年报有文化周刊、阅读周刊。04年成立的冰点周刊，冰点的名字是创始的编辑、中国非常优秀的编辑李大同取的名字。他自己的回忆，90年代前期，中国突然进入社会变革期，在新闻界也有反映，出现了很多以焦点、热点命名的新闻栏目，比如像法制化甚至是杀人之类夺人眼球的焦点热点。他创了栏目，叫什么呢，你们焦点热点，我们就冰点，关注一些应该关注但现有被排除之外的新闻。所以取了冰点之外的名字。冰点的品牌就一直传承下来。
诸位看见的，在这本书里面收录的作品的编辑和记者，现在冰点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同事，因为地方有限，没有全部都来。这本书还收录了一些作品，有两位在报社内部调动，有两位是调离了中国青年报，他们的作品也收入在这里面。其中是一位冰点周刊原来的副主编包丽敏，是中国最顶尖的特稿记者，现在是思想者版面的主编。原来没有邀请她，她今天出现在现场，是一位神秘的嘉宾，包丽敏，她在这本书的作品，是《别了，土地》。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用的是笔名。
主持人：你们都说是时代的眼睛，历史的良心。你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团体？
林衍：我对冰点，谈的更多是直观的，跟大家的立场角度一样。我不过两年，一个长的实习生、老实习生。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第一天来冰点。当时我实习的时候，还没毕业，进这个部门他们在排版，当时杜涌涛主编走进办公室，刚从国外回来，带着礼物回来，我想看看有什么礼物，他拿了四个红色笔，改报纸的，说这是礼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后来从玉华老师是人物版编辑拿了小样让我看哪里有错，我拿了报纸特别谨慎地在改，以为她是意思、意思、礼貌地问我哪里错。我画了几个值得商榷的语病，有一部分她真的改了。当时还有一个女记者，是在和校对有一个对话，我们的校对老师资历比较深，而她和我差不多大。她们有很诚恳的对话。一个题目被校对老师做了改动，记者说，如果没有经过记者同意就改，程序上是不够正义的。我觉得中青报的确很纯粹的地方。百柯老师在争吵一个题目，大家也不太同意，你说民主说民主，比较具体而微的地方就是这样。直到现在也没变。
主持人：你们在工作中，是像今天这样这么和谐，还是闹得不可开交？
从玉华：冰点有2个在报社有名。一个是热闹，不管是玩还是开会；还有一个是气氛的融洽。有时候说像一个暖房一样，不管是留在冰点的、离开冰点的，都觉得冰点是一个内心会非常温暖的部门，希望大家有一个共识。
其实，我原来是在经济部，后来因为生了孩子，当了妈妈之后觉得有点改变，不能只写烂稿了，得活的有精神气。于是申请了。当时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调整，我做了很多年编辑，重新做记者从1500小稿还是写起，我远离采访的江湖很远了。孩子给了我力量，他是我的菠菜，我是他的大力水手，我重新回到了部门。这是中青报最好的平台最有挑战的平台。
刚开始，大家的水平很高，我在传统的写作轨道滑行了很久，开始变轨，这对一个中年妇女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感谢包丽敏，她曾经是我的编辑，让我知道了怎样写特稿，用我自己的温度去呼吸这个领域。
到这个地方我最大的感受，一个是所有的批评都可以在评报会上说，桌子上没有放不下的东西。稿子有问题，有的人都可以在桌子上说，骂得也很厉害，争得面红耳赤、毫不留情。但上了另外一个桌子，瞬间就忘了我们曾经业务环境。我们工作起来非常的拼命，玩的时候非常开、非常好。觉得在部门呆过不少，这是一个让我最温暖的地方。在这里跟大家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很喜欢冰点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是鸟巢，有温度的鸟巢。
杨芳：刚刚林衍说得挺对，特别纯粹。我毕业后来实习，然后留在这。我恨不得做梦都乐出来。那时候我觉得冰点是很大的标杆，我觉得压力非常大，我记得非常清楚，每周末的同学聚会很少参加，别人问我干嘛，我说我在家写稿。实习的时候我写了个开头，写了四遍，隔壁的同学帮我看，到了编辑那，觉得不行，又改。有一次百柯老师也折磨过我，写了四稿。真的很纯粹。
写的稿子，当天的编辑，到出了小样能看到你的文章，会发短信说你的稿子真好。我觉得很难，同部门编辑看别人文章说你的文章好，有时候杜老师会给人发短信说，我觉得你自己找到你的笔调了，找到风格了，非常温暖，非常纯粹，写稿子就是写稿子，做其他事情就是其他事情。批评很严厉，有时候我非常努力地写了，去图书馆翻了很多书，编辑会说写不好，打了一个C。但下来之后，大家都非常好。业务水平和平时都没有关系。像秃鹫一样把你叼了，下来依旧打牌。特别温暖，纯粹，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努力地做好一个报纸，为一个标题超半天，甚至的前后，国家的花朵、花朵的国家，大家想半天要怎么用，对于业务我们真的是精益求精。
主持人：只有编辑精益求精才能有好的报刊。在我的印象里，记者一般是风风火火的男生，但冰点的女生特别多。
付雁南：我是09年面试笔试进来的。我进冰点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我觉得看过的记者是跑会的，做比较硬的新闻，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冰点和其他媒体一样，都是独辟蹊径、有感染力的角度。作为一个不是很犀利的女生，反倒是在很多选题中让你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我这里面有一个《为国家让路》，采访一个南水北调的老人，这个丹江口水库从50年代开始修，这个老人先后三次搬家，一辈子就在不断搬家。我采访中，会很设身处地地想，我是他的家人一路上会不会很苦。最后聊得很开心。虽然我们口音有点差距，但聊得很开心，走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下次过来一定要再次和我聊天。其中有些故事是这样的沟通中才讲得出来。这是女记者的一个好处。
我在采访中的确经常被感动。冰点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我们不是有宏大的话题，A有、B有、C有，所以需要去解决。我们是非常深入地讲一个人的故事，深入到他经历的一切中去。今年四月，我写了北京爱与病，他是一个女孩，她男朋友突发脑瘤，当时两个是北漂，很多年有机会才在一起，奔着梦想去努力，正因为这个就面临残酷的选择，除了生死以及制度上的不合理，为他们的治疗带的各种不便。
她每天白天要陪男朋友，我当时采访一共三次，都是晚上九点到十点多，三次，一般来说很心酸，我们是同龄人，未来突然崩塌的无力；另一方面很感动，她很坚强，扛起了这一切，我非常佩服她。我觉得可以跟她变成朋友。她们有捐款，我也会捐款，发短信、发邮件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也会尽力去做。采访过程中，虽然是工作，当你跟对象深入地了解生活，他不是采访对象，他是真正进入你生活。
郭建光：我讲一讲和冰点的渊源。07年到的冰点，我是受包包和百柯折磨过的人。第一天我特意穿了一个休闲的西服，老杜在那里谈理性和建设性，看完之后老杜说，你去写一篇稿。后来就把我要了。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就是，有什么快乐的事情都在冰点找到一个，感觉非常好。
主持人：其实不少人说折磨，百柯是怎么折磨大家的？
徐百柯：这主要是编辑和记者之间的关系。04年城里冰点的时候，我的第一篇4000字的稿子，当时叫做冰点文化版，卢跃刚做的编辑，我那篇稿子先后改了四遍，第二篇3000多字的稿子在人物版发的，杜涌涛做的编辑，我改了4编，最后见报的是老杜在我的作品上又编的。
冰点是有传统的，记者的稿子会在编辑那里，好的，编辑完全不吝赞美；不好的，都会指出来。所谓折磨，是这个意思。作为团队，比较好的是编辑与记者的采编传统一直传承下来。后来编辑们一直有传统，说的是折磨，我相信每一个被折磨的记者心里会感激编辑的。我会在不同场合回忆起，当年杜涌涛点评我的稿子，卢跃刚、李大同改稿子、编稿子。我作为记者的记忆里，我自己把他视为非常珍贵的财富。有时候很奇妙，作者和读者通过文字结缘，如果诸位做新闻工作，编辑和记者通过文字是能够结成一种缘分，双方都会记得。尤其是共同为一篇稿子付出心血，这时候你们眼神的交汇、心理的沟通都是非常好的感觉。这种折磨是痛并快乐着的，是一种财富。
主持人：我刚刚有听到，冰点的稿子是特稿，从玉华老师说从经济版转来写冰点特稿，我看了书中的特稿，都是从很小的人写入故事。不知道能不能说一说冰点的特稿有什么特点？
从玉华：特稿是个很独特的文本。我以前写传统的比较多，转到特稿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你的五官得打开，你看不到的东西你得看得到，只有用五官捕捉在所有的信息，才能下笔。我第一次写大冰，采访笔记到了60几页。他的采访很细致，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故事，直接引语，都是非常有力度的。你必须有海量的采访，才能达到金子。特稿是一个讲故事的文本，讲故事说实在的，有技巧在里面。讲故事是技巧，走到后面发现，是一种天赋。有的人很远，有的人不会，经过训练，八十分都能得到。特稿的特征，需要百柯来总结。它很独特的文本，我看到别的媒体也有特稿，但冰点的有相当的独特性。
徐百柯：我个人觉得编出来的这本书，是10-11年特稿的精选，比较能代表冰点一直以来对特稿的理解，它的选题、采访、写作，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大概可以构成我们对特稿的理解。从选题角度，付雁南也提到，我们始终认为一种具象的、深入的观察会超出泛泛而论。
我们同样举例《北京爱与病》，我们当然要处理对于当下年轻人集中的问题，从住房到医疗到他们打拼时候的保障、他们的安全感，这个话题当然是媒体要处理的，也很多媒体在处理。冰点的理解是，我们不会去写一篇从政策角度、从制度流变角度写当代年轻的安全感。我们会耐心地寻找一个故事，当我们看到这么一条线索的时候，编辑和记者会瞬间被激活，我们所有对于刚才说的当代年轻人的思考、积累、储备会被这么一个具体的个人命运所激活。
我们的采访和写作方式是穷尽个体的命运，冰点记者的采访有时候会让采访对象很奇怪，为什么你们的采访会问这么细。因为有的人认为，记者是来拿信息的，特稿记者去了，除了信息，更感兴趣的是你的日常生活状态，甚至是你在某个时间点的表情、细节，这是我们尤其注意的，呈现稿件里的，最后打动读者的往往是微观的细节。
这就是冰点的稿子，有一篇叫《回家》，我们内部的评价是，我们有那么多同胞去世，但是，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具体的悲伤。父亲背着儿子的尸体回家，我们的稿子不会全景式地描写汶川地震的伤亡，但从这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地震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以及它能够表达出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冰点的编辑记者对于特稿的理解。通过我们这么多年读者呈现的文本，很多读者是希望看到的，也是能够打动读者的。这是我们操作的标准，也是出这本书选择的标准。我们会选择最具体、最深入、最拨动读者内心的东西。
主持人：刚才说从微博找线索，读者很好奇，把新闻点挖这么深，平常线索是从哪里来的？
林衍：方法应该有挺多。常规的，我们做的是信息的深加工，主要是都市报，一些小豆腐块的新闻我们可能能看到他背后的价值，这是常规的方式，对第二落点的深加工。
还有一个是，你要观察别人认为可能不是新闻的东西。你认为你的生活有不是新闻的东西，把他放大就是新闻。我前几周做了香港回归的报道，我做了七篇发在头版的常规报道，但是有一个线索后来发在了冰点上。这个发现是，接待我们的是他们新闻处的一个公关专员，和我年龄差不多。当时有三十多个媒体的记者，大家都把他当作公关专员，我们却挺喜欢聊天。
我们有一个细节，进了梁振英当时的办公室，一层看到很多香港记者，我问，记者随便进吗，他说随便进，申请了就可以。马上有人问，那香港记者办活动要红包吗？那人说什么红包，他们说收钱，那人说不收。我一下反应过来了，他的生活跟内地的宣传生活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在大巴上就说，我们聊聊天，你当时怎么考公务员的等等。我完全出于个人好奇。
他说，他们出了一个面试题，如果你陪你们处长做广播，接到一个电话把你们处长骂了一顿，这时你要干嘛，我说我首先记下这个人怎么骂我们处长的，然后收集这个事情有关的材料，然后商量一个回复。最主要的是第一时间回复市民的回答。
于是我想写一些相关公务员的生态，这个处长，这个小公务员的生态。后来按这个路子操作了，8000字的特稿讲香港细节。后来我又去香港立法会，去看他们的生态，和副处长聊天，看到有意思的就会不断地涌现。他说他有内地亲戚的儿子在英国上学，每次都有豪车接送，而我没有。亲戚问他能不能在香港找到工作，他说他儿子也没法。我都放在了文章里。你去观察，你认为这个事情有意思，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有意思。这是要讲的。
付雁南：小林说的是采访中发现常被忽略的线索。特稿记者还有一个可能，是把自己生活里的事情写出来。比如包丽敏写《别了，土地》。我本人今年过年回家，是在陕西农村，我回家的时候把奶奶家过年所发生的事情，写的是农村，大家都知道农村空巢化等等，我就写过年呆的七天发现的。回来的人越来越少，本来很热闹的唱戏现在已经没有了，老人们担忧自己的未来会没有人回来，葬礼的时候会不太有人回来。我就把自己回家这七天的过程写成了稿子。这是特稿记者特有的，细节成稿的时候，真的很真实，而且能反映当下现实的角度。
主持人：那是不是大家生活的触角时时刻刻都是警惕的呢？
杨芳：刚开始好像是这样。最初工作的时候为了找线索，找采访对象，所有同学都会被你骚扰。后来大家有点怕。再后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自然而然地聊，大家闲聊，能聊出挺多故事和线索。
平时是有这个筋的，但刚开始没经验，经常找公务员同学吃饭问线索，后来他们有一段时间不愿意见我。后来不会了。有一年世界杯，我们部门觉得我们要有故事，后来杜老师有一天看到一帮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看世界杯，但是没有电视，只能看路过的广告牌，但没有声音。包丽敏写了《无声的世界杯》。有时候是这样，遇到大事，就会发现线索，宏观的背景下找到具体的具象。有时候是这样的。
主持人：刚刚说到，记者有一个天赋是讲故事。我们的读者看到也很想知道，写出特稿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现场能够说一说。
郭建光：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交朋友，我可以和他无话不谈，这个是天赋，没有人教会我。
徐百柯：他为了写深圳的码头工人和山西矿工，他真的下过井，真的在烈日下和工人待了很多天。建光的采访，年轻的记者特别佩服，同吃同住同劳动。
郭建光：我讲讲矿工吧。我是山西长大的，从小下过煤矿。这个线索是百柯发现的。他发了图片，我挺有感觉的。我04年做了一篇煤炭老板的暴富生态，写对煤矿的感觉，死人的时候是常见的。我也写过一篇，在想着，百柯给我的线索我去跑一趟，一定要下去，去体验一下大矿看看什么感觉。大矿特别安静，你水滴下来都会心惊肉跳，我搞了描述。后来我想，这个人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恐惧之中。
有个上海一个摄影师，从井里上来之后说了一句话：这是世界末日到了，我再也不想下去了。而他们每天都要面临这样的环境，矿工的生活挺可怜。大矿的安全系数高，但恐惧。小矿安全系数低，有两个可怕，一个是水，一个是瓦斯。山西在煤矿被挖了之后什么感觉，我一直想写。
你自己写出来的东西，都没法写完全你的感受。你让我现在下井，我绝对不去。我稿子里面有一个动作，咔嚓一声，他下意识地捂着耳朵。我也是这样。走到工作面的时候，也很恐怖。工作面不透气，人呼吸都很困难，配发的口罩如果带上根本没法工作，人是呼吸不上来的。
从玉华：我说下最倒霉的家庭。也是山西的故事。有两个孩子，大孩子是注射了假的乙脑疫苗，得了乙脑。小孩子是因为大孩子得了乙脑夫妇才生的，可是喝了三鹿奶粉之后得了结石。这是最普通的家庭，被两个魔鬼缠上了。当时采访的时候，线索非常简单，几百字，但几百字背后一定有故事，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接触这个家庭，走的很辛苦，我也没去过这个地方，全是灰、黑，下一场雨都是黑的。那个家庭就是窑洞，我跟他家女主人住一块。观察她，你会与女主人一起揉面、做馒头，她一边揉面，讲着讲着就会哭，忘了手上有面粉而去擦眼泪，你一下觉得，这些细节你闭上眼睛不用看笔记本就会深深记住。
你看这个孩子，看他们怎么生活，不用太多采访，什么东西都来了。女主人讲着讲着，会努力装作很坚强，讲得非常好。等到阳光来了，她靠在门上，就不由哭了，为什么每过一阵风，都会到我家里来呢。这是中国的悲剧缠上了普通的家庭。我到学校看了看，看孩子怎么跟同班去玩，因为弱智被欺负，看小儿子得了结实到处尿尿，提着他的摇车走一路尿一路，整个院子都是湿的。带着眼睛观察。
这个报道出来之后，他们会与我联系。因为这个报道提到了想去世博会，真的有人出钱帮他们去世博会。但因为事情敏感，政府限制了他，他没去成世博会。也有人捐款，他们的生活有一点点变化。今年春节的时候，他们发短信，说今天是正月十六，两个孩子上学了，他们很好，谢谢你。这是我今年最珍贵的短信。
为什么女记者会坚持这么长久？因为采访对象是会给你力量的。有时候生活很迷茫的时候，我的办法就是去到基层，接触我的采访对象，从他们那里得到最珍贵的道理。那种力量让你觉得你的职业是那么的有意思。采访对象延长我的生命体验，如果我能活60年，我的采访对象60岁，就让我体验了不同的人生，能活120岁。记录他们也在记录我自己。
付雁南：我讲一讲《为国家让路》。这篇给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采访过程，而是我家乡的事情。我家乡籍贯是陕西，爸妈77年第一届高考，分配到了河南，我在河南长大。这个老人因为丹江口水库的修建有了第一次移民。那个水库我去过好多次，中秋节或者其他时候也会开车过去旅游，我小时候对这个地方觉得很漂亮，很轻松，是让我玩的地方。没想过这个水库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我看到故事，非常震惊。当年水库修建，他们去了青海移民。回到了河南，他们去了湖北，活不下去了，又回来。第三次，南水北调的中线要通了，他们移到了新乡，也是比较偏的地方。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他已经搬家完，新家的条件真的不错。两层的洋楼，非常满足。他每次都会说，非常感恩，现在的政策真的很好，一切都很好，坐车就到了。第一次是在闷罐火车里，几天几夜到了兰州，然后去了青海。第一次、第二次很多同伴饿死了，或者死在逃回来的路上。他有几个小孩都是死在青海或其他地方。
他讲的时候很平静。有一次从湖北逃回来，有人觉得你占了口粮没有劳动，他最后使了小计策，把档案要回来，然后就想办法逃回了家里，虽然永远被淹了。他被迫在家的另外一个地方修了茅草屋。很苦，但现在聊的时候很轻松。他讲起这一切，不是忆苦思甜的哀伤，而是很自豪。说我自己当年为国家做过很多贡献。这次移民他也自觉主动很多，他收拾东西的时候，一些人要带很多东西。他说这些不要，要轻装上阵，不要给国家负担。
当国家决策做出的时候，对普通人会有什么影响？他的命运很极端，但是是很好的镜像，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政策对人的影响。对于我，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我小时候玩的地方，对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让我重新反思，让我看看本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
林衍：有一篇是《共产主义大楼》。写的是50年代末建的大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建的。每一户没有厨房，按共产主义设计的，楼里的设计的幼儿园、高中、俱乐部，认为楼里可以解决一切生活，现在三栋楼只剩下一栋。吸引我的，是因为我的高中是在我楼后面上的，但我不知道。
50年代末，这个楼在广渠门，当时是荒菜地，我有一个印象，有个好朋友住在楼里，你说旧，很旧，但很大，也是苏联的状态，大厅里面有红柱子，我很好奇，这么旧的楼为什么长这样。别人说这个楼挺好的。我只是好奇，它不是筒子楼，也不是商品楼。
后来聊起的时候，发现有三个共产主义大楼。我找了好朋友，通过他我去了他们家，后来发现这个楼真的有故事，这个厨房最有特点，没有厨房，有的是公共厨房，但现在公共厨房几乎没人用。
刚开始，每人轮流做值日，而现在进入转型期，出现一个问题。原来的公共电表没了，变成每一户一个电表。当时两居室可能是两户人家建的，大户里的大间、小间，每一户的电表都扣的紧紧的，我问为什么不用了。有人说，一些人把洗衣机都往公共空间里面推，个人用的电让大家平分。于是互相之前有了提防。这是有意思的时代变迁，往大了说，是乌托邦的变化，小了说是这些人的命运。
这些人，有的是同仁医院的院长，有的是厂长，当年风光一时的人。现在有的人搬走了，有的人是希望搬迁的。我跟一个老厂长聊了很久，他非常笃定地信任会共产主义社会，当时就拿平房换了共产主义大楼里。他非常老实，没有赶上致富潮。后来有一次出差去了法国，再也不出差了，说他不能信资本主义，因为他觉得法国挺好的。
我在里面观察一切一切的细节。要打开五官采访，走进厨房有点走不动了，是脚被黏住了，地上有蟑螂，好多年没有清理。一个九层的楼是奥运会的时候刷的，两边多了无障碍通道，装了老人的轮椅，因为里面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当年搬来的也搬不到里面。隔壁的楼叫富贵园，一街之隔，租金差得特别多。我搜了很多建共产主义大楼的原因，其中一栋说要拆，一栋拆不动，它在金融街后面，原来有几百人，现在三十多户，没有灯了。我找到几位不搬的，说为什么要拆，有人说是危楼，有的人说是金融街要北扩。
后来顺着线索找，发现一个中央美院的做毕业设计的学生。他说想把这个楼改造成给蚁族的楼，也许能给弱势群体住。这个毕业设计每个学生都能得奖，而他是三等奖，一个安慰奖。一等奖是对国贸四期的设计，他说，我那个沙盘在国贸旁边是个小蚂蚁。一切的反差都在里面，印象深刻，你在写这个楼，有时代意象在里面，你聊到的所有的楼是有时代意义的。
我跟里面的大妈聊天，有抱怨、有牢骚，在感慨。为什么这个楼没人修，也没物业，从来没人修但租金从4块多涨到100多块，好像华国锋的时代降了。我问他为什么降，她说我怎么知道，现在为什么涨了物价呢？这样的对话放在了特稿里。
杨芳：我写了一个革命年代的爱情故事。男方已经去世了，老太太基本上不能接受采访，见面了，聊了一两句。看看回忆录、视频，有点类似资料写作。
我们现在想起红色、革命，有不知道怎么说的感觉。那个特殊年代产生的爱情，还真的像《潜伏》，为了革命走到了一起，给敌台发电波，最后假戏真做，结婚了。两个人分离过八年，我文章里也说了，他们非常激动，但没什么话说，男方问女方我能抽根烟吗，女方说我也抽，其实他不抽。后来稍微大了，会吵架。男的是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正部长是江泽民，他们一吵架，就常来劝架。这是花絮。
特殊年代培养出的感情，真的挺感动的。这个老太太其实是很强势的女的，脾气大的。老的时候天天种月季花，买的红色还是粉色的，后来老太太说喜欢黄色，有时候说要新鲜的，把刺拔了，带着露珠送给老婆。我觉得挺感动的，虽然带了背景在里面。我觉得比电影有意思，电影高大全的，这个更浪漫。
读者提问：国内的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是不如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之类的报纸。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内媒体独立性不够，但是作为中国青年报，咱们冰点的团队，作为主编，对这一点有什么好一点的改变或者建议？毕竟我们媒体从业者应该对新闻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媒体提倡走转改，冰点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从一方面来看，走转改，是不是也体现了这个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原来提倡主流的，在党的立场上提倡主流报道。现在走转改，让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能够提到了媒体。但这又产生很多问题，走基层、改作风，是不是有点太煽动性了？比如说到基层，报道小事，毕竟在一个立场上，我们如何谈正义、悲悯、理性，做一个笃定的观察者，而不是中宣部让我们走转改、我们就走转改？
第三个想问问付雁南小姐。你看到了积极的方面，老者过得幸福，但是我看到的，他们与周围环境的不和谐，有矛盾，冲突，他们自己内心很孤独。我们可能为了大部分利益，牺牲了少部分的利益，来缓解全国人民的利益。从你们看，或者从管理者看，仅仅是一个素质，或者是大部分人、小部分人，但我们身边的人，事情可能影响了整体，这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虽然说为了大部分人牺牲了小部分人，你报道看到了一方面。我不否认报道会参杂个人情感，这一点是不是跟新闻的中立性有一点矛盾？我们参杂太多个人的东西，就成为新新闻主义者？甚至产生了黄色新闻的东西？
徐百柯：前两个都是特别重大的问题，基本和日常的新闻操作没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随着国家的发展，不管是软实力还是外宣，新闻媒体当然要承担责任。对于一线的新闻记者、编辑，最应该做的，要提供真实、优质的新闻，当所有采编人员都这样做的时候，外宣会真实而有力量。当然高层决策与一线会有差距。我希望一线的采编人员做到，第一真实，第二关切同胞的命运，说出真实采访到的故事和新闻信息。
第二个，走转改有很多具体的安排，对于冰点的理解来说，我们一直是按照我们认可的文风去写作、认可的态度去采访。对于我们的理解里面，所谓的主流新闻或是主流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试图去关注的价值。我们关注普通人能不能有价值地生活，我们的定义里面，这就是主流报道。走转改、弘扬主流价值观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怎么从技术上完善我们的追求，在采访中真正体现我们同胞的命运。不同的媒体、不同的部门对走转改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冰点是这么理解自己的新闻的。
付雁南：我理解一下，你的问题是两个方面。谢谢你告诉我他们的生活情况，对于他们后来能否融入，我没有了解到后来的事情。个体的命运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我觉得，他现在的搬迁和前两次是统一的，稿子的立场是一致的。有机会希望能再补上一篇。
关于记者主观性会不会影响新闻的客观，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篇里适用性不是很高。因为毕竟是讲一个人的故事，我个人的主观不能改变故事。我有另外一篇叫做《柠檬水起义》，说的是美国女孩去卖柠檬水，“城管”不让她卖了，旁边有一个反政府者问凭什么不让我们买柠檬水？市长道歉，希望了结，但反政府者不希望了结，在脸书上发起活动示威。但最后，没有几个人来示威。
现在，反政府者很郁闷。但小女孩和家庭觉得很幸福，因为又可以卖柠檬水了。市长也很高兴，因为市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小女孩也可以卖柠檬水了。
在这篇的处理上，每一方我们都有采访到，包括每一方的行动和他们的理解。当事情有参与者，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在坚持新闻客观性的路上努力。
读者提问：大家是在用很真挚的感受来写作。我的困惑就是，在这么投入感情去写，我们也会有无力感。作为记者，小熊的故事、没办法去世博会、下井的感受，你们是怎么处置内心的正义良知悲悯与无力感的感受？
第二个，我看了台湾的大江大海，感觉和我们冰点类似，从人的主观的经历看历史，有血有肉。我想和你们探讨的是，在我们战胜者这一方，有没有做我们战胜者版本的1949东西？
从玉华：这位读者确实很理解冰点，对我们的定位和价值观理解得非常透彻。我们也觉得，龙应台的写作方式很特稿化，甚至我们也把她作为我们的范本。
无力感，确实是这样，有时候我不想接触采访对象了，因为没办法再帮助她。我知道我不能改变她。有时候是一锤子买卖，但是没办法，这是我的职业，只能往前走。有时候会改变她的命运，有时候不会，更多时候不会。记者是很微小的分子，我也不知道我凭着什么在做，我个人说，你接触他们，接触鲜活的东西，会觉得你得到了你已经遗失掉的力量。从社会的角度讲，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很无力。
龙应台写得非常好，包丽敏最先看的，我们就去香港买了一堆回来。如果我们写另外一个胜利方的《大江大海》，会非常得动人。但这样的书写不如做一些个人史，这要由一个有经历的家庭去完成，可能不是由记者去完成。我们有余力和兴趣可以采访很多人，用文本来完成胜利方的个人史的记录。更多的，是在民间。文本不重要，你的感情、你真实记录下你的历史，这是最珍贵的。
如果我的家庭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留下这一笔。龙应台非常感人，她写她的父母觉得是行道树，我也会，每一棵树都是一个个体，你往前走，它在穿行，你看它走，没法改变。就像巴达克说一样，他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记录者。
郭建光：我有话要说。我写过一篇文章，怎么消除我的无力感，一个记者也是公民，我们记录社会的同时也要担起公民责任。有人说，有些机构越来越无耻；我说，是不是我们越来越无能了，因为有人不做了，我们才无力。如果我们仅仅是一个记录着，而不是公民，永远无力感。我07年进入冰点，老杜讲了理性和建设性，如果我们报纸用理性的态度发挥建设性，这种无力感就会消除掉。
徐百柯：关于龙应台，我补充两句。冰点06年发过好多龙应台的文章，像一个主席的三鞠躬、文化是什么、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大江大海这本书写作非常棒，我愿意转达几位本人认识的台湾很优秀写作者包括大陆思想界的老师，都提到过对龙应台这本书的批评，具体的你可以在网上看到，我本人部分认同这种批评。尤其是胜利者和战败者的问题，当战败者的悲情意识越过个人以后，会对写作产生一种偏向，这个偏向值得警惕，这也是说为什么对写作更有细腻的要求来看，另外一本书没有这种偏向。我推荐你看一篇文章，中国青年报卢跃刚，原来冰点的资深编辑，他写作一篇致龙应台的公开信，到底谁是胜利者谁是战败者，这相当有见地和分析。看一下，结合龙应台的书看一下，作为读者，会有更多进入历史情境的感觉。
读者提问：我自己是一个媒体人，在网络当策划编辑。第一，郭老师，我看过之前看过《码头春秋》，他一点新闻性都没有，你怎么抓到他的？
第二个，你们有没有自己觉得不够过关或者当时被毙的稿子？
第三个，我分享我的一个观察，我看过的是《永不抵达的列车》、《共产主义大楼》等几篇。但在我看来，《永不抵达的列车》没有其他文本有深入性，故事性反而是差的。但给我的感觉，他的评论数、转发数是最高的。你们是怎么理解新闻性文本和故事性的关系呢？
郭建光：码头春秋，最早是从微博看到的。深圳一个记者拍了一组图片，下面有一个文字，这个人背了多少砖头，后来我经过计算，这个数字有点夸大了。其实码头春秋想写一个深圳背后的故事，深圳是由这些人一砖一瓦起来的，但这也是被我们忽略的故事。
徐百柯：其实被毙掉的这种稿子不多。周刊的选题是经过比较细致的思考以后的，不是必须在第二天之后做出反映。选题本身如果编辑会派出去，是经过初步思考的检验，和你作为编辑经验型的检验。如果采访到位的话，是能出来的。当然肯定有来稿子的时候不断一稿、二稿，会因为需要补充采访的，或者写作打磨的，需要往后推，这是很多的。一个题目最后完全没做出来，这在冰点上不是很多。
第三个，确实很多人很关注永不抵达的列车，我们内部也很喜欢，我们编辑这本书，首先也把这个作为特稿选集的标题。赵涵漠在德国短期的媒体培训，所以这一次不能来参加这次的场合。
您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和我们内部不太一样，我们认为这篇在故事性上相当出色，它的写作和故事的切入，选择这两个年轻的大学生作为切入，723事故三天及时的采访，我们认为故事性是非常充分的。为什么传播转载广，我想这个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它文本质量是很高的，我们也讨论过传播面为什么会成为这几年最广的稿件，毫无疑问是和721动车事件相关。包括采访、写作、和采访对象的情感交流。
冰点的定位是新闻周刊，进行的是非虚构写作或者是文学创作甚至报告文学。我们是新闻文本的写作。所以说冰点的报道因为重大的新闻事件作为背景，当然传播很广。包括在地震里面传播很广，世界杯的时候稿子天然地和大的新闻事件的关联，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反差，本身的质量和传播效应恰恰成正比。可能是不同的读者面对的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个意见我们内部讨论过，从文本质量上是有一个共识的。
读者提问：第一个我想问问冰点特稿长期的生命力。现在读者更多愿意读短、快、读图时代，冰点一篇特稿8000多字，在遇到媒介变迁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这种文本体裁和表现形式？我们看人民日报，只有研究报纸的去看，会不会未来只有研究新闻写作的人去看冰点而不是普通读者？
第二个是冰点团队的。他周刊四版，包括杨芳师姐负责探索，整个冰点的气质不限于特稿，怎么把普通的东西作为整体，是怎么样的策划和定位？
徐百柯：我们现在一定会把特稿，无论从文本还是价值追求会坚持下去，这个毫无问题。恰恰，我们从其他方面适应读者、读图需求，会把这些东西分散到其他版面上。特稿我们会坚持下去，其他三个版可能诸位会看到一版有四个大图片，我们把特稿放在了四版，努力做到周刊的形态。
事件观想区别于时评，想尝试以特稿见长的团队能不能写出不同于时评的评论；下面是四栏的大图，毕竟媒体发展到现在，对于图的要求会很强烈，一周给读者提供有冲击力、内涵的照片。剩下是一版的主打，定位和特稿不一样，时效性来说，会把这一周最有时效性、新闻性的题目放在一版处理。
人物版有传统，写一些非常静态的人物，体现了我们看重的价值，比如前期的，杜涌涛具体编人物版的时候，两个字，做公民。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04-06年，那两三年几乎中国所有在整个领域的新闻人物都能在冰点人物上看到，一方面可能相对静态，灌注我们的价值；另一方面会关注贴近新闻走的人物，如带着外公游世界，和我们的周期能配上，我们就去采访。
探索版，冰点探索目前是中国青年报唯一一个专门的科学版面，我们有教育科学部，但是是综合性的，既有教育也有科学，纯粹的科学版面就是冰点探索，这个设定从04年冰点周刊成立就想的很清楚，公民社会和启蒙，科学素养特别需要推广，在冰点所珍视的价值里面，自由尊严包容，科学是我们应该作为时代的价值观，应该有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就是冰点为什么坚持把探索版做下来。
探索版有两条路，关注民生性的新闻，2010年冰点有一个正常报道的却几乎是影响力最大的报道，地沟油，我们也发过黑心仓、奶粉，贴近民生的。我们也特别愿意关切国际科学最前沿的研究。长期看冰点探索，会看到上帝粒子，有可能发现癌症的干细胞，是研究，不是资讯，我们会用三四千字进行详细的呈现。确实冰点有很多记者的外语能力和科学素养都非常棒，可以和世界一线的科学家进行采访，当然没有到可以进行科学对话，我们可以采访最一流的科学家，长期关注的话，这个版面是非常有意思的版面。一种是很相关的，一种是很前沿的报道。这三个版和最悠久的特稿版的搭配，希望能给读者呈现，我的各种阅读兴趣都能得到满足。
林衍：关于故事长会不会消亡，我问了明镜主编，他说不是文章长，而是你故事说的不够好。信息是消除不确定的过程，共产主义大楼的例子，我简讯告诉你五十年代的共产主义大楼建成了，我告诉你我能讲楼里半个世纪的变迁，消除不确定性的过程还是存在的。怎么呈现是一个技术性环节。我认为不见得8000字是讲故事的合适的字数，在于这个故事是不是适合讲，如果适合15000字就是15000字，当然版面本身是个限制，把故事讲好是一个技术，是最好呈现的状态。
杨芳：其实我们有困惑，大冰是不是太长了。这对于我们记者要求更高，你的题目和第一句话是不是让读者爱看。微博140字，像李承鹏的长微博我挺爱看的，品牌效应问题。你要写的好，题材要写得好。
探索版，我们有四个版面，但整体气质是一样的。讲科学不完全是数字公式，更深层次是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具体到版面上有呈现的方式。如地理大发现是赵涵漠写的，他们一点点奋斗，发明第一例手术的过程，本身是宣传科学的过程，还有科学方法、科学逻辑，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没有科学的角度和头脑来看这个世界，逻辑是有问题。探索版和其他版面关注的方面不一样，但整体气质是一样的，从小故事中来传道。
读者提问：记者是社会的显微镜，能关注身旁细小的东西，但是你们会遇到各个阻碍。可能会遇到拒绝采访，你们是否能凭借良心和热情披露出来，像娱乐新闻那样让大家都能知道。这样需要勇气。
郭建光：做记者第一是需要勇气，第二是需要技巧，最主要的是技巧。最掌握东西的不一定在政府部门，你要能把知情人挖出来就可以了。你采访政府部门，从稿子来说，是求证这个信息，不影响客观性的平衡。这死了10个人，我问政府，他说是真是假，但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主持人：其实今天冰点团队的话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位神秘嘉宾来到了现场。
包丽敏：我今天本来和张伟一块过来给冰点助阵，结果他没来，昨天加班到今天早上五点。你们讲了半小时，他说他刚睡醒，我不多说什么了，我特别为冰点的团队自豪，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来冰点做啦啦队的原因。
读者提问：能问最后一个问题？我这个问题可能是替我姐姐问的。她在一家报社做深度报道，但他们要办一家新的报纸，所以很多优秀的从业者被调走了。出于家远近原因，我姐姐拒绝了这个邀请，令她心痛的是，原来团队的自豪感不见了，由一个团队调入了另一个支离破碎的团队。
她说她对同事大哭，因为现在的领导在报纸深度报道发刊前一天晚上，甚至不知道她要做的主题是什么。她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工作，后方被掏空了。各位女记者、女老师，怎样处理工作、生活和年龄——因为她想到北京来投靠一个好团队——还有对家庭的责任感，身处漩涡的时候怎么样走出困境？作为记者家属，一方面要在家人面前特别坚强，一方面又要想追求一点点的新闻理想来支撑自己，但有很多矛盾。
从玉华：我正好是漩涡当中的。矛盾问题，年龄问题，是一个火山口中的人物。当记者是很个性的选择，愿意当多久、能够当多久、做到什么程度不完全是你的上司、你的同事能决定的，有时候是你个性能决定的，是很个性的选择。有一些记者可以延续一辈子，当了房地产老板也有记者的基因在，确实跟个性有关。我愿意在这个行业这么久，我就是这么个个性，愿意去看看别人的生活怎么样，从60岁的生命变成300岁的生命。
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你没法去前线。当家里危机的时候，你得做一些妥协。但是冰点是很有力量的团队，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把很不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有时候不会向家里人示弱，会向团队示弱，告诉大家得对我加油了。包括我们团队的人说她失恋了，我们就会给她放假，在这个地方，能够告诉他们我失恋了、家里出问题了。
这个地方当然不是薪水很高，也不是上升空间很宽广的地方，是一个很安静、纯粹的地方。喜欢就待着，至于你说的困扰，最近王安忆发了一段大学毕业词，说，我们要离所谓主流的东西远一点，有自己的孤立的一面，享受自己孤立的一面，更明白自己是谁，坚持做自己的时间久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