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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文道合一的百代文宗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帝国宰相，被尊称为荆公，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擅长诗词，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作品存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处奔走可谓见多识广，在这期间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
王安石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过较好的教育。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不仅简明扼要地说出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而且表现出他变法的巨大勇气，成为许多改革者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变法过程中矢志不渝。
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由于宋朝的国策是以文制武，重文轻武，“誓不杀士大夫”，以至于整个王朝“文化人”很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非常繁荣。
王安石生活在宋朝的鼎盛时期，于1042年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步入官场。依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天下的宋太祖为保赵家天下久长，杯酒释兵权，任命文臣担任知州。在大环境下，武人退出宋朝历史的主旋律。
宋朝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享乐的思潮，文臣大量买地，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宋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田地”的口号，表明土地高度集中。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
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开始重用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推行改革，王安石推行的是一种先予后取的扩张性财税金融政策。他变法的核心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同时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其政治变法对宋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在1000年前差一点把中国带入资本主义社会，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吴慧先生把王安石与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明代的张居正称为古代的六大经济改革家。
变法失败的必然因素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王安石的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变法还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由于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在司马光当政时，新法最终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王安石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变革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直接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
文道合一的百代文宗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其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精神。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王安石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纵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王安石：另类得出类拔萃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被封荆国公，谥“文”，世人皆称其为“王荆公”、“王文公”；又因其家乡在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而被称“临川先生”。
自北宋以来，对王安石褒之者少、毁之者多。一直到了现代，棺木中的王安石才算稍得以出头翻身，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尽扫几百年来对王安石的指责，其缺点也开始闪光。
其实评价一个人大概无非三条：道德人品、能耐学识、政治建树。至于性格习惯、处事方式等，只不过是末节。
王安石在上述三方面都是另类，另类得出类拔萃！
在道德人品上，王安石可谓处于两个极端。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王安石都扯不上干系，就是宋代士子们视为寻常事的纳妾风气王安石也从不感兴趣，居官一生从无明暗二奶。
他看不起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先驱与同僚的施政能力。对于政治信仰，老王的做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掌权之后竟然发展到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的论点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之一，大家应该熟悉他的名言：“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其政治道德也是如此：21岁考中进士时，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坚决谢绝朝廷把他召入中央重用的任命，可见他不是什么官迷。
但老王的刚愎自用方面也确实冠绝当时，天下之大，王安石大概只相信自己，并且在政见上排除异己——顺我者，小人也昌；不从者，君子也亡。古时候朝廷设置的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
其能耐学识方面，同代及后人从无异议，王安石自己也颇为自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
据说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就会毫不客气地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被噎之人无话可说，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览群书。
在诗词造诣上，王安石以博观多取、擅长工巧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与苏东坡、黄庭坚鼎足而三，达到了宋诗艺术发展的顶峰。
连神宗皇帝都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第一家”，他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承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王安石的政治建树不必繁述，不管他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碰得如何头破血流，那种不择手段的坚定执著实在令人佩服，最起码王安石没有明哲保身做领导的传声筒，不担心触动什么权贵。此外，王安石也没有睁只眼闭只眼地姑息养奸，更没有声称贪腐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假如没有了这种敢作敢为的另类，无尽的黑暗怎会看到哪怕一线光明？敢为人先，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思想人品到政治抱负都异乎寻常的怪人，却遭到了主张革新的苏洵的嗤之以鼻。而实际上二人接触得并不多，老苏步入北宋官场时王安石并未得势。王安石在嘉祐四年（1059年）被召用为朝廷的三司度支判官，且所上“万言书”仁宗皇帝也就是看了看，然后放在了一边，六年后被迁知制诰，不到两年便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
粗看老苏的骂活《辩奸论》，竟像是因为王安石不注意个人仪表及卫生而开火的：“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老苏倒不是凭空捏造，王安石不修边幅等恶习是众所周知的。
据说王安石从来不换长袍，有次朋友们趁他洗澡偷偷换了他的衣服，他竟然没有发觉身上的长袍被更新了。是否那些漂亮MM因此而疏远这极不讲究的另类，以至于老王终生与二奶无缘？
看来也不是这样。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专门买了个侍妾进献给丈夫，晚上侍妾前来侍寝，老王惊问：“怎么回事？”得知该妇人因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她丈夫把她卖掉好凑足赔款后，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连老婆买人的钱也没让妇人的丈夫退还。
可见老王比大多数官员多一手：能顶得住封建统治阶级糖衣炮弹的轰击。
但这种生活上的不近人情，却被苏洵视作大奸之无比虚伪：“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不幸被老苏言中！生活上过于另类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老王就因此吃了暗亏。
王安石不仅衣着不讲究，吃饭更是马虎得让人难以置信。有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介甫是否最爱吃鹿肉丝？”王夫人大感意外：“不会呀，他这人向来不讲究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朋友解释：“他在吃饭时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王夫人有些明白了：“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摆在他正前面。”王夫人恍然大悟地说：“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第二天朋友依王夫人言就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在远处。结果发现王安石仍是吃靠近的那盘菜，竟然没注意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
据说此趣事被仁宗皇帝听说了，于是就决定在宫中搞一次现场测验。测验那天，皇帝让大家钓鱼娱乐，并把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了王安石面前的金盘子里。王安石大概不是垂钓迷，没等大家的垂钓战果摆上桌自己便开吃了，而且居然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全吞入肚内。谁知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在心不在焉之下也许误食一粒鱼饵，但哪会有人把那些鱼饵全部吃完的？”
由此竟造成仁宗皇帝再也不喜欢王安石了，这也叫另类的“自食其果”喽。
宋时人们一般把宰相尊称为“相公”，宋代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中有篇故事叫《拗相公》，说的就是王安石。一个“拗”字，的确以最简洁的汉字概括了王安石的另类的性格，甚至另类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