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 革 与 困 境
——福建高考语文命题检讨
陆敏
（福建教育学院基础教育命题研究中心，厦门361009）
摘要：2004年来福建高考语文试卷由本省自行命题。七年来，福建省在命题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侧重从删减语文基础知识选择题、增加文化经典和文学名著阅读试题、高考作文的命题和评卷几方面进行反思，力求正视出现的困境，分析存在的问题，权衡改革的利弊取舍，希冀能使今后的命题工作得以健康发展。
关键词：福建高考语文；命题；改革与困境
2004年以来，福建高考语文试卷由本省自行命题，至今已经七年。
从2004年开始的福建高考语文自行命题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其一，2003年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正式出版，从2006年秋季起，福建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开始实施新课程标准。新课程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促进了高中语文课程改革，也为高考语文命题改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良好契机。
其二，长期以来，福建语文界的专家、学者对全国高考的体制及命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孙绍振教授发表《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等文章，对客观化、标准化命题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潘新和教授提出“坚持生本化、素养化、表现化命题方向”以及之后出版的专著《语文高考：反思与重构》，都对福建高考语文自行命题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三，2004年12月,“孙绍振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暨‘闽派语文’论坛第一届年会”在厦门召开。年会由孙绍振起草“宣言”,提出“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的“闽派语文”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去蔽”精神，促成了自行命题的一系列改革。
七年来，福建高考语文命题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体现了这样的总体趋势：从以知识为主的命题向以素养为主的命题转变，逐步形成重视文化、强调阅读的命题追求与特色。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甚至陷入两难困境。
本文侧重于对福建高考语文自行命题改革的反思，力求正视出现的困境，分析存在的问题，权衡改革的利弊取舍，希冀能使今后的命题工作得以健康发展。之所以称为“检讨”，主要是想表达作为一名曾参与这项工作的普通教师，“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之后的戚戚之感，并没有其它的意思。
一、删减语文基础知识试题
先从2005年说起。
2005年福建高考语文命题的最大变化是删除了数年来出现在第Ⅰ卷中的6道语文基础知识选择题，并在作文等试题的赋分上作了调整。删除6道语文基础知识选择题的做法引发了后来诸多议论。关于选择题的增删将在下文讨论，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删减语文基础知识试题的问题。
（一）为什么删减语基试题
首先，必须对高考有一个准确的认知。高考作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大学甄别和选拔出具有良好发展潜能的新生。一名具有良好发展潜能的大学新生，应该具备较为厚实的知识基础，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能将知识转化能力，形成素养，才是现代社会对人才的根本要求。语文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能否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良好的学科素养，形成阅读、写作的能力，才是良好发展潜能具备与否的关键，删减语基试题的改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删减语基试题并不是不考基础知识，而是将基础知识的考查融会于阅读、写作等运用实践的考查之中。一切知识只有化为经世致用的能力与素养，才具有价值意义，这是一条最为基本的知识。
就中学教育来说，中学为大学输送新生，高考在中学生中选拔人才，高考与中学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学教育。以往的语文高考试题主要以知识立意，人们理解的测量目标就是考生掌握了学科的哪些知识和基本技能。当前的高考则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和学科素养立意转移。高考的测量目标侧重于考生的能力和素养。这也与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是一致的。
其次，怎样看待语文基础知识体系。“近100年来,语文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无到有阶段,逐步淡化阶段和反思争论阶段。影响半个世纪的语文知识体系主要是‘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俗称‘八字宪法’,这个知识体系在实践中一直遭到人们的质疑与否定,从逐步淡化走向了反思重构的阶段。”[1]近百年来，我国高考语文试卷并不全然看重知识体系的考查，举两份试卷为证。
例一：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试验国文题[2]
民国二十一年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试验国文题(文法学院用)
一、把这首诗译成散文白话(自加新式标点符号)。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倾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二、下列各书是谁做的或编的?
文史通义 后汉书 论衡 说文解字 日知录 说苑 红楼梦 方言 文选 三国志
三、什么是“四书五经”?什么叫做“四部”?什么是“三通”?“唐宋八大家”是谁?
四、试举五部秦以前的书。
五、试举出下列各句中“之”字在文法上的区别：
1、学而时习之 2、先生将何之 3、之二虫又何知 4、南宫绦之妻之姑之丧
六、作文试题(选做一题)。
1、艺术与人生 2、科学与人生
例二：1954年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题
1954年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题共五道大题，全卷卷长约1000字左右。其中：
第一大题：作文，占总分数60%（以非理工农医类统计，下同）
第二大题：分析白话文语段的主要思想，占总分数10%
第三大题：给文言文语段加标点，占总分数8%
第四大题：填写成语、近义实词和虚词，占总分数12%
第五答题：作家作品知识问答，占总分数10%（报考理工农医者免答此题）
就语文知识体系的考查方面看，1949年以前的国文试卷因为现代语基知识体系正处在建构阶段而没有进入试卷；1949年至1965年的高考试卷中，以50年代中后期的试卷题量最多，但即使是这些年份的试卷，基础知识的考查也相对简略且并不注重体系的完备，这从1954年的试卷中就可以看出。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语文知识试题题量逐渐增加，直至1989年，试卷内容涉及到字、词、句、篇、语法、逻辑、修辞、文学常识。“非常明显，这一时期的语文知识试题已经形成包括现代汉语知识、逻辑知识、工具书使用知识、文言文基础知识、文体知识、文学知识、写作知识等相对完备的语文知识体系。”[3]我并不主张让语文试卷的命题回到1949年以前，但长期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高考国文试卷没有形成对语文基础知识的系统考查，对学科教育和高考的人才甄别和选拔也没有多大的不良影响，相反还产生了一批像钱钟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任继愈（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这样的文化大师，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思索。
我们当然不能无视语文基础知识的重要性，语文基础知识应当是中学语文教育十分重要的内容。但高考的功能并不是对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基础知识做系统清点。事实上，在高考语文中对基础知识进行系统考查的做法也并不一定就有利于中学语文教育。我在《语文：一个尚待修葺的民族文化家园》（2004年）一文中曾经这样说：
语文学科知识繁杂而又缺乏像数理化那样的严密体系，被戏称为“小百科”，在“3+X”的高考中语文学科虽与数学、英语并列，但受重视程度还不如理化史地，又被戏称为“大副科”。在教育的竞争主要是考试竞争的今天，语文教师早已失去老夫子当年“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儒雅，忙着知识点的清点、肢解和题海战术，以己之短与人之长相较量，甚至泯灭了学科自身的文化特色。
作为中学语文教学导向的语文高考，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命题中的文化含量，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高中语文本应该体现“文学味”、“文化味”、“学术味”，高年级还带有大学预科的特点，而恰在这时高考却和盘托出字音、字形、标点等基础知识逐一考查，因此受其他学科高难度学习的挤兑就在所难免。同时，这种考试割裂了语文的原生形态，不但使高中语文教学深陷在死抠知识点的泥潭不能自拔，也使原本存在于原生形态中的文化遭受重创。这就好比一只蜈蚣，如果让它深究当左边第一条腿迈出的时候，右边第七条腿正在做什么运动，第十一条腿要如何操控，恐怕它连爬行都不会了。
另外，2005年高考自行命题中删减语基试题，也是对当时福建语文界“去蔽”要求的呼应。
2004年12月,“孙绍振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暨‘闽派语文’论坛第一届年会”在厦门召开。在这之前，2004年11月4日《厦门晚报》刊登《孙绍振与记者的对话》。孙绍振教授说：“语文试卷里的作文和知识题，知识部分占的分太多，本末倒置，违背了课程标准。60%是知识题，20－30%是能力题，把语文当知识是一个很大的谬误。”其后召开的“闽派语文”论坛年会上，高考自行命题成为议论的热点，年会由孙绍振起草“宣言”,提出“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的“闽派语文”精神，并以“去蔽”作为“闽派语文”根本精神，促成了2005年我省高考语文命题的改革。
同时，2005年全国《考试大纲》的出台和福建高考自行命题规范管理的滞后，也为改革提供了契机。
与以往相比，2005年全国《考试大纲》出现四点变化：（1）取消考试内容中的“*”号；（2）取消了对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的统一要求；（3）取消了题型示例；（4）取消了各试题分值的统一规定。《考试大纲》这些变化的目的是让自主命题的省份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可以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对试题的内容、形式和试卷结构在《考试大纲》明确的范围内进行调整。而其时，福建省的考试管理机构尚未成立，有关的自行命题的管理细则尚未出台（《福建省高考命题工作实施细则》，2006年6月出台，2006年起才有规范的《福建省高考语文科考试说明》）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下放的高考命题自主权便主要的直接落在高考命题组上。高考命题组出于对改革的思考和对“去蔽”精神的呼应，对高考语文试卷“减肥”，在2005年的语文试卷中删减了6道语文基础知识题。
（二）中学语文界的困惑
问题出现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中学语文界对删减语基试题产生了困惑：语基试题删减后，还要不要像以往那样重视语基教学？2005年至今才五年多，中学生错别字现象严重、写作词汇贫乏、语病连篇累牍，中学教学中语基教学滑坡的现象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热议。
中学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又回过头来反映到语文高考上，我不知道高考命题中仍保留语基试题的省份情况如何，但在近年来的福建高考作文中，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明显下降，引发了普遍担忧。
（三）如何看待语基教学滑坡的现象
首先，还是如何界定高考的主要功能及其特性。
高考毕竟是大学招生考试而不是中学的学业水平考试，主要的是甄别考生的发展潜能而不是检测中学课程的达标情况，不能把大学招生的选拔考试混同于中学的学业水平考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学业水平考试的不健全，致使高考包揽了学业水平考试的全部内容。正因为如此，高考语文试卷以语文基础知识体系为体系，忙于知识点的清点，迷失了自我，对能力和素养的考查被削弱，导致在甄别发展潜能方面出现了功能性障碍，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高考侧重于能力和素养的考查，统一高考应当是这样，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更应当这样。看这几年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命题不循中学教学的旧路数而彰显出睿智，就可以看出大学招生在能力和素养方面的渴求。自行命题的高考依旧属于统一高考，当然不能够像自主招生考试那样特立独行，但至少应区别于学业水平考试，在甄别发展潜能方面有着自觉的意识。
其次，是如何看待高考对中学教育的“指挥棒”功能。
高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学教育的“指挥棒”，但并不是唯一的“指挥棒”。当前中学语基教学滑坡现象是应试教育背景下所产生的利益趋动效应，是把高考看作中学教育唯一“指挥棒”的后遗症。长期以来，中学教育不顾基础教育自身的目标要求，而是高考考什么中学就教什么，高考不考的内容即使是中学教育份内应该教的也可以全然不顾。语基教学方面就是如此。在我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前20多年里，中学教育对语基教学一直是常抓不懈的，从字、词、句、篇、语法、逻辑、修辞到文学常识的教学处处用心，不为其它，就因为高考要考；近年来因为高考删减了语基试题，语基教学便被打入“冷宫”，无论是作为单元检测的阶段考试还是作为新课程的模块考试，都削弱甚至不考基础知识的内容。打个比方，中学是“嫁女儿”，大学是“娶媳妇”，女儿不会西红柿炒蛋，做父母的不是检讨自己，而是责怪婆家相亲时没有考查西红柿炒蛋，这在逻辑上是何等的荒谬。
那么，如何改变当前语基教学滑坡的现象呢？
大学招生考试绝决不是一剂能包治百病的药方。语基教学滑坡的病根在中学教育中急功近利的应试倾向，也与新课标施行的滞后和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尚待健全有关，应该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施行新课程标准后的高考录取新生，采用“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三位一体）的录取标准，很好地兼顾了高考的选优拔萃与中学教育的注重基础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是对考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综合素养的全面考核。然而在眼下，中学学业水平考试（包括模块考试和学科会考），从命题、考试的组织管理到成绩的评定，都还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录取中的权重也未能得以应有体现。在因为如此才，有人呼吁大学招生考试去完成中学教育没能很好地去履行的职责。把本应是学业水平考试所必须做的事情推诿给大学招生考试，这起码是责任意识的错位。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在中学教学中予以重视，学业水平考试应能体现应有的功能并在高考录取中具有权威性，体现它的权重。
然而，在应试主义和唯高考是从的现实情境下，要做到这些又是何等的艰难！
二、删减标准化的选择题
我不赞成把高考的“简答题”称作“主观题”。“主观题”的概念是相对于“选择题”等客观性题型而言的。但高考作为大规模的教育考试，为了避免简答题的过度开放，不可能完全地主观化；在评卷中以点赋分，又使标准相对客观。本文把高考“简答题”称作“主观题”，是为了方便讨论它与“选择题”等客观性题型的异同。
（一）删减标准化选择题的初衷
2005年福建高考语文试卷删除了6道语基部分的选择题，选择题的题量从2004年的14题减少为8题，此后逐年减少为7题、6题，2010年又增加到11题（两道第13题分属于文学类、实用类文本阅读的选考部分，考生只需完成10道试题）。尤其是2005年大刀阔斧地删减选择题，受到了广泛关注。
孙绍振教授对标准化选择题持坚决的否定态度，曾于2001年、2003年先后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标准答案还是荒谬答案》、《标准化选择题即将终结》的文章。他指出，客观题、标准化，是从美国托福考试模式批发进来的。把问题简化到剩下四项选择，为了增加难度而设置干扰项，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掺和。这种试题往好里说是考核学生思维的精确度，往坏里说，是逼你钻牛角尖。干扰项造成了一种人为的难度，到了比较复杂的、富于人文精神的文学作品中，人为的难度就变成了人为的荒谬。我们上亿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在这种贫乏的思维模式中讨生活，想象的、修改和创造的自由不丧失殆尽才怪。这种从美国托福考试模式批发进来的标准化客观题、简陋的是非题模式被考试专家奉为神明，然而在美国人那里旧托福模式却已经面临寿终正寝。[4]
应当说，孙绍振对标准化选择题的阐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选择题的编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很有见地的，在当时就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一线语文教师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的福建高考语文命题对选择题做了删减。
（二）对选择题的否定之否定
孙绍振教授对选择题的否定，主要集中在旧托福的命题模式和背离人文精神的设题技巧上。如果要对孙绍振的看法作补充，那就是，标准化选择题还是科学主义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形成一股“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热潮。同时，作为计算机自动录入设备之一的光电阅读机(ＯＭＲ)也在国内问世，它的出现及应用解决了大规模数据录入问题。与这种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相适应，在高考命题中出现了标准化选择题的形式，引发了我国大规模教育考试管理的革命，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整个基础教育的“大变脸”，为应试主义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考试题中出现选择题始于1983年，在1990年代达到极致，其中1998年选择题多达27题。数目众多的选择题使试卷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可以按知识体系一一考查，使得语文考试陷入只见树叶（知识）不见森林（素养）的泥淖。选择题避免了评卷的主观误差，光电阅读机更减少了评卷的人工成本、提高了评卷效率。信息反馈是控制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选择题的形式运用到教学过程，减轻了教师批改作业的负担，也使反馈更为及时，一个教师两个教学班的试卷从批改到统计、分析，半个工作日就可完成。教师的解放又反过来增加学生的作业，学生课业负担由此而日益沉重，也正是从此开始，应试教育与科学主义思潮相结合而愈演愈烈。
但是，选择题也并不完全是洪水猛兽，与主观题相比较，选择题这类客观性题型也有它的长处。如：选择题的试题量较大，内容的覆盖面较广；考试内容领域样本代表性较好，且能够防止非测量目标因素（如写作能力）的影响；评分的误差小，如果试题设计越严谨，其结果的信度越高。[5]2005年大刀阔斧地删减选择题、增加主观题之后，教育部考试中心在对福建省高考语文试卷的评价报告中就指出：“主观试题的增多，从考试测量学来讲，对试卷的标准差、区分度、信度都可能带来影响，以致涉及考试的公平性问题。希望能够根据统计结果切实分析此种尝试的利弊。”
其实，主观题并不一定就好，客观题也不一定都是坏的。选择题能不能摆脱设置陷阱玩弄文字游戏那一套？能不能用来检测考生的文化储备状况和阅读理解能力以及在这基础上的学以致用的能力。不妨举几道选择题来作例证。
例一：2005年北京高考试题
戏剧与戏曲
前些年，流行“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说法；一是苏俄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是德国的布莱希特体系。一是中国的梅兰芬体系（或称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简单地说，所谓斯坦尼体系，指的是幕景化的、模拟现实场景的、创造生活幻觉的话剧表演体系；所谓布莱希特体系，指的是将舞台视为流动空间的、无场景无场次的、使演员与观众产生意识交流（即所谓演员与角色的“间离效果”），并带有某种哲理意味儿的戏剧体系。斯坦尼和布莱希特30年代在苏联都观看过梅兰芳的演出，不约而同地大为赞叹，都认为梅兰芳的表演可以印证他们各自的理论。后来，就有人称中国戏曲为“梅兰芳表演体系”。
实际上，斯坦尼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与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产物，三者并列，在理论上，逻辑上都不严密。如果要讲体系的话，那么中国戏曲是“神形兼备”（即写意）的戏剧表演体系。在世界戏剧史上，东西方古典戏剧（或传统戏剧）可以进行比较，但不宜将西方现代戏剧与中国传统戏剧加以类比。（本文引用时对阅读文本作了删节）
15．根据《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从表演体系来说，与其最为接近的一项是
A．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B．布莱希特体系。
C．梅兰芳体系。D．写意体系。
通过阅读可知，斯坦尼斯拉夫体系与布来希特体系的不同在于：是模拟现实场景还是无场景无场次，是演员融入角色之中（创造生活幻觉）还是演员与角色的“离间效果”。至于梅兰芳体系，当属于“神形兼备”（即写意）的戏剧表演体系。有关中国传统戏曲“写意”的表演特征（程式化、虚拟性），是高中学生应具备的文化知识（原高中课文：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而《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则是当代中学生课外所接触的，这些电视连续剧与斯坦尼斯拉夫体系最为接近，答案为A。对结论的推断由此（文本信息和考生的文化储备）及彼（试题中设置的问题），强调学以致用，文化积累和理解能力、推断能力是完成此题的基础，且选项语言简洁，语意明确，不以玩弄文字游戏迷惑考生为能事，是一道很朴实的题目。
例二：2008年福建高考试题
（福建卷第2题，文本略）
2.下面列举的现象，与文中“传承传统民间艺术”的主张不一致的一项是
A.在唐装中加入一些现代元素，使这种服装兼具古典韵味和现代气息。
B.研究和借鉴马家窑陶器的传统制作工艺，用以开发新的陶器产品。
C.把传统京剧《将相和》改编为西方话剧，增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D.春节时，用“福”字剪纸代替过去的门神，使传统的情感有所寄托。
《考试(高考语文版)》2008年第24期刊载的柯望《福建卷启示录》和《200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研究报告》一书都对这道试题给予肯定的评价。《200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研究报告》称这道题“颇有特殊的讨论价值”，并分析说：
这道题的“选项内容都是文章中的主张或原理的具体体现，其逻辑是：如果文中所说的原理或主张是正确的，那么这个选项的说法就是正确/错误的。……选项中的信息不是对某语句隐含信息的挖掘，而是文中所没有的信息，需利用文章中得到里进行推理判断。”“这种思路的命题虽然数量少，但是很有价值。这种命题思路强调了对文章的整体理解，强调了对文章的深入理解，非常接近阅读活动的真实目标；不仅能准确吸收信息，还要正确运用所吸收的信息。这对避免一般选择题容易导致的如割裂文本、设置不必要的陷阱、拼凑无效信息等弊病，都是具有启发性的。”[6]
其实，选择题具有考查阅读理解文章思路、内容要点、观点态度等诸方面的功能，对不同类别的文本也有不同的命制目标和设题形式。在这方面，2008年的广东卷第13题，2009年的山东卷第7题、天津卷第16题，2010年的安徽卷第2题、山东卷第7题、天津卷第7题、湖南卷第13题都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下面是本省的两道高考模拟试题：
例三：2009年厦门市适应性考试
（论说类文本阅读，文本略）
1．本文认为中国应当告别“举国体制”，以下不属于其依据的两项是
A．我国竞技体育一直实行传统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举国体制”，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耗资过大。
B．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中占用了大量资金，却又无法带动大众体育的发展，经济回报的可能性也等于零。
C．在这种体制下，普通公众对为金牌付出如此代价没有心理准备，当金牌达到一定的量后兴奋感必然会降低。
D．“举国体制”抑制体育产业的成长，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内需市场的启动，延缓了我国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
E．“举国体制”对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的垄断，使体育的商业价值都未能充分开发，体育产业的崛起受影响。
例四：2011年福建高考模拟卷
（论说类文本阅读，文本略）
11．下列材料用来充实本文“二度审美”的论述，不适合的一项是
A．波兰美学家英伽登认为，作品的意蕴是在读者的接受实践中生成的，因而“每一次新的阅读都会产生一部新的作品。”
B．鲁迅认为，文学评论“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容易近乎说梦的。”
C．声乐作品通过歌唱者的“二度创作”后传达给听众。即使是同一首歌，不同歌唱者和不同听众的都可能产生不同的美感体验。
D．林黛玉听《牡丹亭》的戏文后，联想起《西厢记》中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例三是以考查论据的形式，考查对文本论证过程的梳理，是对逻辑思路的把握；例四是以用材料充实文本论述的形式，考查对文本内容和选项内容的理解，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都侧重于对思维能力的考查。
总之，对选择题不能简单的一概否定。其一，在试卷中，只有保持客观题（如选择题）与主观题的适当比例，才能保证试卷的信度、区分度，又不至于影响对言语表达和人文素养的考查。其二，客观题的命制是一门科学，要探讨选择题等客观性题型的命制规律和学科特点，用高质量的试题来考查考生，让那些真正优秀的考生能够脱颖而出。
（三）选择题命制上的新困惑
也许正是基于对命题的深入反思，对选择题有了进一步的认知，2010年福建高考语文卷的选择题数量从2009年的6题增加到11题。
但新的困惑又接踵而来。
《福建省语文考试说明》在“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中明确全卷难度值应在0.6左右。当然，这是就整个试卷平均难度而言，我们不能要求整个试卷中的每个题目难度值都应是0.6，但一般认为题目的难度水平在0.40—0.70之间较为适宜。
经典测量学认为P=0.50最适当，难度系数为0.5时，考生成绩大致呈正态分布，试卷的标准差也相应大致达到最大，此时，考生成绩在平均分两侧的分布最分散。因此，依据考试成绩对考生进行选择决策时，发生决策误差的人数也会最少。难度系数越高，考生成绩越向高分一端集中，分布范围变小，因此，依据考试成绩对考生进行选择决策时，发生决策误差的人数也会增多。[7]
下面是2010年福建卷选择题得分情况的抽样数据[8]
2010年福建卷选择题得分情况（抽样数据）
题号 | 2 | 3 | 4 | 6（3） | 7 | 9（1） | 10 | 11 | 13甲 | 13乙 | 16（2） |
分值 | 3 | 3 | 3 | 2 | 5 | 3 | 3 | 3 | 5 | 5 | 2 |
均分 | 1.98 | 2.52 | 1.20 | 1.44 | 4.74 | 2.10 | 2.58 | 2.46 | 3.81 | 4.50 | 1.76 |
难度 | 0.66 | 0.84 | 0.40 | 0.72 | 0.95 | 0.70 | 0.86 | 0.82 | 0.76 | 0.90 | 0.88 |
（选择题总分：32；平均分：甲卷24.59，乙卷25.28；平均难度：甲卷0.77，乙卷0.79）
从抽样数据看：试卷中11道选择题，难度值在0.70以上的多达8题；其中第7题、第13乙题难度值在0.90以上，属于没有区分度的无效题。甲卷、乙卷选择题的平均难度分别为0.77、0.79，也大大超过了《考试说明》平均难度值应在0.6左右的要求，其结果必然造成考生成绩向高分段集中，分布范围变小，加大了高考录取中的决策误差。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教训值得记取：
第一，我们看不起选择题，对选择题的命制技术缺乏深入的研究，结果使得本来能起到有效控制试卷区分度的选择题却因为难度太低而降低了试卷的区分度。
第二，我们把选择题简单地看成就是设置干扰项和筛选、整合信息，思路单一，忽视了选择题在考查阅读理解文章思路、内容要点、观点态度等诸多方面的功能，忽视了对不同类别的文本有不同的命制目标和设题形式，因而影响了我们的命题质量。
第三，高考命题要切实加强阅读学和命题学的研究，尤其是大规模教育考试与文学院内某一课程的小规模考试不同，要认真研究它的特殊规律与命题要求。
三、增加文化经典阅读试题
2007年，福建高考语文增加文化经典、文学名著阅读的考查内容。这项考试改革既体现了语文教育界对教育现状的忧虑与反思，也反映了语文学科对学生文化、文学素养的要求，对改变教育现状、提高学生素质本应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但是这方面的考试从《考试说明》的拟订开始就先天不足，改革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一）缺乏充分论证的改革
高考语文试卷的命题，绝少圈定命题的选材范围（名句名篇默写例外）。因为有限的选材必然助长“围题”心理，考出来的将是“伪能力”。《考试说明》的初衷是以《教学大纲》推荐的课外阅读书籍作为考试范围，借高考促进学生的课外阅读，但是，恰恰是这种做法给“围题”者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高考拟题要回避这些“题山题海”也更为困难。高考命题要么与模拟试题“撞车”，要么就从各类模拟试题的“二手市场”中挑拣改造，拾人牙慧。
这一改革虽然在2006年的《考试说明》里就有了铺垫，但在实施之前缺乏充分的论证。缺乏充分论证的改革往往就是不成熟的，其表现在：
首先，《论语》《孟子》博大精深，从古至今，注疏文字、阐释经义的著作，可谓连篇累帙、积案盈箱，多不可纪数。从断句、词义到对其思想的理解，不同学者、不同版本的著作，可能就不相同。但是从2007年至今的《考试说明》从没有明确一个权威的、通行的、适合中学生学习的版本。
其次，《考试说明》对考生古代诗文阅读的要求是“能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论语》《孟子》属于先秦著作，先秦著作本就不尽浅易，符合“浅易”这个标准的文本材料也相对有限，还要能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有设题点，文本的长短也要适宜，这对高考命题的材料选择无疑是个难题。
第三，试题设计的形式：第（1）题为四选一的选择题，第（2）题为简答题。在相对短小的文本材料，要从理解思想文化方面的设计四个选项，从四个方面（角度）阐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这本就十分困难了，还要设计一道简答题，也是关于思想文化的内容。这就使得命题工作难上加难。
（二）命题的艰难与无奈
2007年和2008年因为第（1）题是考查文言翻译，不是从四个方面（角度）阐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只有第（2）题考查对内容的理解，因而命题相对容易。但2008年的第（2）题因考试文本的简短而缺乏前后语境，造成考生理解的困难，致使该题的难度值仅为0.37,与《考试说明》要求的0.6左右相距甚远。
2009年、2010年将第（1）题改为考查对文本内容理解的选择题后，问题就严重了。2009年福建省语文学科高考评价组在《语文学科命题质量分析报告》）中就指出；“命题的不足之处是，第（1）题的选择项对第（2）题有一定提示，学生直接从（1）中照抄其中一项就回答了（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要从思想内容方面设置四个选择项和一道简答题。一则短小的文本材料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设题点的，于是选择题的四个选项之间、选择题的选项与简答题的答案之间，互相提示就在所难免了。
问题还不仅仅这些。下面以2010年的文化经典阅读试题为例进行分析：
例五：2010年福建高考试题
9．阅读下面的《论语》、《孟子》选段。回答问题。
①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
②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之，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
（1）下列对选段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要想事业有成，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就必须勤奋学习，多闻多见，掌握丰富的知识。
B．儒家认为，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而且要对批评者心怀感激。
C．孟子引用子路、禹、舜的事迹，目的就是劝诫人们要勇于检讨自己的缺点，发现别人的优点。
D．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不仅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而且为求同存异，往往保留自己的观点。
（2）结合上面选段，谈谈你对“乐取于人以为善”这句话的看法。
答案：（1）D （2）我们要谦虚好学，择善而从，完善自己，还要乐于在现实生活中行善，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意思对即可）
下面是这类试题常有的几个问题：
1．选择题的选项与简答题的答案互相提示。
将选择题选项中的相关文字（“必须勤奋学习”，“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而且要对批评者心怀感激”，“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抄下来，就是第（2）题的答案了，而且还比较完善。所以有教师这样辅导学生：选择题做不来的时候看简答题，能够做简答题答案的选项可能就是选择题的正确选项；简答题做不来时看选择题，把符合简答题要求的选项内容抄下来重新组合后可能就是简答题的正确答案。
2．选择题四个选项的内容互相重复。
如：B项的“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C项的“勇于检讨自己的缺点，发现别人的优点”，D项的“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选择题的选项本应从不同角度设置不同内容，相同内容的重复使选项“同质化”了，颠来倒去说着基本相同的内容，还可能因此把考生弄糊涂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短小的文本材料缺乏多个不同角度的设题点。
3．以翻译代替对文本的理解。
在以往的试题（含省质检试题）这类问题比较突出。有的教师在指导文化经典阅读的复习时就告诉学生，不要以为题干说“对内容的理解”就真的是考理解，有的选项只是对原文的翻译，甚至不正确的选项就是因翻译错误而不正确的。（2010年的试题注意避免了这类现象，这里仅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备参考。）
4．以命题者的理解代替原义。
（1）“要想事业有成，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就必须……”。这样一个条件推论是原文所没有的，尤其是“事业有成”。把《论语·述而》中这一章的前后内容联系起来看，这里谈的并不是“事业”而是“做人”。
（2）“掌握丰富的知识”。孔子主张“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恐怕不仅是为了“掌握丰富的知识”。朱熹《论语集注》中解说道：“识，记也。所从不可不择，记则善恶皆当存之，以备参考。”钱穆《论语新解》说得更明白：“古人之嘉言懿行，良法美制，择而从之，谓传述。见指近，当身所见，是非善恶，默识在心，备参究。”都远不是“知识”所能概括的。
（3）“孟子引用子路、禹、舜的事迹，目的就是劝诫人们要勇于检讨自己的缺点，发现别人的优点。”命题者对孟子引用子路、禹、舜事迹的目的理解有误。查《孟子》原文，选段后面还有文字，选段全文如下（加下划线的语句在命题时被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之，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9]
孟子在称赞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勇于检讨自己的缺点）和禹“闻善言，则拜”（能发现别人的优点）之后，又说：“大舜有大焉。”可见孟子说这段话的主要目的在于称赞舜比子路、禹“大”的地方。舜“大”在哪里呢？命题时被删的“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句便是结语。（《辞海》对“与人为善”的解释是“《孟子·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原意与人同作好事。”）对“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句结语，杨伯峻《孟子译注》译为“所以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起行善。”《傅佩荣说孔孟论人生》译为“所以君子最高的楷模就是偕同别人一起行善。”应当说这才是孟子说这段话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劝诫人们要“与人为善”，即：偕同别人一起行善。而不是如选项C所表述的那样仅仅是“劝诫人们要勇于检讨自己的缺点，发现别人的优点”。
这样的理解也与朱熹《孟子集注》的阐释相合。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说：“此章言圣贤乐善之诚，初无彼此之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于己，在己者有以及于人。”（此章言圣贤乐善之诚，并无人我的区隔，所以，别人的善可以用来充实自己，而自己的善也可施予别人。）
命题的失误在于，先是为缩短文字篇幅而对原文粗暴地“断章”，然后再根据这“断章”来“取义”，造成了对文意的理解浅尝辄止，抓不住关键。
5．考查的不是对原著的理解而是对命题人的理解的理解。
这恐怕是这类文化经典阅读选择题最失败的地方了。对经典原著缺乏深入的领悟，以其昏昏，当然无法使人昭昭。四个选项把原著的思想内容肢解得七零八落，为了凑足四个选项而颠来倒去絮絮叨叨，考的不是对原作的理解，而是对命题人絮絮叨叨的理解。
在这里，我对命题人并没有任何微词，我深知命题的苦衷。我要说的是《考试说明》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预设的命题形式限制了命题人的聪明才智。《考试说明》先天不足，命题人只能在无奈中勉为其难。螺丝壳中做道场，能有什么作为？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文化经典阅读考查的命题，在我们之前台湾地区历年的大学入学学科能力测验都有这类试题，在我们之后2009年起浙江高考语文自行命题也增加了《论语》阅读考查的试题，这些都可供我们借鉴。
例六：2005年台湾地区大学学科能力测验
5.儒家着重德行、理想的追求，反对物质生活的耽溺，下列《论语》引文中，并非陈述此种意旨的选项是：
(A)君子忧道不忧贫
(B)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C)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D)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例七：2010年台湾地区大学学科能力测验
23．下列引用《论语》的文句诠释经典名篇的叙述，正确的选项是：
A．诸葛亮于《出师表》中，充分展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的行事态度
B．苏辙于《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表述基于“仕而优则学”的体悟，进京求师
C．韩愈《师说》中举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人为例，寓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意
D．苏轼《赤壁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心理，等同于“未知生，焉知死”的生死观
E．《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深知“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道理，故向郑伯委婉推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
同样是选择题，其取材范围和命题形式都比我们灵活得多，选项内容干净明朗，不像我们那么絮絮叨叨。
例八：2010年浙江高考试题：
24．《论语》对后人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请引用《论语》中与下面文字意思相仿的一句话，然后分析它们所表达的思想。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欧阳修《朋党论》）
浙江卷的试题结合考查了《论语》名句的默写，侧重于理解（意思相仿），拟题时要注意答案的唯一性；默写名句和分析思想这两小题之间关联性太大，意思相仿的名句找错了，分析表达的思想很可能也错，这是其不足。但是，考查对《论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的理解，并迁移用以分析欧阳修《朋党论》所表达的思想，设题思路开阔而不拘泥于对原著只言片语的拆解。
借鉴是必须的。只有通过借鉴取长补短才能产生高质量的试题。
四、增加文学名著阅读试题
（一）考什么的问题
2007年开始的文学名著阅读考查命题，也受到《考试说明》先天不足的影响。我曾在《我对福建高考语文经典名著阅读命题的忧虑与期待》（2007年）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摘抄如下：
这类试题从命题形式到考查内容都与提倡文学阅读、提高文化素养的初衷相去甚远。名为文学阅读，考的却是识记能力，与文学鉴赏无关，而且把活生生的文学大树删枝去叶，剩下枯死的主干，被学生戏称为“木乃伊”。
应当说，倡导经典名著阅读，在高考中渗透素质教育的内容，这一高考改革的理想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由于《考试说明》的制订者没能正确领会素质教育的要义与文学阅读的特征，依旧按照应试教育的旧思维来指导样题的命制，高考命题人员又依样画葫芦，缺乏应有的和允许的变通与创新，致使好端端地名著阅读考试就这么被“异化”了。当前中学校园里盛行记背小说梗概、不管小说内容的“买椟还珠”式的读书之风，此类试题是始作俑者。学子们计较的是诸如查理父亲的自杀与查理投奔葛朗台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觉慧给那个讨饭小孩的是两个银币还是半元银币等问题，因为这些很可能就是高考评卷设定的得分点。正如要灭杀美丽，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美丽打磨成利刃，让她自戕。以审美为特征的文学名著阅读正是以提倡文学阅读的名义给灭杀了！
我认为好的文学名著阅读试题应当具有如下的特点：
1．不要拿死记硬背来为难考生，但解答试题又必须以对原著的阅读、品味为基础，尤其要做到让那些只读情节梗概而不会鉴赏的考生没有优势。
2．要尊重读者的阅读主体性，从对文本的简单复述向鉴别、赏析和评价迁移，侧重考查对作品的感知力、想象力、审美力、批判力和创新精神。
3．要注重创造性阅读，破除文本至尊的思维模式和对标准诠释的迷信，强调理解的多种可能性，提倡独立思索，鼓励提出自己的看法与疑问。
4．要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倡导读者与作者、与文本，甚至与命题者之间的自由对话，引导考生联系更为广泛的阅读体验与生活实践，将阅读成果转化为经世致用的生命智慧，真正检验出考生的综合文化素养。
但是我省的文学名著阅读考查自2007年开始就拿死记硬背来为难考生，2008年虽一度出现理解、鉴赏类的试题，可是2009年以后又回到了识记上来。试卷中已有常见名句名篇的默写6分，加上文学名著的识记10分，识记占了16分之多。识记能力在语文素养和发展潜能中占有多大的比重，需在大学招生考试中如此重点突出？
我很欣赏葛兆光的《夜深还照读书窗》[10]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
“读书可分两种：伏案苦读细啃书，记得公式，背得数字，每到领悟处不禁长嘘一声，是书生苦事。这时犹如爬山，一山放过一山拦，攀登时想的是文凭、是课题、是职称，是经世致用，“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和“功名如探囊取物耳”是一回事，书中文字被读成肚里知识。品茗呷酒漫读书，心与书通，忘却经营生计、案牍文字，每到会心处不禁抚掌，是赏心乐事。这时虽人问书中所言何事均浑然忘却，但书中意味则如盐放水中，时时在心头提撕点拨，让人自省，催人自觉，于是书中文字化为心头素养。”
我们现在的考试是：书中意味、心头素养并不重要，关键倒在记住“书中所言何事”，美其名为文学名著阅读，表现出的却是反文学、反审美的倾向。
（二）怎么考的问题
问题出在“五选二”选择题的命题形式上。
第一，这类试题的每一选项信息芜杂，叙述冗长，违反了选择题的命题规律。如：
例九：2008年高考试题的A项（84字）
A.关羽身在曹营心怀故主，当他得知刘备的消息后，就决意要离开曹操，曹操设法挽留他，但关羽去意已定，把曹操送给他的金银财宝和汉寿亭侯的宫印一并送还。这就是“封金挂印”的故事。（《三国演义》）
例十：2009年高考试题的A项（94字）
A.赵云保护着麋夫人，阿斗突围，好不容易脱离危险，曹操的追兵又到了。赵云苦苦劝说受了重伤的麋夫人抱着阿斗上马，自己步行护卫。但为了让赵云全力保护刘备的骨肉，麋夫人把阿斗交给赵云，就拔剑自杀了。（《三国演义》）
例十一：2010年高考试题的B项（84字）
B．宝玉去探望生病的黛玉。黛玉看见通灵宝玉上面的字，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晴雯说这与黛玉项圈上的字是一对。宝玉果然看到金锁上刻着癞头和尚送的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红楼梦》）
最严重的是2008年省质检试题的E项，多达203字，被称为“史上最长的选择项”。
例十二：2008年省质检试题的E项（203字）
E．进来的是楼下营业部的主任，呵着腰，轻灵地蹑着脚尖快步跑到王和甫跟前，低声说道：“又是一注没有到期的定期存户要提存款。……他在底下吵了好半天了。该怎么办，请总经理吩咐罢!”
引发这次提款风潮的原因是，赵伯韬想把吴荪甫的企业吞掉，就利用吴荪甫资金短缺的机会，广布流言，说他组建的银行将不按时付息，鼓动大家去提款。吴荪甫贴出告示说，凡在半个月内要提取没到期的款子，可以特别通融，利息照日子算。提款风潮就这样平息了。(《子夜》)
选择题选项的信息应相对单一，文字应相对简短，这是选择题命题的基本规律。但是上面这些试题的选项信息芜杂，叙述冗长，都是在叙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每个选项都有数个信息点，看考生能否辨别正误。这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例如：A选项有①②③④⑤五个信息点，其中第⑤个信息点是命题所设置的错误信息，问考生A选项有没有错误。考生认为第①个信息点是错的而第⑤点没有错，因而判断A选项有错误。这时，考生是得分了，但不等于考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测试出来的结果是没有信度的，因而也就没有效度。
从托福试题到各学科高考试题，选择题的选项信息都相对单一，文字都相对简短。有没有选项很长的选择题呢？比如对几个作家的语言风格进行整体辨认的选择题，选项是作家作品里的一段话，选项文字就可以相对较长，而我们的文学名著阅读考查不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文学名著阅读考查的选择题难度太低，失去考试意义。
因为《考试说明》规定8部名著作为考试范围，要求考生去识记，再加上选项信息芜杂，叙述冗长，让考生勉为其难，于是就有意降低试题难度，又使这类考题成了低智题、送分题。如例十（2010年高考试题的B项）是个错误项，就错在“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项圈是黛玉的。这样的错误只要读过缩写版少年普及读物的学生就能够辨认出来，何需辛辛苦苦去阅读原著？
近三年的这道选择题，难度值统计：2008年难度值0.93（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考生两项选择全对），2009年难度值0.78，2010年难度值0.95。[11]均高于《考试说明》规定的难度值在0.6左右的要求，也违背了全卷各题难度值分布应在0.40—0.70区间的命题规律。这样测试出来的结果是没有区分度的，没有区分度也就谈不上效度。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江苏省自2009年起增加文学名著阅读的考试内容，作为附加题，由选考历史科目的考生解答，命题形式也是一道五选二的选择题和一道简答题。
例十三：2010年江苏高考试题
22．下列有关名著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是
A．《阿Q正传》中，阿Q为了革命，用砖砸开了静修庵，砸了庵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并顺手拿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
B．《女神·湘累》中，屈原在洞庭湖上说：“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作者借此表现了五四个性解放精神。
C．在《边城》的结尾部分，傩送出走了，白塔倾圮了，老船夫也死了，老马兵觉得自己却成了翠翠“这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
D．《哈姆莱特》中所写的哈姆莱特、雷欧提斯和小福丁布拉斯三人复仇的举动，既是为了各自故去的父亲，也是为了争得骑士荣誉。
E．《红楼梦》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见判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其中暗示了迎春的悲惨命运。
23．简答题
(1)《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结合人物形象，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2)《三国演义》“官渡之战”中“许攸投奔曹操”这一情节，表现了曹操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与福建卷比较，江苏卷的特点是：（1）选择题有识记，也有理解、鉴赏的相关内容；（2）选择题的选项信息量相对较小，叙述较简洁；（3）简答题为理解、鉴赏类试题。
江苏卷文学名著阅读的命题，或许能给我们以启发。
五、难以摆脱的“滥情作文”的阴影
（一）好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坏事
下面是2004年福建高考语文作文试题：
25．选择下面所列的一个人物或文学形象作为话题，自选角度，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
人物：孔子苏轼曾国藩鲁迅史蒂芬·霍金
文学形象：曹操宋江薛宝钗冬妮娅桑提亚哥
[注意]①题目自拟。②立意自定。③文体自选。④不得抄袭。
2004年，福建高考语文第一次由本省自行命题，成功实现了从全国卷到福建卷的顺利过渡。尤其是当年的作文命题，是当年福建卷命题的最显耀的亮点，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一致称赞。孙绍振教授肯定这一命题既有“非常大的自由度”，又有“深层的导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导向性非常严格，它不机械地追求贴近学生生活，而是追求超越日常生活的表层，进行经典文化的思索。”“这种潜在的导向性，孕育着对于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的冲击力，这是令人惊喜的。”[12]孙绍振的评价是准确的，这一作文命题在高考作文命题上甚至具有经典意义，恕我不在这里赘述。
可惜的是，好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坏事。在当时的话题作文泛滥的大背景下，这一命题把话题时代的滥情文风推向了一个高潮，并且绵延不绝，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中学生们。“非常大的自由度”取消了作文审题，迎合了“话题作文是个筐，什么立意都可往里装”的写作风气；“深层的导向”在浮躁的应试背景下成了我们的一厢情愿，文化仅是考生作文中为争取高分的时尚而又肤浅的点缀；孙绍振在文章中提出试题中可以增加姚明这类现实人物的设想，其中包含的隐忧后来也成为了现实，在这类话题作文的怂恿下，崇古之风盛行，作文离现实生活也就越来越远了。本在话题时代就盛行的“滥情作文”（或称“小文人散文”“秋雨体作文”，浙江高考作文阅卷组称之为“套话作文”）籍此而大行其道。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中学语文组在《2005年莆田市高考语文科质量分析》指出这类作文存在四个方面弊端：①堆砌、拼凑材料、史实的，东拉西扯、炫耀博学；②文字华丽、花哨，哗众取宠；③抄袭套题、移花接木、内容苍白、思维混乱、不知所云；④文体求偏、求异的多，文笔追求时尚。这个分析是很符合实际的。这种影响至今还根深蒂固的存在，这里就举我省2010年高考的一篇优秀作文为例——
驭思，轻吟韵调[13]
飞鸟过往间，生生灭灭，千年的过客撷来冷月吐织馨香的巾绢，为你擦亮迷离的双眼，去发现尘封于天地之间美丽。轻驭遐思，找寻曾经难以磨灭的一抹瑰丽。
生活需要发现，正如格林兄弟的那位朋友一样，即使是在不经意间，亦能发现亘古的瑰宝。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一床光洁的月光，裹着淡淡的清辉，覆过被黑暗笼罩的心扉。多少欢声笑语，都逝去了，但一曲《二泉映月》却永远凝结在两根弦上，满腔的愁怨似泉水般汩汩溢淌而出。如此动人心魂的乐音唯有阿炳这位民间的遗珠才可演奏得出。我们该感动，我们该庆幸，若无那两位艺术家慧眼，或许这位心灵音乐者只能随红尘的波浪与我们渐行渐起（远），直至消失殆尽。因为有了发现，在岁月的铮铮乐音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可扣响心灵的乐符！
平凡的生活中，真的需要发现，用我们的心去发现每抹美丽。我们可以听见雎鸠在河之洲啁啾出了窈窕淑女。我们可以在夕阳斜照勾勒人世圆润轮廓时，看到生命在真谛里悄然净化。我们亦可以感知所有的理念与思绪在民族的平仄间永远绸缎般细腻滑凉！我们需要发现。
太白漫有惊人句，夜光杯里诗成仙！可惜，天生不羁世难容！恰便似蕃纕蒙尘不得用。悲兮，叹兮……太白确实有才，他可邀月同影成三人，亦可放浪散发弄扁舟，但他缺乏一位伯乐，缺少能赏识他的君主！玄宗此刻早已在温柔乡里夜夜笙歌，又岂会理会太白这位小小的翰林待诏？或许，我们可以说庙堂如池不容龙，枉负才思如泉涌，又或许，我们能愤慨道渺渺鹏兮扶摇上，却不见云霓拨开有蒂阍！但太白并未被遗忘，因此，他的才华他的豪情早已在历史的笔触下持久绵密地绚烂！而如今，我亦在顶礼膜拜这些宛若来自九天之外诗调婉转着斗（丰）腴的梦想，难诉的悲怆在历史的盘桓中浓郁！
发现，多么简单的两个字，寄寓的却是无限的真知与憧憬。无论何时，都用洗净铅华的心去发现尘世的馥丽，宫商角徵角（羽），琴诗棋画唱，或是庄生晓梦，屈子离骚，都会在你那如晨露般晶莹剔透的眸子里沉积千古乐章！
闭眼驭思，用心发现，许自己一份雁过无痕，一种大爱留香。轻启双唇，浅唱韵律，你会感受到，即便是在不经意间，亦可发现那永不磨灭的瑰丽……
驭思，轻吟韵调！
这是一篇十分典型的“滥情作文”。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中学语文组在《质量分析》中指出的四个方面弊端无一遗漏全都有，特别是：
1．思想苍白，逻辑混乱
文章以“生活需要发现”立意，但题目却是“驭思，轻吟韵调”，两者间毫无内在联系，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活需要发现”居全文之要，但通读全文，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文字告诉我们：为什么说生活是需要发现、怎样去发现；我们在发现生活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因此有必要强调“发现”的重要……全文只有观点而蛮不讲理，无思想价值可言。
文章说格林兄弟的那位朋友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亘古的瑰宝，而联想到的却是阿炳若无那两位艺术家的“慧眼”，或许只能“随红尘的波浪与我们渐行渐起（远），直至消失殆尽。”既然是“慧眼”就该不是“不经意间”发现。文章说李白“缺乏一位伯乐，缺少能赏识他的君主”，但既然缺少赏识又为何“未被遗忘”，而且才华与豪情“早已在历史的笔触下持久绵密地绚烂”呢？文章的两则主要材料都前言不搭后语。
2．东拉西扯炫耀博学，有事没事全拿古人说事
这一点读文章不言自明，就不说了。
3．文风矫揉造作，语病比比皆是
“过客撷来冷月吐织……巾绢”/“一床……月光，裹着……清辉，覆过……心扉”/“……乐音唯有……遗珠才可演奏得出”/“这位心灵音乐者……渐行渐起，直至消失殆尽”/“雎鸠……啁啾出……淑女”/“夕阳……勾勒人世圆润轮廊”/“理念与思绪……绸缎般细腻滑凉”/“豪情……持久绵密地绚烂”/“顶礼膜拜这些……诗调婉转着斗腴的梦想”/“在……眸子里沉积千古乐章”。矫揉造作的文风与比比皆是的语病是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令人“观为叹止”！
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居然被选作高考优秀作文！
而且，从近几年的高考优秀作文中，这种“滥情”作文还可以列出长长的清单……
（二）高考作文是怎么“滥情”起来的
话说回来，“滥情”作文的出现不能归罪于福建高考作文命题，它的滥觞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在194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政治话语占据着中学作文教育与高考作文的核心，高考作文试题如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1956）、“谈革命与学习”（1965），八九十年代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1987），都具有着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这样的文化语境里，写作教育沦为纯粹为塑造政治角色、规范社会成员、改造思想意识服务的工具，写作者的“小我”被无情地吞噬了。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开放，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开始逐渐褪去。但由于基础教育和统一高考一贯的保守和对社会变化的反应滞后，时代的文化语境变化到了世纪之交才反映到中学作文教学与高考作文上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0），这类充满新鲜气息的作文命题开始走进高考考场，宣告了过去时代作文样式的终结。这类话题作文命题的开放性、思维的发散性、文体的多样性和行文的自主性，使作文摆脱了过去的话语权威对写作者的压抑，也赢得一线师生和专家学者们的欢迎。
然而，长期迷失的“小我”并没有因为话题作文的出现而得以皈依。话题作文虽为自我的情感抒发给予了便利，但也为矫揉造作的、缺乏思想内蕴的“滥情”提供了一个井喷的出口。那些假文化之名的话题作文既缺乏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情感体验，也没有深刻的理性思索与真知灼见，往往只是借几位古人、名人来敷衍铺陈，“为文而造情”。
当这类话题作文成为高考常用的命题形式后，也日益显示出它的不足：它降低甚至取消审题的门槛，模糊甚至混淆文体的区别，漠视现实生活与真知灼见，催生华而不实的恶劣文风，助长套题甚至抄袭的风气。这类话题作文仅仅满足了人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一时的狂欢和戏谑，如果沉迷其中，它很可能把我们健康的写作追求也给消遣了。在自行命题的开头几年里，我们曾为话题作文欢欣鼓舞，乐此不疲，其结果却是焚琴煮鹤，再一次把作文教育推倒了极其危险的悬崖边。
话题作文误导了我们的写作教育理念。
1．审题是不是能力？
章熊先生在《中学生写作能力的目标定位》中谈到，“我国一贯重视‘审题’，把它提高到几乎决定文章成败的地步，这是与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相联系的”。在实际作文评价过程中，当学生的写作“离题万里”时，教师往往会毫不留情地批上一个最低档分数。美国在对待“跑题”问题上则要宽松许多，教师先“像正常情况一样使用评分标准”，即先不考虑题目给一个分数，而后减去题目相关性应得的分数，而不是直接判定为失败文章。但宽松并不等于不要审题，中学作文教学也不是专门培养自由作家，通过高考走上大学殿堂的学子们将来走入社会，写作恐怕是他们“为稻粱谋”一种手段。单位文秘揣摩领导意图写文宣，公司企划针对年度统计拟规划，法官看卷宗作案例分析，贫困户根据政府公告写申请补助的报告，“审题”几乎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的审题不要去玩那类“猫抓老鼠”的把戏，应当用科学的标准去评判学生的审题能力。
2．重生活是不是写作的误区？
生活与阅读都同样重要。通过阅读我们看到自己未曾接触过的生活，通过阅读我们了解到他人对生活的理解，阅读开拓了我们的生活视野，培养了我们的睿智，陶冶了我们的情操。但如果没有切身的生活体验，我们的阅读也深刻不起来。当代中学生的现状是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既缺乏生活又缺乏阅读。话题作文中的“小文人散文”就是在“重阅读”（只是功利主义的阅读，不是真正意义的阅读）、“轻生活”的背景下产生的。积累几个文学人物、文化名人，任何作文都可以派他们出场；对李杜苏辛、唐宋明清一知半解却能在作文瞎编胡掰、随便拿捏，却不知道“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今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掉书袋！“两脚书橱”们在高考作文里纵横捭阖、出尽风头，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醒！
“贴近生活”“贴近自我”“贴近想象”，孤立地提倡哪一样都是不靠谱的。现在学生作文存在的问题是既缺乏生活也没有了自我，仅靠搜寻一些古人、名人的陈芝麻烂西瓜敷衍成篇。我们倡导的应是“贴近生活”与“贴近自我”的结合，可以有所偏重，但不能有所偏废。“生活不是一般的经历，而是潜移默化了的你的精神的记忆。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体悟，是心灵的智慧的闪光。”[14]贴近这样的生活才是靠谱的。
3．文体能否有限制？
话题作文漠视文体要求，视文体限制为大逆不道，结果催生了一批“四不像”的怪胎。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掌握各种主要文体的基本规范要求是中学作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当记者、做诗人，写小说是发展了的能力要求。即使是文学院的芸芸众生也不见得人人都能在这方面成为行家里手，但都必须掌握各种主要文体的规范要求。普及与提高，基础与特长，是不可混淆的两个方面。在大规模教育考试中让具有不同言语素养和才情优势的学生都能施展才华，这往往是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愿望。这类事情最好交给大学自主招生来完成。
作为大学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在文体写作上应有所侧重。毕竟选拔具有自由作家潜能的考生只是一些文学院的“小众”要求，但无论什么学院什么专业，能阅读和撰写论文，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应是普遍的要求。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高考作文每年都限定写议论文，但常年不限制文体而由考生天马行空，不能不说是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责任缺失。
中学教育有它的基础性、阶段性特征。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思维发展的不同阶段，初中学生的感性思维发展较早，理性思维还不够成熟，这一阶段的作文教学以记叙性文体为主；高中学生的理性思维开始成熟，不再满足于对事物的感性认知，作文教学以议论性文体为主。如果要求一个学生中学六年只写一种最适合于他的文体，就等于放弃作文教学的文体要求，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写作能力上是不全面的；如果高考常年淡化文体写作，也将给中学作文教育造成的负面影响。
当前的高中作文教学现状是：高考的淡化文体写作使高中作文教学放弃了议论文写作这个教学重点，系统的、规范的议论文写作教学不见了，学生的议论能力急剧下降，甚至不少学生已经不会写议论性的文章了。
挫折使我们反思，在反思中我们意识到：其一，高中作文教学要加强对学生议论文写作的指导，要侧重培养学生理性精神和思维逻辑。我们的民族不缺乏忸怩作态的小文人，缺乏的是具有独立的人格、健全的思想和深刻的理性精神的一代新人！其二，高考作文要加强对议论能力的考查，“文体不限”“文体自定”不应该是高考作文命题的常态，议论文体写作的指定命题应该受到重视。因为高考维系着中学与大学两个方面，不能把两个方面的责任都给推卸了。
（三）作文评卷的导向是什么
如今，话题作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打破，重视议论文教学与考查的呼声也时有耳闻，但是“滥情”的文风依然肆虐。2010年6月22日《厦门晚报》用整版的篇幅推出“追问我省2010年高考优分作文”的专栏，专栏的大标题是“华丽的文字掩盖了苍白的思想”。这里不妨引用其中的两篇文章（文中的下划线是引用时加的）：
其一：作者王立根（福建省语文学会会长、特级教师）
这次评出的优秀作文，品种太单一。9篇作文都过于华丽，像文化散文。
除《尘封的梦，重拾未晚》之外，其他8篇都是议论文，但与一般学生应该写的平实的议论文背道而驰，质朴、自然的东西没有了，违背了中国传统议论文的写法。
这样的文字，毕竟只有少数学生写得出来，这会让其他学生害怕，不知道以后高考作文要怎么写。从这几篇优秀作文来看，过于炫耀自己的文章技巧，几篇作文都是同一类型，太单一。在20多万篇作文中，为什么不找找本色的、纯净的作文？
作为议论文，论证应该不断深入，但这几篇作文都停留在一个层面上。追求文采没有错，但不能哗众取宠，议论文主要在于思想。表达准确、得体，语言通顺、平实，就是好文章。我对评阅者有意见，这样评判优秀作文，把其他的路堵死了，导向不好，会影响中学生的文风。
9篇优秀作文中有一篇是文言文。我不提倡写文言文，评卷可以给他高分，但不宜作为范文宣扬。现在的孩子就要用现代语言，《士运论》太虚情假意，论点也站不住脚。在古代，“士”的命运都不太好，但这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当然，作者的才气要肯定，但看这样的文章我很难受，小小年纪写得像八股文，一股酸腐气。
一个女人戴两朵花很好看，如果浑身戴满了花，好看吗？这样评卷，会误导学生，以为非要写得如此花里胡哨才会拿高分。用华丽的文字遮蔽了苍白单薄的思想，很令人忧虑。
其二：作者须一瓜（《厦门晚报》终身首席记者、知名作家）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孩子的作文变得如此华丽轻飘，满纸靡丽造作的呻吟遐思。原来有段时间，我做编辑，经常要看那些指导老师推荐过来的学生稿子，它们源源不断地过来。我后来警告我家丫头，这类的作文，不要看了，永远也不要羡慕它们。
我挡得住我家丫头，我能挡得住现世作文价值观吗？看看我们今年高考优分作文，有几篇的文字不是奢华、锦绣之极？哪几篇不是书袋掉满，管它贴切不贴切，先掉再说。我看现在的学生，如果你的作文“双引号”少了，老师可能就不会给你高分了。
可是，我们想看到“说人话”的作文。我们想看到，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的东西。它是带泥带水的，它是血脉丰沛、气韵生动的，是健康自然，哪怕有点稚气有点野，但它带着这个阶段孩子感受世界的新鲜、勇猛，一句话，就是孩子们和这个世界的面对面后的个性化的真情实感。
我不知道我们的教育魔棒，怎么一下调教出那么多“神话大王”，一拿起笔，就忘记了人话，大家在比赛谁的文字“更神”、“更飘忽”、“更仙女散花”。这种“病梅馆”的局面，老师难辞其咎。老师失去了对作文最根本的价值判断。我们学字、学词、学句子、学作文，最终是能通过用文章表达真实的自己，绝不是轻浮的“舞文弄墨”，更不是举办“奢华文字展”。
来看看这个优分作文中的一段，格林童话给这个孩子“蓦然回首”的感慨——
“摊开掌心，无数的掌纹仿佛凌空而起，泛着萤火，交织成神秘的幻象：霎时是我魂牵梦萦的江南古镇，转瞬又融成玉龙雪山的清澈雪水，忽而一面经幡扬起庄严的图腾，最后耸立起一座孤崖。我临崖垂望，崖下是一面澄静深蓝的湖面……”
我想问，这位批高分的老师，你真的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吗？
靡靡之音，柔弱的、软绵绵的、萎靡不振，这就是我对今年高考优分作文的最大感受。
看这些评论，我们的内心应当充满惶恐与羞耻。
十年来，高考“滥情”作文泛滥成灾，到底贻误了多少青年学生！
假如下世纪文学院的《写作教育史》讲坛上，教授讲到“二十一世纪初的高考作文”这一章时，指着我们的优秀作文说：“看，这就是‘高考滥情体’作文！”我们这批做语文教师的会不会脸红？
“高考滥情体”以它的势不可挡之势攻城略地，攻陷了中学作文教学的课堂，攻陷了高考考场，高考评卷点本应是我们坚持操守、负隅抵抗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恰在这道防线上，我们的评卷老师却用朱红的大笔举起了投降的白幡！
为什么是“最后一道防线”呢？
其一，这种“高考滥情体”自成一套语言风格、表达习惯和构思模式，它是高考话题作文的产物，并在高考评卷中获得高分。学生们学得“滥情体”的唯一目的，是售与评卷老师；评卷老师对“滥情体”青睐有加，又刺激着后来的学生们竞相效仿……这就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自产自销和自满自足的封闭体系。它虽与社会上任何一种规范文章的写作都不相同，但有着很强的“自我复制”和“自性繁殖”的能力，只要高考评卷依旧推出优秀“滥情”作文，只要高考评卷还认可这也是一种“文体”，它就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繁衍不绝。
其二，在与“高考滥情体”争夺学生的过程中，中学语文教师的力量已经微不足道，把学界与社会的责怪全都加在这些教师身上也不大公平。在话题作文泛滥的世纪之交上中学、考大学的学生，如今有的已经走上了教育岗位。在写作的成长道路上，他们受“高考滥情体”的影响，传统议论文仿佛是“遥远的传说”，他们用“滥情体”指导学生们是那么自然而然。即使是我们有的教师用议论文的规范去引导学生，也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有的学生拿着那些《高考优秀作文选》问：“‘滥情’作文也能够在高考中拿高分，我们为什么不学它？”面对高考评卷的现状，我们要么放弃操守、同流合污，要么坚持操守、置学生前途于不顾。
拨乱反正，也只有从高考评卷这“最后一道防线”开始。
2006年，浙江省开始对这种滥情的“文化作文”说“不”。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中对这类作文一般控制在50分以内，不再让这类作文得高分。
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大组组长陈建新认为：“近几年高考作文出现了“文化作文”模式，这种倾向性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公正、公平地评价一个高考生的真实写作水平。”他认为，“造成这种写作风气，高考作文的出卷和阅卷者难辞其咎。他接触过的几位中学教师不约而同地说，你们喜欢谈历史、谈文学、谈文化的作文，我们就让学生专门学写这样的作文呀。”“高中生应该关注社会现实，应该具备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而不只是在文化的名目下堆砌材料夸夸其谈。我们不应该在一看到这样的“文化作文”就打高分，而应该鼓励那些关注社会现实的作文。”[15]
陈建新把这种滥情的“文化作文”称为“套话作文”。2007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对“套话作文”形成了专门的书面“阅卷说明”——《关于“套话作文”的说明》，并在阅卷之前发给了每位阅卷老师以统一阅卷思想。下面是《关于“套话作文”的说明》（2007年）[16]的原文：
关于“套话作文”的说明
“套话”作文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题材总是选用历史文化（文学）名人；第二，文章结构表现为“穿靴戴帽三段论”，即用三段左右的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为作文主体，再加上一个开头和结尾；第三，作文的主题总是局限在一个浅显的平面上而不做深入开拓。也就是说，作文的材料熟烂、结构模式化和主题平面化构成了“套话作文”的三要素。根据我们几年来阅卷的不完全统计，出现在这类“套话作文”中的历史文化名人，以屈原、陶渊明、苏轼为最多，可称为“套话”作文中的“三巨头”。其它常见的还有庄子、项羽、司马迁、嵇康、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李商隐、陆游、李清照、曹雪芹。不管你出的题涉及爱国主义还是环境保护，关怀底层大众还是建设精神文明，他们都可以用上述这些材料敷衍。
当然，我们指出“套话作文”的典型表现，并不意味只要使用了历史文化名人材料就一定是“套话作文”了。阅卷者要根据上述三要素，对作文进行综合判断。
“套话”作文的盛行与话题作文形式有一定关系。因为话题作文对审题的要求比命题作文和材料作文低，再加上前几年这种类型的满分作文出现的较多，而对写作能力差的学生来讲，掌握几块材料到考场上去拼凑，远比苦学苦练提高写作能力要容易得多。又不需要承担抄袭的责任。
但是，这种“套话作文”的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使高考作文遴选考生的区分度受到影响，写作能力高的考生与写作能力低的学生得分趋近。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套话作文”背后的中学作文教学机制影响一代人的写作能力甚至思维能力的提高。
为了体现高考公平公正的原则，准确引导中学作文教学，我们从去年开始对“套话作文”的打分执行从严的政策。一般情况下，这类“套话作文”最高不超过50分。如果语言比较流畅，思路清晰，可打在43－44分的基准分左右。表达特别突出的，也可突破50分，但不宜进入一类卷。而表达能力较差的，也可打在40分以下。
2006年山东高考作文评阅，根据阅卷领导的指导思想，也对这类“文化作文”痛下杀手，原因是那是一种新八股。结果，这类“文化作文”在作文阅卷中遭遇严霜。[17]
2008年，江苏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何永康就撰文指出：“一到6月7日上午，中国古代名人纷纷被考生招来，忙得不可开交：屈原不断跳下汨罗江，成了‘跳水运动员’；项羽的宝剑始终架在脖子上，随时准备自杀；韩信呢，只赖在胯下干脆不起来——”“于是，华而不实、意识流一般的文字满天飞，玩色彩，玩跳荡，玩哲理，玩深沉，搅得阅卷老师眼花缭乱，我们把它称为‘空对空导弹’。”他曾在许多场合呼吁：“请高中作文教学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大地，多写高中生自己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18]
近年来，湖北省语文高考作文阅卷下大力气“纠偏”，文风浮华难得高分，高考作文在返朴归真。写议论文，看重的是学生对观点的证明过程，要求层层剖析、有说服力；记叙文则要求考生寓情于事、于景。朴素的文字、真挚的情感符合高中生的生活特点。[19]
当然，在“纠偏”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矫枉过正，但不“纠偏”是对作文教学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中学生的不负责任。高考评卷要有历史使命感，要还作文以真面目。
——因为，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纵观近年来的福建高考语文自行命题，我们在命题改革上体现了从以知识为主的命题向以素养为主的命题转变的这样一个总体思路。改革中我们有成功也有不足，我们在改革中前进，在前进中又面临新的困境。概括起来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1．考试内容方面。
主要体现在删减语文基础知识试题上，体现在增加文化经典、文学名著阅读考查的用意上，体现在作文的命题导向上，有着强调素养、重视文化、侧重阅读与写作的命题追求。这种追求符合人才培养的新理念，也是对素质教育的期待与促进。但是，把文学名著阅读考查不恰当地限制在识记层级上，在作文命题（及评卷）上还未摆脱能话题作文的不良影响，“滥情”之风依旧肆虐，使得强调素养、重视文化的命题追求没能很好的落到实处。
3．考试题型方面。
对选择题这类客观性题型的利弊判断以及减少选择题、增加主观题的尝试，也主要是从考查学生素养的角度考虑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不同题型的考查侧重以及它与学科能力的关系、对不同题型在大规模教育考试及评价中的作用等缺乏全面的认知，使我们一度过分夸大了选择题的危害。后来，又由于我们对选择题的命题技巧与规律、对选择题设题的多样性以及它与多方面能力考查的适配、对选择题在考试测量中的难度把握等缺乏深入的研究，使我们的选择题命题粗糙、思路单一、难度失控。
2．考试功能方面。
高考命题涉及来自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方面的诉求，不同的立场形成不同的视界，甚至还有不同的利益纠葛。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对高考的功能定位就处在这样的纠葛之中：一方面把单纯的语文基础知识考查从试卷中淡化出去，这主要的是从大学招生的角度定位高考的功能；而另一方面却把文学名著阅读作为情节识记来考查，则是把高考当作中学抓基础的检测手段。高考功能的界定就在这两个方面诉求的纠葛中摇摆不定。这也启示我们，高考的改革与完善有待于中学素质教育的进一步落实，也有待于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完善并与高考配套，只有在这情况下高考改革才更能顺畅。现阶段的高考命题如何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均衡点，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欣赏这句话：“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闽派语文”彰扬“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的精神，福建高考语文命题的改革，都展现了一个美好的教育理想和价值取向，即：让教育从追求立竿见影的应试教育中走出来，而以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具有良好素养的新一代公民为己任。这正是教育工作者所应具有的“终极关怀”和“虑及久远”的情怀。因为教育是文化制度基石，而理想沦丧的教育不可能创造出现代的文明制度。改革首先应当从“去蔽”开始，但在“去蔽”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认真地考虑如何“求实”“兼容”，并在“求实”与“兼容”中实现“创新”的美好愿望。
近年来我们在语文命题上的一系列改革，都体现了“闽派语文”以“去蔽”为根本精神的主张，只是我们在“求实”与“兼容”上还缺乏充分的考虑。我们在“去蔽”中忽视了“求实”，致使我们对选择题和作文的改革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在文学名著阅读方面提供的是低端产品（试题）。再看各省份高考语文命题改革的情况：
——2007年我们增加了文化经典的考查，2009年起浙江省也增加了《论语》阅读考查（在我们之前台湾地区历年的大学入学学科能力测验也都有这类试题）；
——2007年我们增加了文学名著阅读的考查，2009年起江苏省也增加文学名著阅读的选考内容；
——2009年我们了增加了时评类短文写作，2010年湖南省也增加了新闻短评的选做题；
——当我们对滥情的“文化作文”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将其作为优秀高考作文的时候，浙江、山东、江苏、湖北等省份已经开始下大力气纠正这种恶劣的文风。
应当说，有的命题改革我们确实走在各省份的前面，但其它跟进的省份，他们的改革比我们要相对完善。如果我们固守逼仄的思路而不兼容并包，就会落在他们的后头。
福建省从2004年开始高考语文自行命题，2006年开始在高中实施新课程标准，如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又提出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如何以高等学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福建高考语文自行命题的改革将健康而顺利的发展。
【参考资料】
[1]引自刘庆根《浅谈高考语文试题》，载于2009年第8期《现代语文(教学研究)》。
[2]引自《民国老试卷：当年清华北大门槛儿究竟多高？》（作者佚名），载于《杂文选刊》2006年第20期。
[3]引自刘忠华《高考语文知识试题的变迁及其社会学意蕴》，载于2009年第06期《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4]引自孙绍振《标准化选择题即将终结》，载于2003年11月5日《中华读书报》。
[5][7]引自雷新勇著《大规模教育考试：命题与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与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中心高考课题组《200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研究报告》，未来出版社2009年版。
[8]引自《2010年福建卷选择题得分情况（抽样数据）》。未作进一步核对，以权威公布为准。
[9]引自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引自葛兆光的《夜深还照读书窗》，载于2004年第14期《当代贵州》。
[11]分别引自福州教育学院语文科章肖涛《2008年福建高考语文试卷质量分析》、福建省教研室陈元燊《2009年语文科高考质量分析报告》、《2010年福建卷选择题得分情况（抽样数据）》，未作进一步核对，以权威公布为准。
[12]引自孙绍振《让作文做主打破语文应试教育的框——评2004年各省自主高考作文命题的成果与缺憾》，载于2004年《厦门晚报》（转引自http://www.liuzhong.xm.fj.cn/zsw/shownews.asp?newsid=152）。
[13]引自2010年6月20日《厦门晚报》。
[14]引自孙绍振《从“贴近自我”到“超越自我”——“贴近生活说”质疑》，载于《语文学习》2009年第4期。
[15]引自《省高考作文阅卷组长陈建新谈高考作文》，载于2006年12月24日《城乡导报》。
[16]引自“奉化市教师进修学校”网站（http://jsyx.fhedu.net.cn/detail.asp?infoID=3713）。
[17]引自马俊强《我看高考“文化作文”》，载于《中学生·高中作文版》2007年第29期。
[18]引自何永康《动真情，写自己》，载于2008年第6期《课外阅读》。
[19]引自《湖北高考语文作文阅卷大力纠偏 文风浮华难得高分》，载于2009年04月07日《楚天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