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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仓 颉 造 字-------王 孝 文
“开凿汉字先河，丹心万载，丰功万载；创造文明历史，白水一人，亘古一人。”这是今人山东王胜林先生歌颂仓颉造字的一副对联，被评为优秀作品，刊在《联颂文祖》一书。仓颉造字功昭日月，仓颉伟业辉耀古今。仓颉造字是一本读不完的长篇巨著，仓颉造字也是一个永远值得研究、永远值得探索的课题。
一、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是继语言之后人类社会又一个飞跃性的进步。早在四、五十万年之前，人类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但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交流思想的文字，又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然而，这个时期是漫长的，却又是断代的，其源与流已无清晰的记录。到底文字是谁创造的？其源在何在？这是几千年来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研究不到头的一个课题。人们崇仰文字，崇拜文字的创造者，却探不到源头。由此，产生了不少的故事和神话传说。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发掘者，也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发掘，遍布世界浩若烟海的书籍，也记录了不少探索创造文字的成果。但至今似乎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文字发展源和流的完整轨迹。看来，人们还需要继续研究，继续探索，继续发现，继续追源溯流，寻根问底。
二、我们中华民族所使用的汉文字，是世界上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在世界文字的形成、演变的漫长岁月中，好多古老文字都寿终正寝，都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都进了历史博物馆。唯有汉文字越来越发展、越完美，已成为人类最科学、最优美、最富文化内函、最富于表达、最富于生命力的文字；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又使汉字焕发了青春。目前，随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一个全球范围学习汉文字的高潮正在兴起。关于汉文字，究其源流，也更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特别是炎黄子孙的普遍关注。
提到汉文字的创造者，大家都知道是“仓颉造字”，“仓颉是创造汉文字的大圣人”，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最早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各种学说，空前活跃，空前发展，形成了诸子百家的盛况。出生在春秋战国后期的大学者荀子，就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所著的《荀子》一书就提出：“古之好书者众也，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随后的《韩非子》、《吕氏春秋》、《世本》等也都反复阐明确认了仓颉造字的历史事实。
这些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大师们，都坚持了“仓颉造字”的观点。应该说，他们的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依靠历史的事实作为基础的。在他们的时代，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是很多的，而且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神秘，最后把仓颉由人变成了神、变成了圣、变成了“四目灵光”、“生有睿德”，姓名也由侯冈变成了仓颉，又称为“仓帝”，又成为“轩辕黄帝的史官”。人们用种种形式表达了对仓颉造字功德的肯定和无限崇拜之情。
西汉以后的《春秋元命苞》记载：“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授河图禄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治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此外，《孝经授神契》、《书势》、《说文解字》、《河图玉版》、《路史》、《论衡》、《淮南子》、《纲鉴易知录》、《通鉴外记》、《辞源》、《辞海》等大量古今典籍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笔者之所以摘录《春秋元命苞》，其原因是其成书较早，又比较全面的综合了各家之说。在书里已神化了仓颉的形象和提高了仓颉的身份：“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还记载了造字的方法：“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又讲了造字的影响：“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最后，还讲了仓颉的归宿：“治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这就基本综合了诸家之说，概括了仓颉一生，头头是道，确确凿凿，比较令人信服。
据传，仓颉是黄帝同时代人，是黄帝左史，距今近五千年。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人们知道了远在仓颉之前，就已有了文字符号。在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很多记号，专家们鉴定为早期之文字符号，可能是“画押或族徽之类”的东西，距今已六千年左右，比仓颉早了一千多年。还有最近发现的几处考古遗址，也有了文字符号，比半坡又早了一、二千年。但是，最初的符号，只是个别的，单一的，还不是统一的，还不能成为成熟而有序的语言文字。由最初的单独符号到大家取得共识，公认能够完整表达的成熟文字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很多超凡的人的聪明智慧去研究，去发展。
由此证明，汉文字不可能凭一个人的能力，在一个时期就完成的。而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过许许多多人不断地创造，不断地探索、提炼、加工、使用、推广，才能逐步完善起来的。这一点，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已有这个观点：“好书者众矣”。近代学者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也讲过：“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这些观点，应该是接近或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说到这里，是不是就因此可以否定了仓颉的存在和仓颉造字的伟大功绩呢？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历史现象并不能否定仓颉的伟大功绩和仓颉存在的事实。否则，我们的古代诸多学者们不会众口一辞，在许多典籍中都记载仓颉造字的史实，都讴歌仓颉造字的伟大功绩。特别是众多的神话和传说，更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仓颉造字的认可和讴歌。需知史前的好多东西都是靠神话和传说流传于后世的。但这些大都应是以事实为基础。假如去掉神话、传说之外衣，所留下的内核仍然是历史的记录和传承。
我们可以推想，仓颉一定是在文字创造发展的关键过程中有过最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比如他可能是大胆创造、广泛收集、精心整理、仔细修改、删繁就简、提高推广等等。由于仓颉的杰出贡献，才使汉文字由零散的、五花八门的、不系统的、不规范的、不连贯的趋向比较统一、规范，又能通行、实用。这样，文字才逐步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交流符号。这就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历史的延续、文明的进步。这正符合《荀子》：“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观点。正因为如此，仓颉的伟大功绩也就为世代所敬仰和赞颂，以至视为神明。由此看来，既是仓颉创造了汉字，也是汉字创造了仓颉。这大概就是仓颉之所以被后世视之为圣为神的主要原因。
人们崇信汉文字，崇拜仓颉，到处都把仓颉作为神和圣来祭祀、供奉。全国有四十多个地区，包括河南南乐县、山东寿光县、陕西白水县都有仓颉的遗迹，都在纪念仓颉。
但是，这两千多年汉字发展轨迹是中断的，这给我们研究仓颉造字带来很大困难，也提出了更大的一个课题。每一个汉文字爱好者，似乎都有兴趣在更远更深的层次上探源溯流。我们搞汉文字的研究者，更是责无旁贷，为探索仓颉造字的源头，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和贡献。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者能从地下找出仓颉造字的依据，就像一百多年前发现甲骨文一样，使汉字发展的断代能链接起来，其轨迹能给人们一个信服的说法，这将会产生石破天惊的震撼效应，将有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对仓颉文化和仓颉造字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
其实，就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所知，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楷、行、草诸多发展阶段，几乎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些特殊贡献的人物彪炳于史册，名耀于古今。如秦的李斯，三国时的钟繇，东晋王羲之及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畹龋ń挠谟胰蜗壬龋抟徊灰蛭谖淖值难莼⒄沟哪掣鍪逼凇⒛掣鼋锥蔚慕艹龀晒羟Ч牛鹗Τ剖ァ＞」芩嵌疾皇俏淖值氖状凑撸参薨谒堑奈按蠊饣浴Ｈ欢嵌荚对恫蛔阌氩烛≡熳值墓ㄏ嗵岵⒙邸Ｎ颐强梢杂纱硕隙ǎ杭盖昀慈嗣嵌圆烛『退次淖值某绨荩灾劣蒙窕袄疵杌娌烛〕驳男蜗螅丛廾啦烛〉奈按蠊ρ且圆烛《灾谢褡濉⒍匀死辔拿魉龀龅木薮蠓钕孜〉摹＞」苷庑┘鞘觥⑵兰塾胁豢蒲У牡胤剑诳蒲胁环⒋锏墓糯庑┫窒笫峭耆梢岳斫獾摹Ｍ腹庑┫窒螅颐峭耆梢韵胂蟪霾烛〉奈按蠓钕缀臀按缶瘛
文字使人类告别了洪荒蒙昧；文字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将不知会在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摸索多少年。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作为炎黄子孙，对仓颉的功绩，怎样评价都不会过份。
仓颉既是中华民族的文祖，也是全人类文明肇始的先哲。白水人民热爱仓颉，全国人民也热爱仓颉，全世界华人都热爱仓颉。仓颉是白水人的祖先，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仓颉创造的汉文字，是全人类的财富。让世界了解汉字，让汉字走遍世界。所以全体炎黄子孙，都应该关心仓颉故里，关心白水这块神奇的土地，都应该为推广汉文字，宣传仓颉功绩，弘扬仓颉精神，弘扬仓颉文化而作出自己的贡献。让汉字成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旗帜，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纽带。
（论文提供：王孝文：陕西仓颉文化研究会、作家协会、书法学会会员、高级政工师。2011年3月4日）
中华人文智慧的起源
论“仓颉造字”历史真实性和现实意义
提要：数千年来，关于中国汉字起源问题，正统观点是由约五千年前的黄帝史官仓颉所造。近代以来，这种观点被推翻。然而，“仓颉造字说”被否定后，却产生了一个理论上的空白。至今为止，否定论者没有能够拿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汉字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这种现象并不利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继承发扬。本文对历史记载和现代汉字起源研究的成果进行宏观分析，认为“仓颉造字”在目前看来还是最真实、最可信也是最有现实意义的汉字起源理论。
关键词：中华文明 汉字起源 甲骨文 国学 智慧学
一，汉字起源问题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意义
过去几年来，为了探索中华智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笔者很关注汉字起源的问题。这是因为，文字起源和智慧起源是密切相关的。文字是智慧的载体，是人类文明和智慧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助推器。因此，文字的出现是智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人类智慧开始体系化的一个标志。从智慧学这一个新角度来观察文字起源问题，也使得笔者获得了一些新灵感，对一些传统的学术观点有了不同的见解。过去，一直想把这些想法写成文章，但总觉得缺少动力。前两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八集纪录片《汉字五千年》，这立即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因为这部片子应该反映国内对汉字起源问题最新和最权威的成果。然而，看了以后，却觉得有些失望。因为，片中对汉字起源问题的介绍和观点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关于汉字起源的问题，《汉字五千年》对于最新的考古成果存在误读，因此不但没有能够有效地化解过去对汉字起源问题上的错误性的理论，反而有强化其基础的现象。这可能会对我们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产生不利的影响。
中国的汉字历史有多久？汉字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汉字最早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三大问题合起来是汉字起源问题中三个主要核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但具有历史意义（即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比如，汉字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能不能够取得“文字最早出现”这个世界第一的“桂冠”，而且对我们将来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期具有重要意义。汉字产生的方式问题会对第三个问题“汉字最早的功用”产生直接影响，而后者又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上古文化的再认识，对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智慧思想体系的形成、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近代以前的数千年里，中国古代文献对汉字起源有着清晰而且权威的结论，那就是汉字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仓颉奉黄帝之命造出来的。这个观点一举解决了起源的三大问题，即时间、过程和用途。
到了近代，这一传统理论被推翻和摈弃。“仓颉造字”被认为是不可信的神话传说。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八集纪录片《汉字五千年》就持有这种观点。
但这也因此导致了一个“破而不立”的问题。旧的理论被匆忙地推翻了，新的权威理论却没有甚至是无法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包括出现许多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假设，不但难以令人信服，也导致思想上的混乱。
比如，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这其中的一个基础根据就是汉字有五千年的历史。但近代以来，曾经有学者主张中国历史只有三千年，因为夏商等朝的存在没有文字证明；近些年来，有人根据一些类似文字的图形符号的考古发现，又主张中华文明不应该是五千年，而应该是八千年，甚至上万年。
除了时间上的混淆问题之外，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情况会导致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源流、本质、传统价值观和值得继承的精华思想的发掘、认识、继承和发扬。比如，《汉字五千年》中就因为所谓的最早的汉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和最早的汉字雏形是贾庄湖遗址发现的刻在约八千年龟甲上的一些符号为理由，将最早的汉字称为“与神交流的工具”。
将最古老汉字的功用定义为“与神交流的工具”（以下简称为“神器论”），这种观点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已经成了主流思潮。这也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过去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著作往往是从先秦诸子开始论述。其理由是，中国的人文哲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才起源，之前的中国是神灵文化占统治地位。比如，“甲骨文就是与神交流的工具，”某些哲学家们如是说。
对哲学家们的这种以先秦时代为中华人文思想起源的做法，笔者并不认同。依据笔者对中华文明演变和对中华智慧思想体系形成过程的长期探索结果，我认为不应该将中华文化源头限制在先秦时期，而应该回溯到更早的五帝三代时期，那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之前的2500年上古时期才是中华智慧思想体系孕育并初步形成的时期。只有这样看，中华文化中的许多难题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要展开对上古文化的研究，就必须要打碎汉字“神器论”的枷锁。这也就是说，汉字起源研究的最具现实意义的任务，是不但要确认汉字最早形成的时间，更要努力证明创造汉字的动机不是主要为了“与神沟通”的，从而使得对中华文化源头的探索可以超越先秦，而深入到更久远的时代。这对将来进行中外智慧观的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要完成以上的任务，近代以来所有非传统的汉字起源新理论都不具备足够实力，唯一够资格的还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仓颉造字说”。然而，这一古老学说在近代以来已经遭到过长期的批判。笔者又要反一次“潮流”了。笔者敢于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笔者通过对“仓颉造字说”的再度考察后，并没有发现任何足以推翻这一传统理论的根据，反而有很多足以佐证的根据，显得合情合理。因此对这一理论有坚定的信心；从另一方面看，那些否定“仓颉造字说”理论却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其它一些新出现的替代理论也无一不是问题多多。
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汉字起源问题。一个方面是“破”，即对于反对和竞争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指出其漏洞；另一方面是“立”，即通过对“仓颉造字说”多角度思考论证，重新建立其历史可信度；最后，再分析讨论“仓颉造字说”的历史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二，对“仓颉造字”否定论的再否定
汉字起源的“仓颉造字说”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且在传统历史文献中有非常一致的说法。对这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认识的处理必须要慎之又慎。除非有了非常充足和确切的证据能够推翻这一观点，就不应该轻易地对其加以怀疑或者否定。
然而，事实上，近代以来并没有任何足以颠覆“仓颉造字说”的证据。用来否定这一理论的主要依据是建国以来流行的一个哲学理论命题，那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根据这种理论，学术界至今还认为，汉字不是一个人创造的，“而只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这种“劳动人民创造论”在建国后初期的二十年中是用来批判否定“仓颉造字说”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尽管一些旧的口号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已经不再使用，但“劳动人民创造论”对“仓颉造字说”的压制却至今没有引起深刻的反思。以至于像《汉字五千年》这样的文献纪录片轻易地用一句“不可能”就将“仓颉造字说”予以了否定。
汉字起源的“劳动人民创造论”存在众多的问题，包括：
第1，按照流行的说法，“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历史”。这历史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所以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描述了一种社会现象，但决不能用这一概念来指导对所有具体问题的研究。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第2，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动力作用也是有道理的。对这些笔者并不否认。但是，“劳动人民”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概念，是指许许多多人构成的一个结合体。这个结合体可以被无限制的放大，包括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也可以包括从事发明创造的脑力劳动者。我们知道，仓颉是一位史官，也是属于领“薪水”的工作者，为什么就不能被看成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呢？
第3，劳动人民动力论并不应该否定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和特定时期内个人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可以用“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的关系来说明。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那么，“个人负责”是否也可以应用在汉字起源上呢？我们知道，仓颉是奉黄帝之命而造字的，也就意味着他承担了“个人负责”造字活动。
第4，即使在现代科技活动中，类似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一些科学家领衔负责某些科学工程。获得成功后，获得嘉奖。在历史上，很多的发明创造是由个人的努力而实现的。这也是科学发展史上举不胜举的。当然，这些个人的努力也离不开前人经验的积累，这种积累就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这一命题。但历史经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个人的作用在这个飞跃的转变过程中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劳动人民积累历史经验，这是量变；而当这种量变积累到一定阶段，和某些有心人在通过个人努力和风云际会的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导致质变，形成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突破和创新。这并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我们应该既承认人民大众的基础作用，也要承认个人有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杠杆作用。
第5，即使从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历史上也有很多案例，少数人有意识地创造文字而且获得成功。这种创造如果是同政权更迭或者是政治任务的话，就更容易实现。在近代，韩国和越南都曾经通过行政命令，不再使用汉字，而组织一些人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组织学者创造了数千个简化字。近代人类可以这样做，古代的黄帝为什么就不能命令自己的史官创造汉字呢？
第6，如果说，汉字一直是由各地的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各自发明创造的，那么，由于地域的原因和长时间的形成过程，中国土地上就会出现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字，而且应该有大量的发现。但是，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些文字。所以，所谓长期实践产生文字目前只是一个无法证明的新假设。
第7，即使可能存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多样化文字，那么是什么时候和由谁来消除这些文字，而推动形成统一的汉字的呢？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推出自己的文字，导致汉字出现分裂的趋势。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就颁布了“书同文”统一文字的法令。可在商周以前，历史记载从来没有历朝颁布统一文字法令的资料。有的只是从黄帝以降，汉字一直在使用的记载。
因此，汉字起源研究中，存在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绝对化和无限扩大化的倾向，将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所谓的“劳动人民”，而完全否定在特定情况下个人可能会创造历史的可能。用“劳动人民创造论”来否定“仓颉造字论”有强词夺理的感觉，是难以服人的。
这种情况正是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避免的那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就用某种泛泛而谈的理论来否定数千年来的历史定论，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那么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推翻“仓颉造字”这样的历史结论呢？笔者认为，至少要有两种证据，一是明确的证据表明汉字形成于不同的时期，也就是说要有证据表明在黄帝/仓颉生活的时期之前汉字已经存在而且成熟。二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创造汉字的另有其人，而且其创造的过程有比“仓颉造字”说更清楚的记录和更可信的细节。
可是，至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而出现的用来替代“仓颉造字”理论的各种观点是支离破碎，经不起推敲。
三，缺少可信度的汉字“新石器起源”说
在传统的“仓颉造字”理论被“推翻”之后，寻找一个汉字起源新理论就势在必行。近几十年来，对汉字新起源探索的主要方向是将重点放在黄帝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希望能够发现在黄帝时代之前汉字就已经出现的证据，从而来证明汉字不是由个别人创造的，而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所以，每当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带有刻划符号的时候，都会引起古文字研究者们的激动。
这样的符号确实也有发现。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就存在一个符号，上面是一个圈，中间是一个火（一说是月），底下是一个大的火（一说是山）。这个符号发现后，普遍地被认为是带有汉字的特征，被视为汉字的雏形。在时间上这要比黄帝/仓颉同期或略早。![[转载]论“仓颉造字”历史真实性和现实意义 仓颉造字课文](http://img.413yy.cn/images/30101030/30102730t010a29ff6c8c3230f0.jpg)
比大汶口更具影响力的是湖南舞阳贾庄湖遗址。在出土的十多件新石器文物上发现了20多个刻划符号，其中有的非常相似于汉字。《汉字五千年》中就认为，贾庄湖的那些符号是汉字的雏形，其出现时间约为距今八千年。
这一发现似乎为“劳动人民创造论”提供了佐证。更关键的是，汉字起源的时间提前了数千年，不但超过仓颉约三千年，而且比世界公认的最早文字中东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还要早两三千年。这似乎使得汉字起源获得了“世界第一”的桂冠。
如果汉字起源“贾庄湖”说能够成立，那确实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发现，因为文字起源同文明和智慧的起源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文字起源于八千年前，那么中华文明也就可以号称八千年文明史。然而遗憾的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贾庄湖”的发现确实是“汉字”而不是其它东西。
那么，贾庄湖遗址出土的符号是否是真正的汉字呢？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那些符号只是“汉字的雏形”，是“形似而神不似”，并不是真正的汉字。从贾庄湖遗址的出土文物看，并不具备文字的特征。器物上刻划的图案更像是族徽标识，而不是文字。
“汉字起源贾庄湖说”理论的错误就在于，其将“刻划符号”等同于“文字符号”，从而导致了解读的偏差。文字是一种符号，但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是文字。文字也是一种刻化的符号，但不是说所有“刻划符号”都是属于文字的范畴。我们知道，古代有许多徽章图案，通过刻划的方法铭刻在器物上，这些更具有图像的性质，而不能被认为是文字。
什么才可以定义为文字呢？我认为，中文中的“文字”有两个字组成，因此也就是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字”，也就是一种刻划符号。第二层涵义是“文”，也就是文章的意思。文字也就是刻划符号，但其必须是连串起来而形成文章。也就是说，只有成串出现而且具有连贯性表达思想或事件的符号才能称为文字。我将这称为“单字不成文”规则。如果只有单个的“字”，而没有连贯性的“文”，那这个字就难以同“画”进行区别，也可以被称为“汉画”，但不能被视为“文字”。
以此来观察贾庄湖的文物，十七个器物上共有20多个符号。因此，这些图案都是以个体出现，而不具有连贯性。这更符合“徽章图案”的标识特性。这些图案并没有形成文字的记事和议论功能特征。用同样的指标来衡量，贾庄湖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实际上同后来的大汶口文化（约5000多年）中那个上圆中月下山的符号是同样的性质，是一种标识符号，而不是文字。如果以商代的文字来比较，就可以发现后者更具有文字的特点，即具有连贯性和叙述性，也就是说用连贯的文字来记述复杂的事件或思想。再参照中东的楔形文字，也是形成了连贯性的符号构成了长篇大论的文章，这是典型的文字特征。
贾庄湖起源说在国际和国内都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裘锡圭、汪宁生、姚孝遂、高明诸先生也先后发表了他们对史前陶文与汉字起源关系的看法。四位先生一致认为因为史前陶文不能记录语言，所以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文字的范畴。高明先生称之为“陶符”，认为陶符与陶文有本质的区别。陶符自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开始，中间经过商代，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始终是每器只用一个符号，而且一直是独立存在，从不与汉字共同使用。形体亦然如旧，仍非常原始。对此李孝定先生认为史前陶文之所以不能记录语言，是由陶器上刻画符号的特性所决定的，即陶器上除了极少数特定的目的，少有大量使用文字的机会。符号与文字，本是一物的二名，有的因约定俗成而成为文字，有的因使用的人少，所以停滞不前，如族徽和陶工的专业记号。”
笔者认为，大汶口的那个符号也不能被看成是文字，说其是“汉字的雏形”也是很勉强的。这是因为其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如安徽等地）都一直是单个符号，没有形成连贯性文字。这个符号很有可能是神农氏炎帝部落的族徽标识，因为上面那个圈代表炎帝族的图腾太阳，下面一小一大两个火的图像跌在一起是个炎字。太阳和炎热的火加在一起就成了构成炎帝族的标识。这样的标识画在器物上，也就类似今天一些单位将自己的标志放在商品上是一样的道理。
贾庄湖起源说还难以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八千年前已经出现了汉字的“汉字的雏形”，而且大汶口的那个符号也被称为“汉字的雏形”，那么这两个文化之间有两三千年的间隔。这么长的时间，汉字为什么仍然处在“雏形”阶段，没有向前发展呢？这期间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到哪去了呢？笔者曾经到大英博物馆去看中国文物展览，看到许多良渚文化的玉器，其中许多刻有精美的图案，但没有发现一个文字图形符号。
古代历史文献中，一个非常统一的观点是，黄帝之前并没有文字。周朝开国元勋姜太公说，“古者，三皇之世，虚无之情以制刚强。无有文字，皆由五行”。（三皇包括神农氏炎帝时期）。《周易》说，“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据此，笔者认为，在黄帝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汉字并没有形成。在一些文物上发现的单个刻划符号是图像标识，而不是文字。
四，问题重重的汉字“殷商起源论”
在否定了新石器起源说之后，目前看来剩下的“新理论”就只有殷商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中国最早的汉字是商代才出现的，其根据是目前考古发现最古老的汉字甲骨文。这种观点看起来是“科学”的，因为有科学考查结果做根据。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考查，就会发现这种观点仍然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比如：
第一，商代距今约3500年，而大汶口等文化距今约5000年，那么这期间的约1500年内发生了什么？在“仓颉造字”说被抛弃之后，这段时期似乎成了汉字演变的空白。《汉字五千年》在描述汉字起源时，出现了一个横跨约四千年的大跳跃，或者说是一个大空白。据其描述，贾庄湖遗址出现了汉字的雏形，然后到商代出现了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然而，在这四千多年的时间内，汉字是如何从雏形（标识符号）发展成为文字的？对这个问题，《汉字五千年》也承认学术界对这些问题无法解决。
第二，如果说，贾庄湖文化出现了汉字的雏形，可到了大汶口时期，至今仍然只发现了类似的单个标识型的符号。为什么在这两、三千年里汉字停留在“雏形”阶段，没有发展。而在大汶口到商代的一千多年里就突然完成了从雏形向“文字”的飞跃呢？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第三，如果说，汉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那么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种类的汉字。到了商代，我们看到的是单一体系完整系统的汉字。那么在在新石器结束后，必定有一个将各地汉字整理、归纳、筛选、合并的系统化过程。那么，这个系统化工程是什么时候和由什么人推动完成的呢？那么汉民族的文字是什么时候和由谁来推动形成统一的汉字的呢？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推出自己的文字，导致汉字出现分裂的趋势。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就颁布了“书同文”统一文字的法令。可在商周以前，历史记载从来没有历朝颁布统一文字法令的资料。有的只是从黄帝以降，汉字一直在使用的记载。
第四，如果这个过程是在商代形成的，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们知道，商代的历代帝王的名号都可以在甲骨文中发现，这说明商代汉字已经可以用来进行历史记载。那么为什么在商代文献中看不到汉字系统化的记载呢？为什么先秦文献中都没有商代“创造汉字”的记载呢？
所以，如果我们将新石器时期的图像符号的存在和殷商时代成熟的甲骨文字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距今3500年到5000年之间，中华文明跨越了一个由图像符号向系统文字转变的重要阶段。其间，必定存在一个工程或过程，使得图像符号向系统文字的转变，和由多样化文字向单一体系的甲骨文汉字的转变。由于之前的新石器时期并没有发现所谓长期实践产生的多元化文字实物证据，因此这段时期内的汉字体系就是有意识地创造出来，而不是整理出来的。
这种汉字创造过程只可能在商代以前发生，因为商代的汉字已经很成熟，其起源必定是更早而且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才能在商代出现那样的成熟度和实用。而且这个创始过程必定同政权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参考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推动“书同文”政策这一历史经验。）
而在商代以前，最早统一中华民族的是黄帝，也只有他最有可能在成为“天下盟主”后，推动统一汉字的创设。汉字是在黄帝时期形成的。以后由于五帝时期和夏、商、周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都基本处在统一的状态下，汉字也保持了统一性。只是到东周时期，中央王朝控制力削弱，各诸侯国处在长达数百年的事实上的分裂状态，汉字才出现分裂。但在秦代以后又维持了“书同文”的传统。
所以，尽管“劳动人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创造了以贾庄湖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刻划符号”，但真正汉字的形成是同中华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有密切关系的。因此，黄帝命仓颉造字也就不是不可能的“神话传说”，而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是合情合理的。
尽管存在以上难题，殷商起源论者可能会用“科学证据”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这一理论的最大优势在于有大量的出土文物来证明商代存在能够发现的最早汉字，而至今没有文物来证明五帝时期到夏朝（为简化起见，以下将黄帝到夏代的时期称为“五夏时期”）的文字实证。然而，即使用这样的“科学证据”法来否定“仓颉造字”也是有问题的。
第一，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只能说明商代已经有了成熟和实用的汉字体系，但并不能证明汉字就是那时最早出现的。其起源应该更早。
第二，仓颉造字是古人留下的历史记载。这些古人生活时间比我们更接近“五夏时期”，也能接触到上古时期的记录。而且汉字本身就是一种证据。所以这种历史结论是既成事实，不需要提出额外的证据来证明。而那种试图推翻这一客观历史记录的怀疑和否定论者才负有举证的责任。这同现代法律上“无罪推定”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反对者必须举出确切的证据来说明仓颉造字不存在或者不可能，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
第三，而且，目前没有发现“五夏时期”的文字实物并不代表其就真不存在。人类的认识水平是有限的，也是在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历史中仍然有许多东西我们还不认识，或者没有实物证明，但将来也有可能会发现。比如，西方人曾经认为中国的夏朝和商朝都不存在，但商代的甲骨文发现以后不就证明了商代确实存在吗？
第四，商代以前文字实物缺乏也否定了所谓的“劳动人民创造论”，而这是否定仓颉造字说的最基础的理论根据。如果汉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时间内集体创造的，那就应该出现“五夏时期”之前大量的汉字实物，但目前没有出现这样的实物。历史上也没有这种实物的记载。
第五，“五夏时期”的文字实物的缺乏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反而可以为“仓颉造字”提供佐证。由于是仓颉奉黄帝之命造字，这就形成了自上而下和由少到多的汉字形成过程。自上而下是指，由行政命令发布，由少数人来组织完成。这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是存在很多案例的。由少而多是指，汉字是由个别人或者少数人开发，经过局部使用，到扩大使用，再到社会普及的过程。这中间，“五夏时期”可能就处在局部使用的阶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时期文字实物很少的现象。
总而言之，甲骨文的发现并不能作为推翻“仓颉造字”的根据。汉字“殷商起源”说证据不足，而且存在难以解释的难题。汉字的起源还是应该在大汶口文化之后（约5000年）和商代之前（约3500年）这一千五百多年间（五夏时期）去寻找。而这段时间内，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线索是仓颉造字之说。
五，“仓颉造字说”历史可信度再评估
在否定了汉字“新石器起源”说和“殷商起源说”之后，传统的“仓颉造字”说就成了汉字起源的唯一可选理论。这就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对“仓颉造字”的摈弃是否太过于轻率了？我们有必要对古人留传下来的传统汉字起源理论进行重新审视。这种审视不仅要考虑到近代以来考古科学的成果，也应该用一些新角度来看待老问题。
笔者认为，与那些汉字起源的新理论相比，传统的“仓颉造字”理论更合理，更可信。这是因为不像那些新理论存在着种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仓颉造字”说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合理性。新的考古发现不但没有削弱“仓颉造字”的可信度，反而增强了其吸引力。“仓颉造字”可信度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古人对汉字起源于“仓颉造字”的记载清晰而且高度一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对人类文明中一些重大的发明创造在中华民族中的产生过程有清楚记载，而且有明确代表人物，比如燧人用火、螺祖养蚕、黄帝造指南车等等。汉字的发明人只有仓颉一人，而且在先秦和汉代文献中这是没有争议的说法。
第二，汉字产生于黄帝之前或者商代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前者没有实物证明，而后者既没有历史文献的证据，也不符合常理。
第三，“仓颉造字”正好填补了一个存在于新石器图案符号和商代成熟文字之间的空白，是从图画向文字转变的过程中关键的一环，使这种过程舒畅而合理。
第四，“五夏时代”以前的考古文物中缺少文字实物的现象说明，汉字的形成不是自下而上的（即有许多人在长时期的生产活动中创造然后再整理成体系的），而是由上而下的。这符合黄帝命“仓颉造字”的说法。
第五，从历史经验看，许多国家是在统一以后就考虑文字统一问题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实行了“书同文”的政策。那么黄帝在4700多年前被奉为天下盟主后，难道就不会想到要让语言文字也统一，以让天下长治久安吗？据历史记载，约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战役分别是黄帝同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和黄帝同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这两场战争后，黄帝被推举为天下盟主，并在釜山汇集各族领袖，成“合符”之盟，形成了华、夏和东夷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核心集体。黄帝是中华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天子”。通过釜山合符，形成了以华、夏、东夷为主的各民族第一次大融合。文字的统一应该是民族融合的纽带。创造一个统一的文字将有利于政令通达和民族融合。仓颉造字应该是在诸侯“合符”之后。这是推动汉字起源的历史需要和背景条件。“仓颉造字”符合这一历史环境，也是五帝时期和夏、商、周三代中最有可能发生的。
第六，从历史过程看，除了黄帝时期有创造或者统一文字符号的条件外，其它时期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记载做过这样的事情。在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时期，已经有史官用文字记载史料，其中有的收集在先秦典籍中。
第七，最可信的是，历史文献清楚地记录了“仓颉造字”的方法。据记载，仓颉是看了“鸟迹”之后才发明了汉字的。笔者认为，这个记录是可信的，因为一方面这既符合后来的汉字实物如甲骨文的形状，也合情理。首先，所谓的鸟迹（鸟在沙滩上留下的足迹）同甲骨文是很相似的。而且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文字比较看，只有汉字（如甲骨文）同鸟迹最接近。
另外，仓颉造字的目的是为了留下历史记录，要产生一种方法让先王的活动事迹经得起岁月的销蚀而能够传承下去。鸟迹是鸟在沙滩上或者水边湿地上活动留下的痕迹，这种痕迹是刻划在地上的，而且能够经得起一段时间的水的冲击。这很可能启发了仓颉，即用硬物在物体上刻划，就可以留下长期的痕迹。所以，汉字后来也被称为契刻文字。
第八，仓颉除了发明类似鸟迹的契刻方法来保留记录外，还发明了汉字基本结构的六书。正是这“鸟迹”和“六书”，使得中华文明完成了从图像符号文化向文字文明时代的突变。古人曾经指出，“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即是象形为文，形声为字。古人又指出，六书“是造字之本也”。仓颉在造字的初期阶段，先发明了象形的方法，这表明他继承了图像符号表达思想的文化，但后来又发明了更高级的几种方法，使得汉字结构规则系统化，而且使得汉字包容了形、意、声三者一体的独特结构。
第九，否定“仓颉造字”的一个观点认为，汉字那么多，不可能是一个人造成的。但笔者推断，仓颉并不是造了所有的汉字，而是确立了基础的笔划结构和方法（类似鸟迹）也发明了构字的方法（六书）。古书也说，汉字起源于黄帝，后代又不断地增加汉字的数量。但基本方法是三代以降一直维持不变的。
随着文明的发展，书写汉字的方法也有了改变，如由刻划转变为用毛笔书写，这也导致笔划的形状发生了转变。但汉字的基本框架和六书的方法是一直没有改变的。这也是汉字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以延续五千年的文字，是中华文明号称五千年的关键要素。
由此可见，“仓颉造字”说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合情合理，更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检验。除非出现特别令人信服的反面证据（而且笔者相信将来出现这样证据的机会非常渺茫），汉字起源于仓颉造字的说法不可动摇。
六，汉字最早的用处是什么？
前面几节中已经对汉字起源的时间和过程进行了讨论。本节要讨论汉字起源研究的第三个核心问题，即“汉字功用”问题，也就是汉字最早是用来起什么作用的。换个角度说，这也就是汉字的创造动机问题，即创造汉字的人是处于什么动机？对动机的考查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谁创造了汉字，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华文明源头的了解。
研究汉字起源的动机，可以为确认汉字的创造者提供辅证。在刑法学上，动机是研判行事伤害案件的一个重要考虑。比如，在将某个人定性为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时，其是否存在犯罪动机是分析的一个重要要素。当我们判定汉字是否由某个或者某些人所创造的时候，也要看其是否有这样的动机。
按照劳动人民创造论，为了生活和生产交流的需要，是存在创造文字的动机的。但是，这种基本动机解释不了汉字在五夏时期发生突变的现象。从历史经验看，文字突变（也就是要么从无到有，要么由松散混乱的形成整齐划一的文字体系）往往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强有力的推动者。新政权的产生，民族由分裂走向融合等往往是文字突变的导火索。从这点看，政治和文化也是文字起源的重要推动力量。
长期以来，“汉字起源神灵说”一直占据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这是因为被公认为中国最早汉字的甲骨文是在商代遗留的大批龟甲上发现的，而且其内容大多是卜词。因此，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汉字是古人用来“通神”的工具。在贾庄湖出现的汉字的“雏形”也大部分是在龟甲上刻划的，因此这就似乎为“汉字起源神灵说”提供了更多和更古老的“证据”。《汉字五千年》就是这样认为的（如其一个篇章的题目就是“与神沟通的甲骨文”）。
将最早的汉字说成是与神沟通的工具，这是以偏概全的做法，歪曲了古人创造汉字的原始初衷。
从商代汉字来看，“甲骨文”上的汉字确实是占卜的记录，“与神交流”有关，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汉字是为了与神交流而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商代既有甲骨文，还有金文。商代的另一种广泛出现的文明象征是青铜器，其上面许多也刻有内容丰富的铭文。这些铭文所刻的很多是历史事件的记载。这说明，商代的汉字是用来记载历史事件的，而不是用来与神交流的。即使甲骨文上的所谓的占卜有关的文字也不是用来与神对话的，这是因为占卜主要是看甲骨上的裂纹来判定吉凶的。甲骨文事实上是占卜活动后留下的文字记载，更应该被看成是占卜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不是与神交流的工具。
至于贾庄湖遗址上出土的类似文字的图形符号，也不能被看成是“与神交流”的工具。这首先是因为类似的符号并不仅仅出现在甲骨上，也出现在其它器物如骨笛和陶器上。而且大汶口文化中被认为是文字雏形的那些符号也是在生活用陶器上发现的。其次，即使是甲骨上的那些符号看来也不是占卜的内容，更像是龟甲主人的身份标识。汉字并不是专门为与神交流而出现的。
那么，古人发明汉字的真正动机是为了什么呢？根据正统的古代说法，汉字是为了传承中华文明和智慧而发展出来的。
据古史记载，中国远古祖先们没有文字，而是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来记录历史。科学家们已经在许多地区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和实物。然而，这种方法无法记录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思想。黄帝就曾经因为不了解更古老文明的传承而苦恼过。后来是“河图洛书”的出现才启发了他，解决了问题。为了让历史经验和道德文化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黄帝命令史官记载他的言行，并因此也命令其创造一种文字来实现这一目标。
据古籍记载：“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这段描述清楚地说明，黄帝让仓颉造字是为了“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而不是为了“与神沟通”。西汉的《淮南子》中记载，“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说文》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
所以，记载历史，教化世人，传承智慧，这才是汉字起源的真正动力，是汉字要完成的任务。而且汉字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很多地方记载，黄帝在同歧伯交谈后，高兴地说，我要将你的话记载下来，刻到五版之上，保存起来，以便让后人能够了解我们今天的谈话。《尚书》中也记载，尧在考察舜的时候，让他熟读五典。在先秦文献中，不仅有五帝时期的历史记录，夏代也有多篇历史文献流传下来。可见这时汉字早就已经成形而且成为重要的信息记录工具了。商代的甲骨文可以被看成是历史记录，同时的金文更是标准的历史记录。很多青铜器铭文不但记录了其拥有者的信息，更记录了许多历史事件。到了东周时期，出现了新的汉字形式，但在记录历史时，也仍然使用仓颉体。这就像现代日本，尽管有了日本的文字体系，但在人名上仍然使用汉字。
汉字起源于历史记录工具之需求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在“五夏时期”文字实物很少发现的迷团。汉字在创造出来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极少一部分人如历代的史官们掌握使用的。这些史官们也用汉字保留了上古帝王的言行和事迹。这些记录也确实形成了智慧的积累，为后人治理国家提供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这也就意味着史官是那时最有知识、最有智慧的人。事实上商代和周代的开国元勋伊尹和姜太公吕尚以及道家始祖老子，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夫子等都有史官后人的背景。说明他们是能够接触到古人留下的历史典籍的。
创造汉字来传承历史经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是为了让后世的统治者能够继承以前圣贤帝王们的治世之道。这种动机也导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汉字被视为统治阶层的特权，因此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及性运用。这种普及只是到了东周时期才出现，因为那时王权式微，帝国的控制力削弱，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对知识份子的强烈需求，平民也有了学习和使用汉字的机会，也给汉字的传播使用创造了环境，也就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一次大飞跃。
所以，目前看来，从汉字起源的时间，过程，历史背景，实际功用等方面综合起来考察，仓颉造字是唯一可信而且顺理成章的理论。笔者实在想不到除了这一理论之外，还有什么更为合理、更为可信的第二种可能。
对汉字起源研究使用正确的方法，这包括要尊重历史记载。这些记载毕竟是比我们更接近上古时代的人留下来的，而且也合情合理。我们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用一般性的定理来否定某些特殊现象。更不要盲目怀疑。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能够推翻历史古籍的记载。在这样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应该维持历史形成的认识。
七，舜帝为何不“同文”？
下面，我们再提供一个证据来佐证仓颉造字说。
如果说，汉字是在黄帝以前的数千年中由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的，那么必然有许多种类的汉字存在。而历史上也就必然要有一个消除各种异体文字，只使用一种官方文字的历史过程。这类似宗教领域的消灭万灵崇拜，只准敬奉一种神灵的过程。夏代就有过“绝地天通”的政策。我们知道，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就颁布了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命令。
其实，秦始皇并不是第一个统一度量衡的人。史书记载，舜帝在即位后，也曾经到各地巡游，以监督各地度量衡是否统一。这时候，距离商代只有约六七百年。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史书说舜帝统一度量衡，但并没有说他到各地去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是促进经济贸易的需要。这说明，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为了货物交流的需要而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度量衡制度，但这种多样化的度量衡却不方便跨区域的货物交流和国家管理。所以，舜帝到各地去监督统一度量衡的执行情况。
但文字的统一也同样重要。舜帝为什么没有去各地监督统一文字的工作呢？如果说，历史上确实存在多样化的地区性文字系统的话，那么舜帝的巡游就必然要将统一文字列为内容。史书只提统一度量衡，不提统一文字，这说明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多元化的地区性文字体系现象。
这也符合仓颉造字理论。文字很可能是黄帝时期开发后，通过官方渠道向各地传播，以满足政令统一的需要，因此统一性较强，也就不需要为此而巡视了。
八，“仓颉造字说”的人文智慧意义
综上所说，笔者不认可《汉字五千年》中汉字起源于八千年历史的贾庄湖文化的观点，而赞同维持汉字起源于黄帝时期仓颉造字的古人传统说法。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失望，因为贾庄湖起源说可以让汉字超过中东的楔形文字约一两千年，而仓颉造字说则会使得汉字的出现相当或者晚于中东约几百年。
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在衡量文字起源时间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就是，文字的出现必须是成熟的连串的符号，而且必须能够演绎出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系列的思想。如果以单个符号为标志的话，那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发现的上万年前的史前壁画上也有一些单个的符号，那是否也可以看成是文字呢？如果以单个符号为标准的话，那文字起源就会出现一场无休无止的竞赛。
笔者认为，追求所谓时间上的“世界第一”远不如恢复汉字的本质更为重要。汉字为什么会出现，其动机是什么？是否是“与神交流”的工具？这样的问题对于人类智慧研究的角度来看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文字起源的时间和本质同智慧文明发展的水平评估有密切关系。
人类文明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进步的。这个过程可以被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是所谓的石器时代的史前文明，那时候没有文字，也可以被称为蒙昧时期。那时人们认识水平还不够，社会道德规范也没有形成体系，也普遍存在着信奉神灵的现象。高级阶段是指有史文明时期。五千多年前人类发明了文字，进入智慧时代。由于文字的作用，人类智慧开始迅速形成和积累，并导致了人类文明的迅猛发展。这期间，人类也试图摆脱“神灵崇拜”，建立独立的“人文精神”。因此，由“拜神”向崇尚人文精神的转变就成了评估智慧发展水平的一个参考标准。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推崇西方哲学，而否定中国古代的哲学。其一个理由是，西方哲学体现了人文精神，而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没有哲学。这是因为中国上古时期是敬神的。一个最常用的根据是，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是占卜用的，是与神交流的工具。这样的结果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人文智慧的形成就只能推迟到春秋战国时期。
但根据笔者的考察，中华民族的人文智慧精神应该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古人将黄帝尊为人文始祖这其中必然有一定的道理。汉字起源于那个时期应该是一个标志。更关键的是，仓颉造字是明显地具有传承人文智慧的动机的。古人创造文字的动机是为了教化天下，“以文明人”。“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探索并确认中华文化的源头，是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提取中华文明精华的一个重要途径。确认汉字形成的仓颉造字说，不但可以明确汉字的形成时间，还可以据此而确立中华人文智慧的最早形成时间，确立中华民族由史前蒙昧时期向高级文明时期跨越的转折点。这一点对于用智慧学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发掘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九，结论
汉字起源研究是近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一门学问。一次次的考古发现不断地引发关于汉字起源的关注和争论。然而，据笔者观察，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的指导方针和研究方法上都存在一些偏差。一段时期以来，汉字起源问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试图找出最早的汉字上面。而且是以确立“世界第一”为目标。然而，对于什么才真正被算成是“汉字”这一标准并没有确定。因此，有些考古发现的成果宣布“发现最早的汉字”的结论难以让人信服，有自我拔高的感觉。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古人文献中记录的传统说法学术界持否定的态度。然而这种否定是建立在理论教条的盲目运用上，有主观武断之嫌。否定了仓颉造字说，却又无法解释汉字从五千多年前单个标识符号向3500年前商代成熟文字的演变过程。汉字的系统化工程是谁做的？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空白。
贾庄湖遗址出现的图形符号还不能看成是汉字，而只能是类似汉字的图形标志符号。商代甲骨文也不能被看成是最早的汉字。贾庄湖甲骨上的符号和商代甲骨上的文字都不能用来断定说最早的汉字是用来与神交流的工具。
从5000多年以前的图形符号到商代的金文和甲骨文之间存在一个汉字系统化形成的飞跃性转变。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无法揭示这个突变过程是如何形成的。目前看来，黄帝时期形成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为汉字起源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学术界过去对“仓颉造字”的否定是武断的，也是没有根据的。虽然没有发现“仓颉造字”的直接实物证据，但存在大量的间接证据。“仓颉造字”否定了“汉字起源于与神沟通需要”的流行观点，而确认汉字是黄帝为了文化传承和教化后人的需要而创立的。“仓颉造字”理论的社会现实意义是，将中华文化中人文智慧精神的起源推前到五千年前，这将有助于解决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认识上的难题。
以上只是个人治学的一点感想。笔者不是古文字专门研究者，不当之处还请行家指正。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尚书正义》：“古文者，仓颉旧体，周世所用之文字。”
20世纪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考古发掘发现的约50万件刻有楔形文字铭文的泥板、石柱等文物中，有四分之三涉及法律，主要有：公元前2365年左右拉加什统治者乌鲁卡吉那进行改革时的立法，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060～前1955）的《乌尔纳姆法典》等。
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六韬》五音。
《尚书正义》：“自仓颉以至周宣，皆仓颉之体，未闻其异。”
这种分裂在战国竹简上可以看得出来。
《尚书正义》：“卫恒曰：“仓颉造书，观于鸟迹，因而遂滋，则谓之字。”
班固《汉志》及许氏《说文》，书本有六体：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声，江河；四曰会意，武信；五曰转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长。此造字之本也。
《周礼注疏》：“文字起在黄帝，于后滋益而多者也。”
《尚书正义》：自仓颉以至今，字体虽变，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仓颉以至周宣，皆仓颉之体，未闻其异。字有六义，其文至于三代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代典籍，古文绝矣。”
《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
《周礼注疏》：“三皇无文，则五帝巳下，始有文字。故说者多以仓颉为黄帝史而造文字。起在黄帝，于后滋益而多者也。”
《说文》。
《淮南子》泰族训。
《说文》序。
《黄帝内经》如玉版第六十：“黄帝曰：善乎方，明能道，请着之五版，以为重宝，传之后世”；师传第二十九：黄帝曰二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着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
《尚书》：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尚书正义》：宣王纪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号曰篆籀，惟篆与仓颉二体而已。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说明商代以前已经有了历史典籍了。
但《黄帝内经》中也有要将歧伯医术要传承下去的意图。所以传承“统治术”只是一个主要目的，而不是唯一的。
《史记》五帝本纪。“[舜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尚书正义》。
周易。
刘向《说苑》。
二〇〇九年二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