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余玮
成思危有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他说，这个身份是一时的、暂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学者――活跃在经济、管理和软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说，这个身份是一世的、永恒的。成思危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严谨的学风、谈笑风生的亲和，在细微处显示出他的人格魅力。
烦恼与爱好之中凸现高风亮节
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可谓位高权重，但他认为，要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我也曾经骑自行车上班，挤公共汽车上班，排队在食堂买饭。作了领导后，我时刻记得自己是普通一兵上来的，要保持接触社会，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要保持和群众的一种融洽的关系。"
正因如此，成思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曾多次下到西部贫困地区的边远农村体察民情。在四川凉山彝族农村，他看到那里条件艰苦到"人畜混居、房子没有窗户、睡觉没有床、人披一块毡子、坐在火堆旁取暖"。看到这种现象，他很受震憾，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弱势的人群遗弃，绝对不能遗忘他们，而且要让他们也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要有今天的焦裕禄，要有不改变这种落后面貌死不瞑目的一种精神"。底层群众的艰难，激励了他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的决心。
有一回，工作人员为正在作演讲的成思危倒茶，他停下演讲问演讲会主持人："我的报告多少时间？可别把别人的时间占了。"主持人说："一个小时。"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的？"当被告知"两点半"时，他缓了一口气说："这样，我可以放心了！"成思危的报告分4部分，当他讲完第4部分的时候，又看了看表，说："大概我没有超过时间吧，还有一分钟。"然后作了简短的结束语，在掌声中走下讲坛。这就是成思危，一个守时、严谨、负责的成思危。
2002年，在成思危出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时，曾对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承诺："为构筑中拉国家人民友谊的桥梁，我本人要学习一点西班牙语，争取一年以后能与你们用西班牙语沟通……"当时年已67岁的成思危又开始学习西班牙语。2003年11月，成思危率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代表团出访，他在第二届中拉人民友好大会和厄瓜多尔议会上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讲。他渊博的知识，儒雅的气质，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高度的赞誉。
一次，成思危作客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对中外经济界、企业界人士的各种提问对答如流。当主持人知道成思危掌握了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7种语言时，便邀请在座的非英语国家的外宾与他对话。这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站起来说她是瑞典人。成思危先用英文说："哦，对不起，我不会讲瑞典语。你会讲德语吗？"瑞典姑娘说："是的，德语是我的母语。"接下来成思危用流利的德语与她对话，这段对话赢得了在场人们热烈的掌声。
让人难以想像的是，身处高位的成思危也有着很多无奈的烦恼："时间太少，各种应酬、邀请太多，有很多地方是打着我的名义公布说是我要去参加那个会，我根本都不知道，但他就公布了，公布以后到时候我没去，他就可以宣布，本来成思危副委员长答应来了，现在他工作繁忙不来了，他一句话轻松我可挨骂了，实际上我根本就没同意过。第二个烦恼就是题词，坦率说我这两笔字是拿不出去的，写出去挨骂，让人家笑话，写了也没什么实际作用，对不对？第三个烦恼就是写序，现在好多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求我写序，甚至把序言给我起草好了，只要我签个名，说实话本着科学态度我绝对不能这样，你要我写序，我绝对不能在你起草的自吹自擂的序言里签个名，要写我得看过你的书，所以写一篇序比我写一篇文章还费劲。"
成思危每天6点半起床，打完一套太极拳，温习1小时外语。吃完早饭，到大会堂办公室上班，开始一天忙碌而有序的工作。晚上看看"新闻联播"后，便学习、进行学术研究。周六、周日，他保证上午用来学习，所有的长假对他来说都是写专业论文的时间。凡他答应写的，一律亲自动笔，按期交稿--经常为了赶"作业"，不得不开夜车到凌晨三四点。成思危惜时如金，自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来，"没有去过一次北戴河休假，为什么？因为我舍不得那7天时间"。他视守时为美德，常常把工作安排在几点几分，参加会议必定准时到场。有人说他是个急性子，他自己概括有"三快"：走路快、吃饭快、说话快。
"我的爱好一个是看书，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打桥牌。看书可以启迪思想，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打桥牌可以锻炼大脑。我的电脑里，就存了1000多首MP3的歌曲。"成思危能拿着麦克风很有韵味地唱一首《山楂树〉，能在悠扬的圆舞曲伴奏下优雅地跳一支交际舞。繁忙的成思危，每天都在23点以后坚持上网，至少40分钟，一般一个小时。对于网民们的心声，成思危比较注意，很喜欢看人民网的"人民时评"、"观点碰撞"等。
在一次网上聊天中，一位网民问了成思危这样一个问题："像你们这样的大官是不是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成思危心平气和地回答："第一，我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可以打个电话就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第二，我也没有这样大的胆，来做这种受百姓们'千夫所指'、所痛恨的事情；第三，我个人的良心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以后，确实遇到不少亲戚朋友托我打电话、写条子，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个条子。我在参加湖南省（成思危祖籍湖南湘乡）人大代表团的会上说过，我确实有点怕回家乡，因为有不少人要求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说，希望家乡的父老们支持我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
成思危对于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有时遇到一些网友的异议，甚至不时挨网友的责骂。对此，成思危坦然地说，这是网友的自由，也是民主的体现。网上的表达自由，是技术进步创造的新语境，是一种新的表达空间。成思危对待网上挨骂的态度，体现出一种真正的现代人的文明水准，堪称我们的榜样。
这种宽容之心，不管对一般人而言，还是对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而言，都是一种良好的品德。不同的是，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这种宽容之心，却能转化成政治道德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推动公共道德水准提升的巨大力量。况且，对于一个拥有巨大权力拥有极大话语优势的人来说，能保持平和的宽容之心，这和一个普通人在同样的责骂之下的宽容，心理体验差别一定是很大的，前者当然更不容易，更需要大气的人格风范。由此足见，成思危的高风亮节。
改行、从政，不变的是拳拳爱国情
中国有句老话，人过三十不学艺。然而，当年已在化工专业上小有成就的成思危，在1981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并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这一年，他已经46岁。当时成思危的一些朋友劝他，"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你现在在化工界已经小有名气，你再去美国镀个金回来，那将来前途无量，你学管理这玩意，资本主义那一套，学回来以后能用吗？"说到当年的改行，成思危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使我体会到，中国的科技落后，管理更加落后，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我觉得我确实经过深思熟虑，觉得中国要想富强一定要有好的管理，另外我自己也确实是一直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作为个人来说，你不就混一辈子，你不希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吗，怎么做效果最好，我所以毅然决然选择了管理，而事实证明我这条路是选对了。"
但是，这条道路同时也是充满艰辛的。成思危刚到美国时，连股票都没有见过，上美国的资本市场课时，常常听得满头雾水。由于英语不太好，美国学生用两个小时看完的资料，他抱着字典也得花几天功夫。更别提那时根本就没摸过的计算机了，常常因为一个标点的错误，就得在机房里折腾大半天。但是，凭着一股韧劲和勇气，成思危在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留学的两年期间，成思危边学边看，看美国的风险投资业，看美国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他深深地感觉到还在"吃大锅饭"的祖国效率太低了！"当时国内是公平，但是太低水平的公平，二级工一个月38块6毛1分钱工资，我记得非常清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距让成思危意识到了公平与效率必须两条腿走路。"我当时一直在思考，但是还没有大胆得把这两种在过去看来水火不容的东西放在一起，那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用市场的手段追求效率，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公平'。我听完真的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美国学习期间，成思危发表了10多篇学术论文，还凭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和研究机构恳请他留在美国，都被他婉谢推辞。在成思危刚刚赴美学习时，父亲曾希望他深造后能留在美国，有机会再去台湾继承家业，父亲对他说："毕竟我们家的事业在台湾……"可是当成思危向父亲表示学成后要回祖国大陆的时候，父亲仍然是通达地点点头。
回国后，成思危先后担任了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在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期间，他全面负责技术工作，主持了化肥、农药等专业的"七五"国家科技攻关的论证及实施。他负责的"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报上百篇文章，对有关行业及项目的研究开发提出一些带有方向性、指导性的意见，对科技体制改革及科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成思危潜心于化工业的研究，过着平民的生活，直到59岁，离退休还差一年的时候，他的生活和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几乎是以急行军的速度进入另一个他从未涉及过的领域。1994年，成思危被任命为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科技；1995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96年3月，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同年12月，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以高票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说到加入民建、从政，成思危说："1995年初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请我吃饭，动员我加入民建。我当时想想我都快60岁了，一直是无党派人士。这个时候再加入民主党派，可能没什么意思了，担子重了，有义务了；退下来则可以写写文章、教教书、带带研究生，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有了空还可以到世界各国走走、转转--当时我确实这么想的。但是起孟老先生一席话，还是给我很多启发。他说你不是希望能够报效祖国吗，你希望你的意见能够被高层所采纳吗，你作为一个党派就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向国务院的领导来反映，这个作用就不同了。他这个话打动了我，所以我决定参加民建。"
这年年初，成思危入会，年底当选为副主席，"三级跳，中委、常委、副主席一次会上选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孙起孟老先生邀我加入时就是在找接班人呀。1996年9月，孙老就提出辞去职务让我当主席！我的党龄从我入会算起到当主席只有两年时间，这非常短啊！那时我曾经写信提出不要选我，担子太重了，但是组织上没有接受。"成思危回忆起从政之初的意外，感触良多。
早在1988年，成思危已经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但那时候是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参政议政的。而从他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特别是民建中央主席以后，他真正进入了"共商国是"的境界。
当选民建中央主席后，成思危提出新时期的建会目标，即把民建建设成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机制上健全，充满活力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从此，成思危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他深入基层，广泛联系会员，务实的工作作风感染着每一位民建会员。同时，他利用每次出访的机会，努力宣传我国的政党制度。在美国，他回答外国友人提问时说："西方政党制度像打橄榄球，非得争得你死我活不可；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类似大合唱，虽然有高音、中音和低音，但在统一的指挥下唱出和谐的曲调，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他用生动的比喻将中国与西方的政党制度差异解释得明明白白，令在座的外国友人频频颔首。
"唱功"与"做功"共舞
前些年，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递交的关于抓大放小、深化企业改革的建议，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见解。每年，成思危不下20次通过座谈会或信函、见面等方式向中共高层建言，"尽管出面的是我，但是我背后是有10万民建会员做我的后盾，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很有益的情况，而且还不只是他们，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还有有关的方面，都给我做了后盾"。在他看来，建言献策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方式。
向高层建言，一般中央领导会有相关批示等反馈回来，但有时候"有些意见没有批示，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意见深度不够，也可能是我们不够全面，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意见是重要的，而中央没有批示，我们就会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再做深入的调研，然后再在下一次的协商会上提出意见来，那么有可能经过你这几次的提，有可能这个意见就形成得更完整，最后能被采纳。当然有的意见我们觉得确实从局部看来合理，全局看来不合理，中央没有批示，我们觉得也没有太多的需要进一步跟踪的东西，我们就可能放下了"。
作为一个参政党的领导人，成思危"在和中共领导人协商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应该说，我的意见提得是比较坦率和尖锐的。因为我觉得作为诤友就应该这样做。我的前提是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所以我还要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来发表意见"。
成思危常说："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不但要有'唱功'，更要有'做功'，需要通过有效的工作来贡献我们的力量。"在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民建成为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
近年来，本着和谐社会发展观，民建热切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生活，通过物资和资金扶贫，兴建了一批"希望小学"，解决下岗职工就业20万人，帮助农民脱贫，在主要扶贫点贵州黔西南州派驻干部做兼职副县长。2005年12月19日，在民建6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民建"思源工程"正式启动。于是，以"思源工程"为载体，团结广大民建企业界人士，联系港澳台侨工商界爱心人士和国内外以扶贫为宗旨的民间组织，整合会内外资源，有组织、有效率、有力度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为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添翼助力。
谈到人大工作，成思危颇有感触地说："我觉得人大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首先宪法规定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大的工作确实对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特别重要。人大的工作最主要的是立法和监督两个方面。我到人大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要依法办事。一方面要遵守实体法，同时要遵守程序法。我第一次参加委员长会议就感觉与其他部门不一样，它的议程非常明确，而且所议的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做，一点不能违反，这一点我体会非常深。"
成思危深感作为人大代表责任重大，"每96万农村人口和每24万城市人口才产生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所以必须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他做事突出一个"实"字，即多办实事、以实办事、把事办实。一次，他到某省进行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在农村组织座谈会时问到有没有拖欠教师工资，当时大家表示没有。但当成思危刚回到北京，就收到人民来信，说"你来我们学校之前我们就到门口等你，想向你反映拖欠工资的情况，但是就在你到的前3分钟我们被人带走了……实际上这个地区拖欠工资的问题比较严重"。成思危看到这里，心情非常沉重，就把这封信批回该省人大常委会。后来该省人大认真查处了，并给予了答复，"说乡政府把他们的汽车卖掉了，补发了教师的工资"。但是，没过几个月就又有人民来信，说"你上次批完以后工资是补发了，现在又发生新的拖欠……"成思危对此陷入了沉思……
针对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问题，成思危用"全面"、"系统"、"适度"、"公平"、"有效"10个字进行了诠释。听着这些鞭辟入里的见解，记者眼前浮现出他为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不舍辛劳，奔走呐喊的身影。这身影，不正是他终身服膺的座右铭--"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的生动体现吗？
更希望别人称"教授"的仕者
荀子曾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职务升迁、工作变化，没有影响成思危在学术领域的探索，用管理科学的原理，研究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宏观管理问题，这使成思危成为我国管理科学领域中公认的权威之一，有人评价成思危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领导人，在他成功履行领导人职责的同时，能保持学者的乐趣和生动的自我。
2003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和最好褒奖。他虽然从政多年，却一直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不论有多忙，他总要设法抽出时间来学习，坚持作读书笔记，著作颇丰。
一次，成思危演讲结束后，大会主席接过话筒，热情洋溢地说："让我们感谢成副委员长……"成思危马上说道："不要叫委员长，还是叫教授好！"场下顿时又响起了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除繁忙的政务之外，成思危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他提出了管理科学"三个基础、三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学科结构和发展战略，建立了中国改革与发展应急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部在成思危的主持下于1997年上半年抢占先机，组织了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课题的研究。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时，他们已经配合国家金融系统做了大量工作。成思危领导的管理科学部每年掌管着数千万元的科研基金，成思危作为主任，无疑享有很大的支配权，但管理科学部对所有课题都采取申请制度，由专家评审组投票决定课题承担人。成思危不参加投票，也从为任何人说话。
此外，成思危还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认真履行一位"园丁"的职责，先后指导20多个博士生。他讲课非常生动，经常是连过道里都站满了听众。
国家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京九铁路沿线开发论证、环渤海经济区发展战略……我国软科学界对众多工程项目和社会事业的研究和论证，为各级各类科学决策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对软科学情有独钟的成思危，当选为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他对记者说，软科学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领导者提供咨询，要做到"尊重领导而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而不迁就现实，反对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方法，提倡系统论，努力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可行性、时效性，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可靠的支持。……我们不可能为政府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方案，也不能要求政府采纳所有的建议，但要切切实实地支持政府的工作"。
一般地说，软科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常被人们称为改革社会所必需的一种社会软件。它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人、自然、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政策课题）进行预测、规划管理和评价，从整体上探求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和决策。成思危指出，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出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为软科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如今我们所从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的科技、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相互贯通的事业，建设的环境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开放的、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巨系统。决策面临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的决策必须能够处理好公平和效率、政府和人民、当前和长远、局部和总体、中央和地方等各种关系，而权衡的方法和过程都是软科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成思危分析说，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越来越重要。一个好的决策，应当技术上是可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许的、操作上是可以实施的、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政治上是能为有关各方所接受的。他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决策，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决策，完全避免失误是很难的，但应尽量减少决策失误。造成决策失误往往是因为只照顾局部利益，不考虑全局；事前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草率决策；没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盲目照搬上级的指示，还有就是腐败等等。成思危认为，软科学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应该是四维的，既有专业的深度，又有学科的广度，还有政治和哲学的高度和远见。
尽管每天都有繁忙的政务、紧张的国事活动，但是从成思危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倦容，给人的印象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这背后除了自己特有的保健秘笈、个人独有的性情修炼外，同样有着知心爱人的关爱。
1959年，成思危和舒允宜结为伉俪，儿子和女儿相继出生。舒允宜曾在化工部科技局和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工作，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常常出去做一些义务技术咨询。这些年来，他们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他们的一子一女秉承了父亲严谨好学的学者品性，学成所成。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振兴中华、富国强民做点事。以前，这个想法帮我闯过了人生一道又一道关口，今后，这个志愿还将使我的余生过得更有意义。"这是孜孜不倦的中共诤友难得的肺腑之言，也是一位始终不渝的坚定爱国者的全部理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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