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7年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 39岁
随着1947年6月内战的全面爆发，灵岩书院好景不再。在度过了鼎盛时期后，开办了两年多的灵岩书院步入了困境。
4月，先生（指李源澄）所撰的一部断代史名著《秦汉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复兴丛书”之一种正式出版。先生自视甚高，以为此著“所得殊与常论不同”（该书《自序》）。钱穆先生应邀为该书作序，钱穆以前在北大教授过《秦汉史》，对此知之甚深，以章实斋所谓的“圆而神”而推崇先生史学研究的精深宏卓，评价甚高。
秋，“灵岩书院”开办两年多后，因经费匮乏而难以为继，被迫停办。[四川省灌县志编撰委员会：《灌县志》第十七篇“教育·科技”的第一章“教育”，38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灵岩书院”停办后，先生与傅平骧先生被迫含泪下山，此后直到去世未得再返书院。书院办学虽不足三年，但是在社会影响、人才培养等领域的贡献与影响，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称道。
“灵岩书院”清新的办学理念、自由的讲学风气，为造访者所赞赏。创办“明道工读学校”的湖北知名人士张铭，后来回忆道：当时，有一股“办书院的热潮，如同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峨眉山上立书院，听他讲学的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川大教授李源澄在灌县青城山设书院，我亲自去青城山访问过，觉得他们那里没有国民党团的干扰，讲学自由风气好。所以，1946年我自四川归来后，就做植桐办学的准备，开始打算叫明道书院”[张铭：《我和明道工读学校》，见湖北省蒲圻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蒲圻文史资料》，第三辑，74页，1987。]。
在人才培养上，在“灵岩书院”追随先生的学生，后来成名成家的有多人，可谓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如：
王德宗先生（自称“无限斋老人”），后在梁漱溟先生主办的“勉仁国学专科学校”（旋改为“勉仁文学院”）就学，现任四川省宜宾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顾问，著有《求是集》、《梁漱溟再读》、《无限斋诗歌小集》、《无限斋散文小集》和《无限斋学术论著小集》。
屈仲樵先生（1924—1997），泸州陵园中学的创办人之一，并任教务主任，教授语文。先后在璧山县、泸县、叙永县等县川剧团任编剧，精书道。著有书学论文集《书学》，诗词集《屈仲樵遗作选》（童祥铭主编，泸州市文化局、泸县文化局、泸县方洞乡人民政府出版，1999年），系知名诗人、书法家、金石家，被誉为四川省“艺坛三屈”之一（另二人为著名艺术家屈义林、屈趁斯）。
蒙默先生，后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工作，教授，知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
王家佑先生，书院“暑期讲习会”就读学生，后任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参与三星堆早期的发掘与考古。先后投师于佛学大家袁焕仙大居士和青城山龙门派碧洞宗高道易心莹门下。出版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石窟雕塑》、《道教论稿》、《青城仙源考》等专著，在文物考古、民族史和道教史研究方面，卓越成就，是道教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
傅全波先生（生年等情况不详），傅平骧先生之女公子，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汪克永先生（生年等情况不详，字有行），1944年为华西大学哲史系学生，当年11月参与了“成都市立中学事件”。1949年秋末，任青年党中央党部的机关报《新中国日报》的总主笔。解放后任四川省文史馆特约馆员。
当年在灵岩书院就读的学生今大多已作古，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早已成为卓有建树的大家，比如中国道教协会顾问、道学泰斗王家佑先生，原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孙子、帖学名家丁季鹤先生等等。
此外，书院的其他学生，很多成为大学教辅人员（如李源委，即李端深，1949年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职员）、中小学教师（如前面提到的先生资助过的钟元灵，“家境清贫而好学”，毕业后回崇庆县教书，直到20世纪60年代去世）等。
同年秋冬之际，自号“工商梦醒人”的灌县商人李济余先生捐资在灵岩书院旧址兴学，亲自任教，并自编《识字明理快捷方式》一书为教材，内容包括天时、地利、历史、农业、住行、民族、宗教以及人生哲学之类。灵岩山村农民子女五六十人，皆免费入学。学校教育学生爱劳动，对学生不施体罚，1951年停办。[《灌县志》第十七篇“教育·科技”的第一章“教育”，38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先生与傅平骧先生到达云南昆明，在云南大学执教。先生任史学教授，并兼任钱穆先生主持的“私立五华文理学院”教授。
当时的云南大学，同时有五位章门弟子执教：除了先生与傅平骧先生之外，还有老一代的刘文典，同时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外又有副教授诸祖耿、姚奠中先生。老友钱穆，作为就职于西南联合大学的“部聘教授”，在联大各校返迁北归后，却留在云南大学任教，并主编《云南通志》，与先生过从较密。
先生在五华书院，教授《经学通论》。[吴棠：《忆五华文理学院的一段历史》，见政协昆明市五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五华文史资料》第5辑，63页，1989。]五华学院与云南大学等是40年代后期云南省仅有的四所高等院校，筹建于1945年，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并入云南大学。
先生执教于云南大学，对于学生一如既往，视若子女：“(先生)在云南大学时，领了工资，总要约请随他去昆明的学生到餐厅，改善—下生活。”（“先生传”，第718页）。
先生在昆明生活的片断，姚奠中先生回忆道：
(钱穆先生)在昆明时，每喜挤出下午时间，约几个朋友外出散心。那时在云大执教的章门弟子，除刘文典不算外，还有四位。其中诸祖耿是钱老在苏州中学教书时的老同事。李源澄，是钱老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挚友。而我和傅平骧，则因诸、李的关系，常和他们相聚于翠湖公园内云南通志馆钱老的寓所。除谈学外，常被钱老邀到甜食馆吃甜食。昆明甜食馆不少，差不多都吃遍了。[姚奠中：《钱穆爱吃甜食》，见华而实主编《汾晋遗珠》，62页，中华书局，2005。]
12月29日，吴宓先生接到成都友人函，“言成都诸友对宓之关念”（《宓》第10册，第300页）。
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40岁
2月间，著名儒学大师、政治活动家梁漱溟先生专程来访先生。从梁漱溟先生的回忆看，当时先生已经从昆明回到了成都。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说：“我那时总想成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想找地点找人才。2月间，我就跑成都一趟，找叶石荪和李源澄来一同搞。”[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见《梁漱溟全集》，第6册，907页。]
8月，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北碚温泉松林坡“勉仁国学专科学校”（1946年8月创设）的基础上，创办“私立勉仁文学院”，熊东明为院长。先生受梁漱溟之邀，到北碚勉仁文学院任教务长和历史系教授。同时就聘教授的有邓子琴先生（1902—1984）等人。勉仁文学院建于重庆北碚缙云山下的北温泉松林坡。梁漱溟自任董事长兼院长。他在本年写的《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一文中，坦陈该院创办目的在于“要作当前文化问题之研究”，坦陈了自己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载《勉仁文学院院刊》第1期，1949年5月。]学院成立有“全院师生院务共进会”，院内分设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系，研究与教学并重。梁漱溟不仅为学院募捐甚巨，而且亲自讲授中国文化要义和心理学课程，直到1950年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电邀赴京。
先生在勉仁文学院执教及担任教务长，积极主张兼收博览，故除了梁漱溟思想体系外，亦积极建议延聘吴宓先生等著名学者，并在本年亲自延聘吴玄先生讲西方美学，傅平骧、罗庸先生（1900—1950，字膺中，号习坎）讲中国文学。其中，傅平骧先生系先生从贵阳师范学院延聘而来。兼课教师又有方敬先生（1914—1996）等人，因而先生与方敬、吴宓先生也曾在勉仁文学院共事。
先生在勉仁文学院教授的学生，后来成才者有多人，如灵岩书院弟子王德宗，也来勉仁文学院就读；1948年就读于文学院历史系的张拱卿先生，后来成为重庆图书馆古籍鉴定专家[《梁漱溟全集·信卷》收录有梁漱溟致张拱卿的三封书信。又可参仇峥：《张拱卿60年看书20万册还嫌少》，载《重庆晨报》，2006年11月20日]。
先生的章氏同门师弟、云南大学同事姚奠中先生（1902—1984），在本年先后到贵州省的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工作，在弘扬传统文化、发展教育事业方面亦有影响。先生在勉仁文学院，曾与梁漱溟、熊十力等先生提到姚先生情况，引起梁漱溟、熊十力等先生的关注与认同。由此故，梁漱溟所赠行书条幅，熊十力赠所著《新维惟识论》，均嘱先生托人转给姚先生。
12月8日，中央大学二年级修业生、四川省江津县籍（今属重庆市）青年黄哲明先生在武汉拜访吴宓先生，“来辞回四川，携去其文稿”。吴宓先生“为作函介见梁漱溟、李源澄，请入渝勉仁书院肄业”，即介绍黄哲明入学于先生所服务的学校。[到了50年代中期，吴宓先生仍关心着黄哲明的近况，二人有来往（《宓》第10册，第479页；《宓续》第2册，532页；第3册，27、36、155页）；1957年反右时，黄哲明被定为右派（《宓续》第3册，301页）。]
1949年 41岁
4月29日，吴宓先生从武汉飞赴重庆，任私立相辉学院外语教授，此行系应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之邀。同日，吴宓“写信与勉仁梁、李，要接宓”（《宓续》，第1册，第5页），即要求勉仁文学院梁漱溟及先生来迎接，兼任“私立勉仁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5月底，时任勉仁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重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史地系主任的先生，率梁漱溟先生的侄女婿黎涤玄先生，专访吴宓先生于相辉学院，敦请吴宓先生在勉仁文学院兼课。吴宓先生允任历史系教授，与同事、中文系副教授曹慕樊（1911—1993，号迟庵）等先生甚相得[曹慕樊先生，四川泸州人，1946—1947年在四川乐山五通桥中国哲学研究所师从熊十力先生，治佛学及宋明理学，1947年受聘为北碚勉仁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参见曹慕樊：《吴宓先生的晚年》，载《书城》2006年第3期，27页。]。
8月17日，在重庆北碚北温泉附近缙云山附近民居中“闭关习静”的梁漱溟先生，致函先生、侯子温等勉仁文学院的同事，盖为学院事也。
9月，先生在2日重庆大火后，考虑到唐君毅先生之母寓居重庆，恐有困难，便将仅有的一枚金戒指卖掉后购置物品，与长女李知勉一道，送至唐家。梁漱溟先生《日记》记当日重庆大火情况：2日，“夜十时后已睡矣，忽子英电告重庆大火，灾情极重，求禳灾，盖当正午时燥热，随即起风，火以风助而大也”；3日，“子英又电告火灾惨状，将率属赴渝救济”。
吴宓先生约先生、傅平骧先生等，筹备在江津吴芳吉（碧柳，1896—1932）先生旧游之地创建“白屋书院”，因11月30日重庆解放，“白屋书院”未得成立。
临近解放时，先生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法兰西内战》等，常至深夜，兴趣盎然。曾说：“以前想过许多问题，有许多看法，不料读马、恩著作，疑团顿解。”（“先生传”，第718页）
11月，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10月所写的自序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该书梳理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脉络，就中国民主何以难产等重大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解释，强调了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本年，因先生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主任王朝隆先生举荐，先生之弟源委开始在该馆工作。
截至本年底，学院师资还有邓子琴（1902—1984）等先生，而曾在学院设坛讲学的学者则主要有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佛学大师吕澄先生（1896—1989）、楚辞专家汤炳正先生等。梁漱溟的名著《中国文化要义》就是在此时完成的。
1950年 42岁
4月，私立的相辉学院、勉仁学院在被相继撤销、合并之后，先生推荐吴宓先生到新成立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傅平骧先生回到绵竹县，任县女子初级中学校长、川西区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4年在四川师范学院任教。1958年在南充师范学院（后改名四川师范学院，今为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历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直到去世。[郑青、刘平斋主编：《四川省社会科学手册》，703～704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四川绵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绵竹县志》，137页，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设于重庆磁器口，吴宓先生此次就聘，系得先生之荐、著名的苦行教育家柴有恒之邀。《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记载：“1950年4月，宓以李源澄介荐，得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西卜、副主任委员赖以庄之聘，来为专任教授（外文系，系主任周考成兼）。……至于北碚之相辉、勉仁两校，则改为兼任各领四分之一薪。”（《宓续》，第1册，第16～17页）
8月，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位于九龙坡）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校舍暂定在磁器口，同时在沙坪坝与磁器口之间的“沙磁乐园”一带建立新校舍（现为重庆大学建筑学院）。
先生就任西南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职，同时被任命为副教务长，直到1957年。外语系教授方敬先生被任命为教务长。老友吴宓、邓子琴等先生亦成为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先生当月记载：“川教院已奉令（与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宓遂改为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专任教授，由北碚迁来磁器口本院居住，先与图书馆职员李端深（李源澄之弟）同居一室。”（《宓续》，第1册，第17页）案，先生长弟源委先生随同院系调整，转入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是在当年10月，并一直工作到1977年退休。
据1948年秋考入该院的学生石琼生回忆：“李源澄先生随校迁北碚后，政治热情高，工作积极，讲话言简意赅，颇受学生欢迎，和当年上第一堂课对我们讲话时的情景完全两样，且早就参加了民盟。”[石琼生：《跋磁器口纪事》，见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448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
9月，国内发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
1951年 43岁
1月1日，新年元旦，先生长女李知勉前往吴宓先生宿舍拜年，吴宓先生赠以旧币一万元。中午，吴宓先生按照每月十万元的标准，在先生之宅搭伙进餐；甚至于宴请客人亦在先生之宅，一直到2月结束。（《宓续》，第1册，第21、33、37、78页等）
3日，吴宓先生收到老友李思纯来函，托先生及吴宓为次子李祖桢（1916—1997）“谋职事”。经二位先生之努力，一度有希望聘李祖桢为史地系助教，后于10月初成为市一中教师。（《宓续》，第1册，第25、205、208、220页）
18日，吴宓先生陪同先生，“穿磁器口市街至陪都医院，今改为医科大学，访赵师楷教授，归途遇于市中。赵君请饮茶、食柑而归”（《宓续》，第1册，第38页）。
21日，吴宓先生率吴芳吉次子汉骥（1918—1979）来见先生，并午餐。当晚，先生“自为主庖，饯送史地系参军学生”（《宓续》，第1册，第41页）。
2月1日，先生与吴宓先生商议，先生劝谏吴宓先生勿应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先生（1903—1985）之聘，因“华大在改革中，不宜往”，又谈自己“办事之原理方法”，深获吴宓先生钦佩，吴宓先生在日记中承认，上年9、10月日记中“评论澄殊嫌太过，未免激于感情矣”。可惜，这一段日记被毁，今难知其原由矣。（《宓续》，第1册，第51页）
3日，先生陪同吴宓先生、中文系教授钟稚琚先生（1886—1963）等，赴吴则虞先生（1913—1977）宴请。（《宓续》，第1册，第53页）
4日，吴宓先生陪同友人拜访先生。（《宓续》，第1册，第54页）
6日，农历新年，先生长女李知勉前往吴宓先生宿舍拜年，吴宓先生赠以压岁钱旧币一万元。（《宓续》，第1册，第55页）
9日，吴宓先生在先生宅晚餐后，陪同来访的史地系兼职教授张圣奘（1902—1992）回到自己的宿舍。（《宓续》，第1册，第59页）
17日，先生陪同吴宓先生等，赴教育研究室教授高亨先生（1900—1986）宴请。（《宓续》，第1册，第66页）
18日，先生陪同吴宓、高亨等先生，赴史地系教授周传儒先生（1900—1987）宴请。（《宓续》，第1册，第67页）
28日，吴宓专访先生，商议是否就华西大学之聘。先生说：“本校决不许宓离去，故宓无论如何不能到华西。又告敬方议改主国文系而荐宓主外文系”，极力挽留吴宓先生；先生又建议吴宓“可遵就此职”，并与教务长方敬“剀切详谈”，获得吴宓先生的赞同。（《宓续》，第1册，第77页）
3月，吴宓先生虽未继续在先生之宅搭伙进餐，但先生仍时常请吴宓先生共同进餐。（《宓续》，第1册，第99页）
2日、5日，吴宓又二访先生，商议是否就华西大学之聘。先生说，本校“决不许宓离去，何在华西之请”？先生又言“明日在文教部当陈说此意”，极力挽留吴宓先生。（《宓续》，第1册，第79、81页）所谓文教部，指西南军政委员会下属机构，是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文化与教育的最高主管部门。
14日，先生往访吴宓，吴宓请吃晚饭。饭后先生请吴宓到茶馆饮茶，之后，二人一起“访许逢熙夫妇于其寓宅”。（《宓续》，第1册，第88页）
4月15日，鉴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变化，先生胞弟源委先生遇见吴宓先生，第二次劝吴宓先生烧毁日记、诗稿，并代表了先生之意。吴宓先生虽感其意，而不遵从，表示仍须续写。吴宓先生记载道：当晚，往访先生，才回到宿舍，源委先生来，“再劝宓焚毁宓日记、诗稿，或简择抄存，以免祸云云。澄意亦同。宓虽感其意，而不能遵从。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宓续》，第1册，第111页）。
5月9日下午，先生主持本校四年级师生参加的土地改革座谈会，张一夫演讲，吴宓先生参加。（《宓续》，第1册，第133页）
10日，先生就调往华西大学任教等事，征求吴宓先生意见，吴宓先生不同意，但却佩服先生知人之明、处事之宜。吴宓先生记载道：“澄携知勉邀宓至磁器口江边坡下某茶楼茗叙。澄谈校事并评论诸人，皆当。宓甚佩澄知人之明、处事之宜。澄告将调往华西（陈孟汀长校），但宓以留此为宜。至宓宜与敬接近，有事与敬商量即可。除梓忠诚外，余人宓皆不足倚恃，云云”。（《宓续》，第1册，第133页）
15日，先生到吴宓先生宿舍，问候生病的吴宓先生。（《宓续》，第1册，第135页）
21日，下午，先生参加西南师范学院校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先生与方敬先生均任副教务长，教务长由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谢立惠先生兼任，吴宓先生等任校务委员。晚上，先生出席西南师范学院校务委员会首次院务会议。（《宓续》，第1册，第139页）
22日，吴宓先生来访先生，盖为今日往访民盟的创始人之一、老友梁漱溟先生之事。（《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第139页）时梁漱溟先生来重庆，下榻于胜利大厦（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招待所），曾与先生一晤，并商谈请唐君毅先生回国之事。盖梁漱溟、欧阳竟无二先生为唐君毅最佩服的二贤。
6月3日，上午，梁漱溟先生来到西师，造访先生于宅，吴宓等先生亦在。（《宓续》，第1册，第146页）
之后，国学大师王伯沆先生（1871—1944，名瀣，号冬饮、无想居士等）门人、贵州大学教授钱堃新（字子厚）先生致函梁漱溟先生，亦有劝请唐君毅回国之事。梁漱溟将钱堃新来信转致先生。案，钱堃新先生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级的文史地部学生，后与同班同学大多成为文史、史地或文哲兼通的名家，如张其昀（晓峰）、王庸（以中）、胡焕庸、缪凤林（赞虞）、景昌极（幼南）、方培智（圆圃）等。20世纪30年代初，钱堃新任中央大学副教授，1938－1946年任“国立师范学院”的国文教授。
6日，吴宓先生采纳先生的建议，“作领薪详表，附证件，函上重大乞补薪”（《宓续》，第1册，第149页）。事遂。
8日，吴宓先生来，一起过端午佳节。先生劝吴宓，勿外调他校，因为方敬先生“生性好强，极欲使其所主办之校系超出人上，故宓决不可表示琵琶别抱之意”（《宓续》，第1册，第151页）。
22日，先生进城，入书店购书，遇见吴宓先生，同乘车归校。（《宓续》，第1册，第160页）
24日，农历五月二十日，先生43岁生日，先生邀请吴宓、周传儒先生，学生郑汝康等，在宅共进晚餐。（《宓续》，第1册，第162页）
7月11日，先生作为“模范人民教师”，出席“尊师游艺会”。吴宓先生在日记中记载：该会“旨在显示人民教师之尊贵，而勖本校诸生安心用功，勿图转学而去。先请宓与敬、澄、肃等八人坐台上，插红花为模范人民教师”。（《宓续》，第1册，第170页）
14日，作为西南师范学院选拔的“参观土改之教授”之一，先生与吴毓江等先生于清晨出发前往。（《宓续》，第1册，第172页）
8月5日，吴宓先生在先生的住宅，与来访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徐中舒先生（1898—1991，初名道威，时在重庆西南博物馆）会晤。徐中舒先生系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吴宓先生为主任。（《宓续》，第1册，第184页）
11日，先生出席西南师范学院第七次院务会议，提出聘唐述尧先生为史地系副教授，吴宓先生发言赞成，于是通过。（《宓续》，第1册，第187页）
13日，先生受友人高亨之托作函，为高亨外甥无转学证明而报考附中“询托”。（《宓续》，第1册，第189页）
19日，先生在陈新尼先生宅，与吴宓先生等聊天。（《宓续》，第1册，第194页）
9月8日，吴宓先生带原教育学院外文系一年级学生何寿禄来见先生，请求复学，先生同意该生参加“编级考试”；后来，先生在院务会议上，努力使申请通过。（《宓续》，第1册，第207、210页）
21日，吴宓先生“如例”，即付款购买岚碳一百斤赠给先生，每月一次。吴宓先生本年来坚持这一惯例至今。（《宓续》，第1册，第214页）
26日，先生撰写的《学习〈实践论〉后对历史学的体会》一文，在《成都工商导报》发表。这是解放后先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当时情况下，文史等人文学科工作者与先生一样，均撰写有类似文章，如，杨向奎先生在本年春季发表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休会》（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第l期），荣孟源先生在1952年发表的《〈矛盾论〉对历史科学工作的指示》（《新建设》杂志第5期）。
28日，吴宓先生陪同先生访柴有恒、王之尚二先生。（《宓续》，第1册，第219页）
10月3日，吴宓先生专访先生，推荐老友李思纯为西南师范学院所聘教员。先生陈述了西南师范学院教员的标准：“不重高深学术，而须活泼热心，竭力为系务及教学，竭力和众云云”，请吴先转告李。先生“有力主多参观，多活动，多知多见人民政府设施之盛功美绩，则自然悦服，一己之心情不期而然改变，庶可浑融一片，从其令，效其言，同其旨，乃若皆自我心中茁长而出，不感外铄被迫之苦矣云云”。（《宓续》，第1册，第222页）
7日，李思纯、李祖桢父子来访先生，旋吴宓先生来，并邀请众人午宴。吴宓先生之宴，乃为李思纯先生来西南师范学院就职事也。（《宓续》，第1册，第224页）
12月7日，吴宓先生担心自己所作的诗贻祸，晨访先生，先生安慰之。吴宓先生记载道：“晨访澄，承留早餐，鸡蛋面。宓述诗案。澄谓必无祸，可无忧。案发，只须坦白直陈，丝毫毋隐。但宓根本当力主改造，感情上与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完全一致，然后方可融洽，而心情愉快云云”。（《宓续》，第1册，第252页）
9日，李思纯、李祖桢父子宴请先生、吴宓先生，吴宓先生宴间动怒，先生劝慰之。吴宓先生记载道：“宓忧郁动情，以蒸饺未得食，竟怒且苦。席散复至一德茶社久茗坐。澄劝宓勿忧勿惧，遇事真诚无隐，和平答对，必无祸患云云”。（《宓续》，第1册，第255页）
12日，在西南师范学院第14次院务会议上，先生提出辞去史地系主任之兼职，获得通过。该职由孙培良先生接任。（《宓续》，第1册，第257页）
18日，先生、吴宓先生在下午参加西南文教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会后，又在晚上参加分组讨论会。先生、吴宓先生同在第四组，吴宓先生按照先生的指点，表态愿意真心诚意地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先生即公开予以赞扬。吴宓先生记载道：“宓即自陈热烈欢迎此次思想改造运动，当诚心积极参加。……庶以后作人民教师定能纯全无疵，而宓更可勇敢地任教，愉快地生活，云云。澄赞宓出言真诚云云”。（《宓续》，第1册，第262页）
28日，吴宓先生微恙，先生专门前往探视。（《宓续》，第1册，第268页）
冬季某日，先生致函梁漱溟先生，专谈唐君毅先生回国事，拟以老友身份告以大陆进步的诸种情形，并打算以侍母尽孝等真情相劝。
12月31日，梁漱溟先生再度致函劝请唐君毅先生回归。在致唐君毅的信中，梁漱溟将先生来函转致。梁漱溟先生在信中说：
今夏到重庆，晤李源澄兄，对兄一致怀念，因而相商如何劝驾北来。当时决定由源澄寄书左右，征求同意；得复同意，再由我征问政府意见。适有钱堃新君自贵州来信，专以劝兄北归之事嘱托于我。因即以钱信寄源澄阅，并促问其久无消息之故。兹得源澄复书，附奉一阅，并作此缄奉讯尊意。盼见复。此外则有巨赞法师亦甚关怀足下，曾以此事为问，兹并举以奉告，悴足下知此间朋友之意略同也。张嘉仪玉川近通讯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梁漱溟著、梁培宽（梁漱溟哲嗣）编：《梁漱溟书信集》，79～8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1952年 44岁
1月27日，农历新年，先生长女李知勉前往吴宓先生宿舍拜年，吴宓先生赠以压岁钱旧币一万元。（《宓续》，第1册，第287页）
3月4日，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第20次院务会议上，慷慨陈言，被吴宓先生评为：在此全国大变之际，先生却“竭忠陈策，务远图功，徒遭厌弃与摧毁耳。澄在会中似即了悟及此……宓私评澄为‘治理亦进，乱亦进者，伊尹也’”（《宓续》，第1册，第302页）。
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自我检讨》的长文，在学界引起震动。随后，冯友兰等先生也在《光明日报》发文，进行“表态”、“检讨”。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迅速兴起。西南师范学院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在5月开始逐渐推开。
27日，先生邀请即将奔赴哈尔滨专修俄文的西南师范学院7位教师在家便餐，源委、吴宓先生作陪。（《宓续》，第1册，第316页）
春，唐君毅先生致先生、梁漱溟、钱堃新先生的三封复信，先后分两日寄出。唐君毅先生表示，很思念旧友，但是暂时不能回归祖国。
4月4日，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第22次院务会议上，与吴宓先生发言有所不同。吴宓先生记载道：“宓遂发言，以院务委员职在审议，异于行政当局，故不能负一切责任。而目前问题必须即日决定实行，何可事事推翻前案，从头复查乎？云云。澄自辩，痛驳宓，且讥斥宓为‘老先生’云云。宓颇悔多言，致触犯澄。然澄勇于自任，进退每失时机，未必自知也。”（《宓续》，第1册，第323页）
6日，吴宓先生来访，谈院务会议及学校之事，先生坚持自己的主张，吴宓先生感到自己主张的不妥。吴宓先生记载道，先生“仍主任重负责，报国立功。宓自知非矣”!（《宓续》，第1册，第323页）
24日，吴宓先生分别给亲友等汇款，因“近日经济甚苦拮据”，幸得先生借给的5万元，“始克分配应付”。（《宓续》，第1册，第334页）
5月1日，吴宓先生为西南师范学院《学生思想改造宣言》题字：“学生思想改造之举，且为教师之先驱及模范，可喜可佩。”（《宓续》，第1册，第339页）
5日，在西南师范学院“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上，主办者宣布“即将始行思想改造，学生愿督促教师改造云云”（《宓续》，第1册，第341～342页）。
23日，吴宓先生午餐后来访，谈思想改造事，先生勉励他多读新书。吴宓先生记载道，“报告宓学习情形。澄力劝宓多读新书，以求完全了解并欣然接受新观点，佩服共产党之公而忘私，为全体人民而牺牲自己之高尚作风。宓心悦诚服之后，庶不以勉强屈服及随缘应付之心情及态度，从事学习改造矣云云”（《宓续》，第1册，第354～355页）。在此前后，学校相关人员更多次与吴宓先生交谈，嘱咐吴宓先生在写作“总结”时，“少述事实，多评思想”云云。
27日，吴宓先生午餐后来访，谈院务、财经、院内人事调动事。（《宓续》，第1册，第357页）
28日，端午节，吴宓先生晨赠先生长女李知勉以旧币五千元；晚赴先生家宴，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吴毓江、黄发仁等先生。（《宓续》，第1册，第358页）
6月2日，吴宓先生晚餐后来访，谈诸事久，并及吴宓先生与重庆大学法律系女生邹兰芳（1921—1956）结婚事，先生认为“婚，恐年龄相差太远，云云”。但半月后，先生同意这一婚事，被吴宓先生释读为先生“切劝宓婚兰”，先生兄弟“逼劝宓即婚兰”（《宓续》，第1册，第361、369、370页）。
23日，吴宓先生读“报载北京各校教师陈垣、潘光旦、周培源、吴达元等之自我检讨文”（《宓续》，第1册，第372页）。即陈垣先生《自我检讨》等文。
24日，下午3时到6时半，先生与谢立惠先生（主持校政之副主任）、方敬（与先生同为副教务长）的“自我检讨会”召开；晚8时到11时整，“众对谢、李、方三公批判”。（《宓续》，第1册，第373页）
7月8日，在重庆的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吴宓先生“思想改造”的总结长文——《改造思想，坚定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吴宓先生文章的篇幅不短，文中提到了先生对自己的帮助。该文后由《光明日报》转载。吴宓先生在文中曲折地表达了自己一直坚守的文化观，认为“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
20日，吴宓先生偕西南博物馆秘书文德阳先生来访先生，并邀请先生、陈新尼先生等午宴。（《宓续》，第1册，第383页）
8月19日，吴宓先生来访，与先生商谈自己的婚事，先生提出自己对老友的参考意见。吴宓先生记载道，宓“述对兰情事，及宓今者宜于三途择一，即：（一）婚兰。（二）独身。（三）依佛忏悔以出世之心，并绝兰雪，一切不问。澄谓……宓拒斥婚兰，不肯就范已难。继谓以宓性特异，依佛出世，恐难潜心，不一览无余坚持云云”。（《宓续》，第1册，第399～400页）
23日，吴宓先生晚饭后来访，与先生谈院分配草案事，先生请吴宓先生读自己的“思想批判总结”。（《宓续》，第1册，第402页）
9月2日，吴宓先生陪同四川省政协常委黄稚荃先生（1908—1993，女学者、诗人、书画家，此前曾任成都第一女子师范、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等职）来访先生，未遇。（《宓续》，第1册，第414页）
11日，故友、四川省政府参事王恩洋先生来访。（《宓续》，第1册，第410页）
本月底，因高校“调整院系”，西南师范学院扩大建制，并从沙坪坝区迁到北郊缙云山麓的北碚。
此时西南师范学院“中国民主同盟小组”已有40多位盟员，先生为负责人。先生关心民盟事务，处理并保存了多种民盟档案，去世前托付给老友吴宓先生。（《宓续》，第5册，第142页）
10月7日，西南师范学院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大礼堂召开，先生陪同并介绍文教部派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组长、兼西南师范学院调整委员会主委姚大非同志“与众见面并演讲”。（《宓续》，第1册，第434页）
12日，北碚部分盟员参加重庆市第一次“盟员大会”，选举产生民盟重庆市支部第三届委员会，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方敬先生为委员，中文系副教授耿振华先生（1913—1985）为候补委员。
11月，在中共西南局领导下，给高校教师评级，充分发动群众，以“德、才、资”为标准进行评定。
12月6日，教育部的任命令在西南师范学院公布，先生为副教务长，方敬先生为教务长，同时，院务委员会即行取消。根据吴宓先生的记载，先生在此之前，已经以民盟盟员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宓续》，第1册，第472页）
本月初，重庆医药卫生学校以吴宓先生通拉丁文，拟聘任其到该校兼职讲授。为此，教务长方敬先生与吴宓先生之间，一度产生了一点小误会。[方小早、方小明：《吴宓与方敬》，见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110页，重庆出版社，2001。]9日，先生与吴宓先生途遇，先生告诉吴宓，自己与教务长方敬先生未能同意吴宓先生为重庆医药卫生学校聘任的原因，在于“恐校中其它教授援例，而兼课本非专任之所应为，故不许。敬如是主张，澄亦必作如是主张，非敬忽薄于宓也”，先生又说方敬先生“重感情，笃于朋友，其爱护宓始终无异”（《宓续》，第1册，第471、474页）。虽然吴宓先生有些不理解，但经先生说明也就释然了，认为先生“甚能保全善类、汲引文士学者”，是“宓在此托命之知友”（《宓续》，第1册，第471、474页）。
28日，端委、吴宓先生一起散步，转告先生希望吴宓先生与邹兰芳女士结婚之意，这是当时吴宓先生的多位友人的共同看法。吴宓先生记载道：“委谓宓之友如澄等皆望宓婚兰”（《宓续》，第1册，第484页）。
31日，文教部核定通过了西南师范学院教员评薪方案，先生与吴宓先生均为七级，每月工资上调40万元。（《宓续》，第1册，第485页）
1953年 45岁
1月初，梁漱溟先生到重庆北碚，旧地重游，与先生、吴宓、邓子琴等许多老友和原勉仁学院的学生多人见面，晤谈甚欢。
3月1日，民盟北碚分部委员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二个建立的市民盟辖区级地方组织。先生当选为委员。民盟北碚分部主任委员为王道容（西农），副主任委员为方敬（西师），委员有耿振华（兼宣传部长）、叶谦吉（兼秘书处主任）等。成立大会上有30名新盟员宣誓入盟。时西南师范学院已有盟员54人。
3日，吴宓先生将致院长办公室的结婚请求公函送到教务处，面交先生。先生阅后，深为老友高兴，说“早应如此决定。”（《宓续》，第1册，第499页）
不久，吴宓先生与邹兰芳女士结婚，先生与女教授刘尊一、黎涤玄等先生，支持了一些钱，吴先生方才办成婚事。[何世进、于奇智：《吴宓的情感世界》，35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9月底，先生作为西南师范学院代表之一，前往北京出席“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该会议于9月28日至10月13日由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师范教育工作的经验，讨论了当时师范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确定了高等师范学校在今后5年内的发展方针，即“在整顿巩固现有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有准备地予以大力发展”。会议还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修订了一些专业的教学计划，规定了实施和培养师资的办法。[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145～14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1月1日，先生约请吴宓先生来宅“家宴”，同时应邀而来的还有曹慕樊等先生。先生家人除了夫人、内弟、次女知方外，还有长弟源委先生等。先生讲述此次北京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之行之“所见所历，深赞政府教育政策之稳定与明达，及主事者之精干爽直云云”。（《宓续》，第1册，第548页）
28日，先生在全校作《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传达报告》第二部分“教学改革”。（《宓续》，第1册，第550页）
12月，随着民盟组织在北碚的陆续发展，分部在西师区、西农区、西南俄专等分别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师范学院小组”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师范学院总支”，第一届主任委员（简称主委）为耿振华先生，先生为副主任委员（简称副主委），委员有黎涤玄、漆宗棠、王正华、郭豫才、刘又辛等先生。
本年，先生仍兼任副教务长。
1954年 46岁
1月，先生借款二万元给吴宓先生，助其周转需要。（《宓续》，第2册，第6页）
2月14日，吴宓先生归还先生借款。（《宓续》，第2册，第7页）由于各种政治活动日益增多，兼之吴宓先生结婚，二位先生的来往，开始较之以前有所减少。
6月20日，农历五月二十日，先生46岁生日。先生邀请吴宓先生来家午宴，并告诉吴宓先生，可以代为李思纯等先生介绍工作。谈甚久，方敬先生来，大家谈到罗念生先生所翻译的英国小说家亨利·斐尔丁（HenryFielding，1707—1754）所著的小说。（《宓续》，第2册，第41页）
27日，吴宓先生来访先生，时谭壮飞先生在。先生称赞新中国“威势之日增”，并针对吴宓先生所说的历史系的情形，建议吴宓先生遇事多与系中诸人细商。吴宓先生告辞，先生“坚送至楼下宅门外，行礼而别”（《宓续》，第2册，第47页）。
7月6日，先生委托教务处郑祖慰同志到历史系，与吴宓先生商议入学考试阅卷事。（《宓续》，第2册，第52页）
10月，西南行政区撤销，重庆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四川省辖市。
12月，“中国民主同盟师范学院总支”换届，第二届主任委员仍为耿振华先生，先生仍为副主委，委员有漆宗棠、王正华、郭豫才、刘又辛等先生，秘书为曾昭颖。
本年，先生与历史系教师有一合影（右第二人，见《宓续》，第2册，卷首照片一）。
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西南师范学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各系设“教学小组”若干。教学小组定期召开例会、教学经验交流会，探讨学习马列主义及教学问题，讨论教材，互相听课，力求在教学中运用马列主义观点。
1955年 47岁
1月中旬，先生与方敬赴成都，参加全省会议。
26日，正月初三，吴宓先生在刘尊一先生的陪同下，前往先生宅拜年，时先生在成都开会，尚未归来，因此，未得与“所欲访谒者”即先生晤面。（《宓续》，第2册，第111页）
29日，吴宓先生与营山县中学俄文教师姜华国夜访先生，长谈三小时，先生款待以白酒，吴宓先生又付给知勉、知方“年赐”即压岁钱一万元。（《宓续》，第2册，第114页）
2月8日，“报载重庆市政协委员名单”，先生名列其中。（《宓续》，第2册，第119页）3
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第一届委员会正式组成，萧华清为副主席，先生、邓少琴先生等当选为委员。
20日，先生在市政协大礼堂出席会议，市长任白戈主持会议，吴宓、黄稚荃等先生均列席。
21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系务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先生及院长谢立惠代表校方出席，并做“演讲指示”。委员会主任孙培良先生、吴宓先生等6人为委员。（《宓续》，第2册，第127页）
春季，先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购买公债50万元（折合新币50元)。1961年出售给吴宓先生，见吴宓先生1961年5月28日的日记。（《宓续》，第5册，第94页）
3月19日，民盟成立14周年纪念日，重庆市召开了民盟第三次盟员代表大会，先生与会。
4月2日，先生在家设宴，宴请黄稚荃先生，并邀吴宓等先生作陪，稚荃先生因病未克与会。（《宓续》，第2册，第127页）
10日，先生在长弟端深之新宅主持端深与熊家璧女士之婚礼，吴宓先生应邀赴茶会，“封送贺仪新币四元，签名于红帛”。（《宓续》，第2册，第146页）案，从3月起，全国实行新的币制，旧币一万元兑换新币一元。
夏季，西南师范学院开展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不久发展为“肃清反革命运动”。次年1月结束。
7月1日，吴宓先生来访，转送四川大学缪钺先生嘱托之论文，先生询问授课等事，并有所建议，又说吴宓先生“胡适批判文可不作”。吴先生闻言，“甚喜”，之后，又认为先生为自己“回护”（辩护、爱护）良多。（《宓续》，第2册，第212、228页）
10日，端深先生夫妇在新宅办“婚后酬客家宴”暨先生生日宴，吴宓先生应邀到席；餐后，吴宓先生陪同先生往访教员穆济波先生（1892—1978，字孟默），未遇。（《宓续》，第2册，第217页）
8月29日，先生与吴宓先生、中文系教授赖以庄（1891—1966，字肃）先生访孙培良先生，并茗叙，闲谈系事。（《宓续》，第2册，第253页）
1956年 48岁
1月25日，先生应邀赴方敬先生家宴。此次主要客人为姜华国，先生、吴宓先生、高涯生先生（副教务长兼教育系副主任）等作陪。（《宓续》，第2册，第361页）
31日，先生应邀列席历史系系务委员会，安排本学期课程等事。（《宓续》，第2册，第364页）
2月13日，正月初二，李知勉向吴宓先生拜年。（《宓续》，第2册，第371页）
18日，先生邀请吴宓、孙培良等先生在宅晚宴，“饭毕，诸客先散去，良亦辞去，宓独留与远、澄闲话至10：00始归”。（《宓续》，第2册，第374页）“远”即西南俄语专科学校教员谌志远。
27日，先生应邀出席“重庆市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下榻于重庆宾馆，与吴宓先生同住315室。上午，会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下午，分组讨论。晚上，先生在室中“撰发言稿，直至晨4：00方寝”。（《宓续》，第2册，第380、381页）
29日，上午，先生在会上发言，“所讲二端，切实中肯，众鼓掌欢迎。稿皆铅印分发，存”。晚上，先生与吴宓先生在室中聊天，说吴先生“年来性情愉快，即是改造之成绩”。（《宓续》，第2册，第384页）
3月1日，“重庆市知识分子代表大会”闭幕。
4日，吴宓先生在成都出席四川省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发言。在简述自己“思想改造”历程时，采用先生所嘱。（《宓续》，第2册，第389页）
24日，先生往访吴宓先生。（《宓续》，第2册，第408页）
4月26日，“西师历史系教授十一位”(含先生在内)敬献花圈于吴宓先生夫人邹兰芳女士（昨晨病逝）灵前。（《宓续》，第2册，第422页）
5月19日，先生在家设晚宴，请教务处职员黄大秀女士、吴先白先生等，并邀吴宓先生作陪。席间，先生询问吴宓先生对加入民盟的看法。吴宓先生记载道：“宓谈兰病殁情形……客散，宓复留与澄叙话。宓述熊十力近著之大旨。又述宓捐书事，及宓对文字改革之意见。澄询宓是否已申请入民盟？宓答否，且不欲加入，云云。”（《宓续》，第2册，第431页）
6月，“中国民主同盟师范学院总支”换届，第三届主任委员仍为耿振华先生，先生仍为副主委，委员有黎涤玄、郭豫才、刘又辛等先生。
7月4日，吴宓先生在致上级的公文中，称先生为“朋友”。（《宓续》，第2册，第459页）
9月，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师定级。吴宓先生被定为一级教授，月薪272.5元。吴宓先生长期自奉甚俭，衣食住用一贯艰朴，而将工资中的大部分长期用于资助亲朋（如亡友吴芳吉先生的家属）及困难学生。
17日，端深先生转他人之意，欲为丧偶的吴宓先生介绍女友，为谢免。（《宓续》，第2册，第514页）
29日，先生病，吴宓先生来家探视，先生劝吴宓先生“宜居北京云云”。（《宓续》，第2册，第527页）
本月下旬，先生的章门师弟吴则虞先生“归自京沪”，为先生、吴宓先生讲述师母汤国黎女士等事。（《宓续》，第2册，第524页）
10月21日，先生邀请刘尊一、黄稚荃、赖以庄、吴宓等先生午餐一聚。
29日，先生应邀到“送鹤楼”酒楼，赴吴宓、孙培良先生之宴请。席散，聊，吴宓先生陪先生归。（《宓续》，第2册，第546页）
同月，中共八大召开。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1月24日，先生在方敬先生宅，与吴宓先生谈正在进行的“工资改革方案”。先生与方敬先生均认为，吴宓先生应享受二级教授之等级。之后，吴宓先生又陪同先生归家，再聊。吴宓先生记载道：“宓复托敬以宓求列入新三级之意，代陈院长。敬、澄均谓，初亦同宓之想法，其后得悉北京、成都各地之等级方案，认为宓列入新二级决不能谓之过高，且众意皆服，无或反对者，故宓似可自处于不闻不问，若将来确在新二级，即安然承受之可也，云云……是晚宓论公私事，颇伤愤激多言，甚不合。”（《宓续》，第2册，第563页）
12月24日，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会议厅，主持欢迎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先生（1898—1965，字努生）之民盟座谈会。吴宓先生记载道：“宾主共十六人，设茗糖果，为招待罗隆基。罗为民盟中央副主席，新任森林部长，自云身兼六要职。此次以全国人民代表资格，来宣达中央德意，询问知识分子之疾苦与意见。……众推宓先……总之，宓是日谈话太多，态度殊狂肆，且多叙及宓友生，有私嫌，大悖慎言免祸之旨，以是甚悔。”（《宓续》，第2册，第587页）
12月25日，先生迁新居，吴宓先生来访，先生乃以《原儒》授读。（《宓续》，第2册，第588页）
在1957年“反右”之前，先生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积极努力。“先生传”(第718页)记载：
解放初期，他看到旧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消失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国家一天天地好起来，他深受鼓舞，精神为之振奋，于是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教育工作，连一生从未间断过的学术论著也停止了。
作为副教务长，除了上课之外，对学院课程设置、工作安排，以及教师待遇、家属照顾、子女教育，无不关心。教师中有什么困难或思想问题，便及时约他们茶叙，与之倾心交谈，直到使之心情舒畅。他每月的工资，除必要的生活费外，多用于这类工作之中。凡朋友从外地去看望他，总要和友人一道漫步于西师校园，并一一指点介绍：“这是教学大楼，这是实验大楼，这是运动场……这样宏伟的建设规模，在解放前是从来没有的，共产党办教育真有气魄，这才是真正的办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