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舞蹈的来源和发展 蒙古族来源

　　蒙古族萨满舞蹈是该民族历史的产物，也是蒙古高原萨满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因此，要认识蒙古族萨满文化和萨满舞蹈必须先了解蒙古高原萨满文化的历史及其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但除个别研究者外，大多数研究者或者主要依据一些田野考察材料来认识萨满舞蹈，或者从文献中摘取部分信息，而没有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本章依据大量的文献，试图揭示萨满文化和萨满舞蹈与蒙古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 蒙古族起源

　　要讨论蒙古博舞的起源首先需要考证一下蒙古族的起源。目前学术界关于蒙古族起源和其发源地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争论，本文采用蒙古人源于东胡说。东胡人源于商周时代的北狄人，后为丁零人，始居阴山蒙古高原一带，其图腾为狼与鹿，曾与周朝发生冲突，《穆天子传》云“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这次战争的失败后，丁零人分化为匈奴、东胡等。据《史记.匈奴列传》记“燕北有东胡、山戎”，服虔注曰：“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主要分布在潢水、老哈河、大凌河一带，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击破东胡，一部分东胡人居于乌桓山，一部分居于大鲜卑山，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端，后匈奴于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被汉击破，鲜卑人迁徙至匈奴故地，十余万匈奴人也自称鲜卑人，至此，拓跋鲜卑人完成了从大兴安岭北部向西南迁徙至呼伦湖地区，再向南迁徙至匈奴人居住的阴山北部一带。在许多鲜卑人南迁徙同时，还有部分鲜卑部落留居在大鲜卑山，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部众增多，势力逐渐扩大，成为室韦人，魏时与中原交往，《魏书》八十八卷载室韦人“好猎制”、“唯食猪鱼”、“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裤”，“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魏书·乌洛侯传》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这表明鲜卑人与室韦人和乌洛侯人之间的同源关系。室韦各部落分散而居，“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魏书.乌洛侯传》)《北史·室韦传》云室韦9部“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取鱼鳖。”在《隋书》没有关于乌洛侯记载，其《室韦传》关于南室韦部落的记载与《魏书.乌洛侯传》相似，可以推测室韦在隋时已被称为南室韦了，唐史上明确将乌洛侯列为南部室韦部落，从北魏到隋，室韦部落的畜牧业逐渐发展，《隋书.室韦传》载北室韦“雪深没马”、“牛畜多冻死”可为证，其时各部落之间依然“不相总一”，没有形成部落间的联盟。唐代室韦人分为五大部：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旧唐书.室韦传》载唐初室韦人开始“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这时候的室韦各部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部落，所谓“国无君长”“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弗，世管摄之。聚落而居，或为小室，以皮覆上，时聚而居，至数十百家，”人们会参加一些集体生产和公共活动，“时聚弋猎，事毕而散”。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个时期的室韦分布比较广泛，其中大室韦有一支被称为蒙兀室韦，拒于大兴安岭，《旧唐书·北狄传》卷一九九下记载“其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健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又东经蒙兀室韦。”唐时的望健河即今天蒙古呼伦贝尔盟境内的额尔古纳河，俱轮泊指的是达赉湖。蒙兀室韦最初只有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的小部落，他们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区生息繁衍，大约经过四百年的时间形成了七十个斡巴黑(氏族)，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字，其大体的位置在北至黑龙江上游，东抵额木尔山，西临生活在额尔古南河下游两岸的大室韦，南至大兴安岭北端，这七十个斡巴黑被称为“迭尔勒勤蒙古”，该部落大约在8世纪后期走出额尔古涅-昆一带，其中以孛尔帖赤那为首的若干部落西迁至克鲁伦河、斡难河、土拉河的发源地——不儿罕合剌敦山(肯特山)一带，进入到游牧经济时代，因为从《唐会要》《新五代史》《册府元龟》《辽史》等文献资料看，这时候的室韦朝贡基本上都是羊、马、驼，而且数量较大，动辄是几百上千头。从孛尔帖赤那传承至朵奔篾尔干共十二代，他们自称为乞牙惕氏，朵奔篾尔干死后，阿兰.豁阿生三子，后三人分立合塔斤、撒列只兀惕、孛儿只斤三个氏族，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尼伦蒙古”，不同于一般的迭尔勒勤蒙古，尼伦蒙古和迭尔勒勤蒙古统称为“也克蒙古”，即大蒙古之意，其中的孛儿只斤氏后裔又繁衍十九个分支，各有名号，到十二世纪以后，室韦称呼已经被蒙古诸部的名称所代替，其后各支又继续繁衍，仅成吉思汗七世祖篾年土敦的七个儿子就各自形成一个十足，并繁衍成一个部落，而篾年土敦的五世孙屯必乃有九个儿子，每个人都成为一个部落的始祖，成吉思汗为其中一个部落的后代，他在尼伦蒙古和迭尔勒勤蒙古基础上建立了蒙古国。这段历史期间，由于同中原、回纥、契丹之间的战争、交易和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室韦的生产力和文化都在在逐渐演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蒙古部落内部的贫富分化加剧，传统的氏族制逐渐解体，大约从9世纪蒙古开始向酋邦化的奴隶制过渡，到12世纪时建立了早期奴隶制国家，宋称之为“蒙古”，金时称之为“朦骨国”，有常备军队“秃鲁合黑”和相对完善的官僚制度，跨部落的国家建构基本完成，但这使得各部落还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重大的事情一般要通过各氏族的“那颜”们，即贵族们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决定。“总之，12世纪初，合不勒汗创建的蒙古国，是一个残存着浓厚的氏族制的军政合一的早期奴隶制国家。旧的氏族贵族变成了保守的奴隶主贵族集团，成为统治阶级。”

　　二、蒙古族萨满文化起源考

　　以上我们简述了蒙古民族的早期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出蒙古人是发源于并主要生活在大兴安岭、蒙古高原一带，是从东胡经鲜卑再经室韦演化而来，在其演化过程又同匈奴、柔然、突厥、契丹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逐步从以渔猎、采集等原始的生产方式和以部落为中心的原始共同体为主过渡到以游牧和部落联盟为主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的大规模的迁徙过程，有不少其他民族融入到蒙古的先民中，这些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决定了蒙古族早期文化必然要广泛地受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并与这一地域的其他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早期的东胡人还是后来的鲜卑人及更后的室韦人，他们都曾生活在我国北方蒙古高原的阴山、大兴安岭这一带，从世界文化的分布来看，这一地域的文化中最主要、最普遍的文化形态是萨满教文化，这种宗教以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为基础，通过一个能通神灵的主祭者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化活动，来影响神灵，进而影响自然和社会。在我国历代史书上有大量的关于北方民族祖先，如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民族的宗教活动的记载，如《史记.匈奴传》记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汉书.匈奴传》云匈奴俗“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魏书.高车传》载高车“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羚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币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乳酪灌焉。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时有震死及疫疠，则为之祈福。若安全无佗，则为报赛。多杀杂畜，烧骨以燎，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币，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周书.突厥传》云突厥“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

　　从族源历史的角度来说，蒙古族的先祖东胡、鲜卑、室韦都属于萨满文化区，在他们的神话世界中，动植物、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祖先等，凡是在人们的经验范围中出现过的事物都有其自己的神灵，人们通过相应的仪式来祭祀它们，以求它们或者帮助人类，或者不要给人类带来危险、灾难等。《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贷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这表明乌桓、鲜卑有祖先和自然深崇拜，在其重大仪式活动中，歌舞都有重要的作用。《旧唐书.北狄传》说室韦之俗与突厥同，《隋书.北狄传》云突厥之俗“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觋。”可见在室韦文化传统中，人们也颇为重视死亡祭祀：首先，人们将死亡与种族延续和家族生产联系起来；其次，常常通过手段将死者形象和战争事迹加以表现、演绎；再者，祭祀死者的活动颇为疯狂和神秘；最后，常将尸体置于树上，表明其文化与树有神秘的关系。

　　从上述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蒙古民族生活的地区和其原始族源的文化都具有典型的萨满文化的特征，这种文化“关系到整个民族、部落当前的行止、休咎、祸福，以及将来的绵衍、兴盛的神圣祭坛。……意味深长的是，众多的萨满教神灵，是通过激励中的萨满五道——通神的具体形态，再现于祭坛上。”

　　三 、蒙古族早期萨满文化的形态

　　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民间记忆、考古发现和散布在北方的岩画可以推测萨满神灵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各种自然神，这是萨满教中最古老的神灵，他们一般都是同人们生产和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的神灵，其中不少是各民族实践活动直接作用的对象，萨满通过模仿这些自然物的形象、活动方式并对之施加各种仪式化的动作可以产生影响、支配甚至获取这些自然物的象征性结果，在我国北方“岩画分布之广，数量之多，散布之密，作画之早，延续时间之长，为世所罕见。”其中相当一部分岩画是萨满活动对象和仪式，如内蒙古大兴安岭阿娘尼岩画就是一个通过萨满活动影响动物以帮助狩猎的场面，绘有驼鹿、驯鹿、犬、人等，还绘制了一面萨满鼓，在岩画外面的树上挂有许多陈旧朽烂的布条等，考古学界认为这幅岩画是一千多年前的室韦人或者颚温克人萨满生活的写照，在蒙古、黑龙江和西伯利亚等地有不少岩画直接反映萨满活动，如黑龙江沿岸发现的岩画中就有不少或者是一个萨满拿着一面神鼓在活动，或者是主祭萨满和助神人拿着神鼓共同舞蹈的情景，或者是萨满和氏族成员共祭的场面，许多人的手中都持有神鼓。

　　一类是图腾神，当人类演化到一定阶段时，人们不再仅仅依靠自然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再匍匐在所有的自然力量面前，而是感受到某些自然力量与自己有更密切的关系和更伟大的能力，他们感到拥有这类自然力量的护佑就可以更安全、也更能影响自然，于是乎开始将这类自然力量在整个自然神谱系中突出出来并使之为本氏族或部落的长期固定供祭的神灵，在一些固定的时节、重大活动或各种重要的时刻都会举行一定的仪式来祭祀这位神灵，而且，人们还常常将图腾神与本族群的起源联系起来，以表明本族群的神圣性。《周书.突厥传》云“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魏书》卷九十一记高车“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这两侧史料表明匈奴和突厥都把狼与本民族的起源联系起来，而匈奴王的女儿配与狼的传说无疑是该民族将狼视为神并以最好的方式祭祀它的传统的体现。

　　一类是已经高度抽象的、人格化的神和祖先神。人类在其生产和生活过程，逐渐超越了自己活动的经验范围，开始在各种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人类活动之间建立联系，在这种建构活动中，人们一方面认为有一些超越人类之外的普遍性力量在支配整个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力量具有人一般的意志，因此，他们常常将各种自然力量人格化并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创造与被创造等一系列的关系，这时候已经开始建立神的谱系，天和太阳等在整个神的结构中居于相当高的地位。如阴山岩画中就有用树皮制作的太阳神偶像图案，这类太阳神常由人格化的人面和代表太阳光线的射线构成，内蒙古乌海桌子山岩刻中的太阳神更是口鼻耳俱全，这种偶像与萨满教仪式中所使用太阳神偶像非常相似，阴山岩画中还有萨满祭日的图像。事实上，在不少北方民族的传说中，有相当多的人格化的关于人类的起源、宇宙的结构、各种自然现象之间关系的故事以及先民祭祀神灵的仪式的记载，如蒙古萨满教中有一个“吉雅奇”的神灵，有一首请神歌云吉雅奇“乘坐一辆无轮车/驾起两只罕达/你飞驰在山岭间/……犍牛角内是神堂/挂进毡车停前方/保佑子孙自久长。”作为一个狩猎守护神，吉雅奇已经不同于早期的自然神，不仅具有人类的行为特征，而且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已经成为整个山林世界和狩猎活动支配性力量。还有一类是祖先神，《隋书.北狄传》载室韦“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

　　我们在上文不厌其烦地引述了大量的材料，以图简单地梳理蒙古形成以前的历史过程、文化传承和萨满文化的主要特点。如果这种传承关系和文化形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断言蒙古萨满文化正是从东胡、经鲜卑再到室韦传承而下的萨满文化的后裔，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又受到匈奴、突厥、契丹、女真等生活在北方地区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在传世的文献和民间记忆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蒙古文化与上述民族文化之间连续性的例证。如在上述的一些文献记载中都表明在北方民族中“树”这一意象常常具有神圣的意义，人们通过将树本身视为神或者将祖先的灵魂安置在树上，从而将树转化成本民族祭拜的对象，通过绕树而舞获将祭品供在树下以表达自己的崇拜，其中一个著名的风俗就是将布条系在树上，这种在树上挂布的习俗一直延续到蒙古时代，《多桑蒙古史》说忽图剌汗“英勇著名当时，进击篾尔乞部时，在道上曾祷于树下。设若胜敌，将以美布饰此树上。后果胜敌，以布饰树，率其士卒，绕树而舞。”再如狼作为一种图腾是部分匈奴和突厥民族的重要的文化现象，而人们对这一图腾的记忆到蒙古时代还常常见到，《蒙古秘史》载“当初元朝人的祖，是一个天生的苍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下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蒙古源流》卷四记载：“岁次丁亥三月十八日，兵行唐古特之便，于杭爱之地方设围，汗以神机降旨曰：今围中有一郭斡玛喇勒，有一布尔特克沁绰诺，出此二者勿杀。”“郭斡玛喇勒”即草黄母鹿，“布尔特克沁绰诺”即苍色狼。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萨满文化中的最高神“腾格里”的来源于突厥文化有密切联系，在蒙古博的祭天的祷词中常说：“上天有九十九尊腾格里，下界有地母七十七层阶梯。……我东方的四十四尊腾格里，我西方的五十五尊腾格里，我北方的三尊腾格里。”这个腾格里神的名称早在公元716年-734年的突厥部落的毗加可汗就已经出现，当时的突厥人把自己的兴盛看成是“腾格里、乌弥和神圣的地-水”赐予的，而蒙古人敬仰的女神乌玛同突厥神乌弥也有影响的关系。当然通过蒙古萨满在早期重大祭祀中的活动，也可以应证萨满文化与其始源民族之间的萨满文化之间的关系。《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北方诸民族祭天活动颇为详细，“(夫余)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高句丽)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有军事亦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祭鬼神，又祠灵星、社稷。……(秽)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会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不以珠玉为宝。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马韩)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信鬼神，园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据《史集》记成吉思汗登记命名仪式上，萨满阔阔出代表天神宣布“最高的主让你统治大地”“最高的著名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蒙古秘史》也说萨满豁尔赤当中宣称“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铁木真做。”而《元史》72卷《祭祀志》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其祭祀活动都是由萨满主持。

　　四 、蒙古族萨满舞蹈起源考

　　如果说蒙古的萨满文化与其先民的萨满文化之间有直接的传承关系，那么，萨满舞与其始源民族的萨满舞蹈之间应当能够建立直接的传承关系。我们可以在绕树而舞这一习俗中找到明证，《史记.匈奴传》记匈奴人“秋，马肥，大会蹛林。”(蹛：音带。服虔注云：“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正义颜师古云：“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魏书.高车传》在高车人在地震发生后的秋日，马肥之时，会回到发生地震之地，人持一束柳桋，人们骑马绕之，并举行盛大的祭祀或娱乐活动。《金书》志十六云金拜天仪式后“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这里固然不再绕树而舞，但在其以树为中心而进行的比赛中依然可以看到树在这些民族萨满传统中曾占据的地位。辽为契丹人所建立，而契丹又是鲜卑人的一支，室韦人也是鲜卑的后裔，其风俗当有同一之处，而且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点。内蒙古大兴安岭阿娘尼岩画外的树上所系的许多布条和室韦人在父母死后将其尸体置于树上三年的风俗，表明了树在室韦人心目崇高地位，而如果我们认同文献所说的室韦人与匈奴、突厥同俗的说法，那么，室韦在安葬其父母时也必然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其中当然包括将其父母之尸体置于树上和将之从树上取下来时所进行的仪式性活动，而舞蹈肯定是这仪式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作为室韦人直接后裔的蒙古人也继承了这种绕树而发生的仪式性活动，包括舞蹈活动，在《蒙古秘史》中也有记载，忽图剌被推选为可汗时，蒙古部众“在繁茂的树荫下，跳舞，欢宴，把杂草踏烂，地皮也踏破了。”这段文字另有译文为“绕蓬松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从这里可以看出，蒙古人也有绕树而舞的习俗。按蒙古旧俗，产生新可汗都需要由萨满宣布并由其主持相应的仪式性活动，这里的绕树而舞当为整个仪式性活动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次世俗性的欢庆舞蹈。从上述历史源流关系中，蒙古族萨满舞不只是蒙古人对自己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直接反应的产物，更是从更为原初的先民那里继承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