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敖是骂人出名的，骂人几乎成癖，不管是多年好友还是昨天才请他吃过晚饭的人，他都能照骂不误。其实他也并不是什么人都骂，对有些党派他是绝对闭口不骂的。对于人们因此而来的嘲讽，他在香港凤凰台的节目中，举出另一位以骂出名的人——鲁迅，来为自己辩解，他说鲁迅从来就不骂日本人。
李敖的这番话让我感到很吃惊。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鲁迅是伟大的民主旗手、是无畏的斗士的教育，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生活的年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代，怎么可能不骂日本人呢？但是李敖虽然会骂人可作为一名学者也不至于信口雌黄到胡编乱造的地步。出于好奇心也就开始想了解了解鲁迅了。于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观察其言行，采用的材料尽量用他的原话，渐渐心目中他身上的光环一点点褪去，厌恶之心难以遏制。之前也看到在网上有一些对鲁迅批判的文章。不过本人认为本人的研究或许相对全面些，现在将研究结果公诸于众，希望网友批评指正。
一．仇华恋日情结的产生
鲁迅在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祖父周福清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周用吉（鲁迅和周作人之父）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侥幸三次未被抽中执行，改为“牢固监侯”（无期徒刑）。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染病不起于鲁迅16岁时病故。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因此鲁迅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1898年鲁迅18岁时离家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2年22岁时赴日本留学，24岁时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鲁迅出于内心的仇视看不起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讥讽中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文中还讽刺留学生忙着“学跳舞”。
仙台医专远不是一所知名学校地处偏僻，鲁迅选中的原因可能如他在《藤野先生》所说“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虽说留学生中也有不肖之徒，但是当时赴日留学生中集中了很多如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精英和杰出人才。正由于留日学生们的坚决拥护，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得以以日本为基地，开展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而鲁迅却只看到“富士山”只能说明他以扭曲的心理观察世界。
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同胞为伍，其强烈的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仙台却遇到了一位给他十分温暖的人这就是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鲁迅所抄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藤野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鲁迅严格和关心，而且在生活生上也非常关爱，“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劝说”鲁迅，离开兼包囚人饭食的客店，认为他住在那里不相宜。1906年鲁迅要终止学业，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
对于尝尽世间炎凉的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犹如获得了慈父般关爱的温暖。鲁迅心中郁结的恋父情结得到了很大满足。鲁迅后来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讲促使自己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本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后来许多人解释说鲁迅当时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但是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今天很难说得清当时课堂的情景，不过从常理来看观众欢呼万岁一般是庆祝重大胜利的时刻，不见得会因看到一个人被枪毙而欢呼。
一个不能解释鲁迅为了用文字唤醒民众而放弃学医的事实是，鲁迅在1906年放弃学医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三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可以说明鲁迅退学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其学习成绩不理想，周作人先生一篇文章中讲到，鲁迅当时学得最好的是伦理学，得了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都仅是60分，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还不及格只有59.3分，这些课程都是学医的入门基础课，在一所二流的医专里一开始就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1906年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上面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这三年中鲁迅给我们留下了在至少两个谜团：第一，他中止了学业又没有正当工作，继续在东京干什么，当混混子？第二这三年间他家庭已经十分贫穷难以负担他也不可能在东京洗碗打工，那么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靠骗取奖学金吗？
在东京期间鲁迅与光复会一些人有一定交往，至于他是否加入光复会至今没有直接证据。许广平、弟弟周建人和好友许寿裳等人都说没听到鲁迅说过加入过光复会，其实鲁迅既然如此看不起中国留学生，他有可能参加光复会与这些留学生为伍吗？
1909年滞留在东京三年后鲁迅29岁，按照中国过去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他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三十而立而他依然没有工作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
回国后先在绍兴的师范学堂任教员，算是有了份工作。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正好同乡的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许寿裳介绍应聘到教育部任科长，民国政府北迁后鲁迅随至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此后他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科长级的区区佥事没有得到任何升迁。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里回忆说到：“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头顶上的高官有总长、次长、司长等等多得数不过来，小小科长连凑上去“鞠躬”和“顿首”都不配。眼看年近半百依然还是个小小科长。
尽管官位不高然而作为国家公务员，工资不低，此外还可以用公务员的影响力，兼课捞外快收入还是颇丰的。因此鲁迅一直小心翼翼地捧牢这个金饭碗的。然而到了1925年似乎被鬼摸了头居然出了问题。
1924年2月从美国留学归国的杨荫榆出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因抗拒封建婚姻与夫家彻底断绝关系，1907年7月赴日本留学，1913年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赴美国留学，1922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在美期间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著名学者接触频繁。
杨出任女师大校长后认为该校学风不正，学生无故旷课现象十分严重，便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方法整顿校风开除了几名长期无故旷课的学生，却遭到许广平等一批学生的强烈抵制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之前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对政治事态从来保持沉默的，这次事态仅是一个学校内部的风潮他却不再袖手旁观了，一方面此事没有政治风险，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决定性的因素是，被学校开除的年轻女学生许广平，被他邀请住进自己家里抱得美人归，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了，鲁迅挺身而出了仗着教育部科长的官方身份，当上了闹事核心组织所谓“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兼总务主任，不惜用最刻薄的语言辱骂杨荫榆，“寡妇或拟寡妇”及“未字先寡”进行人身攻击。
以今天情况来看杨荫榆这样具有国际名牌大学学位的人，是各重点院校争相聘为教授和博导的最佳人选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而像鲁迅这样连三流医专都不过关的人连当助教的资格都没有，即使是工人编制的实验员还得开后门才能进得去。鲁迅不过是靠着教育部科长的官职才混到当个编外兼职讲师捞捞外快。但是尽管这号子人做学问连拎包的资格都不配有闹事倒却是神通广大，直闹到杨荫榆的校长当不下去。
作为国家公务员不但不帮助当局维持学校秩序，反而成了支持学生闹事的头子本身也够荒唐了的了，当局当然不能允许。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不服上诉法院，其行径着实滑稽既要造反偏又不肯学陶渊明挂冠而去，依然对“五斗米”的小小官位恋恋不舍。次年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让鲁迅胜诉也够宽容的了。
看来鲁迅又可以坐稳科长这个宝座了，可是偏偏就在这当口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并于3月16日联合其它八国向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3月18日北京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大会抗议日本罪行，当队伍来到国务院门前时发生冲突刘和珍等47人被当场打死伤2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激起全国抗议。政府严加镇压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五人，以后又有传言通缉范围可能有五十人。
鲁迅同以前一贯的那样不参加群众游*行示*威的，但是因刚参与过女师大的学潮，虽然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担心有被纳入名单的风险。于是惶恐躲入日本的山本医院以后又躲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达两个多月之久，十分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抗议的是日本炮轰我国的猖狂罪行鲁迅选择的第一个避难所却是日本医院。
当年9月受林语堂邀请鲁迅赴厦门大学当教授，然而仅仅干了三个月到12月即辞职，次年的1927年1月鲁迅又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也只干了三个月到4月即告辞职，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的时候，然而他在广州这个革命中心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匆匆离开赶到上海。
鲁迅于当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一头栽进了虹口地区日租界，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
其实鲁迅不是不想当官而是热衷于当官的。当初他在绍兴当教师本来是在教育第一线，民国成立后他立刻通过朋友许寿裳走门路进教育部当科长，以后又在北洋政府内当科长长达14年。这一时期发生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五四运动”、曹锟贿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风波，鲁迅始终一言不发埋头当他的公务员。尽管那短短的十几年中中华民国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位大总统鲁迅始终能稳坐钓鱼台，原因是一方面教育部不是什么肥缺科长的官位也太小人家看不上；另方面他对政治问题从来不敢乱说乱动，又一贯勤勤恳恳正如他在与章士钊的官司中自述：“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谁上台都得有熟悉业务的手下人吧，那就留着用吧。
可是干了十多年他始终没有得到升官的机会，要想在官场混出名堂光靠“恪恭将事”当然是不够的，很多情况下还要靠灵活手段钻营，可是那时候鲁迅再奴颜婢膝钻营也不顶用，因为当时掌权的集团一会儿直系、一会儿皖系，一会儿又是奉系，鲁迅既没有跟袁大头小站练兵，也没有随张大帅当过胡子更没有跟曹锟一起卖过布，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一个大帅带来一批人马都想占肥缺再怎么也轮不到你。当然有过硬的资历或背景也成例如与鲁迅同岁的章士钊早期参加了同盟会又留学英国五年，后来任教育总长兼任司法总长成为鲁迅这个小小科长高高在上的顶头上司。
鲁迅错过了两次后来当大官的机会，一次是在日本时他没有参加革命党的活动，另一次是在广州没有投身于国民革命政府。等到天下打定了你想再挤进来当大官哪有这种便宜的事，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果实，你想来摘轮得到你吗，早干嘛啦？
事实上鲁迅是一个非常懦怯的人，表面气壮如牛内心却胆小如鼠，他从来也不敢参加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即使是师生们对被枪杀的刘和珍的追悼会他也不敢进去只在礼堂外转悠，当革命党是有大风险的闹不好要砍头，他哪有胆子去闯。
官场上不顺在学术界同样不如意，尽管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广揽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等各种人才，但是对鲁迅这位老同乡却不太当回事，从1920年～1925年只让他兼任北京大学的讲师给他个捞外快的机会，已经从40混到了45岁还不过是个讲师，而且还是兼职的还有什么指望？终于在46岁的时候算是在1926年在厦门大学和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当过短命两次教授，然而都只干了三个月即告辞职从此脱离了高校再也没有回头。厦门大学是当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作为私立大学，然不能与国立的北大比肩，广州的中山大学虽然也号称国立，但是与北方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南方政府所办其“国立”的含金量很难说，而且正在创办之初，一切条件都比较差。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好歹当上了教授了，可是鲁迅都只能干三个月。
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鲁迅的学历实在不过硬世界上最讲究学历的地方莫过于高校，你是国外常青藤大学的洋博士年纪轻轻就可以当上名牌大学教授，你没有这块牌子混到退休也只能是个老讲师。鲁迅连一个日本的三流医专的文凭都没混到那些有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洋博士文凭的学校同仁哪会看得起你？第二是让他教什么？教中国文化吧，他说过要把中国的古书都烧光不是自打嘴巴吗？教西方文化吧他别说相应的学历和学术背了连英文词汇都认不了几个。人家洋博士都排不过来还轮到你？教自然科学和医学就更没门了，连医专的化学、物理都只能勉强及格，解剖甚至都不及格能行吗？教日本文化他或许能混混，可是日本有多少文化可讲呢，再说哪个学生愿意去听这种课？难怪他只能混三个月。
所以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两件事：当官和做学问他都走不通顺。
外面的事不顺家庭环境又如何呢？鲁迅13岁时祖父和父亲下狱，父亲被释放后长期卧病，在鲁迅16岁时去世，所以说鲁迅并未能得到多少父爱。鲁迅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嫁到周家后三十多岁就守寡，独自艰难抚养鲁迅兄弟三人成人，鲁迅侍奉母亲表面上尽到了一个孝子的责任，然而鲁迅与她的精神世界相距甚远，鲁迅曾说过，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鲁迅的母亲替他安排了一门他极不情愿的婚事，为他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朱安为妻造成他终身婚姻不幸。
而与其二弟周作人更是闹到彻底决裂从此不相往来，决裂的原因双方都讳莫如深，外界流传两种说法，根源都集中在周作人的日本妻子身上：一种说法是她生活奢侈雇用了很多仆人，造成经济困难，然而这种情况一般是闹完后分开了也就算了，似乎不足以让两个亲兄弟终身决裂彻底斩断手足之情；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对其日本弟媳有非礼行为仔细分析周作人给他的决裂信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周作人的绝交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信的开头是，“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表明周作人对事情是刚知道的，如果说是其妻挥霍浪费雇佣了好多仆人他不可能昨天才知道。
往下的一句话是，“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显然表明他受到了伤害和侮辱，其中“幸而尚能但受得起”这句话，更表明了这种伤害和侮辱是十分严重的。结合信开头的那句话“我昨天才知道”，表明这种侮辱不是直接施加于他本人的，唯一可能使他受到如此伤害的只可能是他的妻子受到了侮辱。
信的最后是“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后面的院子是女眷住的，他要求鲁迅不要再去其含义已经十分明显。最后，又称“愿你安心，自重”，表明他认为鲁迅的行为很不自重和很不端了。
或许，以因鲁迅的长期性压抑而产生的变态行为而谅解他吧。其余的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总结以上情况鲁迅在自己祖国环境中受尽了歧视、冷漠和孤独，对于这种状况有自省精神的人往往只怨自己没胆量、没能耐和家族的不幸。可是鲁迅像所有懦怯的人那样没有一点自责和反省精神而是对国人无穷怨恨。
但是他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却从藤野先生那里获得了几乎是唯一的一丝人间温暖，这种温暖激励他终身，他在《藤野先生》中一文说道：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尽管藤野先生是一位正派善良人士，但是是日本人，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使他良心发现”和“增加了勇气”。
二．诬蔑和唱衰中国
鲁迅把在祖国遭受的歧视和冷漠积累的所有怨恨，都集中到自己同胞身上，一次次用匕首和投枪刺向自己的同胞刀刀见血。
被他首先祭刀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鲁迅在赴日本前母亲替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叫朱安小脚并且不识字。封建时代的所有婚姻都是凭父母之命，没有自由恋爱一说，往往造成婚姻悲剧。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叶，世风已经出现不少变化，勇于同传统婚姻决裂的例子已经很多。被鲁迅辱骂为“拟寡妇”的杨荫榆，早在1901年就和夫家断绝一切往来，东渡日本留学。同为绍兴人的秋瑾也于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鲁迅对自己这门亲事是极不情愿的，可是，如要退婚的话，势必要向传统势力挑战。但是，鲁迅没有这样的勇气，于1906年，回家与朱安女士完婚了。这时，鲁迅已经是26岁的成年人了，而且远在日本，要退掉婚约难度并不是太大，可以找到种种借口，诸如腿摔断了或者患了肺痨等等，甚至可以说自己已经有了日本相好了，他的两个弟弟不都是娶了日本老婆吗？大不了被人骂为陈世美而已。但是，鲁迅不敢担当这样的骂名，他懦怯地退缩了。
回到绍兴后，鲁迅恭顺的一步步执行所有的结婚仪式。但是，第二晚就睡到母亲房间去了，他这是在用行动告诉母亲，“看你干的好事，以后，你就往下等着瞧吧！”第三天，他就离开绍兴回日本。
任何一位堂堂男子汉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当初并不太情愿，也是你自己选择妥协的结果。李大钊和胡适都是封建包办婚姻，但是他们始终善待自己的妻子。
退一步讲按照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作为一个成年人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世界上所有的懦夫都会把自己的懦怯变成无比仇恨，加害到最无反抗能力的人的身上。
尽管朱安是非常贤惠的女人，勤劳操持家务孝敬婆婆，但是鲁迅回到绍兴后却不愿回家住宿。到北京后，朱安对鲁迅体贴入微，鲁迅生病时，体贴照顾，然而，都只能换到鲁迅的冷面孔。就这样直到1926年，朱安在长达20年之久的噩梦般的婚姻生活中，一直被自己的丈夫不理不睬。可以想象，她暗自掉了多少眼泪，她渴望学习和进步，不识字可以学，小脚也可以放。可是，这一切，鲁迅都没有去做，他就是要用钝刀子慢慢折磨她，同时也折磨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母亲。
朱安20年的噩梦远远没有结束，1926年，鲁迅把一个可以做女儿的年轻情妇带到了家里，她就是许广平。当着母亲和妻子的面与情妇调情。任何一个女子能忍受如此大的莫大侮辱吗？可是，朱安默默的承受了，尽管她的内心在滴血。以后，鲁迅又与许广平南下广州，最后同居上海。许广平也就由小三被提携为小二——从第三者升格为二奶了。
从此朱安就和婆婆相依为命，远离鲁迅居住在北京。鲁迅在《祝福》一文中，对受封建礼教残害的祥林嫂给予深深的同情，然而，对同样是受封建礼教所害的发妻却如此冷酷和残忍。从他表现来看，他新婚时就计划好要以极其冷酷的方式报复这门强加给他的亲事，要让这个女人一辈子在寂寞的冷宫中痛苦生活。也让自己母亲一辈子在悔恨和自责中煎熬。他没有把她们当人，而是发泄仇恨的工具何等可怕的阴毒心理！
鲁迅在一次关于易卜生的《娜拉》的谈话中说到妇女没有自己经济能力，是无法反抗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娜拉出走后是没有出路的。不仅朱安没有出路，许广平被大学开除后也是没有了出路，鲁迅这时候是扮演了骑士的角色还是乘人之危？从此许广平只能一辈子当二奶了。
鲁迅的第二刀是砍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骂死去的人当然不怕人家来算帐，同样没有风险的。1918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鲁迅文中的“狂人”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吃人”二字不厌其烦的在全篇文章中出现20多次，让人毛骨悚然。把四千年的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统统看成是“吃人”，也只有狂人或疯子才有这样的能耐。文章最后还假惺惺的呼喊：“救救孩子！”
这篇短篇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只不过是几乎百年前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仿作而已。然而鲁迅是深有用意的。首先文中的话是通过一个狂人之口说出来的，如果遭到责问，满可以说“偶是疯子，疯子的话能当真吗？” 真是四两拨千斤，谁还去跟疯子较劲？另外“狂人”这样的标题当然也很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不出所料，这篇文章很投合当时一大批浮躁青年——或者说是愤青——的口味，顿时鲁迅名声大噪。在当时的情况下年轻人由于不够成熟，急于改变现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鲁迅已经是38岁了早就过了而立之年了，依然还是那么不成熟？其实鲁迅的内心由于极度的扭曲而处于发狂状态的，《狂人日记》里的话实际上就是他癫狂状态下的内心写照，他确实是一直猜忌别人会“吃”他的。然而，试想一个民族的文明统统被诬蔑为“吃人”，予以彻底打倒，那么这个民族将沦为什么状态？不过，句公道话，鲁迅倒并不是要把全体中国人变成原始人，他有济世之良方的。他紧接着就忙不迭的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之戏曲《一个青年的梦》、日本厨川白村论文《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等一系列日本著作，以后，又一次次与日本文化“友人”合作。原来，他是要把中国文化扫除干净后，把日本文化堂而皇之的请进来，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来救救中国的孩子！
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吃人”后，鲁迅接着把矛头指向中国广大的劳苦民众，反正劳苦民众是无法与他去论理的。1921～1922年，鲁迅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阿Q这个无赖似乎成了中国劳苦大众的代表，一些人还把所谓的“精神胜利法”说成是中华民族民族劣根性的表现。
鲁迅把当时的中国说成是一个铁的黑屋子，政府专制无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完全没有自由可言的。
其实，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对舆论还是相当宽容的。
北洋政府时期鲁迅竭力鼓吹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然而留学英国五年之久的章士钊则提倡尊孔读经，“捍卫国粹”，双方在杂志上展开激烈论战。章士钊此时身兼司法和教育两部总长，而鲁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科长与部长辩论，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章士钊并没有以势压人。后来发生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作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必定要支持整顿学风的校长杨荫榆，而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居然同学生一起闹事，自然不能容忍于是将鲁迅免职。以后鲁迅以免职手续不完备为由，状告章士钊居然赢了官司。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司法还是有一定的公正性，另外与章士钊的民主思想也不无关系，他没有利用权势干预司法，而是尊重法律，接受裁决。
1927年北伐胜利后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鲁迅虽然在北伐时一头钻进了日租界，却想在国民政府那里讨便宜。鲁迅在“4．12”事件后，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对新政府输诚，诬顾颉刚“反对民党”，以图受赏。5月25日，国民政府计划设浙江大学研究院，蔡元培是筹备委员之一。鲁迅闻讯后，立刻通过同乡活动，结果失败，便大发牢骚，“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在旧政府还可以当个科长，在新政府却没挤进们。想去当听差却被人拒之门外冤恨之极。
同年6月27日国民政府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鲁迅再去活动，这次，没让他失望蔡元培给他一个“特约撰述员”职位，不用上班可以在家中自由研究学术，每月津贴300大洋（当时复旦大学教授的月薪是200大洋）。拿了政府津贴后第三天鲁迅去暨南大学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立刻变了腔调：“我以为革命并不能与文学连在一块儿”，“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
然而鲁迅虽然钱照领却不搞学术研究。其实，特约撰述员一职，只认人不认成果，弊端不少，白拿钱不干活的人只管滥竽充数，所以193年政府裁撤特约撰述员停发这笔津。在此之前鲁迅领津贴四年毫无学术成果。其实搞研究也确实难为了他，首先须年轻时在教授指导下，从硕士、博士做起，一步步积累基本功，鲁迅没有经过这番磨练；其次得耐得住寂寞，安心钻研，而鲁迅只知“四面八方地闹”，不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四年多时间里，白拿钱不干事，居然心安理得。可是当国民政府停发了这笔津贴后，鲁迅又大骂开了，他用笔名“阿二”在年底出版的《十字街头》中，丑化政府人员参拜中山陵，“大家去偈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讽刺政府会议“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似乎还在想火拼，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不过虽然“四面八方的闹”，鲁迅骂人不是没有分寸，他从不指名道姓的骂军阀和流氓。用他的话说是，他之所以不骂武夫，是不想中“借刀杀人之计”。也是的即使躲在日租界里，军阀或流氓照样可以派杀手来刺杀难道不想活了？
但是鲁迅对文人就没那么客气了，要么不骂要骂就指名道姓的骂。被鲁迅痛骂过的文人多得不可胜数，越是有名越是高学历，他越是骂的凶狠，一方面可以泄愤另方面也特别吸引人们眼球，稿酬高高，一箭双雕。被他点名痛骂的人中最著名的有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顾颉刚、沈从文、施成蛰、朱光潜、徐懋庸等等，囊括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简直要将当时之人才翘楚统统一网打尽。而且，动辄用“狗”、“叭儿狗”、“走狗”、“落水狗”之类的词汇，简直像是骂街。
不仅骂胡适、梁实秋这样的“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他们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右派，活该痛骂。同为“左派”的战友，也逃不了挨他骂的命运。1930年3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与会参加，并作了重要发言。1935年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还把周扬、阳翰笙、田汉、夏衍、四人打成“四条汉子”。这四人因此在文革时吃尽苦头。左翼阵营内部从此口水仗打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彻底散伙。
按照“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说法，面对日本的侵略，必须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来对抗。当时，中国已经到了被日本灭亡的生死存亡阶段了，还要号召在内部闹革命，自己先乱起来，不是痴人说梦话，还是居心叵测？
口号如此革命是不是对穷苦大众情有独钟呢？且看鲁迅笔下的劳苦大众的形象：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陈士成、祥林嫂、七斤…..，一个比一个愚昧、一个比一个迟钝，一个比一个窝囊，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阿Q则完全是既愚蠢又无赖。这些人就是鲁迅眼里的劳苦大众。
但是在同时代作家中，在老舍、沈从文、李劼人和赛珍珠等人笔下的劳苦大众主人公，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最终命运悲，但是都是一个个有鲜活的人生敢于抗争敢作敢为没一个像阿Q的。
在这些年月里，潮和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最著名的有：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成立，香港大罢*工。可是，对这些声势浩大的劳苦大众抗争的运动，鲁迅别说去声援，连话都不敢说一句，而是规规矩矩的“充教育部佥事”“恪恭将事”从而“屡获奖叙”。
鲁迅早就把中医说成是骗子，或许当初中医师没能治好他父亲的病似乎有杀父之嫌，可是，如绘画、戏剧这样的艺术应该与鲁迅井水不犯河水了，但是，鲁迅对张大千、齐白石等“海派”画家和梅兰芳也是照骂不误而且刻薄到极点。
他嘴里一个劲儿的咒骂中国：中国的传统是吃人，历史是做稳了奴隶和连奴隶都做不稳的，老百姓统统是窝囊废、官员是强盗、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是一群狗，甚至连狗都不如…，中国人都心怀最坏的恶意。总之，中国的一切都是一无是处。用他在《呐喊》自序中的话说，中国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而拆毁铁屋子他认定是“必无的证明”。
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尘嚣甚上优秀种族淘汰弱小民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纳粹鼓吹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军国主义在宣扬日本大和民族是神的后代。鲁迅一再唱衰中国，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如果中国真是这样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二十世纪这段时光了，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外侮日盛，但是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林语堂先生在1935年初版的《中国人》中所说到：当时国民政府的内阁中有不少是国外留学归来的高级人才，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国家经济和精神面貌迅速变化。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况的：
“用西方进步的尺度来衡量，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学校和学院纷纷建立，书报发行量的稳步增长，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妇女解放和妇女参与政治，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遍流行。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满希望，不遗余力…。南京政府却能投资成千上万到公众建筑、广播电台、码头、卫生检疫船、体操房、体育馆和铁路，单是科学研究一项，每月就要投资10万美元。
“中国的新生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得以迅速重建，民族自卫在紧张进行，具体说来也有以下事例：币值的改革，国家银行的建设，…。全国巨大的网络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连接起来（1921年，1185公里，1927年30000公里，1936年96345公里）；四条新的铁路干线和四条支线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广东-汉口铁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夜间进行的。工人们在手电筒灯光下劳作。1936年该铁路全线通车；陇海线延伸到西安，上海到西安有了快车。一条连接杭州与江西南昌的铁路，穿山越岭在一年半内建成通车。乍浦、海州、南京防御工事的加强。新建空军迅猛发展。….。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护工作的进行（1933年花费价值689万美元，1934年13.59万美元，1935年353.1万美元的中国货币）博物馆的修建和一个耗资700万元修建在江湾的码头，…。在杭州的钱塘江上修建了双层铁桥。
“看来，中国好像终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诞生了。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种进步变得可能。”（1）
这就是林语堂看到的当时的中国。然而鲁迅对这样的大规模建设一概抹杀，攻击当时政府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鲁迅的嘴里中国不仅非常黑暗而且还是无药可治的。任何人提出的主张他都要痛骂一番：胡适说“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他挖苦是问题主义；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被他说成是“麻醉文学”；林语堂主张宽恕之道和公平规则，他则说：“费厄泼赖（FAIRPLAY）应该缓行”，要痛打落水狗；梁实秋提出人性观点，他挖苦说“贾府里的焦大绝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这一说法恐怕很难站得住脚，焦大不是不会爱上林妹妹，而是即使想爱又不敢去爱。）
鲁迅与梁实秋争论了好多年，梁实秋责问他，“你这也骂，那也骂，那么什么是你主张的呢？”鲁迅回答说，“有一种主义我不骂。”梁实秋又问他不骂的是哪一种主义？鲁迅避而不答。事实上鲁迅对日本军国主义倒确实是不骂的。
三．投靠日本间谍
1926末至1927年是鲁迅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对日本的崇拜者完成了彻底投靠的过程。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猖狂侵略：1915年一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三月侵占沈阳；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侵占山东，全国掀起抗议浪潮，爆发五四运动；1926年日军炮轰塘沽，导致了“三一八”惨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人人痛恨了。
然而，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后，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入住虹口地区的日租界内。早在1870年，日本人开始侨居虹口地区，同年该地区被非正式纳入公共租界管辖范围。1898年日本参与租界管理。1910年，虹口地区日侨人数超过其他各国侨民，位居第一。1916年，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地区治安事务。1925年6月9日，日本派遣海军陆战队入驻虹口地区。所以，鲁迅入住虹口地区，是住进完全被日本势力控制的范围之内了。
鲁迅在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对刘和珍的死，尤其是刘和珍对自己崇拜，似乎悲痛欲绝。再说，刘和珍当初是和许广平一起闹学潮的好友，不写这样的文章许广平面前也交代不过去。不过，即使如此，还是不忘记骂中国人：“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等等
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中国的文人是阴险的，中国军人是屠杀妇孺的凶手，整个中国是个似人非人的世界。——还有比这更坏的国度吗？
最后鲁迅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断言中国是衰亡之民族了。可是，说到“沉默”却有点儿莫名其妙。师生和社会各界纷纷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了，怎么还能说是“沉默”？如果，说是“沉默”的话，那只是鲁迅自己——一个死抱住职位的北洋政府内的小科长。
问题的关键是刘和珍他们为什么要去请愿呢？事实上刘和珍和学生们去请愿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我塘沽的，然而文中却没有一字谴责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临时执政府，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光骂为虎作伥的奴才，却不骂主子，也够意思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深怕造成日本方面的误会，几个月后，急急忙忙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在全中国对日本侵略野心极度痛恨的时候，居然有个中国人出来说这番话。日本的谍报机关很容易嗅出，向他们献媚信号，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实在太少了。鲁迅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把鲁迅推荐到上海的内山完造那里。
有了清水安三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仅隔了一天10月5日就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去“买书”，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内山完造经过观察后确认鲁迅有高度诚意，于是出现了鲁迅如愿以偿的接上了头。以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专门为鲁迅准备一张藤椅，放置在隐蔽角落以避人眼目。鲁迅则几乎天天都躲进内山书店。1976年清水安三在《我怀念鲁迅》里说：“我向好多人说，在上海要是想会见鲁迅，四点左右到内山书店就可以碰到。”这里的所谓的“好多人”，当然都是日本人。显然，鲁迅可以在这里每天很方便与日本人“友人”频繁接触。而如果在自己家中频繁出入日本人，显然会引起极大嫌疑，而作为一名学者去逛书店则名正言顺，天衣无缝的安排！
那么内山完造是何许人也？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道：
“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他很喜欢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仅是一篇普通文章不一定可靠，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这些都很能证明内山完造确实是一个很有背景的日本间谍。
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间谍到中国，策划地图，刺探军事情报，收买汉奸，以至于抗战初期，对我方军事行动了若指掌。
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还有一篇短文说，鲁迅与日本间谍内山完造关系密切，是“乐于作汉奸矣。”
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鲁迅与其交好，未必就是“乐于作汉奸矣”。证明鲁迅是否“乐于作汉奸矣”需要关键性的三点证明：一是，鲁迅是否知道内山是间谍？二是，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内山完造是间谍的？三是，鲁迅在认识内山完造后有没有危害国家的言行？
这方面我们不妨先看看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内山完造。事情的起因似乎是，一次他和几位中国文人去内山书店，由于内山完造对中国文化出言不逊，一位文人后来对此予以公开揭露。按理，内山完造在作为一个老牌间谍，不至于犯侮辱对方国家的如此低级错误，很可能他是在抛出探测气球，试探对方的反应，物色是否有可以网罗的对象。鲁迅此段文字就是针对那位中国文人的文章的，其目的显然是想撇清自己与内山的关系。鲁迅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绝妙的奇文，我们将其中相关的三段话列在下面：
1.“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
2.内山对鲁迅和同来的中国客人说：“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鲁迅此段话表明，他不仅确信内山是间谍且人品不佳，并且，表明自己不屑于与这样的人物为伍，划清了界限；
3.“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这段话又说内山不做侦探了，还要号召文人们竭力学他。
前面1、2段文才说过内山是侦探，3段又说他“不做侦探”，“不卖人血”，才说过他是“什么东西”，后文却说文人们应该向他“竭力学学”！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狂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
由此可见，鲁迅对内山的间谍身份早就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那么，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内山是间谍的呢。我们可以从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的举动可以分析得出结论。鲁迅才到上海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先后5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最后一次，见不到内山就赖在书店不走。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搬家，有大量的家务事要处理，尤其是一个文人，光整理书籍就的忙上好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如果，内山仅是一个普通书店老板，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的话，鲁迅会这样急吼吼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来上海之前，就知道内山是个有过硬背景的人物了，而这种背景当然是日本方面的。鲁迅是来投靠来的。
至于鲁迅为自己辩白所说的：
“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
真是欲盖弥彰的天大谎言了。鲁迅何止于仅仅是去翻翻书，鲁迅全集中收录了大量他与内山的书信来往，就是铁证。而且，早在此前的1930年，鲁迅就避居在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1931年“一•二八”爆发沪凇战争，鲁迅又举家避居内山书店。
另外鲁迅由经内山完造介绍了一位日本医生須藤五百三，从此此人就成了鲁迅全家的家庭医生。此人曾经是日本陆军军医，随军到过中国和朝鲜，退伍后到上海開設医院。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的“乌龙会”的副会长。鲁迅通过内山完造的安排把自己全家的生命健康托付给了这样一个军国主义者。
怎么是“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
我们再看看鲁迅在结识内山完造后的种种表现。
在内山引荐下鲁迅会见大批日本人士，仅1931年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等。在多年会见的日本人中，有很多背景特殊的人，例如，松本重治是日本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人物，后来参与策划了汪精卫投日。内山完造还多次邀请鲁迅去日本访问，疗养等等，而邀请方大多是有背景的。
在此期间鲁迅还多次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又是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演讲，又是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又是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亲自担任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鲁迅在与内山接上头后有关激烈诋毁中国的文字，就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获得丰厚稿酬，而由于治外法权中国政府对他无可奈何。
中国人把不顾民族利益，投靠异族的行为称之为“认贼作父”。难道鲁迅不怕人骂吗？鲁迅确实不怕人家骂，根本看不起包括爱国心在内的中国的传统道德，他的骨头是“最硬”的。
有了藤野提供的精神支持，有内山提供的物质条件，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大日本帝国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庇佑下，可以放胆干了。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千千万万中国人被迫离开家乡，流浪到关内，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就是反映流浪到关内的民众的痛苦心声的。日本的赤裸裸侵略行径，不仅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也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当时由43国组成的“国联”中的42个国家，表决承认中国拥有满洲主权，只有日本反对，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然而，鲁迅对日本的这种野蛮侵略，居然不写一字予以谴责。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炮轰上海，日本浪人民兵在上海大肆杀人放火，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
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文化界一致声援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到前线慰劳英勇的十九路军。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
战火殃及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那么，鲁迅在干什么？他非但没有同仇敌忾，抗议日本侵略，反而全家躲到日本间谍内山完造的书店里，由内山完造安排躲避战火长达一个半月。期间还狎妓作乐，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现在，就在眼皮底下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屠杀同胞，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家园被摧毁，文明遭焚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
国难当头没胆量上前线劳军，躲到老家绍兴去也成呀，却一头钻进敌国间谍侨的怀抱，半点嫌疑都不避，其“光明磊落”真非常人所及。
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出头来行动了，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的将士。
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广东空军参战也确有其事。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斗志可见一斑。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造谣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呢？
以后，在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文中这样说道：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的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鲁迅又讲到，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
还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对中国下结论：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又骂中国政府了：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
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
“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世界各大媒体大幅报道，国联连续开会，他居然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九”，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
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只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日本兵抓了后，就下落不明了，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而日本人杀中国人，并不是日本人太残酷，只不过是脾气不同，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倒霉是必然的。看来死了活该，谁叫你不认真的。
面对同胞被屠杀，只有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鲁迅另外还说过：“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日本人会杀中国人，中国政府也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认真，而“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其结论不就是，还不如让日本人来杀的好吗！
他还告诫北京的学生，眼光不能放得太大，把上海的事全忘了，打牌跳舞去吧。 他不是在明目张胆的企图麻痹听众吗？
这样的一番话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的。
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从实力来讲，当时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
12月9日北平北平爆发“一二九”的规模抗议运动。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鲁迅却大不以为然，说是为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
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
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其实妓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女卖身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
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当然还要宣传自己的大大了不起。鲁迅似乎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1936年鲁迅56岁时病重，期间一直由请内山完造安排的日本须藤医生治疗，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
鲁迅之死本身却是疑窦重重。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2006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经提醒过鲁迅，说须藤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军国主义组织乌龙会的头目，但是，鲁迅依然信用须藤。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
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的爱国良心醒悟了，还是干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远不是他标榜自己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应该改为“横眉恶对中华骂，俯首甘为倭寇奴。”更为合适。
四．对鲁迅的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分析
鲁迅去世前留下了七条“遗言”。其中，第一条称，“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关于这一点，鲁迅自己生前完全没去做。第四条是“彻底否认夫妻情感”，这方面从其对发妻朱安的行为来看，他完全够格。
第六条，“彻底否认关于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和第七条的“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则是鲁迅仇恨哲学的高度总结，鲁迅也确实终身不渝，甚至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仇恨的根源来自他自己心中的无比黑暗。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就承认：“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对每个人以后一生的性格形成，经常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鲁迅的心理和性格的形成，还必须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开始。
对孩子来说，家庭是他们的保护伞，是他们成长的庇护所。即使家庭比较清贫，但只要是健全的，也是孩子们的天堂。而父亲在家庭里，又对孩子们的心理成长起到极为关键的两大作用：首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是家庭的保护者，有父亲的保护，孩子就有了安全感，也有了自信心；其次，父亲又是孩子们的表率和崇敬对象，孩子从父亲那里，培养了对权威的尊敬和服从，也学会了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即使是十分清贫的家庭，父亲的这个角色也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对于那些有犯罪入狱的父亲的家庭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常被称为问题家庭，孩子也往往可能成为问题孩子。
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会认为，家庭不是他们的天堂，而是造成他们苦难和遭歧视的根本原因。他们会不自觉的认为是家庭和亲人欺骗了他们，连亲人都会欺骗自己，世界上的其他人更会欺骗他们了，因此，他们常常十分孤僻、自我封闭，对周围的一切有强烈的猜忌心。他们的人性是被扭曲的，眼前一片漆黑，对社会充满了仇恨。
他们内心没有可崇敬的对象，也无法培养起相应的责任感，导致他们蔑视社会上的一切崇高价值观，对圣者和道德箴言不惜一顾，认为都是骗人的。
他们心中没有保护神，十分缺乏安全感，因此会变得十分懦怯。又因为孤立，渴望得到保护，于是，他们崇拜拥有强大暴力手段的强者。梦想依靠强者的力量保护自己，并实现对社会报复。
鲁迅出身的家庭恰恰也是这样的情况。与一般的问题家庭略为不同的是，鲁迅在13岁前，曾经有过比周围多数人较富裕的生活。强大的落差，让他比一般问题家庭的孩子有更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作品中的阿Q口头上常挂着的，“我家祖上比他们阔多了”，恐怕也是他少年时期的内心的一种流露。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他在《呐喊•自序》一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内心充满了猜忌，他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怀疑周围的一切人都在吃人，都要来吃自己。他在《纪念刘和珍君》的一文中，讲自己从来都认为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正反映了他的强烈的猜忌心理。
他家的科场舞弊为传统道德观所不容，孝道又使他不得不一次次走出家门去当铺和药店，饱受别人歧视，又无法躲避。让他心中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的滋长，让他对整个社会和传统道德充满了仇恨。
于是他咒骂社会，咒骂传统道德。
但是他又是十分懦怯的。这种懦怯使他一生中，先后四次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在传统的压力下，他退缩了，接受了强加于他的婚姻；
第二次，在学医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鼓足勇气锲而不舍，而是打起了退堂鼓；
第三次，他没有勇气参加日本的革命党人的活动。最近有材料披露，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蹈海自杀抗议。翌日，留学生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但是鲁迅的态度是畏缩的，秋瑾气愤得拔刀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第四次，他没有勇气参加广州的革命活动。
由于他的临阵退缩，造成他无论是婚姻家庭、学术事业和政治前程都无法理想。
除了少年时期的缺乏安全感外，他的身体十分孱弱肉体上的软弱，会在精神上更幻想强者的保护。他之所以没参加革命党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虽然知道革命党人事业的正义性，但是当时的革命党并不强大，他希望攀附的是有强大武力的“强者”。
在这方面他与尼采十分相像。尼采早年丧父体格一直孱弱，于是把精神寄托到强者——超人身上。尼采彻底否定传统道德，崇尚武力，他说，“什么叫‘善’？所有增加人的强力感，强力意志和强力本身就是善。什么叫‘恶’源于弱的一切都是恶。”
鲁迅在尼采的强者理论中找到了共鸣声，到处大肆宣扬尼采。当时有人甚至把他称作是中国的尼采。
尼采十分崇拜拿破仑，他说，他那个世纪里差不多一切远大希望都来自拿破仑。在他眼里，拿破仑大大的了不起，林肯则肯定是下贱的。（2）
既然，尼采作为一个德国人可以狂热崇拜法国人拿破仑。那么，为什么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崇拜日本人呢？与尼采相比，鲁迅是幸运的。尼采一辈子没找到保护自己的“强者”，最后发了疯。但是，鲁迅找到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强者——日本人，于是，急不及待的投靠他们。背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棵大树，他就可以大肆发泄心中的怨恨，放胆向祖国和同胞泼脏水。
应该说，祖国对待鲁迅是不薄的。
根据《鲁迅日记》，鲁迅在北洋政府担任公务员时，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收入还是颇丰的，基本上月薪收入能保证在200元银洋以上，后来又到北京八所学校兼课，长达六年，讲课费每月60大洋左右。这段时间总计大约收入银洋2.1万元。1927年12月起连续四年，国民政府聘他为“特约撰述员”，每月津贴300大洋，共计1.47万元大洋。除此之外，鲁迅还有高额的稿费收入。足以让他可以轻而易举在北京购买四合院和上海购买石库门房子了。有人根据《鲁迅日记》的记录推算，鲁迅二十多年的总收入，折合今天人民币大约有480万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高达2万多元，远远高出2010年的高校教授们的收入水平，更是解放初期教授们收入的上百倍！
然而他却以怨报德把国家和人民说得一无是处，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
其实当时的政府对他是相当宽厚的，允许他的那些污蔑本民族的话发表，放到今天任何一个法制国家，这些话都会认为是种族歧视轻则遭人鄙重则要吃官司。
虽然问题家庭会有可能产生问题孩子，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家庭都会产生问题孩子，很多这样出身的孩子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对社会做出贡献和回报。应该说，鲁迅是有一定才华的人，其用笔之凝练确有独到之功力，尤其是挖苦和讽刺方面，更有绍兴师爷刀笔吏之锋利。可惜的是，他的仇恨心理伴随他终生，始终以扭曲的目光看待中国。
有人说鲁迅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和民族的局限性。不错世界上有许多伟大作家，也揭露了本民族的一些阴暗面。
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写下了《钦差大臣》、《狂人日记》和《死灵魂》等等批判性作品，（其中的《死灵魂》鲁迅曾经翻译过），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下的许多丑恶的现象。然而，在果戈理的笔下，俄罗斯人民并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奴隶痞子，在他的名著《塔拉斯.布尔巴》中，哥萨克的英勇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
号称无产阶级作家的高尔基，写了许多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描写了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妓女和工人等悲惨的生活。但同时也描写了工人农民的英勇和坚强。其名著《母亲》塑造了一大批工人的英勇形象和高尚品德。尤其是主人公巴威尔在沙皇的法庭上，挺直胸膛，用无比英雄的气概说：“我们工人是一定会胜利的！”
在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的纤夫》中，尽管是一批被纤绳束缚住的纤夫，但是画面的第一个青年正挺起胸膛，一个英勇抗争的姿势。
就拿鲁迅推崇的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科勒惠支来说，其作品大量描绘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让人感到十分压抑，但是，她的作品中也大量反映被压迫人民英勇斗争的场面，如《农民起义》和《织工起义》等等，笔法夸张，震撼人心。
这些伟大的作家一方面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同时也歌颂了他们自己民族的伟大精神，一个民族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就是不可战胜的。
这些作品真正起到促使人们改变现实，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而抹煞了这些伟大精神，也就没有了民族灵魂，这样的民族也就没有未来。
多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早在一百多年前，海外华人就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遭致许多其他民族的忌恨。二战后，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首先崛起的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今天，我国的建设飞速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许多工人或许没受过多少教育，或许举止粗鲁，有些人还不免有些油气，然而，他们身上确实有聪明、豪放、有志气、勇敢、讲义气等很多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
近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英雄气概，作一次次不屈不挠的斗争。包括：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无数次民众的抗争，不屈不挠、可歌可泣。充分证明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是伟大的，是不屈的，是不可战胜的。
这些伟大精神在鲁迅的作品中反映了没有？没有！他把这些伟大斗争统统一概抹煞，把中国人说成是黑屋子里昏睡的人群，中国人是最具恶意的，中国是一个衰亡中的民族，等等。这样做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吗？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阿Q式的人物，但是，阿Ｑ决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
当然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我们中华民族同样有自己的局限性，否则就不会有百年的积贫积弱．因此指出我们民族的局限性也是十分必要的，哪怕有些话可能十分刺耳十分尖刻，但是往往发人深省值得去听．鲁迅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人民也给了他相应的荣誉。
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的骨头硬，他胆子并不大，他不敢骂慈禧太后，不敢骂袁世凯窃国称帝（章太炎就敢指名道姓的骂他们），不敢骂出卖国家利益的二十一条，也不敢指名道姓的骂蒋介石和军阀（胡适就敢指名道姓的骂蒋介石），更不敢骂日本鬼子（被他辱骂的杨荫榆就敢骂日本鬼子而遭杀害）。他指名道姓骂的都是些文人而已。这也罢了，居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一头钻进日本间谍的怀抱里，大骂祖国和人民，还值得原谅吗？
那么，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精神面貌究竟是如何呢？我们再举出当时另一位见证人——赛珍珠。美国人赛珍珠自小就在中国长大，她说，“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1930年，她以中国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写成长篇小说《大地》，因此而赢得了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中，她充满激情的谈到中国：
“如果我也不以我本人的完全非官方的方式谈到中国的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自己，因为多年以来他们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相类似，而且今天尤其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存在正进行着一切斗争中最为伟大的斗争，亦即力争取自由的斗争。我现在对中国的敬仰胜似以往任何时候，因为我看见她空前团结，与威胁着她的自由的敌人进行着斗争。由于有着这种为自由而奋斗的决心，而这在一种极其深刻的意义上又是她的天性中的根本性质，因而我知道她是不可征服的。”
是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的精神是伟大的，任何人的诋毁和诬蔑都伤害不了她！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总之鲁迅的灵魂是阴暗的、人性是扭曲的、道德是卑下的，今天鲁迅被扫出教科书，是一件大好事。至于在被奉上神坛半个多世纪后，有关部门为何有此举动不得而知，或许是他咒骂中国传统文化是吃人，与当今发扬儒家思想有根本抵触；也或许是随着各国政府二战前后的档案的解密，鲁迅与日本间谍的勾搭内幕被暴露，...，随着历史的进程一切会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