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与生母 雍正母亲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寅时（凌晨三点到五点），一个婴儿降生在紫禁城里，他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对于他的出生，《圣祖仁皇帝实录》中不过寥寥数笔带过：“丁酉，今上皇帝生，上之第十一子也，母曰吴雅氏。⑴”平淡而又无奇。第十一子指的是雍正的自然行次，而皇四子则指的他的序齿行次。《圣祖实录》上记载的信息虽然简略却很精确，胤禛的生母孝恭仁皇后吴雅氏此时只是一般的宫人。吴雅氏，生于顺治十七年，康熙十六年二月进宫，初为“常在”，后晋封“德贵人”⑵，康熙十七年生下她第一个孩子——胤禛，母以子贵，因此于第二年十月十三日得以册为德嫔，十九年二月初五再得麟儿，生皇六子胤祚，次年十二月二十日晋德妃。此后又接连生育，二十一年六月初一生皇七女，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生皇九女和硕温宪公主，二十五年闰四月二十四日生皇十二女，二十七正月初九日年生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向例宫女晋妃嫔，只能从答应常在逐级晋封，吴雅氏从一个小小的宫女子，（宫女子系内务府包衣佐领下的女儿，地位较低，仅供内廷使令而已。）得到康熙的宠爱，和荣妃并肩成为为康熙诞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也是清朝后妃中诞育子女最多者），一步一步登上永和宫主位的位置，可以说是很不简单的。她原是隶满洲镶蓝旗包衣，官书上只提其属正黄旗，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却绝口不提孝恭祖父额参曾任膳房总管，其本是内务府包衣，出身微贱的事实，而雍正也一再宣称吴雅氏乃“本朝旧族，创世名家”⑶。清制，皇太后母家在下五旗者皆抬旗，然唯本支子孙方准抬，其胞兄弟仍录原旗。而雍正却破例，不仅仅是将德妃母家本支抬入正黄旗，而且还给予全族俱准入旗的特殊“恩典”，并一一引见，酌情给予差使效力。⑷这么做，或许是母家地位的卑微，对于雍正而言，是一种隐痛，出于政治政治宣传的需要，他必须神话自己的出身，抬高母家的地位⑸；亦或许是他为了缓和母子间紧张的关系，而故意作出的姿态。但雍正毕竟不是任人为亲的昏君，除了皇太后的娘家侄孙，雍正的表侄，海望颇有才干而被予以重用，一路升迁之外，其他戚属则大都被闲置了起来。这自然无法与雍正的养母孝懿仁皇后母家所受到的隆遇相提并论了。但，女人往往并不能理解这些，对于始终不肯接受“仁寿皇太后”徽号的吴雅氏而言，这个所谓的姿态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在儿子心中，自己又怎及得毓出名门的佟佳氏呢。毕竟，被孝懿仁皇后抚养，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政治资本。

清宫中，皇子出生后或交由官员抚养，或交由嫔以上的后宫主位（包括嫔）抚养，总之一言以蔽之，皇子诞下之后独不可付与生母抚育。这可能是为了防范后宫干政吧，所以有清一代，除了慈禧以外，大体上杜绝了后妃预事及外戚祸国的弊政。但是这种“防弊”之策也非一无瑕疵，由于皇子与生母分开而居，且相见也有固定时刻，见面也不能多说话，故而缺乏接触和沟通，这极有可能会导致出现亲生母子间互生隔阂，彼此猜忌，感情不睦，关系漠然等如是尴尬的境况。而不幸的是，雍正和其生母德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陌生而紧张，冷淡而无奈。

　　康熙十七年吴雅氏还是一般的宫人，所以她既不能养育自己的亲生儿子，更没有资格抚育其他的皇子。而恰巧在胤禛出生的那一年，康熙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昭皇后钮祜禄氏刚刚去世不久，后宫之中以贵妃佟佳氏最尊。所以胤禛被佟佳氏所养育，也可以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甚至无形中还抬高了他的地位。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之女，她是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亲侄女，即皇帝的表姐/妹。她于康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册封为贵妃，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晋皇贵妃，因康熙皇帝担心自己克后，故孝昭皇后过世之后，十数年间康熙一直未立新后，佳氏以副后身份统摄后宫，位份尊贵，备极荣宠。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深夜，康熙得到皇贵妃突患急症的消息，连夜由畅春园赶回宫中，并于第二天谕礼部：“奉皇太后慈谕：皇贵妃佟氏，孝敬性成，淑仪素着，鞠育众子，备极恩勤，今忽尔遘疾，势在频危，予心深为轸惜，应即立为皇后，以示宠褒。钦此。前九卿诸臣，屡以册立中宫为请，朕心少有思维，迁延未许。今祗遵慈命，立皇贵妃佟氏为皇后，应行典礼，尔部即议以闻。”初九日册立皇贵妃佟佳氏为皇后，颁诏天下。初十日申刻（下午三点至五点）皇后崩。实际上，佟佳氏只当了一天的皇后。在初八日到初十日这三天里，康熙都令“部院各衙门奏章交送内阁”，以便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病笃的佟佳氏身边⑹，佟佳氏和康熙有兄表之情，又有夫妻之谊，她深得康熙皇帝宠爱，夫妻感情笃深，孝懿仁皇后亦是康熙诸后之中唯一一位在死后得到圣祖写诗追悼的女子。⑺是圣祖宫中其他佳丽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宫久虚，佟佳氏以皇贵妃之尊，掌管后宫，是圣祖康熙皇帝的贤内助，亦是诸位皇子之嫡母，她的尊贵一定让年幼的雍正产生一种依属感和安全感，出于生存的本能他必定会竭尽全力地去讨养母的好，以期获得她的欢心，久而久之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下则难免“沦为”一个懂得如何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儿”，对于自己的亲生母亲的态度想来也会由于养母的存在和在宫廷之中生存立足的需要以及祖宗的成法，而不敢过分亲近。
　　
　　胤禛甚至很有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表现出自己为皇贵妃所养育的自豪、高傲的情绪，生母德妃看在眼里心中定然很不畅快，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便会蒙上一层阴影，结也越结越死了。

　　或许是因为血缘太近的缘故，佟佳氏进宫多年却一直没能怀孕，直到胤禛六岁的时候也就是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她才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也是她唯一的孩子。可能是由于血缘太近的缘故吧，皇八女似乎是先天不足，医生曾拟开刀医治，但后来被放弃了，采取服药医治的保守方式，却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公主的性命。孩子没有满月即六月十四日殇逝，甚至没来得及让父亲见上一面。⑻公主的死对佟佳氏的打击应当是很大的，或许就是因为膝下无所出，她才能够视胤禛为己出，殷勤备至，关爱有加，将自己的母爱倾注于他的身上，全心全意照顾胤禛吧。幼时的胤禛乃凭借着这层得天独厚的机缘，被鞠养于康熙宫中，得到父皇的亲自抚育，因此从小即能受到一定的重视。他们父子间的感情基础也因这层关系，而显得特别深厚牢固，但也因此对于胤禛身上的性格弱点，康熙也更一目了然。
　　

其实胤禛的性格和德妃、胤禵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都是那么的强硬、倔强、烈性。看到很多人评价胤禵是一个真性情的男儿，而对雍正，则用阴谋家、野心家来形容他，我觉得是有悖于历史的。其实雍正根本就不是一个喜怒不行于色的人，也不是什么冷面王，他是一个有些孩子气，有些情绪化，不太善于掩饰自己的人。而康熙对他的四字考语“喜怒不定”则是对此最好的注脚。康熙因劝他说“你肯急，凡事只以忍好。”

　　但似乎年轻的胤禛血气方刚，正是那种逆反的性格张扬的时候，对于父亲的教诲，也是阳奉阴违，依然故我，直到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皇帝大封诸子，皇长子和皇三子俱为郡王，而只比胤祉小一岁的胤禛却只被封了贝勒，康熙在解释不封胤禛为王时，抛出的借口是“四阿哥为人轻率”⑼。这件事情给了胤禛极大的打击，令他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到继位后他还念念不忘，“朕初为贝勒时，人称为王，辙赧然羞之。”⑽

　　他本就是一个好强的人，自尊心极强，又怎能甘心于人后，此后自是逐渐收敛了自己的性子，身上的棱角也磨去了很多。说句题外话，应当庆幸，他很及时的栽了个跟头。否则，当一废太子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闯下弥天大祸。在那件非常之事发生之前，胤祥要比胤禛更蒙康熙看重，可是事后局势急转直下，他们兄弟的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以他这种强势的性格，自然很难讨得母亲的欢心。

　　胤禛从出小起即由佟佳氏抚养，一直到他十一岁左右佟佳氏病逝，幼年的胤禛都是在这位高贵温婉、仪态端庄的母亲之呵护和教导下一天一天成长起来的。胤禛后来回忆佟佳氏时曾感念其“抚冲龄而顾复，备蒙鞠育之仁，溯十载之劬劳，莫报生成之德”⑾“生恩不及养恩大”，所以胤禛感养母恩遇之素深，同孝懿仁皇后亲近，反而与亲娘生疏则是很自然的事情，亦合人之常情。雍正和养母之间的感情很深，他眼中的养母“慈抚朕躬，恩勤笃挚”，是一个慈爱且对自己付出了真挚感情的母亲。所以他一直很想报答她，只可惜孝懿早逝，所以夙愿难了。而他“诞绍丕基”继位为君，使得他更有机会“显扬”养母的大德，这也算了了他的一桩心事吧。⑿

“天下的父母皆是偏心的”，做父母的很难一碗水端平的，即使他们很想不偏不倚，但是总有子女是和自己投缘的，也有话不投机的，所以感情的天秤难免会有所偏差。与孝懿仁皇后不同的是，德妃生育子女甚多，而十四阿哥胤禵（胤祯）又恰好是她最小的一个儿子，偏疼幼子也是人之常情。况且幼时的胤禛情绪波澜起伏较大，“喜怒不定”也表现的很明显，可能是因为心绪不佳，承受不住方方面面带给他的重压，会猝然的将自己的情感宣泄迸发出来，甚或有时近乎歇斯底里了。做母亲的往往喜欢听话乖巧的孩子，胤禛的这种性格很难博得母亲的欢心。母亲的偏心，可能其本人并不自知，但是作为当事人，则会很敏感的觉察到母亲细微的感情变化，况且德妃偏疼胤禵是那样的明显，想来雍正心中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母子间的隔阂愈见增大。

胤禛继位初，政局不稳，为了笼络隆科多，所以在康熙死后，就马上把被康熙拖延的佟国维之子应承袭的公爵准予隆科多承袭。此后又称隆科多为舅舅，并规定“嗣后启奏处写‘舅舅隆科多’。”⒀此外他还“追封皇舅祖一等公佟国维之祖佟养真、父佟国赖为一等公，加赠太师，予优谥。（孝懿仁皇后之）兄一等公国维、国纲赠太傅。”⒁孝懿仁皇后是康熙的继后，雍正继位以后加恩于佟氏家族，于情于理，于巩固政局稳定人心而言都是恰如其分的。对于自己的生母，雍正所施之恩，可以说是与佟氏一门捋同的，“追封皇太后之曾祖额尔根、祖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男爵）兼佐领额参、父护军参领魏武俱为一等公，妻一品夫人。”而且雍正也称白启为舅舅，启奏处也书舅舅白启，并且威武的公爵爵位也由他来承继。⒂此外通过《雍正元年御笔赏赐簿》可知，皇帝的恩赏也并没有漏掉白启。⒃所以雍正并非不以自己的亲舅舅为意，故意藐视其生母孝恭仁皇后。
　　

所以并不是雍正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生母的事情，才导致母子关系的紧张，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和契合真的是很微妙的，可能根本不需要什么原因，就会打心眼里喜欢一个人或是讨厌一个人。吴雅氏的厚此薄彼也许根本不需要理由，不，还是有理由的，那就是胤禛并非她的独子，她喜欢允禵就会千方百计的为他争取，不管其所争取的是不是这个小儿子所应得的，哪怕这会对胤禛造成伤害。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为母亲，吴雅氏并不会认为自己偏帮谁，相反的她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偏不倚，自己在主持公道。正是如此，不但她和胤禛母子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还会激化胤禛和允禵之间的矛盾。

吴雅氏是一个性格极强的人，她有时做事全凭个人的感情好恶，确实有很绝情的地方。康熙驾崩，身为皇帝的生母，吴雅氏竟要以死相殉，这实际上无异于是给雍正下马威，雍正“雪涕含哀情辞恳切”地“再三谏阻”，情急之下甚至对她说“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生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以对天下臣民？亦为以身相从耳。”⒄意思就是说“你死我就死，省得我以后无颜面对天下臣民，蒙受不孝的恶名”。最后吴雅氏只得妥协，“勉慰其心”，心不甘情不愿的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他们母子之间互相以死相逼相胁，他们的对立竟然已经到了“剑拔弩张”、“有你没我”的境地了，可悲，可叹！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是雍正登基的喜庆日子，按照惯例，皇帝应“诣皇太后前行礼”，礼部奉皇帝旨意，提前一天将当天的仪注启奏皇太后知晓，皇太后却以“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与我行礼，有何紧要”⒅为由，拒不接受皇帝给自己行礼，害得登极大典差点都开不了场，使得雍正朝的第一次嘉礼这么大煞风景的开场，也似谶语似的注定了雍正朝凄凄惨惨的悲剧收场。事情就这么僵持着，母亲的执拗让皇帝有些抹不开面子，他深知母亲的脾气，对于这位皇太后，皇帝恐怕也是怵于与之相处的。于是皇帝又“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礼部、内务府总管等再行恭恳”，总理事务王大臣中有廉亲王允禩，他与允禵交好，他的劝说，对皇太后或许有所作用。而且那么多臣子在场，想来皇太后也不会太不给皇帝面子，让皇帝下不来台，只可惜雍正打错如意算盘了，皇太后“览过仍不受”，不得已，皇帝只好亲自出面“再三恳求”，皇太后极不情愿的答应了，她说“诸大臣等既援引先帝所行大礼恳切求情，我亦无可如何。知道了。今晚于梓宫前谢恩后再行还宫。”⒆按照皇太后的意思，她是给诸大臣面子，是在他们抬出先帝所行之先例的情形下为皇帝求情，她才无可奈何的答应了。一句“我亦无可如何”，将皇太后的内心勾勒的清晰细致。

雍正继位之后，为了避免政敌的指摘，故而步步小心，处处谨慎，唯恐落人于口实。孟子云：“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倘若舆论将其描绘为一个不忠不孝残酷暴虐之人，那么其政敌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与他对抗，也是合情合理的。而百善孝为先，在孝节上他更不能有亏。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矫孝，含有做秀的成分，但在当时这却是不得不为之的。

康熙死后，诸王大臣奏请皇帝以昭仁殿或御弘殿为居丧之所，雍正以不忍安居内殿为由，拒绝了，改拟乾清宫东庑为倚庐。（倚庐为古代遭丧者所居，倚木为庐，于中门外东墙下起庐，先将一根木头放在离墙五尺的地上，上立五根橡木斜倚在东墙，以草苫盖之，南北两出口也以草帘屏之，向北开口，里外不涂抹灰泥，即草棚。）而后“总理事务王大臣、诸王大臣等以上哀瘠奉饘（zhān，稠粥之意）粥劝进”，皇帝则说“朕受皇考托付之重，朕自酌量，可进饮食，朕即稍进，若勉强饮食反与朕躬无益，朕断不可稍有假伪，嗣后不必劝奏。⒇”一副因为皇考宾天而悲痛欲绝，难以下咽，寝食不安的样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后又一改天子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之成规，为圣祖仁皇帝和孝恭仁皇后守制三年，可以说在孝字一节上，他尽量要求自己做到尽善尽美，让世人无可诟病，但皇帝的生母处处与之不配合，给皇帝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难题。

　　对于雍正的继位，吴雅氏在众人面前表现出错愕、惊讶，难以置信。她说“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21）此语为《世宗宪皇帝实录》所不载，这不不明摆着告诉众人说，他——自己的嫡亲儿子继承大统，就连我这个亲生母亲做梦都想不到，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对他践祚的挑战。在政治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在那么多政敌对她自己亲生儿子虎视耽耽的情况下，她这么说显然将会受人以柄，显然会把雍正往绝路上推，而她连想都没想，连怕都没怕，就这么说，这么做了！这么绝情，偏心得这么明显，又怎么能不让雍正感到忿忿不平呢？在允许隆科多承袭公爵爵位上谕中，雍正感情的天秤很明显的偏斜到养母孝懿仁皇后那边去了，他说“孝懿皇后，朕之养母，则隆科多即朕亲舅。”（22）这个时候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反而让他感到莫名的疏远。

　　身为皇帝的生母，吴雅氏“坚执不允”，至死都不肯接受皇太后的尊号，亦不肯从永和宫搬出，移居到皇太后居住的宁寿宫。这让雍正感觉十分为难。“仁寿”皇太后的尊号已由内阁翰林院拟定，“皇太后表文、册文及金册、金宝并仪仗等项”也“速行备造”，钦天监也选择了吉期，可以说万事具备，单等皇太后点头应允。可是居然被皇太后冠冕堂皇的拒绝了，她说“梓宫大事正在举行，凄切哀衷，何暇他及。但愿予子体先帝之心，永保令名。诸王大臣永体先帝之心，各抒忠悃，则兆民胥赖，海宇蒙休。予躬大有光荣，胜于受尊号远矣。”结果皇帝登基前恳请“诣皇太后前行礼”，几乎再一次重演，先是“诸王大臣具折恳请”，不允，然后是皇帝不得已硬着头皮亲自上阵“诚敬谆切叩请再三”，而皇太后呢，依旧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口气也一如从前——“诸王大臣援引旧典，恳切陈辞，皇帝屡次叩请，予亦无可如何。知道了。”（23）这一次雍正显然没有上次那么好运了，吴雅氏的态度也更加强硬，所以用“知道了”搪塞过去，表面上看是给皇帝面子，实际上不过是缓兵之计。皇太后本想以“知道了”三个字敷衍其子，不置可否，让他知难而退，却不料皇帝抓住了有利于自己的那一种意思，认为已“蒙慈允”，“恭上册宝典礼亟应举行”，试图让吴雅氏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却不料“母后圣意仍欲迟迟”。

而雍正元年三月，又恰逢雍正登基后皇太后的第一个圣寿节，“礼部题请诸王大臣文武官员应齐集庆贺礼，筵宴暂停一次。得旨，圣诞行礼，朕再三奏请。奉懿旨，免行礼。”吴雅氏的生日，雍正一向很重视的，康熙五十六年或五十七年，年羹尧曾因“妃母（德妃）千秋大庆”，“无一字前来称贺”而受到雍正的指责。此时，正值母子关系紧张之际，雍正必然想籍此机会，讨好母亲，而使她答应接受尊号，移宫宁寿的请求，可惜皇太后还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想这和允禵回到京城有一定的关系。允禵从西宁回京，不但路上不向雍正请安，反而扬言：“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24）”到京后又行文礼部，询问到京之后觐见雍正如何行礼仪注，以致“举朝无不惊骇”。作为皇子，臣见君行哪种礼仪，难道允禵会不知道么？他分明就不把雍正放在眼里。及见雍正又“远跪不前，毫无哀戚亲近之意”，当众给皇帝难看，皇帝迁就他“向前就之，仍不为动”。拉锡把允禵拉到雍正跟前，允禵不但不知道收敛，反而詈骂拉锡，在皇帝面前咆哮“我本恭敬尽礼，拉锡将我拉拽，我是皇上亲弟，拉锡乃掳获下贱，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无不是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25），公开向雍正挑衅。而以雍正的性格又怎能不发作呢？雍正和吴雅氏之间的母子矛盾激化了雍正和允禵之间的矛盾，他会因为母亲的刻意为难进而迁怒于允禵。而雍正和允禵之间的矛盾加剧，使得吴雅氏和雍正之间的芥蒂越来越深，母子、兄弟哪一方都不肯妥协，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雍正率王公大臣，皇太后率圣祖妃嫔及皇后妃嫔，送康熙帝灵柩至遵化，四月初二日行礼，初六日返京。本来，“圣祖仁皇帝梓宫奉移山陵事毕”，皇太后以“梓宫大事正在举行，凄切哀衷，何暇他及”为借口拒绝接受尊号的理由已经不能成立了，吴雅氏已经没有任何立场不同意了。可是就在四月初二日这一天，雍正却做了一件极为不理智的事情，他“命皇十四弟、贝子允禵留遵化守陵。又逮允禵家人雅图、护卫孙泰、苏伯、常明等枷示。时，雍正帝传问雅图等：向日贝子在军，闻有吃酒行凶之事。回奏并元。帝怒，命拿送刑部，永远枷示，伊等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枷。又天津监生徐兰曾在贝子府教书，以其人不端，逐回原籍，交地方官收管。”（26）这样无异于将自己的母亲完全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使得自己的目前完全的偏袒允禵。所以最后一次给皇太后恭上尊号的机会，就这样被雍正自己给一手破坏掉了。或许他和允禵之间的积怨很深了吧，正好趁此机会好好的发泄一下，他传问雅图允禵是否有行凶，雅图回答没有，雍正就将他拿送刑部，永远枷示，这和他一贯主张慎刑，不屈打成招的法司观念是彻底的背道而驰，这个时候的雍正显然已经失去了作为政治家应有的清醒头脑，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不讲道理，蛮横无理的形象，这是很容易让人诟病的。这个时候的他似乎只是一个执拗着要和弟弟争宠的孩子，而并非一个理智的君主。我想在遵化一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以致激怒雍正，当着母亲的面，如此“欺负”自己的弟弟，这个时候的胤禛在母亲的眼里一定是完完全全的错了，彻底不占理了。

　　就在允禵留住遵化的一个多月以后，五月十三日，皇帝因为高其倬奏疏中误以大将军与皇上并写，以允禵在军时唯以施威僭分为事，致官吏畏惧，所以要对允禵略加惩罚——“革贝子允禵禄米”。其实高其倬写错格式，与允禵又有什么关系呢，感觉雍正纯粹是为了泄愤而故意为难允禵。我想这么做不排除有以允禵逼迫皇太后就范的目的在里面，因为皇太后很在乎允禵，这让雍正心中很不平衡，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母亲知道他内心的不满，想让母亲知道他想要什么，但是这样却只能把母亲逼得更远。所以我觉得雍正此举，大有通过做“坏事”来吸引母亲注意的因素在里面。看起来很笨，但是当局者迷，为感情所困扰，又怎能知道这么做是那么的不理智呢。

允禵革去禄米的第十天，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病，皇太后本就有气管炎、哮喘一类的疾病（27），康熙病逝，胤禛和允禵兄弟两个又不和，争斗不休，身为母亲的吴雅氏身体显然不会好。这病说是被雍正气出来的，恐怕也不冤枉他。不过雍正未必认为是自己的错，他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局面完全是因为允禵，所以逼母之说，以第三者的眼光来看是成立的，而于雍正而言是不成立的。

　　闻知皇太后病重的消息，雍正连忙赶到永和宫，昼夜侍奉汤药。这个时候的他对母亲应当怀有一颗愧疚的心，为了能够安慰母亲，使母亲的病尽快好起来，就在这一天，雍正遣侍卫吴喜、朱兰太召允禵驰驿来京。只是很可惜，三屯营副将李如柏以部文未声明旨意，又无印信为凭，担心是矫诏，所以追上允禵，不让他前来，并将雍正所派去的侍卫羁候，限制其行动自由。（28）等到李如柏请旨，得知确属皇帝本意，放允禵回京，皇太后已于二十三日丑刻（深夜一点至三点）崩逝，享年六十四岁。而允禵虽于二十三号赶回京城，但看到的只能是母亲的梓宫（棺材）。

　　随着母亲的死，雍正希望母亲站在自己这边的希望彻底落空了，他再也不能争取什么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再也得不到了。

　　既然德妃生前，断然不肯接受“仁寿”皇太后的尊号，也不肯从自己原先居住的永和宫移居到太后应住的宁寿宫去，故她甫一咽气，雍正便将她的梓宫移到宁寿宫，停灵三天才放到帝后死后应停灵的地方——寿皇殿，曲折的透露出雍正心中的忿恨与不平，其中的三昧着实耐人寻味。皇太后凌晨去世，直到戊时（晚上七点到九点）才由雍正亲奉梓宫于宁寿宫，对于这一反常的作法，一向喜欢多言的雍正并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起居注上对于皇太后梓宫安奉于宁寿宫三天以后后又移于寿皇殿的记载可以说是再简略不过了：

　　 “（二十三日）戊时（上）亲奉梓宫于宁寿宫。……

　二十四日壬寅上诣宁寿宫悲伤号泣哀恸不止。……

（二十五日）因大行皇太后梓宫二十六日发引读文致祭，上诣宁寿宫，亲祭致奠哭泣尽哀三次。……

二十六日甲辰寅时奉移大行皇太后梓宫安奉寿皇殿，发引前，上诣寿皇殿亲祭……”（29）
　　而实录上，臣子则推测此举是“因奏请皇太后移御宁寿宫届期受朝贺，皇太后固执未允，尚御永和宫，至是奉安梓宫于宁寿宫。”的f0e52b27a7a5d6a1a87373dffa53dbe5
　　皇太后“固执未允”始终是纠结在雍正心头，令他耿耿于怀的一块心病。
　　但无论吴雅氏承不承认皇太后的尊号，承不承认雍正的继统，她能够与康熙的孝诚、孝昭、孝懿三后同祔圣祖庙，尊谥并加“仁“字，是因为她是胤禛的生母，因为她“诞育藐躬，命提教切，隆彰母道，顾复恩深”（30）。

这个时候雍正的心理就很微妙了，他既愧又怨。

　　他愧为人子，在母亲生前，不能令她开怀，发让她烦忧无数。他知道母亲心心念念的就是允禵，所以即于皇太后去世当天，在大行皇太后梓宫前，因“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将允禵晋封为郡王”（31）。他深知母亲“向欲加恩”其舅祖岳色，但或许是因为怄气，或许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位舅祖，抑或许是想以此作为筹码，以期母亲能够答应他的请求，总之，在母亲生前，他没有能够尽举手之劳，满足她的愿望。所以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舅祖岳色“著受为拜他喇布勒哈番，追袭一次。（32）”

可是他又是那么的不甘心，他怨他和母亲之间隔着他的亲弟弟允禵。怨使得他怀着异样的心态，在允禵面前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十四阿哥前既不预皇考大事，今又不及预皇妣大事，不得尽其孝道，实属伊之不幸。”（33）怨使得他在封允禵为郡王的时候，不忘挖苦他，“无知狂悖、气傲心高”，亦不忘警告他，“若怙恶不悛，则国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34）。

　　皇太后去世以后，雍正于苍震门外设帷幄以居，时值盛暑，雍正针对曾静“逼母”的指责，曾经如此辩驳：“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35）这倒是实情。在年羹尧恭请雍正节哀的折子上，无不愤懑的说“朕安，你实在为朕放心，实力不能撑，也顾不得丢丑了。况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只得以身荷之重，着实惜养，不必为朕过虑。”（36）的

　　和康熙死后相比，这个时候的雍正似乎没有那么好强了，早早就定下了“倘不胜暑热，力不能支，亦不勉强”（37）的基调。二十五日，就是在皇太后梓宫发引的前一天，雍正谕曰：“除服以前，每日伺候清晨亲往寿皇殿供献。（38）”也就是说，为了避免中暑，皇帝选择每天去清凉的时候前往。我想这除了和皇帝的身体状况有关，也和他与康熙和孝恭的感情厚薄有关吧。

不过繁琐的丧礼确实是很消耗精力的，无怪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得知皇太后去世的消息时说“雍正皇帝的皇太后死了，要再次举行像康熙皇帝去世时的葬礼。再次参加这样令人厌恶的仪式，还不如让我去死。”（39）

在接连经历圣祖和孝恭的丧礼，对于雍正身体的损耗是很大的，就在皇太后去世后不久，雍正病倒了，“数月，得以康复。”（40）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诸王大臣等引据“宋朝太宗、真宗四后祔庙之礼”，雍正帝以此为例，谕内阁：“恭惟孝诚仁皇后元配，宸极，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继位中宫。孝恭仁皇后诞育联躬，母仪天下。按先儒耐庙之仪：一元后、一继立、一本生，以次并列。今母后升祔位次，当首奉孝诚仁皇后，次奉孝昭仁皇后，次奉孝懿仁皇后，次奉孝恭仁皇后。如此庶于古礼符合，而朕心亦安矣。”（41）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恭上大行皇太后尊谥为：“孝恭宣惠温肃定裕赞天承圣仁皇后”（乾隆元年三月丁巳，加“慈纯”，嘉庆四年五月戊辰加“钦穆”。吴雅氏全谥为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孝恭仁皇后梓宫自寿皇殿发引，送往景陵。八月二十四谕王大臣等：“皇太后素性谦谨，事圣祖皇帝数十年，恪恭罔懈，现在享殿内奉圣祖仁皇帝梓宫，皇太后梓宫暂安于芦殿，一应供献及祭文不可由中门出入，俱应于西门行走，以仰体我皇妣谦冲至意。”（42）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葬圣祖仁皇帝于景陵，孝恭仁皇后拊龙輴（chǘn，灵车）入宝城。
　　随着孝恭的入土为安，一切都已过去了。

参考书目：《圣祖仁皇帝实录》、《清帝列传•雍正帝》、《清史图典•雍正朝》、《清代皇后册立与八旗大姓氏族》、《故宫博物院院刊》《八旗通志•正黄旗满洲世职大臣卷》、《八旗通志》、《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双全等奏缴雍正元年正月谕旨折》、《世宗宪皇帝实录》、《康熙起居注》、《圣祖御制文集二集》、《康熙起居注册》、《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雍正朝起居注册》、《世宗宪皇帝实录》、《清史编年》、《永宪录》、《雍正元年御笔赏赐簿》、《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上谕内阁》、《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