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没有学雷锋? 中国古代有没有法治

前几日,3月5日,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为雷锋题词的纪念日。雷锋精神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是否还需要继续发扬?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近年来多次提到“道德”,我记得前一次是在西历2009年,温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提到市场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温总理在演讲中说到:“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的血液”。中央编译出版社西历2008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环衬上印着这样的文字:“温家宝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前不久,温总理针对中国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发表谈话,再次向房地产商发出喊话:房地产商要流淌“道德的血液”。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日也发表意见认为,雷锋精神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可见,雷锋所展现的道德精神,在当今中国已成为广受关注的现实问题。
雷锋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但他身上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具有广泛的意义。我们暂且不说雷锋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意义,先说点中国历史。去年我完成了一部书稿《超越利益集团》,预计下个月能够出版。这部书稿主要从宋代政治入手,探讨中国的现代政治和中国模式。书稿完成后,几位朋友先“审看”了一遍。我当时问一个朋友:你觉得在宋朝会不会学雷锋?朋友说:应该会吧。我说,是的,但在宋朝,学雷锋和现代应该有点不一样。宋朝有很多著名历史人物名垂史册,例如范仲淹。范仲淹的名句至今被中国人牢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范仲淹这一“先忧后乐”的思想,就是雷锋精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雷锋精神就是千年以前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延续。
但是,为何说宋朝“学雷锋”和现代不一样?因为,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既是针对他自己的,也是针对官员阶层的,但不针对老百姓。现在为人熟知的“天下为公”的说法,就起自于宋朝。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员队伍的主要力量时,“天下为公”的道德诉求就是对整个官员阶层的要求,范仲淹提出的思想,包拯就是官员学雷锋的典型。苏东坡曾经很明确地说:农民要发财,商人要获利,这都很正常,官员或政府的作用是让他们的要求维持在公平竞争的状态。所以,如果说宋朝也会“学雷锋”,它所要求的是官员个个都要学雷锋,而不要求老百姓、商人学雷锋。因此,当温总理说房地产商要有“道德的血液”之后,有房地产商近日调侃说,房地产商最近见面的问候语是:“你换血了吗?”回答是:“刚透析完”。严格来说,房地产商的这种调侃,实际上是符合宋朝的政治传统的:学雷锋首先应该是政府的事情。
由此我们也能发现,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有一部分内容与中国传统政治相当接近。最近有人针对重庆的实践也发表了一些反对意见。我细问了一下,发现,针对重庆实践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于官员阶层以及警察内部。如何理解?这些意见指出,重庆的很多官员,现在等着薄熙来离开,因为,他们认为,薄熙来离开重庆后,他们就能继续“收红包”了。甚至重庆一些政府单位的小金库,现在也不敢乱发钱,生怕被现任领导批评。包括一些警察也在说,春节这样的节假日还要加班,太苦。我认为,官员或公务员阶层,作为掌握权力的群体,学雷锋是应该的。如果受不了,可以离开,可以像老百姓、老板那样去发财。权力和发财,如同鱼和熊掌,两者不可得兼。
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范仲淹所说的“先忧后乐”,不是要求官员阶层的个人牺牲、个人奉献,而是“先后位置”。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官员就应该苦兮兮、惨巴巴。而是说,要让老百姓“先乐”,官员“后乐”,并没有说官员就不能“乐”。这一点,在重庆的实践中同样得到了体现。据我所知,重庆市公安局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警察的待遇,还将警察因公殉职的补偿标准提高到全国最高水平,以至于有的外地警察说,如果要牺牲,我愿在重庆牺牲。这一做法的实质就是人们常说的“高薪养廉”。然而,“高薪”高到什么程度才合适?与收红包相比,“高薪”的程度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据薄熙来介绍,重庆市干部群体主动上交的红包已达6000万元。我怀疑这并不是全部。因此,官员要学雷锋,要“先忧后乐”,并不是说官员就不该讲求个人条件。但是,官员讲求个人享受、条件也应该有所限制、有所约束。“高薪养廉”可以看成是制度约束的一个体现,但同时还需要思想上的自我约束。由此,我们就能理解薄熙来对于雷锋精神的提倡,以及重庆市对于红色文化的提倡,它是相辅相成的。
最不合理的事情是,要求老百姓个个学雷锋、老百姓时时处处学雷锋,结果,官员阶层自己在腐败,这必然造成对官员阶层信任感的严重伤害,雷锋精神以及学雷锋,便只能成为笑谈,成为虚伪的摆设。因此,学雷锋、发扬雷锋精神,流淌“道德的血液”,首先应该从官员阶层自身开始,以身作则。这一点,我在以前同易中天先生的争论中已经说过:政府和官员以身作则践行道德规范,并不是说政府或官员成为老百姓道德行为的裁判。而是说,官员学雷锋是必须的,老百姓是否要学雷锋,那只是提倡,而不能强迫,要让老百姓自觉自愿。这里的关系是,官员与百姓并不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官员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中间那些学雷锋学的好的人,可以当官。如果不想学雷锋,不想奉行雷锋精神,就不要当官。我认为,就目前的现实来说,在重庆有很多官员、公务员还没有真正认识清楚,所以才会有些官员、警察发牢骚。他们可能认为,在其他地方官员都可以拿红包,为何重庆不行?实际上,这种观念是把不正常当做正常,而没有意识到,重庆要求官员阶层学雷锋,这才是应该的,这才是正常的。如果有谁受不了,我觉得他们不应该等薄熙来离开,而是自己离开。因为,按照正常的官员伦理、官员道德,即使薄熙来离开了,继任者同样会这样要求官员。所以,红色文化还应该继续提倡,并且不能成为官员阶层的表面文章,而要让它深入官员阶层的思想,成为现任官员和未来想当官的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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