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重庆俨然已成为一个文革博物馆，或者说它在弄一个文革艺术节。重庆已经不只是“红岩文化”的“红都”，它已升级为“西红市”。一个没完没了的流动的圣节——西红市艺术节正热火朝天呢。
别指责红歌运动，别担心红歌大一统，虽然中国人有盲从跟风的运动病，但毕竟红歌不是盐，不是生活必需品，无须哄抢没法囤积，中国红不会成为天下盐。红歌和红色频道多少只是娱乐花边笑料，不怕红歌运动文革艺术，怕的是红歌伴唱下践踏法律的文革遗风。
3月1日，重庆卫视宣布不再播出商业广告，以建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为目标。在1月，它已将黄金时段全部用于播出红色文化，以打造全国第一“红色频道”。重庆官员称：“重庆卫视保障运行主要靠财政支持，而不再靠商业广告支撑，由政府主导，而不再由市场主导，就充分体现了公益性。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广播电视经营体制，例如英国的BBC、美国的PBS、日本的NHK等，国家禁止这类公益电视机构播放商业广告。”
但是别搞错：NHK确实没有商业广告，但它的收入来源于收视费，2003年总收入6738亿日元收入里只有19亿政府补贴，只是一点零头。它不要或者少要政府预算拨款补贴，是为了保证新闻客观中立，不受政府意志左右。而且，并不是国家禁止它播出广告，而是它自身自主选择的经营路径，这与所谓国家禁播是两回事。重庆卫视自己要打造红色频道没问题，一条道走到红就是了，但对西方著名电视台的运作机制如此理直气壮地乱点鸳鸯谱，实在有悖常识，而又底气不足。
最根本的分别在于“政府主导”和“国家禁止”。重庆卫视尽可以弘扬红色文化，但既然这是所谓“公益性的机构”，我们老百姓在为红色文化感泣之余，也很想知道财政支持的规模——用纳税人的钱办电视总得问问纳税人吧？凭什么要我掏钱去你的红色食堂点一堆我吃不下的酸辣西红柿？据说给重庆卫视的“红色改版补贴”是一点五亿元。如果重庆卫视收视和经营颓势难挽——这是注定的——那么估计还得再继续拨“红色救灾补贴”吧？重庆红色文化运动肆意占有乃至垄断公共资源，唱红歌没问题，但没事就群发几百万条红色短信，这不是浪费电信资源是什么？拿这钱办希望小学是否更符合红色文化追求？
尽管红色频道弃绝商业市场，但也算市场定位独一无二。曾有另一大城市大反三俗，有家报纸甚至悍然取消娱乐版，害的有些娱记娱编丢了饭碗——但这本身就是不错的娱乐新闻，我是说，即使出于意识形态教化的目的，阁下在这个商业社会娱乐社会，也只是提供了被广大人民群众娱乐一把的另类途径而已，如火如荼的红歌运动可以被当成政治，但更多地其实只是娱乐，唱红歌的雄纠纠气昂昂天翻地覆慨而慷，不唱红歌的听了觉得恍若隔世啼笑皆非。有文人学者不失时机地出书从政经理论高度研究赞美“重庆模式”，而在我看来，“重庆模式”首先具有考古价值，红歌运动堪称有声革命历史博物馆，其次它是中国老年社会的怀旧饕餮大餐。另外就是制造无数新闻来娱乐社会，重庆人无愧为中国的喜剧之王。
报载：“重庆洋人街“万里长城”上演红歌会，3000余市民登上“长城”高声同唱红歌。”
光是“洋人街”和“万里长城”这两个带引号的梦幻组合，已经颠倒众生了，更不消说红歌会。
报载：“《映山红》、《红军不怕远征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红日照遍了东方》、《绣红旗》、《红梅赞》、《五星红旗我爱你》……一曲曲经典歌曲被唱响，每一首歌曲都带有“红”字，凸显着“中国红”的主题，演出现场的舞台上，红旗贯穿始终，小红旗、中红旗、大红旗、巨幅红旗现场飘扬，让每位观众热血沸腾。”
诸位听说过“中红旗”吗？小红旗、中红旗、大红旗、巨幅红旗，俨然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
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刚跟我说他听过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我说那简直是我小时候的摇篮曲，不过这首歌颂海军生活的红歌当年也曾被责为靡靡之音，不管是李谷一还是苏小明都还只是小打小闹，当年一举打破红歌垄断的靡靡之音乃至黄色歌曲，还是邓丽君。红色在台湾属于禁色，邓丽君唱过的156首歌也没有一首歌名涉红，不过八十年代还是有两首港台红歌在大陆走红，一首是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一首是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粉红酒红而不是“中国红”，只是打着红色幌子的黄色歌曲。
当年日本歌坛劲爆“红白大赛”，不少歌被港台改编(比如《酒红色的心》），而中国歌坛也有一场“红黄大赛”——红歌捍卫者眼中的黄色歌曲跟红歌抢夺民心。结果如何就不消说了。流行歌曲从弱势到强势，自然是改革开放之功。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红歌欲卷土重来抢占地盘。
红歌往往高扬爱国主义，编写《重庆模式》一书的重庆党校教授苏伟把日本民歌《北国之春》也列为红歌，这倒不是爱国心切掠人之美，而是充分体现扩张红歌势力范围的开放胸襟。这令我想到我刚在香港淘到的一张文革时期香港出的黑胶唱片，是中国指挥家指挥东京交响乐团演奏《白毛女》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京交响乐团的胸襟令人钦佩。
别担心重庆会因为唱红歌就沦为文化垄断历史倒退，红色文化汹涌澎湃，然而多元文化也无孔不入，不可能再被大一统；而让时光倒流，也不无黏合时代裂痕之效，让人们认清中国现当代历史都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但目前的红歌运动显然选择性遗忘，首先是遗忘了红歌在被改编为钦定红歌之前的民歌历史，比如：
《十送红军》本是客家采茶戏《长歌》。
原词：一送里格表哥，格只介柜子边，双手里格拿到，格只介两吊钱……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
改词：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送郎当红军》本是赣南民歌《十送郎》。
原词：送郎送到天井边，一朵乌云遮满天，青天保佑下大雨，留住我郎宿夜添。
改词：送郎送到十里坡，眼不流泪口唱歌，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长。
《东方红》本是陕北情歌《骑白马》。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据说这个版本也是改过的了，最早版本完全是个荤曲儿）
改词：请阁下尽情高唱就是了。但如果我胆敢唱原版呢？
红歌也源自民歌，红歌的人民性是不容置喙的。
另一被遗忘的是样板戏。抛开意识形态不说，样板戏音乐无疑属于中国音乐史牛逼代表作，该是趁红歌运动重新研究传播样板戏的时候了，这不是什么极左什么倒退，而是尊重历史抢救文化遗产，要知道如今样板戏黑胶唱片在潘家园炒到两三百块一张，样板戏剧本十册一套在中国书店要卖七八百。假如“红歌会”不仅传唱红歌，还研究红歌的历史流变，那么我也要哭着喊着报名加入。我还想邀请小瓜哥也一展第三代红色传人风采，以英式摇滚翻玩红歌。
假如是“摇滚红歌会”，那就请允许我竞选会长吧。从《一块红布》到《红旗下的蛋》到《红先生》，崔健堪称红歌教父。当年电台曾禁播《一块红布》和《红旗下的蛋》，十多年前崔健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演出时唱了《红旗下的蛋》，导致原定第二天的演出被取缔；2006年我在深圳体育馆办音乐会，主办方在演出前还恳请我转告老崔“最好别唱带红字的歌儿”。干脆什么时候我弄一场全部歌名都带红字的摇滚红歌演唱会吧，再请个交响乐团狂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并请铁托们高举小红旗中红旗大红旗超大红旗前来捧场。
除了崔健的红歌，诱导社的《见红》和pk14的《红色列车》也是摇滚红歌杰作：
《见红》：红色是鲜血流淌在体内， 要流出无与伦比的尖刀
《红色列车》：这辆红色的列车它满载着空虚在没有月光的城市的街道上穿行
1995年，牟森排过一出实验局剧《红鲱鱼》，典出爱尔兰古谚语：“你是一条红鲱鱼”，鲱鱼活着为青色，死后变红色。对于红歌，用一首著名流行歌名来表达，就是：死了都要爱。
去重庆吃西红柿拌烧红鲱鱼，味道好极了。
我们知道苏丹红这玩意，是因为它曾经变成番茄酱，并且由于苏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式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认为苏丹红即中国红，是西红市最般配的佐料。
那天，那个胖子带我们去昌平摘草莓，我们还乘兴去了华夏陵园和秦城监狱，一边吃草莓，一边看桃花，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草莓园的农妇说：“草莓看上去不太红，才是好吃的，外面很多红得吓人的草莓那是乱下农药弄出来的！”
如今猪肉都可以弄红了变成牛肉，要把一颗小小草莓往死里整活活整成中国红，那还不容易吗？
摘草莓之后第二天胖子就不见了，耳边老想起他的声音——“这草莓里头到底有没有农药啊”。《混球时报》说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说得实在太好了，因为确实，法律只为独裁者弯曲。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请容我先问一句：那位特立独行者在哪？丫不是被绑架了吧？我还得再问一句：法律在哪？丫不是被绑架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