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已经知道，圣经为我们揭示了人类宗教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先进发展的阶段性与规律性，即：
多神（偶像）崇拜宗教—至高神崇拜宗教—独一神崇拜宗教—三一神崇拜宗教。
那么，中国古代宗教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呢？
中国宗教学者认为，中国宗教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原始宗教”，原始宗教的崇拜对象分别是：
自然崇拜—包括日月星辰崇拜、风雨雷电崇拜、山川湖海崇拜、动物植物崇拜、火与石的崇拜，等等；
鬼魂崇拜—实际上是对亡灵与阴间“鬼”的崇拜，包括对家神、灶神、山神、土地神等的崇拜，表现于祭祀活动中，也伴随有巫术；
生殖崇拜—是对男女生殖器官图像的崇拜；
图腾崇拜—是对动植物的图像、水中鱼及空中鸟的图像的崇拜；
祖先崇拜—是对祖先画像、牌位的崇拜。
如果把上述的崇拜对象与《申命记》4:15～19节经文对照，我们会得出结论，中国原始宗教处于多神崇拜与偶像崇拜的阶段。
中国原始宗教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而它的存留则贯穿于中国古代、近代、直到现代；甚至今天，百姓中仍有为亡灵烧纸、为死者招魂的习俗，说明原始宗教的鬼魂崇拜至今没有根除。
中国宗教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古代宗教”，中国至夏代起进入古代宗教，中国的古代宗教是以至高神崇拜为特征的。据《中国宗教通史》（牟钟鉴张践著）记载：
“夏代的宗教”“出现统一的至上神是可以初步肯定的。”（《中国宗教通史》P79）；
“殷代宗教”“近现代学者基本廓清了其本来面目。在殷人头脑中有一个无所不能，威力无比的至上神上帝，主宰着自然及人间的一切”（同上书P79）。
可见，从夏代起，中国宗教就进入了至高神崇拜的宗教历史阶段。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代，夏朝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的分界为公元前1600年，可以推断，中国古代宗教进入至高神崇拜的时间，与圣经记载的麦基洗德宣告“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创14：19）的时间是大体吻合的；这表明，中国古代宗教与古希伯来宗教的发展具有同步性！
进入周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46）后，特别是在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中国古代宗教进入鼎盛时期，至高神信仰的神学思想与宗教实践日趋成熟；并具有相当的规模。
中国古代宗教呈现以下七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建立了至高神崇拜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
夏商周三代的至高神崇拜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宗教祭祀活动都是在国家级的层面上进行，到了周朝，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完善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形成了完善的宗教机构、宗教理论与宗教礼仪：
形成了“以德配天”的宗教伦理；（同上书P116）
形成了系统的求问神的宗教方式—周易；（同上书P122）
形成了庞大的由国家直接控制的职业神职系统—周礼；（同上书P132）
形成了完善的国家级的宗教祭祀制度；（同上书P134）
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明堂制度；（同上书P151）
其中，周礼制定的官制，既有宗教职能，亦有行政职能，周礼中的六卿就是以宗教职能为主要内容的；而明堂，即殿堂，相当于以色列民族的圣殿。
第二个特点：至高神有多种名字称谓，都是非偶像的。
周人对至高神的称呼包括上帝、神、道或天：
“周人的至上神既可称为天，亦可称为帝”；（同上书P153）
《道德经》则将至高神称为“道”；
在《系辞》中直接称为“天下之至神”（系辞上10章）；
孔子则称至高神为“天”（论语）、“天地之神“（礼记哀公问），亦称为“上帝”（礼记中庸）、“上神”（礼记礼运）等。
上述的称呼，不论哪一种，都不是偶像；《系辞》则对至高神的非偶像性作了确切地说明：
“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4章）
“神无方”是指神是没有形状的，没有形状的神就不可能是偶像；所以,至高神是人们心灵中所崇拜的神；这种神学思想与圣经《申命记》是一致的。（阅申4:15）
第三个特点：至高神崇拜与多神（偶像）崇拜并存于中国古代社会中。
中国古代宗教至高神崇拜形成后，多神崇拜并没有去除，也没有任何律法制止多神（偶像）崇拜。所以，至高神崇拜与多神（偶像）崇拜并存于中国古代社会中，这种状况与圣经记载的列祖时代具有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在希伯来民族历史中，“并存”的局面持续时间较短，只有六百年，以色列民族形成后就直接进入独一神崇拜的宗教阶段，并且通过摩西律法禁止了多神崇拜与偶像崇拜。而在中国，一直没有进入独一神崇拜的宗教阶段，“并存”的局面持续了约四千年。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至高神崇拜与多神（偶像）崇拜并存，却各存在于不同阶层中；或者说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宗教状况。以天子为首的国家管理层是以至高神崇拜为主；民间则是以多神（偶像）崇拜为主。即：皇帝祭天，百姓拜鬼；祭天是皇家的特权，皇帝提前进入至高神崇拜的信仰阶段，百姓却一直停留在原始宗教的阶段，这种状况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持续着。
但由于皇家是统治者，统治者的信仰和意志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敬天事神”、“君权神授”的理念，在中国的各阶层都达到了共识，成为整个社会都接受的宗教文化，并成为建立王权的依据。
第四个特点：形成了丰富的宗教文化。
夏商周三代的至高神宗教在中国持续了约两千年，并且造成了周朝社会的高度文明；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曾在世界上走在文明前列的历史时期，其根源正在于此。
世界上不论哪一个民族，其文化与文明都来自于宗教，先进的宗教必然产生先进的文化与文明；中国古代至高神信仰的宗教，产生了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的宗教文化，即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或者说，中国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夏商周三代至高神崇拜的宗教文化。
目前的国学研究存在一种偏见，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是主张无神论的文化，实际上这不符合儒道文化的内涵。因为至高神宗教是中国儒、道文化的根源，也是其核心理念，抽掉了这一核心理念，儒、道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的国学研究应该纠正这种偏见，努力揭示儒、道文化的宗教根源，恢复儒、道文化的本来面目，才能使儒、道文化有助于现代中国社会！
第五个特点：缺少特殊启示，却有圣灵感动。
系统神学把启示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启示，一类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都写在圣经里，这样一来，我们只能认为唯有以色列民族得到了特殊启示，其他民族只能是揣摩而得；可是，当我们深入研究儒、道文化中的宗教内涵时，却使我们感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似乎不能仅用揣摩而得来做解释，这里必有另外一种启示存在于中国古代宗教中。
孔子有一句名言：“天何言哉？”
孔子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凡有信仰经历的人都能体会到，这句话是孔子痛切地呼求，呼求至高神向他说话，指望得到神的话语；或许孔子从未听到至高神向他说话，但是他却能坚持对至高神的信仰，甚至他在晚年回顾一生时说：吾“五十知天命”。何谓天命？天命者，天之使命也！这正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天命；孔子是如何知道至高神给他的使命的？依据圣经知识，我们可以说孔子得到了圣灵的启示和感动！
新约时代世界才进入圣灵时代，但旧约时代也有圣灵赐下的圣经记载，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中国古代宗教得到过圣灵感动的可能。
圣经上说：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诗67:4）
耶和华是如何“引导世上的万国”的？祂岂不是用祂的灵来引导世上的万国吗？所以，在中国古代宗教中，虽然缺少特殊启示，却必有圣灵的感动在其中；正是圣灵的感动，造就了中国古代的“先知先觉”、造就了中国古代的“圣人”、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宗教先进的神学思想。
第六个特点：礼崩乐坏开始的宗教倒退。
礼崩乐坏大概始于西周末年，所以中国古代宗教的倒退也始于西周末年；孔子与老子是春秋（东周）时代的人士，正处于礼崩乐坏的年代。
礼崩乐坏只是造成了周人远离神，即所谓“信而不虔”（同上书P180），使宗教敬拜活动变得冷漠，人们只顾世俗的利益，淡化了对神的信仰，造成社会的腐败与堕落；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正是为制止宗教倒退，才极力主张恢复周礼，并且在阐述恢复周礼的思想与见解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儒家文化。
东周时代的宗教倒退是以“礼崩乐坏”与“信而不虔”为特征的，战国时代表现更甚，并且给进一步的宗教倒退留下了空间。
进入汉代，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宗教倒退的事件：道教的出现与佛教的传入。
道教与道家文化究竟有没有关系或是一种什么关系，这在国学领域是有争议的话题。我们不能割裂道教与道家文化的联系，但是从宗教进程的视角看，可以认为，道教是对道家宗教思想的倒退。为什么这样讲？道家文化是以夏商周三代至高神宗教为根源的，《道德经》中的道，是人格化的至高神；只有一个道，即至高神只有一位，这是至高神信仰的神学思想。而道教从形成之日起，就是多神崇拜与偶像崇拜的宗教，虽然也把“道”遵为“元始天尊”，列为“三清神”之首，但三清神都已被偶像化；所以，元始天尊也并未真正取得至高神的地位；从信仰的追求看，道教并非按老子的教诲，知道、遵道、行道，而是一味追求“修道成仙”，“长生不老”等世俗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所以道教与《道德经》中的宗教思想没有共同之处，而是一种倒退。
道教的神多得不可胜数，耶和华在斥责以色列宗教倒退的时候说：
“犹大啊，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耶11:13）
而中国的道教呢？大概神的数目与人的数目差不多了，因为道教主张人心里有的就是神，人心里有父母，父母就是神，可见神之多。多神，却没有心灵中的至高神，这就使得道教从至高神宗教倒退到多神（偶像）崇拜的宗教上来。
至于佛教，是一种高级的偶像崇拜的宗教，从它建立之日起，就明确地否定至高神的存在；在否定至高神造物主地位的同时，又用无限循环的因果关系解释世界存在的原因，从而回避了世界本原的问题。佛教是从印度婆罗门教分裂出来的，保留了许多婆罗门教的教义，也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文化内涵。
婆罗门教属于至高神崇拜的宗教，把至高神的名字称为“梵天”；而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根本分歧在于，佛教否认梵天的至高神的地位，所以佛教对于婆罗门教而言是一种倒退。但由于佛教在否认“梵天”的至高神地位的同时，也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主张“四姓平等”，因此受到印度民众的欢迎，使佛教一度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而后，由于佛教的逃世性，又使其无力改变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现实，最终被印度民众所抛弃。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之所以被中国民众所接受，是由于当时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仍停留在原始宗教低俗的偶像崇拜阶段，缺少文化内涵；而佛教作为高级的偶像崇拜宗教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对于当时中国的民间宗教具有先进性。但它不可能承认“上帝”、“天”、“道”的至高神的地位，所以佛教对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至高神宗教来说，却是一种倒退。
我们不排除佛教中有很好的哲学，但好的哲学不等于好的宗教；宗教是以神为本位的，我们判定一个宗教的进步性，首先要看它对神的认识是否更加符合神的本体的真相；佛教既然否定神的至高的地位，也就不能称之为先进的宗教；一个不崇拜神的宗教，又能崇拜什么呢？
所以，汉代开始的释、道，是对中国古代宗教的倒退；这种倒退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持续了两千年之久；按照韦伯的分析，释、道同属逃世的宗教，不可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如果我们寻找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迟迟不能进入资本主义原因的话，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第七个特点：儒教—至高神宗教的传承。
夏商周三代的至高神宗教是否得到了传承？答案是肯定的，传承中国至高神宗教的就是儒教。
儒教产生于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在孔子神学思想的基础上加以丰富与发展，创立了儒教。
儒、释、道同生于汉代，所以汉代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宗教分野的极其重要的时期。在汉代，释、道处于弱势；由于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方针，儒教处于强势；儒教继承了夏商周三代政教合一的传统，成为事实上的国教。这种局面持续了近两千年；中国历代皇家，不论皇帝本人信道还是信佛，整个皇家却从未停止过祭天；这表明，儒教的国教地位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正因为儒教所处的国教地位，加上皇家的信而不虔，使它的宗教面目被淡化，更多的是以儒家文化的面目存在于中国社会中。
儒教自始自终坚持至高神的信仰，我们引用一段文献作为参照，以了解儒教的宗旨：
“董仲舒的神学有以下要点：首先他反复强调天神的至上性和权威性，反复说明郊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群物之祖也’（汉书·董仲舒传）‘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同上书P233）
这段话表明了儒教的三项基本的神学思想：
一，“天”是百神之大君，即诸神中的至高神；
二，“天”是万物的创造者；
三，君权神授，“天”是统管社稷的。
儒教的神学思想，表明儒教仍然是至高神信仰的宗教，成为夏商周三代至高神宗教的传承。
以上的分析，是我们以圣经为依据，来看待中国古代宗教所得到的认识，这个认识告诉我们：儒、释、道三教中，儒教是最为先进的宗教，它所坚持的至高神信仰与独一神信仰最为接近。儒教是中国古代宗教的传承，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宗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神学思想，对建立当代中华文明是有助益的；所以，我在后面的文章中，将继续揭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神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