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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人骂死人，骂得对不对？
孔庆德（１９１１），一九五五年授中将，一九五五年秋后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七一年三月至七五年兼任湖北省委书记，一九八二年离休，目前身体状况尚好。
李迎希（１９０２－－１９８１），一九五五年授少将，一九五五年春组建武汉军区时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九八一年去世。李虽为少将，却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此情况在全军罕见。李虽为少将，却是行政六级，也是全军少见。六七年二月后因文革中的问题停止了工作，至七四年解脱，七五年整军时离休。
２００１年１月，《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的封面没有署名作者，在后记中有编写者的名字：屈德骞 郑珠滨。该书是个传记，写的是孔庆德的生平事迹。该书在文革的章节中不点名地提及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搞“夺权”，影射李迎希同志。
２００１年５月，李迎希的子女写信给广州军区党委（武汉军区撤消后，湖北归属广州军区），提出《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中对其父的描述是捏造和歪曲，同时是违背文革后党组织对李迎希所作的结论的，要求广州军区查处。广州军区告知李的子女三点：一，《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中如有问题，由作者文责自负；二，既然书中未点名，就不要对号入座了；三，如有争议，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解决。
李迎希子女于２００２年初开始委托律师进行调查，同年四月广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给予复函：该书“是孔庆德同志自筹资金，委托广州军区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有关人员撰写”，希望双方协商采取私下和解。李迎希子女委托律师找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联系协商问题，被推拖、拒绝。
２００２年６月，李迎希子女向武汉市武昌区法院起诉孔庆德、屈德骞、郑珠滨和解放军出版社损害其父名誉权，要求被告公开承认错误，消除影响。武昌区法院认为案情特殊，移交武汉市中级法院。市中级法院未正式立案，只进行调解。因调解不成，中级法院写报告给湖北省高级法院。省高级法院批示：由武昌区法院审理该案。此后，武昌区法院又进行调解，仍不成。
２００４年９月，广州军区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副处长王鲁江提出，希望李迎希子女能撤诉，并透露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俞正声关于“不要让孔庆德承认错误”的批示。李迎希子女说，不相信俞正声会这样说，否则，岂不是为这个官司定了调子？然而，后来武昌区法院就是判李迎希子女败诉，其判词明显颠倒是非、自相矛盾。
武昌区法院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不公开开庭的方式审理了该案—原告在开庭前表示应公开开庭，但法院仍依照被告的要求采取了不公开开庭的方式。被告方由孔庆德的女儿和一名律师代表孔出庭，孔的另一位女儿和律师代表两位编写者出庭，解放军出版社派来代表出庭。原告方出庭的是李迎希的三个子女及律师。同年８月９日，武昌区法院判决李迎希子女败诉，驳回其诉讼请求。
历史上相关事实
《一代将星孔庆德》中所谓李迎希“夺权”，是武汉军区在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缘起与李迎希和陈再道、钟汉华之间的矛盾有关。
文革前夕，六六年初的军区党委常委交心会中，李对陈、钟有很多批评。六六年春，兼任军区第一政委的王任重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武汉军区领导班子不团结。毛向王要了有关材料去看过。
文革后，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同地方一样开展运动，及六七年元月初军委指示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武汉军区机关和领导受到冲击。陈、钟在军区常委会上提出：有关文革的问题，首先由军区文革办公室解决，解决不了由副司令、副政委解决，再解决不了才找陈、钟。李表示异议：应在军区党委领导下解决问题，党委书记（陈再道）要挂帅，文革办只是党委领导下的工作班子，我们（指副司令、副政委）也是在党委集体领导下去做工作。但是，后来实际中基本是按陈、钟的意图行事。当时常委会分配李迎希负责后勤系统的文革运动，之后，李迎希接见后勤系统搞运动的群众都是由军区文革办安排的。
在５月３０日庭审中，孔庆德方的证人证言说，当时所有军区常委受到造反派冲击，唯独李迎希没有受到冲击，说明李迎希是支持造反派的。李迎希子女说，当时李迎希也受造反派冲击，只是军区大院基本没有群众揭批他的大字报；但没有被群众贴大字报的常委并非李一人，不能以是否受到群众的冲去来确定是否支持造反派，以至确定是非。![[转载]从李迎希子女状告孔庆德说开——也谈武汉军区的历史 巴西蓝海湾集团孔庆德](http://img.aihuau.com/images/30101030/30095455t016718e0c08849a56e.jpg)
六七年一月上旬，陈再道、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会议，并委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叶明在陈、钟离开这段时间临时主持党委工作。此时前后，军队文革运动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在陈、钟离汉前，信阳步校的造反派到军区大院，要求孔庆德接受对他在信阳步校搞“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陈再道听了文革办的报告后，让唐金龙副司令员陪孔一起去见群众，陈指示唐说：“你告诉他们，他们不能这么搞！”孔、唐见这些造反派时，唐严厉批评了这些造反派师生。但孔对这些造反派说，自己有“军事路线”错误，接受大家批判。结果，造反派将火烧到唐身上，将原来准备给孔庆德的高帽子，转带到了唐金龙头上，并将唐的领章、帽徽扯掉。
当时，受造反派冲击最厉害的当属兼任军区文革办主任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造反派根据林彪批军队文革负责人刘志坚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结合本单位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等实际，猛攻吕，要求吕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这一反动路线。吕找军区常委（吕不是常委），常委们均不表态。吕很悲愤，说：“你们是舍卒保车”。
一月二十日，陈、钟打电话回武汉说：军委在查贺龙的问题，我们军区也要查有没有贺龙分子，开常委会查这个问题。当晚叶明召开常委会，李迎希听叶明讲了会议内容后说：“谁是贺龙分子？这个会不如不开”。叶说，还是按陈、钟的指示办。由于军区大院有不少揭批唐金龙与贺龙关系密切的大字报，会议形成的疑问集中到了唐的身上。唐在会上不满地说：“要从这里（指与会者）揪贺龙分子，那只能是我了”！会后数小时，即一日二十一日凌晨，唐金龙就在家开枪自尽。祸不单行，同日上午吕炳安死在军区第四招待所的客房，验尸结果：死亡是由于凌晨前后服用大量安眠药。
一夜之间，两位领导人身亡，引起人们猜测和议论，还出现种种谣言。有很多大字报说是“杀人灭口”，还有大字报讲有消息说下一个被暗杀的人是李迎希。造反派提出要揭开武汉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了迥避造反派的质问，军区领导人纷纷走避。叶明的秘书王书正说，叶当时很少到军区，“一天到晚到处躲”。
唐、吕事件后，李迎希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再道，说军区机关和党委基本瘫痪，请陈、钟至少先回来一个，主持解决当前问题。陈说，还在开会，不能回去。李说，现在群众追问军区领导的问题主要是军区文革运动中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可否承认？陈说：“绝对不能”。陈要李学南京军区的张才千，造反派怎么闹，张都不表态。
李迎希得知军委当时并没有开会（从后来的资料来看，陈、钟在北京的两个月时间中，两至三次会加起来的时间不足半个月），于是在一月下旬以个人名义给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唐、吕事件后，军区机关、党委基本陷于瘫痪，请军委让陈、钟回军区主持工作，解决问题。而陈、钟则怀疑李要求他们回去是想让群众揪斗他们。分歧、成见、猜疑，导致将同志视为异己，甚至敌人。
一月下旬，军区副政委（军区党委副书记）张广才（１９００－１９７０）来找李迎希。此前，张广才因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经军区党委批准在咸宁养病。张听说唐、吕事件后军区大乱，军区领导中基本上只有李一人能去机关上班，于是从咸宁返回。张对李说：“武汉军区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向军委交代哟！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这样顶着，我要帮助你”。李劝张说：“现在群众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出现唐、吕的事，情况很复杂，既然你己经停止工作去养病，何必再陷进来”。但张执意同李一样去机关上班。结果张一到机关就被群众提出的种种问题弄得头晕脑胀，没两天就住进了军区总医院，但张仍坚持在不看病时到机关来。
二月初，陈再道从北京打电话给在家的副司令员姚哲、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说：“你们身边有敌人，姚、孔、杨、韩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陈这里所谓的“敌人”就是指李。此事被知情人捅了出来，并见诸于军区大院的大字报上。至此，军区领导班子分裂了。在此之前，李迎希虽与陈、钟有分歧，但基本上还是学张才千，把矛盾限制在党委内部；在此之后，李的言论则开始有些脱离这个原则。如在回答群众提问时说：“我在党委是受排斥的”、“如果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有责任”等。李在群众中这样说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后来就把这些讲话，上纲说成是李煽动群众反军区党委，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陈再道给姚、孔、杨、韩的电话是将与李迎希工作方法的分歧，推向质变的开始。“７•２０”事件以后披露：钟汉华得知李给陈的电话内容后，向陈进言：“李迎希建议军区党委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打倒你这个党委一把手”。
二月初的一天，军区动员部部长信俊杰向李迎希报告，军区大院驻进一个排，造反派说是来镇压群众的，双方争执起来，可能酿成流血事件。李问这个排是谁派的。信说是副参谋长张显扬派的。李问张显扬，张说是按姚哲副司令员指示派的。李让张、信请示姚。张、信说找不到姚。李指示张：暂时把这个排撤出去，明天请示姚后再定。这件事使两方面的人对李产生了误解：一是军区上层中有人认为李反军区党委；二是军区机关和院校的造反派认为李是支持了造反派。后来李被打倒后申辩说，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反对谁和支持谁的想法，那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今天来看，笔者认为李的申辩是有道理的：一，当时张显扬和信俊杰这些机关负责人找不到姚哲来处理此事，能够找到的军区领导人只有李迎希，李在此时处于难以迥避的处境；二，不能要求李当时可以下令这个排对那些造反派采取强硬措施，这种观点既不现实、也不客观，因为对军队造反派采取抓捕和拘押是军委于二月十一日制定七条规定以后才有的事情。李决定暂时撤下这个排，让张显扬找到姚哲后再处理，可以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二月六日，李迎希接到军区党委办公室转达叶明副政委的通知：在礼堂开大会，在家的常委都要参加。《一代将星孔庆德》中描述此大会是李伙同造反派召开的（关于这一点，在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庭审中被告未拿出任何根据，所提供的六位证人完全不符合在此问题作证的条件）。虽然大会有一些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参加，但从军区领导主持和机关干部参加的情况来看，此会只能是军区党委主持召开的。大会开始是叶明副政委宣布军区党委关于机关停止“四大”、解散“战斗队”的六条规定。叶讲完后会场出现混乱，其原因是造反派说六条规定是“镇反群众的黑六条”。造反派担心受到“镇压”，说姚哲派兵镇压群众，“要求姚哲将作战工作交给李迎希”。李迎希当场表示反对，说：“我不能接这个作战工作，这是党委分工的问题”。大会中还出现有人要军区常委们签字保证李迎希的安全问题。是谁先提出的，目前有三种说法：《一代将星孔庆德》说是李迎希自己提出来的；为孔庆德作证的人说是李的秘书刘于准提出的；李迎希子女根据其父所讲，是群众提出来的，李反对，但大会很乱，谁也控制不了。
二月六日大会后当晚，军区文化部干事、职工（俱乐部放映员）约六、七人到李迎希家，要求李接见。这些人乘李的秘书上楼向李通报的空档，在桌下安装了录音机。李来后，这些人声色俱厉地指责李不接管作战工作就是不支持革命群众。李仍表示拒绝，解释说作战工作属党委分工，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后来在审查批斗李迎希时，这次李接见这些造反群众被说成是李同这些群众策划夺权，《一代将星孔庆德》说是“秘密开会，逼姚副司令员交出军权”。但是，第一感觉就是大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同文化干事、职工策划“夺军权”这种说法十分荒唐。
后来在批斗李迎希时播放这个录音，其中谈话内容有群众提：“你来接管作战工作，好不好”，李答：“好”；群众提：“你拿不拿得下来”，李答：“我指挥过七个军”等。以后在１９７３年１月６日武汉军委党委给总政治部的《关于李迎希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中将李的问题定为“反党夺权”，这个结论的唯一内容只有所谓“夺军权”，所依据的就是这天晚上所谓“秘密开会”的录音。
李迎希本人在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３年给中央、军委的申诉中提出，当晚被这些群众纠缠约三个多小时，后来批斗时先后放的录音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半小时左右，一个只有五分钟左右，都是伪造的。当时自己是十分明确地拒绝那些人要自己接管作战工作的，而批斗会中所放录音完全没有这些话。
李的申诉报告还提及，姚哲调来武汉军区后，军区党委相当长时间未给姚安排具体工作，“是我在党委主动提出将作战工作交给姚哲同志的”，“后我准备退休，向党委提出不再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并赞成姚担任此工作”，“由谁分管某项工作是党委集体决定的，不能由个人决定或‘夺权’，我为党工作几十年，对这个组织原则是十分明确的”。
据《一代将星孔庆德》称，二月六日大会当晚，也就是李迎希在家应付那些群众纠缠之时，叶明到了位于孝感的十五军军部，在那里打电话向在北京的陈再道、钟汉华汇报二月六日大会的情况。陈、钟向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做了报告，徐帅表态说李是“抢班夺权”。
此时徐帅和陈、钟并不知道二月六日晚所谓“秘密开会”及录音之事。认为李“夺权”，徐帅仅凭陈、钟的的看法，而陈、钟的看法也只来源于从电话中得知的二月六日千人大会上的情况。有陈、钟被武汉来电话误导的因素，而主要是陈、钟对李早有猜疑，这种猜疑决定了他们对有关情况的判断。历史地看，这当然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整体性的悲剧。
二月十日，中央军委给武汉军区电报：“请李迎希副司令员、张广才副政委立即来京，商谈问题”。当晚，李、张乘武汉空军派的一架飞机赴京。二月十一日后，徐向前和军委文革副组长王新亭在京西宾馆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张广才开会。会上徐帅说：“军委八条命令下来了，为什么武汉军区还稳定不下来”。李迎希说：“群众说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检查，因此还在闹”。徐对李、张说：“你们是做了群众的尾巴”。徐问李、张：“你们说要打倒陈再道？”李说：“我虽与陈司令有分歧，但没有说过打倒他”。徐说：“是谁说要打倒陈再道”。李、张说：“是群众这样提”。徐道：“群众？群众里面有坏人！”在李反映军区的情况时，徐屡屡打断李的讲话。李对徐说：“你不要插我的话嘛！”徐拍着桌子对李、张说：“你们的问题是抢班夺权，你们要检查！”李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徐说：“你少来这一套”。说完拂袖而去。陈、钟也随徐一起离开会场。
王新亭对还坐在会议桌前的李、张说：“你们呐，就是摆老资格。”李指着徐向前刚才坐的位置没好气地说：“谁有他资格老！”会后，军委办公厅通知李、张的秘书：徐帅指示，李、张二人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及对外联系。于是，李、张在京西宾馆处于软禁状态。
据“７•２０”事件后揭露：在二月十日晚，钟汉华一直等待武汉方面的消息，当秘书报告说李、张所乘来京的飞机起飞时，钟鼓掌曰：“调虎离山成功了”。后来钟在北京的检讨中交待，让军委调李、张来京是自己出的主意。从有关情况来看，在扳倒李、张这件事上，钟起到了开球的作用。李被打“夺权”后写申诉报告说，自己在文革前批评陈、钟，但陈、钟记个人成见，文革中借机打击报复。事实上，陈、李之间即使有个人成见，也不深；而钟、李之间显然有较深的个人成见。文革前李曾批评钟：在别人给陈再道提意见时一味的维护陈，“象陈的小媳妇”。钟当面忍了这口气，李倒后公开说李是“侮辱过自己的人”。
有关资料显示：红四方面军的前身鄂豫皖红四军于一九三一年初成立后，徐向前是红四军参谋长，张广才是该军三十二团政委，陈再道是张广才所部排长，王新亭是三十团政治处主任，李迎希是该军二十九团营长，许世友是二十八团营长。孔庆德当时尚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于三一年二月的“六安兵变”后投向红军。川陕根据地时期，张广才任四军政委时，陈再道在该军任师长。长征后期的三六年七月，陈再道任四军军长，李迎希和张才千时任该军作战科长和侦察科长。据《一代将星孔庆德》所述，孔当时是该军三十六团团长。以上这些人在红军时期都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部下，只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初期，徐向前未被派往鄂豫院前，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陈再道等属黄、麻起义的一支；而李迎希属商南起义的一支，其领袖人物许继慎、周维炯等后来在张国焘搞的“肃反”中被杀害，李迎希当时己任独立师副师长，也被以“第三党”罪名逮捕，差点被枪毙，被战友保下来后，在四方面军一直得不到重用。抗日战争时期李迎希在１２０师，解放战争去了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时任山东兵团参谋长，连续几场大战下来，在华东的将领中声名鹊起。１９３８年，陈再道向刘伯承要了几个连，打出一个不小的冀南根据地，对这一成就，党内有“任穷之德、再道之勇”一说。孔庆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是陈再道的直接下级。四九年三月，桐柏军区部队改编为五十八军，时任桐柏军区副司令员的孔庆德任该军军长，后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再道任司令员）。
二月中旬后，武汉军区党委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军区机关和所属单位进行整顿。其中主要是解散造反派组织、拘捕造反派骨干、对参加过造反活动的群众搞请罪过关。在动员进行整顿的机关干部大会上，孔庆德说：“李迎希想当司令，张广才想当省委书记，这两个老家伙这么老了，土都埋到耳朵根了，还这么有野心，在北京把他们打上手铐脚镣关起来了”。孔还说：“张广才根本不会打仗，他没有牙齿、镶金牙，就是不会骑马摔的”。
李迎希得知孔这些讲话很恼火：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甚至批判，搞这种人身攻击就不可以。“７•２０”事件后，己解除软禁的李迎希在首长宿舍院内与回家路上的孔庆德相遇，怒斥孔是“走狗”、“小爬虫”。孔连忙就走，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过去，孔对陈再道唯马首是瞻，但对李也是很尊敬的，在军区领导人中，与李迎希来往最多的是孔庆德。但在扳倒李时，孔喊得最响，象报了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六七年四月初，军委文革副组长徐立清同李迎希、张广才谈话，李对被说成是“破坏军队稳定”、“抢班夺权”表示不满，徐立清说：“军队文革搞起来了，后来急刹车，确实不是能一下子停下来，陈再道、钟汉华对你们的问题看得过重了，你们回去在党委作个检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四月八日李迎希、张广才返回武汉，没有被安排参加作检查的党委会，而是保卫部门按军区党委决定将李、张软禁。军区多次召开机关干部会批斗李，因李不服，遭到过武斗。李问为什么搞武斗，被答曰：“你过去不是说要正确对待群众吗？你就正确对待吧”。李写信给徐立清反映自己回武汉以后的情况，没有回音和反应。“７•２０”事件后，李迎希到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军队干部学习班时，找徐立清问收到信没有？徐说：“我收到你的信后转给了肖华，肖华没有表态，我也没有办法”。
大军区中受文革冲击最严重的是武汉军区，主要原因是武汉“７•２０”事件。七月二十四日，陈再道、钟汉华去北京后被撤职；八月一日，姚哲、孔庆德、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到京参加学习班。八月上旬，周恩来在一个会议上听说徐向前于二月处理李、张的事情，指示通知李、张也来京参加学习班，并指示徐向前讲清楚此事。徐给周写了一封信，说当时陈、钟向军委报告说李、张搞夺权，自己并不大了解情况。信后附军委文革所做徐在京西宾馆召集陈、钟、李、张开会的记录。该记录上有一句话说：“李不让徐帅插话，态度狂妄”。李、张于八月十日左右到京后，在一次中央学习班会议上，周恩来进入会场见到坐在会场后面的李迎希，于是招手道：“李迎希同志！”李站起来后，周示意坐下。这时吴法宪跑来拉李坐到前排去，李把手抽开，说：“我就坐这里”。李于一九五零年任军委工兵副司令（当时没有司令），正值抗美援朝，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李常被周召去汇报和研究问题，是西花厅的常客。周对李的工作能力比较赏识。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武汉军区党委作出《关于为李迎希同志平反的决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１９８１）８号文件），指出李迎希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否定了过去将李的问题说成“夺权”，为李迎希问题划上了句号。但时隔二十年，《一代将星孔庆德》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又讲李“夺权”，等于在推翻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庭审中，孔庆德的代理人及证人证言反复说，李在六七年初是“支持造反派的”。这种将当年的具体问题搞成一个简单化概念化的说法，混淆了有关历史事实。第一，李迎希未介入地方的文革；第二，李迎希接待群众是当时工作范围内的事，没有支持哪一部份的群众。李只是表示应正确对待参加运动的群众，如果这些与当时一些同志的想法和做法不同，也属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属于正常的范畴。李迎希说过一些错话，这要放在当时环境等客观原因去看待。为什么一些人一直以文化革命的思维方式来诠释李迎希的言行呢？
军队文革本来是在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文件下开展起来的，六七年二月前后，中央急需军队稳定下来投入“三支两军”，对军队文革来了一个急煞车，李迎希未能跟上这个形势，这应算李的错误。他这个错误有主观的因素，也有一时政策不明朗的客观原因。二月中旬以后，军队内部的整顿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是必要的，但应以达到稳定为目的，超出这个范围的做法，把按中央指示精神起来搞文革的群众当作“坏人”来整当然是不对的。武汉军区动用部队，进入军事院校、文化卫生单位拘捕军内师生、干群，难道是一个符合“八条”的理性做法吗？
当时陈、钟认为李“搞夺权”，与陈、钟对李的成见有很大关系，加上全国社会上的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也不免让陈、钟有点神经过敏。徐帅听信陈再道、钟汉华的一面之词，将李迎希的问题看作“抢班夺权”，也是文革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错误。
六七年九月底，中央学习班负责人谭甫仁同李迎希、张广才谈话，说根据周总理批示：李、张结束学习班的学习返回武汉。谭说：“过去说你们‘夺权’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是陈、钟整你们”。谭并将周恩来的批示给李、张看了。李迎希说：“我们回去以后，工作问题怎么办？”谭说，工作的问题由曾思玉、刘丰安排。此时武汉军区原领导人中只有李、张先离开了中央学习班。周恩来为什么要让李、张先回汉？原来，陈、钟被打倒后，由林彪提议，曾思玉、刘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曾思玉从沈阳军区调来装甲兵司令徐国夫来武汉军区任副司令，炮兵政委张玉华来武汉军区任副政委，作战部长唐皎来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成立了军区临时党委。后来曾思玉、刘丰向中央、军委报告，说干部不够用，要求继续调人来武汉。九月中旬，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第二次到武汉，同曾、刘谈到这个问题，毛说，调多了不好，让曾、刘注意团结本军区（武汉）的干部。毛泽东于下旬返回北京，周恩来让李、张回武汉的批示就在毛回京后的第二天。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这次回汉反是他第二次被打倒的开始。
十月，李、张返回武汉后向曾思玉、刘丰报到，曾、刘的态度很客气，但当李、张表示在曾、刘的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时，曾、刘一下子沉闷起来，后来曾思玉说：你们刚从北京回来，工作的问题以后再说。显而易见的是，曾、刘不想让李、张工作，似乎有人不愿意按毛泽东、周恩来的意图去做。
此后，李、张一直赋闲在家，谨言慎行。后来曾、刘向中央报告说李迎希在这段时间插手军区的事情，操纵造反派，造成军队不稳定，是纯属捏造。前面提到，经过六七年二月后的整顿，军区机关己经稳定下来。“７•２０” 事件后，军区机关虽受到震荡，但人们在等待军区新任领导的政策方针。八月初（六七年），曾、刘首长将军区中层干部宋新安、宋乐山找去谈话，两位宋同志第二天贴出大字报，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揭开武汉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矛头指向原武汉军区党委。由此，“四大”、“战斗队”又开了闸。某种意义上讲，军区机关此后不稳定是曾、刘自己造成的，后来将责任推到李的身上，起码是政治品德很糟糕。
这段时间，有些机关干部来李家探望，这些人有谈到曾、刘主持军区以后的工作和人事问题，有人说工作上存在诸多问题，有人说不少中层以上干部不被信任。李说，这些事情，你们应向曾、刘反映、请示，“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有些军队造反派找过李迎希，提出“７•２０”前军区一些干部群众被打成“小李迎希”、“李、张反党夺权的帮凶”等，应该翻案、平反。李说，我的问题由组织解决，你们有问题也可以找组织解决。李对这些造反群众也是保持距离的。六八年六月李第二次被打倒，李被说成“搞两个司令部，与曾、刘首长分庭抗礼”，“干扰曾、刘首长的工作”等，这些说法在后来漫长的审查中证明都是子系乌有，曾思玉主持军区党委所搞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６日《关于李迎希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对这段时间的事情只字未提。在这段时间，李没有工作，也就不会因公事与曾、刘产生矛盾；李也没有插手军区的事情，没有得罪曾、刘的地方，为什么曾思玉后来要整李？
李、张在家住了几个月后去找过曾、刘一次，向曾、刘提出，过去武汉军区搞的“李、张反党夺权”，现在应作平反。曾思玉挺客气地说：“你们的问题在中央集训班己经解决了，不是反党夺权，就不必再平反了”。但后来曾思玉还是以“反党夺权”的罪名将李迎希打倒了。曾思玉将一个翻过去的问题又翻过来，是何原因？
一九六八年三月，姚哲、孔庆德、韩东山、叶明等原军区领导也结束中央学习班的学习返回了武汉。当时周恩来给武汉军区打了招呼，要原军区领导同志都出来工作。曾思玉、刘丰将李迎希、张广才找去谈话，让李、张去同刚回汉的姚、孔、韩、叶等开个座谈会。曾思玉说：“你们和他们是老伙计，情况熟，座谈一下，大家提高思想认识”。
李、张按曾、刘的意见去参加座谈会。李、张到军区四所与姚、孔、韩、叶等见面，这些共事多年的老军人，“７•２０”前李、张被射下马来，“７•２０”后姚、孔、韩、叶等被批得青红蓝紫，多少恩恩怨怨涌上心头，特别是站在自己曾经执掌大权的地盘上，竟有客于他乡之感，不禁“执手相看泪眼”。孔庆德见到李迎希同李久久握手，说：“过去我说了你那么多坏话，你今天还来帮助我，我真是感动”。李对孔说：“过去的事就算了，以后大家改正错误，团结起来”。座谈会上，李迎希首先发言，他颇动感情地说：“武汉军区搞成这个样子，大家搞成这个样子，我感到痛心啊！”此话一出，众人俱下泪矣。李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说出了许多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机关干部的感受。座谈会上有曾、刘办公室的秘书作记录。虽然李只是为武汉军区在文革中受到重创而感慨，并无反曾、刘的意思，但座谈会透露出某种情绪让曾、刘会有何种认知和联想呢？李在发言中将“李、张反党夺权”问题、“７•２０”事件的发生，及军区的干部受“７•２０”连累等问题，都归咎于陈再道、钟汉华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所致。这些提法与曾、刘应没有任何矛盾，曾、刘本来就是打着打倒陈、钟的旗号入主武汉军区的。为什么曾、刘不能将座谈会上这些原军区常委都团结在自己周围，而要在这个座谈会后不久对李迎希大打出手呢？
孔庆德在座谈会上对李迎希说：“我要给你提个意见，你为什么不拉上我们大家一起反对陈、钟”。李说：“我对陈、钟主要是在党委内部提了一些意见，这些你们都清楚。”其实，孔的话大大差矣，如果李拉人反对陈、钟，岂不是搞非组织活动，确确实实的“反军乱军”了吗？但就在两个月后，也是孔庆德，在曾、刘向他透露要打倒李迎希时，竟对曾、刘说：“李迎希在座谈会上要我承认他一贯正确，我就是回家当老百姓也不干！”
在李、张同姚、孔、韩、叶等开座谈会之时，曾思玉、刘丰在北京参加中央处理“杨、余、付”事件的会议。曾、刘回汉后，李、张去见过曾思玉，汇报座谈会情况，李迎希说，通过座谈会大家提高了认识，姚、孔、韩、叶等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态度很好。曾思玉表示满意。但时隔不久，在打倒李迎希的会议上，曾思玉竟当着姚、孔、韩、叶说：“你对他们就是揪住不放！”李说：“是你让我去同他们开座谈会的，座谈会上有你们办公室的秘书作记录，后来我向你汇报说他们都是改正错误的，我怎么揪住他们不放了？！”
打倒李迎希的过程是这样的：曾、刘在听取了李、张关于座谈会的汇报后不久，于五月八日又去了北京。五月底，曾、刘传达军委办事组通知：原军区常委到北京开会，会议内容是“解决武汉军区领导班子问题”。姚、孔、韩、叶和李、张、毕（毕占云）等乘专机赴京。这架飞机刚起飞，在家的副政委张玉华即开始在军区机关搜集“７•２０”以前整过的李迎希问题的材料。同机飞往北京的老同志中在开会之前只有一个人得知了这次会议的真实目的，这个人就是孔庆德。曾、刘在这些人到达京西宾馆后，将孔庆德单独找去谈了话。当天晚饭后，李迎希和毕占云一起散步时遇到孔，李同孔打招呼，孔态度竟然十分倨傲，与数小时前截然不同了。但李误以为是自己身边的毕占云的关系。解放初期，毕和孔同为河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再道任司令员），那时毕就因孔拍陈马屁而鄙视孔，毕于六五年由河南省军区司令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后，基本不理睬孔。但孔是李的常客，毕来找李时听说孔在就不进门。
第二天，在军委办事组组长和副组长黄永胜、吴法宪的主持下开始开会，黄永胜讲了几句过场话后，孔庆德第一个发言。孔说：“我在‘７•２０’以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检讨认识了错误。但是李迎希在六七年二月违反军委八条命令，搞‘夺权’，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李迎希对孔说：“你这可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孔瞠目结舌。曾思玉立即补充进来说：“你李迎希是旧帐未算，又有新帐”。孔再讲：“你从北京学习班回武汉有活动，搞两个司令部，是黑司令，与曾、刘首长分庭抗礼，干扰曾、刘首长的工作”。此时，与会者全都明白了这个会的真实目的。
这次在京西宾馆开了五次会，前两次是黄永胜主持，后三次是曾思玉代表黄主持。会议集中点是要李迎希承认六七年初搞了“夺权”，李拒绝承认，作了说明和解释，但被说成是“态度不好”。会后，曾思玉说李“抵赖”，黄永胜指责李是“典型的兵痞子”。
会后传达了林彪六月十三日十六时的口头指示：“李迎希这种人是不好的，这次弄清楚了很好。应该把他留在北京，继续解决他的问题，不要让他回武汉。要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不要动摇这个领导”。还传达了周恩来六月十四日十一时给曾思玉的电话指示：“对李迎希的处理问题，毛主席知道了，同意这样处理。” 曾思玉把中央关于将李迎希“留”在北京作检查的决定告知李迎希时，李说：“你们回去好好调查，澄清问题”。事后曾思玉说：“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六月十五日，曾、刘及原军区常委们返回武汉。此时，军区出现了一位新的李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李化民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任职命令是这次“解决武汉军区领导班子问题”的会议开始之时（六月初）。一切都己事先安排，打倒李与“武汉军区领导班子问题”密切相关。
曾思玉回到武汉在军内外传达中央关于处理李迎希问题时，可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大会上讲李“夺权”、“乱军”等，把无中生有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手伸得很长”，“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就搞鬼”；又贬损李的工作经历，说：“他说他指挥过七个军，吹牛！我问许世友，许司令说他指挥七个兵”，“他是做机关工作的”（曾思玉忘了自己在红军、抗战期间任参谋、民运股长和团政治处主任的经历）；还为李的历史编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说：“他是破落地主，算命先生”，“有叛变过的可能”，而后来在曾思玉主持下搞的武汉军区党委《关于李迎希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中对李的历史除了说是“出身贫农”外，不见曾思玉曾说过的那些东西。一位当年听过曾思玉有关李迎希的讲话的军区机关干部说：“当时的说法说曾思玉是林副主席选派到武汉军区来的，所以大家对他说李迎希那些东西是相信的，但又觉得有点离谱”。曾思玉当时在大会上讲得一时兴起，说：“李迎希是啦痢头，秃顶了”（参加大会的军区机关干部大多见过李迎希，李是毫无秃顶迹象的平头，而曾思玉自己倒是典型的秃顶）。
这次打倒李迎希，是林彪指使黄永胜、曾思玉干的，还是曾思玉请求林彪、黄永胜支持干的，只有将来的解密才能彻底弄清楚。但搞掉李是林、黄、曾预先策划、共同实施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为什么搞掉李？林彪的口头指示中“要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不要动摇这个领导”这句话道出了原因。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李迎希获得解放。李迎希同韩东山谈到，七三年一月六日军区党委所作《关于李迎希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将李的问题认定为“反党夺权”，为什么党委能通过这样一个错误的东西？韩说，曾思玉在的时候，很多事情由少数人决定，事后大家才知道；姚哲在“９．１３”事件前对这种作法有意见，曾思玉就整姚。很显然，李、张于六七年十月回汉后，曾思玉不肯让李、张工作；姚、孔、韩、叶于六八年三月回汉后，曾思玉对这些老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采取拖延，是因为有人对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让李、张、毕和姚、孔、韩、叶全部进入领导班子，曾思玉怕压不住台，这位“新领导”可能“动摇”。那么如何“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呢？“杨、余、付”事件后，黄永胜主持军委工作，通过打倒最有可能反对曾思玉专权的李迎希，顺势除掉了张广才、毕占云，再以李化民取代姚任第一副司令员，目的是使领导班子问题达到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局面，如再有人不服，可各个击破，就象对付姚那样。
“９．１３”事件后，中央认为，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事，问题较大的是成都军区和武汉军区。但在己经公开披露的事情中，武汉军区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只有刘丰的通风报信。其实问题在武汉军区远不是这么简单。
“７．２０”事件前的李迎希问题，是文革中党内思想斗争发展到纷纷打倒不同观点的人；而曾思玉入主武汉军区后的李迎希问题，其背景是文革中的权力再分配，林彪地位上升后要占据更多的权力，于是曾思玉这类人应运而生。不能说林彪、黄永胜选拔的人就不好，但如果靠整人、害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不好了。文革中，南京军区发生的“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乱军夺权”事件，也是文革中党内思想斗争发展到打倒不同观点的人的一例，与李迎希问题类似。王、林、鲍面对文革的混乱，工作中也许有些错误，但许世友给他们扣上“乱军夺权”，更是极其错误。由于整王、林、鲍的是许世友，不同于整李迎希的是曾思玉，所以林彪集团没有加害王、林、鲍。王、林、鲍于７０年后调离南京，到其它军区工作。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南京军区党委正式发文，为王、林、鲍平反。
文革以后的一九七八年，李迎希到北京，同陈再道见过一次面。这是十多年前北京集训班时李面对面批过陈后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的心情很复杂：两人相识于红军时期，武汉军区时期陈统领军区大权，李总管各种军务，相互支持和配合；然而文革中的分歧和误会造成相互杀伐，又都被林彪集团打压，以致都伤痕累累。尽管两人在文革中的具体问题上仍有不同认识，但是和解了。他们互致歉意，“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希望用和解消除各自的心结。他们这次会面与和解也许和他们各自的思想变化有关：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李迎希说：“这样镇压群众很不好，文化大革命搞得乱七八糟，群众不满嘛”。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事件时，陈再道在七位上将给中央的请愿信上签名，反对派部队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文革的经验教训告诉了两位老将军：滥用群众运动，受苦的还是群众；用军队对付群众，军队将自我抹黑。李迎希于１９８１年去世后，陈再道写过一些回忆文革的书。本来，写到文革中的武汉军区，是很难绕开李迎希问题的，但陈只字未提李。显然，陈认为李有错，但不愿批李，再说自己那样整李也是错的，干脆不提。
在陈、李这次会面中，陈再道说：“你和我犯错误，是认识问题，那个孔庆德是道德品质问题”。九十年代初，７０年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的谢胜坤看望陈再道时，谈起陈任武汉军区司令时的各位领导，陈说：“都是好同志，孔庆德除外”。七十年代中期陈再道重新任职后，到过几次武汉，孔求见，均被陈拒绝。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孔庆德作为陈再道的直接下级，由团长提拔为旅长，又从旅长升任纵队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成立时，军委原本没有考虑孔庆德进武汉军区领导班子，孔向陈请求，陈向军委报告，将孔调入了武汉军区。从１９５８年的“反教条主义”、１９６５年底的批“大比武”，到文革中军事院校造反派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孔庆德均受到冲击，陈也是一路保孔。然而，“７．２０”事件后孔见陈再道大势己去，对陈反戈一击，这个反戈并非迫于形势所作的政治表态，而是为了自保，对陈进行出卖。在六七年十一月一次批斗会上，孔质问陈：“你说‘八条命令’是怎样来的？”陈说：“是军委制定的”。孔说：“你放屁！你说是军队同中央文革斗争得来的”。孔的揭发等于说陈早有反中央之意，成为对陈上纲上线为“反党分子”的材料。当年武汉的运动，直到酿成“７．２０”事件，孔庆德作为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指挥长，负有重要和直接的责任，许多事是经他报到军区党委和由他具体操作，有些事陈再道并不清楚。而孔把支左中的事情一古脑推到陈身上，说陈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陈再道从批判会回到住处，气愤地对当时也被打倒了的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说：“孔庆德把他自已干的事也往我身上栽，一些事，不是他在批斗会上说，我都不知道”。孔还在许多会上说陈“一贯是三反分子”。陈后来说：“他（孔庆德）说我一贯是三反分子，他过去总说紧跟我，那他不也是三反分子？”“四人帮”垮台后，中央为“７．２０”事件平反，孔庆德又把“７．２０”前抓捕造反派当作自己的功劳，在《一代将星孔庆德》中就公然宣称，抓捕社会上造反派是孔提议的，具体抓人方案是孔主持制定的。
“７．２０”事件后的武汉地区军队干部学习班还吸收了一些当时军内外的造反派参加。这些造反派都认为孔庆德对陈再道反戈一击有功，认错态度积极鲜明。６８年６月后，曾思玉在武汉军区开始整治造反派后，孔则说自己原来在学习班里就同造反派作斗争。姚哲、韩东山对此嗤之以鼻。孔在学习班时当着姚、韩对造反派连说带做地表示低头认罪，造反派拿孔的态度与姚、韩作比较，说姚、韩态度不好。
文革过去３０年，人们终于悟出来：原武汉军区领导人中，只有货真价实的风派人物孔庆德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陈再道、钟汉华和李迎希相继被打倒，唐金龙被逼死，杨秀山因贺龙问题遭关押，张广才、毕占云被停止工作逐出武汉（张死在恩施，以席裹尸……），姚哲、韩东山、叶明等在曾思玉主政期间相当于靠边站。只有孔庆德因“７•２０”以后出卖陈再道、诬谄李迎希，获得曾思玉的信任，成为原军区常委中唯一不受曾思玉排斥的人，以至１９７０年还当上了湖北省委书记。
但在１９７４年初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后，孔则说：“我是被曾、刘整的”。 今天人们反思文革，总结教训，首先是不应掩盖历史真相。李迎希固然有错误，但完全不是《一代将星孔庆德》中所说的那样。而孔庆德老同志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自己的道德取向，即使不写到《一代将星孔庆德》中去，起码也应扪心自问一下吧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