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邪恶崇拜”的奴性因素
唐宝民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有滥杀无辜的劣迹，传说“黄巢杀人800万，在劫难逃”，这位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因为长安城居民协助官军守城，城破之后，便纵兵屠城，称为“洗城”，把全城的老百姓都杀光了；后来，因为士兵没粮吃，便开始吃人肉，抓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扔进巨舂，像舂米一样用巨锤碾碎，然后把肉粉分给士兵食之，300天里吃掉了10万人。就连被捧为主旋律的李自成，也是个滥杀无辜的恶棍，李自成指挥大顺军攻城掠地，每遇到抵抗，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杀戮，坚守一两天者城破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三日以上，城破后就要屠城，杀人数万，把尸体堆在一起烧，叫做“打亮”；崇祯十四年（1641）一月，李自成攻占洛阳，下令将一百九十个读书人割去鼻子砍去一只脚；崇祯十五年（１1642），李自成兵围开封，因一只眼睛被射瞎而大怒，下令挖开了黄河上游的马家口河，大水穿城而过，开封城立即成为水乡泽国，无数无辜的生命被淹没在滔滔的洪水中，开封城中几十万人被淹死，只有两万人幸免于难；史书上还记载李自成以杀人为乐，喜欢砍人的脚、活挖人心。与李自成同时代的大西皇帝张献忠，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千里无烟，空如大漠”！清人彭遵泗所著《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屠四川的恶行，张献忠杀人，并非全是为了战胜对手，很多时候，纯粹是为了取乐。历史作家张宏杰分析说，张献忠有着严重的“反人类”心理疾病，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为自己的杀戮行为找理由：“天生万物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经过这样空前绝后的大屠杀，四川十室九空，曾经富足的天府之国“白骨露于野，万里无鸡鸣”，以至于后来，清政府不得不从外省移民到四川，因此才有“湖广填四川”之说，今天，你如果到四川去，询问当地人的老家是哪里，多数都会说是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总之，张献忠给蜀中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对蜀中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按理说，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人们对他应该充满着刻骨仇恨才对，然而，我在历史作家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中读到的资料，却让人大跌眼镜，据张宏杰披露：“张献忠在四川时，有一次领兵路过梓潼县文昌庙，因听说文昌君也姓张，遂认此神为祖，并且放过文昌庙的百姓不杀。他死后不久，这些没有被杀的百姓感谢张献忠的不杀之恩，在文昌庙中自发地为张献忠塑了像，‘绿袍金脸，狞恶狠状’，当作神灵崇拜起来。直到乾隆七年（元1742年），‘张献忠神’前一直香火繁盛，人们每年都来献上丰盛的供品，以求威严强悍的张的灵魂保佑，或者至少不来残害……特别是一些地方土匪，或者零星的农民起义武装，对张献忠更为崇拜；他们出去征杀前，都要专程来此，到张像前跪拜，以求保佑。”如此一个杀人恶魔，竟然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真的不可思议！
其实，“张献忠崇拜”现象绝非个案，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希特勒是臭名昭著的杀人魔王，双手沾满了600万犹太人鲜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还有人崇拜他，在德国，有一些希特勒的崇拜者们，定期秘密聚会，表达对这位精神领袖的无限敬意；在我们中国，竟然也有人崇拜希特勒，笔者就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标题是《我为什么崇拜希特勒》，对这个战争狂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斯大林也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他的大清洗，致使数千万俄罗斯民众死于非命，是俄罗斯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制造者，他对俄罗斯人民犯下的罪恶可谓是罄竹难书，但就是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家伙，竟然还拥有一些支持者，至今，每当斯大林纪念日，或是十月革命纪念日，都有一部分人举着斯大林的头像，公开纪念斯大林。可笑的是，在我们国家，也有斯大林的超级粉丝存在，前段时间，笔者读了作家冯精志的《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一书，读完后感慨颇多，便写了篇书评，发表在了报纸杂志上，结果，有一个斯大林的忠实奴仆，公然在网上发文对我进行诋毁，公然为斯大林招魂，公然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对我损害斯大林“光辉形象”的行为愤怒至极，甚至打电话到发表我文章的报社进行抗议……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感动万分，因为在异国他乡，他竟然拥有这样一位铁杆粉丝！
如果说，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崇拜离我们很远的话，对毛泽东的崇拜，则就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些“毛粪”们，天天在网上大骂茅于轼等诸位主持正义的先生们，誓死捍卫“伟大领袖”；重庆唱红期间，某些当年的革命小将又纷纷蛟龙出海，穿上了当年的军装，戴上红袖标，戴上了主席像，手举着语录本，再次跳起了忠字舞；这段时间，不止一个地方重新塑造了毛主席像，供人们参拜；还真有那么一些人，虔诚地跪倒在“伟大领袖”像前，表达自己的“三忠于”、“四无限”；更荒唐的是，前些天，有那么几对新婚夫妇，竟然集体参拜毛主席像，向伟大领袖发誓：要永远忠于自己的配偶……正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奴性未死真荒唐！
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逝去的岁月留给我们的，是一部人为制造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那是一个凯歌高奏的革命时代，屠刀举起，人头落地；祭礼开始，鲜血狂喷！杀戮一旦被赋予了“正义性”，茹毛饮血的狂欢便转化为万丈豪情，在革命的名义下呼啸着扫荡一切“国家的敌人”，终于汇集成了“血海飘香”！革命车轮滚滚向前，杀人如草不闻声；千里江山尸横遍野，万里荒原白骨如山！加缪说过：“真正反叛的行动只是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为了使反叛的行动成体系才同意武装自己。一场革命只有当它立下保证取消死刑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当它事先拒绝进行无限期的惩罚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去坐牢。”在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在一个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人类文化的古老国度；在一个以文明古国自况的天朝上国；这种野蛮的杀戮何以盛行不衰？正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深刻话题。可怕的是，这种野蛮的行为并不是某一时代的专利，在历史的任何时期，它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从“奥斯维辛”到“古拉格群岛”；从“反右”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有一位老学者把文革中所奉行的主义称为“秦希斯主义，”就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极权主义三者的结合。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对“革命”中的中国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对于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是非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诏书之后是红宝书而已。”鲁迅先生早就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着一场人肉大宴，“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时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先生再次一针见血地写道：“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回望来时路，透过历史的硝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是一个血色黄昏，以及黄昏中的无数条无辜的冤魂，当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叩问历史时，我们发现的竟是我们思想资源的严重匮乏。作为那场运动的参与者，谁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和灵魂的拷问！最后的审判终将到来，诚如鲁迅所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无花的蔷薇之一》）。对暴力的遗忘，就是对暴力的纵容。邪恶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对邪恶的认知和崇拜！当一个人在邪恶面前麻木不仁，对邪恶顶礼膜拜之时，历史荒谬的一面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似乎悲哀地验证了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那段名言：“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张献忠崇拜”现象之所以阴魂不散，是因为在我们这个老大民族还有其生存的土壤，诚如张宏杰先生所言：“张献忠神像后来不知所终，然而三百五十余年过去了，张献忠的灵魂仍然游荡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张献忠死后三百年，我们还听到过有人宣称，中国死掉三亿人，还剩有一半人口，还一样能成功。‘中国不怕打仗’，‘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这些说法还能屡屡听闻。‘张献忠崇拜’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一处危险病灶，虽然已被历史之手割除，然而割除得并不彻底，时有复发的可能。”“邪恶崇拜”之所以发生，其实是奴性使然，中国人的奴性是十分顽固的，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来没有争取到做人的资格。做奴隶也有境界的问题，最高境界的奴隶，就是陈丹青所说的那种“快乐的奴隶”，这种奴隶要拥有鲁迅所说的那种“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的心态，茨威格与鲁迅有着相同的认识，他说：“对奴隶的定义就是----不仅仅不反对在自己的脖子上套绳索，反而伸出舌头去吻那双套绳索的手的那一类人。”当年，跟随摩西出走埃及的那些奴隶们，走到沙漠时，又渴又累又饿，便怀念起在奴隶主身边的“幸福”日子来，虽然那时天天挨打受骂，但毕竟不用挨饿受冻。于是，他们的眼中就出现了幻觉，在漫漫黄沙中看到“仁慈”的奴隶主正在向他们微笑招手，他们便双腿一软，不由自主地跪倒在沙漠中，向奴隶主虔诚地跪拜起来……这和现在有些穷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何其相似乃尔！半年多世纪前，鲁迅先生曾不无担心地说：“中国的未来，必是一片阿拉伯的沙漠！”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先生的担忧依然存在，因为，一个崇拜撒旦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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