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高适和岑参皆为以边塞诗著称的盛唐诗人，与王昌龄、王之涣等诗人不同，高岑二人都有着亲临边塞的生活体验，因同样强烈的入世精神而诗风相近。然而，高岑诗中的“悲壮”风格亦有所差异，在《燕歌行》和《走马川行》两手代表作中，即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
两首诗通读下来，自然而然会使人联想到西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两甥舅将军——“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燕歌行》，词采质朴，沉雄质气和雄浑骨力一如卫青将军，坚毅隐忍，是一种低沉的悲壮；《走马川行》则不然，“虎骑闻之应胆射，料知短兵不敢接，车行西门伫献捷。”的大气磅礴，字里行间流露英雄年少，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心壮志，大有冠军侯霍去病的青年蔡俊之意气风发，是一种激昂的悲壮。可以说，同样是描写飞沙走石，征人未还的悲壮场面，高岑两人却呈现出两种感情基调。前者悲胜于壮，后者壮免于悲。高诗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日落斗兵稀”大漠孤烟、金戈铁马的战场冷酷无情，戍守边关的将士们奋勇杀敌，终落得功名未定，马革裹尸的凄惨结局，与此同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京城里依然君臣同乐，沉溺声色，夜夜笙歌，面对战场冷酷，将兵日亡而不自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描写得真挚感人，不忍卒读，悲凉之意溢于言表；而在岑参的《走马川行》中，“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烽烟飞起，大将出师，在细节中刻画行军的苦寒，笔墨酣畅，表现出将士们斗风傲雪、不畏艰难困苦的战斗豪情，雄浑刚健的内容与急促有力的节奏契合无间，更增激越的豪情壮志。
除了在感情表达上高诗低沉浑厚，岑诗高昂铿锵外，二者在内容描写上也各有千秋，侧重点不同，高适的《燕歌行》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上，而不再自然，在叙事抒情中伴有写景，不脱现实主义本色；岑参侧重在自然物象的描摹，多表现塞外的雄奇壮丽，使诗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比如说，《燕歌行》中写道，“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出战场厮杀惨烈的壮大场面，对人民的高尚爱国之情予以充分的肯定，热情的赞扬。而岑参在《走马川行》中写塞外的严寒，狂风的威力，“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在大漠中本该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条件，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奇伟之景。原本真实壮阔的塞外场景，加之夸张的想象，而且笔力警拔，便具有了“壮”而“奇丽”，“壮”而“俏逸”的趋向。与高适寓情于景，缘情写景，创“有我之境”的“铁衣边戍辛勤久，玉簪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的人物刻画为主不同，岑参在处理情和景上，大都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创“无我之境”。如《走马川行》，写大军出师的雄壮声威，诗人却写了云海茫茫，飞沙走石的恶劣环境，紧接着写行军的艰苦：“风头如刀面如割，毛马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寒风扑灭，痛如刀割，滴水成冰，严寒无比。通过一系列严峻阴恶的景物描写，从侧面显示出唐军的英勇无畏，雄视一切，预示出战胜的必然之势，故而结尾以“车师西门伫献捷”，表现出岑参的乐观豪迈。
第三，高适与岑参在写作手法上亦表现出了截然相异的艺术特点。岑参诗风“奇峭”，诗作中常常注意锤字炼句，以达到意奇语亦奇的同意，如《走马川行》中的这几句，“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马毛带雪汗气蒸”，“黄”、“吼”、“蒸”几个动词，寥寥七字便已十贴切传神，黄山满天，形容词或用作动词，瞬间将静止的画面活了起来，；夜黑风“吼”，吼出了环境之险恶，最后一个“蒸”字，将肃杀的寒气跃然纸上，不可不谓之“神”也，高适却不大追求奇字奇句，对景物亦不大注重细致的描绘。如《燕歌行》结尾四句，“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不仅意态苍凉，而且呈现出一种质朴浑厚之美。作者在诗中不忌讳言征战的艰苦，但不失奋发高亢的基调；苦难与崇高的对照中，更平添了出赛征战的慷慨悲壮。故全诗虽多用对偶，却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是纵横顿宕取胜。
简言之，在《燕歌行》和《走马川行》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高适、岑参的诗歌，在“悲壮”的总的风格之中，又展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高诗悲壮而质朴，岑参的诗却悲壮而奇峭。
其实印象中，总觉得唐诗是最早接触的文学，现在想来，似乎也全然不算了解，高岑的诗歌都没有好好读过，写个作业全靠东拼西凑，果然还是很不通顺，没有思想和主题可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