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党史惊现:《挺进报》的薪火传承
——《挺进报》在江津第六中学的后续故事
撰稿： 庹 江、 辜世伟 ； 责编 ：丁华乾。
前序：重庆是一个红色的城市，这里，许多红色的故事俯首皆拾。不久前，笔者在离重庆约120公里的江津区蔡家镇，在位于这个镇上的一个不起眼的中学校里，也发现了一个在当地依然鲜活传颂的红色故事。这是一个跟《挺进报》关联的红色故事，里面的人物，与大家耳熟能详的彭咏梧、江姐、陈然等《红岩》人物，也紧密相关。下面，就请大家一起随同我们，走进这个故事，了解这段传奇。
【采访◆意外发现一个红色故事】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江津蔡家镇的原江津笋溪中学、现江津六中采访。该校校长王启全、书记王锡权在向我们讲述了该校的校史及发展历程的时候，讲述到了当年《挺进报》脱险人员转移潜伏江津六中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直至解放的这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段讲述立即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经向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庞国翔先生咨询，证实了此段史实。在当前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深入开展“唱读讲传”的背景下，笔者深感这一史实作为江津和重庆的红色文化资源，弥足珍贵，有必要、也有责任向社会介绍这一珍贵史实，并提议利用好这一资源，充实和丰富我市的红色文化，做好挖掘、保存、利用这一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的策划和开发，使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块未经打造的璞玉，如能公诸天下，无疑将是重庆的一块红色旅游的新亮点，它对江津津南旅游组团所起的增色作用，将给力无比。
【珍贵史实◆《挺进报》在江津的后续故事】
笋溪，是非常独特的一条小河，它发源于渝黔交界的贵州习水县大毛坡金顶山北麓，汇入重庆上流约四十公里的长江河段，全长一百余公里，河岸两侧全是竹林，将河水掩映在翠绿的竹林之中，故名笋溪。江津六中，就位于笋溪河中游的蔡家镇，这里毗邻中山镇，是重庆、江津前往四面山必经之路，与綦江、贵州习水、赤水、四川合江等外县相隔不远，解放前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商埠流转之地。正因如此，当地乡绅和四方富绅都非常看重此地，上世纪四十年代，集资建立了江津六中的前身——笋溪中学。
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地下刊物《挺进报》，并成立了《挺进报》特支，市委委员彭咏梧直接领导，江竹筠（小说《红岩》江姐原型）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陈然（小说《红岩》成岗原型）、蒋一苇、刘熔铸、吴子见等革命同志负责印刷、传送，仅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了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948年1月，中共重庆市委《挺进报》的领导者彭咏梧牺牲。4月22日，被国民党定为“天字第1号谍案”的《挺进报》被特务破获，陈然在南岸野猫溪家中的印刷室被捕。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挺进报》在重庆的组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
然而，革命的火焰并没有因《挺进报》遭破坏而熄灭。《挺进报》特别支部成员的文履平、蓝宗林、廖宣敏、谢予、石大周五位同志在敌人的搜捕中机智脱险。8月，他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悄悄转移，陆续在江津笋溪中学（现江津六中）汇合并安顿了下来。两名党员蓝宗林和廖宣敏分别化名为蓝炳光和蓝炳秀，二人以兄妹身份先后来到学校。几天后化名文仲廉的文履平，化名谢见仁的谢予又来到学校，继后又转来化名石映林的石大周。战斗在江津笋溪中学、津綦边区特支领导向天培、但林文、吴子哲、赵怀珍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对他们非常关照，在进步校长苏灿瑶的安排下，他们分别在学校担任国文、英语、数学等学科的教师，以此身份隐蔽下来。《挺进报》在江津笋溪中学，继续燃烧，开展斗争，继续它辉煌的后续故事。
《挺进报》力量和原有地下党组织两股力量汇合后，给这里的党组织增添了巨大的力量，使当地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红色势力更加活跃。1948年，他们在学生、工人中发展了40多名党员，在农民中发展了50多名党员，在学校建立了两个支部：学生支部，书记邹开诚，副书记韩志平，党员刘黎等12人；工人支部，书记吴正祥，党员10人。成立了蔡家区委。在发展党组织的过程中，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严格要求同志们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严肃不苟，严格党员标准，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吸收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有觉悟的青年加入党组织，采取个别秘密宣誓的方式。这一时期，党组织以笋溪中学为中心，向周边区乡以及川黔边等地区发展，党员人数达到1000余人，没有出现一个变节分子。凌照远、聂荣贵等一批后来的共产党骨干，都是在这一时期投入党的事业中来的。
他们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克服困难，以《习作丛书》为名创办第一辑4万字的《支部手册》，内容是怎样建立坚强的支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述党的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关于党员的思想修养、秘密工作原则等，鼓舞同志们踏着先烈和革命前辈的足迹前进。《支部手册》一共出版三辑，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
他们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工作，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介绍进步书籍，给他们阅读。如邹韬奋的《经历》、《流亡生活》、《萍踪寄语》、《患难余生记》，鲁迅的《呐喊》、矛盾的《子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以及指导阅读倾向进步的刊物《唯民》、《观察》、《展望》等。同时分析当时的形势和农村阶级斗争特点，对发展对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提高对党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教育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他们秘密刻印《土地法大纲》、《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文献，散发到各支部，组织大家阅读、开展宣传。
在白色恐怖下，他们把握斗争的策略，在学校内办墙报，组织读书会、报告会、举办讲座以及其他纪念活动等，这是师生们公开活动的形式，也属一种合法的斗争，青少年学生踊跃参加，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靠近党的组织。谢予在跨班“读与写”进修会向学生们作分析形势报告，文履平在一次学生集会上分析平津战役的战争形势，学生们听了这些报告后，精神振奋，充满希望，看到了全国解放的曙光。他们继续以《挺进报》的形式，主编了一系列刊物，以文字、图画等内容来进行革命的宣传。在他们主编的《芙蕾》周刊上，一只举着火炬又被套上锁链的巨手，引人注目。它形象地告诉人们，反动派口头高喊给人民自由，实际根本不给任何自由，然而人们要求自由的力量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新笋》周刊上，画有一座熊熊燃烧的火炉上，锅里翻滚着油煎熬的鼓起大眼睛挣扎的一条大鱼，张大嘴巴愤怒吼叫：“煎熬吧！舍得一身焦烂，甘愿和这炉火、油锅一起毁掉！”《拓荒》周刊上，他们连续刊出“请给我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发生”等文章，运用充分的事实，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不得人心，最终必将灭亡的命运。他们还在学校办墙报，刊登一些辛辣的讽刺小品，起到了匕首和投枪的作用。
他们有勇有谋，与当地敌特势力斗争周旋。学校的进步思潮，也让狡猾的敌人嗅出味道来。他们想方设法进行监视，派一些有头有面人物来加以干预。国民党政府的区长、县长多次以视察的名义来学校旁敲侧击，逞淫威，特务周开庆借探访苏灿瑶校长之名进行刺探、威吓和规劝。地下党借助外围组织和进步力量，巧妙周旋，把他们一一打发走了，保护了学校的党组织。
他们把这里作为据点，开展更加有效、更加广泛的地下斗争。文履平、蓝宗林潜回重庆进行活动，谢予去綦江，廖宣敏随蔡家区委书记但林文一道去开辟合江的地下工作。他们四处出击，发展党的组织，延伸党的联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奔走。
在1949年革命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隆隆炮声中，他们利用各种关系了解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区、乡保武装和地主武装的人数和装备，了解一些反动人物的罪恶事实，整理成一份份的单页材料，这些材料为解放家乡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为了迎接胜利，控制地方武装，学校一些党员受组织委派，深入附近乡，利用种种关系，做地方武装人员的策反工作，从而控制一定数量的地方武装，为稳定地方局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情报、带路、组织接应、营造解放声势等方面的策应工作，对江津、重庆的顺利解放起到了里应外合的重要作用。
在重庆解放后开展的剿匪行动中，他们配合人民解放军，参与了在四面山进行的西南最后一次大剿匪战斗。他们发动群众，为解放军带路、搞情报，送军粮，保后勤，救护伤员，为西南大剿匪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灭之功。
笋溪中学，江津六中，是一个红色的据点，是一个光荣的革命基地，是《挺进报》薪火传承的中转站，这里不愧被称之为——“红色六中”。
【珍贵史实◆重要人物和遗址】
据介绍，江津、重庆的一些重要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人，都与江津蔡家“红色六中”，发生过关系。
除前所述的文履平、蓝宗林、廖宣敏、谢予、石大周这五位《挺进报》的同志，还有许多革命志士、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革命烈士在“红色六中”及其所在的蔡家地域留下了足迹，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石大周是《挺进报》支部人员在红色六中工作得最久的一位。他以课堂为基地，积极以讲座、墙报等形势开展卓有成效的斗争，具体指导《新笋》、《拓荒》墙报周刊，运用投枪、匕首般的文字，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1949年“五·四”，学校举行的纪念集会上，在高挂鲁迅先生威严画像的讲台上，石大周上台主讲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还详细介绍了鲁迅著作《阿Q正传》、《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一件小事》等，批判了阿Q精神，颂扬了傻子精神，讴歌了下层劳动人民的高大形象。石大周还抓住一切空余时间深入社会调查，创作了以反映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与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为题材的《啃噬》、《刺激》两部中篇小说，连载在《新民报》和《国民公报》上，有力地起到了揭露敌人罪恶，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1949年上半年，石大周想趁敌人惶惶不可终日，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之际进一步激发青年学生的热情和斗志，让他们认清形势，敢于斗争。在布置的作文课上出了《给蒋介石先生一封公开信》的题目，指导学生坚持真理，批判了这种是非不辨的错误思想。旺盛的革命斗志，引起了当地反动派的注意，差点在敌人的围捕中遇险。
聂荣贵，1947年在“红色六中”入党的共产党员，解放后成为川渝地区党的骨干力量，1947年7月至1949年12月任地下党小组长、支书、特支书、区委委员。后历任中共江津县委干部训练班支部委员、团委书记、农会主任、副区长、副书记兼区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中共永川县委副书记、书记，中共永川地委“五·七干校负责人、中共江津地委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
向天培，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荣昌从事地下工作暴露后转移至重庆，常与郭沫若、夏衍等接触，并参与邓初民、钱俊瑞等人的学术报告，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46年到蔡家岗私立宗诚小学任代理校长，随后来到笋溪中学，他以任教的名义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成立蔡家区委，在学校建立支部。到1949年，以笋溪中学为中心，将党组织发展到了蔡家、龙岭、青平、太平、三合、太和、紫云、柏林、双凤、四面等十个乡，以及大桥、永兴、白沙、石蟆与合江等县境内外广大地区。从1939年秋津綦边区特支成立向天培任书记起，向天培还活动于贵州赤水县，在旺隆、两安、猿猴、土城等地区建立了区临委，成立了赤水县临委。同年6月，由他组织成立綦江县委。解放后，历任綦江县委书记、川东区党委统战部党派科科长、西南农学院党总支部副书记、重庆市委宣传部肃反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高教处处长、宣传部学校教育处处长、重庆市教育局党组成员、重庆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重庆一师教导主任。1969年2月28日在重庆第一师范学校去世。
但林文，向天培夫人，曾任中共地下党蔡家区委书记，领导江津津南地区地下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凌照远，江津著名的早期革命者，早年受新华日报社共产党员张黎群和其兄凌勋远影响，思想进步，1945年暑期，党组织安排其到江津县蔡家岗宗诚小学任教务主任，协助该校长、该地区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曹署中工作。1946年2月，是向天培转到江津蔡家岗私立宗诚小学任代理校长时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后受向天培指示回永安老家发展党组织，相继在永安、石门、板桥等乡建立起了党小组，并先后任津北工委书记、津永边区工委书记，江津县工委书记，成为职业革命家，发展了聂荣贵等一大批党员。由于几乎天天坚持刻写钢板，定期出版油印小报宣传革命，翻印《土地法大纲》等文件，使他成为有名的钢板刻写高手。与其兄凌勋远（中共党员，1939年底赴延安，行前给重庆留下了大批的进步书籍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40年起历任延安西北文工团文学组长，哈尔滨东北铁路总局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国外轮代理公司副总经理等）、凌文远（历任永川税务局局长，江津县县长，中共江津县委第一书记，永川行署专员，重庆市第七、八届政协副主席），其弟凌臻远，同为江津和渝川黔的著名职业革命家。
夏仲实，国民革命军78军中将军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解放前夕曾是江津政商界的重要开明人士，解放后历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苏灿瑶，时任红色六中校长。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共、积极内战，解放战争开始，37岁的苏灿瑶被国民党江津县政府“举贤”为笋溪中学校长。当时，这所学校面向江津南部山区和毗邻的綦江、合江以及贵州的习水、赤水等地收生。由于管理混乱，当时这是一所“烂摊子”学校，曾发生过学生驱赶校长、学生殴打区长等事件。反动当局对此焦头烂额，认为山区的学生桀骜不驯，因而迫切想物色一个精明强干的校长。抗日将领夏仲实推荐曾任过他秘书的苏灿瑶出任第四任校长。面对这棘手的学校，苏灿瑶听取合理化建议，选聘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协调处理好地方各派的关系，使学校面貌迅速地得以改观。与此同时，苏灿瑶千方百计支持和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当时的綦江和江津两县共产党首脑机关“中共（江）津綦（江）边区特别支部”竟然在该校秘密成立。从此，这里的革命活动有声有色，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里成为江津、綦江两县革命的摇篮，成为渝川黔边界上的一个红色据点。
辜文兴，六十年代曾在红色六中任教，后历任江津县副县长、县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重庆市农委主任、万州区委书记、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兼市委统战部部长。
夏祖相，七十年代的江津六中学子，毕业后走上革命岗位，曾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农委主任。
何建平，现江津区委常委、曾任江津市委副书记，其他知名人物尚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均曾在红色六中就过学。
“红色六中”就是江津的一块魂宝，富含极其珍贵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和特色旅游价值。是“挺进报”事件的后续，是“挺进报”事件的直接组成部分，是反映“挺进报”被敌人破坏后相关地下党人士继续革命的重要史实。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无穷魅力。
作为重庆、江津解放前后那一重要的历史阶段的历史事件，“挺进报”革命者和当地地下党发展的红色势力、与敌暗战、迎接解放等革命故事，其遗迹和遗存下来的刊物、文字、故事，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它将是一个文化标本和历史地标，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它将是江津地下党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卓越斗争的集中展现，将使这一笔非常亮丽的革命历史，在江津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更为凸显，使其在江津历史上大放光彩。这一笔历史，将使后来人更清楚这一段解放人民、解放江津的革命历史，有利于革命文化的传承。
据初步调查，除谢予已于1966年过世（曾任中共綦江县委副书记、共青团綦江县委书记、中共綦江县委宣传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石大周2010年6月26日逝世（解放后继续战斗在文化战线，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日报编委、夜编部主任、重庆晚报总编辑、市老新协副会长）外，向天培已于1969年2月2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曾任过綦江县委书记、川东区党委统战部党派科科长、重庆市委宣传部肃反办公室副主任、高教处处长、重庆市教育局党组成员、西南农学院任办公室主任、党总支副书记、重庆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等职。）其他与“红色六中”史实相关的地下党同志虽年事已高，但尚在人世。
文履平解放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出版有《战时育才》、《山海篇》、《跋涉集》等书刊，其《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一书，是《挺进报》红岩魂丛书之一。他不仅是在《挺进报》工作过仍健在的屈指可数的资深报人，也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古文化的文化学者。今年已83岁高龄。
廖宣敏，14岁便参加革命、当时二十来岁的，是当时一大才女，解放后与卢光特结婚，女儿廖晓义在廖宣敏悉心培养下获中山大学硕士学位，并因其在倡导地球环保方面的贡献，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6月27日访华时，应邀参加中国妇女与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女性圆桌会议，2000年6月14日获得被誉为‘诺贝尔环境奖’的国际环保‘苏菲环境大奖’，与吴仪、邓亚萍、杨澜等并肩入选为《中国妇女》十位上榜女杰。英雄的母亲，养育了一个出色的接班人。
蓝宗林，解放后继续战斗在重庆的革命事业中，有消息称，蓝老虽历经坎坷，早已离休，但身体尚可，在涪陵教育学院某处所颐养晚年。
当年《挺进报》人员与蔡家地下党发展的六中学生党员邹开诚、韩志平、刘黎，工人党员吴正祥等其他重要的“红色六中”地下党人，他们都只留下了姓名，解放后的经历和去向，他们现在在哪里？至今都还是个谜。他们虽然下落不明，但在网络信息时代，应该还是能够寻访到他们。这些地下党员们也许就居住在某个地方，过着平凡的生活。
苏灿瑶解放后历任江津师范、江津初一中校长、江津中学、江津专科校、地区体校语文教师。一至六届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地区教育先进代表。1979年3月16日因病去世。后人的情况，尚待寻访。
凌照远、聂荣贵等其他一些革命老人，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都还活跃在政界文化界。他们是历史的活文物，而今他们都是八九旬的老人，应该赶紧采访，留下他们宝贵的影音资源。
其他如辜文兴、夏祖相、何建平等与江津六中相关的知名人士，均健在。应将这批历史亲历者的叙述影像形成文字录音录像，按照序列，编撰成册，对于构建“红色六中”的资料库，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财富。
【时光虽逝，“红色六中”故事依然鲜活】
中国共产党建党迄今已经九十年，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余年。“红色六中”以及它所承继的《挺进报》的故事，也离我们有六十余年的时日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似乎快要流逝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去。
通过以上史实发现，《挺进报》的时代以及“红色六中”的年代离我们又是那么的近，里面的故事就像发生在昨天，里面的人物还如此鲜活。他们潜伏，他们暗战，他们围炉商讨革命，他们用笔用枪与敌人战斗，他们不怕牺牲不时出击，他们充满机敏和智慧与敌人周旋战斗，他们踩着战友的鲜血前进，他们接过战友的枪挺进……
来到“红色六中”，听着这些故事，你仿佛又置身在了那么充满战斗激情的年代，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革命党人的精神和灵魂，感受到他们呼吸的气息。
你就能重新体会到这种信念。它依然存在在这校园里，依然飘荡在这块土块上，依然沉积在深幽幽的树林间。
我们希望“红色六中”这支红色火炬，能够尽快醒目地出现在大众视野；我希望“红色六中”这面红色旗帜，能够尽快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据江津党史学者庞国翔和江津六中王锡权书记介绍，江津六中是目前我国充满红色革命史实、且目前仍然在从事教学活动的仅存唯一的一所中学校。这所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能够延续至今，依然书声朗朗，传道授业解惑，培育莘莘学子，殊为难得。
让我们一起来发现“红色六中”，在寻访中共同来体会那份崇高，让我们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共同来体会他们的那种意志、那种坚持，让我们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去感受这些革命人燃烧的青春和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在擦亮这面旗帜的同时，寻找那份感动。
让红色的信念感染更多的心灵，洗涤更多迷失的灵魂！
【本文图片由庹江、庞然提供。本文得到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庞国翔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参考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江津地方历史》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江津往事》（作者：庞国翔）一书】
（此稿已由中共江津区委宣传部、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审定）
2011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