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历史观漫谈
作者：酒国英雄
这里，首先我要说明一点。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其内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厘清起来十分困难。根据性质上的不同，我把它们分为两类：一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二是唯心主义的历史演进论。我所说的历史循环，是指古人将我国的历史以朝代为单位来划分，然后赋予它某种规律，让它周而复始地运转循环，如“五德转移说”和“三统循环说”。而我所说的历史演进，则是指古人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区分为若干阶段，借以表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态，如“公羊三世说”和康有为的“世界大同说”。以上意见完全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准确，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仁们指正。
一、五德转移说
古代的中国人相信，物质世界是由五种元素构成的，分别是金、木、水、火、土，这叫做五行。与之相对应，则是五种精神人格，称作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古人认为，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无不具备相应的五行秉性。
早在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的作者就将人之体貌、性格与五行、五音、五帝相联系，来解释人的命运前途。《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苍帝。其为人苍色，小头，长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火形之人，比于上徵，似于赤帝。其为人赤色，广引，脱面，小头，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摇肩，背肉满。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好颜，急心，不寿暴死……土形之人，比于上宫，似于上古黄帝。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美股胫，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权势，善附人也……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为人方面，白色，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发踵外，骨轻。身清廉，急心静悍，善为吏……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廉颐，小肩，大腹，动手足，发行摇身，下尻长，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绐人，戮死。”这是将个人和五行联系起来的例子。
《太平广记·徵应》中讲到一个故事：说是武王伐纣的时候，“樵夫牧竖探高鸟之巢，得赤玉玺，文曰：‘木德将灭，水祚方盛。’文皆大篆，纪商之世历已尽，而姬之圣德方隆。”意思是说，商王朝属于木德，气数已尽，周王朝属于水德，将取而代之。这是将国家和五行联系起来的例子。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和后世的体例有点出入：在这里商属木德，周属水德，水生木，周朝取代商朝，两者是生成的关系；而在《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商属金德，而周属火德，火克金，周朝取代商朝，两者是克胜的关系。
有鉴于此，在探讨“五德转移说”之前，我们不能不对五行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五行理论的产生，说来十分远久，《尚书·洪范》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五行和人们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理解起来还不是很困难。说明白一点，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一点也不神秘，它们只不过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几样物什。
《礼记·礼运》中有一句话，叫“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原意是说：水火金木，四时各有所宜，饮食也应该合乎这个规律，“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周礼·天官·食医》）然而，我的理解有所歪曲，我认为：有了水火金木，一天三顿饭才能吃得照时。做饭要用水吧，烧水要用火吧，点火要用木吧，古人做饭用鼎，鼎多为金器，相当于今天的锅。金木水火凑齐了，古人才能吃到爽口的美食。至于土，我认为是用来灭火的。饭做好了，但是火还在烧，怎么办？最原始的法子，就是铲起一锹土，把它扑灭。五行相生的原理产生得要晚些，对此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有了雨水，树木才能生长，这叫水生木；有了树木，才能点火做饭，这叫木生火；树木被火烧成了灰烬，这叫火生土；树木变成灰烬的同时，锅也热了，这叫土生金；锅热了，水才能开，这叫金生水。仍然和吃饭有关系。
但是到了后世，五行理论渐渐复杂起来。古人开始用五行（金木水火土），搭配四季（春夏秋冬），试图解释不同事物在不同季节的旺相囚死。对此，《吕氏春秋·十二纪》记述得最为细致：“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所以春季“盛德在木”；“孟夏之月，……聚蓄百药。糜草死，麦秋至。”所以夏季“盛德在火”；“孟秋之月……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所以秋季“盛德在金”；“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所以冬季“盛德在水”。至于土德，古人认为盛于夏秋之际。《礼记·月令》中，亦有类似记载。
五行既然可以和时间（四季）搭配，难道就不可以和空间（四方）搭配吗？对此我们无须操心，古人自有良法美意。春天不是“盛德在木”吗？那么好，东方草木茂盛，欣欣向荣，就把东方定为木位；夏天不是“盛德在火”吗？那么好，南方离太阳近，那叫个热呀，就把南方定为火位；秋天不是“盛德在金”吗？那么好，西方矿石丰富，盛产金属，就把西方定为金位；冬天不是“盛德在水”吗？那么好，北方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就把北方定为水位。金、木、水、火分守四方，土没有地盘是不是很委屈？没有关系，中央给它留着呢。
古人认为五行相生的顺序，和四季运行的次序是完全一致的。东方为木，木盛于春；木生火，南方为火，火盛于夏；火生土，中央为土，土盛于夏秋之际；土生金，西方为金，金盛于秋；金生水，北方为水，水盛于冬。这样一来，五行、四季、四方就完全对应起来，按顺时针方向协调一致地运转。运转的顺序，遵循五行相生的原理，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再生木。这是一个循环。换算成时间，就是春、夏、夏秋之际、秋、冬；换算成空间，就是东、南、中、西、北。
古人费尽心力，把五行和时间、空间搭配起来，创立这样一个理论，到底有着怎样的目的呢？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服务于人世，就是用它解释我们这个社会，解释我们这个世界。古代的思想家们认为，历史的前进，朝代的更替，必然有着一定的规律可循，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五德转移”，又称“五德终始”。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战国时齐国的邹衍，“目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据司马迁讲，“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然而邹衍的书今天已经失传，我们无缘目睹，只能在《吕氏春秋·有始览》中窥其思想之一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火。”紧接着又说：“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黑，其事则水。”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每逢改朝换代之时，上天必然预示祥瑞。黄帝的时候，天先降下大螾大蝼，黄帝就说：我是土德，我要发达了；到了禹，草木秋冬不杀，禹就说，我是木德，该我发达了；商汤的时候，有兵器见于水中，商汤就说：我是金德，天命在我；轮到周文王，天上先是流火，又有赤乌口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喜不自胜说：我是火德，我要坐天下了。“代火者必将水”，则是说取代周朝统治天下的下一个王朝，必然具备水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帝有土德，禹有木德，禹代黄帝，是为木克土；禹有木德，汤有金德，汤代禹，是为金克木；汤有金德，文王有火德，文王代汤，是为火克金；文王有火德，秦王有水德，秦灭六国，周朝灭亡，是为水克火。秦灭周，周灭商，商灭夏，夏代黄帝而有天下，正好符合五行相克的顺序：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
故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朝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搞不清自己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有人认为汉取秦而代之，秦是水德，土克水，汉自然应该是土德；也有人不同意，觉得秦朝存在时间太短，不能算作一个朝代，汉实际上是取周而代之，周为火德，汉则应该是水德。这个争论一直到汉武帝时候才划上句号，公元前104年，武帝颁令改制，正式宣布汉为土德。至此，五德转移完成一个循环。
汉代以后，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五德转移这个学说，但是关于皇位正统与否的争论，则一直没有停止过，这其中，要数欧阳修的《正统论》影响最为深远。明清的时候，皇帝颁布诏书，开头也还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里所谓的“运”，指的就是五德转移的“运”，其目的，在于标榜他们执政的正统地位。
二、三统循环说
三统说，也叫三正说，是西汉时候董仲舒等人提出的历史观点。董仲舒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春秋繁露·阴阳终始》），人间历史朝代的更替，也应该按照三统的规律循环往复。
所谓的三统，指的是正黑统、正白统和正红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新王朝的建立，是因为统治者顺应了天命，所以应该修改历制，变易服色，重制礼乐。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表示改朝换代君主易姓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表明统治者执掌政权，并非篡权越位而是顺天承命。这个天命，就是三统循环，天道如此。
所以夏朝的时候，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正月建寅……正月是寅月；商朝的时候，十二月建子，正月建丑，二月建寅……正月为丑月；周朝的时候，正月建子，二月建丑，三月建寅……正月是子月。这有个称呼，叫做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要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就必须了解点历法的常识：古代的时候，十二月份和十二地支是相互搭配的，十一月叫子月，十二月叫丑月，正月叫寅月，二月叫卯月，三月叫辰月，四月叫巳，五月叫午月，六月叫未月，七月叫申月，八月叫酉月，九月叫戌月，十月叫亥月。我们现在所用的历法，就是夏朝的历法，以寅月为正月。
然而，正月建子、正月建丑、正月建寅，也就是说，以十一月为正月、以十二月为正月、以正月为正月，这和颜色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一点，班固在《白虎通义·三正》中倒是说得很清楚：“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由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所以，周朝是正红统，商朝是正白统，夏朝是正黑统。
三统的运转，是从正黑统开始，然后是正白统，最后是正红统，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止。历史朝代的更替，也必须完全与之同步，一个朝代即是一统：到了正黑统，就要以寅月（正月）为正月，“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到了正白统，就要以丑月（十二月）为正月，“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到了正红统，就要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马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今天我们来看，似乎觉得这完全是一套滑稽可笑的形式，但在当时的汉儒眼里，它却是无比严肃的哲学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正黑统、正白统、正红统三者并无上下优劣之别，他提倡这一套形式的目的，仅仅不过是为了区别分隔。在他认为，人间之所以发生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这是因为天命转移的缘故，新的统治者就应该“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春秋繁露·楚庄王》），以示改变，以承天命。否则的话，就是“不显不明”，有悖天意。
从本质上讲，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说”，完全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历史唯心主义，似乎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然而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经用玩笑的语气，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现代，也用颜色表示社会组织的各种不同的系统，也正是董仲舒所用的那三种颜色。按照他的学说，我们也许可以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由此我想到一本书，这就是托名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的《推背图》。我找到两个版本，一个是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心吉庐藏本《贞观秘书推背图》，一个是民国时期朱肖琴所辑《中国预言八种》，1947年出版。前一个本子中，第一象图为：一人石上坐，两手托日月。后一个本子中，第一象图为：两环相套，一红一白。要知道，第一象乃是该书的总纲，或者叫指导思想。前书有诗无谶，诗曰：“自从盘古到希夷，虎战龙争百事悲。万代兴亡说不尽，且从武氏言元微。”后书有诗有谶，诗曰：“自从盘古迄希夷，虎斗龙争事正奇。悟得循环真谛在，试于唐后论元机。”谶曰：“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
我拿来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做了个对比，发现两者有诸多共通之处。譬如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说：“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我们且看第一象不同本子的两张图：前者是“一人坐石上，两手托日月”，后者是“两环相套，一红一白”。日者阳也，色红；月者阴也，色白。再联系诗谶推想，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存在着某种渊源。且不管《推背图》是否李淳风袁天罡所创，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必然受到过“三统说”的影响。
三、公羊三世说
公羊三世之说，肇始于《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异辞说，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在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公羊寿三次讲到这句话。三世异辞，本来是指孔子修定《春秋》，由于年代远近的不同，史料多寡的不同，自身利害的不同，心理好恶的不同，所以文字表述的风格也大相径庭。亲见的时代是一种用辞，亲闻的时代是另一种用辞，传闻的时代是又一种用辞。
到了西汉，董仲舒将这一观点加以发展，干脆把春秋十二公划分为三世。他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春秋时期鲁国的十二个国君，可以按三个阶段划分：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其中所见世有三公，即哀公、定公、昭公，凡六十一年；所闻世有四公，即襄公、成公、文公、宣公，凡八十五年；所传闻世有五公，即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凡九十六年。
孔子在记述春秋242年历史的时候，根据时代的不同，人物的不同，采用的语言风格也不同，就如董仲舒所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春秋繁露·楚庄王》）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春秋笔法。所见之世，其人其事仍在，一言不慎就会惹祸上身，所以孔子记述起来，寓意隐晦，用词委婉；所闻之世，其人其事虽去，然而遗毒余烈仍在，所以孔子记述起来，力求详尽，意在黜恶劝善；所传闻之世，其人其事早已烟消云散，所以孔子记述起来，一笔带过，言简意赅。左丘明曾经赞叹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四十年》）
东汉时候，何休著《春秋公羊传解诂》，更进一步丰富了这个观点。在该书中，他破天荒地把三世异辞说和历史的发展演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套自己的历史哲学观，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公羊三世说。何休认为，《春秋公羊传》中三次提及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实际上应该这样理解：“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
他的意思是说：《春秋公羊传》中所谓的所见之世，也就是昭公、定公、哀公执政的时期，其实就是孔子及其父亲生活的时代；所谓的所闻之世，也就是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执政的时期，其实就是孔子祖父、父亲他们生活的时代；而所谓的所传闻世，也就是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执政的时期，其实就是孔子高祖、曾祖他们生活的时代。孔子记述历史的时候，文字之所以有详有略，有明有暗，有褒有贬，这是为了表示辈份有远近，亲恩有厚薄，情义有深浅。因为当时礼崩乐坏，非如此不足以理人伦，序人类，孔子这样做实在是用心良苦，寓意深远。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何休构建了自己的唯心主义历史体系。
公羊三世说中的三世，指的是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卷一，对三世做了这样的解释：“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这是指据乱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指升平世；“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这是指太平世。
这几句话看似晦涩，其实很好理解。在这里，何休把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当历史处于据乱世的时候，人民“内其国而外诸夏”；当历史处于升平世的时候，人民“内诸夏而外夷狄”；而当历史处于太平世的时候，“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譬如说，我生在春秋时的鲁国，我只爱鲁国，而不爱其他诸侯国，这就叫“内其国而外诸夏”；我爱鲁国，也爱其他诸侯国，但我不爱夷狄，这就叫“内诸夏而外夷狄”；我爱鲁国，也爱其他诸侯国，又爱天下世界各国的人民，对他们一视同仁、平等相待，这就叫“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想想看，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眼界！
汉代以后，公羊三世说基本上处于沉寂的状态，一直到清朝末年，这才激起了一点波澜。起因是康有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对它做了一番改造之后，重新请到台上供奉起来。康氏认为，社会历史的进步，必须循序渐进，从据乱世经升平世，才能到达太平世；政治制度的改良，也不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符合这样一个步骤，就是从封建专制经君主立宪，最后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使命。这就是所谓的“三世不能飞跃理论”。他解释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论语注》）
为了给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支持，康氏把三世中的每一世分为三小世，三小世的每一世又分为三小世。也就是说，据乱世分为据乱之据乱、据乱之升平、据乱之太平；升平世分为升平之据乱、升平之升平、升平之太平；太平世分为太平之据乱、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据乱之据乱世又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据乱之升平世又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据乱之太平世又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如此类推。“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为三重之为八十一世，辗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中庸注》）
康有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说明社会改良不能采取暴风骤雨式的激烈革命，而必须是点滴式的进化。说到底，就是反对一步到位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主张采取君主立宪的方式先行过渡。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说：“盖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民主，正当过渡之世，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但在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面前，他这番话不啻是呓语梦言。
据梁启超讲，康有为喜欢说“通三统”、“张三世”。三统就是黑、白、红三统，三世就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讲“通三统”，是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统治者不能因循守旧，必须变易革新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他讲“张三世”，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次序，只有从君主专制的“据乱世”，先过渡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最后才能到达民主共和的“太平世”。这在当时，都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一是为变法制造舆论声势，二是为君主立宪寻找理论支持。
四、世界大同说
两千多年前，孟子在《梁惠王》中曾经就人类社会的未来，做过这样一番畅想，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在五亩大的院子旁边，种上点桑树，这样五十岁的人就有棉衣穿了；鸡鸭鹅狗猪，细心喂养，注意繁殖，这样七十岁的人就有肉吃了；再有良田百亩，春耕夏作，勿夺其时，这样一家人就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了。然后搞好教育，普及点尊老爱幼的道理，这样胡子斑白的老人就不必挑着担子出现在道路上了。
到了《礼记·礼运》中，这一思想开始发酵成熟，出现了“大同”和“小康”两种社会理想。大同社会什么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小康社会如何呢？“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因，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
然而，这还只是勾出了一个轮廓，真正系统性论述人类社会最高理想的著作，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在这部书中，他以《礼运》中的大同小康说为基础，吸收了传统儒学中“仁”的概念，旁采公羊三世说、佛家慈悲论、达尔文进化观和卢梭天赋人权说等观点，加以融会贯通，整合杂糅，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可谓震世骇俗的观点。“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恐非今日所能骤行，骤行之恐适足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只在私下向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宣传这种思想。据说谭嗣同接触到后，立刻被这种气势宏伟的乌托邦思想所吸引，对康有为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地执弟子之礼，称他为“一佛出世”。
康有为认为：宇宙之间，人最可宝贵，“凡有害于人者则为非，无害于人者则为是。”然而纵观历史，环视世界，人活着无非是个苦，“普天之下，全地之上，人人之中，物物之庶，无非忧患苦恼者矣。”（《大同书》）一个关心国事民瘼的伟人杰士，就应该“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而救世之道，就在于“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所以康有为说：“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唯行大同太平之道哉。”（《大同书》）
《大同书》共十个部分，分别是：甲，入世界观众苦；乙，去国界合大地；丙，去级界平民族；丁，去种界同人类；戊，去形界保独立；己，去家界为天民；庚，去产界公生业；辛，去乱界治太平；壬，去类界爱众生；癸，去苦界至极乐。在第一部里，康氏深入分析了人类的痛苦，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而要解除人类的痛苦，就必须破除九界，寻得解脱。接下来的九部，就是逐一论述如何破除九界，寻得解脱。
康氏把人类的痛苦归结为六类：一是人生之苦，包括投胎、夭折、废疾、蛮野、边地、奴婢、妇女七种；二是天灾之苦，包括水旱饥荒、蝗虫、火焚、水灾、火山地震、屋坏、船沉车祸、疫疠八种；三是人道之苦，包括鳏寡、孤独、疾病无医、贫穷、卑贱五种；四是人治之苦，包括刑狱、苛税、兵役、有国、有家五种；五是人情之苦，包括愚蠢、仇怨、爱恋、牵累、劳苦、愿欲、压制、阶级八种；六是人所尊尚之苦，包括富人、贵者、老寿、帝王、神圣仙佛五种。然后广征博引，宏辩阔论，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者何？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
针对九界差别造成的痛苦，康有为在举例引证的同时，还一一指明了出路。譬如讲到国界所造成的痛苦，他先分析了古今中外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然后说：“然国既立，国义遂生，人人自私其国，而攻夺人之国，不至尽夺人之国而不止也。或以大国吞小，或以强国削弱，或连诸大国而已，然因相持之故，累千百年，其战争之祸以毒生民者，合大地数千年计之，遂不可数，不可议。”而要想从根本上消灭战争，就必须废除国家，于是康有为提出：“夫国界进化，自分而合，乃势之自然。故自黄帝、尧、舜时为万国，至汤三千国，武王一千八百国，春秋则二百余国，战国为七国，秦则一统矣，凡二千年。”
康氏认为，“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工不行大同则工党业主相争，将成国乱”，“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殄物”，然而要实行“农工商之大同”，首先在于“明男女人权”。康有为解释说：“凡诸农田、商货、工厂之业，全地至大，从何而归之公？即欲举公债以承之，亦万不能行也。然欲急至大同，最难则在去国；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即自去人之家始也，即欲急去国界者，亦自去家始。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行之六十年，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矣，其有遗产无人可传，其金银什器皆听赠人。若其农田、工厂、商货皆归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
康氏认为，家庭的存在，从根本上阻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因为“人各私其家，则无从得以私产归公产，无从公养全世界之人，而多贫穷困苦之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解决生育、教养、老病、苦死这些现实问题。康有为说：“夫人道不外生育、教养、老病、苦死”，倘若“其事皆归于公。盖自养生送死皆政府治之，而于一人之父母子女无预焉。”那么这样一来，家庭就没有理由再继续存在。所以康氏宣称，“人非人能为，人皆天所生也，故人人皆直隶于天。而公立政府者，人人所共设也；公立政府当公养人而公教之，公恤之。”
为此，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就是男女可以自由同居，女方怀孕了，就住到“公立人本院”，不必男人来照管；孩子生下来后，直接送入“公立育婴院”，不必母亲来喂乳；三岁后，送入“公立怀幼院”，不必父母来抚养，这叫公养人。儿童六岁以后，送入“公立蒙学院”进行启蒙教育，十岁至十四岁，进入“公立小学院”学习，十五至十七岁，升入“公立中学院”，十八至二十岁，送入“公立大学院”培养，这叫公教之。公立政府下设有“公立医疾院”，人有病患皆可入院治疗；六十岁以上不能自养者，入“公立养老院”；贫而无靠者，入“公立恤贫院”；残缺废疾者，入“公立养病院”；人死之后，由“公立化人院”料理后事。这叫公恤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真可谓一语中的。
《大同书》洋洋洒洒二十万言，所论林林总总，精细完备。在一百多年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作者居然能有这样的卓识远见，不能不称之为天才。然而瑜不掩瑕，在阅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作者思想上落后的一面，譬如第三部“去级界平民族”里有一段话：“惟黑种之人，铁面银牙，目光睒睒，上额向后，下颏向前，至蠢极愚，望之可憎可畏。其与白人黄人资格之相远也，有若天仙之与地狱之鬼，岂止西施、南威之与无盐、嫫母哉。”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在第四部“去种界同人类”中，作者更是鼓吹白人优种黑人劣种，宣扬对黑人必须施行改种的反动种族理论。阅读的时候，这方面必须批判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