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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中国近现代文坛的一代宗师。提起老舍，人们就会起想他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和笔墨的古都北京。老舍深爱着这里的城墙巷道、风情民俗、四季景色和同他一样生活在这里的平民百姓。在他41年的创作生涯中，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始终痴情不改地想北京，写北京。正如舒乙在《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中所指出的，“老舍的作品大部分是写北京的”，如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月牙儿》、《龙须沟》、《茶馆》等。老舍的处女作以写北京的小说《老张的哲学》而开始，其压卷之作《正红旗下》又以写北京而告终。我认为老舍的创作和北京是融为一体的。其作品中凝聚着浓郁的北京韵味。
一、老舍作品展示了老北京绚丽的风俗画卷
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不同，称之为“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语恰切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潜移默化地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在文学作品中描写风俗，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社会风貌的褒贬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列夫.托尔斯泰曾指出，优秀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北京是一座文化古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由于受到特有的历史文化的熏陶，形成一些特殊的习俗惯制。老舍采取了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思想主题化入对日常生活的描绘的叙事策略，对北京的民间风习进行亲切的反省和诗意描绘，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卷。
（一）风俗描写勾画出人物的心理特征
北京人讲究礼仪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伏尔泰认为：在中国“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中国的伦理学可追溯到孔子的儒家学派，《论语·季氏》云：“不学礼，无以立”。北京作为有着500年历史的帝都，自然成为承载传统礼仪典范。老舍作品写北京，就必然处处写到礼仪。
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也是北京人的气质、性格。北京人多礼，表现在老舍的许多作品中。上至旗人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注重理解，乃至“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四世同堂》中详尽地描写了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习目梁的向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二马》中的老马见到出兵中国的英国兵，在这些殖民主义者歧视“劣等民族”的咄咄逼人的眼光之下，他仍然彬彬有礼的说：“欢迎英国兵。”足见封闭性传统中熏陶出来的老派北京人麻木不仁、死抱着陈腐规矩不放的病态心理。
仅就老舍作品中的人物注重送礼而言，《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里放出来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就需送礼,《二马》中的老马赔本也要送礼《正红旗下》的“母亲”家境贫寒仍然送礼。作品中对每个送礼者都有较细致的心理刻画。例如，《正红旗下》在写到“母亲”送礼时有这样一段描述：“不去给亲友们送礼等于自绝于亲友，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而且，礼到人不到也不行啊。这就须于送礼而外，还得整理鞋袜，添换头绳与绢花，做新衣裳。这又是一笔钱。若是路远，难道不得雇辆骡车么？北京的道路恰似香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骡车可是不能白坐！去行人情，岂能光拿着礼金礼品而腰中空空如也。见了晚一辈或两辈的孙子们，不得给二百钱吗？”上述描写足以显示出她虽然家境拮据，但仍然要面子、讲排场的心理特征。另外，送礼要讲究文化品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精心策划了祥子讨好刘四爷的礼品，当刘四布置好庆寿的彩屏、寿堂、香炉、蜡扦之后，“虎妞背地里掖给他两块钱，教他去叫苹果、寿桃寿面，寿桃上要一份儿八仙人，作为是祥子送的。苹果送到了，待了不大会儿，寿桃寿面也来到，放在苹果后面，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大气。‘祥子送的，看他多么有心眼！’虎妞堵着爸爸的耳根子吹嘘，刘四爷对祥子笑了笑。”祥子的礼品苹果、桃和寿面，象征中国人追求平安、长寿的文化心理。
（二）风俗的描写折射出等级森严的腐朽
描写论资排辈的世俗，展示老牌北京市民等级森严的腐朽观念，是老舍作品中的一大看点，现仅以《正红旗下》中的事例加以阐述。首先，北京人在家庭中讲究儒教，《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舅姑就是公婆。老舍是这样描叙“大姐”的：“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双手递送烟袋。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她不敢多说话，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象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其次，在婚丧大典等较大的场合，妇女更要小心，“连笑声的高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安排宾客们的席次稍欠妥当，“就有闹得天翻地覆的危险”，“负有重望的妇女，必须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儿子的表姐，好来与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兄弟的寡嫂，作极细致的分析比较，使她们的席位各得其所。”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就要论“落草儿的时辰”，如果“二嫂比六嫂早生了一点钟，六嫂的丈夫比二嫂的丈夫高着两品，这就又须从长研究。”再次，如果身份显赫，在市井中甚至可以白吃白拿，“姑姑”“若是有人愿意把北海的白塔赊给她，她也毫不迟疑地接受。”对债主子们她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老舍在小说中气愤地评论道：她就象清兵入关时一样威风，足以把债主打退四十里。
（三）风俗描写反映出时代的变迁
通过风俗描写反映北京的时代变迁，是老舍作品的一大特点。在《茶馆》中，老舍先生抓住饮食文化中的“喝茶”这一北京的传统习俗，生动地反映了从“晚清末年”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时代变迁。首先，刘麻子卖洋表给松二爷时，常四爷说：“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老刘，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刘麻子：“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一身土布，像个乡下脑壳，谁还理我呀！”“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这么好的洋表，会教人另眼看待！是不是这么说，您呢？”寥寥几句对白，清朝末年人们崇洋媚外的时代特征跃然纸上。其次，庞太监与秦仲义的对白：秦仲义“庞老太爷，这两天您心理安顿些了吧？”庞太监：“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秦仲义：“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庞太监：“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做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好些财主都讲维新！”秦仲义：“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庞太监：“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就这样几句暗藏刀剑的对白，生动地铭刻着维新运动失败后这一特定时代的烙印。
(四)风俗描写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节庆描写是老舍作品中的重头戏，他的文学创作涉及的北京的春节、元宵节、清明、端阳、中秋等诸多传统节日，描绘了赶庙会、击打永乐大钟、摸石猴、“煨岁”、“别岁”、“踩岁”等许多习俗。现引用他在《正红旗下》对除夕之夜的描写：“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响成一片。赶到花炮与剁饺子馅的声响汇合起来，就有如万马奔腾，狂潮怒吼。在这一片声响之上，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讨债的人敲着门环，啪啪啪啪，象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惊心动魄，人人肉跳心惊，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不敢轻易出声。这种声音引起多少低卑的央求，成你死我活的吵闹，夹杂着妇女与孩子们的哭叫。一些既要脸面，又无办法的男人们，为躲避这种声音，便在这诸神下界、祥云缭绕的夜晚，偷偷地去到城根或城外，默默地结束了这一生。”凶狠的债主为富不仁，以压倒除夕中一切民俗活动的声威追逼欠债，甚至逼出人命，气焰嚣张之极，黑暗之极。
二、对自然景观的描绘饱含着主观情感
在他的作品中：北海、净业湖、后海、中央公园、太庙、景山、团城、角楼等，都如诗似画，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美感。朱自清指出：“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他饱含感情地勾画着北京的一年四季，并在写景中抒发着或欣喜、或忧虑的主观情感。
（一）环境恶劣的春天和生机盎然的初夏
老舍在《正红旗下》描绘的春天饱含着他的忧患意识：“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在那年月，人们只知道砍树，不晓得栽树，慢慢的山成了秃山，地成了光地。”“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昏，日月无光。青天变成黄天，降落着黄沙。地上，含有马尿驴粪的黑土与鸡毛蒜皮一齐得意地飞向天空。半空中，黑黄上下，渐渐混合，结成一片深灰的沙雾，遮住阳光。太阳所在的地方，黄中透出红来，象凝固了的血块。”其中“日月无光”既是实景，又含有寓意。
老舍在《赵子曰》中描写的夏天富有生命力：“那粉团似的蜀菊，衬着嫩绿的叶儿，迎着风儿一阵阵抿着嘴儿笑。那长长的柳条，像美女披散着头发，一条一条的慢慢摆动，把南风都摆动得软了，没有力气了。净业湖畔的深绿肥大的蒲子，拔着金黄色的蒲棒儿，迎着风一摇一摇的替浪声击着拍节。什刹海中的嫩荷叶，卷着一些幽情，放开的像给诗人托出一小碟子诗料……”以诗拟景，给人以无限美感。
（二）金秋江山易主，雪夜空寂肃杀
金秋是最美丽的季节。作者在《四世同堂》中勾画出金秋的美景：“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的流着，积水潭，后海，三海的绿荷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面雄伟的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美的景色；可是……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文明故都插上野蛮的日本旗，作者深深地感触到亡国之痛。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为雪夜景致渲染了肃杀的气氛：“坦平的柏油马路上铺着一层薄雪，被街灯照得有些闪眼。偶尔过来辆汽车，灯光远射，小雪粒在灯光里带着点黄亮，像洒着万颗金砂。”“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戴上了素冠”。“此时此地，令人感到北平仿佛并没有居民，直是一片琼宫玉宇，只有些老松默默的接着雪花。”琼楼玉宇般的景致默立在空寂肃杀的环境中，令人不仅联想起笼罩在京都上空的白色恐怖。
三、胸怀浓重的恋京情结
老舍的创作与北京水乳交融，难以分开。正如他所说：“不管我在哪里，我还是拿北京作我的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作为一个体验派的作家，他刻意追求具体真切的生活质感。因而在他的笔下，北京“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更加富有魅力。
（一）北京的地名刻骨铭心，创作时如数家珍
老舍是“八旗”之一的“正红旗”血统，出生与成长于“正红旗”地盘中的小羊圈胡同。他在不到2000字的《想北平》中满怀神情地写道：“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青蜓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个小的事件里有一个我，我的每一思念里有个北平。”他还说：“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因此，他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啼血似的写出北平的俊伟。北京的地名对于老舍来讲可谓刻骨铭心，据统计在老舍作品中出显240多个北京地名。舒乙指出的：“老舍笔下的北京是相当真实的，山水名胜古迹胡同店铺基本上用真名，大都经得起实地核对和验证。”其中写得次数最多的地方，集中在北京的西北角，这正是他生活的摇篮。
老舍的话剧《龙须沟》直接以北京的真实地名“龙须沟”为题目，反映了“龙须沟”从臭水沟到人间天堂的变迁过程。据清代于敏中等编著的研究北京史实的参考书《日下旧闻考》记载，这里原是京郊一处风景优美繁华的旅游胜地。到了清末民初，由于手工业作坊任意向河中倾泻废水、污水，受到了严重污染。这条远近闻名的水沟是北京全城排放污水、雨水的主渠道，这就是有名的“龙须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决心下大力气治理肆虐多年的龙须沟，仅仅几个月的功夫，龙须沟中就铺设了下水管线，沟上铺成了柏油路，这一带的居民从此都用上了电灯、自来水。1950年的盛夏，老舍先生亲自前往龙须沟街区实地调查采访，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一部传世之作———话剧《龙须沟》便应运而生了。他将对国家民族荣辱兴衰和人民悲愤安乐的理性思考渗透在北京地理环境中，以见证这一古都的历史变迁。
（二）与平民休戚与共，胸怀浓重的恋京情结
老舍最擅长写的是旧北京的下层市民生活，与他的出身和生活经历直接相关。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洋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小商贩，都大有人在。老舍出身于满族，青少年时贫寒至极，与这些贫苦同胞境遇相近，在命运上休戚与共，关注这群苦难同胞的遭遇，源之于他内心情感激发出的本能。于是，这类含有北京城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如老派市民七家老太爷和刘四爷、新派市民张天真、理想市民牛儿叔、青年市民祥子等，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作品中，成了我国文学画廊上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典型。在老舍的诸多叙事作品中，借人物思想表达其恋京情结的不胜枚举。《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本来只是一个来自“乡间”的“外三营”青年，却那样执著地把北平当成“他唯一的朋友”。一度被抓到远郊，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个城都是他的家”。每逢在城里困厄到极点，他也总是反复叮咛自己：即使再窘迫，“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从当时故都北京旗族人们的心理上讲，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具有着一份命定是属于这座古城的归属感。
老舍先生文学世界中的北京充满了具体真切的生活质感，“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他的文学遗产作为北京城的一种全息的历史文化图像，在民俗风情、地理景观、语言特色等多方面都具有深厚的研究价值。老舍的艺术世界，源于他内心深处积淀的北京情缘。这是一个作家和其对象所能结成的最完美、最自然的审美关系。这对于老舍，对于与时俱进的北京都是一种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