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名校客座教授,沈阳市政府经济顾问,被誉为“中国民营银行之父“)
经济学家之间常常争论不休,人们开玩笑说,三个经济学家有五个观点。可是,当初限购政策出台之后,却出现了一面倒的局面,经济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投了反对票。有些一向支持政府政策的人,即便在表态赞成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补充一句:限购只能是一个短期的政策。言下之意就是,过几天就作废,给点面子好不好?
限购理论无异于庸医治病
限购有没有理论支持?李稻葵曾说:“房地产限购实质就是做两件事:第一,把对房地产的需求分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于消费性住房需求,基本不予干预,但有上限,如两套房;第二,对投资性的需求加以严格限制,这是控制房地产投资需求一个最直接的办法。”
限购能不能抑制房地产需求?表面上看,能。事实证明,限购之后大城市的商品房销量立刻下降。显然,限购压抑了所有的需求,其中包括正常需求。可是,这些正常需求并不会由于限购而消失,大不了是被推迟而已。总有一天,这些被累计在一起的正常需求会卷土重来,严重冲击房地产市场。此外,限购减少了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可供出租的房源减少,导致租金不断上升,让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叫苦不迭。毫无疑问,这并不是限购政策的本意。
而且,难道一定要限购才能区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吗?其实,要分开正常消费和投资需求并不复杂。消费需求是买了房子自己住,投资需求是买了房子之后出租或者再次出售。出租和转手炒房的效果不同。买房之后用于出租有利于社会,只有可供出租的房子多了,租金才会下降。真正有必要限制的是通过房地产买卖牟取暴利的投机活动。买进之后再卖出是构成投机的基本要素。在交易环节上能够清楚地区分消费需求和投机需求。投机活动发生在交易环节,调控政策应当落实在交易环节,可是限购的板子却打在购房环节,显然,限购打错了地方。有人说,不让你买房,还能投机吗?当然,不让买房自然无从投机,假若不盖房不就更没有炒房的空间了吗?为了杜绝交通事故,能不能禁止开车?
所以,在限制房地产投机这一点上人们并没有多大的分歧。投机的目的是牟取暴利。如果买房再卖房并不能获得暴利,还有必要投机吗?真正需要下功夫整顿的是房地产的交易环节,不允许在房地产交易中牟取暴利。可是,限购盯住了购房环节,很难区分投机需求和正常需求,不分青红皂白地限制所有的购房者,难免误伤无辜。
有人说,“限购,或者说限投资就是一种调和资产市场巨大波动的办法”。确实,限购之后,投机需求受到压制,炒房的人很快就减少了。可是,房价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资金并没有凭空蒸发,这些资金去了哪里?当前流动性严重过剩,在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缺乏投资渠道,大量资金沉积在银行里。居民储蓄急剧上升。2005年城乡居民存款只不过15万亿元。2012年底突破了40万亿元,形成了一个超级规模的堰塞湖。就像治水一样,如果不给洪水出路,只是一味地堵塞,将来还不知道会闯下什么样的祸。眼下资本市场似乎平静,将来没准出现更大的波动。
面对房价暴涨,是认真分析,从容不迫地采取对策,还是惊慌失措,有病乱投医,不仅反映出执政水平,还在很大程度上测试执政者思想深处是否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烙印。一旦遇到棘手的问题,不是考虑制度创新,而是立刻求救于计划经济手段。也许政府干预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往往给留下另外十个问题。
如果一个病人发高烧,医生说退烧药不给力,直接把病人丢到冰水里,体温倒是降下来了,病人还活得成吗?庸医杀人不用刀。无论限购的用心有多么善良,其效果无异于庸医。
房地产限购罪莫大焉
限购是否有过成功的先例?最著名的限购莫过于发粮票。年龄大于40岁的人都记忆犹新。为什么政府要发粮票?很简单,粮不够吃。结果证明,粮食限购是计划经济的恶果。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会对限购有好感?事实上,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在短短几年内我国粮食大幅度上升,市场繁荣,粮票变得多余了。取消粮食限购,顺理成章,皆大欢喜。是市场经济使中国人摆脱了饥饿,而绝对不是限购。
又如,北京、上海汽车限购。不是不让你买车,而是限制车牌。尽管限购措施很严厉,民众的意见并不大。道理很简单,限购治理了堵车,可以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福利,因此很容易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私家车并不一定是炫耀身价的奢侈品,有替代就不怕。那么,房地产限购是否能够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福利?对于限购政策,说好话的人不多,抱怨的人不少。如果人们得知房租不断上涨和限购有关,恐怕骂声更高。
限购可能在短期内抑制房价,但是如果其他方面的因素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很可能导致下一轮更剧烈的房价暴涨。抑制房价暴涨有许多对策,限购是下策。
除此之外,限购的副作用还有很多。歧视外地户籍和农民工是限购令最不得人心的地方。限购令规定,有户口的人可以买2套,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在提供纳税和社保证明之后最多只能买一套。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户口制度还没有过时。
限购令还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以家庭作为限购的计量单位。限购令规定每个家庭最多只能买2套住房。起草限购令的人似乎不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知识:在产权理论中只承认自然人和法人,根本就没有家庭的定义。所有的人都是自然人。法律保护自然人的人权和产权。企业、单位属于法人,法律保护他们的产权。家庭是自然人的组合。组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按照血统、婚姻、友谊、政治、宗教、信仰等等组合成家庭。既然能够组合,也就能够拆散。当限购令出台之际就有许多人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只要购买住房的利益足够高,就会引发假离婚。如果假离婚可以发财,那么限购政策岂不是在鼓励人们说假话?自从大跃进、文革以来,社会风气受到严重侵蚀,许多人信奉这样的信条: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以至于说假话成风,假酒、假药、假奶粉等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限购令鼓励假离婚,老实人吃亏,弄虚作假占便宜。起草限购令的人也许压根就没有料到会有这般副作用。
家庭稳定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