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百家讲坛】王安石变法
背景：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实行熙宁变法，旨在民富国强，却结果不佳，最终失败。
教训：再好的计划和主意，都需要有真正支持和赞同的人来操作执行才可保证其效果。
时隔近千年后再度回头审视，我们完全可以惊叹王安石的高瞻远瞩，他所推行的新法令从本质和立意上是绝佳的，其方法的妙绝也令人感叹，但宋神宗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和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导致了最终的未能成功。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贪污腐败腐败问题自古即有之，王安石变法的执行过程，即是一个现例。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那可真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同样，变法中的青苗法、免役法、均税法、保甲法等也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王安石确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然而他的变法却遭到了一大群人的反对。他坚信只要动机是好的，并坚持不懈，就会有个好结果。因此他推崇“三不”主义：“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他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正因有此信念，所以王安石信心百倍，理直气壮，无所畏惧，甚至独断专行不计后果。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则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无足挂齿！即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正是因为王安石的这种态度，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都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而遭到不遗余力的排斥。
其实在当时，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不管怎么说，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但我们可以看清的是，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