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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每当占领我国的厂矿时，就从各地掳掠、抓捕大批青壮年，绑送来充当劳工。这些青壮年在日寇的残酷压榨下，经受的磨难之惨，死亡之多，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特别是在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方面，日冠施行了一种以人换煤的“人肉开采”政策。由于井下事故频繁，病疫流行，成批的青壮年被夺去了生命，他们死后又全都扔进矿山附近的山沟或暴尸荒野，久而久之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万人坑”。山西省同浦线中段的富家滩煤矿，就有多处这样的“万人坑”。富家滩煤矿煤层厚，煤质优，燃烧力强，又处在同蒲线上，是发动火车冶炼钢铁的最好原料。１９３７年１０月间，日寇侵占这座煤矿时，爱国的矿工，把工具尽数毁坏后集体离开。日寇侵占的只是一座空矿。日寇为使这个煤矿很快出煤，首先从战俘中，以后又从各地掳掠了大批包括回、满、蒙等少数民族在内的青壮年押到这里做劳工。为了控制劳工，一个中队的日军驻扎这里，拉上通电的铁丝网1938年1月27日，山西省灵石县富家滩煤矿(桃钮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被日军正式定名为“军管理山西工业第四十二工厂”，受日军统治山西工业的“兴中公司”管辖。同年2月，日军侵占富家滩矿区后，即派20余名军方人员接管煤矿，由池田、渡边任正副厂长，调来一支30余人的日伪矿警队，以武力强迫当地居民修复矿井，修筑营盘、碉堡，并用欺骗、利诱、强制等手段从阳泉招来70余名工人，于年底正式开始生产。
1943年6月1日，日军“解除”军管，将四十二工厂改为富家滩采矿所，受日军专门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山西炭矿株式会社”接管辖，由所长渡边率日方职员47人和日伪矿警队110人（其中日军11人）统治全矿。为了加大生产和掠夺，日军一方面不断用强制手段从各占领区招收工人，甚至强迫被俘中国军人下井挖煤，使矿工人数逐渐增多（1939年为350余人，1941年为570余人，1945年7月达1700余人）；一方面在煤矿实行法西斯统治，疯狂推行“以人换煤”政策，用刺刀、皮鞭、棍棒强迫工人在恶劣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采煤。残酷镇压工人的反抗和斗争，使大批工人惨死于事故、疾病和刀枪、酷刑之下。
日军掠营期间，为了节省开采费用，井下没有排水、通风、支护、照明等安全设施，没有任何动力设备，主要靠人工镐刨和人工拖拉。工人每天劳动时间长达l2至16个小时，出不够煤不许出坑，不给饭吃。加之因采用"残校式"方法开采）即先留下10公尺的方形煤柱，周围回采三公尺，然后再采残煤柱，采到煤柱快垮为止），经常出现煤柱倒塌、顶板陷落，工人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工伤事故不断发生；不少工人惨死于井下。
1941年10月一个月时间，全矿就有150余名工人遇难，除各坑因冒顶堵塞气道窒息死亡者外，第三坑一次大冒顶就压死100余人。
1942年冬的一个“大出炭日”，日伪军警、把头用刺刀、皮鞭强逼53名工人到顶板长期破碎的新四坑刨煤，工人曾多次要求架棚，日军置之不理，结果大巷冒顶，当场压死五名工人，日军为封锁消息，竟残忍地把坑口封闭，其余48名工人全部窒息而死。
日军统治下的矿山，工人们过着牛马般的奴隶生活。住的是土窑、山洞，又窄又挤又潮又脏；吃的是掺沙的“混合面”窝头、高粱面糊糊和黑豆饼稀饭，顿顿不饱。穿的破烂不堪，又无钱更新，只好用洋灰纸、草袋片遮体御寒。工资极其低微，每月所得除去伙食费和把头盘剥所剩无几，弄不好还要倒欠债。因家乡闹灾荒被日军哄骗到矿上的阳泉、高平、阳城、晋城、潞安和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矿工，在日军的强迫和压榨下，拼死劳动，许多人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甚至家破人亡。
1942年夏，阳泉人温亨到矿上做工，累死累活地干，仍养不活一家人。无奈，12岁的大儿子双泉只好下井当童工，每日挣半斤杂和面。一天在井下，日军把头故意放野车玩耍；撞伤正在刨煤的小双泉，双泉和日军把头讲理，反被痛打一顿。连饿带病，温亨的第四个孩子夭折，为了给双泉治伤和全家生活，温亨忍痛将三女儿卖到霍县。双泉伤未好，就被迫上工。因家中无米下锅，下工后双泉饿着肚子去野外拾粮(当时正秋收)，不幸被汾河水卷走。家人四处找寻，几日后才在下游找到，已是一具泡松的尸体。这样的惨事在矿上时有发生。
1945年5月，天大旱，矿区闹流行性伤寒，80％的工人染上此病，工人出勤率大减，出煤量骤降。日军为维持生产，对患者进行了残忍的"隔离"和"治疗"。他们把所有患者都集中在用木板制成的"隔离所里"，每天用石炭酸水普浇一次，进行"特效消毒"。结果患者全身腐烂，病情加重，每天死亡10余人。在瘟疫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日军又使出"根绝疾病"的办法，设立死人把头和拉尸队，在患者未死之时，就以"特殊急救"的名义拉到专门为埋"病人"挖掘的红苗谷地"万人坑"活埋。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500余名工人病死、被活埋。富家滩煤矿退休老工人梁治发就是当年因患伤寒病被活埋后遇救的幸存者。当年老梁染上伤寒在隔离所被石碳酸水浇得浑身腐烂时，日军命令死人把头把他拖到红苗谷地去活埋。老梁拼命挣扎，苦苦哀求："我还没死，我还能活，不要活埋我！"把头顺手操起皮鞭将他痛打一气，说："这下叫你再活！"老梁被打得昏死过去。把头怕惹上伤寒，把他丢入坑内，草草埋了点土就离去。傍晚时分，老梁的妻子到隔离所送饭，左找右寻不见亲人，四处打听才知被拉到红苗谷地了。她和工人弟兄来到坑内，找了半天，才算找到，一摸心脏还在微微跳动，便悄悄拉到野外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经过精心护养，老梁终于拣回了一条命。
日军为了加大煤炭掠夺量，强制工人生产，镇压工人的反抗和斗争，逐步加强了矿警实力，强化"军管理"在富家滩周围架设三道电网，在东西山和汾河南北各出入要地设立了岗楼，在矿区设立了特务机构、监狱、烧人场。在工人中派进了通晓中国话的日军便衣特务；制定了《劳工条例》，规定："聚众私议，煽惑民心者，送交矿警队查处；私通八路，有意肇事者，提交**队查处；有意装病不上工者，不予食；违抗工头指令，怠慢误工者，打……"；强化了把头制，在大把头下增设二把头和监工，实行分班治理，监管劳动。只要工人稍有不满和异常言行举动，就严刑拷打、杀害，或押送灵石"红部"处决。
1941年秋天，有37名工人因不堪忍受日军的剥削压榨，奋起反抗，被日军特别警备队押到大营盘监狱，遭酷刑而死。1942年夏，矿工王毛国因病不能上工，日军把头以"有意装病，违抗指令"，拖到河西烧人场，架上木柴，倒上汽油，活活烧死。同年秋天，有三名矿工因不堪虐待，结伴出逃，一眼桥被矿警队发现后枪杀。
1942年，晋东南闹灾荒，农民车鸿喜被招工把头骗到矿上挖煤，不到两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能下炕进坑，便被日军把头活活扔进了红苗谷地"万人坑"。半年后，他哥哥车双喜来矿上找弟弟，得知弟弟惨死，痛不欲生，去找把头算帐，反被把头抓起当了劳工，不久也惨死在井下。哥俩死后，其父车黑旦满怀深仇大恨，到矿上向工人们揭露日军的暴行，日军以煽动民心，有意肇事为罪名，要对其下毒手，车黑旦在众工人的帮助下，连夜逃走，在西山不幸触电网而死。
1944年，在富家滩开饭店的玉成村人郭狗半，因抗日嫌疑，被特别警备队抓起装进麻袋，送回灵石"红部"用刺刀杀死。有一对夫妻，因白天吵嘴，晚上睡觉时女人说了句："滚开吧"，不料被日军便衣特务听到，第二天就被以"共谋抗日"的罪名双双杀头。1945年6月，新招工人王三喜上班钟响了以后，走的稍慢了一些，惹恼了日军把头，便对他边走边打，打昏在地拉起来又打，直到活活打死，又拖着他的尸体，向其他新工人示众威吓。从"万人坑"掘出的死难矿工的遗骨，有的头骨上有明显的枪眼和铁器打击裂痕，足可见日军的凶残。
日军为了盘剥工人，麻痹工人的反抗，维护他们的统治，又以"恢复劳工精神"、"开阔劳工生活"为名，在矿区开设了大烟馆、赌博场和慰安院，使不少工人误入歧途，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
从1938年2月至l945年8月，日军掠夺煤炭l030600吨。富家滩煤矿先后有12000余名工人惨死于日军"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和屠刀之下，形成了红苗谷地、东山、南头三个"万人坑"。
富家滩矿是上世纪60年代全省闻名的先进典型，这一信息从《山西日报》当年关于煤炭行业的报道中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9月到1965年2月，《山西日报》刊登有关富家滩矿的报道共有20余篇，其中有头版头条配发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有四篇，整版经验性报道一篇。由于数量甚多，不便一一列举，只能选择比较重要的介绍如下：1962年2月12日《山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牛成德采写的题为《发动群众全面调整开拓掘进回采关系富家滩煤矿生产形势越来越好》的报道，同时配发《编者的话》300余字和记者赵德苏所摄的该矿青采队队长许锁儿井下工作的照片。1962年5月19日《山西日报》在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吴象、陈墨章、张一文三人采写的题为《不止是找到了一把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钥匙——富家滩煤矿发动群众进行“五定五保”工作的经验介绍》的报道，并在头版配发社论，文前还配发了一幅记者赵德苏所摄的该矿采煤一队溜子工李法云精心爱护工具的照片。1962年7月3日《山西日报》二版头条刊登了岳来喜采写的题为《提高技术改进操作 正规循环 安全生产富家滩煤矿企业管理工作继续改进》的报道。1962年11月23日《山西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岳来喜、牛成德采写的题为《从多方面为工人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富家滩煤矿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发展》的报道。1963年3月28日《山西日报》头版刊登了杨维恭、牛成德、岳来喜采写的题为《树标兵表扬全勤模范巧安排职工轮休探亲富家滩煤矿工人出勤率稳步上升》的报道，配发了编者按。只隔了不到两个月，5月22日《山西日报》又在头版刊登了杨维恭、岳来喜采写的题为《多争一分钟工时增产十公斤煤炭富家滩煤矿劳动生产率节节上升》的报道。1964年2月18日《山西日报》再次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记者高峰、张一文采写的报道，题为《破自满情绪振革命精神 促比学赶帮 富家滩矿四次取经始得真宝学赶石圪节矿热潮方兴未艾》，同时配发题为《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的两种方法》的社论。正好在一年之后的1965年2月19日，富家滩矿又出现在《山西日报》头版，这次是童兆林采写的，题为《层层落实任务人人出谋献策 大搞技术革新 减人减料增产富家滩煤矿胜利掀起生产新高潮第一个浪头》，这篇报道也配发了题为《把计划和措施落实》的社论。上述报道的篇幅都在千字以上，不仅被编辑安排在重要位置，而且大多数都配发了社论、评论员文章或编者按，其中由记者采写的占相当比例。
除了《山西日报》之外，《工人日报》也对富家滩煤矿予以关注。1961年12月15日《工人日报》二版头条刊登了由牛成德、岳来喜、孟增国、王学信采写的题为《搞好巷道维修促进煤炭生产汾西富家滩煤矿改进巷道运输生产面貌一新》的报道。1965年2月28日《工人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富家滩矿青年采煤队工人来信，题目是《这笔账不能不算》，信中细算了采煤工作面浮煤丢失的经济账，建议各煤矿的兄弟采煤队重视回收浮煤，同时还发表了煤炭部对回收浮煤工作的意见。
当年富家滩矿成为先进典型，新闻媒体的报道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还是上级领导机关的认可。据《大事记》中记载，1962年1月11日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富家滩煤矿开展“五定五保”运动的经验》，1月20日，省委又在富家滩煤矿召开了全省重点厂矿开展整顿企业群众运动经验交流会。2月2日晋中地委工业部发出《关于在工矿交通企业中学习和推广富家滩煤矿开展“五定五保”群众运动经验的通知》。2月27月至3月6日，山西煤管局在富家滩矿召开了全省重点煤矿整顿企业汇报会，会议重点交流了富家滩矿开展整顿企业群众运动的经验。1963年2月28日，山西省委将《富家滩煤矿一年来开展企业整顿群众运动的总结报告》批转各地、市委、厂矿交通企业、省直属各厅、局党组，要求认真阅读研究富家滩矿的报告，加以推广学习。在1961年和1963年山西省工业企业和“五好”职工表彰大会上，富家滩矿两次获得省级先进企业称号。
1963年6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石圪节煤矿等五个企业被树为工交系统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艰苦奋斗的石圪节矿风》和长篇通讯《石圪节矿风》，高度评价了石圪节矿风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之风，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之风，号召全国各条战线学习和发扬。从此，一个学赶石圪节矿的热潮在全国煤矿展开。作为全省先进企业的富家滩矿，在1963年内先后四次派人到石圪节矿学习取经，通过广泛宣传石圪节矿的经验，展开比先进、找差距活动。他们把学习石圪节经验与总结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先进经验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富家滩矿学赶石圪节矿的做法得到《山西日报》的高度重视，派出记者采访报道并在头版头条刊发，同时还配发社论对富家滩矿的学习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富家滩矿的全省先进企业荣誉一直保持到“文革”开始，就在“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大事记》有一条目记载：山西省委推荐汾西矿务局富家滩煤矿为全省学大庆先进单位。这次省级表彰活动由于“文革”风暴的到来而取消，导致富家滩矿少获得一项荣誉称号。“文革”期间的1973年7月1日，《山西日报》二版在总题目为《我省一批厂矿提前完成上半年计划》的一组简讯中，把富家滩煤矿作为头条，报道了这个矿发动群众，挖掘潜力，做到了减人增产，提前完成了上半年原煤生产和掘进计划。这大概是富家滩矿最后一次在《山西日报》出现，此时富家滩矿已经由于资源枯竭而逐渐缩小生产规模，直到1978年1月经煤炭部批准正式宣布矿井报废，管理机构撤销后改称留守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