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衣处处催刀尺
一夜征人尽望乡
————由边塞诗看府兵制度
内容提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年代,唐代的文化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边塞诗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而同时,边塞诗歌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兵制的一种形式即府兵制的一些特点。本文就是从边塞诗入手,一窥府兵制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唐代 边塞诗 府兵制 发展
第一部分:边塞诗歌
一、边塞诗的产生
边塞诗的源头,向上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边塞诗作品内容就相当丰富了(如《小雅出车》《六月》等)。唐朝的边塞诗发展到了顶峰,仅就其数量来说,就有近2000首,达到了各代边塞诗数量的总和。
隋唐以来的一百几十年中,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疆土的扩大,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边塞生活渐渐关心,对边塞知识也丰富了,他们对边塞不仅不感到那么荒凉可怕,而且还感到新奇。一部分仕途上失意的文人,更是萌发了“男儿何不带吴钩”的梦想,把立功边塞当作求取功名的新出路。此外,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其与周边兄弟民族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当时,唐朝周围主要的少数民族有:羌、突厥、回鹘、吐蕃、匈奴等。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更使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流融合,这些都是边塞诗在唐朝盛极一时的原因。
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诗风是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他们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怀土思家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
二、唐代边塞诗的国家观念
冯友兰先生认为:“从孔子时代起,一般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所以“秦朝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一直在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之下生活,只有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在唐诗中,不管是边塞诗还是在安史之乱时写成的诗歌都反映出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如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广为流传的边塞佳作无处不透露出自古以来戍边将士们捍卫祖国边疆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再看杜甫在安史之乱时写成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以及在叛乱即将结束时写成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都鲜明的表达了作者对于叛乱的深刻仇恨和对祖国统一,恢复和平的强烈渴望。另外,唐人的可爱之处还在于他们在思想与行动中往往把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统一,征战四方,为国效力联系在一起,就如杨炯的《从军行》所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特别是全诗最后一句,一语道破作者的心境:宁可冒着生命危险血战沙场,作一名卑微的军官,也比安全的躲在书斋当中舞文弄墨要好的多。这都是唐人报国赤诚,维护神圣领土精神的表现。
三、边塞诗代表诗人
唐朝的著名诗人大都写过边塞诗,其内容丰富深刻,体裁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唐朝的边塞诗作,就其美学上来说,其主导特征是壮美,阳刚之美,令人感到一种极为向上的生命力,体现了唐朝当时泱泱大国的雄浑的民族精神
1、高适(702--765)的诗风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在描写边塞的战斗生活时,他侧重于表现战斗的激烈、艰苦和对士卒的同情,例如在《燕歌行》中,他就将沙漠的荒凉环境,激烈的战斗气氛,士兵的复杂心态等的思想内容融为一体,形成了雄厚豪健、悲壮浑朴的艺术风格。他的一些赠别诗,如《别董大》、《别韦参军》也具有他的边塞诗豪迈动人的气概。
2、岑参(715--770)的诗气势宏伟、想象丰富、色彩绚丽、热情澎湃。与高适不同的是,他更多地描绘了边塞奇丽多姿的生活。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是岑参边塞诗的基调。《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他的三篇代表作。最后一篇尤为突出,他竟用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北国八月飞雪之美,使荒蛮雪封之地顿时春意盎然。天气的寒冷,依依的离情别意,悠悠的思乡愁绪,在诗人的笔下都着染了奇丽豪迈、浪漫乐观的奇情异彩。除此之外,岑参还有不少描写边塞奇景风俗的诗作,如《火山云歌送别》、《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首秋轮台》、《玉门关盖将军歌》等,这些作品更增添了岑参边塞诗浪漫多姿的艺术丰采。宽和的民族观念与神圣的领土意识。
3、王昌龄(约698—757),字少伯,长安人。开元十五年进士,二十二年中宏词科。初补秘书郎,调犯水尉,谪岭南。后任江宁丞,又因事贬龙标尉,世称王江宁、王龙标。后弃官隐居江夏,安史乱后为刺史闾丘晓所杀,结局很悲惨。他的边塞诗,大部分都是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爱国立功和思念家乡的心情。诗体多用易于入乐的七绝。和高、岑多用七言古诗不同。如《代扶风主人答》写一个战士垂老还家的痛苦,情节颇似鲍照的《代东武吟》。其中“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尤其为人所称道。
4、李颀(生卒年不详),东川(四川三台)人。开元十三年进士,曾任新乡尉。久未迁调,归东川别业过炼丹求仙的隐居生活。高适、王昌龄、王维、崔颢都是他的朋友。 他的诗内容也比较多方面,边塞诗虽不很多,但成就却最为突出。《古意》一首说: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诗里写少年英勇豪侠,渴望立功的气概,虎虎如生。结尾听歌落泪的描写,在悲伤之中仍不失豪侠浪漫的气息。诗风在豪壮中略带苍凉。《古从军行》一篇,更是他边塞诗中的杰出代表作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诗题是《古从军行》,诗中“玉门被遮”、“公主琵琶”、“蒲萄入汉”的故事,都出自《史记·大宛列传》,诗人显然是用托古讽今的手法来反映现实。诗中不仅对胡汉双方士兵怨恨战争的心情有真切的描绘,而且还尖锐地提出了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战争对谁有利的问题。结尾两句,尤其写得警辟深刻,动人心弦。这首诗思想的深刻、感情的沉痛、章法的整饬、音韵的宛转,都有近似高适之处。
第二部分:府兵制度
一、府兵制度的产生
府兵制是我国古代兵制之一。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建于大统年间(535~551),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停废,历时约二百年。
从隋朝建立至唐初武德、贞观之际,创建于西魏、北周时代的府兵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西北关陇一隅推广到全国广大地区,兵农合一,亦兵亦农,构成了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军威远播,国势富强,唐人之名,震于世界,可以说是府兵史上的黄金时代。
隋唐之际,府兵制所以能得到充分发展,并非偶然,同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密切攸关,统一局面的出现、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以及均田制、租庸调制的推行等,都为府兵制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隋文帝、唐太宗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进行包括兵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中能够审时度势,适应时代要求,从而促进了府兵制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府乒史上的黄金时代。特别是隋文帝在兵制改革中,根据府兵制发展的趋势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完成了从兵农分离到兵农合一的转变,并采取集军权于中央的措施,对于唐前期府兵制的高度发展影响很深,起了承先后后的作用,正如《新唐书·兵志》所说:“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由此拉开了府兵制黄金时代的帷幕。
《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兵》云:“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利趋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
二、唐太宗改革兵制与府兵制的高度发展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时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长于文韬武略,又能深察时弊,面临当时经过长期征战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调敝的状况,为了振兴国家,巩固封建统治,适应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鉴于隋文帝统治时期改革府兵制的成效,决心加以继承发扬。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制定出进一步发展府兵制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一套周密而完备的府兵制度,训练一支强大的府兵部队,从而把府兵制推向高度发展的极盛时期。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改革兵制,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共三百余州。贞观十年,下令仿照隋朝鹰扬府和唐初十二道府兵建制,于全国各地设置折冲府,“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
唐朝继承隋制,集兵权于中央,在中央设十六卫,唐朝继承隋朝以卫统府的政策,如《新唐书·兵志》所说:“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统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隶东宫内率。”
府兵的职责:府兵的任务,最主要的一项是到京城宿卫,多由距京城较近的关内、河南、河东诸道府兵担任,这几道府兵兵额已占全国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职责除宿卫宫禁外,还充当诸王府、各官府及京城警卫巡察等治安之责。二为戍边或留本地服役,则多由距京城较远的陇右、剑南、河北、江南、淮南、山南、岭南诸道府兵担任。戍边府兵,系分番轮驻,玄宗天宝年间以前,戍边的边防军有军、守捉、城、镇之别。留本地服役,则以从事警备及其他治安事务为主。另外,戍边的边防军有时也采取招募的形式。三为参加征伐,则随军事需要进行征发,没有固定的更番时间。
府兵的编制: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折冲府之下,二百人为团,上府辖六团,中府辖五团,下府辖四团,团设校尉一人。每团辖二旅,百人为旅,有旅帅一人。每旅辖二队,五十人为队,有队正一人。每队辖五火,十人为火,有火长一人。”
府兵的装备:据《新唐书·兵志》记载:每火“备六驮马”以及“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皆一,甲床,镰二”。每队备“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府兵每人准备“弓一,矢三十,胡禄(载矢器具)、横刀、砺石、大觿(解结锥)、毡帽、毡装、行(裹腿)各一,麦九斗、米二斗,皆自备”。自备物品连同发给的介胄(头盔、铠甲)、戎具(武器)藏于库”。以上各种装备,除自备者外,其余皆由公家发给,平时放在库内,战时发给出征的将士。“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
府兵服役的年限和兵种: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府兵的校阅: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府兵平时散习骑射,每年简校一次,即“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队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刀、匣刃;二通,旗矟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归)其人”。校阅的内容,就是平时训练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平时训练的情况,所以校阅对于训练起了督促的作用。贞观年间,规定定期教习必须严格。太宗曾亲率京师诸卫教习骑射,优者奖励,赐以弓刀绢帛,将帅也记功嘉奖;教习不精者,所属州府折冲都尉受罚,因此将士莫不发奋努力。经过多军训练、校阅,兵强马壮,大唐府兵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劲旅,在疆场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巩固国防起了重大的作用。
府兵的调发与番上:府兵之制,亦兵亦农,无事耕稼,有事出征。调发时,由朝廷下达发兵符契,由地方州刺史和折冲府都尉勘合符契乃发,如《新唐书·兵志》所说:“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不全发)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其调发府兵,多是调到京城宿卫,其次是出征或戍边。由于当时府兵服役多采取轮番方式,所以调发府兵到京师或其他地区服役,称为番上,其情况如《新唐书·兵志》所载:“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即五人一组,互相轮番;或谓五年内轮番十二次,以下类推),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唐六典》则谓:“(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为七番,一千里为八番。”与此大同小异。除上项规定外,又规定:凡府兵出征、戍边,父子兄弟不并发;如身为单丁,祖父母、父母年老多病者,可以免除出征及番上;凡戍守边疆的戍卒,亦由诸州府发遣,每三年一更代。
对府兵的赏罚:对有功的府兵将士,视其功绩大小,分别予以免除赋役、赏赐勋官、爵位的奖励;其战死沙场或工作中以身殉职的,或追赠官爵。遣使吊祭,或赏赐死者家属以官爵金帛。反之,对于违令的府兵将士则严加惩处。如规定:应上番而缺席不到以及假满不归的将士,逾期一日,笞四十;四日者,笞五十;七日杖六十,十日杖七十,十三日杖八十,十六日杖九十,十九日杖一百;二十四日处徒刑一年,二十九日处徒刑一年半,三十日至六十日处徒刑二年。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自西魏文帝大统年间以来将近百年之久的府兵制于是臻于完备。在这种与均田制紧密结合的征兵制下,广大农民亦兵亦农,能文能武,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了国防建设;而且在这种“寓兵于农”的兵制下,府兵“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既可减少国家的军费支出,又可防止将帅手握重兵专权跋扈的弊病;特别是唐初军府的设置,又是以京城所在的关内地区为中心,中央兵力足以控制全国,收到了内重外轻、如手使臂之效。所有这些,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也是享有成效的。所以改革府兵制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唐朝所以兴盛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部分:边塞诗与府兵制
一、敦煌的发现
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零七年)。甘肃敦煌的秘密正式被揭开,并掀起敦煌学的序幕,这对汉学的贡献毋宁是划时代的。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约三百阕),我们加以检点,不难发现其中含有盛唐时代作品,例如:(1)《凤归云》绿窗独坐,修得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你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磧里,只凭三尺,勇战奸愚。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待公卿回故里,容颜憔悴,彼此何知。(2)《菩萨蛮》香销罗幌堪魂断,唯闻蟋蟀吟相伴。每岁送征衣,到头归不归。千行欹枕泪,恨别添憔悴。罗带旧同心,不曾看至今。这两阕词的内容都在叙述闺怨,字里行间蕴涵着极强烈的念征夫远去的幽怨情绪,与盛唐边塞诗所表现的情调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送征衣”,是府兵制度下的特有现象。唐代府兵制是兵农合一,民无事则耕,有事则战;而当兵所需的衣食完全自备。所以每当秋凉之时,自然是“万户捣衣声”了。
二、征人与征衣
在众多的边塞诗中,征人与征衣这两个意象是极为常见的,例如:
鲍君徽:《关山月》
高高秋月明,北照辽阳城。塞迥光初满,风多晕更生。征人望乡思,战马闻鼙惊。朔风悲边草,胡沙暗虏营。霜凝匣中剑,风惫原上旌。早晚谒金阙,不闻刁斗声。
罗隐:《横吹曲辞·陇头水》
借问陇头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自古无长策,况我非深智。何计谢潺湲,一宵空不寐。
张籍:《横吹曲辞·出塞》
秋塞雪初下,将军远出师。分营长记火,放马不收旗。月冷边帐湿,沙昏夜探迟。征人皆白首,谁见灭胡时。
刘济:《横吹曲辞·出塞曲》
将军在重围,音信绝不通。羽书如流星,飞入甘泉宫。倚是并州儿,少年心胆雄。一朝随召募,百战争王公。去年桑干北,今年桑干东。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汗马牧秋月,疲兵卧霜风。仍闻左贤王,更欲图云中。
韦应物:《杂曲歌辞·突厥三台》
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王昌龄:《途中作》
游人愁岁晏,早起遵王畿。坠叶吹未晓,疏林月微微。惊禽栖不定,寒兽相因依。叹此霜露下,复闻鸿雁飞。渺然江南意,惜与中途违。羁旅悲壮发,别离念征衣。永图岂劳止,明节期所归。宁厌楚山曲,无人长掩扉。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们深切的反战情结。可以想见,即使在盛世的大唐,战争也是人民的苦难,永远的泪源。正所谓“寒衣处处催刀尺,一夜征人尽望乡”。
现代诗人徐志摩曾在他的诗作《留别日本》中深情的写道:“……古唐时的健壮常萦我的梦想:那时洛邑的月色,那时长安的阳光;那时蜀道的啼猿,那时巫峡的涛响;更有那哀怨的琵琶,在深夜的浔阳。……”诗人在这里仅仅通过对几首唐诗的具体内容的描绘,便立刻把读者带回了雄浑而秀美的唐朝景致中去了。这便是唐诗的魅力。谁在谈起唐朝时想不到唐人留下的大量、优美的唐诗呢?在那“车辚辚,马萧萧”的大唐盛世,声声边塞曲,唱出了府兵制的兴亡,唱出了时代的强音。
参考书目:
《中国文学史》第二册,游国恩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唐宋词选——跨出诗的边疆》, 符国栋等编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1998
《新唐书》第三册, 中华书局
《徐志摩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唐诗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6章,陈寅恪著 中华书局,1963。
《府兵制度考释》,谷霁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唐五代赋役史草》第五章张泽咸著中华书局,1986
《二十世纪唐研究》,李斌城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