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丽,一个荒谬想法让我嫁给顾长卫 蒋雯丽顾长卫离婚

蒋雯丽并不美,而是好看。美是凛然的东西,有拒绝的意思,还有打击的意思;好看却是温和,厚道的,还有一点善解的。蒋雯丽的“好看”,让人舒服,让人亲切,透着知性和乖巧,随性得坐在你面前,说起家长里短。

一,这个过份安静的婴儿,长大些,仍旧沉默,喜欢自己和自己玩儿

蒋雯丽从小就有些与众不同。一起呆在哺乳室里的许多婴孩,都哭着闹着吃喝拉撒,只有她,睁着一双清亮的大眼睛,安静得望着窗外的天空和树叶,宁静脱俗的表情,像个小诗人,看着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感动得忘了要说的诗句。

这个过分安静的婴儿,再大些,仍旧沉默,喜欢自己和自己玩儿,喜欢把快乐和忧愁藏在心里。那时候,她住在姥爷家,像姥爷的“小尾巴”,跟进跟出不离姥爷左右。姥爷家独门独户的小院儿里,种着满院的花,从春到秋,花们你开我谢,绚烂至极,这热闹一直延续到深秋里的最后一朵菊花。花丛中,还有两缸金鱼,伴着这一老一小,悠哉游哉的过着日子。姥爷好客,每有客来,不亦乐乎,沽酒买肉,花前月下与客人把酒而谈,总算为平日里安静的小院添了些跃动的声色。

蒋雯丽的童年,便是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似的小院里度过的。她跟姥爷一起去河沟里捞鱼虫,看着大肚子的金鱼甩下一群小鱼苗,再看着小鱼苗一天天长大,蒋雯丽也长成了大姑娘,知道跟二姐争漂亮衣服穿了。

要说漂亮,蒋雯丽比不过二姐,人人都夸二姐漂亮,像个洋娃娃,轮到评价蒋雯丽了,就成了“这丫头真乖”。蒋雯丽曾经嫉妒二姐,灰心得把漂亮衣服扔到一边,觉得再怎么打扮也追不上二姐了。

可是当姥爷告诉她:“外表的美是暂时的,内心的美才是永恒的。心灵美,你就会越长越美。”她就又来了精神,急不可待得问姥爷:“怎么才能够心灵美呢?”

“你要做好事就会心灵美。”姥爷乐呵呵得,一语道出“秘诀”。

为着这美丽计划,本就同情弱小的蒋雯丽,对身边的人更加细心体贴,观察着周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帮助对象。隔壁张奶奶是位小脚的孤寡老人,没办法提水,她就去帮张奶奶提水;院里一个女孩,爸爸死了,妈妈得了精神病,孤苦无依没人管教,经常被院里小孩欺负,她就对这女孩特别好,处处维护她,还号召其他孩子跟她做朋友。

附近有个瘸腿的老人,每周会在固定的某一天,挨家挨户敲门乞讨,到了那天,蒋雯丽会把平时买冰棍的零用钱准备好,只等那可怜的老人一敲门,就飞快得打开门,恭敬得把钱交给老人。她对他相敬如宾,从没觉得他是要饭的,就像一家人,很高兴得在一周里的某一天与他重逢。后来老人不来了,她还担心了好久,他是不是病了?死了?

不久,蒋雯丽发现姥爷说得没错儿,当她做了好事,听到别人的夸奖,看到大家眼神里对她的赞许,她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这力量让她有了非凡的自信,觉得自己人见人爱,成了个顶可爱的小姑娘。

这小姑娘不仅可爱,而且能干,这能干甚至远远超出了父亲对她的期待。有一次,姥爷得了丹毒,双腿突然疼得不能走路,且高烧不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可当时家里没别人,只有六七岁大的蒋雯丽。

“我立刻就去最近的卫生所,跟医生说:‘姥爷病了,你们去看一看他吧。’医生到家一看,说需要冰,好给姥爷降温。我就又跑到冰棍厂,去找冰,人家居然把冰给了我。把冰拿回家,我又跑到我妈单位找我妈,告诉她姥爷病了。”

许多年后,蒋雯丽仍记得当年的那次英明之举,那次壮举,不仅令她无比自豪,也令她的父亲大大得吃惊了,这平日安静又沉默的小女儿,在非常时刻怎么会如此冷静又镇定?为了奖励这能干的女儿,父亲带她去了趟南京,那是蒋雯丽第一次出远门。

二,她孤僻而不合群,拒绝参加一切活动,只有一次例外

不是每一条大路都通向罗马,当蒋雯丽还是自来水公司的一名职员时,她以为从自来水公司到戏剧舞台,是太过遥远而永不可及的一条天堑。直到她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通知书时,她才明白:原来真是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想去。

命运的许多时刻,是由一些事一些人创造的。如果不是参加全国文艺汇演,她怎么会遇见那名舞台总监?如果不是那名舞台总监,一本正经得告诉她“你可以去试着考考电影学院”,她怎么会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所专门教人如何演戏的学校呢?那么多的“如果”,让她看见了一扇可以通向另一世界的窗户,虽然当时的她,并不清楚那世界是不是乐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她起码可以从现实中逃亡。

于是,这个不甘于命运的小姑娘,一袭素衣,一张白纸似的站在了电影学院的考场上。那年的小品题目叫《地震》,需要表现对生命的哀痛与绝望,许多人不得要领,无功而返。而蒋雯丽以她特有的对生命的悲悯与敏感,表演得自然而不着痕迹,将对灾难中逝者的哀痛完美得表现出来,获得考官们的一致认同。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蒋雯丽片约不断,处女作电视剧《悬崖百合》,获当年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继而又在电影《离离原上草》中,饰演山区姑娘水秀。她的影视之路开始得顺畅而轻松,成功似乎近在咫尺。然而,蒋雯丽并不这么想,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演戏这一行”。

“那时候,我跟周围的环境完全不融,其他同学都特开朗,风风火火的,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可我特放不开,长期以来习惯了内心活动,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书,思考。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该怎么办,对自己充满了置疑,只好求助于各种哲学书,却越来越困惑。”

困惑而痛苦的蒋雯丽,郁郁寡欢,孤僻而不甚合群,像一颗忧郁的百合,常常一个人读书,写日记,希冀于笔端的倾诉。她甚至从不参加学校舞会、生日聚会等一切人群聚集的活动,然而,只有一次例外。

那个聚会是顾长卫的生日聚会,当顾长卫的助手向她走过来,热情得说:“顾长卫过生日,有个聚会,你去吗?”

彼时的顾长卫,已因拍摄《红高梁》而在影界小有名气,蒋雯丽当然认得,“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样想着,她一改平日想都不想就拒绝的作风,略一迟疑,竟出人意料得答应下来。

她见到他的第一眼,是亲切的,“好像以前就认识”;他见到她,却是惊心的,仿佛心里刮风又下雨。勿庸置疑,蒋雯丽并不让人惊艳,但她却是个有情味的女人,这情味像是墙缝里开出来的花,是稍不留意遗漏的风情,无心插柳的意思。顾长卫看懂了这情味,爱上了这情味,悄悄把它捂到心里,一直惦记着。

这良好的第一面,令两个人心里都对彼此存了个“好”,待到再次在《霸王别姬》剧组里相逢,各自心里的那个“好”,便早已酝酿了七八分熟,走到一起,也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了。

  三,一个看似荒谬的想法,让她嫁给了顾长卫

不停徘徊困惑的蒋雯丽,很快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大典,结束了云里雾里不名来由的忧郁,转而不得不面对另一种现实的威严。

毕业不久,蒋雯丽拍完电影《杏花三月天》,从外景地山西回到北京时,正是深夜,街上行人稀少,偶有几个,也是行色匆匆赶往家中。提着大包的蒋雯丽,望着满街寂寞的路灯,不知该往哪里去,耳边响起潘美辰的歌《我想有个家》,泪不知何时已经流了满脸,在心里她一遍遍唱着“我想要有个家,一个并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毕业后,我在北京没地方住,又没钱租房子,借住在一个朋友家。那时觉得自己特像一个浮瓶,漂来漂去,没有目的地,没有港湾。做演员就像走江湖,今天串到这个码头明天串到那个码头,真希望有个家,心里才会觉得踏实。”

想要有个家,先要把自己嫁掉,嫁给谁呢?蒋雯丽当然不会嫁绣花枕头一样的毛头小伙儿,她要嫁自己崇拜的男人,他要像爱人,像兄长,像老师,让她仰视,让她敬重,让她陶醉在他的英明与智慧中。而在蒋雯丽周围,这样的人非顾长卫莫数,他聪明而不外露,踏实又认真,离自己的要求最接近。于是,她嫁给了顾长卫。

“原来学校是你的归宿,你去拍戏,回来有宿舍的床,毕业后,宿舍没有了,去哪儿住呀?这是我早婚的原因。现在想想都觉得可笑,但当时真是这么想的。”婚后多年,蒋雯丽如是说,坦诚得可爱。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一个看似荒谬的想法,便可以改变一生,蒋雯丽不敢想像自己只身闯荡江湖的孤苦。那时的她,当然可以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找个有房的男朋友同居,可如果那样,怎么跟妈妈交代?这对她,实在是天大的事情,完全不能启齿的。

蒋雯丽,一个荒谬想法让我嫁给顾长卫 蒋雯丽顾长卫离婚

也许决定一个人的将来的,正是很多微不足道的细节。现在看来,人生实在有许多种可能性,不是只有结婚这一条路可走的。然而,每个人只能有一种结果,这结果与性格有关,与生长背景有关,与生命里的基因密码有关,于是万水归海,造就了一个看似荒谬实为合理结果。

蒋雯丽有时也会跟妈妈开玩笑:“要不是你,我也不会那么早结婚。”然而,玩笑归玩笑,她自己当然知道,结婚早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不结婚当然会有另外一种人生道路,可是焉知道那“另外一种”人生就比现在的日子幸福?

《霸王别姬》之后,他们再没合作过,却开始了一场属于他们共同的永不闭幕的人生大戏。

蒋雯丽是浪漫而细腻的女人,内心自有一个完美而丰富的世界,她重视形式,重视细节,重视一切人生中应该拥有的美好回忆。就像顾长卫说的,“她是丰富多彩的,对于我来说,她永远是个惊喜。”

这惊喜,顾长卫已领略多次。那次,蒋雯丽在珠海拍戏,原本计划元月一号回京,机票都买了,却突然想提前一天回京,便想尽各种办法,千辛万苦辗转着,从深圳坐了当晚的最后一班飞机回京。折腾半天,只为了给顾长卫一个惊喜。还有一次,顾长卫过生日,她瞒着他,悄悄策划了生日聚会,当一切就绪,突然打出一束光,蒋雯丽出现了,拉着小提琴,穿着晚礼服,从天而降。

可以想像顾长卫张大嘴巴的惊奇和狂喜,更可以想像蒋雯丽“计谋得逞”时的开心与得意,整天忙得不知今昔何昔的顾长卫,看着顽皮又可爱的妻子,发誓要努力记住妻子的生日,认真得把那个特别的日子输到手机里,但谁能保证手机不丢呢?

有一年,蒋雯丽过生日,在电话旁傻等一天,盼望顾长卫能打来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终于等到电话来,他却在那头云山雾罩说了半天,却半句与“主题”无关,无奈之下,蒋雯丽只好慢慢启发,可绕来绕去,他却最终没能切入“正题”。颓丧又伤心得放下电话,她的泪已经呼之欲出,便端起相机,拍下一张自己眼泪汪汪的照片,寄给他,告诉他照片上的日期就是自己的生日。

婚姻中不是没有遗憾,就像几近完美的玉上长有瑕疵,他们至今没有拍过结婚照。蒋雯丽一直计划着去欧洲乡下的某个小教堂,穿上洁白婚纱,拍一套浪漫又古典的结婚照,可那愿望至今也没实现,遇到朋友结婚,就会勾她想起此事,旧事重提埋怨上几句,可也仅止于埋怨,大部分时间,她仍旧是幸福而知足。

四,在蒋雯丽诸多的人生梦想中,除了演戏,还有一幅幸福家庭的美好蓝图

婚后的蒋雯丽,虽说在1992年拍了电视剧《牵手》,但由于《牵手》到1999年才播出,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蒋雯丽默默无闻,事业上冷清又寂寞,内心充满无数矛盾与痛苦。

“想想自己也不比别人差呀,为什么总是没机会呢?倒不是看重名利,而是因为不被大家认可而苦闷。”

这苦衷,虽说不是什么大苦衷,倒也牵丝攀藤,苦在肚里。那些日子,蒋雯丽记忆犹新。当她对早已易职的北影同学倾诉无为的苦闷时,同学反问她:“你对演戏还有幻想呢?”这一问,蒋雯丽心里一惊,是啊,毕业数年,许多同学都意冷心灰改了行,只有自己还在坚持。

电影真像是一个梦啊!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了,好象是在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离离原上草》时,她站在海边礁石上,远远的看一群人忙碌,熙攘着走来走去,灯光亮着,无遮无拦,像是十几个太阳相交地升起,光芒刺眼,而周围却是漆黑一片。她觉得真是在造梦啊,一群人在做着同一个梦。

她觉得那梦离自己越来越远,像海上仙岛一样飘渺了。于是,她随夫去了美国,一走就是五年。那时候,她已因出演《霸王别姬》中的豆子妈而暂露头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的离开,非同寻凡,也许意味着永久的离开。

“我不知道前途会怎样,那时候突然离开,我知道对事业非常不利。但我觉得丈夫去哪儿,我就应该去哪儿。”

女人的心,跟着身体走,她的爱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在美国的日子,蒋雯丽每天学英语,做饭,收拾家,到处闲逛,日子过得轻松而自在。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长久以来,蒋雯丽内心受着煎熬,在“是否继续演戏”这个问题上游移徘徊,左右摇摆,而当她远离电影,她忽然发现,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拍电影。当她回国接拍电影《木帮》时,在外景地长白山,她写道:“在我人生的诸多梦想中,演戏是最璀璨的一枝。”

在蒋雯丽诸多的人生梦想中,除了演戏,还有一幅幸福家庭的美好蓝图。“我经常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孩子爸带着孩子骑马去了,我在家里为他们烙饼,腰像水桶一样粗。饼烙好以后,我大喊一声:吃饭了!他们骑着马就回来了……想到这些,我常常忍不住偷笑,仿佛看到了那个炊烟下的牧歌年代,觉得很温暖很美好……”

褪去明星的外衣,蒋雯丽更愿意做一个幸福知足的母亲。她3岁的小儿子和和,脑门长得像妈妈,特大;没事总爱笑,像爸爸,聪明又可爱,带给她戏剧之外,无以伦比的快乐与欢欣。

“有了孩子的家才更像一个家。每次回家听到儿子的叫声,我心里美得就像开了花。我出门之前,他正拿着把汤勺当麦克风,站在沙发上,可着嗓子唱歌。这样多好,一副张扬而没有禁忌的个性,哪像我们小时候,许多禁忌,许多事情不被允许,长大的过程就是受束缚的过程。”慨叹之余,蒋雯丽充满对和和的羡慕,恨不得重新活过,再做一次小孩子。

生育的经历,更像是教育,令蒋雯丽改变了许多。“儿子教会了我撒娇儿,他一不满意,就皱起小眉头,故作忧郁委屈状说:‘我哭了,我伤心了。’我都不会这些,从前我难过受委屈时,都自己忍着,装坚强,可他不,哇就哭了。这多好呀,活着就是这么件自然而放松的事情。” 

为了多些时间陪儿子,她刻意减少了工作量,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全心享受生活的点滴快乐。晚上哄儿子睡觉的时候,她给他讲自己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她觉得,时间真是件奇妙的东西,那个跟在姥爷身后浇花捉鱼虫的小女孩,转眼间已经长大了,做了母亲,在给自己的儿子讲故事了。

文/陶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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