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陈丹青访谈:国人尚未醒来

原文地址:陈丹青访谈:国人尚未醒来作者:张凤林陈丹青访谈:国人尚未醒来作者:陈丹青 2013-09-03 核心提示:“中国梦”当道的今日,陈丹青却反对时人“动辄中国”,皆因在一个太快的国度里,人的状况并未跟进。陈丹青的忧虑,在于“立人”。陈丹青独家对话凤凰网文化《年代访》,纵论中国人与事。对话人:胡涛我对人品好但平庸的艺术家没兴趣记者:刚才聊天,您也对乌镇人的感情非常深,您说乌镇人都长得好看。陈丹青:我妈妈是浙江人,所以我对乌镇,不是,我对浙江省城、地方我从小就有感情。这里出文人,出生意人,宁波、温州这些地方,都非常会做生意。浙江人非常勤俭,非常好强,非常细腻,然后也很善良,木心有过一句话说善良到可耻,就非常替别人着想,语言里面,这种待客、做事,古风还在,一种区域性格都蛮鲜明的。我喜欢的几个作家,都是浙江人,他有一种浙江性,鲁迅、胡兰成,然后木心,这三个人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喜欢他们的浙江性,因为有一堆浙江的长辈,我的舅公、我的三外公、我的妈妈,他们的行为处事我太了解了,就是打落牙齿和血吞,不愿意抱怨,然后一旦遇到大是大非非常刻薄,非常强硬,非常节省,又很会过日子。记者:我想知道人品、品质在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里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它重要吗?很多人说艺术家只有风流成性,才可能有灵感。但是一旦您的身份转变了,比如说用文字来去做一些启蒙,可能这个东西会显现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公共意识。为什么大家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渴求这么多?陈丹青:我不是这么想,人品,这个话也得说滥掉了,日常生活大家吃了亏了,受了气了,会说这个人品不好怎么样。艺术家是另外一回事情,什么人都可能变成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分两回事情,一个就是他的所谓的人品,要我说就是天分、性格。但让他变成艺术家的不是这个,是他的天才,是才华。你很可能一个阴险狡诈的人,一个甚至内心很多罪恶念头的人,他弄出非常有意思的艺术品来。也有博学的,刚正的,善良的,各种性格都有可能变成艺术家。我不会要求艺术家就首先他要人品要好,如果非要说人品,他去做艺术,他人品已经不错了。做艺术,其实是一场空,你要是没有才能,你要是运气不好,你可能什么机会都没得到,也挣不到钱,贫病而死这样子。我不会要求一个艺术家说是人品第一要好,当然大艺术家,那些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名字,他一定是公正善良的人,但问题是,人群里面公正善良的有的是,但只几个艺术家?我在乎的还是他的天性才华,我不太关心这个人的道德状况,你怎么知道很多艺术品背后这个作家是什么样子,文不一定如其人,人是很复杂很复杂的,尤其对艺术家,你很难说,歌德就说过这样的话,《文学回忆录》引了,他说所有罪恶的念头我都有过,我只是没去做。用道德来评判一个艺术家,反正我不会这样,他们要这样就这样。记者:而且文学还要更加地呈现这些。陈丹青:我跟你说,人性极端复杂,艺术也极端复杂,艺术可贵的就是各种可能性。你比方我遇到木心,同时我也很想遇到其他人,跟木心那么有才能,但性格完全跟木心不一样,做出非常不一样的作品,这才有意思。有些艺术家是非常邪恶的人,但到了艺术里头,这种邪恶你可以欣赏的。好莱坞电影我非常喜欢看,你非常坏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纸牌屋》你看了没有?记者:看了一点点,看了开头。陈丹青:一个很善良的人写不出纸牌屋的,他必须对人性的恶有足够的了解,而这个了解不是来自他人,就在他自己内心。记者:对,人类就是在不断地善恶的过程中去,如果完全没有恶的话……陈丹青:词语很难说清楚艺术,善恶对错什么的。那么多挺好的人,我根本不要看他的作品,平庸透顶,乏味,无聊、概念,空洞,人倒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我对这样的艺术家一点兴趣都没有。外国人不会到哪都说我为祖国骄傲凤凰网文化:包括您还有赖声川,还有李安,都有旅美的背景。您觉得在纽约的这些经历的话,会赋予到我们这些华人艺术家一些什么样的气质?陈丹青:重要的不是旅美的经历,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再老是中国中国,当然我也不喜欢老是世界世界。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强国,然后也已经告别了一个完全孤立的隔离的状况,现代是一个传媒的时代,世界因为传媒已经变得区域和国家的这种隔阂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说。它的距离,不同价值观、制度这绝对还在,但是艺术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重要的是不管哪个国家在演戏,在画画,它里面表达的就是生存经验,就是大家都是人,喜怒哀乐,就这点事,然后找到各种方式来表达。我想,中国终于开始有那么好几代人在国外。此前我们都有个民族情结,他最后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对祖国是什么态度,这个时代应该告别了,有点小气。不要老想着怎么中国中国,一个德国人,一个荷兰人,不会到哪儿都我是一个荷兰人,我为我的荷兰骄傲。这就是木心《文学回忆录》里讲的,就是童年的衣服穿不上了,你别老披在身上。那天我跟黄磊谈话,我有点吃惊。他说我做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的女儿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他还是没过这个关,我客气一点说,这还太浪漫主义。没有人欺负我们国家了,中国人在洋人面前那种低三等九等,这个时代过去了,理所当然我应该出去玩,你们也过来玩。我昨天晚上看到五个法国人就弄成高跷,弄成鬼样子,另外一个世界的像精灵这样子,在乌镇的深夜,就在街上走了一圈,我很感动。因为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高兴,你叫我扮演成一个高跷,忽然出现在西班牙一个小城里面,我会非常兴奋。人家没有这个概念,我是法国来的,我为法国骄傲,没有,他很高兴。我还看到一个男的在水巷当中,不知道是德国人还是哪国人,北欧人,跟个疯子一样,在那儿讲那种根本不通的中文,在演他一个人的戏,完全像个神经病。他很高兴,他在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国家,他可能第一次来,但只要在他面前是人,他就完全就疯掉了。人的天性都是这样的。咱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就是到世界任何国家,放声把我们自己唱惯的那个强调唱出来,然后自己享受。没有,我们总是在想中国,外国,然后文化交流,没有这回事,大家都是人,都无聊,都想找刺激,度过一个比较不无聊的晚上。中国有钱人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聊”记者:人相对有钱了之后,可能需要一种更大的身份认可,或者有一些文化上面的所谓追求,比如买字画附庸风雅。你怎样看待这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陈丹青:你要是认识很多有钱人,你会发现,他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聊,要不他老到会所去干吗?真正不无聊的人是在任何热闹面前,他一个人在他家里面,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非常享受。所有能够在公众场合看到的人,他其实一定无聊,他想办法告诉自己今天晚上我真高兴,这句话背后就是说我太无聊了。有钱有闲的人都是这样的,你年轻人也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不知道这条命怎么办,低层次的就是活下去,高层次的就是他妈我都有了,然后我怎么办。每天要打发过去,每个钟头,然后你忽然发现自己老了,你要死了。记者:现在是否处于一个智识逐渐开启的年代?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在追寻那种内心的文化自觉的东西?陈丹青:我跟你说,人的欲求永远在那儿的,不管什么欲求,性欲求,物质欲求,然后虚荣,然后抵御无聊,抵御死亡恐惧,这个所有时代的人都是一样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就是这个社会提供大量的娱乐,让你生活显得不那么枯燥。再有一个就是更高层次,我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去当艺术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但是很多聪明的人,他会找一种方式,让自己活得更有意思,不一定是艺术,种花、养鱼,或者是做志愿者,或者是到医院里去,种种这些,其实他不完全是出于道德,出于所谓咱们叫做爱。就是他想过得有意思一点。记者:各得其所。陈丹青:太多无聊的生活,上班挣钱,吃饭睡觉,结婚生子,这都是太老一套的事情,一部分是责任,一部分是一个秘密,人类要延续下去,此外你怎么办,你如果不马上死掉,你总得活下去,每天你要过。我不会把它说成是文化需求或者是怎样怎样,这都说大了。凤凰网文化: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况。集权控制让中国人信奉“活下去就好”凤凰网文化: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当时说了一句脏话,然后说中国人最大的信仰就是活下去。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我想说的是,其实在物质上,我们其实已经到了该怎么活的阶段了,您说的这个活下去,是不是还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所指?陈丹青:我这个话当然是有点偏激,不对,说的不好。但是我想指的是,其实是这个政权,这个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控制方式,后现代的控制,后极权的控制方式,它最后让你很低程度的一个感谢,就是我能活下去就好,然后不反抗,不怀疑,承重,然后忍着。所以最后如果你脑子很清楚,你就发现,我他妈不就跟条狗一样,就只剩活下去这件事情,其他我都没有权利。他恢复了你一部分权利,你经商的权利,出国的权利,都可以,问题是你要让它做东,一天到晚他做东,你有想法你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也没用。所以最后你就发现,就像托克维尔那本书一样,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相对民众其实生活好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一点权利,最后发现不行,我这条命不能这么过,我还有其他东西,我要尊严、自由、自主。反而在最糟糕的时候不会有革命,文革不会有革命,全国就是个集中营。所以现在这样是对的,就是各种欲求开始抬头,它有多强烈,它有没有效果,这是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个意识已经抬头了,种种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国家富强了 人却没有醒过来凤凰网文化:高晓松曾经说过一个话,他说现在是一个粗鄙无文的时代,然后前两天有一本杂志,《中国周刊》它的封面标题也叫粗鄙时代。而且还有我一个观察,就是我们拍的电影里面,我还要提到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中国当代的电影,很难让人找到高贵的感觉。就是我可能发现一个很好的题材,但是我无法看到他拍得高贵。甚至某一个高贵的题材在我们这儿会拍得猥琐,更多电影则直接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猥琐。如果这种情况真实存在,谁该为这个所谓的粗鄙的时代去负责?陈丹青:我还是一个老的论点,就是五四完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它启动了一个国家转型和一部分文化转型,但是文化转型原来的方向,就鲁迅早年说的立人,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就是集体性地进入一个现代人格,就是人权,人的自尊。但现在强国的目的达到了,然后国家转型也差不多可以算做到了。但是一个制度转型,然后价值层面的一个确立,反而更远了。所以这个问题会变得很荒谬,一方面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真是崛起的一个大国,经济实力非常强,很有活力。但另一方面,人没有跟进,人的状况没有跟进。就是夸张一点讲,一个政策富强的一个国家,人应该跟这个富强是对应的,文艺复兴远远还没有像今天这种富强,在科技物质层面,可是人醒过来了已经,我们就是人没有醒过来,人的意识没有醒过来,可已经住在非常好的房间里面,太高级的会所,太豪华的消费,但你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内心到底怎么想,那你会很沮丧。我去过这种会所,有钱人会请我去吃饭,有官员也有富商,我不好意思扫他们的兴,一点不好玩,一点不好玩。有酒有女人,然后有封闭起来的,车转好几个弯,全是门卫,要跑进去一大间。会所,所谓会所就是官商勾结之地,附庸风雅,跟艺术家交交朋友,也挺诚心的。人那都是一时之选,都是人精,但是我不觉得他们真的很充实,然后我非常尊应羡慕他们,这人说到这个份上真精彩,一点都没有。因为当然我接触有限了,我非常希望在官员或者富商里头,有很精彩的人在,我相信一定有,我可能没遇到。记者:您的理想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中国来说?陈丹青:我不知道,我见过美国的欧洲的中产阶级,或者是若干真的是有钱的人,大腕儿真的是见过。他们第一给我的印象其实非常有礼貌,非常低调,他们其实很诚实,说的都是实在话,咱们叫不摆谱的,根本不摆谱的,人家都没有想到有什么谱。第二就是你说的所谓高贵,就是你到他们的会所去,你进入他们的社交场合,你不自在是因为我英文不够好,交谈不太可能深入,但我旁观,旁观就觉得,当然他们也没落了,跟他们早先的文脉比,他们也没落了,尤其是欧洲。但跟咱们这儿比,就是一个教养,一个趣味,自然得多,真实得多。他们真的在一个有品质的生活里头。记者: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崛起的这些阶层,还在极力享用这个……陈丹青:太快了,我们没有准备好,没有真正好,另外我们的启蒙是失败的,比较正常的情况是经过五四、清末这些折腾,就是人的观念和价值观应该改变,事实上已经在民国时候,一部分人知识分子或者实业家,其实已经在改变。但是以后就给毁了,给玷污了,等到想回到一个良性的状态,回不去了。年轻人上来了,年轻人的教育又是一个失忆的教育,它不让你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连很近的过去都不让你知道。可年轻人的欲求又特别旺盛,他太好奇了,然后又在一个相对他应该说开放的世界,至少他上网他能看到很多讯息。但问题就会出来,他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他知道的时候,他正在过的生活,他将来可能的命运和这个国家许诺的一个前景都不对称的。革命就是最无耻的人掌权后继续糟蹋记者: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您说,革命的时代和反抗的时代都过去了,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有文化就好。这算是一种智慧的妥协吗?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方式?陈丹青:不,这个是说反话了,第一我真的不希望革命,因为我见到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一群最无耻的人最后上来,然后继续来做革命者痛恨的事情,就奴役别人,利用这个国家,然后糟蹋这个社会,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同意韩寒的“三论”,他看得很清楚。至于反抗,我指的是用革命方式反抗,暴力方式反抗,这个时代真的不但过去了,而且应该过去。事实上反抗,比方说把自己的意志说出来,哪怕很克制的,被控制地说出来,每天都在发生,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利益,所有权,地,然后你不要在这儿建化工厂,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还要时间,还要走很长的过程。中国人太能干了 反而该少做点事情凤凰网文化:现在好像大家也不太谈左和右了,但是可能现在还是新左派跟自由主义还是在辩论当中,然后我们在微博上看到很多的乱象。所谓的公知们的时而聒噪,时而中肯。您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而言,做些实事是不是应该更紧迫,而不是去讨论这些主义或者是倾向?陈丹青:是这样,其实新左派,自由主义我不是很了解,我也不是很关心,我关心的有声音总比没声音好,然后有了声音以后,我关心他说的好不好,我嫌他说得不够好,说得不够迷人。那些新左派,如果你非常会说,你迷得进去的,自由主义也一样,就是他是个叙述策略,你要讲得好,也有人听。但目前总的倾向太学术,太学术一下子你读的人就少了,你能不能像五四那代人,都是大学者,大学问家,那深入浅出,非常平白的语言。记者:应该让木心先生来讲。陈丹青:木心都是用家常话在讲宗教,讲哲学。至于公知也好,所谓代表社会良知,代表在思考的这代人,这群人,当然总是会有这个批评,就是你们空口说白话,你们做了什么,来一点什么可行的事,做事情,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很多事是不可以做的,你想做就做了,不可以的。连文章发表都不可以发表,都屏蔽,说话都是问题,说话也是在做事,说话这件事情本身就太多太多限制,而且越来越严,你教我怎么做事。可是另一方面,事情又做得太多了,良性地来说,很多建设,比方中国的高速公路,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国的高速公路,我在其他先进国家没见过这么好的公路,四通八达,有时候就空的,根本没有车,它已经造好了。再有一个就是做事的能量,中国太大了,你要知道里头许多是罪恶滔天的事情,都给它做成了,王八蛋工程太多了,整座空城造了好几座,多少钱,有什么用,一拍脑袋就做了。我倒想少做点事情,中国人太能干了,想好了再做。乌镇就是想好了再做,看着情况一步一步做,你别以为西栅东栅这么小的地方,他都做满了,没有,向宏很有眼光,很多地还留着,很多项目想搀和进来,人多了,他都说慢慢来,慢慢来,留有余地。他很沉得住气。记者: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太快了。陈丹青:太快了,这是难怪,因为落后,落后着急,这一路过来一百年,都是着急,现在已经江山初定,一个很现代工业国家,一个强国,差不多他们的说法打造成功了,慢慢来。在台湾我可能是左翼 说不定被枪毙凤凰网文化:您跟政府的这种关系,您个人怎么认定?陈丹青:我想我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可能也许会在审查我的言论,在注视,我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这不是我能知道的事情。但我偶尔会遇到政府官员,很多官员都是我的同学或者我的同辈,都客客气气这样的。哎呀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咱们中国人太世故的一个民族,见了面都嘻嘻哈哈,明天他逮捕我,今天还是嘻嘻哈哈。记者:你的言论有没有被限制过?陈丹青:反正我回国13年了,越管越紧,我也越来越不愿意说话,没有必要。但是我发现,我就最后可能被这个社会制服了,就是我决定比较管一下自己的嘴,因为我知道讲一点用都没有,我从来不相信我讲话有用,我也没有讲多少话,而真正要说的话,也根本没有说。这已经好像变成了一个说话的角儿了,很难为情的一件事情,这叫什么说话?记者:您想真正说的话是指?陈丹青:真正说话就是言论自由,咱别看远的,咱就看台湾就行,那就叫真正说话,说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情。你立刻可以就一件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大声说出来,不可能,想都别想。记者:设想一下,如果您现在生活在台湾,您会不会还保持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的这种本性?陈丹青: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然后我在批判,从来没有想到。我就是这个脾气就是这个样子,见到事情忍不住就说出来了就,有些事情都没过大脑就说出来了。记者:在哪里都一样?比如在台湾。陈丹青:都一样,就性格,搞不好给枪毙掉了都难说,我很可能是一个左翼。所以我同情民国时候的左翼,就是他必须是在一个不是执政党,然后在在野的,他必须是这样。现在的左翼我不是很佩服,因为他都在体制内,大部分都在体制内,他是安全的,我不喜欢安全的慷慨激昂,但我自己也在这个情况当中。所以我现在比较倾向少谈时政,接近不谈,但问题什么叫时政?所有事情都牵扯到时政。戏剧节、乌镇、木心,哪件事情不牵扯到时政,牵扯到一个大的情况,而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莫言获奖是诺奖委员会识时务之举记者:您2008年接受我们节目采访的时候,您说我们中国会出诺贝尔奖得主,但是不会出大师了。那么您是否可以谈谈莫言获奖?陈丹青:莫言这个事情,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第一我知道会很多人出来说话,各自说出了一部分有意思的话,第二凡是对这种事情我感兴趣的不是莫言这个作者,而且我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我感兴趣的不是一个中国人得奖,我感兴趣的诺贝尔这样一个委员会,办了将近一百年还是一百多年我不知道。就是过去八、九十年给这个,给那个,不给中国,但今天他们终于,我不知道是妥协也好,策略也好,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事,就是我们得给中国一个脸,现在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真实的看法。因为我没有读过莫言的东西,我不能评价他的作品。而从礼貌来说,一个人如果得到这样的奖,反正我的性格倒不会去再说什么话,我只回答过一句就是祝贺他得奖,就是完全是一个礼貌行为。记者:可是这件事最好玩的地方可能还不在于他得奖本身,在于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的这种反应。陈丹青:这个事情在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就是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存在,因为改革开放这个存在已经你不能装作没看见了,所以这个世界不断地在调整对中国的态度,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然后终于轮到文艺方面。所以我们给一个高行健,他是一个折中的选择,他是中国人,但他人住在法国,用法语写作。那我想可能还会有一次,就是给本土的中国作家,那么十多年后这个时刻到来了。正是这十多年,中国变得已经非常庞大了,你绕不过它了,所以在各个领域,西方也要有所表示。我觉得这是西方无论从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去评价它,这是西方所谓识时务者,这个时务你认同不认同是一回事情,但是这是时务,你得识,就是这样,我发现瑞典这帮哥们儿根本就是打算识这个时务。记者:其实这个时务未必完全是莫言本人,是背后的这个。陈丹青:他们当然会永远强调,我们出于文学的考虑,也好,我知道他们现在选择这种话语,他们没有以前会说话了。如果韩寒被代笔 我连他爸爸一起喜欢凤凰网文化:去年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都了解,就是方舟子跟韩寒的论战。您当年很认可韩寒,到现在大家有这样的质疑,您怎么看?陈丹青:跟你说,我真的不应该被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对变成公共事件的事件,我都不太关心,而且也没有想到有什么要说的。我去年在一个大学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说你对方舟子和韩寒,包括前一阵什么汪晖抄袭怎么看,其实我都不太关心。我看到的一个信号是我们没有真的新闻,一个是没有真的新闻,另外一个我们真正希望议论他们,质疑他们的人,我们不可以质疑,即便质疑了,立刻被屏蔽。那么可以晾在一个被大家指手划脚的这么一个广场上的人,就剩下类似像韩寒、方舟子或者像学者这样。伤他们没关系的,他们互相伤害更有戏看,所以我在后面的是我们没有真的新闻。可是一个社会永远是饥饿的,就是要八卦,无论是高级八卦还是低级八卦,你得填满它,你得共赢,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当然我非常喜欢韩寒,我一点不关心他抄袭不抄袭,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抄袭。如果有一天说这个文章是他爸爸写的,我连他爸爸一起喜欢。很好,那么好的文章,你写写看,然后你想有这么多粉丝吗?你就试试看。凤凰网文化:老百姓一般会觉得我们被剥夺了我们的很多知情权,所以可能会愿意相信有一些人,他去认为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陈丹青:对,他也得知道剥夺知情权的后果,不是你不知情,不是你对知情这件事情,哪天你知道了一点情,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反应或者你过度反应,在一个知情权被保障的一个文明里头,人对知情不会过度反应,就是这样。凤凰网文化: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这些,比如说有一些考据派,他们这些行动的话,会不会造成新的误导,就是说我为了求真或者求一个真相,然后会传达一些其它的信息,这不是另外一种文化形式?陈丹青:我们所有媒体都在误导,你不想误导你也在误导,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不是一个诚实的空间,不是公正的空间,所以你随便说什么话,哪怕说很公正的话,你仍然在误导,更不要你在说一些伪新闻或者伪道德,一定在被误导。所以我比较沮丧的是在这么一个言论空间,一个讯息网络当中,我们不是完全无知,我们甚至知道很多情况,但是我们失去一个良性的态度。就是一个情况发生,你很自然地会调整你跟这个情况的关系,你在面对情况说话的时候,其实也在调整你自己,我对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看,误导就发生在这里。所以重要的不是这件事情是什么,谁是这个丑闻的主角,而是你跟这个事情的关系一直在被误导,所以很多人会幸灾乐祸或者甚至是乱骂,会很激愤或者是很冷漠种种,这些都不太对,太介入、太冷漠,我都不喜欢,我觉得应该……凤凰网文化:超然一点?陈丹青:倒不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可能也慢慢变成一个,不是慢慢变成,我就是一个在被误导的链条上面的一环。我可能现在就是已经被误导的情况,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任何公共事件,我连陪审团都没有去参加过,我也没有参加过选举,我其实是一个不够格的公民在那儿,公众义务我都没有尽到,但是我一直挺坦言的,就是知道,但是看一下,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在这儿,你觉得你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该干嘛,或者你用不着干嘛,这样的,这就是网络为什么这么多流言,我们很少看到,你欣赏的不是他说出来的话,而是他说这个话的那个position,他的位置,他的态度很好,有的很少很少,大部分人我觉得反应都是看热闹或者太激愤、幸灾乐祸这些,我关心的不是八卦主角,我关心的是围观的人。

陈丹青访谈录时间:2005-3-2717:04:52 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佚名 
[转载]陈丹青访谈:国人尚未醒来
郏宝雄:您好,我是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多年前,您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攻读研究生时,我正在该院雕塑系进修,有幸观看过您的一些作品,其中包括您的毕业作品《西藏组画》。在老美院的“U”字型教学楼中,咱们曾擦肩而过。陈丹青:那时我还没有去国外吧?这样算来,那咱们还是同学。郏宝雄:我大学是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上的,毕业后留校任教,继而学院派我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陈丹青:哦,我想起来了;当时,曾经有一大帮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学生,到北京实习考察时,来中央美术学院与你交流。你的提问单我已看了一遍,我喜欢你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虽然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可能有些繁琐,但是我非常需要这些问题。因为我回国这么多次,发现几乎在所有美术院校的同行中,都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它很正点。郏宝雄: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都浏览了一遍,是不是可以在前面一部分多谈一点。在日常饮食上,您的父母都是用筷子的,而您的子女,甚至包括您,现在都不用筷子,而用西方的刀叉等餐具,在这方面至少已经是类西方的。您能谈谈其中的文化差异吗?陈丹青:对,你说的是事实。在筷子文化与刀叉文化中,我的父母与我以及我的子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我的父母一生中,都是用筷子来完成一日三餐,他们所受的教育也是这种筷子文化。这可从我的祖父谈起。我的祖父是黄埔军校的第七任军官,后来,他当了国民党的宪兵队长。当时,他比较年轻。从黄埔军校毕业时,正是1927年,赶上了国民党北伐结束,但没有赶上打仗。当了几年的宪兵以后,日本人侵入了中国。我的祖父,在长沙一带也和日本人战争过,捍卫过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现在说起来应是国民党将领了,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也算是民族英雄。我的祖父生于1905年,在他四十一二岁的时候,便去台湾了。但我的父亲并没有去台湾,他十八九岁时考上了上海海关学校,当时的海关学校在上海是算较大的学校。上学时,他也参加了学生运动,反内战时,国家将他分配到财政局。他要求进步,也要求入党。但是毕业以后,他学的专业虽是海关,但当时的海关是由美国人来控制的,所以他也就进不了海关。或许是海关与产品有关系,于是,他就分配到税务局。他在税务局职业算是内勤,我父亲喜欢文艺,其实他是学唱歌,唱低音。但那时候,唱歌不是一个事业,然后,就去税务局,税务局和海关其实也毫不相关。他要求进步,但是进步无门,老是被别人挡着。我的父母都是右派,我的父亲叫陈壮志。1957年,那时我的父亲才28岁,便成了右派,而且是上海税务系统里最大的右派,在《文化报》点名刊登,在上海的宣传窗里受批评。他曾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当时,我父亲本人还不知道,坐在那里,大家站起来,很客气地批评他的思想。但是到了文革就不是如此了,不过他是二类右派,二类右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类为有才之士,在工分上,一类右派减到15分,而二类右派减到30多分。我父亲整整拿了20年。我小时候家里就很穷,一直到1977年,整整二十年后,我父亲才被摘去右派的帽子。我的母亲祖籍广东,出生于浙江杭州,外祖父是国民党军人,1950年被枪毙,这对我的母亲影响较大。我的母亲也是积极争取进步的。1935年抗战时,她还是属于小姑娘,没想到国内革命战争时,已经成为进步青年了。1953年我出生,而到了1958年,我母亲被定为右派。我母亲虽是一个小职员,但她了解历史,所以对这种情形,也就觉得司空见惯。当成右派,工资减下去了,一下就穷了。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自尊的人,最困难、不开心的事都不让人知道。我受她的影响很深。后来我虽然去了美国,但是我骨子里面流的还是中国人的血液,再说,我的青年时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教育、生活等都是中国式的,也即是筷子文化的产物。这是无法彻底改变的。我去美国,这么多年了。在美国这样西方最发达的染缸中接受西方各种文化的浸染,最多只能说我在某些方面的见解发生了一些量的变化,而本质上则是中国人。刀叉文化只能说是在形式上使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思考问题的习惯与方法都是筷子文化式的。美国是一个殖民地上的新国家,不像其他大多数国家,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它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负担,也没有什么文化积累。它这个国家主要是靠经济发家的,是以经济作为一切的基础。所以在文化上也是以经济为上的。如现在的网络文化,包括它的好莱坞影视文化,其背后都是以经济作为它们强大的支持后盾的。没有了发达的经济,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最达的国家,马上就会一泄千里。我的子女,他们自小就呆在美国,虽然也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是从小接受的是一种刀叉文化,接受的是一种西式教育,生活于西方的文化氛围中,因此,他们与我及我的父辈,显然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而异种文化的渗透与同化,它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正如从原始社会进化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进化到封建社会,再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其间需要时间,而非一蹴而就的。同样,打一个比方,如果说我的父辈是封建社会的,我的子女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可以说,我就是他们之间的过渡(事实上,我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生成长的)。而文化的融合是需要相当长的过程。这也正是我们之间的差异所在。郏宝雄:以上您大致谈了您与父辈其子女的之间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其间所存在的差异。同样的一个类,由于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间便会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您可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新中国出生,受中国筷子文化的教育,之后远渡重洋,生活于刀叉文化中。下面请谈谈您的个人经历。陈丹青:我是50年代出生的,在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下,我有幸忝列老三届知青的行列中。老三届知青的经历其实大致相同:停学、下乡、吃苦、奋斗。而就是这几件事,网尽了多少知青的血与泪。如果说美国的西进运动是以黑人的血与泪铺平了道路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则是以那几件事作为成长里程的。如果编连续剧,只是顺叙还是倒叙的问题,如今生活于物质条件优越、国家繁荣昌盛的社会里的青年,开卷阅读我们的故事,不知烦不烦。我在赣南和苏北农村混了八年。八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应该不算短。不过,这八年,对于我来说,获得了现在青年无法感受到的经验,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回中国后,曾两次坐火车途经江西,总想再看看红土、樟树和马尾松,感受那份莫以名说的气氛,重现昨日的梦境。可惜列车运行到江西境内时,都是在夜间。我以我黑色的眼睛在黑夜中寻找,可眼前依然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和弟弟均生长在上海,如今父母还健在,均曾是所谓的“右派分子”。其实那是对一种性格的惩罚:我们一家人性格耿介,江浙话叫做“犟头倔脑”,我若生逢其时,也一定是右派。很庆幸的是,在那屈辱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忍耐和自尊。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其实也很相似:“自然灾害”,粮票、布标、豆制品卡,加上雷锋、王杰以及“长大要把农民当”、“弟弟梦见毛主席”之类的儿歌。此外大概就是天天在弄堂里狂奔。“文革”爆发,对孩子来说是福音,可以再不用上学、考试了!接着便是看不完的热闹:看邻居一家家被抄(自己家也被抄了),看大人们的脑袋给摁下去,又被猛踢腿弯屈膝跪倒,批斗,游街,看枪毙人的刑车开过,看北京来的漂亮的女红卫兵解开铜头皮带呼呼地在地上抽打,用京片子对着围观的上海人大叫:滚——他——妈——的——蛋!少年儿童天然地渴望痛快灾祸,乐意上当。班上同学哄笑着轮流抢一支毛笔,在挨斗的女校长脸上涂墨汁(我的班主任自杀了,我曾模仿他走路的样子和潦草的书法)。我的一位表姐曾目光灼灼地对我说:“到新疆多好!每人发一套军装!”邻居女孩去云南的动机之一是从未坐过火车。当然,火车启动时,她们哇哇大哭,还用巴掌拍打车厢铁皮。其实,美国也一样:毒品,摇滚乐,电玩机器,排行榜歌曲,流行服装。只不过玩得更为高级更具机器味罢了。少年儿童每年为全世界嬴利亿万美元。至于我是怎样走上“艺术道路”的,已不记得了。反正是由画毛主席像而学起油画来的,颜料公家报销,这样便继续画下去了。第一幅私下里涂抹的“油画”,是用别人偷来送给我的颜料临摹列维坦的风景画片,画在涂了上海叫做“鱼皮胶”的小纸板上。画完后大为得意,立刻举起来,朝着电灯泡欣赏油画的反光——我差不多就是为了那种亮晶晶油腻腻的反光才迷上油画的——可是毫无光亮,我沮丧不堪。后来才知道弄到的是几管水粉色。那年我十四岁。我只是从小喜欢画画,在性质上,这同一个孩子从小喜欢打架或偷东西没有什么两样。郏宝雄:您在美国从事艺术有很多年了,能不能谈一谈国外艺术家的艺术追求、生存方式与国内有哪些不同?其主要的差异是什么?陈丹青:国外艺术家的“生存方式”,我看就和咱们中国的“盲流画家”一样。早些年,北京圆明园画家村里的画家,就是从全国各地流串到北京的盲流画家,他们没有职业,有的甚至没有学历,而是靠卖画或其他方式来维持生活、维持绘画。国外也是如此,艺术家们从各地各国自行流窜到某一城市(譬如纽约),然后自己想法子弄钱,租房,画画。要说中外艺术家“主要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不必“盲流”的画家个个是“国家干部”,而一位美国艺术家(不论有名无名)只是某条街某个房间里的居民,彼此见面,说声“嗨!”从不问对方是哪个单位。至于“艺术追求”,说来也同一个人喜欢打架或偷东西没什么两样,只是看想同谁打,怎么打,想偷什么,怎样偷。或者说,更像是女人选择自己的口红、裙子和高跟鞋:太多了,说不过来(您可以到纽约的商店看看,那里有上千种口红)。郏宝雄:咱们中国五六十年代,在美术教育上,基本上是沿袭前苏联的美术教学模式。契斯恰可夫教学体系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风行一时,你我都比较熟悉。西方的艺术教育一定不同于苏式教育,请你谈谈西方艺术教育(小学、中学、大学)。陈丹青:就我所见,表面上,各国艺术学院都是相似的:教室里乱七八糟,颜料气味四溢。美国学生在学院就做装置艺术,国内朋友问我出去多年,为什么不试试做装置,我说,别提美术馆或画廊,单是在学院里就见得太多,我就不凑那热闹了。我的女儿刚来纽约时,转学到小学三年级,虽也偏好涂涂画画,也可以和纽约的其他孩子上大都会美术馆或现代美术馆逛,但不同的是,回家讲起伦勃朗之类,脸上毫无表情,难以感受到她激动虔诚的心情。我在她的岁数时,借得豆腐干大小的伦勃朗绘画的黑白印刷品,潜心拜读,恨不得把脑袋戳到那纸里面去。她后来上了一所艺术与设计高中。学校教得可不怎么样,居然发一些时装杂志让学生去画,算是素描作业。我痛恨这里的素描教学:将人脸人身用椎圆型画出来,标画五官或胸腹的位置线,弄得像图表。艺术学院正在公然地,按部就班地戳害人类的眼睛和感觉。这是对艺术的亵渎,更是人类的耻辱。今天,文艺复兴以来在素描、观看上的大传统已经世界性地失落了。当“素描大纲”、“色彩入门”或“人体技法”教科书大量出版上市时(我看见美国与中国的书店里堆满了这些废纸),所谓素描、色彩、技法(这些词本身即意味着教条)就没落了。那是绘画的坟墓。我不教孩子画画,她也不要我教。现在她在大学学电影专业,上学才一个月,就一人发一部小摄影机,由他们自己编剧本找同学拍习作。最近她打算转学,说是老师也不好好教。但美国有这样的好处,它容许不断更换学校,累积学分。要言之,我相信托尔斯泰百年前的预见。他说,有三件事将毁灭真正的艺术:艺术教育、艺术批评、艺术的职业化。我知道引用这话是在犯大忌讳,但这是我切身的体验和认识,因为这三件事我都曾经或正在置身其间。千百年前,那些伟大的艺术品一件件诞生时,人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艺术学院和艺术批评。他们也不具名。我们知道那些希腊雕刻和汉唐陶俑的作者是谁吗?今天有谁做得出那样的东西?郏宝雄:20世纪,世界艺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等,风云变幻,流派纷呈。国内对20世纪早期的艺术介绍较多,但是对抽象表现主义以后的西方艺术介绍较少。请您谈谈七十至九十年代西方艺术在当下的影响,以及今后世界艺术的发展趋势。陈丹青:这是西方当代艺术史和艺术评论的事。相关的译介在京沪书店里似乎有一些,但太少。即便译介得很全面,读者倒背如流,讲得振振有词,可眼睛见不到真东西,又怎样?还是无法真切、公正地感受和体味西方艺术。郏宝雄:您在中国与美国都呆过较长的时间,与中外艺术家有一定的交往。请您谈谈中外艺术家在个人意识、观念及创作取向诸方面有哪些根本的不同?陈丹青:我可不曾听哪个欧美艺术家伸过头来问我,“喂,中国人会怎样看我的艺术?”这大概就是“中外”艺术家的“根本的不同”吧。中国之于美国,不也是“外国”么?郏宝雄:请您谈谈中国艺术家的整体素质及在世界上的形象有哪些优劣?陈丹青:这与前面的问题是一回事。欧美艺术家会在乎他们的“整体素质及在世界上的形象有哪些优劣吗”?讲一个小故事。好像是六十年代初,美国波普艺术家劳森伯格在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获大奖,第一次为美国艺术在“世界上”——当然,所谓“世界”就是指欧美——夺得光荣,据说此后欧洲艺术的强势与领导地位移向美国,即同这件事有关,但当时的欧洲人受不了,艺评界一片指责,劳森伯格于是跑到一条河边委屈地哭了。你瞧,美国人当时多么在乎欧洲人,明明成功了,还哭。郏宝雄:近几十年来,国外艺术市场异常火爆,苏富比、克里斯蒂等国际大型拍卖公司每年的成交量都达10多亿美元,凡·高、雷诺阿、德加等大师的作品成交价都上千万美元,而且其市场操作也越来越规范。请您谈谈海外艺术市场:1.类别、规模及参与者有哪些?2.价格及买卖双方市场。陈丹青:这应该由画商或经纪人来回答。我认识一位每项个展作品都卖掉的美国画家,曾带中国朋友去看他,朋友就问到这个问题,他回答不出来。他说,有画商、经纪人忙着,就是让画家一心一意画画的意思。至于艺术市场,我不知道假如文徵明、董其昌,或毕加索、马蒂斯这样的真角色还活在我们中间,假如德加(他生前收藏上千幅画,天天逛画店)、徐悲鸿、张大千这样的买家还活在我们中间,中国的艺术市场会是怎样?前面我们谈到艺术教育,我总觉得教育方案教学计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谁在教,谁在学。艺术市场也是同样道理:谁的作品,谁在买?时下中国艺术市场的术语和规矩是从洋人那儿学来的,诸如“操作”、“包装”、“投资”之类。不过中国人最善于“活学活用”,最会利用“国情”,中国的价位神话连洋人也傻眼,我就不止一次被美国资深画商和经纪人发问:真的吗?怎么会呢?不可思议!请谈谈华人艺术家在当代世界艺术中的位置及你的选择。  陈丹青:如果"位置"是指出国画家的人数、地址资料,那么前些年在美、加两国印行出版的《北美华人艺术家人名录》中,已经收入了六百多个姓名。还记得《智取威虎山》剧中那份"联络点有三百处"的"联络图"吗?前者壮观多了,而且不必冒死搜求,公开邮购出售的。类似的人名录,国内外似乎印了好多版本,不知道谁在买,谁在看。老同学史国良到加拿大后选择当和尚,他相貌堂堂体格魁梧,今春在北京遇见,穿着袈裟,真好看,那袈裟的黄色美极了,很难调出来的一种黄颜色。石涛、髡残者是和尚,今人写史,将他们认作大画家。意大利大导演帕索里尼说:"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不要成为任何角色。"我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不敢妄称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我的角色似乎是"画家",好歹画了几十年,要说我在"当代世界艺术"中的"位置",我想应该就是搁在我一架子前的那把高脚椅子吧。我连这把椅子也不想要,因为我愿意站着画画,画大画。可惜目下我的画家不够大。  您怎样看待"新殖民主义"和美国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点?  陈丹青:我读书少,暂时没听说过"新殖民主义"说法。中国被欧美列强殖民的时代,我还没生出来,我成长在全中国高喊"反殖民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伟大时代。现在,我们被告知这个时代叫做"后殖民主义"。是的,洋鬼子被撵出国门好几十年了,他们并没有在"殖"我们的"民",但我们可以在心理上"自我殖民"的。我想,要是容我擅自改动前缀词,这种情形能不能叫做"自我殖民主义"?亨廷顿的言论,零碎读过一点。我对这类话题的认识和感受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生活处境。中国人,其实都活在同样的大处境中,什么大处境呢:前些年,纽约有位老牌的观念艺术家以各种报纸做装置,其中一份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和大幅图片:夜里,天安门广场,一群青年人在等到奥运会申请失败的消息后,勾肩搭背离开广场,从背影就能看出他们的懊丧劲儿,地下散着砸烂的酒瓶子。亨廷顿,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提出强大政府论,或者说是政治秩序论。他曾将知识分子与农民作了颇具创意的比较:"知识分子对社会怀着疏离感,农民怀着不满意感;知识分子的目标是广泛的、理想型的,家民的目标是具体的、有关利益分配的"。亨廷顿这种超然的、一丝不苟的评价和笔调,对于传统国家的知识分子也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他确实说对了不少。阅读亨廷顿中肯、尖锐的思想虽然在理智上常可获得快感,但在情感上却往往是沉重的。而亨廷顿以"文明"或"文化"的差异及冲突作为理解世界格局的"范式"认为人类之有差别是因"文化"而非因种族;"文明"应以复数计,不存在一种单数的、世界性文明;西方文明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并不具有世界性:"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关于人类社会单线进步的公式并不成立。在当今经济至上的喧哗里,文化的声音几乎无闻,文化的重要性罕有被提及。西方媒体更是有意把一些文明的冲突,打扮成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亨廷顿提出以"文明"作为观察世界局势的根本角度,认为"人们正在根据文化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个性",应该说是目光清醒,难能可贵。随着"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世界上众多的国家被迫或主动地转向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寻求自己的"文化个性",试图在文化上重新自我定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显见的国际现实。同时,各国日益以文明为单位重新归类,区分敌友亲疏。从前是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结盟,今日则以共属于同一种文明而亲近。"文化冲突",从来就在。冲突,自然起于双方,以至多方。目下的"文化冲突"的专论虽则是在质疑白人主流西方阵营,但毕竟还是出于白人主流,西方阵营,说来只能算是冲突中某一方的声音,这就更证明着文化的冲突,冲突的文化。在纽约长期任教的中东人萨依德教授,对这类当代话题著力甚重,影响也颇不小。但他受到西方与东方两面的攻击、曲解,为此他再三痛陈己见,很壮烈的样子。当然我留心的不是冲突,而是双方揣着何等变化,抱着哪种态度,捏着什么东西在那里冲突。世纪初义和团的大刀和赤膊上阵?六七十年代的大游行,喊口号?九十年代首都表扬的沮丧的背影和破酒瓶子?华人文化(或美术)在当今世界是不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进入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要不要进入?怎样进入?您对这些问题是如何思考的?  陈丹青:我没思考过"要不要进入"、"怎样进入"所谓"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问题。当年我出国的动机又憨又傻,只想看原作。现在国中同行常要问起这些,我就赶紧思考,思考下来,大致就是前面那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面对所谓"当今世界"时,内必还是很不安,虽然这不安的表达方式,可以是非常亢奋、自豪的。华人在外面当然是少数民族。我发现中国人很受不了成为少数民族,可是又很想出国,出到那些人数远远没法同中国比的西方国家去,然后发现自己人数少了,于是不安。我有位长年累月坐飞机到各国出差的朋友说过很有趣的现象:洋人在坐上飞机后会坦然承认自己很怕这趟飞机失事。中国人不然,至少口头上不然,因为既然大家敢来坐,我也就敢,要是出事,大家都会死,不是吗。老实说,我也闪过这样精明而可怜的念头,环顾四座,我心想:"哦,要是飞机跌下去,这些人今天也会同我一起翘辫子!"中国艺术家在华侨中更是少数。每到美术馆或音乐厅,我都很难看到我的同胞。日本人却是无所不在,倒也未必是艺术家,而是工人、农民、大学生,他们携家带口拉帮结伙,捧着旅游册子迈着短腿跑得欢。我在大都会美术馆临摩时,每资助有人上来搭话,都问:"您是日本人吗?"一位日本太太干脆鞠躬行礼用日语讲话,我用英语告知她的错误,她再次鞠躬,立刻走开了。我哪儿长得像日本人呢?这真让我沮丧。少数。很边缘。但我现在对我的边缘位置(相对于中国的艺术圈,我或许更边缘,准确地说,是在局外)非常珍惜,甚至很怕失去它。说来话长,因为涉及我近年的创作:我的创作动机正是自取边缘,但此刻不来说它。去年我读到意大利大导演费里尼的言论,他,欧美电影界的大匠,晚期新现实主义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绝对是世界电影艺术的主流人物,前端,竟大谈特谈艺术家的可贵的边缘性。手边没有原书,他的大概意思是说,"边缘"即"角度",是创作最佳的,以至是必须的位置。他甚至认为每个人就其位置而言都相对处在他人的,世界的某一边缘,艺术家只是善于利用边缘并以艺术提醒这特殊位置特殊感受的人。我想,费里尼谈的其实不是'边缘"问题,而是艺术家的"个人性"。国家?民族?在西方人看来,艺术家的'个人性"高于一切。一个民族如果住着许多具有高度个人人格的个人,具有高度个人人格的艺术家,即便这个民族人数很少--盎格鲁-萨克逊人,日耳曼人,高卢人,拉丁人加在一块儿搬到咱中国来,都只能算少数民族--也能自强自大,自成"世界"。我们口口声声的"世界'不就是指西方欧美那些人数其实很少的民族么?身处12亿茫茫人海而惴惴于"少数民族"的问题;要不要进入?怎样进入?还是报告一些好消息吧。咱红色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姗姗来迟的民族,最近十年来已经在"世界"的眼皮底下很像样了。十多年前,录像带店里看不见半盘中国电影的带子,现在很有那么几盘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前卫艺术家在欧美很办了一些展览,在美国各州的画廊里,也不难找到咱们中国画家的画挂在那里卖,以上成绩,大约能在欧美电影圈艺术圈内占个万分之一千分之一以至百分之一的比例吧--很不容易,很了不起了。目下欧美多如牛毛的展览会基金会的这个项目那个活动,假如你是中国人,你被选中挑上的机会比西方白人艺术家高得多,为什么?因为白人艺术家太多了,也玩得太久了,他们腻了,疲了,是该看看少数民族的脸,您是少数吗?祝贺您!所谓"后殖民主义",在西方当今文艺事业中或许可以称作是一种惠顾"少数'的时尚,一种更其悠雅的主人态度,一种灵活的门票政策:假如您是女性主义者(不一定是女身),或同性恋者,或艾滋病患者,或者,您是一位来自红色中国的中国人,总之,"少数",您尽管放胆去试试看,您很有希望会得到西方的入场券的。我猜我已经回答"怎样进入"的问题,就剩"要不要进入'的问题了:但这不是一个别人能够回答的问题,而是提问者自己的一个意愿,一种心态。搜狐文化客厅访谈陈丹青来自: 彼岸蓝调 2009-02-0722:32:24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搜狐文化客厅,我是主持人雷天,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作家、画家陈丹青先生作客,陈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陈丹青:你好,大家好!主持人:继《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之后,陈丹青先生最近出版了新书《荒废集》,我们还记得《退步集续编》中陈老师提到之所以一退再退的原因,是要“退到历史深处,借一双眼,以更深刻照看今日种种文化现状”,而这本新书《荒废集》却坦言荒废,这其中的原因与陈老师这几年跟媒体打交道大有关系,不过,在陈老师“退步”和“荒废”的背后对国内媒体的观察却日渐“进步”和“精熟”。
今天,我们正好借陈老师一双眼来帮我们照看今日中国媒体与言说,媒体与文化传播以及陈老师一直关注的历史记忆及教育等系列问题。媒体看我:“幸福”地“共话范冰冰”主持人:陈老师您好,就请您先谈谈您这些年接触国内媒体的感受吧。陈丹青:你刚才介绍我,把“作家”放到“画家”前面,很难为情,但我现在跟公众的交流的确就是我写的书。我应该感谢媒体,回国后关于辞职的事曝光,我忽然发现中国有媒体了,它会把我在学校的个人意见让外界知道,我一个人叫喊时,完全没想到。《退步集》出版四年了。这期间媒体来找的越来越多。《退步集续编》和《荒废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媒体找我才会写,话题很杂。总之,我的写作姻缘就是和媒体的姻缘,但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从认同媒体到今天对媒体越来越沮丧:我看到中国媒体在目前言论空间的尴尬。大家其实清楚:媒体最大的尴尬,就是它一方面似乎市场化了,需要大量内容填满它,竞争市场。另一面,它一直被管制,远远没有自由表达的可能。这变成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主持人:我个人在媒体待了五年,您所说的扭曲简化作者的言论,我深有体会,您写的文章、访谈一般都刊发在平媒的文化版或副刊版上,而这在整个平媒都是非常边缘的,所谓文化多与娱乐捆绑在一起。不做点标题党的功夫,文化方面的内容基本没人看,在量化(转载率、浏览量、打分制)的前提下,不做噱头直接影响编辑记者收入。陈丹青:我非常体谅他们的生存困境,一个是市场压力,另外一个是管制的压力。这两个压力在先进国家不会有。先进国家只有市场压力。我说话比较坦率,记者乐意来找我,于是有两种情况出现:一是发现这家伙可以恶搞他。怎么恶搞?凡是在一群媒体坐在下面,比如说发布会,或者到某省去签售,底下坐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媒体,我聊大约一个钟头,第二天见报,你会发现重要的话他不能登,不敢登,却挑一句次要的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转换嫁接作成标题,制造耸动效果,照媒体的说法,就是“吸引眼球”。我想任何一个受访者都不会喜欢这种情况。你因此成了一个花脸,一个滑稽的、胡言乱语的角色。去年我跟王家卫交谈都市电影种种问题,其中夹杂一些俏皮话,比如说王家卫“看上去像个流氓”。第二天,所有媒体不约而同把这句话作标题,其他意思几乎不选。这种办法有效地使我和王家卫一场关于都市电影的谈话,变成“陈丹青说王家卫是流氓”。诸如此类。这几年几乎每次跟媒体见面都是这个情况,像约好了似的,十几家媒体一致挑出一句,制造耸动。要是在文革,这是可以制你于死命的,而且你根本没有分辩的余地。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更沮丧。我相信绝大多数记者没有恶意,他非常在乎我能够给他们做稿子的机会,但刊登以后,错别字,尤其是信息错误,太多太多了,几乎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全是错误信息。我自己写完稿子至少要看两三遍,不断改动,一直改到我觉得说清楚了,说准确了,才会拿出去。可是现在的年轻记者不知道是素质问题还是粗心大意,我无法遇见一篇清晰准确的记录稿。比如说前两天他们让我推荐书,我说到一本美国学者波兹曼的传播学著作《童年的消失》,我说看了以后,对作者的观点很“信服”。稿件刊登后,媒体将“信服”写成“幸福”——我说的是相信的“信”、服气的“服”,可是“信服”这样的词语现在不太用了,他们听不懂,想当然写成“幸福”。一本学术书,你读了怎么会感到“幸福”呢?类似的例子使我怀疑媒体报道的真实。我记得李敖第一次到北大讲演,他说你们谈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第一件事情,就是“反求诸己”,可是记者根本不知道“反求诸己”这四个字,就用别的字凑成一句完全不通的词,使很要紧的一句话,变成不可理解。凡是单独的访谈,好得多。通常记者会遵守事先的承诺,时间再紧,也会把文稿发到我邮箱里我再过一遍,这样错误就会避免。现在我只要看到一大群记者坐在下面,真的很害怕。但宣传书的活动我不能不去。比如前几天我跟梁文道在新书发布会上做访谈,电视台录播,我们俩谈的大部分意思不能播出,不便上媒体。主持人得交差,最后就问些八卦,比如你们心目中最漂亮的女人是谁?《荒废集》中正好有一篇我谈论飞行的文章,其中最后一节写到飞机上巧遇范冰冰,于是主持人引这一段。好,第二天几乎所有媒体报道把这场对话变成谈论美女,有一家媒体的标题竟是“陈丹青梁文道共话范冰冰”,可是梁文道没一个字谈范冰冰,而两个小时的严肃谈话,成功地变成无聊,这对范冰冰也很无礼,她无辜地作为话题给消费了。我相信我说这些,大家会笑:这算什么,媒体从来就是这样。可是我得告诉大家,我在乎。媒体这么任意把你捏来捏去,最后我会害怕,走开。我猜这不是媒体乐意看见的事——我在清华混,混到最后只得逃走,现在媒体跟我混,混到最后,也只好逃走。你把一个人弄到逃走,不想跟你玩,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主持人:您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美国的文化期刊、报纸副刊是什么样的状况?陈丹青: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但好得多。它有专门的八卦栏目,有娱乐新闻,也会耍明星,曝丑闻,但比较有根据。它做错了,立刻会有舆论反弹,别的媒体会表达:你这么做是错的,有的会走法律途径,你要负责,要赔钱。人文艺术的报道,据我的印象,没有国内这种情况,很严肃,很高端,如果批评你,耍弄你,段数高得多。因为弄得太过分,他要面对后果的,在中国,这类事谁会负责?主持人:因为我以前做书评做了一段时间,比较关注文化副刊这块,好像《纽约时报书评》也是因为边缘化走大众路线。陈丹青:世界性的问题是消费文化起来后,严肃艺术越来越边缘。但如果平行比较,人家媒体人素质好得多。毕竟还是言论自由的空间,所谓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说你的,还有别人在说,读者可以分辩,可以取弃,有公众的舆论制衡,不至于水准太底,太离谱。主持人:最后不至于把聚光灯全部聚焦在某个人的身上。陈丹青:国外媒体这一行,你做得好,做得不好,不是那么好混的。我们这里是混掉一篇是一篇,把你耍一回是一回,稿件交差了,有眼球看了——其实未必有什么眼球看,大家都油了,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人的言论,对媒体而言,就是抓点谈资,填版面。整个媒体的信誉、素质,就是这么越来越低下,就像教育一样,把一切弄坏掉为止。我看媒体:说笑打闹把时间打发了主持人: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了一个低俗网站的名单,之后,列名的搜狐、腾讯、新浪都相继发表公开道歉。陈丹青:道什么歉?向谁道歉?主持人:内容低俗,向网民道歉。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这与网络管制与放任的程度有关。陈丹青:管制很正常,哪个国家都有管制。问题是我相信这里管的一方、被管的一方,早就油了。每过一阵我管你一下,往你头上敲几下,被管的头缩进去,讲几句软话,过一阵子又故态复萌。中国人搞这些我都不相信,管和被管,我都不相信,就一游戏,闹着玩。实在不像话了,整你,被整的装孙子,不吱声,看看差不多了,脑袋又伸出来——不,我不相信这些,都在演戏,闹着玩。主持人:在您看来是一个无意义的举动?陈丹青:也不能说无意义,我相信中国人在这方面已混得很熟了,大家骗骗人、骗骗自己。从文革过来一路都是这样,老把戏了。就这样曲曲折折的,局面居然也在进步,言论空间还是比过去多了一点,可是忽然就来管一管,一管,马上说点儿软话、认怂、做做怪脸,然后重复。但是根本问题,就是政府和言论的关系,从来没解决,还是不让讲,不让讲,大家又都在讲,就这个情况。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可能涉及到网络是需要被管制,但是被谁管制的问题。陈丹青:是不是真的在管?凭什么道理管?被管的一方是不是真的服管?管了以后是否真的改变?这些我都存疑。主持人:这个问题就存疑吧。照现在看来,人文理念和文化普及上,电视应该说是影响公众最深远的媒体,可能在网络和平媒之上,不过以央视这样的人力和物力,却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文节目。因为经常会关注BBC做的一些人文节目,自然、人文、历史、艺术都有涉及,据说BBC对人文关怀和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公共利益至上”的节目制作理念,影响了整个世界关于公共电视的制度安排(欧美的公共广播电视)。陈丹青:BBC那是人民的电台,我们的电台号称为人民,事实上人民不可以说话。CCTV不可能是个重视人文理念的电台,一切被审查,自己先审查。人文的第一条就是你得自由,你得让人说话,这个底线都没有,谈什么人文关怀。主持人:但是像BBC所做的历史、人文、艺术可能跟当前的政治关系并不是那么大,也就是说跟言论管制没那么大冲突的人文节目,央视也没有,它一边骂香港、地方台的低俗,做的一些所谓人文、文化节目就像您所说的一般就是做唱歌跳舞文化产业之类的事情,除了搞钱好像没有任何文化理想,这个也不完全是跟言论管制有关系。陈丹青:有关,怎么没有关系呢?比方说《百家讲坛》,它允许你讲两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事情,顶多让你讲到清朝,但清朝的事要看你讲哪部分,你怎么讲,如果鉴古知今,哪段史实跟今天联系,就会慎重,或者干脆不让讲。这跟BBC真正有历史视野的谈法完全不一样。此外,你知道,电视这么多时间段,这么多频道,你怎么填满它?很多很多内容是不能说的。你可以讲古代史,近代史,但现代史,尤其过去60年、过去30年,最重要的事情都不可以说,更谈不上同一件事件的各种说法。这么一来,很大几块内容就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只能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把节目时间填满,一小时一小时对付掉。可是市场化,栏目剧组得承包,那么多人员得活,那么多频道得生存。所以拼命想办法塞些无聊的内容,把时间打发过去。这种情况还会延迟很长时间,央视节目的人很苦恼,巧妇不好做。主持人:比如说人文节目,中国绘画史,这总不犯忌吧。做这么个节目,请陈老师您去讲,从范宽到董其昌这一段,选十几位代表性画家,每一位选取几张有代表性的画作,挨个来讲,讲他们的艺术传承,这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文,但是这样的节目也没有。陈丹青:这一切互为因果:一个没有料的电视台会培养对“料”没有反应的大量观众。他不要看,看了也不懂。有什么人民就有什么文艺,反过来,有什么文艺,就会有什么人民。你看英美的电视,比方第13频道公共教育电台,我非常惊讶。他们的纪录片播整个世界史,包括中国史,它会从先秦一直到清代,到现代,系列电视节目,不断重播。中国史不仅是中国,节目会不断回顾蒙古史、欧洲史、东亚史、中东史,放在一块儿对照。比如秦代,比如西域,它会给你一个巨大的背景,告诉你中国走到这一段,整个世界发生什么,对中国是什么影响。中国本土电视不可能做这样的历史教育。纽约公共教育电台是个小众台,政府不拨款,也很少收广告,经典的电影、歌舞、记录片,中间不被广告打断的。钱哪儿来?大部分是民众捐款。捐款的那部分人在人口比例中是多少?我不清楚。反观我们,这么多大学,这么多知识分子,这么多据说受过教育的人,但所谓小众,到底多少人?跟中国人口比例是多少?不知做过调查没有:怎样的人群构成所谓人文节目的收视率?当收视率不佳,谁能够改变?是电视人还是所谓小众?观众到底是谁?都是一笔糊涂帐。强国梦与历史报应主持人:像您说的这些人文节目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高端比较小众的,可能需要更多的通过捐款或者政府拨款的形式来实现,我想,像欧洲的很多公共广播电视可能以这样的途径来实现,比如德国大学的一些精英或者企业精英、社会名流会捐款做这些事情,中国实现这个要有一段漫长的路。您有好几篇文章从《退步集》到《荒废集》好几篇文章从绘画到艺术的角度谈历史的断裂问题,《荒废集》里面最后一篇文章《幸亏年轻》也从个人经历出发思考以往记忆的问题,思考回忆70年代。
后者谈的是某种现时不方便言说的原因将记忆遮蔽。陈丹青:谈七十年代很困难,它牵扯到文革。文革不让说。主持人:前者谈到传统的断裂,我联想去年学者甘阳先生谈到的“通三统”,因为甘阳先生在通三统里面认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三个传统是中国历史文明的一个连续传统,这个提法您同意吗?还是您认为传统根本就是断裂的没法接续。陈丹青:我听说过甘阳这篇稿子,可惜没看到。咱不去说孔子传统,就是前30年、后30年,的确是个整体,是个逻辑关系。但我想知道甘阳的结论是什么?如果只谈改革开放30年,许多事情是谈不清楚,从49年到79年非常重要,那30年我们打胜了韩战,有了原子弹,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也是那30年调整过来,而这种调整,又跟早先国民党统治的三十多年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简单说,前30年我们大致变成一个强国。至少别的国家逼近你的边境,中国再不会出现像清末民初被动挨打的局面,更不会变成被殖民国家。论强国,前30年非常重要,最近这30年的课题是富国,是回到世界格局——可是除了这些话题,中国这60年还有太多别的命题,一谈开,什么新左啊、自由主义啊、新权威主义啊、保守主义啊、民族主义啊,种种观点就出来了,有分歧了。主持人:这三个传统的道统、治统可能能统到一块,但是文化方面是否能通,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30年、60年还有100年包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不是有断裂?陈丹青:五四是一次断裂,文革是一次断裂。但强国的意图从来没断过,只是为了强国,别的事必须断,必须付代价:譬如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它必须被牺牲掉,才能强国。我不想讨论哪儿断哪儿没断,我有兴趣的是假如设定一个立场:100年来一切都是次要的,唯一重要的是强国,那我们最好不要对人民隐瞒:为了强国我们付了什么代价?这个代价跟强国是什么关系?最后,这些付出的代价是否真的有助于强国?现在看来未必:你在军事上经济上强了,做到了,可是民族的元气,人的素质,品质,还有整体的价值观,从来没有这么混乱,这么脆弱,这么糟糕。一百多年的强国梦,一百多年梦想摆脱屈辱,我们做到了。问题是,历史会有报应,什么报应?就是现在全中国的人文状况,令人担忧。国民素质空前低下,历史记忆空前失落。你去跟其它国家的强国过程相比,你跟日本比,跟德国比,这些国家在强国过程中处理历史记忆,处理本土矛盾时,人家是怎么做的?这么一比,立刻看到我们和人家的巨大差异。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自信说:我们崛起了!我们强了!一个真正有尊严有价值观的国家是这样的吗?远远没有资格这么说,为什么?整体的人文素质,整体性的价值观——台湾语言叫做“愿景”——总之,没有摆脱焦虑,还不是精神上的强国。连政府都三令五申要抓文化产业,要建立文化价值观,为什么?现在才知道啊?现在才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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