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嘉庚与李嘉诚 陈嘉庚与厦门大学

1913年回家乡集美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校(统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各校师生都尊称其为"校主"。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一颗编号为2963的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

陈嘉庚的家庭，也是一个华侨世家，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新加坡，经营着米店和一家小厂。从小，是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

闽南一带，曾有着十分光辉的历史。从民族英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这些故事都在小嘉庚的心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集美村还有着郑成功的“国姓寨”、“国姓井”，在老一辈人的传说中，陈嘉庚从小就对这些爱国英雄充满了敬仰。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使他渴望早日能够报效祖国。

1890年，陈嘉庚已经17岁了，父亲要他到新加坡来见见世面，于是他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慈母，独身前往南洋。虽然都市的繁华是一种诱惑，但他却不为所动，老老实实地呆在店里，跟着老伙计学习怎么管理，很快就成了父亲的左右手。

1898年，母亲病逝，闻听噩耗的陈嘉庚立即回乡葬母。出发之前，他将自己经管的账务移交给他的族叔。当时他父亲各项经营都很顺利，拥有资产约35万元。可是当守完3年母丧的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时，却发现曾经兴隆的米店已经门庭冷落，负债已达30多万元。原来是父亲的妾生子趁陈嘉庚不在，尽情挥霍导致负债累累，面临破产的边缘。

按照新加坡法律，儿子不必偿还父亲债务，况且陈嘉庚身无分文，如何偿还，但深受儒家教育的他面对父亲的凄凉，还是毅然承担了债务，继承了这个烂摊子，当时他还不到31岁。从此这个杰出的企业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商业之旅。

折叠菠萝“苏丹”、橡胶大王

独自创业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陈嘉庚手里的资金只有一点，用来投资什么才能成功呢？经过详细的考察，陈嘉庚发现，菠萝罐头销路旺盛，且周期短、需要的资金不是很多，非常符合自己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资金不够，陈嘉庚借了7000元，在距新加坡城区10英里的淡水港山地，着手建造一所菠萝罐头厂。一切省了再省，省了再省，借来的7000元用在建厂总算勉强够了。制作菠萝罐头所需的白铁、糖枋，都可向别的商人赊取。开工终于没有问题。等到4月份菠萝一上市，陈嘉庚的“新利川”工厂就开始生产了，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陈嘉庚给自己的菠萝罐头的商标定名为“苏丹”，意思就是菠萝罐头之王。

在陈嘉庚的精心经营之下，罐头厂运作良好，销售看涨，月底核算结果，获净利9000余元。不仅收回全部建厂投资，而且还有盈余，经济效益之大，确实惊人。

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初战获胜，就以“新利川”为立足点，兼营父亲企业与人合伙的月新菠萝厂，接着又开设了谦益米号，米店也兼做罐头厂的营业机关。

随着菠萝罐头生意越做越大，对菠萝的原料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嘉庚在“新利川”附近购买了一块空地，用来种植菠萝，取名为“福山园”，事实上，这块种植地也确实是一块福地，后来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菠萝种植园。

创业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就在菠萝生意顺利发展的同时，1906年夏季，菠萝罐头行市大跌，陈嘉庚只能勉强保住了1万元的赢利，这次打击使他意识到，商场如战场，仅仅靠一种产品经营是不能适应市场的瞬息多变，他要寻找新的项目。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嘉庚了解到一个橡胶商人高价卖掉了自己的橡胶园，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赶忙联系这个商人，从他那里购进18万粒橡胶种子。而当时因为菠萝生意的不景气，很多人纷纷脱手自己的菠萝园，陈嘉庚趁此机会购买了大片土地，这些成了他以后的橡胶种植园。

到了1913年，陈嘉庚的菠萝产量已经占了整个新加坡的半数以上，一跃而居首位，真正成了业内的苏丹，这一年，他已是一个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米厂，一间米店，固定资产和纯利润有四五十万元的华侨企业家了。

然而商场风云多变，1914年秋，正当菠萝罐头的生产旺季到来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对菠萝罐头限制入口。因而各洋行停止采办。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厂遭到了沉重打击，积存着几万箱产品无法售出。不仅如此，战争还使陈嘉庚的米业遇到了麻烦，特别是许多商船在东印度洋上受到德国战舰攻击之后，原已紧张的航运几乎全部停顿。陈嘉庚米厂的仓库里堆放着1万多包熟米。产品积压的直接后果是资金流转困难，工厂租金越期无法清还，工人的生活费又绝对不可拖欠。陈嘉庚陷入了“艰难维持，度日如年”的境地。

1914年冬天，陈嘉庚终于将所有的货全部售陈嘉庚脱。这时，他当机立断决定经营航运业，他先是靠租船运输，分别租下了载重1300吨的“万通”和载重2500吨的“万达”两艘轮船，运来需求量很大的熟米，再送到印度销售。不久因为市场的扩大，他又增加了2艘轮船，专门承接英国政府的货物。他的审时度势，及时改变经营策略赢得了可观利润。仅仅一年后，就赢利了20多万元。之后，更是购得多艘轮船，但却不亲自经营，而是租给法国政府，这样不仅省事，避免了风险，也获利很快。

1916年，陈嘉庚又有了划时代的举措。当时欧洲各国互相厮杀，给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工业长足的发展，刺激了橡胶制品的需求，带动了马来亚的橡胶业，一跃而成了支柱产业，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马来亚成了世界“橡胶王国”。而陈嘉庚此前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他被作为公认的“马来亚橡胶王国四大功臣”之一载入史册。

此后2年，陈嘉庚逐渐把重心转移到橡胶业上，他先后将新加坡土头桥的菠萝罐头厂和恒美熟米厂改作“谦益”橡胶厂，专制胶布，实现了橡胶经营从单一的农业垦植到工业制造的飞跃。接着，他又设法与美国橡胶业协会搭上关系，把广告做到了美国，把“谦益”橡胶厂的大半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这样，他实现了第二个飞跃：将橡胶的农、工、贸经营集于一身，而且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不但没有遭受损失，还安然无恙，依靠米、树胶、轮船航运和出售菠萝罐头厂积存的铁皮，陈嘉庚共得450多万元，扣除各种费用，实存资产430万元。从而迅速跻身于新加坡富豪之列，也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新加坡华侨大亨。

折叠散尽家财、培育英才

一战之后，陈嘉庚意识到航运业的危险性和暂时性，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他开始继续扩展自己的橡胶王国。

1919年，随着橡胶制品的广泛应用，英国投资者不断到马来亚抢占市场，有实力的华侨商家和小园主也纷纷改办橡胶种植园或兴办小橡胶厂，竞争越来越剧烈。面对挑战，陈嘉庚调整自己，实现了第三个飞跃：他扩充了“谦益”橡胶厂的规模，将粗加工的生胶厂改为深加工的橡胶熟品厂；退出于两年前投资50万元入股的3家橡胶公司；组建陈嘉庚公司，将谦益以橡胶总公司的名义列其麾下。

1922年，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无度引起市况萧条，橡胶价连续3年下滑，许多小规模的胶园、胶厂被迫停产。而这时的陈嘉庚公司虎气十足，他断定橡胶业是新兴产业，好景还在前头。在对马来亚各地进行考察之后，陈嘉庚一下子买下了9家橡胶厂。

1924年他在马来亚和印尼设了10多家橡胶分店，其后又在其他地方设分行、分店或办事机构。目的是扩大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减少中间环节造成的损失。这一年英国政府为抬高橡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中独占利润，在新加坡、马来亚实行限制橡胶生产计划，第二年略见成效，加上美国汽车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影响，橡胶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一年是陈嘉庚的橡胶事业的巅峰，在英国大臣对新加坡工业的考察书中，也提到了陈嘉庚的公司，说它是“亚洲最大的企业”。

与此同时，陈嘉庚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福建集美。他认为振兴工商业的目的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在提倡教育，因而“立志一生所获的财利，慨办教育”。1893年，他20岁时在家乡创办“惕齐学塾”。1913年又创办集美小学。以后他与胞弟陈敬贤先生一起，边集资边办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在家乡创办了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集美轻工业等校在内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资助了闽南20个县市110多所学校；并在侨居地新加坡倡办和赞助了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崇福小学、南侨中学、南侨师范水产航海等许多学校。他用于兴学的资金超过一亿美元，几乎等于他的全部家财。人们亲切地称陈嘉庚先生为“校主”。

有人说，陈嘉庚办这么多的学校无非是提高自己的声誉，但陈嘉庚办学，却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把它作为一种资本，相反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自1926年起，陈嘉庚为了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经费不至于中断，做了许多努力。在资金紧缺时，他甚至于贱价出卖了橡胶园。

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新加坡、马来亚最大宗的出口是橡胶和锡，最大的买主是美国。美国的不景气，造成了新、马橡胶和锡业的大萧条。但陈嘉庚一直提供集美、厦门学校经费达90万元。当时，陈嘉庚公司积欠银行债款近400万元。公司资产仅在200多万元，已是资不抵债。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债权银行要求陈嘉庚停止支持集美厦大经费，被陈嘉庚断然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不能也不应放弃义务，学校办起来了，就得维持下去，一旦关了门，恢复就无望了。学校如果关停，不仅耽误青少年前途，而且对社会影响不好，罪就大了。如果因为负担集厦学校经费而遭致生意失败，这是个人事业的荣枯。

1932年，陈嘉庚辛苦创办的企业终于被收盘，虽然他的事业走到了末路，但陈嘉庚却从不后悔，因为他成功地创办了这么多学校，尤其是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1961年8月12日，这个伟大的企业家、教育家病逝于北京。弥留时他仍殷切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并嘱咐“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遗产300万元人民币全部献给国家。为了感谢这么多年他对国家做出的不朽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其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在家乡，以告慰这个曾经辉煌、博大无私的爱国华侨。

折叠一生俭朴、公而忘私

陈嘉庚先生一生俭朴，从不夸耀自己，但是在投资办学方面却不惜一切。据有关人员统计，以1981年人民币和黄金比价计算，陈老一生用来办学的捐款达一亿美元以上。在陈嘉庚故居，从陈列的蚊帐、被褥、衣服、礼帽、皮鞋等物来看，都是破旧而老式的。一只翻过来的破茶杯，杯底上插上蜡烛，就是他自己设计的烛盘了。他家财万贯，但对自己的家事，却是“求缺不求全”。校舍和他的住宅都曾因日本飞机的轰炸而炸毁。然而，在校舍和住宅之间，他却坚持先修校舍，并说：“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他逝世后国内存款尚有300余万元，可是按照他的遗嘱，一分钱也没有留给子孙，对这个问题，他的说法是：“人谁不爱子，惟必以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德之爱。且贤而多财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

折叠不忘统一、鳌园刻图

晚年的陈嘉庚，念念不忘国家统一、台湾回归！1950年，他在集美学村创建鳌园。在鳌园中的“博物观”照壁石屏正中，请石匠刻录5幅地图。上面一幅是“世界地图”，其下面并列四幅地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福建省全图”、“台湾省全图”及“同安县全图”，并在图中刻下亲撰的《台湾史略》。陈嘉庚先生亲撰的《台湾史略》的第一句写道：“台湾为我国东南一大岛”。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统一事业。针对美国的侵略行径，1950年7月4日，陈嘉庚通过《福建日报》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外国干涉。此后，他又发表一系列对记者的谈话和声明，发表接见华侨的谈话等等。一再阐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外国侵占或干涉，并号召华侨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祖国统一是陈嘉庚临终遗嘱的第一件大事，他最后的遗言是“台湾必须归中国”。他相信他的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一定要实现。这就是陈嘉庚先生为什么在“鳌园”刻录的地图中刻下“台湾省全图”的最重要原因。

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64年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以表彰陈嘉庚对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

折叠编辑本段教育事业

折叠重视教育

陈嘉庚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而且也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陈嘉庚事业达致顶峰时，不过拥资一、二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输捐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的，唯有陈嘉庚。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他办学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折叠兴学动机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陈嘉庚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民国3年3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陈嘉庚兴学的动机和爱国情怀，可以从如下他在1918年“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得到反映：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懿欤休哉，有厚望焉。”（按：“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录自《陈嘉庚先生纪念册》）

折叠创办学校

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折叠筹措校费

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陈嘉庚创办学校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这是一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折叠海外办学

在新加坡，陈嘉庚对于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示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民国10年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民国13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国24年，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在侨居地，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民国4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民国8年又捐资3万元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民国36年3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

折叠教育思想

陈嘉庚不仅是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教育家。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大力倡办女子学校，让女子能上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他反对办学分贫富，尽力帮助贫寒子弟上学。同时，他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严格选择和物色师资人才，对于好的加以奖励；第三、讲究教学质量，注意全面发展。陈嘉庚从办学开始，就一直注意“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强调要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提高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选教师”，因此，他十分重视选择校长和教师；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并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他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折叠生活简朴

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补丁。他家有数百万财产，晚年却为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即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种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折叠编辑本段投身政治

折叠早期活动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他结识了孙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陈嘉庚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支援福建，稳定了当地局势。

陈嘉庚对于文化事业，也是积极支持。他支援了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等，还汇款支持邹韬奋复办《大众生活》周刊。

1928年中国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还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折叠坚决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近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我国对外交通濒于瘫痪。新修建的滇缅公路成为最主要的军运大动脑。不但需要大批军运汽车，而且急需大批熟练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商请陈嘉庚先生在南洋代招募司机和修理工（通称“南侨机工”或“华侨机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遂于1939年2月迅速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六号通告。陈嘉庚一方面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另一方面还亲自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广大华侨青年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白清泉等在新加坡首先报名，当即批准30名；廖国雄、赖玉光等在巴株、巴峇带头报名，当即批准50名。同年2月18日，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80名在新加坡集中出发，南侨总会举行盛大欢送会。陈嘉庚勉励大家：“你们是代表千万华侨回国服务的，一定要坚持到底”。新加坡报纸出版欢送专刊，把首批回国机工赞颂为“八十先锋队”。

折叠反对卖国

陈嘉庚坚持抗日到底，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电文提案经5次删改，原意被歪曲，锋芒被砍掉，尽管如此，仍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振奋了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人心，对于当时重庆的主战派亦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按：上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是盛传的十一字之提案，和事实有出入。提案原文不止11字，而是三条、100多字。汪精卫一伙删去其第二、三条提案，对第一条则几经修改，想模糊提案的针对性，删改为“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案”。后经大会成员激烈讨论，认为9个字的修改案含糊不清，不伦不类，形同儿戏，表示反对。最终定下的则是19个字，即“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成为国民参政会正式文献记录在案，在1938年11月2日重庆《中央日报》上公诸于众。由于这是陈嘉庚提出的震动中外的坚决反对汉奸国贼、妥协分子投降卖国的著名提案，因此特摘录原文如下：

议长、秘书（长）公鉴：

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

兹有提案二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

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陈嘉庚　叩首（10月26日）

折叠访问延安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称“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蒋委员长的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的意志”。抗战义捐款项悉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他了解了中国抗战的真相，分清了是非，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陈嘉庚访问延安是他政治生活的一个里程碑。他说，这次来延安慰问不容易，国民党造谣言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处处设障碍阻挠我们到延安。蒋介石捧他、拉拢他，并干扰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触。陈嘉庚为了弄清国共摩擦的真相，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随行的李铁民车祸住院，这样陈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四天，6月8日清晨，离开延安东行，前往山西战区慰问考察。

“陈嘉庚当时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的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窖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的枪声不时破空而起。就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之前的4、5月份，王震将军刚率领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河防的六路进攻，山西全境的八路军配合晋西北战场，大破日军，歼敌5万余名。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战备大演习刚刚结束，留延安的200多名华侨青年，也在各自的学校、机关参加了演习，随时准备行军打仗。”

折叠晚年活动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集美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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