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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铢钱始于公元前118年，终于公元621年，因其铸行时间长而世人赐于“长寿五铢”的美名，也因此为众人所关注。现将五铢钱币演进历史及长寿之因作“抛砖引玉”，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五铢钱的演进
一、西汉五铢――开创先河走向全盛
1、“郡国五铢”首开五铢历史先河。
汉武帝是汉高祖刘邦之后六代帝皇，自公元前140年当政后23年施政实践显示了思想开明、政治开化的特点：他广招四方天下有识之士、善所听官臣辩论，为此军事日强，西进四川、南进两广、琼州、安南；曾数次北击匈奴，所到之处，便暮民居之，疆域扩大、生产发展，国力日盛。在此历史条件下，于元狩五年（公元118年前）进行币制改革、废除多而滥、杂而劣的“钱轻物重”半两钱，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这就是现在统称的“郡国五铢”或“元狩五铢”。由于该币分属各郡国铸造之故，工艺稍显粗糙，但量足，径直25毫米的五铢重约3.5至4克。仅管后期因盗铸出现奸劣钱，然而“五铢钱”这种系列币种由此开始确立，并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遨游了739年。
2、“赤仄五铢”见证汉朝廷统一币权的尝试。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分散于各郡国铸行的五铢钱日见其弊端，原先足量的五铢钱渐被轻劣五铢替代，为打击豪强贵族、维护中央财政，汉武帝又进行币改、集中币权的尝试，授命京师钟官统铸赤仄五铢，“赤五”形制略同“郡五”，唯改毛边为光边，工艺精进，但法定“赤五”只为纳赋与官府用钱，并不流通于民间。但这种“以一当五”的虚值币实质又一次通货贬值，变相加重赋税，为此引起社会商贾百姓极度不满和混乱，他们抵制交换或设炉私铸牟利，“赤五”铸行二年后即止。
3、集中币权、规范币制、严肃币纪、“三官五铢”世代相传。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朝廷在总结“赤五”基础上又进一步进行币权、币制、币纪的改革，专门会同上林苑三官更铸五铢钱，严禁各郡国分散无序行铸，之前铸币均作废，铜输送上林三官重铸新钱，所出五铢即为上林“三官五铢”，并发布诏示：“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官五”形制近似“赤五”，规格重量同“郡五”，然而制作更为精好，钱文挺秀、边廓工整、五铢钱系列沿此模式世代相传，广为铸行，至西汉末平帝元始元年的113年间共铸钱二百八十余万枚。
4、社会长治久安，“宣帝五铢”终为五铢钱之王。
五铢钱在经历了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的122年后，汉宣帝于公元前73年届位，宣帝是治国能人，他励精图治、信赏必罚、综合名实、政平讼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郡县久于其职，因而带来社会经济繁荣、国家昌盛，他所铸的“宣帝五铢”无论在铜质、形制及书体等诸多方面更趋完善精美。“宣五”外观一如既往、重量名符其实：“五铢”二字笔画纤细颀长，“五”字交笔弯曲、上下两横偏长，与交笔处呈直角；“朱”字头部作方折；“金”字头部多呈等腰三角形而较“朱”字低些、外廓坚挺匀称；各种制币铜质紫红细腻、通体精正光洁，为此“宣五”制作工艺达到其历史顶峰，可谓五铢钱币系列中佼佼者。
5、玄帝“更始五铢”复出，王莽“刀泉布币”又成历史。
汉高祖开基200年，时值王莽居摄二年（公元七年），王莽崇慕古封建之制，拆汉庙、立王庙、极力废除汉文化，他所复古仿制先秦时期的“刀泉布币”，实质是对社会商民的一次大掠夺。到建元更始（公元23年），平林、陆林农民军拥立汉室刘玄为帝，第二年便在长安鼓铸五铢钱，使停止流通的五铢钱又重新始用，显示了西汉时期五铢币文化的强劲生命力。
二、东汉五铢——花名百出 渐趋崩溃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16年（公元40年）始铸五铢钱，世称“东汉五铢”；为整顿混乱衰败币制，东汉晚期中平3年（公元186年）改铸“四出五铢”和“四决五铢”前者内穿角伸出四道斜纹直抵边廓，以防止磨取背铜；后则面穿出四条短线以作防伪标志。
东汉末年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其时太师董卓独专朝政，所铸小钱无内外廓，“五铢”字迹夷漫不全极难辨认，且径小量轻，成对我国货币史上最恶劣轻贱之小钱，以至担谷售价竟达百万钱。在董卓五铢劣钱影响下，在东汉中晚期各种劣钱大批出现，例“磨廓五铢”被磨铢币减重1/3；“剪边五铢”则将币廓连同部分钱肉均被剪或錾切，被剪五铢余径自1.7—2厘米，量仅重1.5克以下，且大小不一、周边不整；用利刃圆錾切割后，将五铢钱一分为二，内为“剪边五铢”，外为延环钱。磨剪下的铜屑料重新用来溶铸劣钱，如此等等，既有私炉业主在牟利，也有官炉在掠夺民间资本，轻小劣钱大量出现，表明东汉中晚期经济衰败，国家孱弱，朝廷行将崩溃的趋势。
三、曹魏五铢——形仿汉铢 行至两晋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罢五铢钱，使百姓谷帛为市”，明帝曹睿嗣位后于太和元年（公元277年）复行五铢，新钱形仿汉制五铢，径约2.5厘米，重为3.4克，“五”字交笔包纳上下二横笔，“铢”头圆折，笔画粗壮，此币在诸多方面优于“直百五铢”和“蜀五铢”，加之曹魏时期币制相对稳定，在以物易物“谷帛为市”的经济模式社会里，曹魏五铢在其后28年中唯行此币，直沿用至两晋时期。
四、南北（朝）五铢——异品繁多 优少劣多
从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始铸“大样五铢”（梁五铢）后，又相继出现“梁铁五铢”、“太吉五铢”、“四柱五铢”、“天嘉五铢”、“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和北齐的“常平五铢”等。在繁多的五铢币中，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仅在局部地区使用，未成统一通用货币而传世出土较少。真具影响的唯有“梁铁五铢”和“天嘉五铢”（即“陈五珠”）。前者是因当时朝廷严禁铜钱流通而铸行，为我国首次大批量铸造铁钱而闻名；而“陈五铢”后虽贬值，但在南北朝属相对稳定，流通较广，为深受百姓欢迎之货币。
五、开皇（隋）五铢——凶多吉少 终告关门
隋文帝扬坚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始铸隋五铢，又叫“开皇五铢”，该币外廓甚阔，面无穿廓，唯“X”字右侧一竖划，左转90度横读似“凶”字，世有“凶多吉少”之传。
隋文帝为统一币制，曾放五铢样钱令诸关查禁劣钱；扬广嗣位后因国势腐败，内外交困，私铸劣钱渐多，物价上涨，“斗米千钱”，以至产生剪铁叶、裁皮、糊纸为钱的乱象。铸行了739年之久的中华“五铢钱”终在文帝扬坚、炀帝杨广父子相互残杀，恣意作乱淫乱的腐败年代成了“关门之币”。
长寿五铢的启示
五铢钱自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更铸开元通宝长达739年之久，其间历经了两汉、三国、西晋、南北朝及于隋唐（各朝及封国、邦国等均有五铢铸造），其流行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是中国乃至世界钱币史所罕见。剖析历史，使我们得到以下启示：
一、汉文化强大生命力，汉民族巨大凝聚力是“长寿五铢”的源泉。
“长寿五铢”外圆内方，意为天圆地方；外观古扑，简洁端正；选用“五铢”两字作计值币文恰到好处：“五”为“十”进位制数的半数，易兑换、找零，流通方便；每“铢”约0.7克上下，枚币重3.5—4克，这同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状况、流通能量基本相适应：“五”在汉文化的词汇中是个美好的吉祥字，例：“五谷丰登”、“五子登科”、“五光十色”等等。以“五铢”为名的计值币人们喜闻乐见；“五铢”书体以篆体为币文，显示了继“甲骨文”、“钟鼎文”之后，西汉字形变革进入了重要历史新阶段，给“五铢钱”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延伸的机遇；历朝各代典型五铢钱文，或庄重挺秀、或端正雅美、或纤细瘦长、或敦实肥壮，字体类玉筋篆、浸透着五铢气韵：“金”字头部、“朱”字头部以及“X”交笔的无穷变化，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书法艺术铭铸在五铢币上典范与精品。历史过去了二千多年，五铢币上的汉文字文化艺术至今仍让我们心旷神怡、赞叹不己。
各个时期五铢币上的独特的篆体书法艺术，是汉民族币文化的标志，它凝聚着一代代帝王将相、社会商贾百姓，即使是王莽篡权复古更铸“刀泉布币”，16年之后仍被农民军拥立的汉室为帝的“更始五铢”替代而不断更新延伸。
五铢钱之所以为历朝各代沿用相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着博大的民族包融、共融、互融的特性。从出土的大量“龟兹五铢”表明，在东汉晚期至隋唐之交（3-7世纪），就有西域龟兹文及汉文（意为五铢）铭铸在币面或币背上。近代纸币和现代的人民币上也有汉、藏、维、蒙等多民族文字标志和有多民族人物图案的币种，这种鲜明的民族风格及其内涵大概也源于“长寿五铢”吧！
二、不间断地改革是“长寿五铢”的活力所在。
“五铢”钱在其历史演进中，并不是一株天生独苗，他如同人们除杂草育秧苗，培养精选良种一样，历朝各代的典型五铢是与各类假恶轻劣五铢币的斗争中更新发展和脱颖而出的，是与其它各种类型钱币并行流通中相对而存在的。仅以带“铢”字的币为例，就有“三诛”、“四铢”、“八铢”等；与其平行流通的币，三国时有“大泉”，南北朝有北周“三大美泉”之称的“布泉”、“五行大布”及“永通万国”等；没有这些“竞争对手”，“五铢钱”的变革有可能会失去动力。也正因为如此，“五铢钱”在这739年的时段内确立并保持了其主体地位。
三、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民众乐业、经济繁荣是“长寿五铢”成功的基本保证。
以“郡国五铢”、“赤仄五铢”、“三官五铢”、“宣帝五铢”为典型代表的“长寿五铢”从其起始走向顶峰的时期，也正是“汉唐盛世”的汉武帝、汉宣帝时期。汉武帝执政伊始就摆脱了外戚势力的控制，牢掌大权，逐渐实行他的政治抱负，他奋发有为，具有雄才大略，果断实行了许多新举措：
政治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肯定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势力，建立监控诸侯王的法制；对内廷还设立了刺史官监察制度；改革察选制度，鼓励吏民直接上书言政，通过太学选拔官吏等。
社会问题上，他懂得要实现政治抱负，首先要提高生产、增强经济能力；他不满足前朝留下的经济基础，而力求新的发展；他屡次宣布“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的政策，防止从农民中游离出一些脱离农业生产的“浮民”；在天灾人祸较严重的时候，又施行安抚政策；另一方面对地主的兼并与不法行为加以限制；他注意引洪入河，兴修水利，既通航又灌溉；他还倡导“移民兴屯”、“借田于民”的办法解决农民无地可耕的问题；在他在位后的２０年里，实行新的财政、经济政策，包括大力整顿币制，直接掌控货币铸行，销废各种杂劣铜钱，统一推行“五铢钱”；他力主盐铁官营，控制与经济命脉相关联的大手工业和大商业。
对外关系上，采取先“亲和”政策，后采用反侵略的抵抗政策，以赢得同匈奴的“和平共处”和北部边疆的长期安宁；同时正确处理了和西域诸国的关系，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不但有利于亚洲各地经济和生产，也增进了欧亚之间联系，使汉武帝及汉宣帝时期的西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毫无疑问，也给西汉社会带来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所有这些，都是“长寿五铢”成功沿用至隋唐的基本保证。原刊2008年《南通钱币》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