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生 平
董仲舒(前179一前104年)，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我国汉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董仲舒生在富贵之家，7岁就上学堂念书了，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他的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决定在屋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但他以“三年不窥园”的闭门钻研精神钻研儒家典籍，兼习先秦其他名家学说。终于在几年刻苦学习后，学问愈加精深，在中、青年时，就成为当时学问渊博、兼通五经、擅长《公羊春秋》的专家，成了远近闻名的经学大师。像这样有学问的人当时很受尊敬，许多人拜他为师。由此，他收授门徒很多，在其教学工作中，让一些学习时间较久而学业程度较高的学生，对那些初来受业或学习时间不长而学业程度尚浅的学生进行教学。使学业有成的学生给教师作助教工作，同时也体现教学实习的意义。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汉武帝选拔贤良的时候，董仲舒以儒学博士的身份接受了他的亲自策问。他逐一地回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方略的三个策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在这次选拔贤良中，董仲舒一举成名，被汉武帝封为中大夫。
公元前135年，汉王朝在辽东和长陵两地的庙殿遭到雷击后发生了大火。董仲舒在家中草拟了一份奏章，名叫《灾异之记》，他以《春秋》之义和“天人感应”推论这是上天用此火灾来谴告汉王朝有“不义”之处，以及某些“于礼不当”和“在内不正”等情形。其中特别指责汉武帝治国“受亡秦之弊，亡以化之”，宽容许多“骄扬奢侈”和“僭礼”的皇族侯王。草稿刚写完，就被主父偃（汉武帝时大臣）偷走并拿给汉武帝看。汉武帝对于用“天人关系”来说明君权神授的神圣性是赞同的，但用“天人感应”解说这次火灾是天意要烧毁其宗庙，特别是直接谴责到他本人，触犯汉武帝的威严，对此他十分愤怒，于是命人把董仲舒打入大牢，并判处了死刑。后来，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汉朝的大臣）知道了，苦苦哀求汉武帝，这才免了董仲舒的死罪。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
元朔四年（前 125年），董仲舒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在胶西王国的相任上，深深感到胶西王骄横恣纵，难于处事，恐怕时间长了会得罪胶西王。特别是他觉得从政为官已经二十多年，差不多六十岁了，一生为官，屡遭政途风险，想回家安度晚年，从事著书和传道。遂于前121年辞职回家。
董仲舒退居在家除了治学外，还很关心国家大事。同时汉朝政府也仍然重视他的学问和见解，每次有国家大事，就派专使来征询意见。董仲舒自己经常注意国家的气象、经济与民生等问题，及时地向政府提出建议。如他倡议在关中种麦以利民生。又如他看到大官僚地主富商兼并盘剥人民，以及国家专营盐铁，收益过重而夺民之利，要求“限民名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等主张。虽说这些是为了汉王朝的稳定，但毕竟是有益于国家民生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这表现出董仲舒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开发民间工商业和解放奴隶的思想。这是有一定的开放精神和积极意义的。
前104年，董仲舒去世，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后也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现在西安南城墙东段内侧，有一条小街道，叫“下马陵街”。它东至和平门，西通柏树林街南口。在这条街偏东北侧就是董仲舒墓所在。
董仲舒著作有《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有17卷，82篇和《董子文集》。
二、教育思想
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从教育家的角度来探讨董仲舒的文教政策，就会发现他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对教师的要求上等都有明确的观点，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理论。
教育目的
董仲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也就是之所以要兴办教育，是想把教育作为政治的一种工具。
董仲舒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主张实行“德教”。他用天道“阳尊阴卑”的思想，为儒家的“德治”找到了“天意”的根据。他说：“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王者应“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又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从理论上论证了“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治术主张。
董仲舒总结了先秦孟荀两人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认为人性只是“天”创造人类时赋予的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它进而为善。董仲舒吸收了先秦以来关于人性差异论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个不同的等级。“圣人之性”是绝对的善性不需教育；“斗筲之性”为天生的恶性，虽教难善。这两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比较罕见的。“中民之性”代表万民之性，方可“名性”。“中民之性”就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只有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因此，教育对绝大多数具有“中民之性”的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是教育的主要对象。而教育的目的便是将这些具有中民之性的地主阶级加以教化，使之成为统治阶利益的坚决维护者，而在他的观点里，贫苦的劳动人民是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因为他们对统治者的统治不构成威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董仲舒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便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教学内容
董仲舒重视教学，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德性。从“独尊儒术”的思想出发，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的儒学化了，他主张以“六艺”(《诗》、《书》、《礼记》、《乐》、《易》、《春秋》)培养人才。他认为各经所起的教育效果不同：“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六部教材都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而具体到教学内容，董仲舒认为教学的主体便是道德教育，这也很符合他所提出的教育目的。
1，德教是立政之本。在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中，虽主张教化与刑罚并用，但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本为主，刑罚为末为辅。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2，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所谓教化，就是要实行普遍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所谓的“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认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并用他的“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理论对这一思想进行论证。尽管“三纲”思想并非由董仲舒首先提及，但他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并使之在教育和伦理实践中产生深刻影响。从此以后，臣忠、子孝、妻顺成为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与“三纲”相配合的是“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概念早已提出，但董仲舒把它提升为“五常”之道并作了新的发挥。“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三纲”与“五常”结合的纲常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但是发展到了人类社会的新时期的时候，在劳动人民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的时候，他的这些束缚人性的理论和观点便站不住脚了，他的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为“名教”，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君权、族权、夫权，再加上封建迷信的神权，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3，道德修养的原则与方法。中国古代教育家对于理想人格的形成大多立足于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董仲舒也是如此，他提出的道德修养的原则方法反映了他对个体的品德要求。
（1）“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董仲舒主张在道德教育中，“治我”要严，待人要宽，“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所以要特别注意“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要求以“仁者爱人”的情怀去爱护、关心他人，宽以容众，同时要以义来约束自己，“自攻其恶”，经常自我检查反省，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2）“强勉行道”董仲舒指出：“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就是说，奋勉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德性就能日益显著，取得良好的成效。在“行道”过程中，应“尽小慎微”，采取“众小成多，积小致巨”、“渐以致之”、“累善累德”的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陶铸崇高的善性。
（3）“必仁且智”董仲舒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还提出“必仁且智”的命题，主张道德教育必须做到“仁”与“智”的统一。他突出强调了道德修养中情感与认知的统一。“仁者爱人”，但不是一种盲目或无原则的爱，而要靠“智”即道德认知来调节。
（4）重义轻利董仲舒认为，道德修养的焦点在于对利与义的态度上。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必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这里的义是体现封建王朝要求的道德规范准则，利是指能满足个人欲望的物质财富、权势等。利满足人们的身体器官上的要求，义满足人们心灵精神上的要求，二者不可或缺。但是，董仲舒主张对道义的追求应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只有这样，人生才能获得高度的和谐和最终的满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董仲舒对这一道德修养原则总的概括。这一原则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三）教学方法
对于教学的方法，董仲舒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1）强勉学问董仲舒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他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盖明”。不论是治学还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成功。
（2）节博合宜董仲舒认为教学要注意处理好“节”与“博”的关系，学习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太节会使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应该节博合宜，节博结合，循序渐进。
（3）专一虚静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是以立身。”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保持高度的学习效率。他又说：“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时要头脑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
（四）教学的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五）对教师的要求
董仲舒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言传身教，即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要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和进度，即要做到“齐（剂）（调和、调节）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要循序渐进（“造而勿趋”）。要勤于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堪言，挫伤了其学习的积极性（“稽而勿苦”）。要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董仲舒将这样的教育称为“圣化”。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学思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遵循教育规律，使教学出神入化，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小结
尽管时代已经过去了千年，而且他的思想比如三纲五常之类的观点已经跟现代平等个性自由发展的时代格格不入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董仲舒绝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一个时代也曾应他而掀起了儒学的高潮，尽管仕途上并不是很得意，但是却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的提出特别是“独尊儒术”的提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的道德观成为道德教育的依据。这些都有助于当时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但是，成功也并不就等于合理，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独尊的地位，无疑对各种非儒学的学术思想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阻碍了文化的整体发展。不过仅从历史存在的角度来看，董仲舒，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出色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之中最出色的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