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六、香岛云山意气高
1．港九红影一一1940年
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从重庆山城起飞，经过数4,a,1的穿云破雾，他们出现在九龙的启德机场。迎面是平均23度温煦的南国海风，一扫西南硬冷之气，令人舒畅心怀。只是难懂的南粤话语中夹杂着大不列颠的语言，提醒他们是到了英属的殖民地。经孙寒冰的事先安排，他们来到了九龙乐道八号二楼，暂时住在了大时代书局里(现在九龙凯悦酒店一址)。对于刚到九龙的情景，端木蕻良有如下的回忆：
我们刚住下，戴望舒便来接我们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并且介绍周围的环境，安静又方便，他的夫人穆丽娟也很热情．希望我们能搬来和他们同住。并且，告诉我们林泉居的左邻右舍，是哪些国籍的人，还说明他们的身份和职业。他们几乎都是用笔的。有的是作家，有的是诗人。我和萧红也觉得挺合适，因为我们到香港来，只要有个写东西的地方，就很理想了。但不巧的是，我腿关节的风湿病又犯了。林泉居在山坡上，上下要穿过一段小路，加上我们刚刚住下的房子，马上又搬也不太好，因此萧红说，还是过一阵子再说吧。(《友情的丝》)
他们在这儿住了近8个月。
1月30日叶灵风主持的《立报》副刊《言林》，在"文化情报"中发了消息："端木蕻良、萧红，昨日由内地来，暂寓九龙某处。"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简称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到港。第二天《立报》报导说："到会员四十余人，由林焕平主席。会员相互介绍后，席间由萧红报告重庆文化粮食恐慌的情形，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够加紧供应工作。端木蕻良报告新都文坛的一般情状，特别指出重庆文艺界之团结一致，刻苦忍耐精神。最后并谈及重庆生活程度的高涨，作家要求提高稿费运动，宪政运动在文艺界的反映情形等等，九时散会。"
香港的新文化起步很晚。一直到1937年，大陆作家南下，新文化在香港文坛才形成气候。据香港学者卢玮銮女士在《香港文纵》一书中介绍：1938年才有不少人士来港办报，办文艺副刊，推动了香港现代文学的发展。报纸方面，如由茅盾、叶灵凤先后主编的《立报》副刊《言林》于4月1日创刊，由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于8月1日创刊，由萧乾、杨刚先后主编的《大公报》副刊《文艺》于8月13日创刊。杂志方面，如陆丹林主编的《大风》3月5日创刊，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于6月16日创刊，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于8月创刊。
1939年3月26日成立的香港文协，是中共领导的以左翼文化人士为主的统战组织，半年后又成立了受国民党当局控制的"中国文化协会"。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后，即投入到当地的社会活动中去。4月．他们以"中华全国文协"会员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的成员。4月14日，萧红和端木蕻良出席香港文协换届大会。与会60余人，成立了第二届理事会，选出乔木(乔冠华)、许地山、杨刚、戴望舒、施蛰存、叶灵凤、袁水拍、黄绳、徐迟9人为理事，马耳(叶君健)、端木蕻良、林焕平、陆丹林、刘思慕5人为候补理事。文协下设5个部，其中研究部由乔冠华和杨刚负责。研究部又附设"文艺座谈会"、"文艺研究班"、"文艺指导组"，其中"文艺研究班"由施蛰存和端木蕻良负责。香港文协各部里还有冯亦代、简又文、袁水拍等负责人。这样通过香港文协，萧红他们一下子结交了一批新朋友。5月下旬，又成立了"戏剧研究组"由冯亦代等人负责，和"音乐研究组"。
3月3Et，香港几所女校联合举办"纪念三八劳军游艺会"。当日晚7时，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办座谈会，邀请萧红、廖梦醒(廖仲恺的女儿)等人士参加，讨论题目是《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5月11日，迁港的岭南大学师生"艺文社"，举办第一次文艺座谈会，邀请萧红和端木蕻良前去讲演抗战和文艺的问题。据当时登在《岭南周报》的报导说："萧红先生演说颇长"。这次，萧红仍是强调她在《七月》座谈会上的观点，认为"作家未到过战场可以写作品吗?可以的。在后方的现实只要我们能深入地反映也同样有价值，因为抗战影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譬如香港吧，香港不是有很多人在做救国工作吗?他们的工作也是与抗战有关的"。"对于自己生活的阶层，较为熟悉，你也可以写的"。"我们要看清楚目前，但不要不注意过去"。萧红还强调："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人的常识更为深刻。抗战也有缺点，但我们要用文学把它的缺点纠正，文学除了纠正现实外，还要改进现实。"从当时记录表明，萧红用极朴实简略的话语就说清"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和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的巨大作用等纯理论的问题。用文学作品去纠正现实，改进现实，正是一部作品内含社会功能高低的具体标准。由此来反观萧红后期作品，也就有了萧红自己提供的认识尺度。这个记录是极难得极珍贵的有关萧红对文艺见解的资料，可惜，她这次"颇长的演说"只留下"简明的记录"，窥豹一斑，实在令人遗憾。
萧红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马伯乐》反映了抗战中社会一层次的"缺点"，而且"更为深刻"。《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则写了"对于自己生活的阶层，较为熟悉"的部分，而"能深入地反映也同样有价值"，"纠正现实之外，还要改进现实"。这些小说都是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观点的直接体现。它们的深刻不仅在于当时，也在于现在和将来，从而立于中国文学之林。
端木蕻良也发表了极好的见解。如他指出："文学不能离开人类的生活，生活是什么，就是现实"，"不能把抗战文艺和过去的文艺对立"。"文艺是整个的"，"不应分成若干派别若干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我们应注意过去和未来"。他举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认为这部书"不是纯粹写她的罗曼史，他为了表现当时的社会情形，他用了三个人，以表现主题的意义"。
俩人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学生当场将俩人演讲的姿态和神态素描下来，5月29日随座谈记录一齐发表出来。(杨玉峰《萧红和端木蕻良在香港岭南大学的一次文艺座谈》)
5月12日，他们又出席了"黄自纪念音乐欣赏会"。这是为纪念著名音乐家黄自逝世二周年，由香港文协和中国文化协进会联合举办的活动。
5月27日，几十架日机轰炸复旦大学所在的重庆北碚黄桷树镇，孙寒冰等百余人被炸死，大时代书局另一位负责人贾开基负重伤。消息传来，香港人震惊不已。端木蕻良写下《悼寒冰》，寄托他和萧红的哀思。
6月香港文协开办为期两个月的文艺讲习会，目的是培养和提高香港文学青年的抗日文艺创作水平。端木蕻良与许地山、戴望舒、乔冠华主持了讲课，端木讲课的题目有《本港文艺青年的写作问题》和《创作方法》等。萧红等人则应邀参加了学习会举办的有关文艺的演讲活动。
1940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在香港参加了一系列的文协举办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纪念鲁迅先生诞辰60周年和逝世4周年的两次活动。
鲁迅先生的诞辰是阴历8月3日，按当年阳历换算应是9月25日，但1940年却定在阳历8月3日举行活动，为什么呢?《文艺阵地"4卷11期有篇《关于鲁迅先生诞生六十周(年)纪念》的短小报导，道出了个中原由："鲁迅先生诞生于民国纪元前三十一年(1881)年，按照中国习惯，今年适满六十岁。他的诞生日是废历八月三日，最近据上海来信，上海文艺界同人已商请鲁迅夫人同意，定今年国历八月三日纪念典礼，并发动全国各地，普遍举行。(......)"
这次纪念鲁迅、宣传鲁迅、研究鲁迅、发扬鲁迅精神、团结文化界人士的活动在上海、重庆、桂林、成都、延安、香港等不少城市组织筹办。香港方面，在香港文协的倡议下，联合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政府华人文员协会、香港漫画协会、香港木刻协会、业余联谊社等社会团体。"以国难方殷，正宜发扬鲁迅先生精神"，积极筹备香港近年最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据《文艺阵地》4卷12期上《关于鲁迅先生六十生诞纪念》报导："香港方面，自接得上海函约后，亦已由端木蕻良、杨刚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进行推动，届时拟举行一盛大之群众纪念仪式"。报导中还预告《文艺阵地》"预定于五卷二号，出版'鲁迅先生六十生诞纪念专号'，已征集冯雪峰、端木蕻良、萧三、欧阳凡海等专著长论，并约请西谛、巴人、唐妓、周木斋......等执笔专稿"。萧红把1939年纪念鲁迅先生发表的系列文章结集成《回忆鲁迅先生》，7月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成为纪念鲁迅诞辰60周年的一份厚礼。同时她在6月24日给华岗的信中表示："我也打算做一文章，题目尚未定"。后来，她写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在纪念会上宣读。
端木蕻良作为纪念活动的推动者，不但忙于协调组织，这期间他还赶写发表了《论鲁迅》、《略论民族魂鲁迅》、《论阿Q》、《阿Q论拾遗》等八九万字的系列研究鲁迅精神，阐释鲁迅作品的文章。他在给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的"后记"中，曾提出不但要写出"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还要写出"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现在由他和萧红各有侧重地共同完成了这个意愿。
为了把香港纪念活动搞得更充实和活跃，当时负责文艺宣传的文协理事杨刚受文协委托，提议萧红写一部关于鲁迅先生的剧本，通过舞台展现先生的形象和生平事迹。请萧红执笔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当时香港文化人中，唯有她是最接近过先生，无数次亲眼目睹先生家庭生活和写作交友情况的人。但是她没有写过剧本，而且，她坚持认为用舞台艺术形象表现鲁迅是件严肃认真的事，不能歪曲了先生的形象，况且"鲁迅先生一生所涉至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她的《回忆鲁迅先生》，就是觉着难以把握先生为民族解放那种精神的高度概况和体现，只写了他生活细节的一面。因此她一口就回绝，表示写不了。端木蕻良在天津南开中学时就搞过戏剧创作。1931年南开中学校刊《南开双周》8卷1期曾登出预告："下期当有京平君剧本《斗争》"，只因"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与同学们搞抗日学潮，被校方秘密除名离校，是否发表了不清楚。此时，端木蕻良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先生精神和作品研究文章，因此在杨刚再三提议下，他鼓励萧红接下这个任务。杨刚还提意由端木蕻良饰演鲁迅，这回是端木蕻良回绝了，因为他从没有演过戏。但他们从这个提议中得到了启发，认为戏剧中演员的语言形态直接影响人物的形象，由此端木蕻良提出写哑剧，当年南开演出过这种剧。写哑剧得到了文协同仁的赞同，因为哑剧"以沉默、严肃、表情动作的直接简单取胜，最适宜于表现伟大端庄，垂为模范的人物"(冯亦代语)。
端木蕻良先起草了一个底稿，萧红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这佯一部四幕的《民族魂鲁迅》经他们夫妇的精诚合作诞生。对这部哑剧的创作来历，端木蕻良在80年代有如下的追·I1：
在香港，杨刚要萧红和我写一个剧本，让萧红写．我来演鲁迅。我没演过戏，萧红没写过剧本，我们就说考虑。后来我说萧红：你还是写，怎么演再说。我给她出个主意写个哑剧，因为我们在南开演过这种剧。实际上那个哑剧是我给她写的．叫《民族魂》。我写原稿，她改，要不然她就不想写，因为她写鲁迅，这是严肃认真的，不能歪曲鲁迅形象。我写后，她觉得还可以。让我演鲁迅，我坚决不同意，这不严肃么，如果我是个演员，那人物可以创造出来～一鲁迅的形象、精神状况，但我没这个把握。萧红不愿写也是考虑这点。后来觉得还可以．把剧本给人看，大家认为可以，就上演了。(1980年6月25日与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谈话)
冯亦代在1940年8月著文《哑剧的试演--(民族魂鲁迅)》说：萧红"费了几昼夜的功夫完成了一个严密周详的剧本。可惜恪于文协的经济情况，人力与时间的局促，这剧本竞不能与观众见面"。原来剧本交出后，文协的"戏剧研究组"的同志，认为剧本内容繁复，剧情和人物过多，限于经济情况和时间人力，又加以修改。据徐迟回忆："萧红写了一个哑剧台本《民族魂》。因为有些部分不很适合于舞台演出，丁聪、冯亦代和我几个人约她在阁仔的咖啡座内研究台本的修改"。(丁言昭《萧红传》)文协参照原剧本改写成一幕四场的哑剧，并起名《民族魂鲁迅》。加上"鲁迅"二字，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香港毕竟不同内地，市民不很关注时事，当年鲁迅先生遗体上盖着写有"民族魂"三个字的大旗，港人还能记忆的可能不多了，因之加上"鲁迅"二
字。
8月3日举行了纪念大会。当天下午3点正，大会在加路连山孔圣堂举行，300多人与会。台上以黑布为幔，上悬孙中山遗像和鲁迅的巨幅画像。主席许地山致开会词后，由萧红报告鲁迅生平事迹。内容"大部系根据先生自传，并参证先生对人所讲述者，加以个人之批评"。另有张一鏖演讲，长虹歌咏团演唱，徐迟朗诵五篇鲁迅作品。
当天晚7点30分，又在孑1圣堂举办纪念晚会。节目有田汉的话剧《阿Q正传》．由艺术家李景波导演并饰演阿Q一角。哑剧《民族魂鲁迅》，由银行职员张宗祜扮演鲁迅。话剧《过客》，鲁迅原作，冯亦代导演。
哑剧修改本演出很成功。端木蕻良回忆说："演鲁迅的演员也不是正式演员，但化妆非常像，名字我忘了，演出很成功。"徐迟回忆说："修改后演出了。演出成功。我还记得萧红闪着满意的泪花向我们表示高兴。我们得到了安慰。"据说张宗祜的扮像是画家张正宇给他化的妆。
为纪念10月19日鲁迅逝世四周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合作的剧本．也改名《民族魂鲁迅》以萧红的名义，从10月20日至31日，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连载。端木蕻良的《论阿Q》从11月1日起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几天后，因被当局书报检查机关"检删过多，断裂不能成文，只得中止刊载"。
萧红和端木蕻良叉出席了10月19日文协等团体举办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大会由林焕平主持，刚抵港的胡愈之及梁若尘发表演讲。
在香港举办纪念鲁迅的活动，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内容丰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在灯红酒绿，远离战争的英属殖民地是很难得的。
到香港，萧红和端木蕻良十分珍惜这块难得的和平之域，在文协领导下，不顾身体的不适和气候的不适，焕发出空前的热情，投入到频繁的社会活动中去，为全国的抗战事业，Jf1手1实实地贡献出自己的那一份光和热。奇怪的是，有人却说：萧红到港后"过着一种几乎同外界隔绝的生活"，(铁峰《萧红年谱》)不知依据是什么?
2．"笔杆年"的辉煌
实在难以想象，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社会活动那样频繁，创作情绪却异常高涨，创作量成正比的发展。萧红是一直有着强烈能创作欲望的，可惜战争前是感情一再受伤，战争中又是环境无比恶劣，两者都严重影响了她的正常创作进度。这回到了香港这蚨相对宁静良好的地方，虽然气候不很适应，吃住不很习惯，语言重流也受限制，但她都不去在意，她要抓住这黄金般的机会，实现划心怀已久的创作理想，写出她想写的，她熟悉的作品来。
作为夫妻作家，她创作的热情和激情又有端木蕻良的呵护和回应，夫妇二人行影双双，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场所，回到家里叉比翼如燕，辛勤吐哺，如构筑窝巢似的创作出他们短篇巨构。端7f蕻良一如在重庆一样，他比萧红承担更多的责任，要过问完成香港文协交予的工作，还要主持"大时代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从重庆到香港，他们的创作取得骄人的成就。1939年5月厉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端木蕻良的代表作《科尔沁旗草原》。这部翕成于1933年的巨著，历经6年艰辛，终于在茅盾、叶圣陶、夏日尊、郑振铎等人关心下与读者见面。12月，他的短篇小说集《厉陵渡》收入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由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到香港后，1940年3月，萧红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也为《每月文库》出版，收入《黄河》、《朦胧的期待》、《旷野的田喊》、《逃难》、《山下》、《莲花池》、《孩子的讲演》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的新作。同月，重庆复旦大学《文摘》出
七篇，都是她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大时代的小故事》内收老舍等人12篇小说，其中有端木蕻良的《火腿》、《找房子》、《生活指数表》。
5月，端木蕻良的长篇《新都花絮》由重庆知识出版社出版，同月，他的中篇小说集《江南风景》做为《大时代文艺丛书》由香港大时代书局出版。
6月，萧红的散文集《萧红散文》作为端木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由香港大时代书局出版。内收《一天》、《皮球》、《鲁迅先生记(一)》(即《在东京》)等上海时期的作品，和《鲁迅先生记(二)》、《牙粉医病法》、《滑杆》、《林小二》、《放火者》、《长安寺》等重庆时期的作品。
7月。萧红的回忆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这样，从1938至1940年，他们结合以来，已出版8种图书，其中萧红3部和端木蕻良的两部都是他们共同生活时期创作的结晶，这还不包括端木蕻良连载发表的长篇《大江》。
至于1940年，他们到港后发表的作品也是喜人的。
1月里，端木蕻良的《大江》还在《星岛日报》副刊连载。3月，端木蕻良的中篇《蒿坝》(即《江南风景》)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这是他到港后在香港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4月10日，萧红发表到港后她的第一部作品《后花园》，分12节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副刊《文艺》、《学生界》、《文艺综合》上，至25日连载完毕。
6月27日，端木的《新都花絮》在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开始连载。30日萧红的书评(《大地的女儿>一一史沫特烈(莱)作》和端木蕻良的《介绍(铁流)》发表在《大公报》副刊《文艺综合》。
6月左右萧红的长篇《马伯乐》脱稿。
9月13至12月2713，萧红的长篇《呼兰河传》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连载。这部小说是边写边载，于12月20日脱稿。
12月1日，端木蕻良的回忆他家乡历史和家庭变迁的纪实性长篇《科尔沁前史》在香港《时代批评》上连载，到1941年2月11日连载结束。
这些仅指他们的小说散文创作，就足以如端木蕻良当年给华岗同志信中所提：1940年是他和萧红的一个"笔杆年"。尤其是萧红，1940年是她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她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执着爬格，写出了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完成了她唯一的一部讽刺长篇《马伯乐》。这两部她仅有的长篇，都是在香港的一年里完成的。1940年，是任何研究萧红的所不应该忘记和疏忽的一年，可悲是，人们恰恰忘记了这一年份与萧红短暂的十年创作生涯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占着多重的份量！
1940年，萧红创作的生命年!
他们的勤奋得到了茅盾先生的赞许。茅盾在1940年3月给上海的蒋锡金信中提到："端木已赴港，为某书店办文学丛刊，观其寄来之拟目，有适夷及他人之作品，已索及拙作，然弟无以应之。红姑娘创作甚为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副刊排日登载．想兄等已得读，弟则连书名尚未知之，寡闻抑何可笑。"
"文学丛刊"即指端木蕻良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当时他广为发出约稿信。据他自己回忆，当时出版了戴望舒、楼适夷、冯亦代、叶灵风等人的作品或译著，及萧红和他的作品。因为当时内陆战局紧张，香港文气尚弱，因此编一套高水平的丛书很困难，他又向茅盾、许广平、台静农等人约了稿。
至于有萧红的长篇在香港"排日登载"是茅盾远在边陲信息不灵"闻"而有误所致。当时他得内地消息往往需一二个月甚至更长，可能把萧红在1939年几次的连载误为长篇连载了。如萧红《旷野的呼喊》是4月17日至5月7日在《星座》连载20余天。8月5日登载《花狗》，10月2日登载《茶食店》，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但"创作甚为努力"的结论是不谬的。不久，4月16日，仍由茅盾署名主编，一实已由楼适夷接替的《文艺阵地》四卷12期上发一《记端木蕻良》的长篇消息，称他"自渝偕萧红飞港，于文艺工作，致力甚勤"。说明茅盾他们是充分肯定了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工作和创作。消息中特别提到："现为大时代书局编一丛刊．已约请西谛(郑振铎)、王统照、适夷、曹靖华、台静农等撰稿，并广征各家新作。据来函云对作家待遇，为每千字预支版税五元"。这实际是替端木蕻良做广告，为他扩大作者来源，支持他的组稿工作。
香港的这套"大时代文艺丛书"，是与上海"孤岛"出版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书名相同，内容也是相呼应的。上海那套丛书由郑振铎、王任叔(巴人)、孔另境(茅盾的内弟)负责编辑，1939年7月出版了第1辑共10册，内有齐明(陈望道)、容庐、巴人、韦佩(王统照)、郭源新(郑振铎)、柯灵、唐鼓等人的小说、杂文、戏剧、小品、译著等。郑振铎为这套丛书写的总序说："文艺工作者在这个大时代里，必须更勇敢、更强毅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如椽的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端木蕻良主编的同名丛书，显然也是同样的宗旨。
萧红的《马伯乐》是沿着她自己的生活经历路线，从青岛--上海(--武汉--重庆)写出一位男主角的"逃难"经历。它是把"何南生"的临汾《逃难》扩衍成一部反映抗战初期某类典型人物的"逃难记"。抗战期间善良和平的中国百姓逃难无可厚非，抗战时期千百万各色人等在逃难也是事实。而小说赋予了"马伯乐"一类人物的典型性格和特征。这类人物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们色厉内荏，夸夸其谈。有危险要来之前，他们胆大气粗，满嘴豪言，拍着胸脯瞧不起别人的"胆小"，一遇挫折危险，立刻缩如"龟壳"或者一逃了之。反过来又报怨柔弱的老婆"坏了"他的英雄计划。总之，在萧红笔下，把一个胸无点墨又有些文化，生吞洋务又盲目崇外，身上还沾有阿Q、无赖、痞子、流氓、瘪三的诸种习性于一身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正如评论家杨义指出的："把自己的讽刺才能发挥到极致。她颇有剖析畸形心理之意，抓住人物可笑可鄙的癖性和细节加以放大，夹进充满反语的议论，使之如照哈哈镜而变形"。(《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是由于萧红熟悉"马伯乐"式的人物，所以她用尽了幽默和嘲讽，她的诙谐和滑稽的笔调已至到了不肯节制的地步，把她内心所要说的，用"马伯乐"这一人物，用完全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刻画出来。可以说故事是虚构的，细节是真实的。但是这种情绪化的写作，自然影响了小说的深刻性。
鲁迅先生在《清代讽刺小说》里，曾肯定《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挝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因此有评论家认为：《马伯乐》"整部作品充满喜剧色彩，竭尽挪揄、嘲笑之能事，表现出作家对讽刺对象的极大的优越感和无情嘲弄的心态，不像《阿Q正传》那样，是悲喜剧交融，对被讽刺对象有着深厚的同情"。(齐裕煜、陈惠琴《中国讽刺小说史》)
对照《马伯乐》，端木蕻良写于同时的《新都花絮》则显得"风格深刻而冷隽"。但他又不同于一些"左翼作家"："他们直面人生，尖锐直刺，风格粗犷泼辣。多为政治讽刺，客观冷静，悲剧成份较多，但色调比较单一而少变化"。他也不同于京派作家："讽刺多为世态讽刺，不接触重大政治问题，态度温和，'不赶尽杀绝'，作品主观色彩强，喜剧性浓厚。但讽刺的火力有些不足"。(《中国讽刺小说史》)端木蕻良则把两种讽刺类型各取其长，用"态度温和，'不赶尽杀绝...的手法，以一个宓君在抗战保育院中的恋爱故事，"直面人生"，实"为政治讽刺"，巧妙讽喻了当时当局一面陈义抗战，一边发国难财镇压进步力量的勾当。所以此书在重庆6月出版(版权写5月)，8月就遭查禁不得发行。
关于《马伯乐》的创作，美国学者葛浩文曾说："照端木蕻良的回忆，'马伯乐'这个名字是他为萧红取的。萧红本来的意思是以女性为小说的主人公；端木向她说：'作家创造人物一定要有典型，人物才能不朽'之时，萧红便回答：'那我创造谁呢?我创造我自己好了...。(葛浩文《萧红评传》)主人公改成男性后，小说原来起名《马先生》，即小说主人翁，只有姓没有名字。这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潘先生在难中》、《包氏父子》，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二马》、《牛天赐传》等未免过于雷同了，端木蕻良建议她用"马伯乐"一名。马伯乐实有其人，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亨利·马斯伯乐的中文名。1920年在法兰西学院任教，讲述汉学，曾来过中国。当时正因其专著认为中国汉语没有语法范畴和词类，而遭到华界语言学家的批评。所以"马伯乐"一名实为借用一位外国学者的名字，也算幽默之举。
《呼兰河传》的创作则是另一种内涵的反映和产物。
萧红和端木蕻良都是东北人，都是生长在封建色彩很浓又有近代思想交合的地主家庭。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有过深刻甚至苛刻严厉的批判。而此时国破家亡，流落在外，他们忧国怀乡的情怀比别人更痛切、浓烈，别人才有两三年的思乡苦，而端木蕻良是1932年，萧红是1934年便永远地离开了家乡。萧红笔下的《生死场》、端木笔下的《科尔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都寄托他们对家乡和父老的怀念。1941年柳亚子在与他们见面后，就强烈地感到了他们怀乡的愁苦，他写的"长白山头期杀贼"，"黑龙江畔漫思家"，把萧红和端木蕻良埋在心底的心理准确地描述出来。
住在天涯一隅，强烈地忧国怀乡的思念，把他们带回了东北故土，于是，萧红写出了《呼兰河传》，端木蕻良写出了《科尔沁前史》。与《马伯乐》和《新都花絮》不同，这回是同类题材．写法大不相同。萧红充分发挥她的散文体特长，用感情色彩浓重的笔调，如影如绘，细细勾勒出故乡呼兰河畔小镇的历史风俗画面，文字清淡，描述细腻，娓娓而谈中透出绵绵不断的乡情。那里有"社戏"的热闹，也有比"百草园"更温馨的恬适，带着与江南水乡迥然不同的，北国河畔的泥土气息。那里也生活着北方的"祥林嫂"、"闰土"、"孑1乙己"、"鲁四老爷"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那是一个混沌的社会，封建的、儒家的传统观念有之，新思潮、新科学有之，较量、退却、融合、反复，搅乱了人心，搅乱了几百年宁静的小镇，说不清它的原生态、更新态、复合态，反正它被无形的手裹挟着，曲曲折折地前进着，因为前进，所以它才有希望?几十年来，人们说不清萧红为什么写《呼兰河传》，说悲哀者有之，说寂寞者有之，说小说没有指明光明前途者有之，说它找不到解决社会难题者有之，结果小说的主题被否定，作家也被否定，只是她和她小说的艺术性，无法否定，于是传世之作成为"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如萧红自己所点明的，是写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写呼兰镇上"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这里写到了日常人们的衣食住行，行为规范、文化教育、思想意识、小城风貌、市井行业。这些内容按小城街巷的纵横排列顺序一一扩展叙来，很省力，很别致，又不会有重大遗漏，说明在写之前精心思考过的。第二部分即第二章，是写"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通过介绍"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写出"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人不过在其中"揩油借光"。说明迷信和鬼神文化在人们Et常生活中所占的统治地位，小镇的大型社会活动，都是靠鬼神文化得以自娱自乐，其时这不是一域一域现象，中国传统文化如此，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也如此，甚至保留至今仍盛行世界的诸如圣诞节等等都还是如此，只是神秘的色彩减少，民俗性增大而已。
第三部分是从第三章起，开始了萧红童年的回忆。透过在张家大院里家族成员中种种故事，也折射出当时呼兰小镇种种形态。但在张家大院里，却有一个极特殊的例外，即出租了许多房子，招进不少贫穷房客。萧红对自己家族的回忆仅用了一章，书中更有社会现实意义的是从第四章起，开始从一家一家房客身上，发掘深藏其中的"国民性"的种种问题，也只有从第四章开始，萧红才反复地使用了"寂寞"二字，因为那是一幅幅''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茅盾语)处在底层的人们，这是死一般的单调，无聊和寂寞，后花园的色彩与他们无关，呼兰城的cc盛事"他们也极难得参与，这不"寂寞"又是什么呢?萧红拿她自己家族还有色彩、音响的"地主"生活(第三章)与房客单调、麻木生活做一强烈对比，没想到；一些人却把"寂寞''扣到了她的头上，把《呼兰河传》渲染成是萧红心境"寂寞"下的''寂寞"之作，完全是曲解了她和她的作品。
萧红在世不但生活勇敢，文章孔武，而且也有革命的理论充实头脑。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之死》反映出她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而《呼兰河传》恰恰反映她认识的深化和提高，不再把阶级意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简单化、脸谱化，不再把被剥削阶级当怍"天生革命家"，造反者来吹捧拔高．而是刻画出他们承受传统陆会的重负、传统精神的窒梏，他们既有人性的善良，也有社会生年中沉淀下的愚昧、蛮横，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反抗有顺从，有机敏有麻木，他们是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中的人，而不是理论塑壹的没有社会灵魂的概念人。萧红的这些认识，自然有她长期从鲁迅先生那儿所得教诲、曲折生活经历和感受，也还有各种文化、基想、社会、哲学等读物的影响。其中便有她写《呼兰河传》时，在阅读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下面简称《民族史》)一、二酉卷。也就是说，最迟在1940年夏，她曾认
真阅读过用马列主义观点系统介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理论书籍，这是任何研究《呼兰河传》写作背景的人所不该忽视的!
《民族史》是华岗在自己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11史》一书改编扩充而成的。一、二两卷的内容是从鸦片战争写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第一卷是"鸦片战争--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第二卷是五四后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华岗在1951年增订本自序@Hi11："本书初版发行于1940年，而执笔时间则在1939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紧张期间，读者十分需要有关民族解放运动的读物，本书即应此种需要而产生。"此书"主要任务是在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藉以鼓舞抗ft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所以在取材与写作观点方面，都以上述原则为准绳。"在原序中，华岗还有这样的说明：本书虽名《民族史》，但对于中国内部的社会解放运动，也还是连带加以记载，这是因为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解放根本不能分离。就是这样一部书，萧红和端木蕻良从19401128、9月间至1941年2月，一直在研读中。(第一卷出版于1940年7月，第二卷出版于1940年底)萧红给华岗信中提到："写的实在好"，"中国无有第二人也"。可见萧红当时对马列主义观点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了解并不比别人差，这期间正是她写《呼兰河传》的全过程。4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否定萧红和《呼兰河传》主题思想的评论，代表性的，是石怀池的《萧红论》、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还有茅盾的《论萧红的(呼兰河传)》。(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由于萧红客死香港的实情只有两三个人清楚，到处散布谣言，攻击端木蕻良，贬低萧红，生生造出一个"萧红寂寞论"来，再加上某些人推波助澜，结果影响了像石怀池这样根本不认识萧红的年轻中文系学生，误信谣言，断然地说："《马伯乐》是与'关注自己的小圈里'的生活密切联系的"，认为《呼
兰河传》的出现是萧红"全然走向悲苦的破灭了"，是写于"病苦与寂寞"之中。(《石怀池文学论文集》)石怀池怎么知道萧红是在"病苦与寂寞"中生活的?依据何在?显然是某些人的谣言中伤起了作用，由此石怀池凭自己主观臆想地完全否定了萧红，说她后期的"寂寞"，则是："她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溶汇成一个整体，她始终在狭小的圈子里寻找出路，一再陷于情感的泥淖里"的缘故。瞧，一个完全不了解萧红的人，就这样中了谣言之毒，判下如此冷酷无情的结论，那造谣人把萧红研究带上了多么深重的歧路!
茅盾先生也是误听误信这些"寂寞"的谣言后，怀着一种"难以索解"的矛盾心里，又在他女儿因误诊而断送青春年华的"几份感伤心情"和"抑挹"中，以自己的寂寞体量所谓萧红的"寂寞"之心，而写下一篇充满矛盾的《论萧红的呼兰河传)》。由于他在文坛的地位、威望和人品，无疑对萧红评价上雪上加霜，造成很长时期的负面效应，正中造谣中伤者的下怀--贬低萧红是为了打击否定端木蕻良。
以石怀池为代表的典型论点还有这样的提法，认为萧红"小我的悲哀愤懑着自己，摆脱不了阶级身世和性别留给她的感情，愤懑在人类日益扩大尖锐的斗争里"。由于"与现实脱了节，这个惊天动地的民族解放事业对她已经陌生了，她的现实的创作已经枯竭，甚至连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心灵的博动也无法捉摸......她只得在往昔的记忆里，搜寻写作素材，丢开眼前的现实斗争的丰富内容"。且不提石怀池的这个结论与萧红创作事实方枘圆凿，失之千里，单说他的这番宏论，恰与1940年萧红在连载《呼兰河传》时，杨刚发起的一场反对"新式风花雪月"的大论战中的观点很相似，而这场大论战要批判的却不是《呼兰河传》
1940年，当时香港地下党有一个外围组织--香港文协的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是文学青年的组织，也称"文通学社"，还有一个一体的组织"香港青年文艺研究社"，办有刊物《文学青年》，领导人是杨刚。7月1日，她在该刊第二期发表《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她在文中尖锐指出，香港的文艺青年有一种不良倾向：喜欢发表"与民族煎熬、社会苦难，不太相称的文章"。认为"写文章的人的情绪，大都在一个'我'字的统率之下，发出种种的音调。多半的人是中了怀乡病的，想着故乡。跟着一个故乡的题目，或是含了怀乡意味的题目，很自然很流畅就来了叹息，思慕和悲哀。在这里，故乡的柳丝，故乡的蝉儿，或者故乡落日的余晖和微风全应景而至。这时，文章里的人物常常有了爸爸、妈妈，还有就是爱人和姐姐。文章通常有眼泪，通常有向故乡的凝望，有流亡的心。还有，就是几声天真的对鬼子的怨恨和咒骂。最后的结束似乎是一致的，那是回家的愿望。"她认为这些怀乡的文章，或是"找到自己的忧郁"，"坐进他自己悲哀的囚牢里"，或是出自"对于祖国的渴望和呼唤"，情绪"高昂急迫"，"喊叫，暴怒"。可她的结论是："很显然，写者在动笔挖掘感情以外，似乎没有其他的事。他只是在那里挖他自己，拉紧他自，己的神经线老是去敲那在单调工作里的线条要它发泄。其中除了对祖国的呼唤在某方面能够引起相当共鸣而比较有意义以外，别的却可以风花雪月式的自我娱乐概尽。风花雪月，怜我怜卿正是这类文章的酒底，不过改了个新的样子，故统名之日新式风花雪月。"她提倡的是："香港何处不是生活?何处不是材料?好的正可供感情的激动，坏的也恰恰需要暴露。表现香港的视野非常广阔，我们何苦专刳自己的空心肠!"
此文发表整两个月，9月1日，萧红的《呼兰河传》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连载至12月27日毕。
11月1日，《文艺青年》四期上刊出一个响应杨刚文章的专辑，并提出《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大纲》，要求左翼文学青年学习研讨。11月8、9两日，国民党港九地区党部书记、香港国民党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主编胡春冰，在本报发表《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国家社会党中央委员曾洁孺在《国家社会报》发表《错误的挑战--对新式风花雪月的问题的辩证》等文章。于是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大公报》副刊《学生界》、《立报》副刊《言林》、《华侨日报》副刊《学生园地》，以及《国民日报》、《国家社会报》等十几家报刊，纷纷参与论争，发表文章90余篇。
笔墨论战发展成面对面的辩论。11月24日在文协会址举办辩论会，与会人员83人，文协方面有戴望舒、叶灵凤、杨刚、乔冠华、冯亦代、郁风、黄渑、袁水拍和"文通"、"文研"的青年。对立面有胡春冰、曾洁孺、张若荣(青年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调查局统计局驻港工作组为代表等。辩论会从晚上7点开到11点。双方辩论的焦点是：文协一方认为新式风花雪月要害在于创作倾向和生活态度问题。
胡春冰一方认为只是创作方法问题。
由于杨刚的文章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把"怀乡病"作为批评的对象，这本身就伤了流亡香港的外乡人的心，打击面过宽，况且"风花雪月"的也是少数，所以让胡春冰等抓住缺欠，反而由他们来为青年辩护，因此这场论战实质是国共双方"争夺文艺的领导权"。(杨奇、麦烽《一份秘密印刷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因此辩论会一开始，杨刚首先发言，对"新式风花雪月"进行四点界定：1，"这种作品往往是只爱自己，超过于爱民族、爱人类"；2，"只见到自己的个人主义感情"；3，"消极的悲哀愁叹绝望"：4．"空说的套用旧诗词与五四时代的词调"。她又说："这类文章：颓发的、自私的......"又说："引用自然的软面来发挥自己的消极的愁叹，是我所谓新式风花雪月的基本要点"。
'乔冠华的发言，把杨刚文章中过激的观点加以软化，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谈"怀乡"的文艺创作问题。他说："怀念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写故乡，写柳丝，这话对不对呢?对的。但是我们是
不是永远而且这样的写下去呢?这里跟着来了问题。"他指出这是"创作倾向问题"。
黄渑(文协理事)补充说："怀念祖国，怀念故乡，不是不好，然而太不够，而且要提防的是'无病的呻吟'、'堆砌词藻'和对于现实题材的抛弃"。
杨刚最后总结自己文章观点时，强调说："我的文章没说过不要抒情，也没有说写故乡就是风花雪月、我所说的是怀乡病。""所谓怀乡病是一个专门的名词，指的是一种心理病态，只能想到故乡，想到了就是悲哀。留连感伤。其实故乡人与事本来有许多可以写的，可以用写实的手法去表现，也可以扩大自己的感情，不当它是个人的东西，而换一种抒情的写法，使每一个读者都爱你的故乡"。(参见《历史的轨迹》)
这个辩论会的记录发表在12月19日和26日两天的香港《中国晚报》第4版《文通》周刊上，此时正是萧红刚写完《呼兰河传》(20日)和连载完毕的时间(27Et)。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详的引用当年这场论战，因为它关系到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呼兰河传》的。进入80年代，还有不少人把《呼兰河传》贬为个人主义寂寞感伤产物，他们的观点恰与当年香港文协所要批判的"新式风花雪月"的观点相似。可是当年萧红的《呼兰河传》正是伴着这场争论，在文协控制的报上连载的，当时敌对的双方谁也没有指责过《呼兰河传》，若这本书真如某些人的批评的话(而他们的批评与当年杨刚提出的四点何其相似)，当时就会遭到批评了，不管来自哪一方。这对于今天如何评价《呼兰河传》的写作背景，主题思想应该有很大的启迪的。
再则，如果说《呼兰河传》中人物真的是没有一个"是积极性的"话，那么萧红的创作态度是积极的。因为茅盾先生也承认：萧红笔下的人物有着"原始性的顽强"。那蕴藏在人物本身原始性的顽强的生命力，决定他们一旦有新的动力来启动，那呼兰河畔的小镇，就不会再是"亚细亚式"的王国了，这后来可以预见的发展，正充分表现在她的《生死场》里了。从《生死场》往下再发展，萧红不是要写反映东北学生运动的《晚钟》，("五四"式转折)反映红军长征的"半部红楼"，(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势力的较量)反映东北解放后农村变化的《泥河》(民主主义革命后的社会变革)等等社会进程的系列史诗吗?(端木蕻良《怀念萧红向党致敬》)围绕《呼兰河传》，萧红还写了《后花园》、《小城三月》，"她还计划写了10个短篇，连题目都拟好了。《还乡人》、《采菱船》、《珠子姐》这几个故事"，她都"就差写出来了"。原来，她接受端木蕻良的建议，要搞一个松散的"呼兰河系列"。
端木蕻良从1932年开始正式创作以来，他就渐有一个"红粮系列"，把他生活的辽北大地的历史变迁用文艺形式写出来。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他的小说人物从黑土地走出来，他又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长篇为主干，短篇为辅的手法，又想写出自己的"人间传奇"的长篇和"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