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
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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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龙应台，台湾地区著名作家。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作品具有很大的影响。
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县，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每年导演学生戏剧，并为《法兰克福汇报》撰写专栏。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受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之邀，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辞职。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聘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附：《专访：龙应台》 柴子文
龙应台的新书《目送》，跟过去壮怀激烈的野火式风格不太一样，更多是对生命和人生的省思。即使是写家国大事、天下兴亡的文章，龙应台的緕事方法中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那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
去年十二月，龙应台与儿子的通信结集成《亲爱的安德烈》一书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已在台Ｗ印行十万册，香港版也列畅销书排行榜近半年之久。七月初，她写了一年的专栏散文，结集成新书《目送》，书中多篇文章发表时即已在网上广为流传。
新书出版后，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龙应台，接受史坦福大学Ｈ佛研究所的邀请，将於八月抵达旧金山，为她的下一本书《我们的一九四九》搜集资料。她将细看胡佛研究所今年七月开放的蒋Ｊ石一九四九年日记。以下是访谈摘要：
《目送》中的散文，跟一般读者心目中野火式的龙应台风格不太一样，少了直接了当的批Ｐ，更多是对生命和人生的反省、思索。你怎麼看这种转换？
可能有两个角度去看。一般人会以为这个作者变了，她以前是写刀光剑影的大块文章，现在人生走到了这个阶段，所以文章整个地沉潜下来，这种看法当然没有错。可问题是，我下个礼拜说不定又写一篇刀光剑影的文章。所以，这不是一个从A到B的过程，而是平行的两条溪流同时存在，因为我在写《野Ｈ集》的同时，也在写《孩子你慢慢来》。
可是另外一个层面，这样性质的潺潺小溪，大概在我年轻十岁时也写不出来。相较於前面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完全是「暗夜行山路」的文章，完全是私己的。所以这次与以往不同，没有新书发表会；香港书展，我压根儿不出现，因为你很难把私己的感受公开去跟人讨论。就让这本书自己「走」。
书中那篇《（不）相信》在中国大陆发表后，很长一段时间排在《南方周末》网站点击率排行榜第一名。你觉得为什麼它在中国大陆会有这麼大的反响？
这本书太有趣了。应该说中国大陆以外，所有文章裏，流传最广的是《目送》，尤其在台Ｗ。那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舍不得放手、不得不放手的一种怅惘。有人称它是二十一世纪的《背影》（朱自清）。但是，我也发现在中国大陆流传最广的却是《（不）相信》这一篇，这裏头透露出太多讯息了。中国大陆的读者从相信到不相信、到不相信之后又觉得人不能长久地在不相信的状况之下往前走、继续活，因此在怀疑、失落之中，试图去寻找可以相信的东西。这个相信、不相信以及寻找相信可能就是中国大陆过去六十年的发展过程。
可不可以说，《（不）相信》写你自己走过来的过程，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历程。而大陆现在还处在同样的过程裏，所以那裏的读者感受特别深？
是的，这是我自己走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它从早期的相信，到后来的不相信，不相信之后并不会简单地走到最后又相信。
因为不相信之后层次更复杂，包括台湾后来国Ｍ党被拉下来，这个巨人倒下之后出现了民Ｊ党，然后民Ｊ党也让你大失所望，现在国Ｍ党再回头。从相信到不相信之后再寻找相信的过程，是一个不得不抽丝剥茧、必须非常冷静、沉潜的阶段。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和台Ｗ的整体过程是走了一条漫长的路，现在处於不相信之后要重新找相信，但是对你看到的相信又相当地怀疑。
可是，因为台Ｗ人没有经过大陆那种Ｂ烈的政Ｚ过程，所以还能以比较平和、温柔的心态去找、去思考这个问题。而大陆读者的过程，我觉得他是在一个相信之后全盘地不相信，但在一部分人全盘不相信的同时，有一部分人还是拥抱著过去的相信——它处在一个比较剧烈的撕裂状态。从相信到不相信，台Ｗ渐渐有一个整体的共识，中国大陆还在撕裂状态裏。
所以，在台湾，《目送》打到读者的痛处，外在的相信、不相信，台湾人都走过一遍之后，现在对他最重要的反而是内心的世界，是人生本质的东西，也就是《目送》；而《（不）相信》打到大陆读者的痛处，因为他正身在其中。两边读者反应的对比太有趣了。
你在书中提到，你突然发现，身边很多和你同龄台湾知识分子朋友，其实已经很早就开始看佛经。为什麼会有这个现象？
在台北，我身边很多文人、作家、学者朋友们，虽然不说但都在读佛学的书，甚至很多在家裏会做密宗或藏传的各种佛教仪式。你可以说这是大陆佛学四九年后的海外薪传，因为大师都走了嘛。但更重要的是，在台湾虽然有政治上的Ｊ严，但在宗教这条路上，不管是佛道混合的民间信仰，或是层次比较高的大师所传的佛学，一直都没有断过。当知识分子对工具理性的世界不满足的时候，他回头去找，很容易就会走到佛学。比较有趣的是，我发现，在寻找价值也就是从相信到不相信的寻找过程裏，大陆很多知识分子走向了基督教。这个透露了什麼呢，是很值得研究的。
这本书的整个第三部分是写你父亲生病的整个过程，父亲的过世对你「暗夜行山路」的过程有什麼样的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应该说父亲在二零零四年过世之前，我还没有经历过至亲的死亡。之所以没有，其实也透露出我是在一个难民家庭中成长的，因为如果你不是难民，你就有大的家族系统：譬如说我的本省的朋友们，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有祖母去世、祖父去世、叔叔去世，一路是与死亡相伴的、人生的自然过程。像我们这种难民家庭呢，就像是你从原来的社会网络中被连根拔起，孤单地被丢到一个新的土地中。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成长过程完全没有社会网络，有一点像是时代的孤儿，从小到大没有见过死人，没有爷爷奶奶，没有舅舅舅妈，没有叔叔伯伯，什麼都没有的情况下，一直到你五十岁了，「轰」一下第一次经验死亡，是你最亲最亲的父亲的死亡。所以这虽然是个人的事情，可是又跟时代是联系起来的。
父亲的死，迫使我这个一向都在做外在思考（社会问题、人类社群问题）的人，去上「死亡」这一课。其实，死亡就是生命，因为死亡定义了生命。这开启了一个很大的内在宇宙，我才赫然发现，相较於生死这个议题，大部分其他议题其实都是枝微末节。
你觉得宏大叙事的批判文章，跟内在省思的柔性散文，两者结合到一个人身上，跟你女性作家的身份有关吗？
有关系。即使是我最大块的文章，属於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緕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对我而言，冬天晚上起来给孩子餵奶，或者和十八岁的孩子在阳台谈话时的那种牵挂，跟壮怀激烈的对国家兴亡的那种关切，出发点、根源完全是一致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如果是男性作家，他也许会有壮怀激烈的那一大块，但对所谓人的感情可能不会有这种直截了当的连接，他可能更多会从抽象的理念、理想出发。这一点显然跟男性作家不同。
为何用「目送」作书名？
我现在想，如果这本书要出大陆版的话，可能应该叫做《（不）相信》吧！（笑）之所以选择《目送》，是因为第一，它对於台湾的读者是流传最广的，很多人说，他的信箱裏收到别人传来的这篇文章十次之类的。第二个原因，是这裏面大部分文章，不管是写母亲、写兄弟、写儿女，全部都是一种「目送」。
暗夜行山路，这本书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写母亲是你目送母亲的即将离去；最后一辑写父亲，是父亲已经走了；然后写跟两个孩子的关系，是看著他们永远的背影对著你。选《目送》做书名是说，人生走到一个阶段之后，是四顾苍茫了，唯有目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