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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有泪
--哥哥卓启俊的遭遇
卓启诚
前言
卓启俊（1917-1970），字美集斋主，江苏睢宁县人。我们的祖先都是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农民，父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诚实、善良、厚道。父亲卓书典曾为睢宁县劳动模范。我们兄妹共九人，其中弟兄三个，卓启俊在弟兄中排行老大。二哥卓启杰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任基干民兵队长，1943年12月在与国民党灵北保安大队司令唐广金率领的地方武装的斗争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我是革命军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02工厂任工程技术人员。
出生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卓启俊仍然避免不了政治迫害，以至于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被批斗、游街，处于死刑。
求学经历
虽然家境贫寒，父母亲仍坚持将大哥送入本村私塾小学就读，后转学到双沟清凉寺小学。他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考取徐州中学，中学毕业后又考取上海师范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逃亡到湖北武汉，就读于利川联合中学和乡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美术老师郭警钟。郭老师在美术上对他的熏陶，造就了他以后的美术事业。
武汉失守后，他逃亡到了四川重庆。在重庆人生地不熟，没有生活来源，他被迫和一起逃亡的老师张静秋一起做起了卖油条的生意。但由于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加上不熟悉炸油条的盐、碱和明矾的比例，生意无人问津。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换成卖水。重庆是个山城，居民大都住在山坡上，道路崎岖不平，担水途中不能休息，只有将水挑进居民家中方可放下放下扁担，他只能咬紧牙关坚持。夏季的天气又闷又热，他常常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一担水只能卖3分钱。没有钱买布鞋，他只能穿草鞋。这样苦不堪言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
尽管生活很艰苦，他并没有放弃对美术的喜好，一直坚持美术创作。1940年，他考取了重庆中央大学美术系。在这里，他有幸认识了徐悲鸿教授和李可染教授，并成为两位教授的得意弟子。在徐悲鸿教授的帮助下，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上午在中大上课，下午到中大附中和沙坪坝小学代课，来养活自己。
大哥的画风属岭南画派，绘画细腻逼真，当时的流行画派为海派，徐悲鸿教授鼓励他中西结合，改革中国山水画。
教学经历
中大毕业后，他在中大附小任教。他深知父母劳动的艰辛，家中兄弟姐妹众多，负担较重，因此省吃俭用积攒了六十大洋，想托同学兼老乡顾兴化带回家中。因老家在敌战区，此笔钱无法寄回，只好托顾兴化写信告诉家中，先请顾兴化的哥哥代为垫付，他再将钱付与顾兴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12月份，大哥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家乡—徐州。与他一起返乡的还有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静秋先生。他们一起共同策划徐州女子师范学校重新招生事宜。张静秋女士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夫人，为人正直，又正义感，敢说敢当，是为酷爱教育的事业家。大哥任学校的美术老师，为了铭刻徐悲鸿、李可染两位教授的知遇之恩，他将徐悲鸿教授曾与他的“奔马图”和李可染教授赠与他的“老叟图”悬挂于自己寝室的墙上，以便于时时牢记恩师的教诲和嘱托。同时，为了抚养弟弟妹妹，他还在钢山中学私立中学兼任音乐老师，以补贴家用。
大哥卓启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除了兼任美术和音乐老师外，其它时间均用来作画，暑假中和李可染教授一起去黄山等地写生。游历名山大川、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写生，对研究中西结合、创新中国山水画绘画方法起到决定性作用。“不关起门作画”是中大的传统校风，徐悲鸿先生对他的山水画改革表示了支持和赞许。
他在杭州、苏州、南京、徐州、桂林、重庆等地先后举办过画展，他曾说：我作画是为了开画展，开画展不是为了卖画，而是为了成为一名名画家，即使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也要在世上留下我的名字。当时在江浙一带，他已是颇有名气的山水画国画家。
1946年，当他还在徐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他已经积极加入由徐州市地下党组织的中原青年艺术社，他参加艺术社的宗旨是揭露地方反动政府的阴暗和险恶用心，组织群众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的地下党员还有佟书丹和丁志刚两位同志，佟书丹同志解放后先后任徐州二中校长和徐州文化局局长等职，丁志刚同志先后任徐州一中校长、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
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北解放区，还乡团进一步迫害解放区的干部和军烈属。为了逃避敌人的迫害，当时的进步乡长吕凤春和烈士的弟弟沈光英先后躲藏在徐州女子师范学校大哥的住处。由于伪保长的告密，徐州警卫司令部得知卓启俊在掩护共产党的干部，因此下发逮捕令，想于夜间抓捕他。张静秋校长得知此事后，连夜通知他尽快离开学校。当天晚上，他逃到了南京，后来在南京光中学谋得教学的差事，继续他的教学生涯。
1946年8月，大哥在南京举办他的个人画展。期间，徐悲鸿教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他的绘画天赋和创作才能，称他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人才，并称卓启俊是他的得意弟子。这篇文章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此次画展卖出了十余幅作品，共计大洋三百多块。
大哥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为了他的绘画事业，他一直没有谈婚论嫁，他认为结婚成家会牵扯很大精力，对他的事业发展不利，因此到了45岁仍未结婚。
大哥是位孝子，平时省吃俭用，将积攒的钱寄回老家，帮助父母父母供养弟弟妹妹读书，减轻父母的负担。尽管局势不稳，随时有被抓的可能，他仍与1947年春节春节回到老家陪父母和弟妹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按照家乡的习俗，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他挥毫泼墨，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是：辛苦抗战八年，下联是：换来一片旧观，横批是：可悲可叹。从这幅对联中，可以看出他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不满。
1949年至1953年，他分别在桂林艺专和重庆北培新中国艺专任美术讲师和教授。为了绘画事业，为了做一名名副其实的专业画家，他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进名山大川写生，才能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画家。
要做一名专业画家
他读过《老残游记》，书中描写济南是个很美的城市，家家泉水，户户垂柳，因此心中对济南非常向往。1953年他从重庆调到山东齐鲁医学院，在教学辅助人员，但他并不喜欢这个工作，他的理想是做一名专业画家。
根据陈毅副总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讲话，加上他是位画家，又有自己的作品，因此他被院方评定为高级知识分子。医学院专门为高级知识分子修建篮球场，并发给他们优待券、理发票、洗澡票等，对他们的生活予以照顾。
1953年10月，他在上海加入了华东美术协会，1954年6月加入山东美协，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美协。
1953年全国美展在北京举行，大哥参加了画展，并住在徐悲鸿教授家。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称徐悲鸿夫人房静之为师母，其实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但师母的称呼是不能随便改的，这就是尊师重道”。并说：“北京要成立国画院，我争取去北京国画院工作。”但这一愿望因为山东省的强烈挽留而落空。
在画展期间，有位苏联专家看到他参展的作品“峨嵋烟雨图”和“宇宙风雷”，便询问陪同人员，这两幅作品的作者有多大年纪。随同人员回答说三十多岁，这位专家说：“此人很有发展前途。”此话迅速在全国美展筹备处传开。山东省参加全国美展的代表是省文联美术部任迁乔同志，筹备处的同志对他说：“你们山东有位很有成就的知名画家，请您回去后调查一下。”
任迁乔同志或济南后调查了很久，终于在山东省齐鲁医学院查到这位名画家名卓启俊。在任迁乔同志的努力下，大哥被调进山东省文联美术部，成为山东省文联第一位专业画家。
大哥的国画主攻山水兼写意人物，是当时主张国画写生的画家之一，对山东省国画山水画的创新改革都有一定的影响。他的作品曾在山东举行的”泰山写生画展“和”黄山写生画展“上引起轰动。许多青年画家都赞许他的创作方向-—即传统又写生的创新道路。因此后来山东省的山水创作有了很健康的发展，在全国的美术创作中始终占有一定的席位，这与卓启俊等几位老画家的提倡和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他对山水画写生创作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曾手头保存六十余幅优秀作品和2000多幅画稿。
参加整风补课
大哥曾多次积极要求入党，他表示，即使入不了党，也要做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指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1956年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要为农民多做事，做好事。他认为农民很苦很穷，没有钱旅游，没有机会到全国各地游览，如果能把山水画拍成电影，放给全国广大农民欣赏，让父老乡亲开开眼界，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但由于条件所限，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1956年他是山东省政协委员，1957年在济南市民盟主席姜子修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民主同盟会。
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去黄山黄山写生，未参加整风运动。在整风补课时，领导动员他：你热爱党，帮助党整风，就要给党提意见。于是他给文联领导提了个建议：我们是领导机关，要开画展，给下面各地市做榜样，以推动各市开展美术活动。没想到这个建议受到领导的指责和批判，并被扣上“你说我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大帽子，他不承认这种指责，认为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因此和领导发生了冲突。领导组织了人员对他进行斗争批判，批判他资产积极个人主义，只专不红，想成名、成家，对他采取压制。负责将他调进文联的任迁乔同志此时已被定为右派分子，下放到济宁，老婆离了婚，没有办法顾及到他了。
整风补课后，受到批判、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均要下放劳动，为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大哥主动要求下放锻炼。很快，下放人员的名单公布了，果然不出所料，卓启俊的名字位列其中。
此时，老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跟大哥一起生活。大哥考虑再三：如果自己下放了，母亲自己一个人在济南生活，万一生病，谁来照顾？他放心不下，又怕母亲知道担心，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写信给我商量。当时，我在山东省潍坊市空军部队服役。接到大哥的来信后，得知大哥的近况，马上同意说服母亲的工作由我来做。
我将母亲接到部队，住进部队招待所。在一次和母亲闲谈中故意漫不经心地提到大哥要下放劳动改造，省文联已公布了下放名单。母亲一个人在济南生活不方便，万一生病了没有人照顾。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听到我说的这些话，马上明白了儿子话中的含意，她对我说：“我不会为难儿子的，我可以回老家生活。”母亲又叮嘱我：“你大哥抽烟太厉害了，满屋子烟头，也不打扫，你劝他少抽点烟。”我心中开始担心起大哥，便写信给大哥，询问他为什么抽这么多烟？大哥回信说整夜睡不着。我心中暗暗担心，但大哥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不会给自己的弟弟谈及自己的思想问题和所犯的错误，因此我只能把担忧压在心里。
母亲回济南后，便将户口迁回了农村老家，从此以后，一直生活在农村，直到去世再也没有离开过农村。
1958年，大哥被下放到淄川大瓷窑厂劳动。他在空闲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他的绘画，不停地画盘子，画碗。在下放期间，由于他表现积极，瓷窑厂奖励他汗衫、毛巾等奖品。
当时和他一起被省文联打成右派的一共有七人，除了大哥，还有任迁乔、王希坚、戎玉秀等人。后来，上级部门批示：卓启俊是民主人士，在人民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不能定为右派，以免影响不好。因此，1958年底，大哥又被调回省文联。
但此时，大哥的精神状态已明显不佳，每天卷起裤腿打扫公共厕所和公用自来水水池中的污泥，当返回时发现水池中的污泥没有冲洗干净，便认为是自己思想改造不彻底，又继续用自来水冲洗，每天反复做相同的工作。绘画时，所画的山和水都用红色，画好后将画卷起来，用红布条扎好。所使用的茶缸和脸盆都是红色的，总之，在他的脑中，红色是最好的。
他患上精神分裂症
党中央号召共产党员要与民主人士交朋友。戎玉秀最初被打成右派，后改为留党察看一年，因此党组织要求共产党员戎玉秀和民盟成员卓启程结成一帮一。
哥哥这时精神已很不正常，别人想把他送进山东省精神病院，他不但不去，反而打人，但他对戎玉秀的话却言听计从。戎玉秀将他送进精神病院，他乖乖地跟着戎玉秀住进了医院。住院治疗的过程很痛苦，最初用电棒打，使患者不打不闹，安静地睡觉，最后再用其他方法治疗。医生的最后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但由于是初期，住院一个月即痊愈出院。
1962年秋天，大哥在青岛参加画展，住在海边旅馆，因为夜间海浪呼啸，造成他睡不着觉，因此再次犯病，第二次住进山东省精神病院。这次住院的时间较长，为三个月。为了研究他患病的原因，医生要求他画画，并将这些画放入病例中存档，但这些画最终却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亡的罪魁祸首。
出院后为了巩固疗效，需要继续服药。此时，他的思维方式已异于常人，当犯病思维不清楚时，他的两只手可以同时写毛笔字，并且非常流利。
1960年冬天，我从吉林回老家探亲，路过济南时，下车看望他。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两腿浮肿。省文联发给他25斤地瓜，放在桌子底下，当作一个月的口粮。当时大家都不上班，在家休息，以减少走动带来的体力消耗。他住在集体宿舍的一个大房间里，晚上我和他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他突然对我说：“我春节要结婚。”
过完春节返回部队时，我再次到济南看他，他已经和嫂子苏贞莱结了婚。俩人在集体宿舍的走廊里搭了一张双人床，当作婚房。在他出去买早点的时候，嫂子悄悄对我说：“你哥哥犯了错误，行政级别降了三级”。我诧异地说：“我不知道。”
回到部队后，我便给山东省文联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讲道：据我嫂子讲，卓启俊犯了错误，行政级别降了三级，希望组织将我哥哥所犯的错误告诉我，以便我对他进行帮助。信发出后没几天便收到党组的复函，信中说，你哥哥是口服心不服，至于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而受到行政处分则只字未提。原来大哥在整风补课后对领导的压制不服，就被降级处分，从行政17级降为19级。从回信的笔迹和文化水平来看，写这封信的人文化水平较低，也就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后来得知此人被群众称之为“棍子书记”，即在政治运动中，专门拿棍子打人。
1961年12月，我调到西安工作。1963年初接到大哥来信，称他受到行政降三级处分，根据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文联给他平了反，恢复原级别，并补发这几年的工资。我回信劝他，钱要不要无所谓，平反了就说明他们错了。后来这笔补偿金并未补发。
1964年初，我接到嫂子的一封来信，里面附有山东省精神病院给卓启俊头颅开刀的意见书。嫂子做不了主，征求我的意见。医院诊断哥哥的精神病是脑瘤压迫神经所致，但动手术要征求病人家属意见。我考虑再三，当时国内头颅开刀手术成功率很低，一旦失败还不如现在这样活着好，故给嫂子回信，不同意给大哥做手术。
1964年5月，我带领部分技术人员去吉林空军5704场实习时，接到家中电报：“父亲病危。”回归途中在济南下车，到精神病院看望大哥。大哥正在树荫下和病友下棋，他因为服用激素，显得特别胖，行走不便，但头脑清醒。我告诉他父亲病危的事，他说自己住院不能回家，如果父亲病故，拜托我把父亲安葬。父亲去世后，我安葬完父亲，立即返回济南再次到医院看望他。他已病愈，即将出院。当他得知父亲去世后，沉默不语，表情万分悲痛，继而泪如雨下。
1965年嫂子患卵巢瘤，要开刀切除，而大哥还想要个孩子，嫂子再次写信问我怎么办，我随即回信，告诉她要手术，但不要让大哥知道。哥哥后来一直没有孩子。
嫂子在北京工作，大哥希望他能调来济南一起生活。嫂子是马来西亚回国华侨，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龙老师（女），嫂子怕自己调到济南后，龙老师一个人会很孤单，不忍心离开龙老师。因此大哥和嫂子因为调动问题经常发生争吵，时间久了，大哥产生了离婚的想法。大哥向法院起诉离婚，但法院以大哥有精神病为理由不允离婚。一年后，大哥到医院复诊，证明已痊愈，法院遂批准他们离婚。
1965年全国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哥利用说大鼓的形式在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受到党组织的表扬，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1966年春节，我从西安回老家探亲。母亲最疼爱大哥，要我返回时到济南探望哥哥，并准备了猪肉、羊肉、鸡肉、花生、粉条等食品，预备给他过春节时吃。我带着我四岁的儿子林林一起到了济南。大哥一个人住在楼梯下面的房间内，再一次发病。他坐卧不安，到处走动，心情烦躁，没办法我只好要求文联的领导再次将他送进医院。
1967年刚过完春季，我接到家中的电报：“母亲病重”。我即刻返回家中，并给大哥发了电报。此次大哥带着新嫂子一同到家中探望母亲。母亲看到儿子和儿媳妇，分外高兴，病情好了一半，经过治疗和调理，很快恢复了健康。
哥哥在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副省长余修要他牵头筹建山东省画院，但筹建工作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停止了。他又说，他在病中听说毛主席来省委了，就带着“峨嵋烟雨图”这幅作品到省委想要送给毛主席，但省委传达室不让他进，告诉他：“你把画给我吧。”他回到家后，头脑逐渐清醒过来，急忙回去想要回这幅画，但遗憾的是找不到了。他的许多作品都在患病、头脑不清楚的时候送人，再也找不回来了。
大哥和嫂子在老家陪母亲过了五天就返回了济南，母亲最疼爱的就是大哥，也最听大哥的。大哥走后，母亲问我：“你嫂子嫌弃不嫌弃你哥哥？”我说：“不嫌弃。”母亲高兴地说：“不嫌弃就好。”
1968年，大哥在齐河“五七”干校劳动，他给嫂子写信，让嫂子赶快过去，他的病又发作了。嫂子前去看望他，只见他脱光衣服，坐在宿舍门前晒太阳。嫂子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挪动他，只好恳求领导派人送他去医院。因为他不停殴打送他去医院的人，只好用绳子绑住他的双手，手腕都渗出血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毛主席的一篇文章“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积极司令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积极文化大革命。
在政治运动中，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概念：左比右好，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样的认识造成一种结果，就是“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越左越革命，但“极左”造成的后果比右更坏，破坏性更大。学校停课闹革命，老师不讲课，带着学生到处串联。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数次接见红卫兵小将，学生批判师道尊严；工人成立战斗队，抓革命，促生产；各机关团体、军事院校、大专院校、生产队农民都起来造反，成立自己的战斗队，揪出走资派、给他们戴帽子游街。真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由于观点不一致，群众分为两派：革命派和保皇派。两派斗争极为激烈，掀起了武斗。中央派军队到各单位支持左派，解放军支持的一派没有枪可以到解放军手中抢枪，实际上明抢暗送。武斗越来越激烈，两派严重对立，闹得不可收拾。
造反派揪走资派，抓叛徒、特务，抓地、富、反、坏、右和臭老九（知识分子），打、砸、抢、抄、抓，打倒三家村、李家店。江青到处煽阴风，点斜火，并说：要文功武卫，打开精神病院大门抓反革命，抓军内一小撮等。全国大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动乱，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1969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省文联以张云凤为首的造反派窜到山东省精神病院，从卓启俊的病历中抄出了七幅所谓“黑画”，他认为，其中两幅画最为反动，一幅是一个盘子中画了一本书，周围趴着几只青蛙，造反派分析认为这幅画污蔑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像青蛙叫一样；另一幅画上写着史记中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下边画了两个人头，造反派经过放大，分析认为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赫鲁晓夫，这幅画是让世界上两个伟人学习封建皇帝治国平天下。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多年，赫鲁晓夫当时被中国认定为修正主义的头目，怎么能再被称为伟人呢？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卓启俊先划框框，再定调子，先定为现行反革命，再到处去收集证据，充实所谓“罪行”。
造反派派人到我们老家调查卓启俊家庭情况，大队书记胥保坤如实写了证明材料：父亲卓书典是县劳动模范，大弟卓启杰是抗日烈士，二弟卓启诚是部队干部，家庭出身为下中农，是个革命家庭。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也难免遭到政治迫害。
山东省精神病院主任医生曹大夫也写了证明材料，确认卓启俊患有精神病，但是省文联红色造反司令部和山东省精神病院造反派却昧着良心说曹大夫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卓启俊。当时，全国各单位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当权派靠边站，党、政、财、文大权都被造反派掌握，曹大夫主任医生被将为普通大夫，并对其进行批斗，戴纸帽游街示众。大哥精神分裂症再次发作，时而清醒，时而糊涂。造反派认为是装病，并说，一到政治运动来了就装病。那个年代，纵然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楚，谁说卓启俊有精神病，谁就倒霉被批斗。
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有良心的人站出来，为卓启俊说公道话。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潘瑞林与大哥是老乡加同学的关系，也有工作上的来往。省文联造反派到潘瑞林处调查取证，并质问潘瑞林：你认为卓启俊有精神病吗？潘瑞林考虑许久，说没有精神病吧，不符合事实，良心过不去，说有精神病吧，要有充分理由。最后他还是凭着良心说：“我认为卓启俊有精神病，如果没有精神病，他为什么四十多岁还不结婚？”造反派又问潘瑞林六岁的小女儿潘荣键：“小朋友，卓启俊带你到千佛山去玩，都说了哪些话？有没有说什么坏话？有没有骂毛主席？打倒共产党？”小女孩回答说：“没有。”造反派无一收获，只好扫兴而归。
1969年12月，在大哥被拘留隔离审查期间，造反派搞逼供，对他拳打脚踢，并罚跪，人格受到极大侮辱；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搞车轮战术，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摧残。造反派每天把逼供的材料向军代表和省法院造反派组织汇报。大哥是头可断，血可流，坚持真理不屈服；士可杀，不可辱，无论怎样逼供，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只能不发一言。造反派逼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就污蔑他认罪态度不好，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围着大哥呼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四人帮”到各单位支持左派，林彪指示支左部队：该抓的就抓，该关的就关，该杀的就杀。当时山东的造反派分为两派，斗争极为激烈。青岛原为革命干部的王效禹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后来起来造反，成了造反派的首领，与济南另一只造反派对立，斗争很激烈，社会秩序很乱，无法平息打斗。省文联被支左部队军管后，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为了镇压另一派群众，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批准对卓启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镇压现行反革命卓启俊。
1970年5月19日，在济南“八一”礼堂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卓启俊。卓启俊站在台上，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双手被反绑。他们怕卓启俊喊反动口号，用铁丝将他的舌头紧紧拴住，绑在脑袋后边，他的鼻涕、口水一个劲地往下流，真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更没有什么人格可言。
省文联造反派头头张云凤作为代表发言，诬陷卓启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建议对死不改悔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卓启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处以死刑。当大哥听到宣布他死刑时，嘴里不能说话，无法喊冤，只能用跺脚的方式表示冤屈和抗议。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大会主持人对另一个陪绑而坦白交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是一位画家）宣布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大哥站在刑车上被游行，双臂反绑，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卓启俊”的大牌子，名字上打上红叉。满街的群众都在观看，群众纷纷议论议论：“那不是画家卓启俊吗？”，“他不是有精神病吗？”，“精神病有什么罪？”
大哥被处以死刑后，市法院并未通知家属收尸。第二天，台湾电台报道了这一消息。大哥死后一个月，中央发觉下面死亡人数太多，于是收回了处决犯人的权利。再晚一个月，也许大哥就不会死了；若当时判了无期徒刑，也许到现在大哥还活着。
1970年5月21日，我回老家探亲，在西安火车站等车，看到解放饭店的墙上贴满了告示，我在其中发现了济南市法院刑事公告：卓启俊，现行反革命分子，江苏省睢宁县人，山东省文联干事，画有黑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我想重名重姓的人很多，也许是别人呢，但看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是大哥，心中的悲痛无以言表。
恍恍惚惚回到老家，未敢告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母亲见我回来，便追问我：“你怎么现在回来了？你哥哥是不是出问题了？”我只好撒谎说：“没有问题。”
我将大哥的事告诉了大姐和二嫂，大姐要求去济南收尸，我同意了大姐的意见，给了她钱和粮票，以供她在路上使用。
大姐到了济南文联后，一位女同志接见了她。大姐说，我是卓启俊的姐姐，我想来收尸。这位女同志很快将此事报告了省公安厅。公安厅厅长接见了姐姐，并说：“天气太热，尸体已腐烂，不能收尸，等天气凉了再说”。其实哥哥的尸体早就被齐鲁医院拉走。
大姐只好再一次回到老家，从公社开了证明信，再次回到济南，将哥哥的遗物取回。
大姐回到家后知道瞒不住了，将大哥的死讯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痛不欲生，叫着哥哥的乳名哭喊：“柱儿，你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好冤啊！为什么要杀好人？天下要大乱了！柱儿你死了，我也不活了！”白天不敢哭，只能忍到夜里再嚎啕大哭，每天晚上撕心裂肺地呼喊。
我怕母亲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而寻短见，便吩咐二嫂将母亲住房内的所有绳子、刀子、剪刀等全部收拾藏好，以免发生意外。大姐陪着母亲哭了几天几夜。
亲属受牵连
我给淄博一中做音乐老师的嫂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哥哥的死讯，并告诉她不要再背负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帽子，影响今后的人生，赶快改嫁。起初她不相信我说的话，跑到街上去看公告，但因为下雨风大将公告吹落，没有看到。
嫂子后来受到牵连，学校不再让她授课，而是安排她到厨房去帮厨。有的造反派老师提出意见：“现行反革命的老婆帮厨，她若下毒毒死我们怎么办？”后来造反派组织就让她到炼钢厂搬铁块，并将她和罪犯关在一个地下室里，吃、喝、拉、撒、睡都在室内，用一把大铁锁将门锁牢，行动上完全失去了自由。
后来迫不得已，嫂子嫁给了江苏省铜山县文化馆馆长李崇礼先生，结婚后调入徐州市八中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卓启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李崇礼先生在和嫂子结婚前曾到山东省公安厅了解嫂子前夫卓启诚的政治罪行，公安厅厅长承认对卓启诚处理不当，量刑重了，李崇礼先生才敢放心与嫂子结婚。
我所在的单位是军工企业，政治要求极为苛刻，因为大哥的原因，本职工作做不成了，只能回家务农。当时思绪万千，也曾想过一死百了，但想到年迈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只好忍气吞声，勉强活着。
我二哥的儿子卓培云，父亲虽然是烈士，但却因大伯的事不能入党。我儿子卓越考取了双沟镇高中，也因为大伯的事不能入学，但我爱人朱维玲是当时的民办老师，比较有见识，她到镇上教育科找科长讲道理，认为大伯卓启俊虽然是反革命分子，但二伯卓启杰是革命烈士，这样一正一负相互抵消，作为一个普通家庭也应该让孩子继续念书;再说孩子的父亲卓启诚是革命军人，国家干部的孩子为什么不能上学？问得科长哑口无言，只好同意让卓越继续上学。
为卓启俊冤案上访
1978年，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要拨乱反正，对全国的右派分子予以平反。中央文件指示；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
1979年春节，山东省副省长余修召开文艺座谈会。回族画家黑伯龙先生在会议上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认为卓启俊同志的案子是个冤案，要给予平反昭雪。”其他同志也纷纷发言。会议结束后，余修同志说：“我将大家的意见向省委反映。”
山东省美术馆画家张某某也经常在公开场合为卓启俊鸣冤叫屈：“我认为卓启诚老师的案子是个冤案。”他的话却遭到当时领导的批评指责。
为了给冤屈的哥哥平反昭雪，我和嫂子靖玲西、侄子卓培云一起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没有路费，就到处向亲友们借，为了上访而负债累累。当时受到的最大阻力是山东省文联和山东省高级法院，省法院虽然对冤案的结论有所修改，但仍留有“画黑画”的结论。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结论，法院的人蛮横地说：“那你们就上告吧。”
到省文联找到革委会副主任包干夫，他一句话回绝了我们的请求：“卓启俊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能平反。”当然，他们杀了人，能承认错误吗？中央三令五申要给文化大革命中冤案平反，而他们竟敢公开对抗中央指示，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央有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阻挠，中央的思想未统一。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全国才开始大张旗鼓地对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
我们再一次上访了副省长余修，恳求他主持正义，坚持真理，为卓启俊冤案平反昭雪。余修说：“你们家属可以先找找有关部门，我到时候会说话的。”并说：“卓启俊死得可惜，国家培养不出来这样的人才。”
我们接连又上访了省法院、省文联、省政协、省精神病院，访问了黑伯尤、张彦青等各位名画家，在徐州走访了哥哥的老同事、徐州市文化局局长佟书丹，教育局局长王兴汉等，他们联合给党中央、全国文联、山东省高级法院写信，要求给卓启诚冤案平反昭雪。
靖玲西同志由李崇礼先生陪同去北京上访了国务院接待办公室及中国文联，国画家李可染、漫画家华君武接见了他们。华君武先生说，没听说画画还有反革命的。李可染教授说，等全国文学代表大会召开，他们会下发文件，要求下面文艺团体，给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
靖玲西还走访了当年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静秋老师，当她得知卓启俊是现行反革命而被处决后，感慨万分地说：“真没想到。卓启俊1946年曾掩护过两名共产党的干部，而今却被共产党处以死刑，真是不可思议。”
1980年上半年，侄子卓培云再次到省文联，求见省文联主席刘知侠（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刚当选新一届山东省文联主席，他对卓培云说：“孩子，你不要再跑了，即花钱又影响工作，你大爷的情况我清楚，我们一定按照党的政策给你大爷平反昭雪。”
平反昭雪
1980年夏天，卓培云告诉八十六岁的老奶奶：“奶奶，你要好好活着，我大爷很快就要平反了。”老奶奶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我儿子是个孝顺的孩子，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应该还他一个清白。”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生他养他的亲娘。母亲于1980年11月18日凌晨4点患脑溢血病逝，她老人家没有亲自参加儿子的平反昭雪大会，愿她老人家能够含笑九泉。
我们家属要求在哪种报纸上宣布他所谓罪行，就要在哪种报纸上刊登平反昭雪的消息。省文联除了为卓启俊平反昭雪外，还按照政策，替卓启俊的孩子安排就业，由于大哥没有亲生孩子，我的大女儿卓燕刚好高中毕业，于是接替大哥的班，参加了工作。
1980年12月23日上午8时，山东省文联在济南军区第一招待所礼堂为画家卓启俊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同日大众日报刊登了为卓启俊平反昭雪的消息。省文联主席刘知侠同志因在青岛开会未能参加追悼大会，在招待卓启俊家属的宴会上，由任迁乔、王希坚两位领导陪同家属。
2001年，台湾90岁高龄的画家王某某率领200余名弟子赴大陆观光旅游，从登上大陆的第一天开始就到处打听卓启俊的情况，一直打听到徐州老家，才知道卓启俊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不禁扼腕长叹。假如大哥还活着，恐怕也是门下弟子众多，桃李满天下了。
大哥的尸体在哪里？
由于大哥以前在山东齐鲁医院工作过，传说他的尸体被他的好友拉走藏起来了，但自大哥平反后至今也没有哪位好心人告诉我们大哥的尸体究竟埋在哪里。后来打听到的消息说他的尸体被齐鲁医院当作学习教材了。靖玲西曾向大哥的学生打听过大哥的尸体去处，据说大哥的眼角膜移植给了齐鲁医院副院长的哥哥，这样他总可以含笑九泉了，实现了他为广大农民多做事、做好事的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