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好友任安的一封回信，任安在给司马迁的原信中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其实就是让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求情，以求赦免自己的死罪。司马迁接到任安的书信，并没有立即回信，但是如果不回信，等任安被处以极刑后，自己的满腔愤懑就无处倾诉，而且任安也会带着遗恨逝去。在这种情况中，司马迁在行刑之前给任安回了这封信，说明了自己受宫刑的前后经过，以及自己素来的理想，还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作为闺阁之人，动而见尤，不便为之讲情。整篇书信，洋洋洒洒几千余字，令人读来跌宕起伏，浩然之气盈满于胸，作者抑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字里行间里透露出对汉武帝喜怒无常的不满。
任安，字少卿。当时与其交好的田仁，也是字少卿。任安曾经和田仁一起在大将军卫青的门下当舍人，因为贫穷，没有钱去贿赂将军的家监，家监就安排他们俩养恶马。后来皇帝下诏在卫青府里选人当郎官，卫青选了几个富家子弟，准备奏报上去。后来贤大夫赵禹向那几位问话，觉得他们都没有什么谋略，不符合要求，于是召集将军府里的所有人一一问话，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任安和田仁之外，其余皆不可用。接下来皇帝召见他们二人，让他们互相评价一下。田仁说，能让士大夫乐死战斗，我不及任安。任安说，让百姓们不生怨心，我不及田仁。从此二人名扬四海，后来田仁官至丞相司直，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
恰逢汉廷闹出巫蛊之事，江充诬陷太子刘据，当时汉武帝不在长安，于是刘据发兵要杀江充。太子驱车来到北军门外，召见任安，让他发兵，任安接受了太子的命令却按兵不动，闭门不出。后来事件平息，汉武帝认为任安“持两端”，坐观成败，判他死罪。田仁也因为放走了太子，被判死罪。任安在狱中想起了司马迁，因为当时司马迁已受宫刑，官至中书令，可以说是武帝的近侍，于是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为自己说话。
司马迁自己也很是苦闷，写回信吧，自己又帮不上忙，不写回信吧，恐怕任安逃不过这一劫，以后也不会有知己听自己讲知心话。在万分纠结之后，司马迁给任安写了回信。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几次提到作为受宫刑的人所受的耻辱。在信的一开始，他就说自己身残处秽，大质已亏缺，即使自己有盖世的才华，有许由、伯夷的德行，也终究不能以之为荣。接着司马迁又列举出贤士列于君子之林的五个条件，然后借古时候的贤士大夫对于宦官的轻视，说明自己所处的尴尬处境。自己身为刀锯之末，怎么敢举荐天下的豪俊之士呢？这里，司马迁间接拒绝了任安关于为自己求情的请求。
司马迁认为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自己遭此横祸，辱没先人，即使百世之后，耻辱之后更加的厉害。他哪里想得到百世之后，千年之下，无数的后辈学人把他奉为“史圣文宗”，只会对他的遭遇感到同情和惋惜。
在信中，他回顾了自己因李陵事件受宫刑的情景。他说自己和李陵虽然都能出入宫禁，但是并不相熟。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李陵事亲至孝，与人交往遵守信用，在财物表现廉洁，恭俭有礼，常常有奋不顾身为国家牺牲的志向，他认为李陵堪称国士。李陵与单于大战取胜之时，汉朝公卿皆向武帝道贺，在李陵败降之后，众大臣又争先诋毁李陵。这时，司马迁感到很痛心。但是司马迁的官职卑微，没有讲话的机会，后来恰好被汉武帝问话，司马迁就为李陵说话，认为他投降肯定是想在适当的时机重新报效朝廷。汉武帝觉得司马迁夸大李陵的功绩，是在污蔑贰师将军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治罪，处以腐刑。由于司马迁家贫，没有足够的钱赎罪，只有接受了宫刑。当时，司马迁心情肯定是坏透了，因为左右亲近的人不肯为自己说一句好话，素来交往的朋友也没有肯伸手援助的。人非草木，对于这样的人生大变，我想司马迁的内心肯定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对于社会的人情冷暖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完成《史记》的决心。
关于李陵以五千步卒，横挑强胡的那段战斗经历，司马迁以简练而精彩的语言进行了描写，我想他是不会为替李陵讲话而后悔的。李陵生降匈奴，败坏了他的家族名声，自己又被宫刑，司马迁觉得自己也成了天下人的一个笑柄，这里的苦辣之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体会的。
司马迁给任安写回信，很大的一个目的是想说明自己甘受宫刑的原因，这个心结不解开，我想司马迁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从小司马迁拜访名师，阅读典籍，更是用自己的双脚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探访大禹治水的足迹，搜集三皇五帝的轶闻，考察汉初名臣的故里...等等这些都为后来编写《史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司马谈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编一部足以流传后世的史书，但是还没有开始就去世了，他把这个遗愿托付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积极的为《史记》的写作做准备。
草稿还没写好，突然到来的李陵事件让司马迁获罪下狱。司马迁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自己虽然怯懦，但还知道廉耻，况且奴婢之人尚能宁死不受辱，自己又怎么敢贪生怕死呢。另一方面，假若自己果真自裁，不过是九牛亡一毛，跟死掉一只蝼蚁没什么区别。想到自古以来受辱的诸如文王，李斯，韩信，魏其侯等等王侯将相，以及身处逆境的仲尼，屈原，孙武，韩非等人最后都写出了流传后世的著作。这些都给了司马迁莫大的鼓舞，于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死去，人总会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的理想没实现就死去就比鸿毛还轻。司马迁决定忍辱苟活，立志要写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通史，成就自己的一家之言。
对于生死问题，司马迁在信中多次谈到，甚至有直白的深情流露。比如最后他说“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像这样的表白，司马迁认为只可以为智者道，难以与俗人言。对于身受宫刑这件事，司马迁一生都过不去这个坎，他每天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我曾经独自在凌晨的时候坐火车去陕西韩城，拜谒司马迁太史祠。广场上巨大的司马迁的雕像双目炯炯有神，太史公以右手抚其须，浩浩然一身凛然正气，正是男儿形象。往里的祠庙中，供奉的雕塑和画像中的太史公也都以男子的面貌呈现。历史是公正的，千百来后的后来者为司马迁正了名，宫刑之耻不算最耻，最可耻的是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在太史祠的顶端，我曾冒着猎猎的山风，面朝的黄河大桥，朗诵着太史公写的这封流传后世的《报任安书》，我想，这大概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对太史公的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