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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学派林立，百花齐放的时代。《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诸子百家百八十家”，按照整数来算，也就有了“诸子百家”的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是诸子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了小说家外，其余九家影响最大。他们都是在周天子大权旁落，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各诸侯的好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纷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与统治方略，到处游说诸侯，希望为诸侯们所接受。虽然他们的主张各不相同，有的甚至水火不容，但其学说都是以如何治理好国家为出发点，因此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其中阴阳家在当时非常盛行，有相当大的影响。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首先提到的就是阴阳家。他认为阴阳家与儒、墨等家一样，其学说的核心都在于如何治理好国家。阴阳家的学术特色，从其长处说，在于它讲究历法，一年四季，从春到冬，经历二十四节气，不同时节该干什么农活，穿什么样的衣服等，对此人们不能不遵守。然而阴阳家的学说又失之于过分繁锁而且忌讳众多，从而使人感到拘束而又多有畏惧。
邹衍是阴阳家的创始人，他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的五行说和阴阳说，并且使之融为一体进而得以系统化。谈到这套学说的影响，就纵向而言，它不仅为秦始皇所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其统一大业；更重要的是，到汉武帝时，邹衍的阴阳家学说与先秦儒、法、道、墨、名家学说一起，经过董仲舒的改造生成了新儒学，从而融入并贯穿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影响至今。再从横向来看，在政治领域中，五行相生说服务于田齐政权，为齐宣王的“王天下”和齐闵王的“为东帝”制造舆论；而五行相生说及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则是为燕昭王成为北帝制造舆论；在其他科学领域中，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为我国的中医吸收，成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同时，它又大大影响到战国的方士，后来为道教所吸收，对道教的炼丹术有影响。因此，我们说邹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遗憾的是，由于邹衍的著作已经失传，他的事迹仅见于诸子著作、史籍与后人的辑佚书中，史料罕少而零散，因此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
而谈及邹衍的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因文献不足，学术界出现了纷纭众说。我在前人的基础上推断邹衍约生于公元前 324年，相当于齐威王晚年，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术，以后为阴阳怪迂之学，在齐威王晚年和齐闵王时为稷下先生，是齐国的上大夫。大约在公元前288 年（燕昭王二十四年）在燕国为燕昭王的老师。到燕惠王时因被谗言陷害而关进牢狱，后冤案得以昭雪回到齐国，又做了稷下先生。公元前257 年（齐王建八年）他任齐国使者经过赵国时在平原君面前批评公孙龙，使公孙龙被罢黜。公元前 251年他为燕王喜燕谋划伐赵的战争，第二年这场战争失败，因此后不再见关于邹衍活动的记载，推定他大约死于此年。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约在公元前 324 年 （ 周显王 45年）邹衍出生于齐国的一个中小贵族家庭。邹衍是邹氏之后代。因而可以说邹衍的祖辈是从邹迁移到齐而来的。邹氏又与孔氏同宗，同时，也正因如此，邹衍最初研习的学说是儒学的说法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邹衍出生时正好是“田氏代齐”后的齐威王 33年左右，此时的齐国国君已经不姓姜了。当时的齐国正处于继齐桓公称霸诸侯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邹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渡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说到这里，还有必要把齐威王前后的齐国形势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第一节“田氏代齐”前后的齐国形势和齐威王的改革与创建稷下学宫
一、“田氏代齐”前后的齐国形势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由于姜太公帮助周文王灭商有功，在商纣王失败后，周成王就把封姜太公分封在齐国的营丘作为奖励。营丘，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当时齐国疆域并不大，据孟子说仅为一百平方里。由于姜太公治理齐国有方，发展工商业，保证渔盐之利，使人民归顺于齐国，不仅原来的疆土有较大的扩张，齐国也渐渐富强并发展成了大国。
又经过后世很多代人的努力和经营，在齐桓公时代，得到了名相管仲的辅助，进行政治改良，推行经济改革，使士农工商四民按其职业划分区域而定居：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商工为六乡，士农十五乡。设立三军，全国按军事编制，分级设官吏进行管理。从而使国力渐渐强盛起来。接着，齐桓公又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在春秋中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霸主。齐桓公时的齐国疆域包括南面到原纪侯之国的酅阴，西面到济，北面到河，东面至于纪酅。或者說：南面到岱阴，西面到济，北面到海，东面到纪随。这两种说法看上去文字略有出入。其实，阴为岱阴，纪指纪随，河为海。前两者只是地名的不同叫法而已。而齐当时的疆界，实际已达泰沂山脉的南边。到齐景公时，晏婴所说的齐国的疆域大体是指北至渤海，南至泰沂山脉之南，西至今聊城，东至今黄县、招远一带。到战国时期，齐国的疆域东面包括了山东半岛，西面至于黄河故道，南面至鲁南，北面至渤海湾。到战国时代齐国的土地有二千平方里，这比春秋时代更为辽阔，此时的齐国已经是地大物博、列居战国七雄之一的强大的诸侯国了。
但是，到了晚期，姜氏齐国已经衰落，经常遭受三晋（魏、赵、韩）的侵扰。齐宣公十五年（前 405年）魏、赵、韩三国联合攻打齐国，齐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败。齐国攻打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时，赵国派孔青率领敢死队去救援，与齐军发生激烈战斗，齐军大败。二千辆齐战车被三晋缴获，齐将领田布被打死，士兵死伤惨重，以致于把齐军的三万具死尸埋葬之后都堆成了两座土山。
史书在记载这次战争的时候，还说到魏文侯在东面长城打胜齐国，俘虏了齐国国君齐宣公并把他作为礼品送给了周天子。齐国如此惨败，说明了姜齐政权在晚期的实力，远不如三晋。姜齐最后的一个诸侯齐康公在位期间，齐康公元年（前404 年），韩、赵、魏又攻进齐国的长城。此后田侯剡到田齐桓公午在位期间，仍然经常遭受三晋的攻伐，齐总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
从田齐政权的发展来看，姜齐桓公时，从陈国逃到齐国并当了管理手工业的官吏“工正”的贵族公子完，把自己的陈姓改为田氏，随后在齐国的势力一天天发展起来。齐景公时田釐子乞为大夫，他收赋税时对民众以小斗收进，而民众向他借贷，则用大斗付出，这样暗中施惠于老百姓，从而深得民心，逐渐控制了齐国的政权。田乞之子田常仍然继承了这样的德政措施。发展下来，最后在公元前386 年（周安王 16年）齐国发生了“田氏代齐”，即姜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田和被周天子封为诸侯，改称齐太公和元年。到周安王二十三年、齐侯剡五年（前 379年），齐康公死去，姜氏从此也就灭亡了。
田氏政权传至齐桓公，到他于公元前 357 年死去，在位共 18年，其子因齐继位，就是我们所说的齐威王。其元年为公元前 356 年。
说到这里，我认为《史记·田齐世家》关于齐威王的纪年是有错误的。它说：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正在办丧事，趁机来攻打齐的灵丘。六年鲁国攻伐齐，打进了阳关。接着晋又攻打齐国，直打到博陵。七年，卫国攻伐齐，夺取了薛陵。九年赵国攻打齐，夺取甄。
根据杨宽：《战国史》附录三《战国大事年表》考订，魏、赵、韩（三晋）攻打齐的灵丘，是在公元前 373年，田侯剡六年，而不是齐威王元年。鲁打进阳关，晋攻打齐到博陵，是公元前 373年，田桓公二年，而不是齐威王六年。卫国攻伐齐夺取薛陵，当在公元前 372 年，田桓公三年，不是齐威王七年。赵进攻齐的甄，应为公元前370 年，田桓公 5 年，不是齐威王9年。不仅如此，杨宽还列了“赵伐齐，攻到长城”，在公元前 368 年，即田齐桓公7年。也不在齐威王之时。公元前 368 年齐虽然“伐魏，攻取观，”这是因为魏在公元前 369年发生了魏莹与公仲缓争位的内哄，所以齐才有可能取胜。除三晋以外，杨宽还列了“燕打败齐于林营，”在公元前 373年，田齐桓公2年。由以上可以看出，“诸侯并伐，齐国不治”，是田侯剡和田齐桓公年间的事，而并非发生在齐威王即位以后。
应该说，杨宽对《史记》齐威王纪年的考订是十分重要的。它表明“田氏代齐”前后齐国的实力远不如三晋，常常受到魏、赵、韩等诸侯国的攻伐，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说明齐国政治经济经状况很不景气，直到田齐桓公午之时还没有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记载这段历史的材料零散，而《史记》的有关纪年又有误，所以人们往往容易搞错。我们弄清它，是要对齐威王改革的时代背景有明确的认识。
二、齐威王的改革
齐威王刚刚即位的时候喜好声色，常通宵达旦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变。在邹忌、淳于髡的劝说下，齐威王开始变法改革，立志使齐国富强起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同上）正是对齐威王的精彩写照。
在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为了向齐威王进谏，邹忌以鼓琴的声音来比喻指治理国家和人民，把琴音协调比作天下太平。齐威王因此认为邹忌是贤良之臣，授给相印，放手让邹忌进行改革。
概括而言，邹忌辅佐齐威王进行的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实行法治，严明政纪。对于前者，因其文献缺载，具体修订的法律条文已经不得而知；后者，督察贪官污吏，则可以从文献中得到实证。根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记载，齐威王为了进行改革，先从整肃吏治，考核官吏，明赏罚，树清廉之风入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他诸侯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不敢对齐国用兵。
第二、广开言路，揭露弊政。对于此，《战国策·齐策一》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很有意思，我们把它意译如后：
邹忌这人长得身材修长，体格魁梧，红光满面。一天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照着镜子对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相比谁美呢？”他的妻子说：“你更美，徐公那能比得上你！”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更美，又去问他的妾，妾说：“徐公的美那能比得上你啊！”后来又有一天一位客人从外面来见邹忌，邹忌又问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说：“徐公不如你美！”
第二天，徐公来邹忌家，他仔细看了徐公后，仍然觉得自己不如徐公美；又自己对着镜子照，感觉比徐公差得远哩！晚上他睡不着觉时反复思考，终于明白：“我妻子说我比徐公美，是因为她偏爱我；妾说我比徐公美，是因为她怕我；客人说我比徐公美，是因为有求于我。”
因而在上朝的时候，邹忌就对齐威王说：“臣很明白我自己并不如徐公美，而由于臣的妻子偏爱我，妾怕我，客人有求于我，就都说臣比徐公更美。如今齐国土地有上千平方里，大城市有一百一十个，宫廷里的妇人，没有不偏爱於王的；朝中的群臣，没有不害怕王的；国中的老百姓，没有不有求於王的。由此可见，君王所受的蒙蔽是很深啊！”齐威王认为邹忌说得很对。于是下令说：“无论众大臣、小吏与老百姓，凡能当面讽刺寡人的过错的，受上等赏赐，能上谏书劝谏寡人的，受中等赏赐；能议论於茶馆酒肆，传到寡人耳朵里的，受下等赏赐。”
这道王令发出之后，群臣争相向齐威王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人数多得使王宫门前就如同赶集一般热闹。几个月之后，来提意见的人才有所减少。一年之后，就算是想提什么意见，也提不出来了。（这里显然过分形容，而不一定合符实际。）于是，燕、赵、韩、魏等国听了都来朝拜齐威王。这就是所谓不待用兵而取得胜利。
这个故事说明齐威王接受邹忌的建议，广开言路，揭露弊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以人才为宝，选贤任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齐威王与梁惠王（即魏惠王）相会在齐郊打猎，梁惠王问齐威王说：“大王有珠宝吗？”齐威王说：“没有。”梁惠王说：“我的国家虽小，但是也有直径一寸的能照亮前后十二辆车的宝珠十二颗。怎么你这样的万乘兵车的大国还没有珠宝呢？”齐威王说：“我理解的珍宝与大王您所说的不一样。我有个叫檀子的大臣，派他镇守南城，则楚国人就不敢在东边河里打渔。我有个叫黔夫的官吏，用他镇守徐州，则燕国人来祭祀齐国的北门，赵国人来祭祀齐国的西门，迁移过来投靠齐国的有七千多家。我还有个叫种首的大臣，用他来防备盗贼，就能够道路上遗失东西也没人要。上述这些人都是能够光照千里的宝贝，哪里只是照亮十二辆兵车呢！”梁惠王听了以后，十分惭愧，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记载说明魏惠王以珠玉为宝，而齐威王以人才为宝。因此齐国人才很多。齐威王还能够选贤任能，而且用人不受宗法血缘关系的限制，常常破格提拔。如邹忌本为布衣之士但还是被任用为相；孙膑是由魏国逃跑来的受过刖刑的人而被用为军师；而淳于髡原是髡钳家奴，是入赘女家的女婿，却仍被用为大使。这些在古代社会中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都被委以重任。此外，齐威王为了大量招来各诸侯国的人才还创建了稷下学宫。这就给邹衍就读于稷下学宫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
说到稷下学宫建立的历史背景，就必须提到齐威王时铸造的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陈侯因敦》。它其实是一种舆论的铺垫：铭文的内容说田氏（即陈氏）的祖宗是黄帝，因就是因齐，也就是齐威王，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辉传统，要继承黄帝统一各部落的文治武功，要承继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业。可见齐威王是野心勃勃的。而他之所以要造这样的舆论，是缘于田齐政权乃夺取姜氏政权而来的背景，因此要拚命制造他们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否则一旦落得“篡弑”的罪名，是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不仅如此，他们的称霸诸侯，直到后来要“王”天下，也都是不可非议的。正是出于这种野心，齐威王不惜血本地创建宏伟的稷下学宫，作为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便于大量招徕各诸侯国的人才。在学宫里，田齐政权，实行比较自由的学术政策，稷下先生们可以自由讲学，为齐国培养更多更新的人才。
然而稷下学宫的创建时间，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稷下学宫的创建，需要耗费巨额的资金，要有相当多的技术力量和劳动力做支持，还得有相对和平的环境。而这些条件只有在齐威王时才具备。因此我们认为徐干《中论·亡国篇》说：田齐桓公午建立稷下学宫，设立大夫称号，招致贤人使他们受到尊宠，于是孟轲等人，都到齐国来了。这段话显然有问题。
我认为，稷下学宫的创建应当是在齐威王用邹忌、田忌、孙膑之后，而孟子到齐国约在齐威王七年，（公元前 350年）此时孟子约四十岁。那时稷下学宫已经建成了。此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忌因鼓琴而被授予相印，早于孟子。可见孟子第一次游齐当在邹忌做了齐威王的相之后，不可能在田齐桓公午之时，这也可以否定徐干《中论》稷下学宫建成于田齐桓公之说。
稷下学宫的建筑规模高大宏伟，建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旁，在当时堪称一流。对于从诸侯国来齐的学者，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田齐政权都以礼相待，同样尊宠，给他们的生活待遇相当优厚。齐国正是用这种办法来吸引各国学者与贤德之士到稷下学宫来的。事实证明司马迁的记载确实并未夸张。《战国策·齐策四》说：田骈在齐，待遇是“千钟”粮食。虽说不是为官，但他财富比当官的还要多。”《说苑·尊贤》也说，齐威王对稷下先生淳于髡一次就赐他千金，革车一百辆。《史记·滑稽列传》说齐威王八年，威王初次送给淳于髡黄金百斤，十辆用四匹马拉的车，淳于髡以为少，于是威王又送给他“黄金千镒，白壁百双，一百辆四匹马拉的车。
此外，稷下学宫的学者规模也是空前壮大的。据《盐铁论·论儒》说：稷下先生千有余人。这当然是指其最极盛的时代。这些稷下先生往往都象宋鈃一样，聚集学生讲学。有的自己就率领很多学生。《战国策·齐策四》说：“田骈有徒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游于诸侯国之间，常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这个队伍是相当壮观的。而淳于髡的弟子比孟子的还多得多，据《太平寰宇记》卷十九引《史记》记载：稷下先生淳于髡死后，办丧事，为他披麻戴孝的弟子竟有三千之多。众多的弟子随从稷下先生，因此造成临淄城里交通拥挤，马车的车轮相互碰撞。
由于稷下学宫广招各诸侯国的学者，又采用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因此使战国的“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阶段。出现了邹衍、田骈、慎到、环渊、宋、尹文、孟子和荀子等众多知名学者的云集和《管子》等一大批著作的问世。
四、邹衍的童年及其不能到魏见梁惠王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后孟子，”在齐三邹子中，邹衍比邹忌晚，而比邹奭略早。孟子第一次游齐当在稷下学宫刚建之时，他大约 40岁；孟子入齐应当在邹忌之后。而因为孟子在齐国取燕，燕人叛齐之后，因与齐宣王意见不合而在齐宣王九年（公元前 312年）离开了稷下学宫。按照古人的一般入学年龄应在十岁左右推算，邹衍的生年应该在公元前 324年前后，相当于齐威王晚年。而邹衍的童年时代，正是稷下学宫十分繁荣昌盛的时代。
由此可见，孟子不可能与邹衍同时见魏惠王。公元前 320年（齐宣王元年，魏惠王改元 15年）邹衍约4岁，在齐；而孟子在这一年来到大梁（开封）见梁惠王。这样说来，邹衍当然不可能与孟子同时到达梁并见到梁惠王。
关于邹衍的生平事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有三个邹子，最早一个是邹忌，第二个是邹衍，第三个是邹奭。邹衍见当权者越来越荒淫奢侈，不崇尚道德，不能施恩惠于民众。于是他观察研究阴阳消长变化，提出当时人认为是奇怪异常的论著，有《终始》、《大圣》等篇达十万多字。王公大人最初见他的学说，很觉得有道理，但真要施行却非常困难。但是邹子毕竟受到齐国统治者的重视。邹衍到大梁，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毕恭毕敬地行宾主之礼；他到赵国，平原君以礼相待；他到燕国，燕昭王亲自用扫帚为他打扫道路，并尊称其为老师而亲自听他讲课，又建筑碣石宫殿，供他居住。邹衍在燕国著《主运》。
这是记载最为详细的文献，但也是很成问题的文献。胡适、金受申、钱穆都认为不大可信。如胡适说：这几句话很不可靠。梁惠王死时，平原君还没出生呢。邹衍过经赵国在信陵君攻破秦国保存赵国之后，那时梁惠王已经死去六十二年了，燕昭王已过世六十二年了。金受申也说：平原君死在纪元前251 年，梁惠王死在前 335年。梁惠王死，平原君还没有生。邹衍经过赵国，在信陵君保存赵国之后，梁惠王已死七十八年了。《史记》实在矛盾。崔适认为孟子到梁的第二年，梁惠王就死了，这与邹衍后孟子之说相矛盾。梁惠王与平原君、燕昭王也不同时。公孙龙劝说平原君，不可因为信陵君之存邯郸而请封；平原君厚待公孙龙，等到邹衍经过赵国时，才罢黜公孙龙。信陵君存邯郸事发生在赵孝成王九年，派邹衍去赵也就是在这一年，去梁惠王死七十八年，也不及相见。侯外庐也认为，邹衍“不可能与梁惠王为宾主，《史记》于此或有错误。”
我认为梁惠王招贤在梁惠王改元 15 年（公元前 320年），相当于齐宣王元年。邹衍受齐国尊宠，既然在齐宣王晚年，当然不能见到梁惠王。司马迁说，邹衍后于孟子。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与孟子同时至大梁见梁惠王呢？若根据我们上述推断的邹衍生卒年约数来看，此时邹衍才是几岁的小孩，如何能至大梁（开封）见梁惠王呢？可见邹衍见梁惠王，显然是太史公错误记载。
确切地说，在公元前 319 年，周慎靓王 2 年，齐宣王 2 年，魏惠王改元16 年，邹衍约 5 岁，在齐。此时梁惠王卒。孟子离开大梁来到齐临淄稷下学宫。
五、燕齐之战与孟子离开齐国
公元前 314 年 周赧王元年，齐宣王 7年，燕王哙 7 年，邹衍约 10岁，在齐。
因燕国发生了内乱，齐国在公元前 315年发动了对燕国的战争已取得胜利，要进一步占领燕国。燕是姬姓国，是周武王封给召公奭的封地。传至战国燕王哙时，任命子之为相。鹿毛寿建议燕王哙把国让给子之，子之定不敢接受，这样就能有如尧一样禅让的美名。燕王果真把燕国让给了子之，于是子之大受尊重，子之竟然取代燕王哙当起了燕王，南面而座执燕国之政，而老燕王哙不能执政，反而甘居臣位，国家大事都由子之决策，一切取决于子之。执政三年，国家大乱，民众惊慌恐惧不得安宁。这时将军市被和太子平一起攻讨子之；结果子之杀掉了市被。在燕国内乱的时候齐宣王（《史记》误为齐闵王）任命匡章为将，率领大兵，用北地的民众来讨伐燕国。士兵不愿打战，城门大开，燕君哙被打死，齐国获得巨大胜利。燕子之死后两年，燕国人共同拥立太子平为燕昭王。
在公元前 316年齐准备伐燕时，齐大臣沈同曾私下问过孟子是否可以伐燕，孟子认为可以。但孟子是有条件的。《孟子·公孙丑下》记载说：
沈同私下问孟子说：“可以讨伐燕国吗？”孟子回答说：“可以。因为燕王哙不能把燕国让给别人，子之不应该得到燕国。比如说有人向你要求官职，而你对此人很满意，不向天子报告而私自把官职奉禄给了他。这样做的人，与燕王哙与子之让位其实质是一样的。”
齐国果真讨伐了燕国。有人问孟子说：“你曾经劝齐君讨伐燕国，有这样的事吗？”
孟子回答说：“没有；那时沈同问我：‘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后来齐国果然讨伐燕国了。他要是问，‘谁可伐燕国？’我就将回答他，‘只有作为‘天吏’的人，才可以讨伐燕国。如今有人杀了犯死罪的人，有人问我说，‘这被被杀的人可以杀吗？’我就会说，‘可以。’这来问我的人如果说：‘谁可以来杀这个该死的人呢？’我将回答说：‘只有执行刑法的官吏才可以杀他。’今用如同燕国那样残暴的军队去讨伐伐燕国，我为什么要劝其讨伐燕国呢？”
由此可见，孟子从根本上就不同意齐宣王伐燕。公元前 315年（周慎靓王六年、齐宣王六年、燕王哙六年）齐宣王派匡章伐燕，取得了胜利，齐宣王征求孟子的意见可不可以趁机夺取燕国，孟子讲了他的主张。《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国讨伐燕国获得胜利以后。齐宣王问孟子说：“有的人对我说不要占领燕国，有的人却说寡人要占领才对。用以万辆兵车的大国讨伐万辆兵车的大国，五十天之内就获得胜利，这是人力难以办到的。如果不占领必然会天降灾祸的。占领它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占领它燕国民众很乐意，就占领。古代的人有实行这样办法的，那就是周武王。占领它而燕国民众不乐意，就不要占领。古代的人有实行这样办法的，那就是周文王。以万辆兵车的大国讨伐万辆兵车的大国，民众提着饭篮子，用壶装满了汤水，迎接仁义的队伍，他们为什么这么办，是因为仁义的队伍可以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如果外国的军队到来之后，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水深火热，日子更为难过，亦运而已矣。”
公元前 314年（周赧王元年、燕王哙七年、齐宣王七年）齐国将军匡章杀燕王哙和子之，夺取燕国。齐宣王问孟子，诸侯要来干涉该如何办？孟子又阐明他的主张，劝齐宣王另立一个燕国国君，然后退兵。这样就可以防止诸侯的干涉。《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国人讨伐燕国，齐国已经占领燕国。各诸侯国的将领在谋划救援燕国。齐宣王说：“各诸侯都在谋划出兵来与齐国交战。我应该怎么办才对呢？”孟子对答说：“我听说以方圆七十里来统一天下的人是商汤，还没有听说以方圆千里而畏惧别人的。《尚书》说：‘商的征伐是从葛国开始的。’天下的人都相信他，向东面征伐，西面的少数民族不高兴；向南面征伐，北面的少数民族不高兴。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呢？’民众盼望他，就象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和虹霓那样。商汤的军队诛杀残暴的国君而不侵扰民众，经商的照样做买卖，农夫照样耕种庄稼，他们就象及时雨的降临，民众皆大欢喜。《尚书》说：‘等待我们的王，他来了以后，我们就了生的希望。’如今燕王暴虐他的民众，君王去征伐他，民众以为将要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因此用竹筐盛着饭，壶里装着酒，来迎接你们的军队。假若你们的军队杀害他们的父老兄弟，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宝贵器物，这怎么可以呢？天下的人都畏惧齐国的强大，如今加倍增加了土地，而又不实行仁政，这就自然会招致各国兴兵来讨伐了。君王应该赶快发布命令，将老老小小的俘虏遣反燕国，停止运送燕国的宝贵器物，并和燕国民众协商，选择并拥立一位合适的燕王，然后从燕国撤退军队。这样就可以使各诸侯国不来干涉齐国了。”
然而齐宣王并没有采纳孟子的意见。因此君臣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矛盾越来越大。有一次齐宣王召见孟子，孟子称病不朝，却去悼念东郭氏，弟子孟仲子派人到中途暗中拦住孟子，劝他去朝见齐宣王，他却在景丑氏家住宿下来。孟子和景丑氏的谈话，透露了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矛盾。《孟子·公孙丑下》对此有详细记载。总之，孟子是因为与齐宣王在伐燕的战争有着严重的分岐，造成君臣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这才离开齐国回到邹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12 年（周赧王三年、齐宣王九年、魏襄王７年。）燕国人反叛齐国以后，此时邹衍约 12岁，在齐。如此说来，邹衍不可能直接成为孟子的学生。
燕国人叛变齐国以后，燕昭王打算招贤纳士以报齐国占领燕国的深仇大恨，但燕国贫弱，要完成这样的宿愿，需要慢慢积蓄力量。
六、邹衍初入稷下学宫学儒
公元前 309 年 周赧王 6 年，齐宣王 12 年。邹衍约 15岁，已经就学于稷下学宫，学习“儒术”。即邹衍首先接受的是儒家思想。
我们说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而邹衍的思想正好反映了齐文化的这一特点。他受稷下学风的影响，虽以阴阳五行说为主，但同时也吸收了儒家、道家、法家的营养。这里我们首先看到邹衍接受了儒家（鲁文化）的影响。《盐铁论·论儒》引御史的话说：“邹衍用儒家的思想学说来求得诸侯录用，但不能成功，他就改变办法，用五德终始的学说，说服诸侯终于达到目的而扬名天下。”可见邹衍最初学习儒家的学说，深深地为其学说所折服。思孟学派对邹衍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的思想归结为“仁义节俭，处理好君臣上下六亲各方面的关系”。这些很符合儒家的宗旨。由此可见，邹衍的在稷下学宫上学时的老师当是孟子去齐后留在稷下学宫的孟子学派的儒家后学。
在稷下学宫，邹衍形成了他的主要思想——包括天地人的阴阳学说，反映了阴阳家试图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做出解释。“天人感应”即是阴阳家沟通人类与自然界而虚构出来的一座桥梁。而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与思孟学派也是一致的。而他的五德终始之说，与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也有较深的关系。我们知道，孟子两次来稷下学宫，带来了思孟学派的五行说。
关于子思、孟子的五衍说，过去学术界对此搞不清楚，对荀子《非十二子》批评思孟五行说不可理解，自从 1973 年 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书（简称《马王堆帛书》，庞朴给它名之曰《五行篇》），据庞朴研究，帛书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而《孟子·尽心下》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人字衍）之于天道也”的“仁”、“义”、“礼”、“智”、“圣”正是孟子的五行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17—20页，齐鲁书社1988年8月第2版）《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与《帛书·五行》篇的对比研究，庞朴先生有《竹帛<五行>篇比较》（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指出，帛书有《经》有《说》，而竹书只有经而无《说》，《经》的部分，除几个章次序互换外，内容基本相同。认为竹书较早，而帛书较晚。
魏启鹏撰《马王堆汉墓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8月出版。该书以德行释五行，把庞朴称为《五行》的叫做《德行》。认为它“属于子思学派的作品，而成书年代早于孟轲。”
李学勤说：“简中《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缁衣》等六篇”包括《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即《五行》是《子思子》的一篇。他又明确说：“《五行》应为子思自作。”（同上）
我赞同《五行》为子思的著作，是《子思子》的一篇。这里的五行说，即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是指：“仁”、“义”、“礼”、“智”、“圣”。据《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就是“德之行五”。“仁”体现於内心道德的是“德之形”，不体现於内心道德的是“行为”。即一是内在的，一是外在的。除“仁”以外的“义”、“礼”、“智”、“圣”也都是如此。五行相“和”称为“德”。五行中缺少“圣”之行，叫“四行”,这“四行”相和，称为善。善，是属于人道的范畴。即仁义礼智四行为人道。五行和之德，是属于天道的。五行怎么缺少一行呢？是因为君子心中要是无忧，由此而使之心中无“智”。因为心中无“智”，所以心中也就无娱悦，心中无娱悦，则就会表现出不安的神情，有不安的神情，则心中就不快乐，不快乐就会导致无德。因为“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只有五行和才能称为德。也就是说五行少了一行会造成无德的后果。在这里作者显然认为天道高于人道，德要高于善。
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有区别。它是五行说的进一步发展，成为道德领域里的五行。这对邹衍将五行说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发展领域的五德终始的历史观，无疑起了颇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看到邹衍受思孟学派思想的影响；同时，也看了齐鲁文化的交融。
第二节 “谈天衍”与邹衍世界观的形成
一、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
稷下学宫是个学术空气十分自由的地方。田氏政权对稷下学宫的学术政策是十分开放的，来至各诸侯国的文人学士，都有可以在那里自由讲学，著书立说。稷下学宫可以说是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其争论可以说是战国百家争鸣的缩影。这里不光有百家争鸣，而且还有百家的相互影响。
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形成，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在齐国从齐桓公用管仲为卿，就开始了改革，而齐威王的改革最后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大基本的对抗阶级，但是残存的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的官私奴隶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有人多起来了，他们分属于各阶级与阶层，这时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各种学术问题（包括天文、地理、数学和物理等等）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就是战国时期齐国复杂的阶级状况决定的。
从各诸侯国的情况看来，春秋中后期，周天子地位衰落，到战国时周天子的势力更加卑微，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先后夺取了政权。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放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还未能成为统治思想。齐国的情形也是如此，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
稷下学宫的特点是：学术自由，各家学术兼容并畜。田齐政权当然有自己的选择，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而理之，允许其自由讲学，著立说和议论政事。
田齐政权为什么要采取对各家各派兼容并蓄的政策呢？这与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很有关系，田氏政权也很重视养士。更重要的是战国七雄并立，都想广收人才也求实现统一。实现统一，首先要巩固自身的政权，齐国的田氏政权是由取代姜氏政权而来的，当然就要维护其合法性以巩固其统治。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里人也。”《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说：“苦县属陈国。而田氏的祖先正是从陈国来到齐国的。因此田齐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的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比尧舜更早的黄帝来，以压倒儒家。前面我们引齐威王时的古铜器铭文《陈侯因敦》所记“高祖黄帝”，正是齐威王认为黄帝是田氏的始祖，老子与黄帝相结合的黄老之学，就成为稷下学宫的主体思想。以此为田氏政权的合理性进行辨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法观念。因为田氏政权尚未巩固，又要想与各诸侯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因此就不能不采取对知识分子（士）的争取政策，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场所。有人认为战国诸侯为巩固他们的政权，要从多方面军面来摸索经验，因此对各家各派“兼而礼之”。这种说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淮南子·汜论训》说：“百家殊方，兼务于治。”可见百家学说，对于统治者都可以各取所需，进行选择，这确是战国诸侯对于诸子百家兼容并包的原因之一。
田齐政权兼礼百家，其目的是要想统一六国，《史记·鲁仲连邹阳传》记载：“齐威王行仁义，曾率领各个诸侯去朝拜周天子。那时的周天子周既贫穷而且势力微弱，诸侯没有人去朝拜的而齐威王却独能去朝拜他。”齐威王率领天下诸侯朝拜周天子，由此可见齐威王想学齐桓公建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到齐宣王时，孟子看穿了他的最大的欲望是要“开辟疆土，要使秦楚等国来朝贡，自已称霸诸侯，进而君临天下，安抚四周的落后民族。”（《孟子·梁惠王上》）可见田齐政权雄心勃勃，不仅要称霸，而且还要王天下，即统一中国。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稷下学宫也就繁盛起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稷下学宫自由讲学风气与谈天衍
稷下学宫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缩影，《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而最主要的也就是九家罢了。即儒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在那里基本上都有了。道家的分支的黄老之学，在稷下学宫占了重要地位，如宋鈃、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接予等；儒家有孟子、荀子等；阴阳家有邹衍、邹奭；名家有儿说、貌辩；田齐法家有尹文、慎到、田骈等；淳于髡，“学无所主”属杂家。作为稷下先生论文集的《管子》内容庞杂，更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反映。那里有黄老之学的《心术》、《白心》、《内业》、《宙合》等篇；有阴阳家学说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侈靡》、《地图》等篇；有属于儒家思想的《小称》等篇；有属于兵家思想的《兵法》、《七法》、《参患》、《制分》、《霸言》、《禁藏》等篇；在《霸言》、《禁藏》两篇中也有纵横家的权术思想；《立正·九败》有对包括墨家思想在内的诸家的评论，但不批评儒家。
在稷下学宫里，各家各派都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对政治也可以议论。《新序·杂事》说“齐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仅如此，还可以注书立说，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稷下先生们“各自著书立说言讨论国家治乱的问题，从而以此来引起诸侯注意，进而任用他们。”《风俗通义·穷通篇》也说，稷下先生“都著书来讽剌当世的诸侯。”可见他们的著书立说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稷下学宫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培养了稷下先生们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干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稷下学宫稷下先生们，都有自己的弟子，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稷下学宫学派林立，稷下先生不仅授徒，而且要广泛宣传自己的学说，因此各个学派之间的辩难是十分频繁的。
稷下先生都喜欢辩论，儒家大师孟子人称“好辩”，（《孟子·滕文公下》）他反对杨朱与墨翟，与农家许行辩论，游说齐宣王时言词锋利，使得齐宣王理屈辞穷，左顾右盼转移话题（同上）儿说也是个善于论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田骈外号叫“天口骈”（《汉书·艺文志》班固注。）从外号就能知道他很善于辩论。而田巴人称齐国的“辩士”，与人辩论，能“一天使上千人佩服”。（《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引《鲁仲连子》）发生在稷下学宫的辩论很多，比如孟子与淳于髡关于“礼”的辩论（见《孟子·离娄上》）可算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文献迭失，我们很难窥察当时许多辩论的原貌，但他们之间观点的对立，今天还能知道不少，比如宋鈃主张“禁攻寝兵，”（禁止打仗，使军队不出动）而兵家主张积极进攻；儒家主张“仁”、“义”、“礼”，法家主张“法”、“术”、“势”；就是同属儒家，也有观点的对立，比如孟子主张“人性善”说，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说。
百家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救世的主张，正如《淮南子·要略》说：“诸子百家学的学说都是从补救当时社会弊病出发的。”这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独自的特色，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宾贵势，王谬贵先，儿良贵后。”这里所说的诸子不一定都在稷下学宫，其中田子即田骈，料子很可能是宋鈃，因为《庄子·天下》说宋鈃主张：“别囿”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又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解蔽》批评稷下各家自以为是：各家原来各有所偏私，只恐怕听别人说自己的坏话，又用自己代有偏见的观点观察别家的学说，只恐怕听说别家的学说有美好的东西。
邹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也十分喜好辩论，尤其擅长谈天说地，所以人们称他为“谈天衍”。关于“谈天衍”，《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所讲的，包括五德终始，天地广大，他讲天的事情很祥尽，所以说叫做“谈天”。《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的学说迂远广大而且宏辨，……因此齐国人称颂他为“谈天衍。”由此可见，善于谈天是邹衍的一大特点。司马迁说邹衍不仅谈开天辟地以来的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将它推而广之，往上推到天地还未产生以前，那是不可考究的窈窈冥冥的原始混沌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