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红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
转过几条小街，经过一个满是蜂窝煤渣和烂菜的市场，再通过一条仅容一人的临街门洞，我们找到了名声在外的王泉媛。在养女的搀扶下，王泉媛身穿一件黑红相间的棉袄，微笑着伸出了颤巍巍的右手。仅有的两颗门牙显得格外醒目。磨难的一生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明显印记。她皮肤白皙，长相端庄，虽已91岁，仍依稀可见当年风采。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她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她说，磨难，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几十年来，她早已不再惧怕讲述自己的磨难往事。
“我本姓欧阳。在我8岁那年，迫于生计，姐姐和母亲包办，把我许给了邻村大我16岁的农民王照斗，彩礼是40担谷子。三年后，我就正式成为童养媳，改姓王了。”1934年，王照斗患肺病去世。
1930年3月，王泉媛在江西吉安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1934年被送进中央党校的前身———中央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学习。毕业时，王泉媛的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考试名列全校学员第二名。“当时排名，并没有分男女，可是男女学员在一块排啊。”老人挺骄傲。
抬着红军师长陈洪的民夫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抬起这副担架道路险恶，王泉媛一行人渐渐落在后面
作为红一方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之一，91岁的王泉媛对于自己70年前的那次远征，有着太多的刻骨铭心。
1934年12月，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后，红一方面军行走在山峰相连的广西西延山脉。突然，抬着红军师长陈洪的民夫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王老说：“陈洪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胸部中了敌人的开花子弹。长征出发时，他和另外两位腿部受重伤的团长及生病的邓颖超等五副担架由中央妇女工作团负责。”妇女工作团由包括王泉媛在内的12名女兵组成。
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抬起这副担架。由于陈洪伤势过重，道路又十分险恶，王泉媛一行渐渐落在后面。眼看着“红章纵队”（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和妇女工作团消失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里，王泉媛心急如焚。
翻过一座山头，王泉媛听见不远的山谷里传来敌机的轰炸声，她鼓励着另一名战士说：“加把劲，朝敌人扔炸弹的方向走，那里一定有我们的队伍！”“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例假。那会儿，行军中有啥呀，只好用树叶简单处理一下。”
突然，几百名国民党兵发现了他们。抬着担架的王泉媛，撒腿就跑。连续多日的强行军、急行军，再加上两天没吃一口饭，王泉媛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地。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又有一支队伍从山谷中杀过来，红章纵队第二梯队队长兼政委何长工救了他们。
又翻过一座大山，躲过两个苗人的疯狂追杀，在一个茅草屋散落的村庄前，王泉媛终于追上了中央纵队和妇女工作团。毛主席见到气喘吁吁的王泉媛，惊讶地问：“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在得知原因后，毛主席又说：“好，小鬼，你很能干！来，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早在中央苏区时就与毛主席熟悉的王泉媛毫不客气，把两个伤员的枪从自己身上摘下，放到了毛主席的马背上。她注意到，毛主席的马背上一共驮了大小11支枪。
王泉媛回忆：“长征中，毛主席很少骑这匹马，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骑在上面，即使没人骑它，也总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毛主席每次行动都走在纵队最后，经常落在妇女工作团后面。”
在王泉媛眼里，毛主席是故意走在最后，为的就是帮助那些走不动的伤员或者是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志们。天亮之后，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再次相见是在近半个世纪之后。
始于长征，终于长征，王泉媛与王首道只有两日相聚的婚姻
1935年红军进占遵义时，王泉媛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均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白天，二人在一起做群众工作，渐渐产生了情愫。他们的心思被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觉察到,并给二人牵了线。到遵义第七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明天离开。晚饭后，蔡畅等三人把王泉媛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然后，三人关门出去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王泉媛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
王泉媛说：“长征路上结婚，我可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决定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结婚就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等5位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受的磨难就是明证。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让我们品尝了爱情的瞬间甜美。她们太善解人意了。”
从遵义出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王泉媛很少与王首道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时，王首道派通讯员送信给她，让她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
天亮之后，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眼泪立即就“哗哗”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王泉媛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问题：“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1994年，王泉媛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相会，王首道特意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这一次，王泉媛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了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1996年，王首道逝世。当王泉媛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病倒了。
王泉媛主动请缨要求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
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中，把团长误说成是吴富莲。为此，导演还专门向王泉媛老人表示过歉意。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我军第一支妇女武装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而全军覆没的故事。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独立团被围。此时，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伤病员多。
王泉媛对徐向前说：“徐总指挥，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徐向前犹豫不决。显然，他不忍心让一群女兵单独与凶残的马家军作战。王泉媛看出了徐向前的心思，又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
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王泉媛又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由四方面军1300多名女红军组成。“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梨园口阵地。”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所剩无几，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生命。
当马匪发现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全是女兵时，便从马上跳下来，想活捉她们。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王泉媛命令战士迅速往山上撤退，自己则带领一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此时，令王泉媛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渐渐稀疏的枪声，她基本能判断出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已突围出去，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
马步青没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计：将她分配给匪团长马进昌，王泉媛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
荒凉的西部，她们四处逃亡。终于，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的王泉媛等被马匪搜了出来。
“在关押期间，马匪严刑审讯，逼我承认是妇女团团长，还要我指认其他人的身份。我不理他们，马匪把我捆绑并吊起来，以‘坐飞机’刑讯逼供，我被翻背着手吊在屋顶上，双脚离地约十公分。敌人逼我交代，我没有可说的。他们站在我旁边，一边吸烟一边狞笑着骂我是共匪婆。刚把我吊起来时尚能提住身子，吊的时间长了两肩剧痛，骨头像断开了，胸闷、喘不过气来，汗如水往下淌，衣服都湿透了，在这极度的痛苦中，想到了手脚被钉在大树上、惨烈牺牲的同志们。我这算什么呢，仅仅被吊起来，手脚还没有被钉。不知过了多久，臂骨被吊得脱臼了，我感觉钻心的剧痛，最后什么都不知道地昏了过去。敌人用凉水把我泼醒，又用皮鞭蘸着水在我身体上狠狠抽打，我的衣服被抽成了丝丝缕缕的碎片，身上的皮肉也被抽打的翻了起来，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个叫马胜海的马匪军官用匕首扎我的两腿和背部，鲜血淋漓，我又昏死过去了。敌人把我放下来，又把我关进不见天日、潮湿阴暗的黑房子内。”
在狱中，王泉媛与敌人斗智斗勇。连续三个晚上严刑拷打，王泉媛均不承认自己是团长。后来，她趁上厕所的机会跳下城楼，昏死在墙根下，又被抬了回来。马步青陆续把抓获的女战士分配给各级军官做小老婆。王泉媛长得漂亮，又有风度，马步青看在眼里，痒在心里。
王泉媛和身负重伤的政委吴富莲正在思考怎么对付，突然，马步青的夫人来探监。她告诉王泉媛，要想不做马步青的姨太太，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她的干女儿。王泉媛和吴富莲商量之后便答应了。
马步青没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计：将她分配给团长马进昌，王泉媛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一天晚上，马进昌想强暴王泉媛，他刚要近身，王泉媛一脚踢到他的下身处，马进昌被踢翻在地。事后王泉媛被打得死去活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姓穆的副官很同情和尊敬王泉媛，对马进昌说：“她可是马师长的干女儿啊……”从此，马进昌再也不敢对王泉媛存非分之想。“敌人肉体上的折磨我不怕，关键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好几次，我想到了死。”讲起西路军的经历，王老几次流泪。
1939年3月，马进昌领兵外出修路，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翻窗逃出马家大院，一口气跑了90多里，直奔去兰州的大路。
王泉媛和王秀英终于逃出了魔窟，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她们已不能再回去了
“‘八办’的人说，上级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再说你是马步青的干女儿，马进昌的小老婆……”为了适应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对失散人员的收留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给了她五块大洋。王泉媛说：“接到这些钱，是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
王泉媛这位用双脚走完了不止两万五千里路的女红军团长，最终没能到陕北，相反她又沿着当年长征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途中，为了活命，她不得不与一位叫万玲的男人结婚，这个男人答应把她护送回家，可是他却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别的女人。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褴褛、腿脚溃烂地回到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相认，乡亲们都说她不是王泉媛。在她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王泉媛是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女团长，她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后来，王泉媛嫁给革命烈士后代刘高华，下地种田，自食其力。刘高华1965年被迫害致死。1949年家乡解放后，王泉媛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一直干到68岁。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目前，她享受副地级待遇。她曾收留了6名孤儿，目前她与其中的一位养女生活在一起。
九死一生也要为人民服务
——访96岁高龄、长征女红军团长王泉媛
人物简历王泉媛，女，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1930年3月在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工作，当年加入共青团，先后担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等职，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初与王首道经特批在遵义结婚。在四川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被编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底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1942年回乡后，下地种田、养牛养猪、自食其力。解放后，先后当过村生产队长、保管员、大队妇联主任、公社和乡敬老院院长。1964年、1979年两度担任泰和县和江西省政协委员。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目前，她享受副地级待遇，住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城的自己家中。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刘英（左二）、王泉媛（左四）、谢飞（右三）、邓六金（右一）等在一起亲切交谈。（王泉媛女儿肖扬凤供照）
半个世纪的翘首等待，王泉媛再见王首道时拍下的合影。（王泉媛女儿肖扬凤供照）
“家里太穷了，才参加的革命”
中红网：王团长，你好！快到春节了，首先祝你节日愉快，身体健康！
你这一生很不容易，有人用九个数字来概括：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请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吧！
王泉媛：我本姓欧阳，家里世代为农，一直过着贫穷的日子。我8岁那年，迫于生计，由母亲和姐姐包办，把我许给了邻村比我大16岁的农民王照斗，彩礼是40担谷子。三年后，我就正式成为童养媳，改姓王了。王照斗家里也很穷，常年吃不饱、穿不暖。1934年，他患肺病去世。
我参加革命是在1930年3月，在江西吉安的敖城暴动中。因为当时家里太穷了，才参加的革命。在革命队伍里，我积极工作、努力学习，进步很快，先后担任过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成员等职。
中红网：当时苏区敌强我弱、条件艰苦，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肯定很危险吧！
王泉媛：可不是！有一次，我到乡下做群众工作，被两个土匪看见了。他们赶来捉我，大声喊叫：“你这个黄毛丫头，看你往哪儿跑！”
我说：“我不往哪里跑，我就在这儿等你，看你怎么来捉我？”
我拿起一个铁镐，准备与敌人搏斗。敌人“啪——”地打了一枪，我看到了一溜烟，就往右一歪头，子弹“嗖——”地飞了过去。敌人又打了一枪，我又往左一歪头，子弹又飞了过去。
这时，我发现这两个土匪也是当地人，就做开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你们知道家里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还在受苦受难吗？还在受地主恶霸们的剥削和压迫吗？可是你们还替他们做这狗腿子，来打我！我可是代表穷人的，要让穷人们享福，要让穷人们不受他们的压迫。你们要是投降过来，我们还欢迎你们呢！”后来，这两个家伙还真的投降到我们这边来了。
1934年初，我被送进中央党校的前身——中央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学习。毕业时，学楼对男女学员的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进行了统一考试，并且排了名次，我名列全校第二名。当时排名没有分男女，大家在一块儿排，我能得第二名是很不容易的。
“走过这么多路，打了这么多仗，我是个不死鬼”
中红网：你是当年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三十个女红军之一，后来又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女团长，请介绍一下你当年参加长征的故事吧！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参加长征通知的？
王泉媛：大概是1934年10月，当时并不知道是参加长征。我当时在少共中央，去参加扩大红军去了。那天我从外面“扩红”回来，已经点灯吃饭了，突然接到刘英的通知。她当时是少共中央的组织部长，说中央红军将有重大行动，要我结束手头工作赶回少共中央。当天吃了晚饭，我就一口气走了60里夜路，赶到了刘英那里。她给了我一张表，让我填，告诉我：“你明天到中央卫生部去检查身体，要准备一些简单的东西，不要超过11斤。日常用品你带上，草鞋之类的。如果体检不合格，就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身上要拿根带子围着，看你的胸部肺活量可以不可以，如果五脏没毛病那就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检查眼睛，那边画着一张图，红、绿、黑、白，让你看出来，然后还要说出来，你讲得出眼睛就好。再一个检查脚，检查脚要站得笔直笔直的，叫你抬起来，抬这么高就这样跺下去，就像没事一样，还是站得笔直笔直的。结果，我顺利通过体检，被编入由30名红军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工作团，成为中央红军红章纵队的一部分。团长是董老（董必武），跟着中央卫生部走。后来才知道，这次行动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红网：你们女红军战士要承担哪些工作任务？
王泉媛：我们有三个工作任务。一个是宣传党的政策，说我们共产党是打富济贫，要推翻三座大山。中国所有的民族要团结一致，都是一家人。第二个任务是找夫子，就是找抬担架的民工。当时我们团有五副担架，每副担架需要四个夫子，一个夫子要抬一天，然后拿到工钱就让他们回去。第三个任务就是调查当地的地主恶霸，写成材料后报告给政治部。
中红网：听说你们在长征中多次身处险境，能不能讲个故事？
王泉媛：1934年12月，我们冲过湘江封锁线，来到广西西延山脉。一天，我们抬着受伤的红军师长陈洪的一个民夫，不小心摔伤了腿。当时体重不到90斤的我，就接过担架，继续前进。由于道路十分险恶，我们渐渐落在了后面。突然，一群国民党匪兵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支队伍从山谷中冲杀了过来，为首的正是红章纵队第二梯队队长兼政委何长工。他骑匹骡子，带着几个警卫员来了，很快就把国民党匪兵打跑了。
何长工问我：“你这小鬼，怎么在这里？”
我说：“报告政委，我们抬陈师长，民夫跌伤了脚，走不了，又请不到民夫，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抬，我们已抬了好几天了。”
他说：“你们快走，前面有一座大山，山上有洞窖，一定要小心！”
我们上山时，何长工知道哪里有洞口，不时地拿手电筒从后边照一下。到山上一看，果然有不少的大洞，要是跌下去就上不来了，据说当时已跌下去几十人了。那天晚上，要是没遇到何长工打这个手电，我们也都要跌下去摔死了。
在长征路上，处处都有这样的危险。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女红军们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我们的头上长满了虱子。
我这个人说起来，虽然走过这么多路，又打了这么多仗，但都挺过来了，我是个不死鬼哟！那时候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是发了誓才当兵的。发誓说，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真的不能怕，在战场上就是你死我活。
“长征中，毛主席用马帮我驮枪支”
中红网：听说在长征中，毛主席还帮过你的忙？
王泉媛：就是给陈洪师长抬担架的那次，我先后抬了五天。那时候我身体好，其中有两天一夜没吃饭，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翻过几座大山，躲过苗人的疯狂追杀，终于追上了红章纵队和妇女工作团。
毛主席见到气喘吁吁的我，惊讶地问：“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
我向主席报告了我们为什么掉队的情况，毛主席表扬了我们：“好，小鬼，你很能干！来，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
早在中央苏区时，我就与毛主席熟悉了，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客气，就把两个伤员的枪从自己身上摘下，放到了毛主席的马背上。我注意到，毛主席的马背上，一共驮了大小11支枪。
长征中，毛主席很少骑这匹马，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骑在上面。即使没人骑它，也总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我还发现，毛主席每次行动都走在纵队最后，经常落在妇女工作团后面。毛主席是故意走在最后的，为的就是帮助那些走不动的伤员，或者是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志们。
“我用嘴巴把子弹还有脓，一下子都吸了出来”
中红网：长征途中，照顾伤病员也很辛苦啊！
王泉媛：我们不仅要抬伤病员，有时还要给他们就地进行抢救和治疗。
那是在广西的时候，刚打完湘江战役，伤病员多得很。我在路边看到一个伤病员，手臂肿得好大好大。我就帮他把上衣扒了下来，看到他的手臂上，子弹还没有取出来，但手臂已经有脓了。我就用嘴巴把子弹还有脓，一下子都吸了出来。我告诉他：“你在这里坐着，我到山上给你抓药。”采草药时，我一边采，一边用嘴巴嚼，嚼了这么一大团子，给他敷上，再给他打上绷带。
中红网：你们又是怎样做群众工作的呢？
王泉媛：多数时候，我们分头深入到群众家里做工作。有的时候，就通过召开大会，广泛发动群众。比如在遵义，我就参加过万人大会，主要是搞动员，搞宣传。那次，遵义城的四个城门，就分别开了四个群众大会。每个城门要发放几十箱子的东西，有衣服、袜子、被子等，把打土豪没收的东西分给群众。当时还接受群众参军，“扩红”嘛！
中红网：你们当时是怎么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呢？
王泉媛：我们就问，你们哪一位愿意来当红军？当红军光荣呀，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自己呐！过去我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现在我们为了推翻他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分给咱们的穷人。你们要是来参军，就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呀。那次，我们一共动员了四五百人参加了红军。
“出演反角，也是揭露和打击敌人”
中红网：听说你在长征中还演过文艺节目？
王泉媛：是的。我们女红军战士不但能做群众工作，抬担架、当护士，而且能歌善舞，这才是我们的本色。从瑞金出发的时候，邓发就讲过，干部休养连人才济济，演出一台戏都不用借演员。在一年多的转战时间里，我们演出过好几台戏。
在遵义时，我被调去做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贵州老百姓的贫穷和国民党军阀对人民的严酷盘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怀着阶级仇恨登台演出，扮演贵州省长、军阀王家烈，戴着礼帽、墨镜，拄着文明棍，自演自唱，很受群众欢迎。到了甘肃，我又扮演马步芳，上台先唱一支自己编的歌；马步芳在江北，阻拦抗日真可恶，压迫军民呀该灭亡；红军队伍为穷人，北上抗日打先锋，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咳呀么咳……揭露马步芳如何欺压人民，燃起了当地群众反抗的怒火。
在甘孜、芦河一带，康克清曾跟我住在一起，对我的演出很赞赏。她鼓励我每到一处演好军阀、恶霸如何剥削、压迫人民，说这样也是揭露和打击敌人，群众会更拥护我们。演戏还有这么大的意义，我演得更上劲了。
“最苦最难的是爬雪山过草地，可我四爬雪山、三过草地”
中红网：听说你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而是在途中被调到四方面军工作？
王泉媛：当时，我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的两河口后不久，毛主席下了命令，让我和吴富莲到干部连工作，跟红四方面军进行交流，我们这就到了四方面军工作，归张国焘他们管了。
中红网：你跟着张国焘的时候，曾因为不唱“毛主席是逃跑主义者”的歌，康克清夸奖过你？
王泉媛：那时候，张国焘说毛主席是个机会主义者、逃跑主义者，部队里还编了毛主席是逃跑主义者的歌，让我们唱，我就是不唱。
康克清问我咋不唱？我说，俺不唱，毛主席是不会逃跑的。毛主席在农民起义的时候只有几支枪，那么困难，还坚持革命呢！后来，他到了井冈山，发展成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他都没有逃跑。在长征路上，我们看到毛主席有马都不骑，他的马天天要驮战士们的枪支，他怎么会逃跑？康克清说，哎呀，你真不错，小小年纪，就知道分析问题了。
在毛尔盖，毛主席和张国焘一个坚持北上，一个要南下。张国焘走到阿坝下了个命令，在后面的部队，要全部南下，我也跟着南下了，再一次翻雪山、过草地。我一共翻了四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夹金山我就翻了三次。在阿坝的时候，我病了二十多天，上面就派了一个人跟着我，做通讯员。
中红网：你们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最苦最难的是哪一段路程？
王泉媛：最苦最难的地方还是爬雪山过草地。过夹金山的时候，看到有水桶粗的冰凌，石头都砸不动。那时候的雪，一年到头都不化，冷得很。上山就是驼着背上去的，几千米的高度，下山的时候就往下滑。我们穿得又少，大家都冻得直打哆嗦。我们就靠吃辣椒御寒。当时，发了大辣椒，还有生姜，看每个人的口味。辣椒都用绳子串着，吊在身上。在山上冷得受不了了，就从身上拽一个辣椒，放在嘴巴里一咬。这样就辣得全身发热，继续往上走。
草地上最苦的是没吃的，天天吃草。又没处睡，就睡在草地上，一倒下去就睡着了。刚睡下去，那个雨就噼里啪啦落下来，落在脸上，一身是水没干过。男人好一些，因为女的有一些特殊，赶到月经来的时候真是很苦，月经往下流都没裤子换。从白天到晚上，体质不好的人就得毛病，得了毛病的人很少能走过草地。所以，过草地死了很多人。后来，长征路上女红军不少人停经。我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也落下了病根，终生不能生育。
中红网：你到红四方面军主要做什么工作？
王泉媛：开始时是负责搜余工作。红军队伍里由于有伤病员，有掉队的，我们就去照顾他们。有时，还要到几十公里外的藏族地区为部队买粮食。
后来，我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吴富莲担任团政委。先锋团由四方面军1300多名女红军组成，跟随大军西征。
“西路军失败我没掉泪，可得不到党组织信任我掉了泪”
中红网：听说你们四方面军西征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牺牲也很大？
王泉媛：大概是1936年七八月份开始西征，到1937年三四月的时候就失利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的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先锋团被围。此时，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伤病员又多。我们整个部队打得都没有子弹、炮弹了。
为此，我主动请缨，要求让妇女先锋团打掩护。我对徐向前说：“徐总指挥，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
徐向前犹豫不决。显然，他不忍心让一群女兵单独与凶残的马家军作战。我看出了他的心思，又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最后，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了梨园口阵地。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所剩无几，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马匪发现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全是女兵时，便从马上跳下来，想活捉我们。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我命令战士迅速往山上撤退，自己则带领一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
这时，我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渐渐稀疏的枪声，基本能判断出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已突围出去，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部队被打散了……
中红网：听说马匪对待我们女红军战士非常残忍，你们受苦了！
王泉媛：当时，我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但很快被马匪搜了出来，当了俘虏。一天，我趁上厕所的机会跳下城楼，昏死在墙根下，又被抬了回来。
马步青陆续把抓获的女战士分配给各级军官做小老婆。有一天，马步青的夫人来探监。她告诉我，要想不做马步青的姨太太，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做她的干女儿。我和吴富莲商量后，便答应了。
马步青没有得到我，便心生一计：将我分配给团长马进昌。我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一天晚上，马进昌想强暴我。他刚要近身，我一脚踢到他的下身处，把他踢翻在地。事后，我连续几天被他们严刑拷打，就是用那种打马的鞭子抽啊！我浑身被打得遍体麟伤，没有一块好肉。
敌人肉体上的折磨我不怕，关键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好几次，我想到了死。我曾几次自杀，没能成功。
1939年3月，马进昌领兵外出修路，我和另一名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终于翻窗逃出了马家大院，一口气跑了90多里，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中红网：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王泉媛（两眼闪动着泪水）：但是，当时为了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对失散人员的收留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八办”的人对我说，上级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再说你还是马步青的干女儿，马进昌的小老婆……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给了我五块大洋。这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就是说，西路军失利我没有掉泪，可这回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让我掉了泪。
我用双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但最终没能到陕北，相反又沿着当年长征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又走了一回长征。途中，为了活命，我与一位叫万玲的四川男人结了婚。他要我跟他一块回四川老家，可我却要到江西去。到江西后，我和他就分手了。
1942年7月，当我破衣烂衫回到江西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认我，乡亲们都说我不是王泉媛。在我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这一年，我29岁。
“长征路上，与王首道只有两日团聚的婚姻”
中红网：听说你在长征路上与王首道结婚，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好吗？
王泉媛：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时，我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一连几天，我们俩都在一起做群众工作，渐渐产生了爱情。我们的心思，被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觉察到了,她们就热情地给我们牵线搭桥。到遵义的第7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明天离开。那天晚饭后，蔡畅等人把我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给我们俩讲了讲，然后关上门就出去了，这样我们俩就算是结婚了。
新婚之夜，王首道送我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只好欠着了。
中红网：不是说长征中不让结婚吗？
王泉媛：在长征路上结婚，我们俩可真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情况下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决定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结婚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等5位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受的磨难就是明证。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
中红网：在长征中，你和王首道又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王泉媛：从遵义出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我和王首道一直都没有机会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我随中央卫生部来到两河口时，王首道派通讯员给我送信，让我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这才又见了一面。
天亮以后，我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我们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
中红网：后来，王泉媛与王首道又见过面吗？
肖扬凤（王泉媛养女）：他们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妈妈在1942年回到家乡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人都不知道她就是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妇女先锋团团长。妈妈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一样耕作收获，下田种地，养牛养猪。1949年泰和县解放后，妈妈先后担任了村生产队长、保管员、大队妇联主任，公社和乡的敬老院院长，并开始重新向组织反映自己的历史，希望能得到合理的待遇，但都石沉大海。当地没有人记得她，也没有人愿意相信她。“文革”期间，她甚至被戴上叛徒的帽子游斗。有几次，当妈妈在报纸和广播里听到王首道的消息的时候，也想过要给他写封信，想能得到他的帮助，可又担心着诸多的不妥，最后还是把所有的希望和祝福埋在了心底。
一直到了80年代，妈妈从江西来到北京，在老大姐康克清的过问和作证下，才终于落实了政策，被恢复了党籍和老红军的身份。这时，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身边这位普通的老太太，原来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革命老红军。
1982年夏天，当王泉媛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妈妈，眼泪立即就“哗哗”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1938年秋，已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的王首道在延安与易纪均结婚。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王首道第一个妻子叫王绍坤，为掩护丈夫在受尽酷刑后被杀害，人头被挂在浏阳城墙上。第二个妻子王泉嫒，身为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西路军被打散后下落不明，又有消息传说她早巳牺牲。
那次见面时，妈妈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问题：“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
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1995年，妈妈到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又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妈妈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了妈妈的胳膊，两位老人留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我也有幸在与他们在一块儿合了影。
1996年，王首道逝世。当妈妈得知这一消息后，大病了一场。后来，王首道女儿王维滨两次专门来到江西泰和我们家探望，给妈妈送来了棉袄等物品。
我1953年生，1957年开始跟着妈妈生活。几十年的生活让我看到，妈妈一生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她在担任禾市乡敬老院院长时，先后干了14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
王泉媛：1987年，当我被确认红军战士身份时，已经76岁。我先后收留了6名孤儿，目前与养女肖扬凤一起生活，享受副厅级待遇。与那些永远长眠在雪山草地和西征路上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我知足了！
但是，就是九死一生，也要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