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唐代牛李党争始末
牛李党争，大体上是指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相互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其实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历朝历代都有党争，就唐代而言，从太宗时期就有党争，一直到末代的昭宗也还有。但牛李党争特别引人注目，就在于牛李党争有着显著的特点：
第一是时间长，规模大，涉及人多，影响深远。牛李党争从元和三年（808年）对策案发端，至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死于崖州，历时41年，其后尚有余波。期间几乎所有宰相皆卷入其中，普通官员以及相关人员受党争冲击而沉浮起落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李商隐的很多诗歌就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基层官员在党争漩涡中的无奈与尴尬。牛李党争加剧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内耗，例如，在防御边患、打击藩镇、推行改革方面，有些人本来可以有所作为，但由于朝内政敌掣肘，往往无法施展，因此，牛李党争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官僚集团内部斗争，不直接危及唐朝政权的存在，但从实质上看，它是唐朝后期走向最终衰亡的一支强效催化剂。
第二是两党没有明确界限，纯属权力斗争甚至意气之争，盲目性很大。过去有学者试图根据出身来划分两党，牛党多为科举进士，李党多为门荫入仕的公卿子弟；后来又有人主张牛党是庶族和中下层士族地主，李党是高层士族；还有人根据政治主张来划分，牛党往往勾结宦官，姑息藩镇，李党则抑制宦官，打击藩镇。但是最终已经证明这些观点都不能成立。原因就在于牛李党争无关身份、无关政见，这和东汉、宋、明的党人都大不相同，是纯粹的权力斗争。划分两党的唯一标准，就是政治利益关系。因此两党的斗争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例如下面提到的维州之争，李德裕的处理方案本来很完善，而牛僧孺偏偏要反对，虽然他列举了很多理由，但实际上理由只有一条，他不希望由李德裕来做成这件事，仅此而已。
第三是斗争层面高、程度激烈。牛李党争，争的是执政权，虽然参与的人多，但主要是具有担任宰相资格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在斗，常常和皇位继承之争、宦官与朝官之争、宦官内部派系之争、朝廷与藩镇之争相互交织，加剧了其激烈程度。最典型的就是武宗即位后，杨嗣复、李钰因曾奉文宗之命拥立陈王，差点被杀。李德裕在平定泽潞后诬陷牛僧孺、李宗闵勾结刘从谏，可谓阴毒狠辣，到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后，牛党又以吴湘案诬陷李德裕，使其贬死崖州，下场亦十分悲惨。
白居易一生为官，历仕德、顺、宪、穆、敬、文、武七帝，正好经历了牛李党争的全过程。他在党争中地位特殊，虽然他有意不参与党争，但还是难免被动地卷入其中。从白居易的视角来看牛李党争，对了解牛李党争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有助益。
（一）对策案：牛李结怨的由来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四月，朝廷举行策试，以选拔“贤良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忌避。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翰林学士裴垍、王涯为复试官，均将三人署为“上第”。但宰相李吉甫不喜三人对策，向宪宗指控王涯徇私舞弊包庇其外甥皇甫湜，杨於陵、韦贯之、裴垍知而不报。于是，裴垍、王涯被罢去翰林学士，裴垍为户部侍郎，王涯为都官员外郎，韦贯之贬为果州刺史。后数日，韦贯之再贬巴州刺史，王涯贬虢州司马，杨於陵贬岭南节度使。牛僧孺等人亦因此久久不得升迁，只能从辟于藩镇幕府。
据学者综合多方材料考证，牛僧孺等人对策的主要内容是主张休养生息，反对肆意用兵藩镇，以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其指责对象未必是直接针对李吉甫，更有可能是针对当时专权的大宦官吐突承璀。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对策和李吉甫打击藩镇的强硬主张是相悖的。三人“久之不调”，和李吉甫肯定脱不了干系。此时，牛僧孺等人初入仕途，尚不具备与李吉甫抗衡的实力，但双方的恩怨一直延续到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成为两党相争的起源。
（二）复试案：两党分野的正式形成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举办的科举考试中，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杨汝士任主考官。考试前，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向钱徽、杨汝士打招呼关照几个人，但考试成绩一公布，段文昌和李绅请托的人都没考上，而考上的人中却有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段文昌和李绅受人之托为人办事却不成，自然十分恼怒，于是联合起来向穆宗告状，指责钱徽、杨汝士、李宗闵徇私，同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元稹也在一旁帮腔。穆宗命中书舍人王起等人主持复试，原来考中的人中有十人在复试中被淘汰。于是，钱徽被贬江州刺史、李宗闵贬剑州刺史、杨汝士贬开江令。
这一局，让李宗闵和李德裕正式地在舞台上对立起来。这时双方都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关系网络和利益集团，两个党派的分野也由此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了。
（三）牛李争相：牛僧孺和李德裕的初次交锋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李逢吉为宰相，专政弄权。李逢吉与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不善，故而有意扶植牛党，打击李党。李逢吉为人颇为狡诈，擅使诡计，他先设计让李绅与韩愈相争，罢去了李绅的翰林学士之位，又利用于方在元稹和裴度之间制造事端，最终元、裴二人双双罢相。李逢吉乘机提携牛僧孺进入朝廷核心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当时牛僧孺和李德裕齐名，俱有入相的声望，李逢吉为了让牛僧孺顺利拜相，先把李德裕安排到润州任浙西观察使，由此加深了二人的矛盾。
（四）牛党执政：牛李党争的全面展开
文宗即位后，拜吏部侍郎李宗闵为同平章事，同时，李德裕也被从浙西征召回京任兵部侍郎。大和三年（829年）李宗闵害怕李德裕也得拜相，通过宦官势力将其再次排挤出京，任义成节度使。不久，牛僧孺又再度拜相，李德裕又被调整到更远的成都任西川节度使，曾经推荐过李德裕的裴度也被放逐到汉中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党两大党魁同时执政，势力一时达到全盛，而李党则遭到全面打击，尽数被驱出权力核心。
（五）维州事件：牛李党争的深度激化
李宗闵将李德裕安排到西川任节度使，用心是很险恶的。因为当时西川处于和吐蕃交战的前线，军事形势非常严峻，李德裕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抓住把柄，遭到打击。然而，李德裕确非泛泛之辈，他在西川励精图治、整兵备战，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大和五年九月，吐蕃发生内乱，其维州副使悉怛谋率众入西川境内请降。因事关重大，李德裕向朝廷上奏，请求接纳悉怛谋归降，并增调兵力接管维州，进而深入吐蕃取其要地，从根本上打击其实力。时任宰相的牛僧孺却坚决反对李德裕的主张，其理由一是唐和吐蕃有盟约，二是可能引起吐蕃从西北向长安发动攻击。结果朝廷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诏李德裕将悉怛谋及其随从者一并遣返回吐蕃。吐蕃人接到悉怛谋一行，立即将其全部杀死在边境上，情形极其惨酷。
事实表明，牛僧孺的做法结果很糟。根据后世学者研究，牛僧孺明显过于夸大了吐蕃的军事实力，当时吐蕃已经陷入分裂，内争不断，根本不可能对唐朝发动进攻。牛僧孺反对的不是李德裕的意见，而是李德裕本人，完全是私心在作怪。此时，牛李党争已经深度激化，成了你死我活的意气之争。
（六）李德裕初次主政：牛李党争的相持阶段
维州事件牛僧孺的失策，使其逐渐失去了文宗的信任，也让文宗感到朋党相争之害，开始调整执政班子。大和六年，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虽然仍带平章事的头衔，但实际已不行使宰相之权。大和七年二月，在西川监军使王践言的推荐下，李德裕回朝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六月，李宗闵以同平章事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党要员杨虞卿、张元夫、萧澣等纷纷被贬至各地。
不过李德裕这次执政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因为文宗的目标是铲除宦官，而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都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人选。文宗依靠的是李训、郑注。李训、郑注都是善于算计的人物，他们先制造“漳王案”，诬陷李德裕，将其贬为袁州长史，又制造“宋若宪案”，诬陷李宗闵、杨虞卿等，李宗闵贬为潮州司户，杨虞卿贬为虔州司户。至此，李训、郑注“连逐二相”，威权煊赫，牛李党争暂时进入一段低潮。
不过，李训、郑注的好日子也不长久。两人掌权之后，就开始策划除宦官，最终发生“甘露之变”，二人被杀，并牵连诸多朝臣，宫阙、南衙、街市被宦官指挥的神策军血洗，一时令长安陷入恐怖气氛。此时，牛李两党开始恢复元气，各自有人担任宰相。自改元开成之后，李党有郑覃、陈夷行、崔珙，牛党有李钰、杨嗣复、崔郸分别入相，这一时期双方实力相当，均无法彻底压制对方，展开了长达5年的拉锯战。
（七）李德裕的人生顶峰：李党的全盛时期
转折点来了。甘露之变以后，文宗抑郁成病，在开成五年（840年）正月驾崩。文宗生前曾交代杨嗣复、李钰拥陈王李成美为太子、监国，但大宦官仇士良不喜陈王，改立颖王李瀍，是为武宗。武宗即位后立即贬逐杨嗣复、李钰，用李德裕为宰相。武宗对李德裕极为信任，其在位六年，李德裕始终秉钧国政，李党亦得以进入全盛时期。
武宗之所以信任李德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武宗排斥拥立陈王的牛党，则起用李党为理所当然。其次，李德裕得到了枢密使、大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李德裕曾为淮南节度使，杨钦义时为淮南监军，两人交情不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李德裕锐意推行改革，主张削平藩镇，与武宗的想法一致。正是这种政见上的高度契合，才造成君臣二人的相互信任，李德裕也得以大展身手，击回鹘、平泽潞、抑宦官、改科举、灭佛教，在史册上留下辉煌一笔。
李德裕在建功立业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牛党实施打击。李德裕一上台，就借口汉水洪灾，将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的的牛僧孺改授太子少师，削去了实权。在平定泽潞之后，李德裕炮制了牛僧孺、李宗闵勾结刘从谏的黑材料，在当时的氛围下，牛李二人有口难辩，于是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李宗闵被贬为漳州长史。因此，李党的全盛期，也就是牛党的蛰伏期。李德裕使阴谋、耍手段的行为，也为后来牛党的疯狂报复埋下了伏笔。
（八）李德裕之死：牛党的最终胜利
李德裕也许没有料到，武宗的身体在会昌五年（845年）的时候就不行了，大概是由于中风，口不能言，无法说话，因而甚至没有机会像文宗那样把儿子托付给朝臣或宦官，于是神策军左军中尉马元贽等宦官密谋定策，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崩，光王即位，改名李忱，是为宣宗。
据史料载，宣宗即位前曾遭到武宗的迫害。例如唐人笔记《中朝故事》载，文宗、武宗皆是兄终弟及，对叔父辈的诸王十分猜忌。武宗即位后，尤其不喜光王。有一次，武宗命大宦官仇士良邀请光王打马球，意图借打球之机用马冲撞光王并将其踩死。然而仇士良此时已与武宗有所间隙，加之心有不忍，遂将事实一一告知光王。在打球时，仇士良仅将光王撞下马，便令人抬出，并宣布：“光王落马，已不可救！”使光王侥幸逃过一劫。事后，光王逃至九华山落发为僧，云游江淮。会昌末年，武宗病重，熟知当年旧事的宦官们又找到光王，将其接回长安，立为皇太叔并即位。
宣宗对武宗自然是没有好感的。所以他一切做法都故意和武宗相反，武宗特别信任倚重的李德裕，也就成了宣宗首先要清除的对象。宣宗即位后第六天，就贬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一时震惊朝野。此后李德裕又被一贬再贬，为崖州（今海口市）司户。大中三年，李德裕死于崖州。李德裕死后，李党就再也没有反扑的实力了，其分子也遭到了彻底的清洗。同时，牛党成员纷纷登台，贬逐的开始量移，在朝的一一升迁。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李钰的官职慢慢得到恢复，白敏中、令狐绹先后拜相，成为宣宗时代的主政者。至此，李党彻底失败，牛党全面胜利。牛李两党相争的局面基本结束。
然而，白居易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白居易于会昌六年（846年）二月患了风痹，陷入昏迷，神志不清。八月，他于洛阳履道里的家中病逝，享年75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