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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栋，1929年出生，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我国著名的航天技术专家，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他担任多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第五个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他是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我国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主持解决多项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建立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1985年获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0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孙家栋院士是我国千千万万个造星人中的一个，却是为数不多的参加了中国第一星、又见证了第一百颗星研制发射全过程的资深造星人。对他的采访，仿佛是在一部翻阅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的大书…… 从火箭转卫星 多年前，正是钱学森的“点将”，使他与人造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孙家栋闯入航天之门很偶然。 18岁满怀憧憬地从辽宁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 回想大学岁月，孙家栋常常感叹人生际遇的奇妙。“我这辈子还真是喜欢吃红烧肉，不仅仅是口味问题，我的人生道路选择就是由一顿红烧肉而促成的。” 1950年元宵节，孙家栋本来准备午饭后去住在哈尔滨的姐姐家，听说晚饭加餐有红烧肉，便改变了主意。当时能吃上红烧肉可不容易，他决定吃完晚饭再去姐姐家。 晚饭时，学校主管人员来到饭堂向学生们宣读通知：为了加快建设中国空军的步伐，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学生中挑选人员，有意者可立即报名接受挑选。 不满21岁的孙家栋，马上联想到几个月前新中国成立时开国大典的动人情景。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心中一阵激动，毅然填写了从军申请。当天报名、当天批准，当晚便怀着对祖国、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登上了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的列车，成为了一名精神抖擞的军人。 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前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这段留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行前，部队特地到北京王府井买最好的哔叽料为我们定做了笔挺的军装，穿上这套军装走在前苏联的街头，时常会迎来羡慕的目光。国家不惜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学习也十分用功，每天攻读到凌晨两点。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门功课的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拿到试卷便能一气呵成。” 孙家栋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年后，在学校大门最显眼的“状元榜”上出现了他的照片。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有一个传统，每年把年终考试获得全优5分的学生照片放入金字塔形的“状元榜”，如果年年都能连续保持，照片便会一年比一年大，一年往上挪一次。年年保持的难度很大，等到顶尖级的照片所剩无几之时，也就到了学生毕业的时候。此时，如果依然能名列“状元榜”，将会获得一枚由最高苏维埃颁发的纯金质的“斯大林奖章”。就在进入学院5年后，孙家栋获得了那枚所有学生梦寐以求的纯金奖章。 载誉而归后，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于火箭研制工作中。他想，这辈子可能就搞火箭了，却没想到会与卫星结下不解之缘。 2009年3月，孙家栋80寿辰之际，收到97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来的贺信： 孙家栋院士： 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多年前，正是钱学森的“点将”，使他与人造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7年建军节3天前的一个下午，孙家栋正聚精会神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一位同志受上级委托来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听到钱学森点将，孙家栋十分激动，建军节刚过，便扛着被卷和书箱去报到了。 东方红一号卫星被誉为“中国第一星”，38岁的孙家栋感觉肩上的担子好沉重。国家已经确定了1970年发射，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联接起来？一个个难题摆在他的面前。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孙家栋的性格，每一个难题都必须拿下！例如，为了让卫星升空后地面“看得见”，孙家栋和同事们绞尽了脑汁。他们和搞火箭的同事商量，想出了一个“借光”的办法：让末级火箭和卫星一起运行，并且在末级火箭上安上一圈增加亮度的观测裙，最终让地面看见了卫星。 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奏着《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孙家栋仰望星空，泪水忍不住滚落下来。 国际市场做生意 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 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 交道。 1974年11月5日，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运载火箭矗立在茫茫戈壁的发射台上，人们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发射。就在火箭托举着卫星即将点火升空的刹那，研制人员突然发现卫星没有按照设定的程序转入卫星内部自供电。这意味着如果发射，火箭送入太空的将会是一个毫无用途的铁疙瘩。 千钧一发之际，孙家栋不顾一切地一声大喊：“停止发射！”按照规定，发布这一命令需要逐级申报批准，正常情况下绝不该由孙家栋发布。发射终止了，孙家栋却由于神经高度紧张而昏厥了过去。4个小时后，故障排除了，随着“点火”命令再次下达，火箭在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中冲出了发射台…… 1984年4月8日，是孙家栋，也是全国人民难忘的又一个日子：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进入静止轨道，掀开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新的一页。然而，当卫星向预定位置漂移时，星上镉镍电池出现了预想不到的热失控现象。孙家栋再次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立即再调5度！”现场操作人员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草草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样要他签名。孙家栋毅然提笔签下“孙家栋”三个字。这三个字的分量和风险，如同10年前发射卫星时一样。 到2009年4月为止，由孙家栋主持和领导研制的卫星共29颗。漫长的造星生涯中，他一次又一次将个人风险抛诸脑后，令卫星化险为夷。他锐意创新、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以及顾全大局、勇担责任的处事风范，折服了所有的人。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孙家栋和一些航天人就开始思考：要让中国的运载火箭走入国际市场，参与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竞争，这将是中国航天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1985年10月，当中国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升空后，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进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这一消息迅速震撼了国际航天界。在国际市场上发射卫星，绝不像在广场上放风筝那么容易。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 过去以航天专家身份参与国际交流的孙家栋，受命于关键时刻，扮演起“生意人”的角色。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这年10月，孙家栋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桌从北京搬到了华盛顿。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 在穿越太平洋的飞行中，孙家栋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着谈判稿。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不辱使命，拿到了许可证。1990年4月“亚星”发射成功时，孙家栋笑得最舒心了，因为这次卫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 为了使中国航天能跻身世界卫星发射市场，花甲之年的孙家栋，多次往返奔波于大洋两岸，为谈判所耗费的智力和精力，绝不亚于研制一颗卫星。1994年的一个冬日，他率团与来京的美国宇航代表团就中美续签卫星发射合同进行了3天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当备忘录在人民大会堂签署的前一刻，他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谈判间里。 探月工程新挑战 “我的任务就是延长你的手、你的 眼睛到月亮上，让你能看到月亮、 摸到月亮。” 孙家栋有个多年的老习惯————仰望月空。在心头有难题萦绕的夜晚，他常常披衣而起，久久凝视皎洁的明月，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直到思绪豁然开朗。 2004年，中国月球探测工程正式启动，孙家栋的欣喜不言而喻。他深知，40多年来，中国的所有航天试验都是围绕地球的活动，而探月工程则拉开了中国深空探测的帷幕，成为我国航天史上继“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中华民族千年奔月之梦即将迈向现实。“婵娟从此不寂寞，广寒期盼故乡人”。 当年2月25日，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孙家栋接受这样一项任命，对不少人来讲颇为意外。2004年起一直跟着孙家栋做事的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回忆：“当时孙院士已经70多岁，身上的荣誉很多很多了。多数人都有‘保持晚节’的观点，嫦娥一号工程风险很大，一旦失败，他50多年很辉煌、很圆满的历程就会受损。我想孙院士勇挑重担，确实出于对航天事业的满腔热忱。” 事实上，探月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够顺利启动，孙家栋正是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和后来担任探月工程总指挥的栾恩杰、担任应用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自远早在2000年便为了探月事业走在一起，三个同样年事已高的老人被称为“嫦娥铁三角”。 在欧阳自远看来，孙家栋这位身经百战的“老航天”拥有极高的智慧，遇到任何技术难题，都会组织强兵猛将攻关解决，让整个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孙家栋老是开玩笑地说：“欧阳，我就是给你打工的！我的任务就是延长你的手、你的眼睛到月亮上，让你能看到月亮、摸到月亮。” 对孙家栋来说，保证欧阳自远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实现探月的科学目标固然非常重要，但他真正的挑战来自工程上的目标。“过去一直只是飞离地球几万公里，现在要想办法飞到近40万公里外的月球，所有地面跟踪、通信等设备能不能跟得上，是一个挑战；过去都是围绕地球飞行，项目再复杂，终究只是处理航天器与地球的关系，而现在变成与月球的三体运动，对航天器的质量、精度等要求也是新的挑战。”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三甲”运载火箭载着“嫦娥一号”卫星腾空而起，冲向太空。在1年的工作寿命内，实现了全部工程目标与科学目标，并于2009年初实现了可控撞月。 探月一期工程圆满成功，作为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他又开始悉心指导探月二期工程的实施。每天大多数的时间，仍然被各种新的航天资讯所填满。“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已经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孙家栋动情地说。 图1：孙家栋 图2：在前苏联读书时期的孙家栋。 图3：上世纪70年代，孙家栋在卫星测试厂房中工作。 图4：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留影。 图5：1999年9月18日，孙家栋在接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勋后与夫人魏素萍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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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超豪，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6年生，浙江温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3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1957年赴莫斯科大学进修，获科学博士学位。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为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在当今核心数学前沿最活跃的三个分支————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及其交汇点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撰有《数学物理方程》等专著。研究成果“规范场数学结构”、“非线性双曲型方程组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经典规范场”分别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基础学科研究的直接目标是探讨物质运动的规律，特别是发现新的现象和新的规律。所以，基础科学的研究往往不能马上创造经济效益，但基础科学的重大成就，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比如说，电磁波、放射性和半导体，都是在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中发现的，现在成为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19世纪中期有人把逻辑推理代数化了，后来数学基础是否严格、巩固的问题吸引了一批数学家，就是这些研究，形成了最初的电子计算机的思想。许多高新技术的成果，都可以追溯到基础学科的研究，当今能源、信息、材料、环境和资源以及人口和健康等领域中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基础科学的进步。 基础科学的进展情况，表现出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水平。它的重大突破，会使得社会文明获得长足的进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基础科学的水平和人才储备，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 上世纪我国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调集了一批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和高水平的数学家参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基础科学的发展，前沿领域的重要突破，应该列入科技工作的国家目标。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人员，也应当积极参加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任务的研究。 因而在加强基础研究时，除了加强和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许多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以外，还要加强对基础学科的支持，特别是基础科学的研究不能直接生产财富，其经费不能靠自己创收解决，国家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帕利斯教授曾这样评价：“中国数学科学这棵大树是由陈省身、华罗庚和冯康，以及谷超豪、吴文俊和廖山涛等人培育和奠基的。” 84岁的谷超豪，现任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自从前几年摔了一跤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他依旧坚持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整整一天都在看数学研究方面的书，或者是最新的数学论文，有时候还会和学生探讨问题，而每两周举行一次的青年教师学术讨论班他必参加，遇到学科建设的大事更是每场必到。 报国无悔 “这是国家的需要，我必须去做。” 翻看他的人生阅历，一个清晰的线索摆在眼前————谷超豪对科学的探索总是围绕着国家需要的轨迹而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还是小学生的谷超豪，偶然看到学校礼堂墙上的标语：“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孙中山”，一个念头逐渐在心中腾起：此生要做两件大事————一是要做科学家；二是要做革命家。 在“既要做革命家也要做科学家”的想法驱动下，谷超豪在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1940年，年仅14岁的谷超豪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进入到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后，谷超豪师从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大数学家，同时担任学生会的负责人。学生运动非常繁忙，但他每天都强迫自己抽出时间来攻读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革命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谷超豪面临转做行政工作的可能。最终，他选择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中。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当时，由于我国在计算数学、概率论、偏微分方程等方面都比较薄弱，这份规划纲要提出，要在这些领域有所突破。此时，身为复旦大学副教授的谷超豪已是国内古典微分几何学派的中坚。看到这一消息，向来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的他，自然地想要承担起这个使命。同时，前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也给了他很大触动。于是，1957年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时，除了完成规定课程，谷超豪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偏微分方程，并听了一些与高速飞行器密切相关的流体力学课程。由此，谷超豪开始从微分几何转入偏微分方程领域。 1959年，谷超豪被破格授予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按照前苏联的学位制度，研究生毕业一般只能获得副博士学位，要再工作一段时间，并有非常好的成绩，才能成为博士。谷超豪仅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在变换拟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一成果使得谷超豪被看做是继20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E·嘉当之后，第一个对变换拟群理论作出实质性重要推进的人。 “文革”结束后，谷超豪曾先后担任了一系列的行政职务。1988年，当接到调任中科大校长一职的任命时，谷超豪的第一反应是要继续做研究，但在老师苏步青和老朋友杨振宁的建议下，62岁的谷超豪接受了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任命。 在改革和发展中，谷超豪强调，高校的任务首先是培养高质量人才，一切工作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科大迁到合肥，条件很差，但仍然有很高的建设目标，称为第二次创业。“我离任的时候，学校新领导认为，学校的第二次创业完成了，要开始第三次创业了。”谷超豪说。 有人问谷超豪，如果把担任行政职务的时间都用来做科研，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谷超豪说：或许我在学术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我不后悔。这是国家的需要，我必须去做。 谷超豪从不讳言，自己在数学方面是“有些天赋”的。小学三年级时，谷超豪就被除不尽的循环小数迷住了，“这让我觉得数学里面有非常奥秘的东西，做不到的东西可以想象。”还有一次几何课上，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一个每边长都为1的四边形，面积是不是1？许多同学都肯定地回答是1。谷超豪却回答说：“四边形每边都是1,你可以把它压扁，变成一条线，这样面积就差不多没有了，所以面积不一定是1,可以是1,也可以比1小很多。” 谷超豪将自己的三大研究领域————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亲昵地称为“金三角”，因为它们都平行地属于数学的3级学科，但也互有交融。在这对于行外人简直就是会“迷路”的“百慕大三角”中，他却发现了挖掘不尽的宝藏。“数学学科发展到今天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般研究者能在其中一个分枝上摘到果子就很不容易了，但谷先生却是少有的多面手，他同时在3个最主要的枝干上都获得了丰收。”谷超豪的学生、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晓漫这样介绍恩师的成就。 1974年，规范场的创始人杨振宁博士在深入研究时发现，规范场与微分几何有着密切关系。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此前在与儿子重聚时，就向他介绍过复旦在微分几何领域有很强的实力，而谷超豪是这一学科的带头人之一。于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杨振宁便与谷超豪所率领的团队展开了合作，这其中还包括谷超豪的妻子、一直致力于微分几何研究的胡和生院士。 数学情缘 “我们互相理解，也可以互提问题、相互核验，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谷超豪的研究方向此时也再一次发生了转移，开始投入数学物理领域。他对规范场理论的贡献，被杨振宁称赞为“好像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1981年，他应邀在著名数学物理杂志《物理报告》上就此发表专辑。该杂志还破例用中文刊出了摘要。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该杂志上出专辑，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和广泛引用。 说起夫人胡和生，谷超豪一脸的笑容：“胡和生是很能干的，家里的事情大多数是她干的，我很感谢她。” 结婚53年，谷超豪依然清晰记得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是1950年，我在数学系图书室里，偶遇胡和生，她说苏步青先生给了她一篇论文，有些地方没弄清楚，想让我帮她看一看。我说：好啊，论文呢？她说论文在宿舍里。她的宿舍离我办公室有10多分钟路程。当时是秋天，但天气依然很热，她气喘吁吁地跑去拿，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很不错，对学问肯钻研。我们共同讨论了一下，她就弄清楚了。这是我们共同讨论数学的开始，她对我也有了一个好的印象。” “刚结婚时，我们住在12平方米的房子里，虽然有钟点工做饭，胡和生还总是想自己动手弄点好的东西给我吃。我觉得这样太花时间了，提出把这个时间挤出来搞学问，生活尽量简化，同时两人自觉自愿承担家务，但她总是尽可能多地做一些杂务。不过我也会烧饭，我们把烧饭叫作‘自作自受’，就是自己做，自己享受。” 数学成就了谷超豪的爱情之梦。谷超豪笑盈盈地说：同样研究了一辈子数学，书画世家出身的胡和生就是在乎色彩的搭配，样式的和谐。“每次我出席重要活动，胡和生都要关心一下我的‘行头’。只要经她的手这么一弄，倒也总是蛮精神的。”他笑着说。 大多数时候，谷超豪和胡和生一起出现时，总是手拉着手，不管是出席重大的会议，还是去买一件小东西。每当有什么高兴的事，他们也会手拉着手到复旦大学南区学生们常常去的饭店里，小小地庆祝一下。 平时，两人的研究领域各有侧重，到合作时，默契带来的高效率往往事半功倍。谷超豪形容：“我做的工作可以讲给她听，她做的工作可以讲给我听。我们互相理解，也可以互提问题、相互核验，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谷超豪说：“胡和生对我的支持是很多的。我在科大担任校长时，我们一直分居两地，各自搞研究，胡和生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有一次胡和生到科大来看我，正好那天我给学生做了个讲座，学生很感兴趣，还从小教室换到了大教室，后来学生在校园广播里说：‘校长，我们谢谢你。’胡和生后来告诉我说，她听了也非常感动。” 胡和生同样创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她是中国数学界惟一的女院士，更成为第一位走上国际数学家大会NOETHER报告讲台的中国女性。 一个书房两张写字台，丈夫的书桌朝阳，妻子的书桌面墙————“显然我这个位置比她的好。”谷超豪满足地说。 在谷超豪的文集中，有首写给妻子胡和生的小诗别有意境。这是在胡和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后写的《贺和生》，“这首诗里包含了我对胡和生所有的印象。‘苦读寒窗夜，挑灯黎明前’，是说我眼中的她非常用功；‘几何得真传’是说她是苏老很好的学生；‘物理试新篇’是说她的研究理论与物理也有靠近；‘红妆不须理’是说她很忙没有时间打扮，但是她‘秀色天然妍’，无需要打扮；最后一句‘共庆艳阳天’是我们一起在美好的时代，过很好的生活。” 潜心育人 “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向苏先生交 账了！” 谷超豪教书育人60载，培养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数学家。在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就有李大潜、洪家兴、穆穆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听过他的课和接受过他指导的学生中还有科学院院士3人和工程院院士3人。 科研与教学，是谷超豪“人生方程”的横轴与纵轴。“偏怜人间酷暑中，朝朝新蕾化新丛。笑倾骄阳不零落，抚育精英毋闲空。”谷超豪这样表达一位师长的心愿。 每次提到自己的老师苏步青，谷超豪总是满怀感激。如今，他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学生们。 谷超豪关心家乡温州的高教事业，1999年兼任了温州大学校长。在温州大学2002届毕业典礼上，谷超豪这样告诫温州大学的学生：“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不快，科学进步不快，我们人才不够，实力不够，我们还是会在将来国际竞争上吃败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第二，要从小事做起，我学数学，第一步是做助教，把学生的习题一份份改掉，这就是从小事做起，后来在科协当党支部书记，开什么会挂什么横幅，都是自己爬上梯子就做，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全心投入，才能把事业办好。第三，要终身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说起育人经验，他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好的老师，学术水平要持续提高，对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都要热心，对学生的成就要感到高兴。” “让一个走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