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铁道兵撤销前后
· 陈再道
重返第一线
1977年9月，夏末的北京依然骄阳似火。历经磨劫，饱尝悲欢的中国人民，此刻心中也燃烧着炽热的希望之火。祸国殃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打倒后，人们都急盼着能把十年动乱所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早一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早一点实现四个现代化。尤其是两个月前，邓小平同志又一次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更使全国人民感到国家有望，党的事业有望，无不欢欣鼓舞，额手相庆。
我们几位军委顾问一谈起小平同志再度“出山”，就很兴奋。因为我们深感，尽管好事多磨，但毕竟磨出了好事。那是在党内，有的同志总是极力阻止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但是人民的意志难以抗拒，要求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的呼声丝毫压抑不住。1977年2月，我根据实际情况，给中央写了份报告，希望党中央倾听群众呼声，顺应人民意愿，尽快就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和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作出决定。在此期间，我也曾去拜访看望过小平同志。世事沉浮，患难磨砺，小平同志依然刚毅沉静。他虽然屡遭迫害，但是，他始终注视着共和国的命运，深思着治国的大政方针。打倒“四人帮”不久，他便提出完整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对拨乱反正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探索。当时，面对他的乐观自信、深沉恢宏，我确信，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人心所向，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
此时此刻，八亿中国人民正展望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一个金色的秋天，期望着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丰收硕果。我虽然已经退居二线，当了顾问，可是，总感到浑身有劲使不出来。自从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以后，自己惨遭迫害，不久失去了工作的权利，连人身自由也不能保障。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我才重新工作，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尽管是降职使用，而且动不动还要拉到什么“学习班”、“读书班”之类的地方当当“反面典型”。但是，只要能让我继续为党工作，即使让我当一名普通士兵，我也干；无论怎样的忍辱负重，我也不在乎。可是，在这百废待兴，时不我待的关口，看见别人干得欢，自己赋闲，就好像有仗捞不上打，手心直发痒。但又转念想既然党叫当顾问，那就认认真真看书学习，多搞些调查研究，为新时期军队建设尽些微薄之力。
记得是1977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阅读文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便听见对方在问：“喂,再道同志吗？”
我一听那熟悉的四川口音，便知道是罗瑞卿同志。这时他已经重新回到一线，担任军委秘书长职务了。
“是啊！你最近还好吧？”我一边答应，一边用一种轻松的口气和他说笑。
“文革”前，我和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经常接触，但个人交往不太多，不过他办事干练果断，有能力有魄力，这是公认的。1965年，他遭林彪、叶群一伙陷害，“罪状”之一就是搞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当时我和皮定钧等同志一起议论此事，都抱不平。我提出了对大比武怎么看的问题，罗瑞卿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引用了我的意见。“文革”中批斗我时，便成了一条我与罗瑞卿“一唱一和”的“罪状”。在“文革”中，罗瑞卿同志的一条腿摔伤后，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已经残废了。“文革”中共同的惨痛经历，使我们的感情加深了。“九一三事件”后，他和张爱萍同志在福州休养，我们都住在汤井巷，因此，能够经常在一起长时间谈论党和军队的历史，谈论当前的形势。当时，他还主动对我说，1965年套级时，叶群曾找他和徐立清同志传达林彪的旨意：“林总的意见，陈再道的级别不能提高了。”他们当时也按林彪的意图办了。罗瑞卿同志这种毫不文过饰非的坦诚胸怀，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我们也很有缘分，以后又一起担任军委顾问，能经常推心置腹切磋军队建设问题，彼此也更加了解接近。1978年，他出国治腿前，曾给我来电话，倾诉他内心的苦恼。那条腿使他无法爬山涉水，深入海边防，对工作是个极大的拖累。因此他决定去西德彻底治一治。我担心他难以适应国外的环境，医生和病人间也不像国内这样互相了解，难以达成良好的默契，因此劝他三思而行。但是他说，为了工作，再有什么困难也只能克服罗！谁知他此一去，竟再也没有生返祖国。
由于我们彼此熟悉，无话不谈，所以当我从电话里听出他的声音后便向老朋友似的和他说笑起来。
“还好，还好！”电话里传来了罗瑞卿同志爽朗的笑声。“再道同志，你如果有空的话，请现在到我这里来一趟，有事情要和你谈。”
什么事？既然要面谈，电话里我也就没有再问。放下电话，我立即驱车前往罗瑞卿同志办公室。一路上，我总在想，会有什么事呢？是了解我们顾问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是交待什么调查研究的任务?还是为了开好什么会议，征求我们老同志的意见？会不会是工作有什么变动呢？这个念头刚一闪出来，立刻就被掐灭了。已经当顾问了，怎么可能再回第一线呢？罗瑞卿同志是当了顾问又“出山”的，然而，哪毕竟是特殊情况……
还没等我想出个头绪，车已经进了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当我走进罗瑞卿同志办公室时，他尽管腿不方便，仍然支撑着拐杖站起来，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来。
我们坐下之后，寒暄了几句，他便对我说：“再道同志，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你重返第一线，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命令最近就下。”
接着，罗瑞卿同志简单介绍了铁道兵的情况。他说：“铁道兵很艰苦，部队高度分散，流动性大，任务也很重，今后还会越来越重。‘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建设出现了些问题，有的问题还很严重，情况也比较复杂……”他还介绍了铁道兵主要领导同志的情况：“吴(克华)司令员、吕(正操)政委都是老同志，你都熟罗！吴克华在铁道兵时间不长，工作搞得不错，这次调整，准备调他到成都去。吕正操是老铁道兵，情况熟，希望你去了，和他搞好团结，密切协作，把铁道兵的建设搞好。”
听完他的话，我想每次接受任务是一样，表示决不辜负党的期望，努力完成好任务。当时，因为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我没有思想准备，也不好说什么更多的话。实事求是讲，我没想到能重返第一线到一个大的单位当主管；更没想到会去铁道兵工作。
回到住地，我叫秘书帮助我整理了一些有关铁道兵的资料，悉心研究起来。
铁道兵，对与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因为工作上的原因，铁道兵的历届主要领导，如王震、吕正操、李寿轩、崔天民、吴克华、张翼翔等同志，我都还熟悉。我也知道，铁道兵艰苦、光荣，对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兵种，它的重要作用我也明白。但也仅此而己，再具体详细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不知为什么，一说让我到铁道兵工作，我的脑海里便总是闪现出当时铁道兵领导机关门口那几个低矮破朽的方形水泥门柱。还有那栋堵住在大门口，因长年风蚀雨浸而显得有些破旧的灰色办公楼，与对面政治学院那别具一格、古色古香的建筑相比，使人很自然的联想起崇山峻岭中施工部队的帐篷，从而又很自然地得出一个印象：铁道兵就是艰苦！
但是，我能够在有生之年到铁道兵工作，内心仍然感到难以抑制的激动。战争年代，我们沙场血战，总盼着革命成功后，好好搞建设。记得我第一次看见铁路，是1930年初，那是我们鄂豫皖红军屡次出击平汉线，打了几个胜仗。当时，我望着向远方延伸的铁路，心想，要是顺着铁路打下去，恐怕会打到天的那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第一次坐火车，率领部队奔赴晋东抗日前线。再后来，经常破袭铁路，阻止敌人机动，又成为我们坚持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个时候，我们总觉得铁路越多对我们越不利。可是当我们自己掌握了铁路时，才深感铁路太少了，应该多修快修。
我们这些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能直接投身于祖国建设之中，真是莫大的幸福。我们曾经面对在枪林弹雨中牺牲的无数战友，面对饥寒交迫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发过誓：一定要为我们民族的昌盛，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今天，当我68岁的时候，能够走进铁道兵的行列，走上沸腾的筑路工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经历了推毁旧世界的革命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崇高的奖赏，我发自内心的感到自豪，感到幸福。
同时，我也感叹历史的无情，感到了担子的沉重。曾几何时，林彪、江青一伙猖獗至极，我们这些老同志正是年富力强，能够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的时候，却被打倒，被凌辱，被迫害。今天，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历史给予那些倒行逆施者以应有的惩罚。我们在有生之年又肩负起人民的重托历史的重托。但是，要彻底肃清林彪、江青一伙长期以来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把个各方面的工作搞上去，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想到这些，我又有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
就在罗瑞卿同志找我谈话的同时，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同志也给我打了招呼。1977年9月21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任职命令。
命令公布不久，铁道兵组织了欢迎欢送会。我和吴克华同志、各位副司令员、副政委、顾问以及机关部（处）以上领导同志见了面。会上，我表示，自己对铁道兵情况不熟，但是我相信，有在座各位同志的支持，只要自己努力学习，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一定能和全体指战员一起，把铁道兵的建设搞好。
新的征程，新的战斗又一次开始了。
走向新时期
来到铁道兵，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与许多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谈话接触，使我对铁道兵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印象比较深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搞反党乱军，对铁道兵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过程中，也一度遇到明显的阻力，分析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派性作怪。在部队各级领导班子中“软、懒、散”的状况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第二点是，铁道兵作为一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的工程部队，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各级领导、机关、广大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长年奋战在万水千山，为祖国铁路建设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巨大的牺牲。即使在“文革”那种混乱的局面下，部队仍然完成了成昆线、襄渝线等数条重要铁路干线以及首都地铁第一期工程的施工；完成了援越抗美、抗洪抢修、抗震救灾以及国防战备施工等各项重大任务。应该肯定，这是铁道兵建设的主流。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认为消除派性，整顿各级党委和机关，在弄清原则是非的基础上顾全大局向前看，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有利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使铁道兵建设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1978年1月召开的铁道兵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我提出了反对倾向性的问题。以后，我又明确指出，倾向性就是派性。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和兵党委常委的其他同志交换意见，也在机关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兵党委和机关的多数同志对批评倾向性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针对铁道兵的实际情况，我反复强调，资产阶级派性非反不可，不反派性，人们的思想才真会被搞乱。反派性，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从领导做起。上面搞派，下面就要结帮，部队就会被搞乱搞散！
批评倾向性，反对派性，使兵党委和领导机关得以集中精力从思想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1977年至1978年，我们请查了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同时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召开平反昭雪大会，纠正冤、假、错案，对需要复查的问题，大多数搞了个水落石出；而对一些细枝末节或一般性问题，则采取宜粗不宜细，不打破砂锅追到底的方针，有意识的和稀泥。
1978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铁道兵领导班子做了进一步调整。到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时止，铁道兵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是: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吕正操，第二政委旷伏兆，副司令员蓝庭辉、郭维城、何辉燕、彭海贵、徐斌、刘居英等，副政委郭延林、张子明、李际祥，顾问刘金轩、肖春先、王贵德、王亢、张久励、罗亦经，司令部参谋长尚志功、政治部主任展明，后勤部部长范富山、政委何洪业。
为了贯彻军委和邓小平同志“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精神，铁道兵各级党委、政治机关还派出大量工作组抓整顿。截止1978年底，整顿了百分之七十的军、师级党委和近半数的团级党委。各级机关也进行了整顿。同时还调整充实了部分领导班子，其中正团职以上的干部调整了六百三十九名。
铁道兵党委还树立了两个团党委、二十八个连队、两个工厂为先进单位；树立了二十三个先进个人；分别为六个单位记了集体一等功和二等功；授予八名干部战士荣誉称号。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增强了团结，改进了作风，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在部队进一步得到恢复和发扬，领导班子“软、懒、散”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部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得到新的加强。广大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积极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施工生产中取得了好的成绩。1987年基建设投资完成了年度计划112%，比上年增长13%。主要工程项目综合完成年度计划的12%，比上年增长15%。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工厂生产完成年度计划的108%，比上年增长16.5%，主要产品的产量质量都有提高。东北农场1978年粮豆一亿四千四百万斤，比上年增产24%，小麦生产达到了农业生产纲要所规定的水平。
1978年底，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放思想，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着眼于团结一致向前看，解决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战略决策。我本人也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铁道兵于1979年1月召开了兵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师以上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和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同志，共一百二十二人。我和吕正操同志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两个会的精神。会议分析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铁道兵的主要工作情况；研究了铁道兵工作重点的转移；进一步处理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的一些比较的大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大致是分为三类，用三种不同的的方法分别予以处理的。第一类是在历次运动中，因冤假错案而遭受迫害的同志以及被株连的家属亲友，一律予以平反昭雪，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一切错误材料予以彻底清理销毁。第二类是那些在政治运动中，抢班夺权，借机整人，搞打砸抢的人，按中央指示精神，予以严肃处理。第三类是兵党委自身的错误，兵党委应当吸取教训，承担责任。例如，对树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典型”的问题，兵党委作了检讨。
这次会议认为，铁道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迅速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施工生产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各级党委都要集中精力抓好施工生产，各部门的工作也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要多快好省地修铁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会议提出了三年指标：1979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在争取多承担任务的前提下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经费自给率达到80％，198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要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实现经费自给；1981年要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国家增加积累。会议强调根据不同任务和机械化、专业化的需要改革部队编制体制，分期分批进行整编，两年内实现专业化；大力提倡学习科学技术，在两年内做到基层干部熟悉本级施工组织指挥。团以上干部学会现代化的施工管理，各级干部都要学习机械化施工知识，领导班子要配备相应的技术干部。会议还就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用经济手段管理施工生产；领导班子的整顿；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
铁道兵的建设，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铁道兵的编制体制问题
如何确定铁道兵的编制体制？这个问题，在铁道兵内部始终存在着争执和歧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不要突出铁道兵的特点，坚持以施工生产为中心？另一个方面是要不要保留铁道兵这个兵种？按照常理，军队的编制体制，无条件执行中央军委的决定就行了。然而，我到铁道兵工作之后才知道，铁道兵的编制体制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今天，铁道兵作为一个兵种，已经成为历史，因此，我们能够对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作一个冷静的回顾。
在编制体制问题上争执和歧见的第一个方面是，要不要突出铁道兵的特点，坚持以施工生产为中心？从理论上讲，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看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但是历史之所以需要研究，是因为它并不象人们直观感觉那样简单明了。一些在今天容易理解和认识的问题，在过去却常常显得扑朔迷离。
1962年11月23日，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铁道兵是工程部队性质，无论平时、战时都是执行工程任务，是工程部队，不是战斗部队。”在这之前，1962年11月11日，周总理曾就扩编铁道兵问题指示：“铁道兵根本不要军一级，你们当将军的总是想套改军队那一套。团、营、连的组织是否也要改变一下？”“党日不要规定，政治运动也不能什么都参加。铁道兵要按修铁路的工程部队性质确定编制、工作制度。……不管怎么样改变，供应还是按军队标准，由总后负责。在编制、工作制度上都要考虑如何适应性质，要完全打破旧框子，把特性突出来”。
应该说，毛泽东、周恩来的上述指示，对铁道兵的性质、任务以及编制依据等一系列的问题，已经讲得很明确，很具体了。但是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由于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所进行的一系列重要作战，加之我军长期处于临战状态，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这一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其次，由于我国的政治运动不断，林彪在军队大搞“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严重干扰破坏了铁道兵的正确方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更是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铁道兵建设的指示难以落实。
从主观上讲，一些同志习惯于从铁道兵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发考虑问题，一切按作战部队的办法套，在编制体制等问题上没有对铁道兵是工程部队这一特性予以足够的重视。
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从根本上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1978年，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全部在军队总定额外单独计算，从国家铁路工程费开支，但仍属军队序列。”国务院有关部委、后勤部也决定，从1979年起，铁道兵的经费同国防费分开，所需经费从国家铁路工程费开支。这样，就使得部队必须以施工生产为中心，努力实现经费自给；必须是编制更加适应生产的需要；必须加快管理机制和各项工作制度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铁道兵党委明确提出以施工生产为中心的观点，要求部队以主要精力抓好施工生产，在国家下达的任务吃不饱时，主动承包外委工程任务。当时，部队各项工作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部队经费自给率逐年提高，1979年经费自给率为78.4%，到1981年已达到94%，如果任务饱满，完全可以自给有余。尽管当时仍然有些同志对“以施工生产为中心”这个提法表示疑惑，担心方向偏了；认为部队承包地方外委工程不光彩，是“端着铁饭碗讨饭”。但是，从部队整体上看，没有再出现大的反复和分歧。
在编制体制问题上争执和歧见的第二个方面是，要不要保留铁道兵这个工种。1980年12月，铁道兵党代表会议选举出席党的十二大代表时，有位同志落选，（即吕正操政委—编者注），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代表认为他长期主张撤销铁道兵。不说其中的是非曲直，单从这件事本身，便足以看出争执与歧见到了什么程度。
假如我们实事求是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早在铁道兵成为一个兵种之前，关于铁道兵部队体制归属问题上就出现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波澜。1950年5月26日，铁道兵的前身铁道兵团在北京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滕代远在会上传达了中财委4月22日向政务院、中央军委提出的将铁道兵团改为工程队，实行企业化的建议。经与会同志讨论，从巩固国防，加强战备出发，一致认为，兵团仍应保留并需要加强。为减少军费开支和适应全军整编的要求，部队可以缩编，保存主力和技术骨干，以利必要时迅速扩编，适应战争需要。会后，兵团党委即向军委建议，保留兵团番号，部队缩编为三个师和两个直属团，仍归军委建制；工程业务和军费供应由铁道部负责，其他工作统归军委各有关部门领导。6月10日，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
1950年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了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通令：“为健全铁道兵的组织领导。走向正规化的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兵种之一，确定该兵团为军委建制，加强各部门的领导。”通令明确规定，工程业务及经费由铁道部直接领导和负责，医药、服装、办公等经费由总后办理，铁道部按预算支付经费。其他有关各业务部门的工作均与其他军委直属部队相同，建立领导关系。
从通令中，我们看到，那是铁道兵在体制归属上，就已经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与军委、铁道部的双重关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两张皮”问题。
当时，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朱德总司令指示：“铁道兵要整编，但不要缩小。”
1954年3月5日，根据军委1953年9月9日电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正式成立。
铁道兵成立以后，有的同志又屡次提出铁道兵与铁道部工程局合并，即工改兵，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设想。1966年春，经毛泽东同志批准。政治局上海会议通过了铁道工程局改为铁道兵的决议，但随着形势变化，未能实施。
1975年，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只保留十四万人，如果这一决定实行，将是铁道兵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减压。这时，铁道兵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又重提合并问题，并就此给军委领导同志写了专题报告，提出了两个方案。总参谋部根据叶剑英同志批示，约请国务院有关部委及他本人商讨此事，原则同意他提出的第二方案，一致意见是：保留铁道兵。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其人员不计入军队定额，全部经费由国家工程费支付。党政工作、干部管理、军事行政、补兵退伍和正常后勤供应等由总参、总政、总后分别负责；工程技术业务受铁道部指导，工程计划、机械装备、材料、财务等均由铁道部统一归口。团（含）以上部队调动报国务院、中央军委审批。
但是，1975年12月23、24日，铁道兵党委军委讨论这个问题时，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合并，不同意归口铁道部。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军委关于大量裁减铁道兵定员的决定没有实现，合并也又一次搁浅。
纵观历史，铁道兵的归属，虽然有争议，又决定、有实施方案，但一到关键时刻，又总是因为客观原因出现戏剧性的转折。因此，议来议去，终究是“纸上谈兵”，三十年来，部队只是根据形势需要几度扩编或减压。
至于争论的双方，各执一端，各有各的理论依据。主张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的认为，合并有利于解决工作中出现的“两张皮”问题，便于对铁路基建队伍统一领导，相互促进。而不同意见合并的则认为，合并实质是撤销铁道兵。经费、计划归地方口子，部队实际上就难以保留了，而无论平时或战时铁道兵所起的作用都是其他施工队伍难以代替的。
1979年，铁道兵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费自给。部队一些指战员有情绪。认为当铁道兵不光荣，军不军，民不民。但是，为了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这一年，铁道兵进行了充实性的整编。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万人定额，增编了一个军级指挥部和一些直属专业部(分)队。将师属团由原来的综合团改为桥梁、隧道和线路专业团。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是许多人“铁道兵恐怕保不住”的念头趋于淡化。但是，到了1980年，“北京站会议”后，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北京站会议”是1980年1月4日下午，由铁道部的刘建章，铁道兵的吕正操、刘居英、尚志功和我等几个人，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举行的一次座谈会。我记得，当时的铁道部部长、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同志没有参加？我问其他同志，郭维城怎么没有来？他们回答说，通知了，但郭维城同志说他有事，参加不了。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铁道兵与铁道部基建队合并的问题。会上，我们一致认为，铁道兵与铁道部工程局合并，从业务上技术上经费上统划铁道部领导，铁道兵仍保持军队序列，属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是可行的。会后，我们以陈再道、吕正操、郭维城、刘建章四个人的名义，拟写了一个报告，报送国务院、中央军委。邓小平同志批示“原则同意”。
会议的详细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知晓。后来，当知道的人越来越多时，铁道兵机关顿时失去了平静。有的同志甚至当面质问我们：“你们开这样的会，研究这样的问题，经过兵党委集体研究了吗？”还有的同志向我慷慨陈词，述说合并问题的缘由和实质，毫不客气的冲我说：“铁道兵已经不算军队的定额了，为什么还要搞？你来的时间短，有的情况还不了解，什么合并？那是假的，把铁道兵搞掉才是真的！你不要上当受骗！”
当时，我的观点是，既然都是修铁路的，合并自然有合并的好处。再说，又不扒你的军装，怕什么？但是我也看到，合并的阻力太大，而且客观地看，条件也不成熟。因此，我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对当时实际情况的调查分析。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认为从目前情况看，部队可以缩编。保存技术骨干力量，以不合并为妥。
1980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裁减兵员十七万，撤消了三个军级的指挥部，减少了三个师的建制，保留的师也由五团制改为四团制，各级机关也相应进行了压缩。这时铁道兵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压减。而合并，似乎又成了相当遥远的事情。
1980年整编以后，我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大家要安心工作。说铁道兵要撤销，没有的事。
1981年10月30日，杨尚昆同志在驻京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部队大量精减的指示。各大单位普遍进行了讨论。
铁道兵军以上干部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根据铁道兵战时和平时担负的任务，铁道兵应予保留，但是要减人，特别是机关和保障分队，要大量精简。具体方案：将铁路工程局与铁道兵合并。对此，铁道兵党委就讨论情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指出，这个方案1980年1月19日。陈再道、吕正操、郭维城、刘建章四同志曾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写过报告，并经邓副主席签批，原则同意。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未能执行。随着形势的发展，条件成熟，势在必行。鉴于铁道兵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两支队伍合并后，仍称军委铁道兵，属军队序列，但不占定额，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吃军费。执行军队条令条例和供应标准，军需供给、干部任免、征兵退伍等仍按原方式不变，对口实行。干部转业根据本人自愿，大部分分配到铁路系统，铁道部不再接受其他部队的转业干部，各工程局的职工待遇不变，干部按原规定或委托铁道兵任免，铁道兵执行工程任务接受铁道部领导，其费用由铁道建设费开支，国家计划列为铁道部一个户头。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合并，似乎是大势所趋。但是怎么合呢？是兵改工还是工改兵呢？面对这一实质性的关键问题，报告已表明，直到这时，铁道兵的同志们也毫无脱军装的思想准备。只要不脱军装，保留铁道兵，合并，并非不可。长期的战争论，似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归宿点。
八一军旗永不落
1982年1月30日，正月初六。星期六，虽说春节已过，但是北京城里，还有不少单位的大门口，依然张灯结彩，从一些胡同街角，还不时传出零星的炮竹声响。为了进一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体制改革的讲话，研究部队当时的情况，我召集在京的铁道兵领导、顾问开会。上午九点，会议一开始，大家就谈到节日期间的所见所闻。有的听地方来拜年的同志说，铁道兵要与军委脱钩，要脱军装。有的听下面部队反映，说要撤基建工程兵；有的听总部机关和兄弟军兵种的同志说，铁道兵这次恐怕保不住……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似乎是一致的：铁道兵不外乎转、撤、并。但是，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道听途说。因此，我带着一种不相信的口吻对大家说，不要瞎传，要安心工作，稳定部队，不要轻信小道消息。体制变动这么大的事，如果真变，总会给我们一二把手打个招呼吗！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办，不能风吹草动就瞎起哄。但是大家反映的问题，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也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虑。
第二天，我前往杨得志同志住地。我到他那里时，正遇上他送一位客人出来。当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直截了当的问他：“大家都传铁道兵这回要脱军装，和军队脱钩，有没有这回事？”
总参谋长若有所思，略顿片刻，点了点头说：“是的。”
接着，他简单给我讲了一下情况。
听完他讲的情况后，我内心很不平静。这种不平静，一方面是因为部队要集体转业脱军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一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掌握的情况，居然没有小道消息准确。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竟无密可保，无事不传，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且又快又准，致使工作十分被动。而且我发现，那些被人称为“出口转内销”的消息，都不是一般人能杜撰的。
2月1日上午，我们召开常委会，继续1月30日会议的议程。当时，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确实的消息告诉大家呢？告诉，但是上级并没有正式通知，具体要求也不知道；不告诉吧，看见这么多高级干部坐在这里被“小道消息”搅得不安宁，心里实在难受。同志们发言时，我不时站起来，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直到会议快结速时，我才决定。不全透，透一点。于是我在小结发言时说：“有的话我也不敢讲，因为还没有找我们谈，但是我知道。”我讲这句话时，正在专心记录的蓝庭辉副司令员抬起头，凝视着我。好几位同志面面相觑。看得出来，大家听出我话中的意思了。
连续两天，我一直陷入沉思。摆在面前的问题，绝不是个人下一步怎么安排的问题。1980年12月，我就给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写了报告，要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当重任。一年来，我多次询问，答复只是一个：中央有统筹考虑。个人问题很简单，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但是一个二十余万人的兵种，怎样稳定？怎样保证在大变革中圆满完成任务？面对这些问题，我考虑应当把情况抖给常委们，集中大家的智慧。先从稳定我们这“一班人”做起。
1982年2月4日上午。我们再次召开常委会、除吕正操在外地休息以外，有铁道兵党委常委委员及其他领导同志十五人参加。会议一开始，我就对大家说：“小平同志最近已经拍板，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与军队脱钩，脱军装，基建工程兵撤销，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尽管大家早已从别的渠道知道这个消息了，但是，这一次毕竟是第一次正式确认，所以大家仍然感到震惊，会议出现了短短的一阵静默。这种静默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我说了一句：“今天主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便结束了发言。可是看得出，在座的每个人都在思索、体会。接着，同志们一个一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偶尔有同志相互低头耳语，但整个会场气氛出人意料的平静。
会议开了一整天。常委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发了言。同志们都很冷静。一位政委说：这是自讨论体制改革以来，开的最好的一次会。会议决定了三条：第一条，我们个人的安排，是党考虑的事情，我们无条件服从组织，叫干叫退，都不讲二话。第二条，铁道兵的体制问题，只要中央军委正式决定了，我们就坚决执行。要切实落实小平同志关于体制改革的指示精神。当前，要一如既往的抓好稳定部队的工作，抓好施工任务的完成，特别是兖石线、引滦入津工程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绝不能丝毫放松。第三条，建议司令员、政委集中常委“一班人”和铁道兵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就铁道兵体制改革问题向军委邓主席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对于第三条，我感到有些为难。战争年代，我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清楚，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考虑问题时，总是要深思熟虑，洞观幽微，一旦下了决心，则绝不动摇。所以我想，小平同志既然已经拍板，那就说明他已对这个问题胸有成竹，下了决心。汇报不汇报，出入不会太大。但是从一级组织来看，在服从上级的前提下，有什么看法，就应光明正大提出来，这不仅在党的纪律上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下级向上级负责的表现。从这点上讲，同志们也没有错。
1982年2月16日，我接到通知，明天张震副总参谋约我谈话。主要内容是关于铁道兵体制变动问题。我建议请吕正操、旷伏兆两位政委也参加。第二天上午，张震副总参谋长代表军委、总部向我们传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我们汇报了铁道兵党委常委讨论的意见，并将以司令员、政委名义写给邓主席的报告，交他转呈。
1982年3月25日下午，军委杨尚昆秘书长召集我和两位政委以及铁道部刘建章、刘林祥同志开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尚昆同志说，撤销铁道兵建制，已经决定了。铁道兵脱离军委，脱军装，合到铁道部。我们把你们的意见向军委邓主席作了汇报。说到要求保留铁道兵时，邓主席说，打起仗来，铁道部都是铁道兵。当汇报到铁道兵、基建工程兵都是自负盈亏，不增加国家负担时，邓主席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实行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
1982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为了做好交接工作，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交接工作领导小组，由吕正操、陈再道、旷伏兆、刘建章、陈璞如、邓存伦、何正文、朱云谦、范子瑜同志组成，吕正操为组长，陈再道、刘建章同志为副组长。”铁道兵、铁道部也分别组成了交接工作班子。铁道兵移交工作由蓝庭辉、李际祥、尚志功、席华亭、雷铁鸣等五同志组成。
从此，铁道兵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便转入部署实施并入的阶段。
1982年5月，铁道兵召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研究部署并入的具体事宜。会议中各单位领导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如定点落户、福利待遇、干部安置、战备任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为了更好地落实并入决定，顺利完成交接任务，党委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此时的铁道兵，沉浸在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之中。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火热沸腾的工地，指战员们总是以人民子弟兵的光荣自豪感激励自己献身祖国献身人民。部队在八一军旗下发展壮大，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中品尝胜利的欢悦。指战员们热爱军队，他们的躯体里流淌着军人的热血。现在，他们就要告别军旗，摘下鲜红的领章帽徽，脱下那身使他们甘愿赴汤蹈火的绿军装，他们心里那种深深的失落感，那种难以驱除的沉重感。是不难理解的。我曾收到许多指战员的来信，要求保留铁道兵，有的甚至质问和责骂我们铁道兵领导。铁道兵工程学院一些新入校的本科生。集体来信，要求保留军籍。他们中许多人，高考分数足以被清华、北大录取，但是他们毅然选择了铁道兵工程学院，因为他们渴望成为志在四方、光荣豪迈的铁道兵战士。
在铁道兵机关，不知谁拿出了毛泽东同志题写的“铁道兵”三个字的巨幅手迹，摆在礼堂门口前，一批批干部战士拥到这里，摄下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纪念照。
但是另一方面，广大指战员又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他们没有沉溺在伤感之中。此时此刻，在作为军人的最后岁月里，铁道兵部队再一次体现出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忘我牺牲的优良作风。从机关到部队，从兵党委常委“一班人”到新入伍的年轻战士，所有的人都在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们用行动表明，铁道兵不愧是一支经久考验，觉悟高，素质好的英雄部队。它有着充满功勋的历史，也有着与党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锐意进取，一往无前的今天。
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即1982年35号文件。《决定》首先肯定了铁道兵组建以来所取得的很大成就和做出的重大贡献。《决定》指出：“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和国家体制、军队体制改革的要求，为集中统一领导铁路建设施工力量，加速我国铁路建设，党中央决定将铁道兵机关、部队、院校等并入铁道部。”
为了搞好并入移交工作，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三总部的指示。分别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是铁道兵指挥部（1984年1月1日改名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负责组织指挥铁道兵承担的全部施工任务和办理移交工作。指挥部指挥由原铁道兵司令部参谋长尚志功担任，原铁道兵副政委李际祥任指挥部政委，王功、姜培敏、刘毓珊等任副指挥，刘秉顺为政治部主任。另一个班子是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由原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彭海贵，原副政委郭延林以及梁其舟、孙兴发、王功等六同志组成，郭维城任组长，彭海贵、郭延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负责处理铁道兵的善后工作和遗留问题。
1983年2月1日，两个班子正式运作。至此，铁道兵党委、机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84年2月1日，所有移交并入铁道部的机关、部队和院校，都脱下了军装，降下了军旗。铁道兵指挥部正式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各师均改为铁道部工程局。铁道兵长期积累的近三十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绝大部分也随部队一并移交。铁道兵善后领导小组在妥善安置两千五百余名离退休干部，处理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整编编撰了大量铁道兵史料之后，与1986年12月底撤销。
铁道兵撤销时，我正在外地，未能与铁道兵的同志们共度这一特殊的日子。据反映，许多部队举行了告别军旗仪式。当军旗徐徐降落时，指战员们泣不成声，以至驻地附近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也被感动得纷纷落泪。
1985年，我军战略指导思想实行历史性转变后，有更多的部队积极投入了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的部队还参加了铁路修建施工，参加了铁路交通重大事故的抢险工作。军队还开始研究讨论有偿参加地方建设的问题。我相信，铁道兵的经验和特点将会对军队参加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作用。
铁道兵，作为一个兵种，只能在我军、军战史中找到了，但是作为一个战斗集体，它还存在。我欣喜地看到，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雄风不减，贡献突出。铁道兵，它的功勋，它的精神，与祖国的高山大河同在，与我们光荣的八一军旗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