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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几天本打算写篇文章整理下新疆行，于是就看了看前人的游记，毕竟有今昔对比才会有更深的感触。看了谢彬的《新疆游记》，觉得其进疆过程中途径陕西的记录有点意思，很多认识足见其远见卓识，于是整理了一下，以加按语和注释的形式对其做了一个扩充，整篇文章大概8000字左右，有些长，在此删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并配了几张图片，请方家指教，如能提供些老照片或者老的材料，更是感激不尽。
谢彬（1887~1948），号晓钟，湖南衡阳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6年归国，任职于湖南督军府。是年，接受北洋政府财政部委派，以财政部委员身份，前往新疆及当时直属中央管辖的阿尔泰特别区调查财政状况并推行印花税，《新疆游记》即为本次调查之产物。是书是民国以来较早介绍西北边疆，尤其是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情况的著作，同时，谢彬以其深厚的学养，长远的眼光，于本书中提出了开发西北，巩固国防的诸多建设性意见。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读毕此书，赞誉有加，欣然作序：“古人有言：大丈夫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如谢君者，诚古人所谓大丈夫哉！亦吾所钦为有志之士也……”大革命期间，谢彬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八军及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等。抗战前夕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一说历史系）主任，并坚持抗日救亡主张，1948年积劳成疾，病逝于衡阳，享年61岁。
《新疆游记》始于民国五年（1916）10月16日，讫于民国六年（1917）12月16日。谢彬初行时，本欲借道俄罗斯远东地区到达新疆，但由于签证未获俄方批准，遂改道经北京、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入疆。值得钦佩的是，在当时交通运输条件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旅途劳顿的谢彬每日“熬夜草就”，以文言文撰写日记，记录见闻，虽字数不多，但遣词用心，文笔优美，更重要的是为我们保留了彼时第一手的风俗景象，可补历史记载之不足。
谢彬于民国五年（1916）12月13日自河南经潼关进入陕西，至12月25日由长武县离开，共历13天。期间，12月15日住临潼县南门华清旅馆，12月16日至19日住西安东大街关中旅馆，12月20日离开西安。留居西安期间，谢彬拜会了时任陕西督军陈树藩，参观了碑林（当时称文庙）、金胜寺等，并在本地友人的陪同下赴易俗社观看秦腔。
留居的五日中，除记录其所见之人，所游历之处外，谢彬还对当时的陕西省财政、军事等状况有所提及。尤其作为经济学家，特别关注陕西财政状况，其日记所载，是难得的一手材料。
【十二月十五日晴宿华清旅馆】
一里，临潼县，住。是日行一百里。南门外有华清旅馆，即唐华清宫故址，为临潼官有财产，修葺于民国3年夏间。正屋一楹及廊房，皆宿旅客。温泉则在左傍别院，泉初出为一大池，水如沸汤。池上像神，土人（指本地人，为游记体常用指称——笔者注）香火颇盛。继为一小池，温和清凉。余与烈夫（指林烈夫，谢彬同行者——笔者注）浴焉。复右行为小池二，宛如鸳鸯并列，一温一凉。土人指为唐贵妃春寒赐浴处。拳匪之乱（指义和团运动——笔者注），銮舆西播，西太后浴于凉池，光绪帝浴于温池。浴室布置较清洁，初入时未及见也。有女浴池，在院左隅。别院后倚骊山，前望临潼。正中为正屋一楹，左傍有三小间，形同书房。俯临水池，池中建二阁，架木桥通之。……太湖假山，布置尽善，足恭游览……馆外左傍，有大池一，为贫苦土人群浴之所。附近商店数家，日常用品皆粗备。陇海铁道大通而后，邦人必多来兹访古。藉以浴身，当日趋于繁盛矣。
【按】
华清池，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自秦以来多为历代帝王贵族辟为行宫别馆，尤其在唐代，一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大剧在此上演，更使其扬名百代。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西逃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曾在此驻跸，文中提到的“左傍有三小间，形同书房”即指桐荫轩，旁边即五间厅，是慈禧太后的歇脚处。该处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修缮，至谢彬于华清旅馆沐浴二十年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安事变”在此发生，当时国府统帅蒋介石即居于五间厅。
谢彬所住的华清旅馆，修葺于民国3年（1914），就建筑在唐华清宫遗址之上，是一处由临潼县政府官办，集住宿、洗浴、访古游览为一体的花园式温泉旅馆。文中所谓“泉初出为一大池，水如沸汤。池上像神，土人香火颇盛。”之神像，具体供奉为谁，所求何事，今已无考。而所谓“复右行为小池二，宛如鸳鸯并列，一温一凉。土人指为唐贵妃春寒赐浴处”以今日华清池之形势看，应是指供玄宗皇帝沐浴的莲花汤与供贵妃沐浴的海棠汤。当然，谢彬所住的这种旅馆亦非常人能住能浴，“馆外左傍，有大池一，为贫苦土人群浴之所。”可窥一斑。
在本日的日记行将结束时，谢彬记录了自己访古沐浴后的思考：“陇海铁道大通而后，邦人必多来兹访古。藉以浴身，当日趋于繁盛矣。”在随后一天的日记中，谢彬记录到：“……自潼关西至西安，道皆广坦，铁路工事，颇属易易。……”19年后，1935年1月1日，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段通车，西安与河南等地的铁路联通起来。
【十二月十六日晴宿关中旅馆】
上午六时，发（自……出发——笔者注）临潼。十五里，斜口。二十里，灞桥。桥长三百步，计七十二孔，皆石为之。……两端有牌坊，西曰西通关陇。……十里浐桥，长不及灞桥，亦石砌，西端牌坊曰“长乐要津”。灞浐合流，下入于渭，过长乐坡。八里，西安东郭门。三里，长乐门。时甫傍午，近郊平野中展，土厚水深。秦中自古帝王州，真不诬也。城基之大，略等北京。入长乐门，即东大街。前为满城，辛亥之役，陕人毁之，建筑市街以赁商民，整齐宽敞类租界。三里，住关中旅馆。……自潼关西至西安，道皆广坦，铁路工事，颇属易易。……
【按】
灞桥为旧时西安标志性建筑，规模宏大，历代多有经营，但经多次战火灾害毁坏、废弃。据初国卿先生《寂寞灞桥》一文及《灞河桥史》梳理，直到元代，山东堂邑人刘斌来陕，为灞河洪水所阻，立誓要于灞河上建一座坚固石桥，于是召集桥工，在现址（隋灞桥以西70步）建桥，据《关中胜迹图志》记载，此桥15孔，阔24尺。历经元明清三代风霜洗礼，至清乾隆时，桥已严重老化。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时任陕西巡抚毕沅重建石桥，但规模不及原桥。直到清道光十三年（1833），又由陕西官绅征集桥匠，历时9个月，至道光十四年（1834）修成长80丈，阔4丈石桥一座，但随后三十余年即毁于山洪。同治十三年（1874），咸宁知县易润芝组织桥工再次进行重建，成桥长380米，宽7米，旁设石栏，桥下有72孔，每孔跨度为4米至7米不等，桥柱408个。谢彬所记灞桥即是此桥。由谢彬记载看，是时灞桥两端各有牌楼，西额题“西通关陇”，东额失载。据考，当时桥的两头各有三开门的牌楼一个，牌楼外额有3尺正楷“灞桥”二字，而牌楼内额由书画名家，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陕西礼泉人宋伯鲁题写，东侧为“东接崤函”，西侧正是谢彬所载的“西通关陇”。
谢彬所载浐桥，据西安城市建设志梳理：“晚唐日本学问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记载，唐时有浐桥。《唐会要·街巷》：贞元元年（785）正月，德宗命‘京兆府与金吾计会，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灞、浐等桥板木等用……。’，由此可见，彼时浐河上有木桥一座。嗣后未见有关浐桥的记载。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西安、同州（今渭南市大荔县——笔者注）两府士民捐银重建浐桥，桥长140步，广10步，石洞19，以石为柱，筑之以土，两边皆有石栏，东西牌坊分题‘辋川胜境’‘长乐要津’。桥上部结构为木梁石板，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以碾盘垒成石柱。桥两侧河床用石灰土夯实厚1.3米，以防冲刷。”可见，谢彬所缺载的东边牌楼所题应为“辋川胜境”四字。目下网络流传的由一位法国人拍摄的1907年西安府老照片中，即有灞桥与浐桥，其中浐桥的照片中，牌楼规模不小。
接近正午时分，到达长乐门（东门）的谢彬，面对“近郊平野中展，土厚水深”的景象，不由得发出了“秦中自古帝王州，真不诬也”的赞叹，并感叹西安城城基广大，略等北京。
据《古都西安》丛书《西安历史变迁与发展》一书引《西安市地理志》介绍，民国元年（1912）9月，西安满城被拆除，以张凤翙为督军的陕西政府借官府之力，延原满城南墙从东门（长乐门）到钟楼，拓宽原顺城巷，定名东大街，并修盖了临街的街房，其高低尺寸和南北距离均完全一致。各房檐下都有走廊，门面以九间为一组，整齐划一，甚为壮观。……（新建新修店铺）用于出租出售，东大街不仅成为当时室内最宽敞的道路，而且是一个新兴的商业街，这称为后来西安城商业转移的信号。谢彬进入西安城东大街后所看到的正是这番修缮及大力发展商业举措后显现的结果，“整齐宽敞类租界”正是谢彬对当时东大街的赞叹。
【十二月十七日晴宿关中旅馆】
……早膳后，往访陈柏生督军，晤于签押房。其状短小和平，颇知书法，时适为人书寿屏。言论风采，似非治世之良才。旋赴文庙览碑林，有碑四百余种。老而佳者，唯多宝塔、玄秘塔、圣教序、座位稿诸碑，余皆宋元后物或翻板耳（《景教流行中国碑》，老而不佳）。……次游皇城，城方形，广约四百亩，唯有明秦藩所筑，非古代物。现存太湖石一，余皆草地，一天然跑马场也。……宴后，……赴易俗社观剧。盖秦中自辛亥以来，旧同盟会人，群知欲致国家强盛，必先改良社会，遂致力于社会教育。此项剧园，即其经营之成绩卓著者。以故各家剧园，恒称某某学社。演员皆属青年学生，剧本皆取材爱国觉民，与有益社会之事实。描写尽致，唱作俱工，较上海民鸣社所演，有过之无不及。视其他文明新剧，专以诲淫为事者，则霄壤矣。社会教育之善者，无过于此，他省当仿而行之。唯白调字句太文，非一般人所能晓解。演时全用旧剧形式，则又急宜力图改良也。【十二月十九日晴宿关中旅馆】上午，取阅前晚易俗社所演《苦乐记》剧本消遣。编列结构，都属谨严。惜多时调，未谙词曲之学。此或囿于三秦习惯也耶。……
【按】
陈柏生即陈树藩（1885~1949），陕西安康人，名树藩，字柏森（柏生）。1916年至1921年任陕西督军、省长。谢彬与之交谈，认为“言论风采，似非治世之良才”，可谓卓识。陈树藩虽于辛亥革命时协助张凤翙等光复陕西，但不久即投靠袁世凯亲信，时任督军陆建章，虽期间有所反复，但依然左右逢源，妄图攫取陕西军政大权。1916年，袁世凯洪宪梦灭身死，陈树藩竟取消陕西独立，并吹捧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但就是这样的性格，竟得到了时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的赞赏，命为陕西督军，并在其默许下，设计反对由时任总统黎元洪任命的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字印泉）就任“军民分治”的陕西省长。陈的倒行逆施引起陕西各界的反感，爆发了“驱陈运动”。陈树藩为增强实力、打击由于右任任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反对势力，竟在陕境内要求农民广泛种植鸦片，并抽税50%。这样的行为，引起了陕西民众的深切厌恶，驱陈运动不断升级，直至1921年5月，被北洋政府宣布免职。虽然陈树藩于北洋时可谓为恶不少，但抗战爆发，其拒绝投靠日本；内战爆发，其极力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保持了自己的晚节。陈树藩在陕期间，治军不严，据《新疆游记》民国五年1916年12月21日载，“有皖人戴某，骑行赴甘肃军属公干。驻礼泉兵士，见其马肥而佳，强欲以病马易之。卫兵（陈树藩派遣保护谢彬赴甘肃者——笔者注）从而排解，始豁免。陕西军队之无纪律至此，可为一叹。寄语陈柏生，曷以反对李印泉之时间，而以整饬其军政也。”当然，民国初年，时局混乱，兵士素质良莠不齐，军纪涣散，是当时军队的通病。但作为最高长官，一味地只顾壮大实力，招兵买马，不求严明军纪以整肃军队而放任其危害百姓，这种失职作为陕军最高长官的陈树藩是难逃其咎。
皇城即今天陕西省人民政府驻地“新城”，是唐代长安的核心区域，是见证“忆昔开元全盛日，稻米流脂粟米白”及“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处。唐代覆亡，佑国军节度使韩建缩小长安城建，为唐长安城的十六分之一，以皇城为核心。明太祖时，分封二子朱樉为秦王镇守陕西，其王府就在原皇城之中，清代满汉有别，辟为满城，亦曾繁华庄严。然而到了谢彬来访的民国初年时，曾经威严不可侵犯的“皇城”，已经成为“现存太湖石一，余皆草地，一天然跑马场也。……”历史之沧桑感，油然而生。这种沧桑感，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冯玉祥都陕，在此处修建督军公署，并改名“红城”，并于1927年将陕西省政府迁入，终更名“新城”为止。
与鲁迅先生来陕讲学一样，谢彬于12月17日晚赴“世界艺坛三大古老剧社”之称的易俗社观看秦腔《苦乐记》。“盖秦中自辛亥以来，旧同盟会人，群知欲致国家强盛，必先改良社会，遂致力于社会教育。”于民国元年（1912）7月1日，由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孙仁玉、王伯明以及范紫东等在西安创办，是我国第一个集戏曲教育与演出为一体的新型艺术团体。笔者查找史料，终未能查到《苦乐记》剧情。虽然谢彬对易俗社所写剧本和秦腔的表演形式有着自己的理解，认为部分念白过于文言，不利于普通百姓理解。但却对易俗社在“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方面领先各省的作用，予以高度赞赏，认为“社会教育之善者，无过于此，他省当仿而行之。”【十二月十八日晴宿关中旅馆】
住西安。……邀赴曲江春酒叙。……陕西财政，目前虽属困难，而市面金融，尚形活泼。富秦、蔚丰两银行与中国分行，皆有现兑，纸币亦未滥发。据财政当局云，刻有现款百万，便可立致裕如，以较吾湘财政状况，优出倍蓰矣。延长石油，为三秦第一富源，质佳光亮，胜于美孚。将来铁道大通，运销全国，必火大利，勿谓秦无财也。陕西军队，今年独立之初，数达十旅。寻经两度改编，尚存五旅。老兵只陕北及汉中二旅，余者皆新编者。省城名胜，除碑林、皇城外，尚有大雁塔、小雁塔、八仙巷、牛头寺、城隍庙等处，可供游览。
【按】
谢彬作为财政部委派的财政委员，自然对所经各省的财政状况关注有加。民国初年，外有列强侵扰瓜分，内有北洋军阀派系争斗，全国各省的财政状况均可谓捉襟见肘。据谢彬入陕前作于河南的日记看，当时河南省由于税收沿用满清旧制，赋税很重，且银钱并征，两者的汇兑比较混乱，致使纸币暴跌，银价陡涨，经济状况较为混乱。相较之彼时的河南，陕西的财政状况基本良好。
日记中所提及的富秦、蔚丰银行，据西北大学历史系李云峰教授及其硕士生赵俊《1931-1938间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一文并参考其他史料得知，前者创始于辛亥年（1911），是年九月初一（公历10月22日）由陕西新军将领张凤翙、钱鼎发动起义，组成秦陇复汉军，陕西光复。随后，由都督府下令陕西财政司，在原有秦丰官银钱局的基础上设立秦丰银行，定资本银100万两，由官商各半出资，官股由都督府出资拨给，商股另行筹募，设立总行于西安，在周边设置分行五处。当时，除银行业务，代理发行纸币外，还负责经营棉粮、运输等贸易。但是，由于时局不稳，银行经营不善，亏空较大，不久即遂改组为富秦银行，1927年停业。蔚丰银行与富秦不同，最早为晋商——山西介休县侯氏创办的蔚丰厚票号，总号设于平遥，晚清时获利颇丰。1915年，为适应新形势的变迁，由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郝登五出面，联合众人，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谢彬日记所载的蔚丰银行即是蔚丰商业银行在西安的分行。而中国分行则指当时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西安分行，该行于1915年在西安盐店街设立了办事处。
由谢彬日记转引彼时陕西财政当局之语看来，当时陕西财政的主要瓶颈与他省一样，百废待兴，用于市面流通的现款不足，如“刻有现款百万，便可立致裕如”，但“市面金融，尚形活泼”，因此，谢彬发出认为“（陕西财政）以较吾湘财政状况，优出倍蓰矣。”
这段日记记载中值得关注的，是谢彬对于延长石油的提及。“延长石油，为三秦第一富源，质佳光亮，胜于美孚。将来铁道大通，运销全国，必火大利，勿谓秦无财也。”延长石油肇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1907年在外国技师的指导下，于延长县打出了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建成第一个炼油房。这对中国而言，是重大事件。谢彬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砥柱作用，同时，其认为较之美国美孚石油更优，也饱含了浓厚的爱国热情。截至目前，延长石油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一个位列世界500强的公司，“三秦第一富源”之称不缪。
日记中所谓陕西军队改编之事，为1916年初任陕西督军的陆建章所为。陆氏为人，有“陆屠伯”的恶誉。其于1914年奉袁世凯之命，以镇压白朗起义为由进入陕西，1915年以威武将军职衔署理陕西军务。在陕期间，陆建章为了壮大实力、打击反对者，不但大开烟禁、广设妓院。为了敛财，甚至以24万银元的价格将昭陵六骏的“飒露紫”“拳毛騧”二骏卖于美国文物贩子。同时，为了宣泄对反对势力的不满，在陕西人民“反袁逐陆”如火如荼时，血洗西安模范监狱，屠杀300余人。除上述恶行外，陆建章在陕，大肆任人唯亲，裁汰陕军，欲全面掌控陕西局势，以致西安市面流传“口里会说蒙城话，腰间就把洋刀挂”之语。当时改编的方针，完全是视军队指挥者对其效忠程度而定，后来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正是因为见风使陀，忠于其人，才在近半数军队遭到裁撤改编的情况下，保留了自己的武装，为日后攫取陕西军政大权保留了资本。
【十二月二十日阴宿咸阳西关】
上午八时，陈督军派马队来护送赴甘。……十一时，发西安。七里，出西郭门。五里，金胜寺，唐波斯胡寺也。清乾隆时，陕抚毕秋帆，改题崇圣寺，宏壮为西安诸寺冠。寺前平坦，龙首原西址也。……
【按】
即将离开西安的谢彬，虽然只用寥寥数语，却又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记载。金胜寺，估计在今天的西安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在史念海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中亦未标出该寺。但如果提起一块曾经保存在这里的石碑，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块石碑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据《关中胜迹图志》引《长安志》记载，金胜寺，原名崇圣寺，在大兴弘德坊（即崇德坊，今含光路，陕西省人民医院一带），为隋文帝杨坚之子秦孝王杨俊舍宅邸所建，当时名济度尼寺。至贞观二十年（646）时，寺址迁徙至安业坊（今朱雀大街，西安政治学院一带），专门安置太宗殁后，嫔妃中出家为尼者。其后，将寺中的女尼全部迁徙至与济度尼寺相邻的道德寺，并将道德寺迁徙至休祥坊（今大庆路一带），更名崇圣宫，崇圣寺由此得名。在唐李绰所作的《辇下岁时记》一书中记载，唐代新科进士发榜时同赴的樱桃宴即在此处举行。至明，为驻守陕西的历代秦王之香火院。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秦康王朱志潔下令重修寺院，至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竣工，更名为崇仁寺，规模宏大。据清乾隆时期的陕西巡抚毕沅《关中胜迹图志》中按语：“寺在长安县以西之胜金铺。秦藩长史赵德辉碑记谓寺在西，补长安之金气也。……乾隆乙未（乾隆四十年1775），臣复修建鼎新焉。”由此可见，崇仁寺之所以更名为金胜寺并在民间广为流传，主要是因为古人认为五行之中，西方主金，而该寺所在之地为长安以西，名胜金铺，故而得名（一说在唐时，崇圣寺后有金胜亭，因而俗称“金胜寺”，非明时改称）。至乾隆时，毕沅主导重修该寺，塑五百罗汉像，并恢复古名，亲自撰写重修碑记。
关于金胜寺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渊源，有两种说法，一说该碑出自西安城郊（或说直接出土于金胜寺），一说出自今西安周至县大秦寺，虽出土地难以定论，但出土后运往金胜寺保存是不争的事实。据陕西师范大学史红帅先生发表于西安晚报的《景教碑历险记》一文介绍，景教碑出土于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一说为天启三年（1623），出土后立即被运往西安城西规模最大的寺庙——金胜寺保存，并于1907年10月移入碑林。
目前，网络上流传的题为《1907年的西安》一组老照片中，即有金胜寺图像。图中规模宏大的金胜寺破败不堪，这是由于晚清时，胜金寺一度作为西安汉族团练（民兵组织）首领梅锦堂治所。同治元年（1862）5月，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对回族的歧视政策，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回民起义。当年6月29日，各路回民起义军围攻西安，次日（6月30日）攻占了金胜寺，杀死大批团练武装，该寺在这场战乱中毁于战火。以致在后世眼中，西安只有慈恩、兴善诸寺，忘却了这个明清时西安府城西第一大寺。据调查，时任陕西巡抚毕沅所撰《大清重修大崇圣寺碑记》目前立于今西安丰镐东路喜来登大酒店对面的空军某部家属院中并加碑亭予以保护，由此大体可推出金胜寺当年所在的具体位址。
除上述记录外，值得一提的是，到达咸阳的当晚，谢彬在日记中批评了沿路所见的西北诸省官风。“西北风俗，凡服公务者，经行远道，必以白布小旗大书官衔，高树车左，关津睹此，不加留难。是殆官尊民卑恶习未改也。”也许，我们可以坦白地说，这种官尊民卑的习气至今尚在转变之中，可见不易。
（以下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