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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北京：皇城往事》（《北京：城南旧事》姊妹篇）2015年1月中国地图出版社
【八旗实际上共有二十四旗，因为每旗之下又分为满洲、蒙古、汉军。每旗设一个都统管辖，共有二十四都统,是北京内城的军事、行政地方官。清帝翻越山海关、坐镇紫禁城之后，实行满汉分治，将内城的原有居民全部迁移到外城，填充以携眷驻防的八旗。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另外在西郊还设有三大营：圆明园扩军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健锐营。】
资料图：乾隆时期的八旗军
八旗子弟
洪烛
威风凛凛的八旗，本是努尔哈赤一手创立的集军事、政治、生产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初期只有黄、白、红、蓝四旗，标帜以色彩相区别；后又增编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称作“整旗”或“正旗”)的标帜上镶嵌了边角，即为“镶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合称八旗。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兵团。彼此呼应、众志成城，以弓强马壮、纪律严明著称。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位创业者，正是依靠这支千锤百炼的子弟兵，突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与一墙之隔的明王朝分庭抗礼，对峙并且交锋。坐守长城的明军，遥望关外猎猎飘扬的八面战旗，既恨又怕。在他们眼中，这异族的旗幡是嗜血的，气吞万里如虎。
掰手腕式的交战状态，持续了数十年。守擂的明王朝，被频频挑战的八旗兵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在这时，揭竿而起的陕西农民李自成对其施予了致命一击。明王朝因内部矛盾垮台了，八旗兵乘虚而入，潮水一样涌进山海关,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李闯王，占领北京城。
1644年6月6日，清摄政王多尔衮在明降将吴三桂引导下，由朝阳门入居紫禁城,肯定举行了春风得意的入城仪式，据史料载：“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这块风水宝地是八旗兵垂涎已久的，想不到居然唾手可得。仅仅数月后，清廷便由盛京(沈阳)迁都北京，实现了江山大一统的梦想。
北京，就这样成为八旗子弟的天下。
多尔衮在策马跨越北京的门槛时，究竟想了些什么?他是否想到：闯王进京，也举行过类似的入城式?李自成只在紫禁城里做了42天皇帝，江山得而复失。仅仅这42天，就使他手下的起义军迷恋上奢侈、腐化的生活，从骨子里变得酥软了，而使战斗力大打折扣。胜利之师，经历了一场于无声处的蜕变：“腰缠既富，已无赴敌之气概。”北京城啊真是天字第一号的销金窟,不仅熔化得了金银，更能消磨英雄的骨气。
多尔衮肯定不曾预料：高奏凯歌的八旗兵，终将重蹈李自成之覆辙。只是这过程要漫长得多、痛苦得多：不是42天，而是268年。那种侵袭过李自成大顺军的“软骨症”，八旗子弟也照样传染了,演变为慢性病。可结果是一致的,被无情地驱逐出历史舞台。所有得到的东西，都将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只留下指缝间的余温与遗憾。追悔莫及!八旗子弟的这场黄粱美梦，虽说做的时间够长的，但毕竟还是要破灭的。
八旗子弟，由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开疆拓土的威武之师，摇身变作寄生虫式的游手之徒。
八旗子弟，不知不觉被岁月解除了武装,放弃了战马、强弓、利甲，放弃了风餐、露营、野猎，放弃了雄心、壮志、豪情……
旗之萎靡，是因为旗杆倒了。
人之破落，是因为骨质疏松。
看来，做霓虹灯下的哨兵，确实是很难的。
清帝翻越山海关、坐镇紫禁城之后，对人口众多的汉民族肯定有一丝丝恐惧感，生怕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而实行满汉分治，将内城的原有居民全部迁移到外城，填充以携眷驻防的八旗。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另外在西郊还设有三大营：圆明园扩军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健锐营。
内城像一块生日蛋糕，被八旗给瓜分了，共同拱卫着紫禁城。这样，清帝总算可以睡得安稳些了。
内城实质上已演变为一座旌旗飘扬、刀枪林立的大兵营，实行军事化管理。八旗子弟，堪称是天子脚下的“青年近卫军”了，属于最亲信的嫡系部队。
内城与西郊三大营，驻扎着10几万八旗将士,还不包括其家属、仆佣呀什么的。与天子物理距离上的亲近，就足以使“京旗”成为“八旗中的八旗”,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拥有先天性的优越感。更何况天子的人身安全，主要由他们提供保障——怎么也相当于“御前侍卫”一类吧。
整个北京地区，京旗各营兵额约占全国八旗军总额的一半，可见其任务属于“重中之重”。如此重兵驻扎，说到底是为了保卫一个人的。但此举制造了多么庞大的一个贵族群落呀：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粮的，定期领饷；全体成员均由国家供养。除了养在编的官兵，还要养他们的家属,包括那些因兵额有限而成为“闲散”人员的八旗男丁。可见八旗子弟，无论兵民，不农、不工、不商、不牧，照样能坐收渔利,而且是“铁饭碗”。
有人说：在那时代，当兵不是义务，而是权力。八旗的规矩是“五口为户，户出一丁为兵”。按10几万的兵额来推算，京旗的总人口应在60万以上。这么多张嘴，坐吃山空，长年累月地吃下去(况且还常办满汉全席呀什么的)，再富有的国家也会被吃穷的。“于是‘京旗’和‘寄生’也就成为了同义语。京旗集团到清末时已经发展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寄生群体。”(方彪语)北京城里的一大窝蛔虫。
国家不仅管吃，还要管住，管穿；管分房子，分土地，甚至分奴隶。顺治二年(1645年)下过一道圣旨，大意是“恩准”“无衣无食，饥寒切身的汉人投充旗下为奴”。
不愁吃、不愁住、不愁穿之后，八旗子弟的全部心思都用来玩了。这真正是一群古老的“玩主”。反正家务琐事皆有仆佣侍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八旗子弟的注意力便由“形而下”转为“形而上”了。虽对生存的技能一窍不通，却很稔熟于生活的艺术：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提笼遛鸟、赌马斗狗……不说别的，就说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晋京之后，如无八旗子弟捧场，很难发扬光大为国粹的。他们是最铁杆的票友，在自家的庭院里聚众演唱而有“票房”之说——办这种纯民间的演唱会需向内务府报批，获得一张写有“发给××票房”的执照(俗称“龙票”)。当然，也有玩得走火入魔的：“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看来八旗子弟很舍得为自己的嗜好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老舍替八旗子弟画过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他同时哀叹“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再抬眼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疏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心动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的小节目上去……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安门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老舍本人就出生于正红旗下。客观地说，八旗子弟中还是出过几个优秀艺术家的，譬如纳兰性德，譬如曹雪芹，譬如写《镜花缘》的李汝珍。但大多数已沦落为迷恋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游戏人生而已。
北京的茶馆是靠八旗子弟泡出来的。北京的戏园是靠八旗子弟捧出来的。但八旗子弟毕竟只是那个时代无用的门客(或食客)，只懂得消费，却缺乏创造。
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不会骑马了，不会射箭了，不会战斗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退化为“不敢流血的青年”?只会闭关锁国，只会割土赔款，只会忍辱求和。他们的膝盖不再是铁打的。他们的营盘、城池乃至江山，不再是铁打的。
在拆房卖地、倾家荡产之后，他们又将面临亡国的命运。他们，把祖传的基业全送进了当铺里。
八旗子弟确实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或称旗人文化)。但他们最终被自己所享受的文化给葬送了,他们成了文化的牺牲品。这种文化不仅削弱了他们的武力，更磨损了他们的志气。
“旗人由骁勇骑射的草原民族而成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其刚健悍的民族性格退化而为好逸恶劳、颓靡软弱，为京师一地民风的弱化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而生活要成为一门艺术，必有铁定的前提：富裕和闲适。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近代风俗是由三个阶层造就的：劳动者造成忙碌生活，思想的人造成艺术家生活，而无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风雅生活。专事享乐寄生的广大旗人成为传播上层生活文化的中介。”(杨东平语)
尤其晚清，是中国耻辱史的开始，疏于国防与武备的八旗子弟对此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在那样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京师游手之徒)显得格外滑稽与可悲了。在务实的时代，清谈误国，务虚者误国。八旗子弟是中国特色的“多余的人”，终将被辚辚作响的历史车轮所倾轧，或者抛弃。
八旗实际上共有二十四旗，因为每旗之下又分为满洲、蒙古、汉军。每旗设一个都统管辖，共有二十四都统,是北京内城的军事、行政地方官。“北京地区的常住人口(京师土著)，可以说是京旗集团。因为京旗在北京城区和西郊三大营地区定居了二百多年。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北京世代定居的人口数量远不能和京旗相比。所以研究北京的历史，决不可以忽视京旗的地位以及影响和作用。”(引自方彪著《北京简史》)
看来我们当今所谓的老北京——或京味文化，主要以旗人文化为基础。虽然北京的旗人文化，本身就是八旗子弟“汉化”的结果。说到底这是一种混血的文化。
由于打江山有功，八旗子弟在有清200多年里便成了“集体食利户”，稳稳当当地做着世袭贵族，旱涝保丰收。既有钱，又有闲，也就很容易玩物丧志，忘却了祖辈创业的艰辛。所以京旗文化，其实又是一种寄生虫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寄生性，导致了八旗子弟在生存能力方面的日趋退化，以及迟早都要发生的经济危机。
大清帝国借着入关之利势，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盛极而衰。这把挟风带电的宝刀变得迟钝，沾染上过多的锈迹。八旗子弟，也就由此开始走下坡路了。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打遍天下无对手，视野中再无劲敌,甚至连假想敌都丧失了。没有敌人的强者是悲哀的。没有忧患意识的强者是危险的。世间生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敌的存在而进化的。
没有了敌人，骑射还有什么意思?竞走还有什么意思?卧薪尝胆还有什么意思?修长城、造炮舰还有什么意思?和平时期的仪仗队，会几招花拳绣腿就可以了。八旗子弟首先是从精神上开始“退伍”的，由赳赳武夫转为附庸风雅的“文职”——以“文化人”自诩。这还算是好的。有些更成了纸醉金迷的公子王孙，持着折扇、提着鸟笼招摇过市,身后簇拥着打手呀什么的。
在乾隆之世，旗人的贫富分化已很明显。八旗子弟成了街头巷尾的当铺里最受欢迎的客人，把翡翠玉石、古董字画等传家宝全抛出来了。有些债台高筑者甚至不得不偷偷典卖房屋、土地等不动产。那时候的高利贷，叫“印子钱”。看来“铁杆庄稼”(国家颁发的钱饷)也不够花费了，只好寅吃卯粮。八旗官兵：过一天算一天吧。今朝有酒今朝醉。这都是八旗子弟的思维。他们逐渐挺不起腰杆了，把双手抄进袖筒里，缩着脖子,一副怕冷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失去尊严了。这比失去家产还要可怕。
为帮助这些无业游民自食其力，朝廷组织过几次“移垦”运动——相当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八旗子弟哪里愿意去“北大荒”插队落户呀，宁愿赖在北京城里喝西北风，也不肯报名。即使真有人做着淘金梦去了，也吃不了那个苦(连五谷都分不清又如何务农?),空手而归，继续等着“扶贫”的救济。好在皇帝不会眼睁睁瞧着自己的嫡系饿死的。
八旗子弟吃惯了“大锅饭”，已不会“开小灶”了。就像被圈养了太久的宠物，已彻底失去了掠食的野性。这是一群在游戏中度日的有闲阶级，每天琢磨着怎么使生活更好玩些。曾经厉兵秣马的大清王朝，就给这么一群没有谋生技能的懒汉玩完的——还自以为玩的就是心跳呢。八旗子弟，变成了十足的贬义词，祸患无穷啊。看来血统既能造人，又能毁人。一群封建时代的败家子。
当敌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时，八旗子弟已无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都轻而易举地攻破北京城。早已刀枪入库的八旗劲旅，匆忙披挂上阵，却一败涂地，作鸟兽散。真令人难以置信：努尔哈赤时代的雄风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外交上输了，在精神上也输了。他们恍然醒悟了敌人无时不在、无所不在，而自身是如此的弱不禁风。当温柔富贵乡一夜之间变为腥风血雨的战场，八旗子弟还有心思遛鸟、唱戏、赌马、斗蟋蟀吗?在压境的坚船利炮面前，这未免显得太“小儿科”了吧。
仔细想一想，倾家荡产的八旗子弟，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又如何能守疆卫国?当然，他们典卖的不过是祖传的房地产(俗称“吃瓦片”)，而皇帝与太后出手更为大方，动不动就割让台湾、香港、澳门呀什么的。难怪有人说：殖民主义者的使节，是清廷的“太上皇”。所谓的《南京条约》、《辛丑条约》呀什么的，都带有当票的性质，为了苟延残喘而赊借几天和平。
清帝退位之后，爱新觉罗氏对北京的统治垮台了，京旗也就随之解体。这回轮到皇帝本人破产了。上自皇帝，下至八旗子弟，一律成了破落户。
八旗子弟，类似于我们后来常说的“世家子弟”或“高干子弟”，自以为“根红苗正”，有一个好出身，理所当然就应该养尊处优。即使在成为门庭颓败的遗老遗少之后，也无法改变这一劣根性。天子已不在了，但他们“生在天子脚下”的那份优越感并未完全泯灭。吃完了物质的老本，又开始吃精神上的老本。
北京似乎是更适宜于阿Q生长的土壤。阿Q喜欢自称“先前阔过”。八旗子弟的精神胜利法，比阿Q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为若干代以前的富贵繁华而骄傲不已。再怎么磨砺，也不可能变得朴素一些。“当初的八旗子弟以他们祖先的光荣，以他们门庭的光彩，玩起赖有财富与时间的精致、优雅游戏，这是有钱的真讲究。待至他们用金子堆起来的家庭连一块瓦都没有的时候，他们仍放不下昔日的高傲，仍要维持一份可笑的尊严，所以他们对遛鸟、喝茶、走票、清谈赏玩不已，只是少了那一份奢华，多了一份寒酸，这是没钱以后的穷讲究。”(引自骆爽主编《“批判”北京人》一书)
旗人文化，不仅在贵族阶层流行，也深深地浸染了北京的市井，影响了整座城市的性格。“民国”前后旗人生活状态的剧变，大批旗人沦为城市贫民，却也加速了文化的杂糅混合。“悠闲懒散、幽默诙谐的习性，对花鸟鱼虫、戏曲字画的嗜好，喝茶和遛弯儿的习惯，重面子，多礼节的‘穷讲究’等等，都融入了老北京人的人格和生活。”(杨东平语)
八旗子弟的风气，是一种超时空的传染病。
至今我们能从某些土著居民的言谈举止中，发现八旗子弟的影子。我把他们这种偏执、骄傲的心理，概括为“八旗子弟后遗症”。他们的生活已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进入高科技时代，可某些思想还停留在清朝，停留在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他们不去前门外泡茶馆了，改去三里屯泡酒吧；不听京戏了，改看美国大片；不逛八大胡同了，改唱卡拉OK或“蹦迪”；不吃满汉全席了，改吃生猛海鲜……有人将之命名为“新旗人”。
看来八旗子弟阴魂不散，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或者说，八旗子弟在新时代里找到了新的替身。
洪烛著《仓央嘉措心史》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东方出版社推荐语：《仓央嘉措心史》作者从仓央嘉措角度出发，写仓央嘉措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和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之间的矛盾。文字优美，感情表达深入。此书深受藏区文化爱好者、旅游爱好者、对仓央嘉措感兴趣的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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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新书《仓央嘉措情史》（《仓央嘉措心史》第2部）2015年1月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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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7日《广州日报》：《仓央嘉措情史》挖掘“情圣”内心
广州日报讯（记者吴波）日前，《仓央嘉措情史》由人民东方出版社推出。仓央嘉措去世时只有23岁，可他遗留的诗歌有着非凡的生命力，至今还在传唱。这本书是著名作家洪烛继《仓央嘉措心史》畅销10万册后又一部力作，是国内第一本以诗性的方式写作仓央嘉措的作品。这是部关于爱的书，是洪烛从青藏高原采风带回来的作品，献给心中充满爱的人们。本书以作者与仓央嘉措的双重视角，用当代读者便于接受的语言方式进行演绎，深入挖掘“情圣”内心深处的点点滴滴，优美优雅、大气磅礴。
和仓央嘉措结伴作一次人间的巡游
——浅议洪烛诗集《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
陆健
洪烛的新书《仓央嘉措心史》，东方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6千册之后很快售罄，不到半年就三次印刷，说明市场需求旺盛；续写的《仓央嘉措心史》第2部《仓央嘉措情史》，在诗人笔下又已完成，应是洪烛言犹未尽、激情再度燃烧之表现。这位当年的“文学白马王子”，腕力雄沉、出笔如戟，再度显示其不凡的才情。
洪烛的才情、毅力，熟谙问题之多样，在文学圈里素享其名。日有新篇，动辄万言，绝非浪得其名。
2009年我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徐志摩诗歌奖”评委，为获奖作品、洪烛的《我的西域》撰写的颁奖词如下：
“洪烛是一位有文学抱负的青年作家，少年即有文名。20多年来笔耕不辍，新作迭出，且始终保持在一定的质量水准线上，在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群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的西域》是其近年游历、探访中国西部之后的一部力作，它的厚重、独特，主要基于诗人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一，对信仰、理想的重塑。这于平民化立场的过度提倡引发的价值混乱、道德失范之现世精神状况无疑是一种反驳的努力，浸透着对自然和历史的尊重；二，集中体现了诗人细致绵密的创作思维特点。敏感、敏锐，穿透力强，和西部的苍茫辽阔恰成对应。所以《我的西域》的成功，既是人力为之，又有某种“天意”；三，诗人对叙事元素与抒情元素的平衡掌控适当。故事不粘滞，颂赞得体——准确勾勒出了现代人的访古朝圣之姿、之态、之幽情。”。
这部《我的西域》是洪烛2005年参与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新疆之行的结果。当时我也在那次万里行团队，感受新鲜亦有所悟，七天行程得诗十首，可洪烛令人惊愕地竟写出一部厚达数百页的诗集，其文思之敏捷可见一斑。
《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是洪烛2012年一次时近一周西藏观光访问引发灵感、时近一年写作的结果，诗情漫漶激荡，优美优雅，大气磅礴，无论题材的选取还是诗意的传达，都堪称一次文学创作的奇迹。
我也曾有过西藏圣地之旅，也曾拜读过《仓央嘉措情歌》，被那缠绵悱恻的诗句感染，触摸过那颗柔软温情的雪地里的热度，却终于一个字也没写下来。这是一种命运。我没有找到与仓央嘉措连接的通道，我不是那个合格的表达者。现在看，当初我对仓央嘉措的理解是世俗的狭隘的。我们对一个诗歌（文学艺术）题材的确具有选择权，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题材是否选择你。显然，洪烛来了，洪烛写了，洪烛把仓央嘉措内心的光明和苦痛的纱巾揭开了，让仓央嘉措再次来到人间，或者说，洪烛陪同仓央嘉措又作了一次人间的巡游。
这是一件神圣而艰难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次壮举。首先，仓央嘉措的定位问题。他是一位达赖喇嘛，因为种种原因被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安其位”，他化作一位“情圣”与一个世俗女子私会，最后郁郁而死。这种做法显然犯了佛教大忌，因为他是作为转世灵童而继达赖之位，无法辞职，无法禅让，他不作喇嘛，就说明转世灵灵童的“不灵”，可被认为是“滔天大罪”。这是对藏传佛教教主位置传承的带有根本性的质疑，当然为教会所不容，必欲至之于死地。仓央嘉措心里怎么想我们只能猜测，因为佛教自印度、尼泊尔传入，藏传佛教乃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后的延伸、发展出来的具有藏区特色的宗教体系。在印度，与佛教同源、甚至更早期的有奎师那大神，奎师那大神具有统摄宇宙的能量，他高于一切神，且是以无数种表象（面相）显现在物质世界中。那么即使是奎师那，以一个“情圣”的面貌出现于世间又何尝不可？
同时我们是否可以猜测，仓央嘉措“私会”的并非玛吉阿米一人，“玛吉阿米”其实是天下众生的一个代码？仓央嘉措是以炽爱“一个人”的方式来向所有人“布道”，来表达他对天下苍生的怜悯、恩宠、记挂？这正是一种更广博无私的为眼光相对短浅的教派人士、世俗政府所不懂所排斥的大襟怀、大爱啊！
我想，有了这些认知与联想，洪烛才能进入他的艺术创造。就像洪烛的夫子自道，“仓央嘉措诗歌可作双重理解：既像写给女人的，又像写给佛的。既像情歌，又像道歌。我的《仓央嘉措心史》也追求这种效果。既像歌颂爱情，又像歌颂信仰。也许爱情本身就相当于一种信仰？也许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大爱？”（见《仓央嘉措心史》14页）
这本诗集的写作，采用了作者与仓央嘉措的双重视角。应该说这是最便于“达意”的视角。因为《仓央嘉措心史》书写的是仓央嘉措的心绪、情绪、心灵，是《仓央嘉措情歌》的内容和仓央嘉措尚未说出、尚未写完、尚未披露的东西，是《仓央嘉措情歌》的扩充与细化版。需要向那位“情圣”的内心深处继续开掘，把“情歌”绵延不已的空谷回音继续回收，以当代读者便于接受的语言方式进行演绎。当然，先要对作者自己的精神世界大幅度提上，对自我的现世的情感世界进行净化，和仓央嘉措尽可能地在精神上融为一体，写作的可靠性才有可能。这对于一个厕身于滚滚红尘中俗气冲天的生态环境中的诗人是困难的。洪烛“想象着自己就是仓央嘉措，正在苦等姗姗来迟的姑娘。”（见《仓央嘉措心史》）他做到了。殊为难能可贵。
为了避免两重视角的相互错位打架，避免读者在阅读中由于作者自我身份的时而“闪入”而产生“异物感”，洪烛多以仓央嘉措的口吻说出，把自己的身影尽量隐藏其后，效果颇佳。当然，作者身形不能彻底隐没，彻底隐没便彻底成了仓央嘉措的代言，使人产生错觉。适当地“淡入”与“淡出”加入了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这也是必须的。具体情景，大家可观赏《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此处不再举例。
《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的语言亦可称道。时下多数诗人的诗歌语言，句式西化，节奏变化迅疾，以适应跳荡的思维与奇异的意象，体现其作品的独特性。洪烛的部分作品也是如此，如他的长诗《母亲》。
在《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中，洪烛的思绪推进是相对缓慢的，内容——故事、细节——的表述是徐缓的、层层递进的。其意象是“对生”的如很多树叶的生长形态，如《如来佛》：“风来了，你没来，你没来却如同来了。风没来，你来了，你来了又如同没来。水不在，山在，没有水，山再高也等于不存在。山不在，水在，只要水在流，你就与我同在。来一次，就不要空手离开，采一朵野花头上戴。如果连一缕香气都不愿带走，来一千次也等于白来。别人说你来过了，可我还在盲目地等待。等待也是一朵没有主人的野花，如果你不爱，没关系。它就自怜自爱。”。
又如《佛的手里有什么》：“你希望佛的手里有果实，其实，只有种籽，把它种到土地里，才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你希望佛的手里有鲜花，其实，只有落叶。开始总是一瞬间，结局才意味着永恒。你希望佛的手伸向你，其实，伸向每一个人。即使长出一千只手，也满足不了你的索取。你看见佛的手空空如也，其实，没有才是万有。你看见佛的手里有什么，都不是佛所有，而是别人的寄托。”
妙手偶得的还有这首假托智者之口歌颂美女的《先知与无知》：“别人把我叫作先知，遇见你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没想到还有这么美的人，怎么造出来的？真说不清楚。你也把我叫作先知，离开你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这么美的人原来也是一个梦。谁造出了这个梦？真说不清楚。我把自己当作先知，梦见你才知道自己的无知。我是梦见了你呢，还是梦见了一个梦？你是一个人变成的梦，还是一个梦变成的人？”
这种情况在《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的诸多篇章中屡屡发生，近乎一种“常态”。我们细细思考、打量，是否还有比这更合适于这部著作的内容表现的语言？答案是可能没有。
其来源，出处，往远处寻，《诗经》有之，如“罗敷”篇；如“鱼游池之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经。桃夭》）。向近处找，从洪烛的作品中找，《我的西域》中不乏其例:“那是女人胸口的雪山，雪水化作乳汁，浇灌远处的沙漠。那是哺乳期的雪山，使我重新成为一个婴儿，想起那种早已遗忘了的渴。是的，每一个婴儿的舌头，曾经是一片最小的沙漠……”
《我的西域》证明着洪烛的文学雄心：“我要骑一匹已绝种的马：汗血马，去当代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地方：西域，见一个浑身沾满花粉的人：香妃。请她教我如何与蝴蝶打交道，如何酿蜜，或如何炮制一味比中药还要管用的香水-……”这种雄心又通过《仓央嘉措心史》发扬光大。洪烛，从“我的西域”大步流星地走到了“我的西藏”。
由此似乎可归纳为，《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的语言表达是其内容所要求的，是诗人洪烛在以前的创作中操练成熟的语言。调整心态，选取题材，精耕细作，在重要的作品中达到自己艺术创造的极致。
我相信《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的写作，就是洪烛向自己的写作能力极致的一次挑战。他使我们看到一片成功的炫美辉光，同时预示着更大的可能。
当然，按照文章惯例，我们似乎也要给挑些毛病出来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洪烛太能写了，文情英迈，他的脑袋里的开关好像极其灵敏，稍稍触动便文思泉涌。似乎他从仓央嘉措几十首诗歌中延展出来的文字过多了，有点要“尽其欲言”了。仓央嘉措作品的最耐人寻味处在于我们听到他文字结束后那空谷回音的“回音”，是文字之外的东西，并且那回音是一种回环着“向上”的音频，向着天空空旷处。洪烛的文字在距离我们头顶比较近的地方似乎还可以“回环的时间”再稍短些。诚然，这绝对是苛求，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他有着更高、再高的企盼。
长期以来，洪烛是我的一个榜样，硌铬孜孜，日磨夜砺，大江湍流，水滴石穿，就像诗人评论家李犁评价的，他像“一个活着的诗歌烈士”。我曾写诗《钉子户洪烛》以赠，如下：
“洪烛放出话来／作定了文学的钉子户／即使四面坑坑洼洼／开发商的眼睛吐出蛇的信子／他也不搬迁／他白天在农展馆的／那个中国文联大楼里办公／回家他飞快地跳上电脑／写诗、畅销文化读物，经营博客／创造三千万个点击率／他写《我的西域》，就真的／背个双肩包，一路往西／停下来，径直铺开那／让人嫉妒的食欲，在饭桌前／埋头苦干，风卷残云／然后一边走一边／在小纸片上勾勾画画／从喀什回来，我写了10首诗／他写了400首／牛！他是怎么和成吉思汗／结伴同行的？“月亮背面的荒凉”／独一份给他去畅游？／
洪烛是个独行侠嘛，什么灵感啊／美女啊，从来不跟朋友分享／假如他的脸上出现阶段性朗润／那准是他的邻居有了艳遇／“洪烛兄弟，有没有结婚打算？”／“随缘吧！随缘吧！”洪烛的笑／是那种无辜无奈加一点无所谓／的笑。他的文学野心，从不昭昭／像推土机一样干活／洪烛——钉子户、殉道者、炼金术士／非把自己的骨头炼成钻石不可／真炼不成，也得炼成一块结石。”
佛祖圆寂，留下了舍利子。而结石，我愿意理解为我们凡人的舍利子。
洪烛《北京：皇城往事》（《北京：城南旧事》姊妹篇）2015年1月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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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节选：地图上的北京
洪烛
2003年，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筹建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我受聘为文案顾问，使自己多年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所做的知识积累得到发挥，同时又更全面地接触到有关北京的图文资料。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老北京火车站东侧)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于2004年9月24日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共分4层，分别以展板、灯箱、模型、图片、雕塑、立体电影等形式介绍、展示了北京悠久的历史和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荣幸地参予进这项工程，其原因又很偶然。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书店见到我的《游牧北京》、《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等专著，很喜欢我的研究角度和抒情风格，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联系上我。一拍即合。那一年里，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诗歌创作，参加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和项目研讨，撰写并不断修改着策划方案和各种文稿，周末经常带着几位助手加班，一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天。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功”大增。我在此基础上酝酿升华，尝试用文化散文的笔法来重新审视、勾勒北京的轮廓及细节，便于当代读者了解北京的古迹与往事。
后来，我还连续几年为《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担任专栏作家，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新作。每一期都有编辑的推荐语，譬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者的眼中也有一千个北京。不同的是角度各异，互有倚重，相同的是老北京的沧桑厚重辉煌。规划、建筑界人士从专业视角对北京的精读细研，我们早已不再陌生，但作家眼中的北京又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似乎并未熟稔。为此，我刊特刊登洪烛的系列篇章，以便让我们跟随作家洪烛一道走近北京的前世今生，寻找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
北京旅游一直是世界热点，为展示人文北京，我还与李阳泉合写了畅销书《北京AtoZ》，一部北京文化词典，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后，被新加坡出版公司购买英文版权，翻译成英文于2006年出版，全球发行。我的《北京的金粉遗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推出后，台湾知本家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繁体竖排版权，2005年易名为《千年一梦紫禁城》在海外出版发行。
【内容提要】洪烛《名城记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选取中国的十座名城和十座小城，层层铺开，娓娓道来。《名城记忆》旨在为中国的名城画像，为读者铭刻那些值得人回味与存留的诸多名城记忆，继承城市的内在精神，为城市的发展指引美好的方向。作品并不单纯地沉湎于怀念过去的辉煌，而是呈现出这些城市各种交错的画面，来体现在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积累中所蕴藏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力量。在旧与新、过去与现在的对比碰撞中，引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深沉的笔调不仅浸染着这些古老名城历史的沧桑和沉重，而且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追求。
洪烛《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9月。洪烛美食书由日本青土社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京东：京东价22.60 http://item.jd.com/11564012.html
《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自序（节选）
洪烛
我写过美食书《中国美味礼赞》，2003年被日本青土社购买去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朝日新闻》刊登日本汉学家铃木博的评论：“洪烛从诗人的角度介绍中国饮食，用优美的描述、充沛的情感使中国料理成为‘无国籍料理’。他对传统的食物正如对传统的文化一样，有超越时空的激情与想象力……”200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推出我的《舌尖上的狂欢》。那时候，出版者还预料不到几年后会有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红遍天下，“舌尖”会像灯塔一样吸引眼球。2012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我《舌尖上的狂欢》续集《舌尖上的记忆-中国美食》。还记得2005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华医药》节目，连续做几期春节食谱，邀我去主讲。我有言在先：我可不擅长从营养学的角度去剖析，要谈也谈的是这些食物跟传统文化的关系，甚至用文化来“解构”这些食物，说到底就是侃，侃晕了算！不管是把观念侃晕了，还是把自己侃晕了。主持人洪涛很惊喜，说正需要这种新风格。2006年春节，还是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做两期跟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相关的美食节目，又是邀我主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