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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关于诗歌理论批评著作，约成书南宋理宗绍定，淳化年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诗分为：《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五册。其中第一册《诗辩》用以禅寓诗的方法总论诗歌艺术特征，提出了为全书核心理论纲领的“兴趣说”和“妙悟说”。本文则通过结合唐宋诗歌中的某些具体作品来浅论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的主要思想理论。
一、学诗方面。
严羽在《诗辩》中提出学诗要以识见为主，取法要高，认为学盛唐以前的诗是学诗的正路，指出具体的做法是多咏读作品，蕴涵于胸，自然领悟。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以下简称《诗辩》）中写道：“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总体地说，严羽对魏晋、盛唐诗歌地位的评价还是相当准确的。“魏晋风骨”以及“盛唐气象”都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两个高峰。但是这两个高峰的出现都是有着其社会背景的。魏晋时期的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许多诗人年少时过着安稳的生活，而后因频繁的战争致使他们生活颠沛流离，他们年少时体会过安定生活的乐趣，所以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平定战乱，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因而他们的诗歌慷慨激昂，关注现实，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曹植《白马篇》中的游侠形象。而盛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交通便利，对外关系密切，士人阶层崛起，人民安居乐业，唐人的风格面貌是积极向上的，所以盛唐诗歌风格多样，笔力雄健，气势豪迈且贴近生活实际，如李白的《将进酒》与白居易的《琵琶行》等。这两个时期的诗歌，大都“以诗言志”表达了对国家、对社会的关切，这种志向是很高远的，达到了作者所倡导的“入门需正，立志需高”的特点。
二、作诗方面。
严羽在《诗辩》中指出作诗有五种方法、九种品类、三个用工之处、两大风格、一个极致。《诗辩》中写道：“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严羽所指的这些作诗之法与诗歌的美学类型，未免有些繁琐，但总体还是概括了诗歌的主要类型，对后世的诗歌鉴赏和诗歌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其中的五种作诗方法，说明了写诗的最基本要求，即要清楚运用什么体裁，笔力软硬如何，要表达一种什么思想感情，同时还要注意其音韵性，懂得了这五点，才能说会作诗。其次，每篇诗都会有自己的品格，这是主观的，所以基本上是决定于诗人自身的感情因素。如庾信的《寄王琳》表达了一种悲壮的风格，陈子昂的《登幽州台》则表达了一种高远的思想。再次，文中提到的三种用工方法，我们现在写作文的“鸡头，猪肚，豹尾”这三段式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这“三工”的方法，不过严羽是针对做诗而言，所以还要在诗眼上下功夫，一首诗中有个好诗眼，则使得全诗已经大升，如唐代的哭吟诗人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就是贯彻这一理论的典型范例。另外严羽所提出的两种大概：优游不迫、沉着痛快。统而言之，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婉约派与豪放派情感风格之分了吧，在作者那个年代并没有这个说法，而作者能这样高规格的总结出来，不得不说作者思想的高远。最后，也是作诗的最高境界——入神，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严羽认为只有李杜达到了这种境界。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的“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均达到了一种入神的境界，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中的“无我之境”对严羽的入神境界也是有所继承的。
三、诗歌主张方面。
严羽在《诗辩》中提出了以禅寓诗的“妙悟说”和“兴趣说”以及“别才说”与“别趣说”。“妙悟”是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禅宗领会禅理佛法的名词，他是指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解说，不能用逻辑思维来推理论证，只能靠学习者的聪明智慧去心领神会。诗歌的创作方法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只能靠诗人对外界事物接触中的直觉感受，有了这种感觉，就能对事物施法，这就是严羽的“妙悟说”。“兴趣说”指的是诗人的情性熔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产生的蕴藉，深沉，愉悦无穷的艺术特点。它是诗歌意境的一个重要侧面，但不就是意境，它包含了诗歌给予人的情感，且又只是那种清空淡远，幽深隽永的特殊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