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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思想探微
作者：曹洋殷志林
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自宋朝起就因疑引起论辩，至上世纪60年代由毛泽东主席促成，郭沫若与高二适对垒将论辩推向高潮。兰亭论辩的焦点较多，其中之一就是对该文中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阐释分歧较大。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王羲之这是有力批判了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老庄思想，“这在崇尚玄学、老庄思想的东晋时代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这显然人为拔高了王羲之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王羲之批评庄子的立足点。
一、王羲之没有超脱玄学
玄学为王羲之家族文化。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说过：“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而言，而学术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朝廷重臣、名士领袖王导是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既是政治家又是清谈家。王家玄学中的违礼、狂放在王羲之身上同样打上烙印，“袒腹东床”这一故事最能证明这一点。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王徽之，均放诞不羁，任情恣性。王徽之为参军时“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而“人琴俱亡”的故事，不仅生动说明了王献之、王徽之兄弟俩的深情，更展示王氏家族作为名士溺于性情不拘礼法的风度。
与王羲之要好的朋友绝大多数是玄学家。《中兴书》曰：“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安元、支道林、许询均是当时清谈名流。王羲之的另外两位好友殷浩、刘惔也均好老庄，“善谈《老》、《易》，擅名江东”。参加兰亭集会的谢安、孙绰均是玄学名士。谢安继王导之后同样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风流洒脱比王导更胜一筹，他并不认为玄学清谈会误国误民，曾反问王羲之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从《兰亭集序》及26人的诗作看，玄学依然占据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诗不脱玄言诗范畴，大量玄学用语充实其中，例如“万殊混理”、“真契齐古今”、“遗世”、“保真”、“齐物”、“彭殇”等。而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造真探玄根”、“散之在推理”等均为玄言。王羲之的好友支遁将《庄子》的“逍遥”义创解为“即色论”，主张“色是空”，“空”、“无”存在于色彩斑斓、万象纷呈之中。钱秀南提出，王羲之的“兰亭《诗》、《序》显然发挥了支遁《逍遥论》‘即色论’意旨”。
因此看来，这次兰亭集会是一群玄学之友，借修禊之事，赏景、饮酒、赋诗，享受人生之乐趣。其间自然也离不开谈玄析理，他们因玄学物我同一而相知，不仅是同类，而且为好友。在这样的时节王羲之当然会发出“快然自足”、“适我无非亲”的感慨。
二、王羲之的玄学思想有明显的个性倾向
我们谈及魏晋玄学时，总是老、庄不分，仿佛老、庄就是一个人。实际上，在当时老、庄是两个相异的思想流派：黄帝、老子为一派，《周易》、庄子为一派。两家虽都是以“无为”作为最高境界，都把“无为”作为手段，但黄、老的目的在“无不为”，这是一种用世的态度。庄子正好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态度。魏晋名士盛行玄谈，其中老、庄之争常常是他们论战的焦点。阮籍和王坦之都作诗著文直接批判庄子。
王羲之接受的是黄、老思想。《晋书》云，郄愔“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这里并不见王羲之迷恋庄子的踪影。王羲之有一则杂帖，鲜明表明了他对老、庄的态度：“省示，知足下奉法（注：指佛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注：即庄子）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吾所奉（注：指五斗米道）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这里王羲之一方面斥责庄子“诞谩如下言”，另一方面表明终始虔诚于“五斗米道”（源于黄、老的天师道）。钱钟书指出：“晋代士大夫不乏事张鲁‘鬼道’者，王氏家风不孤。”王羲之次子王凝之正因太痴迷这一“鬼道”，而为叛贼所害。
相对于王凝之而言，王羲之更多接受“五斗米道”中关心下层群众疾苦的思想。他在给殷浩、谢万信中分别劝诫他们“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共赋役，与民更始”，“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他任地方官时，实行“宽和为本”的仁政：“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他在做护军将军时，践行了“五斗米道”的“生存权利的公平而均等的思想”：“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这种均平意识，体恤老弱病残的做法在古代实在罕见。他虽志不在仕林，但对国事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他对殷浩表示：“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他劝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当年郭沫若就以此与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后半部分所表现的消沉人生态度不符，进而认定自“夫人之相与”以下160字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并加上断语：“(添加人)是不懂老庄思想和晋人思想的人，甚至连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事实上“不曾弄通”的应是郭本人。人们常认为魏晋玄学就是一个“玄”字，而忽视玄为“体”、儒为“用”这一特点。汤用彤先生指出：“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儒学之蜕变。”王羲之、王导、谢安等都是儒学人格玄学化代表人物。就王羲之本人而言，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多的是来自“五斗米道”的原始道教的情结。
王羲之尽管崇老贬庄，但他对庄子并不是全然否定，相反对庄子的某些东西还比较欣赏。王羲之阅读支道林论著《庄子·逍遥游》时“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明显就是庄子的齐物思想，“群籁虽参差”也是用的《庄子·齐物论》的典故。这与其《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批判言语极其矛盾。钱南秀分析这一矛盾时说：“分明是曲终人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心灵情感受到极大震荡，深切体味到死生异路，寿夭不均，遂不顾哲理上的不合时宜，下笔直抒胸臆，表现了他对理的超越，对情的执著。”可是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一个人的情绪可能瞬间变化较大，但一个人的思想大概不会说变就变。倒是钱钟书先生解释相对合理：“只‘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王羲之这样“修神仙、求长寿”的思想则来自“五斗米道”的道教神仙、方术之说。杜萌若得出结论说，王羲之否定庄子“齐死生”思想，是“从内心深处对神仙长生之说彻底绝望，正因为希望是那样强烈，绝望才那样彻底”，但这种绝望至少应是在“永和十一年”以后的事，因为写此序2年后王羲之辞官出游，乃乐此不疲地“不远千里”求仙服散。
三、王羲之否定庄子“一死生”观更多的是来自现实的悲愤
让王羲之如此确定“固知”一死生、齐彭殇不真实，至少来自苦涩生活的三个方面。
一是生死的诀别。《全晋文》所收王羲之的杂帖，有四十多通都使用了“痛哉”、“悲夫”语义的词汇。令王羲之痛心疾首的是中年丧子玄之、官奴先后夭折。其次是他的周嫂亡故，王羲之6岁时，父亲下落不明，他在“母兄鞠育”中长大。其嫂为汝南名族周嵩的女儿，非常贤惠，待王羲之甚好。永和年间周嫂病死，王羲之多次写道：“痛彻心肝，当奈何奈何！”面对亲人的生死诀别，没有人能洒脱，虽阮籍犹不能，况羲之乎？面对那种摧心断骨的悲痛，他怎么相信生与死、长寿和夭折是一样呢？
二是人生的无奈。司马睿在王羲之父亲王旷、伯父王导和王敦的建议和辅佐下，建立东晋政权，但这并没有能改变政坛的动荡和时局的混乱。朝纲大乱，主仆颠倒，兄弟反目，朋友无信，百姓命如草芥，这让王羲之无法捉摸人生。特别令他尴尬、迷惘、苦涩的是他两位从伯王敦与王导、两位叔叔王廙与王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取向。一边是王敦与王廙叛乱，杀害忠良。王羲之贤嫂的父亲、伯父忠臣周嵩、周顗就是被王敦杀死的。在王羲之成长的过程中，周顗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羲之13岁时，时任右长史的周顗，将洛京名菜“牛心炙”，最先敬给王羲之，从此王羲之名扬天下。而王廙秉承王敦旨意杀死忠臣司马丞。虽然“王廙为右军之师”，但王羲之却一直耻于提及叔父王廙。另一边是王彬不惧死亡的威胁，当面痛骂王敦“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王导则“率宗族，每旦诣台待罪”，王羲之也应该是站在这生死边缘中的一员。每天或生或死的等待，无疑是人世间最漫长的煎熬。一边杀人者是自己尊敬的长辈，另一边受害者是自己敬重的恩人。这又怎么会让王羲之认为爱恨情仇是一样的呢？那种生与死无奈的被动选择，大概不会不震撼王羲之的心灵，也不会使他相信生与死是相同的吧！
三是王羲之的郁闷。世人皆说王羲之的洒脱、飘逸，而不知其内心的苦闷与愤慨。王羲之幼时，即309年，他的父亲王旷带兵出征却全军覆没。王旷若战死，则未见赐号，若活着却又无音讯，据此后之学者推断王旷有临阵脱逃的迹象。诚如是，这该给王羲之的心灵留下怎样的阴影？而让王羲之愤慨的另一件事是王羲之与王述之间的私怨。二王均齐名于当世，但两人交恶彼深。永和十年，王羲之听到王述将出任扬州刺史后，他即派一名参军至朝廷，请求将会稽郡分划出去，成立越州。结果被派去的人领会错了王羲之的意图，未果，此“大为时贤所笑”。受此奇辱，王羲之遂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361年，“以愤慨致终”。人们时常被王羲之的“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所蒙蔽，错以为王羲之人如其书。其实王羲之非常在意日常生活的体验，或许生活没法让他超越生死情仇。他活得真切，活得沉痛，活得郁闷。在乐与悲、爱与耻之中体悟到生与死、寿与夭的不同。因为寻求解脱，王羲之在孤寂中突围，在亲人挚友中释怀，在自然怀抱中放旷，在求仙吃药中寻求慰藉。
王羲之作为儒家人格玄学化的实践者，其思想则是黄、老用世哲学与早年接受的儒家经世思想结合起来的玄学，但他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对老、庄的喜恶更多的是来自对生活的直觉。作为一位天才艺术家，王羲之关注的是来自内心的声音。当现实生活的体验，让他感知到“一死生”、“齐彭殇”的论调与五斗米道的教义相左时，王羲之对之当然予以否定。仅凭此一句否定庄子的话，就拔高王羲之的思想，把他凌驾于时代之上，显然是不真实的。
原载《青少年书法(青年版)》2007年第3期
王羲之传
作者：刘长春
在灿若星汉的书法史人物中，王羲之是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称为“书圣”。这不仅是因为他变古创新写出了“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而且因为他“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建立起王字帖学传统的经典谱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可谓既深且巨。搞书法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学习过王字，或者直接取法，或者间接继承。我曾经写过《说不尽的王羲之》一文，说到“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中的有力支撑。”这话，说的是实情。“王字”，从内涵来说，一般指的是王羲之的字，或者指的是“二王”，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之字；从外延来说，凡是写王字帖学一路的书法，一般都可以称之为写王字。
王羲之的书法开创的是一种妍美优雅的艺术风格。这部传记试验着述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环境、风气、人物给予他的影响和他思想上的自觉。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王羲之，字逸少，小字阿菟。因为曾经做过东晋的右军将军，又有王右军之称。
王羲之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汉献帝时的谏议大夫王吉。王吉议论朝政得失，常常不给皇帝面子，却很得社会的认同。王吉与名士贡禹志同道合，当时就有“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民谚。敢于批评也许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还需要一个不怕逆耳之言善于纳谏的皇帝。就像魏征遇上唐太宗一样，君臣合作，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可是，王吉生不逢时，没有遇到这样的明主，反而被认为“其言迂阔”，是一个不切实际高谈阔论的读书人，因而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上耻过而讨厌爱批评的，上厉威而权威不容挑战，所以王吉没有好日子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气之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王吉打起铺盖回家，不干了。从此，王氏一门归隐，并定居于琅琊郡的临沂。
《唐语林校证》载：“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同出于周。琅琊之族世贵，号‘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镂王氏’。”可见琅琊王氏门第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与阳夏谢氏，并称“王谢”，而王谢几乎成为三国两晋时代高门大族的一个代称。那时的高门大族，有的是世代做官的，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同时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比如《三国演义》里的袁绍，振臂一呼，四方云从，被公推为讨伐董卓的盟主，一时兵多将广，势倾天下，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显赫的门第和社会关系：“汝南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乱世出英雄。可是也出奸雄、出“草包”。官渡之战，他不就把自己所有的“资本”都输光了吗？“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又可说明，光有显赫的门第而不知识人、用人，没有平天下的事功和才能，最终只有失败与覆灭。
三国两晋时期，门阀世族享有种种特权。除了做官，婚配也依据门第的高低，士族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一般是先择族，后选人，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并形成风俗的。执行法律也是“若罚典惟加贱下”（《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他们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大量土地。西晋的王戎（234—305）“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这个王戎即是王羲之同乡同宗的族伯，风誉扇于海内的“竹林七贤”之一，官至司徒。在竹林七贤中，阮籍长王戎二十岁，可是却成为忘年交，相处得如同辈，何也？因为王戎善于清谈。阮籍这个人，其实是有济世之志的，眼界高，口气也大，当年他登上广武城——这楚汉相争的故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遂发了一通议论，说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竖子”好像指的是刘邦、项羽，李白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苏东坡另有一解，说是：“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人耳”（《东坡志林》）。看来，对于捉摸不透的阮籍，真要多长一个心眼，琢磨琢磨他话里的弦外之音。
正始十年（249），司马氏集团用阴养的三千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大开杀戒。起兵谋反者，杀；持不同政见者，杀；看不惯现状者，杀；发不同声音者，杀。格杀无论，决不心慈手软，两把砍头的刀刃都卷了。当时的名士或是曹氏集团的亲信如何晏、邓飏、毕轨、丁谧、王凌、夏侯玄、诸葛诞、张华、嵇康等皆为“刀下鬼”。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时减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目的就是为了扫除称帝路上的一切障碍。从此，天下太平，一潭死水，人们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咸熙二年（265）八月，梦寐以求，用尽心机，正准备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司马昭，却没有福气坐上龙椅，君临天下，接受百官的朝贺三呼万岁而一命呜呼。同年年底，傀儡皇帝曹奂（曹操之孙）被废，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称帝，更国号为晋。而在四十五年之前的黄初元年（220），曹操之子曹丕胁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宣布魏朝的成立。欺负人家幼主寡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司马家如法炮制”而已。
正是因为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也都变得乖巧、聪明起来。阮籍似乎走得更远，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从此“尤好庄、老”。然后，他哭之于途穷，托之于酒酣，寄之于清谈，制造假象，施放烟幕，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必日夕而返”，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口不臧否人物”。可是，人家对他还是不放心。司马氏集团里的钟会，几次问以时事，他皆以酣醉获免，摆脱了被人构陷、杀头的危机。又因为他是诗人，不能不写诗，即使写诗，虽多感慨之词，却也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卷上）。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百世下难以情测”，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辫子”。直到今天，各种信息汇集眼前，人们才渐渐地读懂了，他的诗都是政治诗，对曹魏后期的重大事件，比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曹魏亡国等都有间接的反映。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隐了，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所以，朱光潜先生称其《咏怀诗》为“中国最沉痛的诗。”由于压抑，由于孤独，除了“哭”与“酒”，内心的痛苦还是无从发泄，所以他又学会了“啸”。然而，那啸声只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一串拖音，没有内容。对着群山云天，尽情长啸，响生林谷之风，消解的正是心头的块垒。
从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一去不返，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由东汉的清议，月旦人物，评议时政，到魏晋的清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超脱俗世，对人生作哲学式的思考，以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有其社会转型期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心理。《魏氏春秋》里说，当时清谈的名士中以阮咸为首，王戎次之，可见王戎的影响力。在风景优美的竹林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饮酒清谈，讨论《周易》、《老庄》，探寻万物本始的“至理”，以明自然之性，以定惑网之迷，遂成时髦与风气。有时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比如，刘伶以驴车载酒，车到那里喝到那里，并叮嘱跟随的仆人：“死便埋我”。还有嵇康，一双拿惯了毛笔的手，弹琴的手，却要抡起锤子去锻铁。究竟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因为“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其中痛苦是无须讳言的。
东晋渡江以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孙绰作《道贤论》，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翦伯赞语）。同时因为佛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一时大为盛行。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貌虽梵人，语实中国”的康僧渊，我怀疑是个混血儿，长着一个又高又大的鼻子，一双湖一样深邃的蓝眼睛。王导曾经拿他的长相取笑过他，僧渊回答说“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排调篇》），以善辩而留名于史。这些和尚既有学问，谈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烂之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他们游于朱门，如游蓬户，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从此，“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至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唯谈老庄，口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琳琅串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操纵了。曾几何时，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高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按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玠之语议，王澄“前后三闻，为之三倒。”这样高妙的演讲艺术恐怕今天的易中天、于丹都还不行。
《世说新语》说：“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属于玄论派。另外，还有孙盛、殷浩、王坦之的名理派。那时，王导与殷浩摆开擂台，唇枪舌剑，一来一往，未见胜负。到了开饭的时间，饭菜端上来，凉了，一次又一次重新热过。论辩激烈的时候，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夜深，忘记了休息，也不管屋外飘雪还是下雨、打雷。“于是聃（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矣”（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儒家独尊的权威被打破了，谈玄说道，标新立异，遁世超俗，怀疑精神与辩论风气，形成了魏晋时代思想的新环境。就像呼吸着竹林里、树林里的新鲜空气，这一切对后来的王羲之的成长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王羲之的六代祖王仁做过青州刺史，五代祖王融避乱归隐，没有出仕，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做过徐州别驾、太尉、加封睢陵公，后又为太保。颇有经国之才，也有极好的百姓口碑。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王祥同父异母的兄弟王览，是王羲之的曾祖父，因其兄官居太保而官运享通，咸宁初年（275），也做到了太中大夫的高官。王祥、王览是西晋司马集团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也是琅琊王氏百年兴盛的关键人物。史传，王祥出仕后，徐州刺史吕虔认为他有公辅之量，就把自己佩带的一把宝刀赠给了他。据说，佩带此刀的人一定可以升到三公的地位。从王祥、王览始，琅琊王氏人物辈出，拔奇吐异，越来越显赫于当时。
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是王览的第四子，晋元帝时出任尚书郎，在历史上好像没有多大影响。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王正的第二个儿子，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
那是一个真正的乱世。从晋元康元年（291）到永嘉五年（311），整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武力相争。在外戚杨氏专权与贾氏发动的政变以后，一切都没了章法，乱了套。司马氏诸王个个野心勃勃，人人挥刀舞剑，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混战，数十万武士参与流血杀伐，以至于尸如山积，河水为之不流。生旦净末丑，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史称“八王之乱”。随后，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名，陷壶关、掠冀州、攻洛阳，沉杀三万余口男女于黄河，与晋室的内乱，里外搅成一片。
永嘉四年（310）十一月，西晋的京都洛阳处于匈奴十万军队的包围之中，外无救兵，城中断粮。“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值。”童谣四起，人心慌乱。擅政的司马越决定放弃洛阳，带领四万甲骑撤出，结果在苦县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三十五里）被追军“围而射之”，全部消灭。次年，洛阳失守，晋怀帝被匈奴刘矅所俘；建兴四年（316），刘矅进围长安，切断城内外的一切来往，长安成为一座死城，物价飞涨，斗米值黄金二两，粮食吃光了，只好“人相食”，饿死者大半，长安无力再作抗拒遂又陷落，在城中苦撑的晋愍帝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西晋的司马氏政权至此覆亡。大河南北，中原大地，遂成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贵族统治和混战的世界。先后建立十六国，曰成汉（李氏）、前赵（刘氏）、后赵（石勒、石虎）、前燕（慕容氏）、前秦（符健、符坚）、前凉（张氏）等。史称“五胡十六国”，几乎与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相始终。
生活在兵荒马乱中的北方民族，生无宁日，居无定所，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亲人失散了，新婚别离了，良人远征了，孩子没了爹娘，哭声遍野：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陇头流水歌辞》）
中原汉族人民被少数族政权驱赶着强制迁徙：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
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紫骝马歌辞》）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河边。远处，黄河在深壑中流着，河水浑浊，有时是黄的，有时又是红的。战城南，死北郭，许多道路被尸体填满。到处都是披枷戴锁、扶老携幼的人流，不时有人被驱赶着摔倒，再也爬不起来，有的甚至活活被马、被人踩死，临终前的尖叫声划破苍穹，听了让人心酸。
仍是那片草原，仍是这轮太阳，可是游牧民族再也无法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故乡生存下去；走过了一片草甸，一座山冈，还是不断地回头。在遥远的异地，他们寻求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他们抛下什么？
纥干山头冻杀雀，
何不飞去生处乐。
——（《资治通鉴》引鄙语）
当北方处于一片战乱的时候，江南无战事，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张翰诗），橙黄橘绿，水清鱼肥，倒是一派祥和与安定的气象。江南好。不在江南的人思江南，不是江南的人忆江南。江南不仅是风景，是天堂，是财赋，又有一条天堑似的长江，更是可以偏安的半壁江山。于是，西晋的权贵们便欲作孔雀东南飞，策划着自己的退路和经营江南的打算。始作俑者，又是琅琊王氏里的王导、王敦，还有一个王旷。
当年，王敦与王导两人和一批亲信关起门来商议今后的进退之路，王旷因为晚到，被卫士拦在门外不让进屋。王旷大怒，厉声嚷道：“方今天下大乱，你们策划于密室，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不让我进屋，那好，我现在就去告发。”王导、王敦听到外边有人大声嚷嚷，赶忙询问是谁，听说是王旷，赶紧吩咐手下请他进屋。于是众人遂建江左之策。有人说，在东晋建立的全过程中，王旷“功当不在王导之下”。然而，王旷在晋书上无传，只在王羲之传中带过一笔“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倡其议。”这就难免要引起后人的种种猜测，有人说他在永兴三年（305）的陈敏之乱中，弃官出逃。有的说是他在“永嘉之乱”的上党之役中战死，也有人说他没有战死，兵败被俘，投降了刘聪，从此杳无音讯。
王羲之在他的《誓墓文》中曾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不天，即丧父；闵凶，即凶丧。我是相信王旷不幸而死于战场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王羲之不仅没有得到父亲的“庭训”，而且是依靠母亲和兄长抚育成人的。
太兴元年（318），司马睿在南北地主的拥戴下称帝，这就是东晋元帝（317—322）。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出谋划策最多，而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应该是王导。当年司马睿用王导计，争取了人心，收揽了人才，才得以奠定开国的基础。司马睿是司马家族的远支，可是鸡毛飞上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做皇帝。他称王导为“仲父”，任命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凡是能够给的官爵和权力都往琅琊王氏一个箩筐里装。这还不够，称帝登基时，司马睿还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皇帝能与人平起平坐？这还了得！亘古未见，也闻所未闻。史书上说王导“固辞”，这才作罢。又可说明王导是清醒而且明智的，一个政治上的“老鬼”，即使得意也不会忘形。王导、王敦是叔伯兄弟，由于他们在东晋王朝中的特殊地位，琅琊王氏的一门近百人俱为显宦，加上与皇室与郗、庾、谢、刘等东晋士族的姻亲关系，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格局。从此，“历史向侧面进出”，南北方处于长期分裂的局面。
天下乃一人之天下。司马睿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心理和思想上是极其复杂的。说不定，事后就后悔了。事实也是这样，一俟坐上神秘色彩的龙椅，心态、感觉、想法都完全不一样了。一言九鼎，开口即为圣旨。以后他又重用刁协、刘隗，疏远王导、王敦，也是有了戒心分兵分权的意思。有时甚至连朝廷的人事安排，军事力量的部署都不让王氏兄弟参与。宰相肚里好撑船。王导性格内敛，深藏不露，“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王敦却是眼睛里揉不下一粒沙子的人，一想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大问题。”——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这一内心独白一直在他心头盘绕。越想，越是气恼，按捺不住，铤而走险，举起清君侧的旗号，讨伐刁协、刘隗，起兵武昌，顺江而下，从东、西两路夹攻建康。朝野为之惊动，天地为之失色。猝不及防的王导更是忧心忡忡，吓出一身冷汗来，生怕头上悬着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要了王氏全家的命。全家老少、男女慌成一团，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要知道，叛乱是什么罪？大罪、不可饶恕之罪，连坐、籍没、夷族、“一锅端”。每日清晨，他率王氏在朝中为官的堂弟及宗族子侄二十余人齐崭崭地入朝请罪，做出王敦与王氏其他人不搭界的样子。搭界的无非是血缘关系，不搭界的是王敦“逆节”，其他人没有参与其事，是无故而受牵连的。如果需要表明他们忠于王朝的心迹，可以“登报”、“广播”、“上电视”，发表声明，划清界限，全家共讨之，全国共伐之。为预防不测，王导还把百口之家生死的大事托付给尚书左仆射周。王导与周关系密切，现在，王导似有灭族之祸，他当然不能袖手一旁。后来，周不辱王导托付之命，自己却冤枉地死于王敦之手，让王导心里懊悔了一辈子。王羲之的叔父王彬则拍案而起，指斥王敦“杀害忠良，图谋不轨”。没隔多久，元帝忧愤而亡。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接连发生的这些重大变故，刀光剑影，祸福莫测，一如惊涛骇浪拍岸，卷起千堆雪。给涉世未深的王羲之造成了极大的内心震荡，从此对权力之争的残酷和血腥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王敦二次作乱，被晋明帝亲率六军平息以后，王导反得重用，升为太保。明帝还当众宣布王导可以剑履上殿，享受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这好像是信任与重用，而实质是将人往悬崖绝壁上推的做法，王导又一次推辞了。这老奸巨滑的家伙。
在王敦二次叛乱事件中，琅琊王氏一门曾经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最后又化险为夷。想来，居然由于王导政治上的老练，措施的得体。作进一步的分析，在王导顾全大局的前提下，何尝不明白地折射着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门阀观念。“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公·文苑·王沈传》），保全了王氏一脉，维持其地位于不坠，也就保住了累世的荣华富贵呵。然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得“主弱臣强”，东晋元帝、明帝都不敢对琅琊王氏一门追究“连坐”，以稳定朝政。所以王敦之乱以后，王导反得重用，正是政治平衡术的一个需要。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能文能诗能谈能琴。字也写得好，“如抱琴半醉，咏物缓行；又若独鹤归林，群鸟乍散”。唐朝的张怀瓘在他的《书议》中还提到，他曾经收藏着嵇康的草书《绝交书》一纸，非常值得珍贵。当年有人愿意拿二纸王字作交换，他也没有同意。司马氏上台以后，嵇康拒绝了朋友山涛的引荐，不愿再出来做官，而以打铁自给，却搞得名气越来越大。钟会这个司马氏集团的“鹰犬”，特地带了一大帮人去看望，史书上说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可是他没有料到，对他这种排场，嵇康却十分地反感，连睬都不睬他。临走，嵇康才开言：“听到什么而来？见到什么而去？”钟会回答：“听到所听到的而来，见到所见到的而去。”于是两人交恶，种下祸根。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看杀头看怕了的嵇康，其实是很注意收敛的，王戎说他和嵇康相交二十年，却不见他有喜怒之色。可是最后还是因为钟会的构陷，以“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被司马昭搬走了脑袋。即使有三千太学生为其请愿申诉，也没有用。死时仅四十岁。从此，人琴俱亡，我们再也听不到神秘的《广陵散》了。鲁迅说他的“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因为不孝，故不能不杀。”又说：“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鲁迅《魏晋风度及之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王祥却是有名的孝子，又是西晋统治者推重的二十四孝之一⑧，他曾在东汉末年，扶老携幼，举家避乱，隐居二十余年，直到后母谢世后才出来做官。王戎则有“死孝”之名⑨，王羲之的从兄王悦（王导之子）史称能尽“色养”之孝，这样的家风族风自然也影响了王羲之的孝悌之心。
从上述史料里，我寻找出王羲之父系和旁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可以进一步地得出一些结论。王羲之出身于这样一个望门大族，王氏祖先积极用世和消极避世的两种血液同时流淌于他的血脉之中，而他生来就得学会去应付翻云覆雨的政治气候。琅琊王氏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培植了王羲之的优越感和自视清高的意气。俗话说：一方山水一方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走得多远，事实上都永不可能摆脱他的血缘、故土和时代的影响。他的思想、眼光、识见、才学，乃至他的为人处世之道，都一定会与此联系在一起。
关于书法，王羲之是值得向人夸耀的。琅琊王氏可谓一门墨香，不仅渊源有自，而且个个不同凡响。王戎“所造渊深，一出便在人上”；王导行、草兼妙，“见贵当世”；王敦“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其笔势雄健，如对武帝击鼓，振袖扬袍，旁若无人”；伯父王廙“右军之前，惟廙为最”，在晋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羲之之父王旷以“善隶书”而远近闻名。还有他的从兄弟王恬、王洽，一个“善隶书”，一个“众书通善，尤能隶、行”。王羲之的岳父郗鉴能文能武，王夫之说他是“可胜大臣之任者”，既是抗胡名将，东晋的军事重镇，又写得一手好字，“草书卓绝，古而且劲。”王羲之的夫人郗璇则有“女中笔仙”之称。不用唠叨和噜苏，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耳染目睹，近墨者黑，也都精擅书法，王献之还有“小王”之称，以区别于其父“大王”……书法之与古人绝不是雕虫小技，壮夫可以不为，而是一种文化，是人生必备的一种修养，一种才艺，精神里的一个寄托，一种境界。
一个文化人，可以有百为。谈玄、为僧、入道、教书、作诗、卖文、绘画、做官、当隐士，但字不能不好，字是人的衣冠、卖相、“头碗菜”、第一印象。这还不够，还不能局限于书艺，还要把眼光放得更宽些、更远些：“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态，自然佚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
这里的“造化”指大自然，“古今”指历史，“深郁”和“豪放”是中国诗学的两种主要倾向。深郁近于司空图《诗品》里的沉著。“海风碧云、夜渚月明”——空阔澄沏——直思到这样境地。杜甫可以为之代表，是内向的、是执著的、是沉思的，近于儒家精神。豪放则“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豪迈而可以吞吐大荒。李白可以为之代表，是外向的、是任性的、是自然的，近于道家思想。“象物一句是对万有形态的观察，疾涩一句说对书艺造型原则的掌握”（熊秉明语）。至于“以阴阳备四时之气”，便是对生命的关注，关心生，也关心死；关心宇宙万物，也关心荣枯盛衰。试问：天底下有这样学习书法而成为书法家的吗？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回到书法自身，它既不能“开圣道”，也无法“正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末事”、“小道”。然而“书虽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焉”（康有为语）。因为“书法家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实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熊秉明语）。能得中国文化的陶冶，融汇于心，知古通今，恢扩才情，酝酿学问，然后发为笔墨，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风格，成为文化的一道风景，真是多么不容易呵！
王羲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高士。他是诗人、是散文家、是道教徒、是士大夫、是清谈家、是归隐者，是最伟大的书法家。然而，他之爱好书法和在书法史上的伟大成就，虽有遗传基因、家庭影响，但主要取决于魏晋时代自觉的风气和他后天的刻苦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