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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钱钟书的《管锥编》因为一个不正经的理由而“被”火热起来，一如之前陈寅恪的火热。虽然现在有很多人是陈寅恪忠实的粉丝，但他们除了整天絮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有几个人读过陈寅恪的原著呢？老实说，陈寅恪并不容易读懂——陈寅恪写文章，喜用文言，还不是如韩柳那般通畅的文言，而是自出机杼的生硬的文言。陈寅恪的讲座很生动，为了说明唐代的婚俗制度，开题时可以讲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但陈寅恪的文章不易读，可见语、文虽然相关，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钱钟书的《管锥编》也不易读懂。金庸于文史颇为自负，连钱钟书的老子钱基博都不放在眼里，说老钱功底深厚，但没有多少自己的见解；但他对小钱的《管锥编》却不敢不屑，承认“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管锥编》之难读，就连很多资深学者都不敢说全都读懂，现在却有人说他在高中阶段就彻夜阅读《管锥编》，自然有人不信了。或许他把《管锥编》当成钱钟书的有一部小说，或者小说集吧。不过这件事，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就好比，你去问一个英国人：“你读过莎士比亚吗？”他多半会说读过，哪怕他只记得一句“To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question.”又好比，你去问一个主攻西方文学的大学生：“你读过《尤利西斯》吗？”他多半会说当然，哪怕他刚才还大骂乔伊斯无赖。所以，读不读得懂是一回事，有没有兴趣读是另一回事，最后读不读又是一回事。我读钱钟书，始于高中时代，但那时仅限于《围城》、《人·兽·鬼》、《七缀集》、《写在人生的边上》等小说、散文类著作。至于《石语》、《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则都在升入大学之后。窃以为，读书不能以是否读懂作为标准。读书又不是数学，1+1=2，要么懂，要么不懂。比如《石语》一书，是钱钟书与陈衍（号石遗）对谈话录，虽然从头到尾，一概不懂，但我还是通读了一遍，并且自我感觉良好。说实话，要真正读懂《石语》必须与陈衍、钱钟书两位先生等量齐观的学问，另加相似的交谊方可——若非如此，纵然你千般解读，万般求索，都只能是隔靴搔痒。但是，读不懂并不妨碍我的阅读。阅读是与书中之人穿越时空的谈心，而不是如户籍警那般查问家底。购买《管锥编》的冲动源自苏州古旧书店的一次打折活动，或许是在某个国庆前后，或许是七折优惠。反正我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下了全套五本的中华书局版《管锥编》。拿回去就翻阅起来。老实说，《管锥编》不易读，但我还是翻阅了许多章节，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篇《论易之三名》。去年，有人谈及钱穆。说钱穆在49年离开大陆，这才有了如此辉煌的学术成果，云云。我就反驳说，同样是无锡钱家，钱钟书的水平与贡献丝毫不逊于钱穆【#兹按#钱钟书与钱穆同出一钱，都是五代十国时著名的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四世孙，同宗而不同支】。并且一时贪玩，搜到了钱钟书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的典故。话说，当年钱穆一念之差，请钱基博作序，书序虽然署名钱基博，但真正操刀之人却是钱钟书。此时，钱钟书尚年轻，锋芒毕露，毫不留情；但是剑锋所向，确实直指痛处，钱穆也无话可说。钱基博名高位尊，又是钱穆自己请他写的，所以钱穆只得默认忍受——初版之时，全文刊载；再版之时，悄悄抽去。当然，钱钟书在给钱穆写信时还是很恭敬的，尊称钱穆为“宾四宗老大师道座”，自称“宗末钟书上”。但这是场面工夫。场面上，大家客客气气；论学问，该说啥就说啥。之所以在这里长篇累牍的比较钱钟书和钱穆，到不是为了说长道短，而是为了反驳一个论调。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观点，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十年间，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颇为不堪，真正传承了中国文化的是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地区。当然，他们可以举牟钟三、余英时、钱穆、南怀瑾等人的例子。之前，我也有这样的错觉，以佛教为例：台湾有星云大师、圣严法师、证严法师等，美国有宣化上人等，但在大陆却似乎找不到出名的和尚。然而，这些年来，大陆的佛教渐呈兴盛之势，老、中、青三代都不乏高僧。港台与海外的和尚也纷纷赶回大陆，到各大祖庭礼祖。鼎鼎大名的星云大师，现在一大半的时间都待在大陆。因为，中国佛教的跟在大陆。后来，我忽然“顿悟”了。港台是显山露水的地方，一个人有真本事，很容易就被发掘出来了；大陆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平时都隐藏得好好的，时机一旦成熟，就一个个出世了。这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升温，我越来越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力量。古琴热了，突然发现诸多的古琴流派都有完整的传承……古诗词热了，又突然发现，古诗词的传承不曾中断……中医热了，又突然发现，中医的传承不曾中断……三教九流，各门各派，都有其传承人，有些人还很年轻，但个个“根正苗红”！很多人借港台一时的兴盛来否认大陆的发展是不公平的，大陆在这六十多年里，同样也有非常辉煌的成绩。即使是被视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也有不菲的成果。“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些骄人的成绩都产生于文革时期。在文化领域，也并非只有阶级斗争的文章，同样有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比如章士钊洋洋百万言的《柳文指要》由文汇出版社在1971年9月出版第一版,到1972年1月又第二次印刷；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在1973年出版；邓广铭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也由人民出版社在1975年出版……钱钟书的《管锥编》，虽然是在文革以后出版的，但其创作年代正是文革期间。根据艾朗诺的《钱种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一文记载，《管锥编》的创作始于1971年。而其出版则在1979年。应该说，《管锥编》的创作正在文革期间。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为了美化文革，而是要说，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也产生了《管锥编》这般伟大的著作，其中体现的是中华文脉的力量。当然，这一伟大著作的创造者正是钱钟书先生。当然，这也证明了另一个说法，即：真正的学者，并不需要被捧着才能做学问，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出大学问。钱钟书为《管锥编》写的序言非常短，原文如下：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和《石语》中的另一个主角陈衍一样，钱钟书虽然在说话时不免尖刻，但在撰文时却颇为内敛——用略微摩登一点的词说就是“低调”。管窥、锥指、褚小有怀、绠短试汲、敝帚之享、野芹之献、豕苓桔梗、木屑竹头这些都是谦辞，《管锥编》也如这篇序言一般，毫不张扬：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三家村学究寻章摘句的无聊札记，但骨子里却是非同凡响、无与伦比的大著作。钱钟书管窥锥指中华文明，从而创作了《管锥编》；我们面对《管锥编》，想要通读、精读，真是难上加难，所以也不妨依样画葫芦，管窥锥指一番。这里就说一说《论易之三名》。钱钟书在本文中首标《易纬·乾凿度》中“易一名而含三义”的说法，随后罗列《毛诗正义·诗谱序》、《论语义疏》、《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法华玄义》等书中有关一字多义的解释，然后总括曰：胥征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紧接着，他顺手一击，引出黑格尔“自赞毁他”之辞：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当然，钱钟书的目的不是做黑格尔的传声筒，而是树立目标而击溃之，紧接着他“顺手一击”，将黑格尔的谬论轻松化解：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接下来，钱钟书广征博引，泛滥百家，纵横东西学术。洋洋洒洒间，流淌着的是中华文明无言的自信。面对东西方文化，钱钟书并不是如乾隆“闭门造车”那样的自傲，也不是如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种外强中干的自负，也不是如辜鸿铭“不惜为中国文化护短”那般紧张，也不是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那般慷慨激昂，也不是如鲁迅“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那般哀叹……他充满自信，但不自傲；热情洋溢，却冷静严肃；侃侃而谈，又婉婉道来。豆瓣网上有关《管锥编》的简介颇为精要，不知原文出自谁手，文曰：《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生前的一部笔记体的巨著。同他的《谈艺录》、《七缀集》不一样，《管锥编》不能被归入任何的学术体例当中。该书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而涉及音韵、训诂、经义、比较文化等多门学科。当然，这样说并无不可，但这样一来，我们面对《管锥篇》就只能仰视了，倒是叶兆言先生《纪念钱钟书》中的定义，虽然还是仰视，但同时显得亲切，所以忍不住拿出来与诸君分享，并以此作结：在很多人看來，《管锥编》只是学术著作，与小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写作热情和理想寄托，并没有甚么太大不同。说白了，写于文革中的《管锥编》是部穿著学术外衣的《红楼梦》，是一本真正意义的大书，它博大精深，內容无所不包，太值得我们用异样的眼光去仰视。壬辰正月，慈心于易莲精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