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博主按：《论语与算盘》，（日）涩泽荣一著，余贝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电子版可以在新浪共享资料上下载。本书可以有力回击中国某些基督徒散布的“儒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谎言。本博转载书评三篇，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论语”与“算盘”
雷颐
有“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先生，以自己数十年亲身经历和直接体验，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解析过“论语”与“算盘”的关系。
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辞职“下海”，投身实业，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他对《论语》和《大学》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现在，谁也不会否认“义”与“利”应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也只有“义利合一”，两不偏废，人类社会才能幸福，才有希望。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极不健全时，社会就为个人的非法牟取暴利留下了巨大空间，但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自律就更显得重要。今天的市场经济本身即以契约、诚信为基础，如果没有道德的依托，市场经济的架构最终将无法建立起来。所以，即使在今天，《论语》与算盘也应该合而不能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转载于《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
明其道也计其功
胡柱
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对日本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
《论语与算盘》一书，是汇集涩泽荣一的一些讲演而成。单就这书名来看，就显得有些特别。《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儒家最高经典之一，而算盘则是算账的工具，把二者相提并论，或许正如涩泽荣一所说的那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是，他强调，“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在书中，涩泽荣一大力反对所谓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不相容的旧观念，他将《论语》和算盘统一起来，以《论语》为从商“宝典”，“一手抓《论语》，一手抓算盘”，主张“经济道德合一”。在他看来，不合乎伦理道德的发财致富都是暂时的，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商人和实业家。他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培养。因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观念。
涩泽荣一也极力反对空谈伦理道德，轻视经济和物质利益的倾向。他认为，《论语》是一贯重视财富和利益的，孔子绝不反对生财致富，他反对的只是“不义”“不仁”的富。而后儒却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提倡所谓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日本也受此影响，轻视追求物质利益的商人。为了改变这种倾向，涩泽荣一毅然从政界抽身，投入急需大力发展的日本工商业界。
在《论语与算盘》中，他还强调了学问在工商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批评了从商不需要学问的错误观念，鼓励人们修学向上。他所说的学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种专业知识，二是道德修养。他认为，这两方面不可偏废，必须协调并进。
此外，书中还涉及了人生的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生的指南。因此，这部书不仅对健全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改变现在的道德秩序混乱大有裨益，而且对后人设计自己的人生，创造有价值的人生，都会有积极的启示。
转载于《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3月13日第A06版《书评·财经·管理》
涩泽荣一：“富而仁”“利而义”
沈素珍
一般认为“富与仁”“利与义”二者是对立的。中国有“为富不仁”之说，希腊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而涩泽荣一却创新地提出了“论语”与算盘相结合的新理念，从而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涩泽荣一（1840～1931），是日本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他生活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2）前后。1867年，他先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游历了欧洲近二年，这为他日后从事经济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在明治新政府大藏省任要职，直接参与了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活动。涩泽荣一为了改造社会并回馈社会，又积极从事教育、文化、福利、国际关系等多项社会事业。所以，他又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当时，日本社会商业道德极为低下，存在着“为富不仁”与“无商不奸”的观念，在工商业的活动中，存在着不讲信用、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现象。对如此不健康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涩泽荣一引以为忧，甚感痛心。为了改造这种局面，他下决心退出了前途似锦的政坛，辞去了大藏大丞的要职，全身心投入实业界。自1873年起，他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先后创办了500多项企业。他为发展日本近代工商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他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和“日本近代化之父”。
涩泽荣一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最主要的则是：一方面他认真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更主要的方面，则是他对中国儒家伦理情有独钟。他在《论语》里寻找到了无穷的智慧与力量。他说道：“我们有必要研究日新月异的欧美新的东西，但决不能忘了东方古来传承下来的东西中，也有不能摒弃的东西。”他又说：“说到汉土的文化、学术、书籍很多，但记载孔子的《论语》则是中心。”可见，他的经济理念非常全面，东西文化兼容并蓄，同时又突出重点，以孔子的儒家伦理《论语》为主。
涩泽荣一回忆说道：“明治六年(1873)，我辞去了官职开始从事多年来所希望的实业，从此，就同《论语》有了特别的关系。”但在开始时，他思想中又有所困惑：“把《论语》同算盘相提并论，似乎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论语》所讲的是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一种缺点最少的处事箴言。但能不能用在经济上呢？”他经过深入研究后，对这个难题予以肯定的回答。他说道：“我觉得，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
为什么《论语》能生财致富呢？他认为：“要说到致富的根源是什么？那就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续下去。”而《论语》一书则含有极其丰富而深刻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学说。他又认为：“即使按照今天的道德观来看……《论语》一书，也应该说是重要的。这一点，只要读过的人就会知道。”于是，他明确得出结论：“因此，我又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要紧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
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新理念。他认为，无论是“士魂”，还是“商才”的培养，都必须通过《论语》。他明确说道：“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他又明确说道：“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培养。”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说商才不能离开道德，当然就要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
所以，他极其诚恳地，甚至极其虔诚地说道：“我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事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于是，他就进一步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努力使《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密切起来。”涩泽荣一所提出的这项任务，显然是前所未有的开拓性的任务。为了能完成这项崭新的对接任务，他论证道：他本人“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他还很风趣地说道：“《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因此，他把《论语》作为从事工商业活动以及发财致富的“经典”。所以，他的使命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诚然，他真正做到了“富而仁”“利而义”。
总之，涩泽荣一从理念到行为都把别人将《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放在“天边之外”变为“近在咫尺”，这显然是他创造性的一生中最大的一个亮点。
当下，我国经济日新月异，市场化席卷而来，商业道德和社会道德却每况愈下，我们应向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学在内，寻找资源。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涩泽荣一的名著《论语与算盘》一书，体会其“富而仁”“利而义”的思想，重温孔子及其《论语》，进行新的诠释和演绎，为我国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作出应有的新贡献。
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1月15日第3版《学术》
博主补记：
涩泽荣一（1840—1931）日本近代产业先驱，工商业的精神领袖，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日本一本著名的财经杂志对100位最成功的企业家进行调查，其中一项是“谁是你最崇敬和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涩泽荣一名列第二。作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商，涩泽荣一一生崇拜孔子，并积极地致力于将《论语》思想运用到经商实践中。他反对所谓经济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