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八集：古城
旁白：北京，世界的奇观，金代、元代这里便是巍巍皇都，明朝、清朝它演化为无以伦比的都市杰作，这座世界上现存的最伟大的中古时代城市，承载着如许沉重的情感和记忆。
新政权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一场规划首都建设大业的重任，摆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面前。都委会副主任梁思成和新上任的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决意吸取西方社会半个多世纪来大城市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一个千年古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做一份长期的规划。他们递交了一份提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这份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把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的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位置定在古城之外。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梁先生他主张的是把行政中心放在西郊，他认为行政中心放在西郊是牵涉一个全局的问题，实际上是北京用什么理念来规划。”
旁白：清华大学建筑第三届毕业生刘小石，1956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并在八十年代担任北京市规划局局长。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行政中心）放在西郊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把旧城给保护起来。”
旁白：在完整保护北京古城的同时，将城市按功能划分区域，在相应区域附近建设居民住宅和服务设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通运输量，有机疏散城市中心人口。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他认为城市就像一个有机体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健全了，这个城市就健全了。他的概念、他的理论就是说，城市规划的最高目的是使人民安居乐业。”
旁白：梁陈方案完成的时间是1950年2月，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来说，城市的规划是个太新的话题，新中国尚在襁褓之中，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一个新的政府刚刚进入这座帝王之城，对一座城市的规划，政治家的考虑和学者不同。建国前夕，西柏坡会议已明确，为巩固人民政权，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居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建国初期制定的发展思路和刚刚到来的苏联专家团的意见高度一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那么后来就是苏联专家来了，就有些事情比较复杂。”
旁白：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上两大阵营剑拔弩张，为了新政权的利益，中国作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当时学习苏联这个口号提了，而我们大家对美国是反感的，再加上抗美援朝，那更反感了。那直接跟我们打了，而且威胁我们了，那我们都是全心全意地学习苏联，而且苏联专家的讲话，以前都没听见过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无产阶级首都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我们想不出无产阶级首都，中国的首都就是首都，它都有这样的话，当时我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听了这个就觉得，差不多要热血沸腾了。”
旁白：1949年底，苏联专家团提出了北京市规划设想，建议参照莫斯科经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并把北京建设为以强大工人阶级为主要人口的大工业城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当时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因为决策层，我们讲决策层对这类的问题太没有接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后来的形势也太快，急转直下，直接到了抗美援朝等等，没有多少再研究讨论的余地。”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当时没有决策，决策就像打仗，打仗不需要征求意见，我要往这儿打，也没有那个机会。因为过去打了好几十年了，打仗哪还用决策民主啊，最关键的还是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要抗美援朝，所以不太符合当时的观念。”
旁白：建国之初，一场关于城市规划的学术争议似乎发生了，实际上却毫无悬念地很快结束。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所以后来做北京城市规划的依据是什么，两条，苏联专家的意见，领导的意见。”
旁白：人们在纵情欢庆久违了的和平岁月，要将一座旧的古代帝王都市，变成由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首都。
《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梁思成）：“我只讲北京解放初期的两个数目字，在北京解放后的一年中，从城里清除里清除了明、清两朝存下来的三十四万九千吨垃圾，清除了六十一万吨大粪，这是两件小事，却是两个伟大的奇迹，是令我们可以自豪的两件伟大的小事。”
旁白：但是渐渐地，在“把首都建设成生产城市”的总纲领指导下，妨碍这一目标的一切事物，都面临去留存废的抉择。象征着封建帝王统治的城墙、城楼，影响马路取直拓宽的塔、寺、牌楼、北海团城，甚至包括那个被认为“空空荡荡在北京当中放着”以至行人和车辆都要绕道而行的故宫。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然后这个要拆，那个一会儿也要拆，整天就是像打遭遇战，你可以闭着眼睛想一想，首都这么多的单位，就在空房子容纳下来，好比，梁先生说，有时候路不要太直，车子走得可以减少速度，（市委领导）说哪有路不直的好嘛，四川人，简直不可理解，在这里头有时候就争论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三届学生关肇邺：“那么梁先生当时说了一句话，现代城市要限制车的速度，不能让它开得太快，这是危险的，现代的城市也要限制车的速度。于是那时候群众来信就说，梁思成要限制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上纲成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社会、整个包括知识界，能够理解要保护古代文化这种人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在解放初期乃至解放以前，他们就有这种观念，这是很不容易的。他这个观念不但是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很超前的。”
《整风一个月的体会》（梁思成）：“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所以（梁思成）讲每拆一个东西像挖我的肉，你们现在看不到了，因为北京现在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拆了，现在拆就只好拆四合院了。”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 1944年：“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旁白：梁思成心目中的东方古国建筑艺术特性又是什么样的呢？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 1944年：“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较用洋灰建造的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中心建置相较起来，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应用。”
旁白：这是当时横亘在西单的金代双塔庆寿寺，梁思成为它构想了现实中的街景图。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梁思成1950年：“苏联斯莫冷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北京的城墙无疑的也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的称号而无愧。”
旁白：绵延几十公里的北京城墙，梁思成为它构想了立体环城公园图。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梁思成1950年：“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旁白：其实，对城墙的毁弃，历来有之，伦敦、巴黎、罗马，都在革命胜利后早早地拆除了自己的城墙，梁思成想留住这世界上已经幸存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杰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学生朱自煊：“一些老干部包括老人家，看到城墙都想到封建的土圩子，解放军为了解放这个城市死了多少人，今天你还要保护它，这样一个感情，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但那时候就是这样的认识。”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所以当时拆城墙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多大意见，为什么，老百姓并不认为这个城墙是个艺术品，就像我们现在，中国的游客到埃及去旅游，一看见金字塔都很失望，后来去看神庙都佩服得很，看到金字塔失望，为什么，觉得金字塔是很粗糙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这个观念，现在中国人也还是这个观念。”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学生朱自煊：“但是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儿，所以梁先生也感觉到困惑的，共产党又这么爱护文物，你看打仗的时候还专门让你调查，文物要保护，所以共产党这些领导也觉得我们不是不爱护，我打仗还是要专门保护，但是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了，故宫当然不能打，但是有些东西妨碍现代化的就应当拆，梁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整体，不能拆，一拆就完了，整体就没有了，光孤零零地保护故宫有什么用。”
旁白：2000年之初，北京旧城改造中，在东便门角楼一带，发现了一段残留城墙，区政府视若珍宝地开始了城墙遗址修缮，辟为明城墙遗址公园，以重现北京古城墙巍巍雄姿。2004年，北京重新修建永定门，此时距离被拆除仅五十年时间。在1951年4月的《新观察》上，梁思成撰文《北京——无与伦比的都市杰作》。1952年1月开始，林徽因在《新观察》开设“我们的首都”专栏，向新中国详细介绍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价值。
在完整保护北京古城的方案受挫后，梁思成“退而求其次”，思考建筑物的民族形式问题，在当时，这既符合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符合斯大林对苏联建筑的“民族性”要求。几十年醉心于古建筑研究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新中国到来后，开始在政治上互相督促，努力学习，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梁思成访苏期间，林徽因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学习方面可以报告的，除了报上主要政治文章和理论文章外，我连着看了四本书都是苏联小说式传记，都是英雄的真人真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学生朱自煊：“因为梁先生过去的那套，都是西方的理念，那么解放之后，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梁先生觉得自己所长的、所喜欢的东西，又符合了马列主义理论，实际上找到一个思想武器。”
旁白：1954年，在中央科学讨论上，梁思成尽情地阐述了“建筑是有民族性的”，“中国的建筑有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做法与风格”，将他几十年研究中国建筑的收获和众人分享。梁思成提出了两张想像中的建筑图，“作为在我们开始学习运用中国古典遗产与民族传统的阶段中所可能采用的一种方式的建议”。然而不久，建筑思潮突变，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开始了对斯大林时期建筑领域所倡导的所谓“复古主义”的批判，中国建筑界闻风而变，1955年，《建筑学报》在第1期上集中发表了多篇针对大屋顶建筑的批判文章。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说，建筑中浪费的一个来源，是我们某些建筑师中间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建筑思想，他们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在建筑中大量采用成本昂贵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这些建筑不但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而且大都有碍实用。一场批判“大屋顶”的运动开始了，当时被点名批判的大屋顶建筑包括西郊招待所，也就是今天的友谊宾馆，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还有正在建设中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当年批判复古主义开始的时候，这处办公大楼的两栋配楼已经完工，主楼的大屋顶正准备安装，迫于形势，只好“脱帽”完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没有大屋顶的中国科学院大楼。而当时建筑界“民族形式”的倡导者，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一辈子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梁思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纲上得很高的，反动的，（梁思成）除了政治上要求进步，思想是反动的，另外组织写批判文章，我也写了。”
旁白：在这场大批判开始前夕，梁、林双双病倒，住进医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他们两个人住在连着的房间，门可以通的。有一次我看梁先生，他说你到隔壁看看，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到隔壁一看，林徽因林先生，林徽因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是难夫难妇啊，就是难兄难弟，难夫难妇。”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三届学生关肇邺：“我记得林先生有一次跟我说，她说梁先生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学问里头，可是现在要否定他的学问，要否定他研究的学问，他还剩什么了呢，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我看她的时候，多少还是很凄惨的，因为如果是没有建筑思想批判，她的精神还能维持，她的一切动力是她的信念、她的学术、她的精神，她也可能知道一些事情，知道一些学术思想批判，她感觉到无能为力了。”
旁白：更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正在部署，几十人的写作班子在颐和园集中，目标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批判梁思成所认为的共产党不懂建筑。就在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这天，距离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只有几天时间。1955年1月，刚刚生完孩子的女儿到医院看望妈妈。
梁思成林徽因之女 梁再冰：“一看我妈妈那脸色，我就知道不对了，知道她要走了。当时我就想，在这个以前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因为我妈是一个活蹦活跳的的人，她虽然病得很重了，但她自己不把自己当病人，别人也不把她当病人，觉得她总是那个样子，好像是病得很厉害的，但是说有什么、要干什么又爬起来了。”
林徽因致费正清夫妇的信1947年：“有时我坐在那儿，假装在慵懒地休息、聊天，实际上我是在偷偷地倒气，别人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每当有伴儿的时候我非常尽兴，但事后总是会非常疲惫，痛苦不堪。但是，如果我让别人知道事后会是这个情形，恐怕再也不会有谁愿意走近我的身边，走进我的生命。”
梁思成林徽因之女 梁再冰：“当时我就想把我的孩子抱去给她看一看，她的外孙。可是医院，她是肺病，医院说，婴儿无论如何是不许进医院的，说什么医院也不同意。”
字幕：
山中有一个夏夜深得
像没有底一样
我睡在我们的夏日行宫
一个小小的石头磨房中
我的耳边依然回响着山涧涌动的泉水，
还有清风拂过，
在浓密的杨树梢头流淌着的回音……
……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
旁白：林徽因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55年4月1日凌晨，林徽因离开了她的亲人，离开了这座美丽的古城。
《死是安慰》林徽因：
个个连环永打不开
生是个结又是个结
死的实在
一朵云彩
长条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串脚步
泥般沉重
死是尽头
不再辛苦
一曲溪涧日夜流水
生是奔逝永在离别
死只一回
它是安慰
旁白：梁思成为妻子设计了墓碑，碑饰取自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浮雕图案。
字幕：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金岳霖 邓以蜇 送
旁白：林徽因去世以后，病床上的梁思成继续接受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几十篇批判文章已经组织完成，但大规模的公开批判活动突然停止。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后来为什么没有公开批判，据后来彭真说，彭真晚上找到梁先生，当时一个胡适，一个胡风，再加上梁漱溟，还有梁思成，“二胡二梁”这种传起来就好像都变成反动派了，所以梁先生跟他们不一样，就刹住车了。”
旁白：梁思成的“复古主义”被定性为专业领域的问题而非路线错误，1956年初，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梁思成宣读了自己抱病写出的大屋顶检讨：“我长期地在建筑问题上同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争辩着，僵持着，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产亿人民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以“专家”、“权威”的姿态，不惟自以为是，而且自高自大，这一切都肇源于我的阶级出身，和由它而来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感谢党的英明正确领导，及时地揭露了建筑中的偏向，指出了我的“理论”错误，及时地遏制了这股歪风，否则它将继续造成更大的浪费，把工人农民辛勤劳动所积累起来的资金，去填进形式主义的无底洞。”
旁白：也是在这次会议后，梁思成着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梁思成 1951年：“一年多以前，当我祝贺我的女儿光荣地入党的时候，她说，她还不满意。她不仅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且要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女儿。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允许我满足我这个可爱的女儿同志的愿望的”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因为他爱国，因为他有对比，以前的政权是什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他很清楚，所以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党，很拥护中国共产党。他眼看着党把一个很贫穷落后都被人家快瓜分的，变成一个使中国人都站立起来的（国家），所以他很佩服的，所以当时也有人批评梁先生说，说梁先生政治上不怎么样，但当时北京市委就这样说，他是爱国主义的。
梁思成林徽因之女 梁再冰：“他非常爱北京城，但是他更爱中国，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他更爱这个国家，中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觉得这是非常根本的，当然他也有矛盾，他不能理解，他这么爱这个党，党为什么要批判他，这也是他的赤子之心，我父亲这个人没有城府，他的心里有的时候就小孩子一样，他没有什么世故，没有什么城府。”
旁白：林徽因去世后，组织上安排梁思成在颐和园的谐趣园养病，这年，在女儿过生日的当天，父亲给她写了一封信。
梁思成给女儿的信1955年：“宝宝，今天我又这样叫你，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是今年，我没有忘记今天，二十六年的前的今天二时一分，我初次认识了你，初次听见你的声音，虽然很久了，记忆还不太模糊。由医院回家后，在旧照片里我还发现了一张你还是大约二十几天的时候，妈咪抱着你照的照片，背面还有她写的一首诗，‘滴溜溜圆的脸’。我记得去年今天，你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妈咪接的，当时她忘记了（你的生日）。后来她想起，心里懊悔，难过了半天。”
旁白：五十年代末开始，梁思成的社会活动开始增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学生朱自煊：“（梁思成）政治上是好的，梁先生社会地位不断在升，但是他的学术，他的主张不断地受到批判，受到挫折。所以梁先生后来有点灰心，灰心丧气了，反正以后我就热衷于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就是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了。”
梁思成、林徽因之女梁再冰：“就是1958年、1959年之后，当时他老是出国、参观访问，我就想他怎么觉得有点浮起来了，怎么不那么忠实了，好像不那么实在了，不够埋头苦干了，那个时候我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后来想想你也很难怪他，因为既然是复古主义，他怎么研究古建筑呢。”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说实在的，批评对他的精神还是很有损害的，后来我们就说他到系里是蜻蜓点水，当时大字报批评他，实际上他还是受了些损害，对搞业务没有信心，所以后来他讲课也不多了，他以前讲那么多课，那是充满了热情的。”
旁白：1959年，梁思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此前不久，在遍地浓烟、四处锣声里，大跃进开始了。在谬误的谷底，一线转机出现了。1962年，中央在广州召开科学会议，着手纠正“左”的错误，知识分子感觉到了些许宽松的空气。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刘小石：“这个大会上面，周恩来实际上讲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后来大家还不太满意，最后陈毅同志就听出来了，就是不愿意（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后来陈毅就宣布脱帽。周恩来讲了，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旁白：在报刊杂志上又开始见到梁思成的专业文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所以只要空气稍微松动一点，一个学者仍然想到他的学术。”
旁白：1961年，登上桂林叠彩山的梁思成赋诗一首：“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1962年1月22日，女儿收到一封父亲从从化寄来的信。
梁思成给女儿的信1962年：“冰，到了从化已经三天了，我住的是一座旅馆式的大楼，房间面湖，一位游泳家完全可以从窗子里一下就跳到湖里游泳。对面是林木葱幽的小山，风景好极了。我记不得是否已告诉你，在容县所“发现”的一座“最古的结构主义”的明末（万历）建筑，测绘底稿带来后，照片也已印晒出来，我已经在这里“劳逸结合”地工作了三整天了。
旁白：1962年第七期《建筑学报》上又一次出现了梁思成的古建筑考察报告，在这篇《广西容县真武阁的“杠杆结构”》中，梁思成尽情地抒发他对古建筑的痴爱。
梁思成给女儿的信1962年：“多年未操旧业，虽然画起画来，眼有点花，手有点抖，但干得十分津津有味，不能自已了”
旁白：那个倏忽降临的春天，梁思成痴爱一生的《营造法式》整理工作再次开始。清华大学建筑系给梁思成派了三位年轻的助手。也是在这时，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员林洙走进了梁思成的生活，这位善良、坚强的女子，陪伴梁思成了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十年。
字幕：1973年开始，林洙全力以赴整理梁思成遗稿。参与编辑《梁思成全集》，并撰写《大匠的困惑》、《建筑师梁思成》、《中国营造学社史略》等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幸亏六一年知识分子脱帽典礼，幸亏梁先生有一个学术情趣在这里头，所以《营造法式》在过了那么多年弄完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所以林洙的功劳很大，幸亏有林洙藏起来，没有损失，包括梁先生其他著作。”
旁白：六十年代初回暖的日子转瞬即逝，清华大学全校停课，建筑系馆被查抄，建筑系的教职工开始分批到农村锻炼。清华大学建筑系不再需要梁思成，当他无比珍爱的建筑教育，被拆卸得支离破碎之时，他已是病榻上一个垂危的老人。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离别人世。
作为政治家和学者，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并没有把他理想的全部托付给后代，他对子女的寄望是文化的传承人，未来的建设者，他不曾预见他的孩子们将要走过的人生之路，怀揣着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梦想，他们付出了何其昂贵的代价。
就在梁思成去世四个月后，中美重启关闭多年的大门，他们失去联系达二十多年的亲密朋友费正清夫妇来到中国。阔别二十多年后重返中国，费正清和费慰梅兴奋地见到了当年梁家茶座上的老朋友，然而，客厅的主人已然远去。
费慰梅的回忆：“大约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我们在中国（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最亲密的朋友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两位把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人。”
……
字幕：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
什么时候又什么时候
心才真能懂得
这时间的距离
山河的年岁
……
剧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