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67节：我一年三迁的闹剧(3)
1946年1月16日，军委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会议，讨论陆、海、空军的建军计划，他主张陆军要成立20个重装备师，军令部次长刘斐表示异议。他认为：工业与教育是国防的基础，而我国此刻工业没有基础，要想成立20个重装备师，条件不许可，办不到。如勉强成立，可能把国力弄得非常衰弱。我也同意刘斐的看法。我推测何应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受美军总部的影响。
2月5日的下午，在军令部讨论整军问题，军令、军政、军训及政治部首脑都参加，我也在场。首先由张治中报告军事三人小组会议非正式讨论有关整军的情况。其后，军政部次长林蔚宣布“官邸会报，委员长已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之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时，由郭副署长参加。
9日下午3时，整军计划小组宣告成立，由林蔚主持，军委办公厅、军令部、军训部都有代表参加，办公地点设在军委办公厅。
11日林蔚要我通知整军计划小组成员及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黄杰开会，研究委员长的整军手令。所谓委员长的手令，大意是：“今年须裁兵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如有困难师可改为旅，旅辖两团，然后将这些整编过的师分布于国防要点或铁路公路线上，或边区须垦殖的处所，并分别将其改为筑路、垦殖部队等。第二步将编余的军官重新训练，以之分布于各军区，征兵入伍重组国防军。在此三年以内，不许任何部队募补，违者以私自招兵论罪。”
从林蔚根据所谓“官邸会报”成立整军计划小组和今天开会研究“委员长手令”看，可以清楚看出整军已不是空口宣传，而是蒋介石已有意整编庞大而缺乏战斗力的国民党部队了。
我是素来主张汰弱留强，以节约军费，减轻人民负担的。眼见三人会议又将展开整编统编的会谈，以为国事尚有可为，当然非常兴奋，一心想能把军队整理成能抵御外侮的国防军，让中国可以立国于二十世纪而无逊色。所以我在整军计划小组会上主张搞彻底一点，主张军改为师，师辖四团。林蔚意识到“阿尔法部队”装备素质较优，主张只缩减三分之一。
我们这些意见都是着眼于整顿充实国防军，并以国共双方军队都一体整编为原则的。我们当时并未细究官邸会报的详情，也未理解蒋介石下手令的用意。只从本身业务出发，就事论事，不照顾当前时局，当然不免无的放矢。
果然，由于时局关系，整军逐渐出现岔子。3月7日傍晚接到何应钦侍从参谋陈桂华电话，要我明天同第一处处长刘劲特去美军总部出席整军计划会议。3月8日9时，我带参谋高罗培到了美军总部，同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张秉钧、总长办公室谢高参、陈参谋，一同开会。美国方面有三人参加，由辛克尔上校主持讨论何应钦提出的整军方案。美方人员认为何氏方案保留十个骑兵旅及12个月后仍不裁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不合三人会议所订的整军方案的精神。我昨天得电话时就奇怪，中国整军会议为什么由美军总部召集，太无民族自尊心，太可笑了，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何应钦提出方案，企图通过美军总部好这块招牌骇人。首先在共方代表前可以推卸责任，把整编方案之外保留十个旅骑兵及不裁撤行营推说是美方的意见；其次是窥测蒋介石的意向，向蒋介石讨好，压陈诚而插手宰割编造军队的大权。不料美国人不知趣，坚决反对，这天会议无结果而散。陈参谋邀我去会见何应钦，报告今日会议情形。何对于军事小组（即三人会议）的整编统编基本方案表示不满，认为每次会前国民党方面都未举行会商，是最大的错误。他尤其对方案未曾提及大本营直属部队和西北驻军太多两点深表不满。对于西北驻军太多，我也不满意张文伯的自私。至于会前举行会商，我虽认为必要，但是主张只邀参加会议人员会商，而不是邀各部大官光临，因为当初谁都对蒋介石意图摸不清楚，谁也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张治中直接向蒋请示，当然可以节省不必要的耽搁和麻烦。尤其张治中力求和谈成功，整编及统编军队事宜得以顺利进行，比起那些反共英雄们来有见识得多，其爱国精神也高尚得多。问题在于蒋介石意图逐渐明朗，反共英雄们看出张治中所达成的协议，不符合反共方针，于是提出一大堆的意见。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保留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编十个骑兵旅何用？无非是对付共产党罢了。这不是消灭内战，不是致国家于安定，拯人民于苦难的方针，是与整军会谈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听说过白崇禧建议在西北建立十万人马的骑兵大集团，不知何应钦此次的提议是否受白崇禧的影响）。就在当天下午，林蔚交给我一本“复员计划”，内容事实上是一个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的计划。这份计划是在2月间草拟的。3月4日蒋介石批交军政、军令、军训各部秘密研究准备。三人会议起劲的在高谈整军，而蒋介石却在准备大打内战了。
第68节：我一年三迁的闹剧(4)
从这以后国民党的所谓整军，其精神完全变了，原来三人会议整军方案是清除国共两党打内战，而国民党整军实质是一面整军，一面准备打内战。整军的目的在于淘汰老弱，核实虚冒以节省军费，表面上做给共产党和民主派看，表示国民党已在开始整军，以模糊世人视听。其时国民党军内的许多将领假借对付共产党的名义反对整军，同时也千方百计以整军名义整杂牌，整别的派系军队而不整自己。
3月10日，何应钦又召集白崇禧、朱绍良两副参谋总长，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及军务署主办人员讨论军务署所提出的整军方案。经研究，大体决定：阿尔法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另一个旅，一般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初期六个月，全国部队均缩减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师改为旅，每旅两团，后期六个月，各师均按编制编为四个团，多余者集体转业。这个决定是不符合三人会议的基本整军方案的精神的。基本方案要求国民党军队每月整编十二分之一。如全军分成十期整，每月整编九个军成师。这些师一次就按编制编成，以后不再变更，编余军官一次集体转业。这样当然比整掉三分之一，隔半年又要整编一次，不断扰嚷好得多。然而为什么每个军都要分两次整呢？无他，整军不忘反共而已。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好盯住共产党，到他们认为有打仗的必要时，马上便停止整编。从实质上看，所谓的第一期整编，已不是整编，而是缩编军队了。
3月28日15时，何应钦召集会议，宣读每月整编九个师的办法及蒋委员长手令，台湾部队先行整编。同时还讨论了陆军各部队复员实施办法，这一下整军便走过计划阶段而进入实施阶段了。遗憾的是各军师整编不是按整军基本方案一次编成为国防军，而是各军缩减三分之一，更不是各军同时缩减，而是每月只缩九个军，而且是先整在台湾的及江南的部队。这当然是“剿共”的幽灵作怪，使整军不能顺利进行，不特如此，随着内战的展开，停止整编以利作战的呼声就甚嚣尘上了。
国民政府陆续还都南京，我也于1946年5月1日随军政部人员由重庆到了南京。这时政府既未打开和平途径，又未定和战决心，整军工作却又正在进行，这使我迷惑不解，参谋工作无法进行。方天很敏感，怕继续整军责任重大，签呈停止整军，但未得结果。1946年6月1日，国防部成立。我任第五厅副厅长，仍承办改组国防部及整军业务。我记得一次在西大讲堂召集军师长开会讨论整军问题，军师长们都怕整到自己，硬说整军不公道，主张各军师一律裁减三分之一，以示公允。于是蒋介石决定各军师平均裁减。每师裁一个团。整编为旅，即二师的军整编为步兵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三师制的军整编为步兵三旅六团制的整编师，炮、工、通、辎等军师直属部队不动。以后整军都完全照此规定进行。我记得其后蒋介石规定陇海路以南各军都整编，因此一共整编成21个整编师（以后就停止了）。
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主张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洁性，不特称之为自新军，而且所有自新军，都只给暂编第××纵队的番号，所有整编部队编余军官，都成立军官总队加以收容，人数达数万也在所不顾，因此怨声载道矣；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我听说他主张在西北利用马鸿逵、马鸿宾的关系建立强大骑兵集团，以对付共军。蒋介石不同意，原因是蒋顾虑白崇禧利用回教（族）关系，如在西北形成强大势力，则尾大不掉，难以驾驭。但事属传闻，不是我耳闻目睹。可证以白的讲演，则又不能不说事出有因。1946年8月6日，白崇禧代表蒋介石校阅华中部队，返部后发表了演说，主张：（一）保留骑兵，以便利用其快速的机动力以追剿所谓“散匪”（对游击队的诬蔑之词）。（二）目前急需大量火炮使用，调整炮兵，不应收缴旧式火炮（如晋造山炮、大正六年式山炮等），就是调整口径（口径不同的炮火按口径大小调整）也不相宜，因为这样调整一下至少也要一个半月。（三）大量裁编自新军也不相宜，应该保留所有有战斗力的自新部队，且须提高其待遇，以免为渊驱鱼。他也注意机械化部队，但认为须注意保养工厂，且须给予足够的训练用油，末了他还表示坚决反共。这也表明，蒋、陈、白三人对整军意见虽有不同，但在反共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不过是具体内容，具体措施不同，殊途同归而已。
第69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1)
“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
我了解蒋军上下，对于改组军事机构，在大前提上并无分歧，只有人事上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整军则分歧较大，不特嫡系与杂牌之间有矛盾，即使在嫡系内部也意见分歧。由于改组军事机构及整军的结果，总有些人分配到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分到不大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则不免向隅。尤其整军，要砍掉三分之一，编余军官就多了。为了收容这些编余军官，成立了大量军官总队，收容各地各个时期所有编余军官。于是北洋军阀时代的老军官，湘、云、贵、川等省军阀部队的老军官也都一齐收容了进来，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危害社会治安的“军官总队”（当时社会有五毒：“军官总”、“省市参”、“国大代”、“妇女协”、“新闻记”）。当过军长、师长的人哪甘心进军官总队呢？当然尽量找机会发泄怨气，恰好陈诚重用“土木系”，于是有将官三百多人，其中主要是黄埔学生，悲愤填膺地到中山墓哭陵，并四处散发传单，攻击陈诚网罗“四大金刚”、“十三太保”，组织“干城社”。
传单说，陈诚的四大金刚有林蔚、周至柔、罗卓英、郭忏；十三太保有方天、刘云瀚、罗泽闿、杨业孔、石祖黄、吕文贞、赵桂森……和我；赵桂森乳臭未干，郭汝瑰一年三迁，红得发紫；而陈诚组织的“干城社”，其头子是林蔚。
我记得，陈诚确想成立一个小组织，曾叫我为此先起草一个章程。当时，我给这个小组织取名为“前锋社”，这是根据孙中山先生遗教“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之意取的，其组织宗旨为“整顿组织，力求进步，发展工农运动，加强联美亲苏”，陈诚看过章程后，十分赞同，但不久说委员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宜过于匆忙，于是作罢。但陈诚是否以后组织有“干城社”，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后来，在我离开三厅时，林蔚偷偷地问我：“郭厅长，‘干城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见林蔚十分认真的神态，不禁哈哈大笑着反问道：“林次长，不是谣传你是‘干城社’头子吗？如何反来问我？‘干城社’对我来说，我也许是大门上的门——开门在内，关门在外。”不等我说完，林蔚也大笑不止，如此看来，“干城社”是否有，实无法猜测。
不过国防部成立后，确实有一小组织，那不是陈诚叫成立的，而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上谕”，叫成立“国防建设促进会”。指定18个人为筹备委员，这18个人是：贺衷寒、蒋经国、黄杰、桂永清、方天、唐纵、刘健群、冷欣、柳克述、陈春霖、侯腾、李士珍及我（其余五人日记上未记，现已想不起，推测应有邓文仪、刘咏尧）。1946年11月27日晚，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定贺衷寒、蒋经国、柳克述、刘健群、唐纵、冷欣和我七人起草《国防建设促进会筹备简则及会章》，并决定由黄杰、陈春霖、桂永清、李士珍等七人在中训团兵役班选择各地的干部，以便很快返各地筹备发展组织。如果“蓝衣社”及陈诚有“十三太保”的话，则这十八个人不妨称为“十八学士”。
“十八学士”以后还开了几次会，我记得有一次还把曾扩情约了来（曾在双十二以后失宠，十八学士中无他）。说来说去，这些人不外黄埔学生、蓝衣社分子，搞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无疾而终。
十一、率部起义
（1949年）
设法脱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分崩离析的绝境。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
“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我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我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
第70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2)
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于是我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我又找顾祝同，请他给我照顾，让我出任军长。顾祝同一听，就睁大眼睛说：“汝瑰，这是啥时候，你看军事上节节失利，别的军师长早就想脱身溜走，你怎么还想当军长，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当军长去受罪罢！”
“总长！‘时穷节乃见’，别人总以为我当参谋，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事实上不会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我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辜负党国的希望，才不辜负你对我的栽培，这是其一。其次，形势虽然危急，但关键性的一战得胜，常可以挽回既倒的狂澜，更何况世界风云，瞬息万变，英美都高喊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局势不一定就悲观。第三，越是危急存亡之秋，越应该抓基本队伍，练得一个军作骨干，就可扩大兵力形成有力集团。你既有心培植我，我决心去为你创建一支基本力量，待那时，再委我为兵团司令岂不更顺理成章吗？”我见顾祝同劝我不当军长，我的企图就完全落空了，所以连忙提虚劲，慷慨陈词。
“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顾祝同见我坚决效死的样子连忙这样说。
我见顾祝同允许我出任军长，非常高兴。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上写道：“新岁下最大决心，一切重新作起。”我当时思绪万千，回忆去黄埔军校时的情景，继续写道：“斯时愚幼之心，满以为加入革命阵营，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的政治便可以上轨道。不料北伐之后……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今日豪门官僚资本，垄断全国经济，贪官土劣，鱼肉乡民，人间何世？不完全是黑暗地狱吗？二十余年来，我太简单了，完全只研究军事学，只作了一个纯粹军人，唯有八年抗战算是于国家民族尽了应尽的力量。此外，则一切气力均白费了！我没有遂我的初衷，没有对‘使政治上轨道’尽得应尽的责任。往事如昨，使我怅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但是我乐观得太早了，想不到还要经许多曲折，才能脱身。
1月6日总统府第三局（军务局）的陆大同学傅亚夫向我透露，顾祝同签呈我任第十军军长，总统未批准。同天肖毅肃又告诉我：“总长签你任军长，原是总统的授意。”
我听了这相矛盾的两个消息，好似晴天一个霹雳，震得我脑袋全晕了。我想蒋介石既疑心我，让我离开机要岗位出任军长，为何又出尔反尔，不肯批准呢？这必定是当军长也不放心我了。这比什么消息还坏。我想我只求离开，不任军长也得离开才好，以免受祸。我正在绕室徬徨，无计可施的时候，胡琏1月10日到了南京，准备去见蒋介石，他再三邀约我任十八军军长，我心中有数，再三推辞。
不料第二天胡琏来第三厅对我说：“总统已批准你任十八军军长，望早日到职，重振十八军的军威！”
我听了不大相信，蒋介石连第十军也不肯给我，怎么能让我去他最信赖的十八军呢？但11时我们参加官邸汇报出来，顾祝同也这样告诉我，我心情就更复杂了。
“他（指蒋）不一定就到了完全不信任我的地步，不然的话，纵然胡琏吹嘘，我是振兴十八军最适当的人选，他也不肯让我到十八军去。”我这样一想，危惧心理减轻多了。
但是我猜不透蒋介石的心理，他为什么就立即答应胡琏的请求。如果这是出于对胡琏的信任，则对我仍就是没有好感的，早迟会出问题。这支军队是蒋介石手中握的一张王牌，不仅不会开往大西南，反而随时会由现时驻防的浙赣路玉山一带撤往福建、台湾，即或这支部队退守西南，也万万不可能发动起义。因为十八军不仅有许多蒋介石的特务严密控制，其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数是蒋介石集团的死硬分子。如果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不但党的任务无法完成，我可能也会被挟持到台湾。因此我眼望着这个“肥缺”，心中非常烦闷。
任廉儒叫我请求改调到西南的军队去，但这样作会引起蒋介石的疑心，哪有第一流部队的军长不当，反而要求到第二三流军队去的人呢？万一他由此窥察出我的秘密，岂不弄巧成拙。这样一来真使我焦虑万分，束手无策！因而也想到早知共产党要给我这样的任务，两个月前我不该放弃四十四军军长了。
第71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3)
四十四军在碾庄被歼后，蒋介石为了鼓励杂牌军队替他卖命，就下令重建四十四军。四十四军原是四川军阀王瓒绪的队伍，因此王瓒绪打电报推荐我或国防部副官局局长陈春霖任军长，我当时志不在军长，而是想到解放区。所以陈春霖得任军长，并早已开回四川整理补充去了。
现在，万万想不到，不愿当四十四军军长，却换来一个十八军军长！十八军军长的任命一下达，许多人前来祝贺，胡琏高兴之余，还给我拨了一大笔钱以为建军之用，我表面殷勤接待称谢，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处。可是万没有想到，1月21日林蔚告诉我：“蒋介石已免去你十八军军长，改任七十二军军长。”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七十二军军长原是余锦源，在随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后来，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了一部分官兵。
蒋介石于是命令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不过听顾祝同说，这是刘斐找替罪羊，向蒋介石说：“郭汝瑰学历和学识都够，只是历练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稳当。”顾同时还骂刘斐这样作很不道德。我万想不到刘斐为我作了这样大的好事。我与刘斐尽管有矛盾，我在大别山“清剿”会议见他抬白崇禧出来，在睢杞战役见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他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没想到这次他却帮了大忙。以后我到七十二军军长职之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这与顾祝同告诉我的话如出一辙，证明确是刘斐中伤我，但是我不怨刘，反而感谢他成全了我。
委任一下达，我立即到上海告诉任廉儒，相互拍手称庆。于是我一面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小学内设立军部，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一千多人；一面招收干部，把军部架子搭起，并且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别担任新三十四师及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当时，国防部各厅已移到上海，我便到第四厅和联勤总部，利用各种关系要足整整一个军的枪械车辆装备，粮钱，再加上胡琏赠送的（事实是他给的十八军经费，我厚颜挪用），经费十分充足。
我到第三厅，见到了厅内的老同事们，他们说新任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研究江防配备时，主张把重兵配备在芜湖方面，汤恩伯则主张把重兵配备于扬中方面，二人争论不休，汤恩伯不耐烦地骂：“你晓得个屁！”
蔡文治觉得受辱，以后在广州愤愤不平地撕下军服说：“我永世不再当军人。”
蔡离厅走了，现在厅长一职还虚悬无人接替。
我听他们讲后，立即想起我将离开三厅时，林蔚问我说。“郭厅长，你江防重点置于什么地区？总裁意思是摆在扬中方面。”
我当时立即理解蒋介石不真正守江，而只把江防作为前哨。他真正企图是坚守上海，他仍将以总裁名义，指挥一切。这时我听说蔡文治与汤恩伯争论，就知道汤是秉承蒋介石意旨的，所以他敢骂人。
为了能迅速扩充七十二军，我决定立即返回四川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及重庆补给区要兵、要粮、要装备，自己凭人地熟悉，我相信必定可以短时期把一个军建立起来。从上海出发前，我把部队交给参谋长许亚殷和副师长柏恒，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干。我不明原因，只好令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率领经浙赣路，到宜昌乘轮船回川，要他沿途尽量招兵，并告诉他“每到一地就到伤兵医院去喊，‘凡是愿回四川的，快来一道回去’。四川的伤兵流离异乡，思家心切，一听说部队要回四川，必定踊跃参加，部队必定能迅速扩大。”这办法，果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后来赵德树给我带回一○一、六九七、六七八整整三个团的兵员。
2月4日，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带领参谋长许亚殷和军需王希尚，由上海乘飞机飞赴重庆。
2月4日，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啊！这天是我受党的新委托，踏上新的征途的第一天；这天，是我从蒋家王朝心脏中杀出来，又准备狠杀回马枪的一天。
这天，天气晴朗，透过机窗，瞭望蓝色的天空，飘着几片洁白的云彩，缓缓向机后逸去，俯视大地，但见山峦起伏，长江如练。这时，我不禁想起二十几年前，乘船由重庆到上海、广东的情景。啊！弹指一挥间，整整过去22年了！回顾二十余年，雪泥鸿爪，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到底留下些什么呢？如果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时期还值得怀念，与党取得联系后还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的话，其余的都是使人不堪回首的混浊时光。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腐败无能，反动军队的残民以逞，作恶多端，达官显贵的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而自己竟被迫混迹于其中，这是多么使人终身遗憾的啊！然而共产党并不抛弃每一个决心革命的人士，对于我这样的人，一样给予充分信任。想到自己半生走过的道路，想到党托付给我的重任，想到自己新的人生道路的开始，我不禁感到自己充满信心和力量。
第72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4)
周旋和伪装
我一返回重庆，就由参谋长许亚殷介绍，到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驻扎，并利用各种方法继续扩充自己的部队。我一面请求原成都联合中学和陆军大学同学的重庆补给区司令邱渊（默雷）分配车辆，调拨装备；一面举办军官队，并四处派员募兵，尤其是到铜梁。由于我是铜梁人，四川人同乡观念重，担心被拉壮丁的穷苦农民都愿意到我这里来。凡来的，我都给予字据，县兵役科可用以抵壮丁名额。因此，铜梁被抽作壮丁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纷纷前来投奔。我还公开号召，谁能征集一连人，谁就当连长，谁能征集一营人，就当营长。我的一○○团长许汉洲就是在师管区弄到一团人当的团长，这样一来，部队发展很快，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先到川一个多月，我们部队的人数很快就追上他了。不仅如此，我军有三个团都是老兵，因而部队较有作战力，一时竟成为与罗广文两个军、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并列的四川四个机动军之一。
我的参谋长许亚殷，聪明英俊，我任第三厅厅长时王蜀生介绍他来任科长，以后他到余锦源的七十二军任副参谋长、团长、参谋长，常来徐州陆总见我。我接任七十二军军长时，他由包围圈逃出来到了南京，我一见非常高兴，极力挽他继续担任参谋长，对他很信任，认为他是我的老部下，对七十二军情况又熟悉，必定可以辅助我暗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一天我借机会同他聊天，试探他的态度。我说：“国民党腐朽透顶，失尽人心，垮台无疑，我们为这样的政府殉葬，太不值得了。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是的，国民党垮台无疑，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不过共产党残暴异常，决不能投靠它，最好我们走第三条路线。”他很自信地说。
我原以为诱导他协助我，万想不到他提出走第三路线，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一笑不置可否。他于是进一步说：共产党决不比国民党好，绝对不可依赖。余锦源在包围圈派人向共产党投降，还不是遭缴了械。我已把他投降情况，向国防部报告了。他不忠不义，没有骨气，实在令人瞧不起！”
我见他反共态度坚决，暗暗庆幸我幸好没有暴露企图，于是将计就计，以同意走第三路线来掩饰我“另找出路”的话。因此，故作高兴的状态说：“对！我们就走第三路线。”
从此他相信我走第三路线，我经常说反对国民党的话，都以走第三路线为幌子。
5月我弄足了两个师的兵员，还由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处拨来一个师，于是我所属的部队成了三个师九个团。不久又奉令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兵员就更充实了。于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令七十二军移驻内江、泸州、宜宾一带。我认为宜宾偏处四川西南角上，便于诱导起义，想赖在这个角落不调往他处。恰好有一天罗广文说：
“我在华蓥山经营根据地，准备万一的时候好打游击。”
“不行！华蓥山太小了，哪能养活和掩蔽你两个军呢？要干只有经营雷、马、屏，那里彝汉杂居，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区域宽广，是最理想的打游击的地方。我现驻防宜宾，就近经营，非常方便，不如我们合作，将来一道打游击？”我这样回答试探他。
罗一听非常高兴，我于是怂恿他代向西南长官公署请求，成立川南警备司令部委我任司令。当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与王陵基矛盾较深，正千方百计地削弱王陵基的权力。所以罗的主张立即得到张群的赞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内的陆大同学也十分支持，但认为“川南警备司令部”名称太大，最好成立“叙泸警备司令部，”我同意。于是，“叙泸警备司令部”得以成立，我遂任七十二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并以张群的部下肖烈任叙泸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
当时，各军有政工处，而所有警备司令部必须设稽查处。军参谋处第二科专搞情报，军统常派人参加，一方面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一方面为蒋介石监督军师长们。政工处政工人员由国防部新闻局派遣，也是监视带兵官的。我为了今后方便，便抢先委派军事干部，委黄荫渠为政治部主任，任廉儒的哥哥任逖猷为政治部副主任，并把政工人员安排整齐后，再造册上报请求批准。
至于稽查处，我明知必须由军统推荐处长。于是我以稽查处过于骚扰民众，大搞烟赌娼，维护治安不足，整人害人有余为借口，极力拒绝军统派人来泸州。我见保安分区副司令刘忠敏极其老实，与专员兼保安司令罗国熙商量，成立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让保安分区副司令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全国各地警备司都有稽查处，独我叙泸警司无稽查处这一特务组织。
第73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5)
但是，我非常担心，军统无孔不入，如果派人打进七十二军，我起义就会受很大的妨害。当时，泸州专员兼分区保安司令罗国熙，是黄埔二期学生，军统特务，在我肘腋之下，我对他非常警惕，很小心防备他。哪知军统分子防不胜防，万想不到我贴心的参谋长也是军统分子，而且我一直未发现他。“螳螂捕蝉，雀乘其后”，我没有一筋斗栽到军统手里，真太侥幸了！那时，每一个警备司令都得兼任党政军联席会议的主席，我也被张群委任为联席会议主席（委任我的假名许镇国），却又令罗国熙为副主任。这个党政军联席会议专门捕杀共产党人，每月按时由主席召集地方法院、县党部行政专员、保安副司令、县长、七十二军军法处长开会，审理屠杀共产党案件。当时，任廉儒已跟着我回到重庆，我对任廉儒说，我决不参加这种会，采取不理不管的办法。任廉儒对我说：“那怎么行，你放手不管，他们不更为所欲为吗？他们杀人也是血债！”任廉儒想了想接着说：“汝瑰同志，你想想，蒋介石一伙反动派愈到灭亡的时候，一定会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为了保护无辜的人民和每一个共产党员，你必须参加，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实在不行，你写信给我，不怪你。”从此，每次党政军联席会议开会，我都积极参加主持，从不缺席。
罗国熙非常仇视共产党，动辄主张枪毙或活埋共产党员。对我则总是半开玩笑地说：“司令！像你这样遇事都要人证物证，一个共产党也杀不了。”我尽量以私人感情劝阻他，交由军法处去调查，必须查有确凿证据才能处决。幸军法处长冷肖炎是民盟成员，是党暗中派来策动我的，对我的意见，他都支持。这样不仅警备司令部从未杀过人，连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也没杀过人。
许亚殷见我同意走第三路线，非常高兴，很热心地为我筹划，又要成立一个党，又要准备打游击。我明白真是打游击，那时就是游击共产党，我绝对不得干，但未起义前借这个幌子，宣传国民党的罪恶，做反蒋的工作，并借以掩护自己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我对许的提议，表面总表赞同，但这时柏恒暗中告诉我，“许亚殷不可靠，2月间你叫我同他（许）带部队返川时，他因为未当到师长，同我商量把部队拖到太湖打游击去，那样我怎么对得起你呀？所以我坚决推辞不带队回川。”
“唔，我当时正找不到师长，因为想到他（许）资历尚浅，没有企图当师长，所以弄刘展绪过渡，早晓得他想干，我又何必找刘展绪，弄得他心情不快呢？”我素知柏恒同许亚殷友好，所以这样答复。
“你千万不可交兵给他带呀！他乱来，你招呼不住他哟！我同他是朋友，我绝不是说他的坏话，我怕我不跟你说，万一将来有问题，我没有尽到责任，以后我没脸见你。”柏恒又诚恳地向我说。
柏恒是我同县人，对我素以长辈看待，他曾一度要转业，我设法保住了他的军籍，他很感激我，我也认为他是有血性，古道侠肠的人。他在七十二军任团长、副旅长时，经常与我通信，我这次出任军长，一直把他视为亲信，任他当副师长。他这天诚恳地告诉我要防备许亚殷，我对许当然就更加提高了警惕。事也凑巧，不久新三十四师兼师长刘展绪，专任副军长，师长出缺，许亚殷恰好兼这个师的副师长，我想到柏恒对我的忠告，不愿许任师长，于是向许说：“刘副军长不兼新三十四师师长了，照理你兼副师长应该升任，但是柏恒虽是二三三师副师长，他资历比你高些，你二人同在一个军内，不先升他，恐怕摆不平。我因此很费踌躇，到底怎么办好？”
“军长，你保荐他吧！我不会有什么意见。”许亚殷爽朗地这样回答。我见许这样痛快，又觉得对不起他似的，于是安慰他，说：“我必定不亏待你，一定为你留意机会。”
“没有什么，军长，你不必介意！”他又反转来安慰我。
这时柏恒返铜梁老家去了，我缄电接连催他回部队来，他都回绝任师长。我没有办法，于是又对许亚殷说：“柏恒不来，还是你去任师长吧！以前有人说你要拖部队出去打游击，我怕你不老练，怕你感情冲动，惹出事来，近来我观察你肝胆照人，办事精明，我很放心你了。”
“军长，这个师长我决不当了！我晓得这话是谁说的，我去把柏恒给你找来。”许亚殷面带笑容坚定地回答。
不两天他果然到铜梁把柏恒找到泸州来了。由于解放军这时解放了南京、上海，国防部已移广州，我就独断先叫柏到职，然后打电报去广州。
这样一来，我觉得许亚殷聪明能干，通情达理，不是死硬不能改变主张的人，将来形势所逼，他可能还是跟着我走的。这样一想，我又感觉内愧，觉得我对他不起似的。
第74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6)
这时罗广文对我经营雷、马、屏为游击根据地信以为真，大加赞助。一面保举我任第七编练处的副司令，请求长官公署，让我派二三三师去川滇边境堵击龙云飞，以便去屏山里面侦察根据地，一面把第七编练处的后方移到宜宾归我全权指挥，我虚与委蛇，也表面叫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侦察，何处可以作根据地。事实上我并不热心，以后因屏山非我叙泸警备区的地境，我就根本不进行了。许亚殷既未任师长，就自告奋勇，到长宁去经营游击根据地。我情不能却，口中答应“很好”，但暗想让他离开我身边也好，反正兵在我手里，你去准备你的，起义后形势所迫，你还不是要回来。兼之这样作，可虚张声势，使蒋帮人员看不透我，一面也顺顺许的气，免得起义时与我硬碰，使我为难。
所以8月许就借开警备会议的时候，建议成立三个警备分区（1）自贡市地区，卿云灿为分区司令；（2）宜宾分区，彭光汉为分区司令；（3）泸州分区，罗国熙为分区司令及一个长宁指挥所，除自贡区卿云灿带他原来招募的两个连，许亚殷在长宁指挥所带辎重营三个连作警卫外，都是空的。对卿云灿、许亚殷我并规定不许招队伍，不许杀人，一面并派王蜀生为许的参谋长，以资约束。开会时四川第二区专员刘幼甫因自贡市属他专区辖地，所以也来了。刘幼甫是黄埔第四期同学，四川小政客，很得张群的信任。我于是大谈准备走第三路线，成立新政党，他大加赞成，并自告奋勇拟定党章。（这批政客精灵得很，他们鼓励带兵官们打游击，他却很早就坐飞机溜走了。）我会后到重庆把这些向任廉儒同志报告了。他说：“你的政党成立了没有？这是原则性问题哟！你要恢复党籍，又自己成立政党，那不是自己造些障碍吗？不特恢复党籍不可能，谨防还犯错误！”
“党没有成立，一纸党章，撕了就是！我又不是真成立党，不过借此作掩护罢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为自己辩护。
“你宣称打游击是掩护，只要事先向党汇报，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成立政党就是党纪所不容的问题了。千万干不得哟！”他进一步说明厉害。
“对！我懂得了，就此作罢！”我立即把党章撕毁，再不提这件事了。
2月间任廉儒在上海与我分别时，我再三要他回川帮助我，他五六月间果然回到四川，仍在重庆川盐银行工作。这以后他经常来泸州，我每到重庆也必向他汇报一切。我担心起义是非常秘密的，事先不能泄露半点消息，人心难测，除非最可靠的人，决不能作思想工作。因此我要求党派军事人员来帮助我。
大约是8月间了，我到宜宾视察部队，任廉儒同志带着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同志到泸州见我。见我不在泸州，他又到宜宾来，把赵力钧安顿在小茶馆里坐着，然后到肖烈家找我说：“党派的人已到宜宾，在什么地方见面最稳妥？”他还说：“这个人稳重机警，满口‘共匪’长，‘共匪’短，谁也认不出来。”
“就来肖家，我们在客厅谈话，没人敢来窃听，最稳妥。茶馆千万去不得。”我说。
他果然把赵力钧同志引到了肖家，我们一见面就像原来认识的人一样，热烈握手问好，以使人不怀疑。我以为这就是党为我派来的军事干部。我商量他担任我的侍从副官，以便朝夕在一处好商量问题。但是赵力钧同志说：“我到四川来除帮助你而外，还有其他活动，最好留在重庆，等到你最需要我时，我再到你这儿来。”
“那嘛，到七十二军重庆办事处任办事员吧！”我回答。“他怎么到办事处去呢？”任廉儒问。
“这样，你回重庆刻一方顾祝修的私章，用顾的名义写信给我，求我给他的亲戚赵力钧一个小工作，待我回到泸州时拿信来见我，我在信上批准委他为办事处的办事员，叫他去就是。”我想了一下，想出了这个办法，就对他们说。
事商量定了，我们又大声说说笑笑地谈了一会，他们走了。以后赵拿信来，我扬言：
“这是总长（顾祝同）的弟弟介绍来的，明明是搞个小差事混饭吃的，他做事不做事听便，不要派他任何工作！”
就这样赵力钧就在七十二军重庆办事处办事员的掩护下，自由往返四川各地工作。
就在这些时候，陈诚的预算局局长一贯为陈搞经理事务的赵志尧找我说：“辞公（陈诚）的意思，劝你把你太太送到台湾安全些！”
“你晓得我是穷光蛋，把家眷送到台湾吃西北风吗！”我知道这是要把我的妻儿弄去做人质，所以我这样回答。
“你看！辞公叫你送去的，难道他不管？”赵志尧连忙解释。
“辞公日理万机，哪有时间管这些小事？我老婆娘家开药铺，不是共产的对象，把她往娘家一塞，安全得多，免得我一死，让她母子流落，无家可归。”我坚决推辞。
第75节：蒋介石召见(1)
“那我就这样回答辞公？！”赵见我主意已定，莫可奈何地说。
“请你转告辞公放心！战争如果失败，我一定打游击到底。”我违心地“表忠心”，以免被人怀疑。
赵志尧只得走了。
就这样，我最后打游击的风声，逐渐传播出去，连罗国熙这个特务头子也说：“司令，我知道你准备游击根据地了。”
“他妈的，我准备背起娃儿打游击！”我见他得意得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我就更虚张声势。
当时我不明白罗国熙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起义后我知道许亚殷是军统分子，才暗笑许亚殷当年扮演了蒋干。军统不特没监视住我，可能还打报告为我吹嘘。我玩弄这些小动作，自己以为机警、权变，秘密，连我父亲弟弟都不知情，但是事实上早已走漏了风声，出现过严重的危险，不过我不感觉严重罢了。
首先杜聿明怀疑我，曾对何应钦、顾祝同说我和共产党有联系，不可靠。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放弃徐州城向西南逃跑时，就不让我知道他的企图而与蒋介石秘密决定。至于杜聿明如何知道我和共产党有联系，至今仍是一个谜。1982年我与邓锡洸去拜会他时，我曾问过他：“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
“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他回答。
“是谁？”我问。
“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杜回答。
其次，蒋介石的新闻局长邓文仪，也不知在哪里听到了一点风声。我回四川不久，邓文仪就告诉张群的政工处长陈国儒，说我靠不住，要陈国儒对我严加监视。陈与我在南京共事，关系就很好。我亲切地叫他夫人陈二嫂，常请她教我跳舞，混得很熟，所以邓告诉他后他就告诉了罗广文，罗又告诉了我。一天我当着罗广文、陈国儒的面就闹起来：“邓雪冰说我靠不住，他凭啥子乱说？！我都靠不住，哪个才靠得住？依我看，他邓雪冰才靠不住。”
“我们绝对相信你，才把这话告诉你，要是不相信你，我们就暗中监视你不告诉你了嘛。”罗广文和陈国儒忙向我解释。
“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们慢慢看吧！看我靠得住不？”我说。
“你这样说太见外了，我们哪能监视你呢？”陈、罗二人又说。
“不是对你二位，我是对邓雪冰。”
“好了，把误会解释了就是了。”陈国儒说。
这样吵闹一场，当时对付过去了，我相信陈国儒还是会暗中监视我。
另外还有一个人，我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他就是任廉儒的堂兄任逖猷。据任廉儒告诉我，任逖猷见他来到泸州，就向他说：“你不要把郭军长的事弄坏了啊！”可见他是了解任廉儒的作用的，不过我们仗恃他不会相害，所以不大注意他。但是任逖猷心里装不住话，那时他又是政治部副主任，邓文仪的消息可能是从他那里无意泄露出去的。也未可知。
此外我总以为我与任廉儒同志单线联系，非常机密，我料不到任廉儒同志转交情报，又要发生许多联系，冒很多危险。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所送的文件，遭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我出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得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可我这时回川在七十二军还蒙在鼓里玩弄着小权术。
我父亲派我二弟来泸州，传达地下党的意图，我仅告诉二弟：“我有办法”，也泄露了我的机密。幸这位知情的周白照同志与党有联系、为我保守秘密，才没出岔子。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蒋介石召见
把赵力钧同志安顿好以后，任廉儒同志告诉我：“党中央原先决定由三野陈毅司令员指挥进军西南，董老已把你的关系介绍给陈毅司令员了，以后改为由二野进军西南，因此陈司令员又把你的关系介绍给刘伯承司令员了。现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不久就要发起进攻了。你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哟！”
“赵力钧同志要快点来呀！”我要求。
“到时他一定来！”任廉儒说。
由这一席话，我知道二野部队在湘西集中，就判断二野必定由酉阳、贵阳入川，先攻克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必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外翼也可能伸到泸州。我认为：在此情况下我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出成都，与蒋介石主力决战，我就利用形势逼部队起义，这样就可以顺利而不冒风险！因此我必须千方百计使部队不离开叙泸。由于罗广文很相信我，他私下对我说，他的参谋长赵秀崑丧失信心，一直暗中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我乘机告诉赵秀崑，失败已成定局，陈明仁都起义了，叫他影响罗广文，早作下一步打算。罗一直不醒悟，只以为下一步打算就是打游击。因此他十分留意不让七十二军移动。
第76节：蒋介石召见(2)
10月，蒋介石飞到重庆，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作战会议。我与陈春霖同车前往参加。见重庆市各街道处处搭起柏树叶牌坊，上面写道：“欢迎蒋老先生回到第二故乡。”仔细一看，原来都是袍哥各山头的（袍哥的帮会组织四川人叫山头或码头）。陈春霖十分不满地说：“真太不像话了，谁要袍哥拥护。”此时，我马上意识到蒋介石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只能凭借袍哥这一类封建组织支撑了。
参加作战会议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渝的及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三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陈春霖、刘文辉、邓锡侯和我。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作战会议。会议室壁上挂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地图，室内横放着一张餐桌，蒋介石背地图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两旁坐张群、刘文辉、邓锡侯、钱大钧等，其余人员都围餐桌列坐。
蒋介石强装冷静，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照例把眼光左右一扫，然后说出一大篇鼓劲打气的话，他苦笑着说：“各位将领在时局艰危之际，忠心耿耿，精诚谋国，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定必胜信念。国际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因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决心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军主力将由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蒋说到这里，掉头向刘文辉、邓锡侯等微笑地说：“好，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说吧！”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说：“从历史上考查，历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因此我判断共军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基于上述理由，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于川北剑阁一带设防，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沈策说完后，会场上一片沉寂时，罗广文、陈春霖和我早已接到陈诚指示，要我们在情况艰难的时候尽量靠拢胡宗南，以便保存自己，而胡宗南也想争取我们壮大实力。因此，沈策说完后，罗广文表示大体赞同，主张七十二军不动，以免后防空虚。蒋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有无意见。刘、邓都表示无意见。蒋介石遂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固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我见蒋介石配备一大圈几千里的防线，又把重点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队不移动，我一言不发。
第二天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等中央系将领又在临江门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司令部招待所开会，他们认为张群指挥不行，要胡宗南来指挥。宋希濂对我说：“来！联名给老头子写个报告，我们请求胡老大哥来指挥。”我说：“我字写得不好。”大家齐声说：“你起草吧！起好由赵秀崑缮正。”我推诿不过，只好给他们起草报告，让他们送给蒋介石。当时黄埔学生要求胡宗南指挥西南最后一战，但根本没有结果。因为蒋介石来到重庆后，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肖毅肃、三厅厅长许朗轩及国防部各厅参谋人员也先后飞到重庆。蒋介石亲自发号施令，指挥西南战役，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已形同虚设。
会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到泸州，说是要召见我，使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我感觉蒋介石早已开始怀疑我了，这次电召到重庆，不知道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转泸州了。哪知乘车来到重庆，才听说蒋介石并不是单独召见我，还召见了陈春霖。于是，一颗悬起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我们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已在等候我们，一见我们来了，蒋经国热情地说：“啊，你们来了，坐会儿，坐吧！先生马上接见你们。”刚坐一会儿，侍从武官招呼我们进去，见走廊上摆着几张藤椅，还没就座，蒋介石来了。在接受我们的敬礼后，要我们坐下谈话。蒋介石问我：“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你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我急忙信心满满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新拨来的傅秉勋一师，成立很早，估计也能打。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蒋介石听后，唔、唔几声，转而又问陈春霖。随后我们交谈几句，就让我们走了。我出来和蒋经国、陶希圣稍微寒暄后，就急忙乘车返回泸州。从此，我再也不敢到重庆去。罗广文曾多次约我，我都借故推辞了，害怕去了出问题。其实，躲在泸州，也并不安全。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
第77节：宜宾起义(1)
当刘、邓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主攻方向，他十分震惊，立即电令调往川北的罗广文兵团，急行军开返重庆，火速推进到乌江布防，但尚未站稳脚跟，便被解放军突破了。解放军锋芒所向，直逼重庆。
惊慌失措的蒋介石，也顾不得对我的怀疑了，为了让我为他卖命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滞留解放军的前进，争取时间，以便集中其主力在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遂叫国防部电令我任二十二兵团司令，要我直接指挥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在乐山），四十四军（陈春霖由赤水向泸州退却），七十二军（我兼军长）和三个独立师（番号不记得了，一个师长陈宏谟，一个师长艾绍衡，都在内江附近），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在电话中，肖毅肃说：“汝瑰！你知不知道谁叫你当兵团司令的？是墨公（顾祝同）。你可要卖力啊！”我知道蒋介石委我当兵团司令，并不是就消除对我的怀疑了，肖毅肃这个电话，必是有人说我不可靠，才打的。为了进一步稳住他，我故意在电话中说：“要争气，卖力没啥说的，不过你们这样指挥简直是乱搞，第一军被你们慌慌忙忙地用汽车运到重庆去补突破孔。企图固守重庆，重兵器马匹全无，只有送给共军吃掉，你们全不计算一下空间时间，就是前卫连长也知道后退展开嘛？像这样，我有力也卖不出！”肖毅肃听了，明知道说得有理，他只好说：“你不要乱说，你好好的干，看总统打胜仗！”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我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
宜宾起义
解放军一天一天地接近四川边境，看着我起义已逼近眼前，我要求任廉儒同志编出密码，才便于联络。任廉儒却要我编好，给他一本，我说：“这怎么行，我一编密码，就会泄露机密，最好你编，编好后，送我一本，上面写“泸密”郭军长密存——陈诚。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没人敢问，你来电时写：“泸密、郭军长亲译”，我自译就不会泄露机关。任廉儒才答应了，结果还是没搞，后来起义前，他竟发来个明电“赵因交通阻隔不能前往，希按计划行事”，差点酿成大祸，幸好当时形势急转直下，十分紧急，才得以幸免。
同时，我加紧了起义的布置工作，驻防内江一带的新三十四师奉蒋介石的命令推进到泸州以南江门一带。师长柏恒早知道我的意图，路过泸州时告诉我说，一○○团团长许汉洲是特务，必须想法把他除掉。这时部队已经行进，我急忙赶到蓝田坝对岸江边，以清点队伍为名，设法搞掉许汉洲，恰好许部缺少士兵一百多名，又丢失了几条枪，于是我下令把他扣押起来，另派我的亲信参谋处第四科科长文涛继任。我又暗暗告诉柏恒，要他到江门后，不要真面目打仗，待到我向宜宾撤退时，他也迅速开回宜宾。
驻守新津飞机场的一○四师，师长是我的妹夫傅秉勋。傅师原属罗广文部向敏思军，由于他仗恃自己是黄埔五期学生，又与罗广文和我关系密切，毫不听从黄埔六期的军长向敏思管束，罗广文只得和我协商，以新拨给七十二军的罗君同师换来傅秉勋的师。我知道傅秉勋30年代是共产党员，我与他既是亲戚，又是黄埔、日本士官两度同学，所以我放心他，就打电报约他到泸州来商量军事。接连两天晚饭后，我同他在军部后门外桂圆树林里往来散步详谈，我劝他与我一道起义，他说：“新津与泸州相去很远，很难拉到一起来。”
“我打电报给你，叫你开宜宾，你得电就走，国防部直接打电通知你，你干脆不理。”我回答他说。
“万一国防部派兵打我呢，怎么办？”
“现在解放军旦夕入川，全川除我这个军而外，没有机动部队，难道我下命令叫你开宜宾，我还打你吗？”我说。
“成都地下党也与我有联络，允许我作预备党员。”他不正面答复我，仅仅这样说。
“这样好的条件你还不干吗？我接受考验四五年了，还得不到这个条件嘞。”我答。
“周迅予同我商量定，战事失败，我们逃到松潘里边一个秘密地方藏起来，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我们再出来。”他又向我说明，他另有企图。
我见他不明世界大势，所出主意很不高明，连忙劝阻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根本就成问题，即使打起来，谁胜谁负也难预知，蒋军就是打回中国来了，别人有汗马功劳，你跑在山沟里躲了几年，还想出来捞一把吗？这道理不是很明白吗？”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就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他固执地回答。
“能不能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也很难说哟，我们不原来就信仰共产主义吗？还是我们一道起义，以图恢复党籍为好！”我又恳切地劝他。
第78节：宜宾起义(2)
但是说来说去，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说：“我不是到你这来，就是到松潘里边去。”
我们的谈判毫无结果。
11月下旬，他来电话，说肖毅肃打电话给他，说国防部要他的部队开江津县对岸白沙沿江布防。月底他又由白沙与我通话，说部队已全部到了白沙对岸一带。我向他说：“我这里兵都调出去了，泸州空城一座，你快来呀！”
“我马上给你派一营人来。”他回答。
“一营人顶什么用，我要你全师都来！”
“好吧！我给毅肃打个电话。”他还是下不了决心。
“不用打电话给毅肃了。快来！”
“好！”他答应。没想到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交谈。
但是最后重庆解放，他一兵一卒也未到泸州，他也随败兵一道，溃逃到成都方面去了。我起义后，成都不久也解放了，他那一师的军官跑了几个到军部来，说他们师未打仗就跑垮了。师长下落不明。1951年听说他在松潘为匪，被击毙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成都挺进。国民党溃军沿成渝公路退却，车辆在椑木镇轮渡，三天三夜都走不通。于是许多车辆、部队，涌上遂宁通成都的公路上去，乱七八糟退往成都。
12月2日，我以电话叫柏恒向宜宾撤退。
12月3日清晨解放军由泸州下游罗汉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郭军长。我说：
“我是。”
“我们是第十军，军长杜义德。”
“你是解放军吗？”我觉得杜义德这个名字很陌生。猛然一下意识到是解放军，于是就这样问。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对方答应。
“好！我按计划行事！”我一时不知所措，糊里糊涂这样说。什么计划呀？对方根本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我计划在宜宾起义，重庆解放之前，任廉儒要我自告奋勇守重庆，以便保护工厂。我告诉他，我的部队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二位部队不同，意见不统一，不听招呼，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控制严密，根本无法到重庆起义，就是在宜宾起义都可能会有许多麻烦，不如仍按原计划在宜宾起义，以免弄巧反拙，任廉儒表示同意。及重庆解放前夕，任来电报叫我按原订计划进行。这时我找不出话答应，所以就本能地说这样一句话。
我放下电话后，觉得很不妥，话没说明白，于是拿起话筒，问电话局，刚才电话是哪里来的，给我再接过去。电话局的人回答说，不知哪里打来的，再接不通了。
我于是问高级参谋徐孔嘉可不可以去走一趟？
徐孔嘉是我1927年在涪州时的老朋友，我知他是共产党员，多年不见面也未通音信。我向任廉儒同志要军事干部后不久，他到泸州来了，我以为他是党派来的，高兴地问他还与党有联系没有？他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络。我摸不透他的底，不能断定他是什么动机来的，因此留他任高级参谋。及我问他可不可以去走一趟，他反问说：“去做什么？”
他这样一问可把我愣住了，明明白白是去与解放军接头嘛，怎么还问“去做什么”呢？莫非他不可靠？于是连忙说；“去联络联络。”
“联络我就不去！”他回答。
“那就算了吧！”我想反正柏恒已向宜宾撤退，他去也只说明我已预有准备在宜宾起义。因此就这样回答。
我说完话过后，下决心立即撤往宜宾，并于当天上午把军指挥所移到泸州制高点——长庚宫，下令命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指挥后卫部队，掩护军部及直属部队撤退。这时全军状态如下：
1.新三十四师（欠一○一团）在由江门向宜宾撤退途中。
2.一○一团由叙永向长宁撤退途中。
3.军搜索连在泸州长江南岸警戒。
4.二三三师的六九七团到达了泸州西六十里的某镇（我11月30日令赵德树派来接我的）。
5.二三三师（欠六九七团）在宜宾。
6.一○四师已由白沙向成都溃退。
7.军前进指挥所在长宁。
3日太阳落山，我便率队出发，4日拂晓前到某镇。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王瑞迎接到我。稍休息一下，又继续向西行军，6日下午到达南溪。赵德树已派轮船来接我，我布置好部队继续向宜宾行进后，即登上轮船，很快到了宜宾。赵德树与肖烈迎接着我，大家都非常高兴。我的家属子女，前几天已到宜宾，晚上回家，小儿女都不肯睡，还等着看爹爹。这时一家人见面，仿佛分别了几年似的，完全浸没在欢乐的海洋里了。
这时罗广文的后方已经转移到了宜宾，留下一个学校和许多械弹装具。川南师管区副司令张继寅是我陆大同学，也到宜宾与我会合。我当即任命张继寅为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把罗广文的教官、学员与七十二军的学员合在一起，加以管理。又以第七编练处副司令的名义，派原教导总队长曾猛为第七编练处教导旅旅长，要他收集第七编练处的人员并招募新兵，把所有枪械利用起来。由于联勤总部在宜宾的枪械服装堆满了仓库，我利用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人地熟悉的特点，派他为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要他招募新兵，把所有械弹服装利用起来，以免流失。
第79节：宜宾起义(3)
我4日起连日在行军途中，与新三十四师无线电联络不上，到宜宾后又接连几天联络不上，我心里担忧新三十四师出了问题。8日部队都到达了宜宾。我听说赵德树与张纬都说“仗不能打了”，我心中暗喜。于是决定9日上午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开会地点，在赵德树家客厅。出席人员有我，代理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军警卫团团长夏念民，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肖烈，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副师长杜永鑫、师参谋长喻忠信，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六九八团团长吴让，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
我们围在一张长餐桌坐下，我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我说：“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这个仗无论如何失败定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看有什么意见，形势这样紧张，有人说‘仗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尽管说，这是关系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总要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怎么样？大家说吧！”
赵德树首先站起来说：“打不得了，一打，我们全完了，干脆和了吧！”
我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认为我听说他说“仗打不得了”是真的，我日前暗示过他：“到形势险恶时，我们的态度要灰色起来。”他已完全理解。不料他话题一转说：“司令！你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划不来，共产党以后也不会信任你。现在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好了。你走，我派我的特务营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抬你，昼夜兼程，三天就可到新津，再乘飞机飞台湾。
他的话说完，大家都惊了。这不仅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赶我走。我当然也感觉意外，不过我毫不惊慌。因为：第一，部队我完全能掌握。全军营以上的军官都是由我委派的。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王瑞是我的亲信，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是老七十二军的营长，在上海时由我提升的，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是罗广文介绍给我的，我估计都能听我的话。军警卫团团长是赵德树介绍的，可能听他的话，但是第一营营长欧阳大光是原来七十二军的营长，副营长郭翚是我的侄儿，当然听我的话。赵德树赶我走是不可能的，他斗不过我。第二，赵德树本人，与我私交很厚，我们不仅是日本士官同学，而且我营救过他。他在进攻大别山时当旅长，部队在安徽宿松附近被刘邓大军击溃，赵德树怪他部下的一个营长临阵退缩，下来过后才把营长枪毙了。本来临阵退缩，当场打死就无事，下来才枪毙，营长的家属不服，就抓住这点，说他挟嫌杀人，告到国防部。国防部军法局将赵德树扣押审讯，赵德树的父亲是个立法委员，与我认识，知道这一类案子军法会审时第三厅的意见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托我营救他，及军法会审时，第三厅的意见是：将士不用命，如何能打仗，部下临阵退缩，长官依照军法当然可以枪毙他，赵德树虽然手续不合，也不至于扣押问罪。这样，赵德树才得以释放。想到这两点，我相信他必定不是要赶我走，而是我事先未同他深入商量，他以此试探我的意向，也可能他已明白我不部署作战而问仗还打不打，是怕事先未能动员，直接说出企图，军官接受不了，出危险，所以挺身而出，替我担当危险，想到这些，我胆气壮了。立刻趁机诱导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不管起义也罢，打也罢，还是由我来指挥，我决不能在这生死关头，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能有‘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妇。大家要打，我也同大家死在一路；不打，那就起义！你们再发表意见！”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起义！”赵德树顺风转舵，会场紧张空气，比较缓和了，六九七团团长张纬接着发言，他说：“仗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
话犹未了，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抢着发言：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打了？比如一个女人，男人死都没死，就又想嫁人，说不过去嘛。”
吴让鲁莽，桀骜不驯。他不好在赵德树发言时反对，及见张纬发言，就趁机发泄，他这一骂，会场气氛又十分紧张。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等都低头不发一言。我本来以为形势逼人，诱导起义，已是水到渠成，我军装袋里装着我写好了的向解放军申明起义的信，以为大多数人一赞成起义，我便取出信来，派人送去。及吴让这么一闹，看样子会无法开下去了，不如下去再设法诱导，于是说：“这个问题很大，时机也还不那么紧迫，还来得及深思熟虑，大家下去深刻考虑一下，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第80节：宜宾起义(4)
会后我回到军部，我想：在形势逼迫下，何去何从，从士兵到将官都在选择与衡量，除少数死硬派外，不会至死不悟。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虽是罗广文介绍来的，但今天未表态，而六九九团现正担任宜宾城城防，他这个团的态度，关系驻城内人员的安危甚大。因此，廖觉雄就成了起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必须取得廖觉雄的支持。这时高级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正在我办公室，他们认为须动员赵德树去做廖觉雄的工作。我于是叫他们二人前往，他们二人在途中碰见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一同到军部来，四人一齐来到我办公室，廖举手敬礼后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那就无悔哟！”我叮咛他。
“无悔！什么情况下都不悔！”廖坚决地回答。
我于是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了的信，交给徐孔嘉，叫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尽快迎上前去找解放军。我的信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老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
徐孔嘉欣然接受任务。赵德树积极找轮船联系，地方人士也派出代表，黄昏时开船下驶，当夜到李庄、南溪，找到了解放军第十六军的军长政委尹先炳、吴实同志，他们高兴地接待，并于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一同来到宜宾。惠政委问我发了通电没有？我说：“发了起义告官兵书，没有发通电。”
“还是要发通电。”惠政委说。
我于是起草通电，电文里说国民党如何卖国、腐败、贪污。惠政委说：“不能一律骂倒，国民党不是都坏，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坏，因此电文应指责国民党反动派。”
我一面修改电文，心里非常佩服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1949年12月10日，发出通知后，我觉得第一道难关已经渡过，胸中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我高兴得太早了。起义后，大约十来天的时间内没领到经费，只得仍然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币。幸喜当地人民认为七十二军起义，地主上没受损失，允许七十二军使用法币维持伙食。可是七十二军的官兵军饷无着落。当时我军尚存一部分“公积金”，我主张拿出来分给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奈何钱又太少，每人只发到五六角毫洋，这毕竟只可以暂时稳定军心。宜宾人民主动给我们提供伙食，给我减轻了很大的困难。他们给我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
由于起义前不能公开号召，部队思想不统一，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死硬分子的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因此，起义后部分士兵情绪波动极大，甚至有的部队发生叛变。
告官兵书一颁布，一部分士兵白天晚上满街打枪以发泄怨气，各级军官无法制止。还有一军官装成吃醉了酒，拿着手榴弹，闯进我军部办公室，大声喊叫：“郭司令，国民党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宣布起义？”我知道这时高压不解决问题，急令卫兵把手榴弹夺了，然后说：“你喝那样多干啥？还发起酒疯来了，把他扶下去休息。”
解放军十六军随后由南溪直上威远、荣县追歼蒋军。张国华所部十八军相继到宜宾，我带领徐参谋长等过河前往迎接。张国华性格爽朗，决心明快，一见我就说：“郭军长，我们知道你思想进步，与党早有联系。”我随即请他去洗澡、看电影。他十分随便，毫不迟疑推让就同我过江，为了保护张国华同志及随他的解放军干部的安全，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特别加强警戒，防止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张国华和我一见如故，毫不迟疑，他豪迈明快的军人风度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着十八军召开了七十二军起义欢迎大会，参谋长陈明义同志致欢迎辞，他高呼“向七十二军起义干部战士致敬。”一面举手行礼。这种热烈场面，七十二军干部战士从未见过，看了非常满意。
十八军要通过我部驻地北上，为了防止万一，张国华希望我腾开四十里路的缺口，好让他的部队安全通过，于是，我命令六九七、六九八两团由北树溪移往安边，为十八军让出一条路来。并派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前去掌握这两个团。这时，由于两团与我隔离开，互不能见面，有线电不通，特务乘机造谣说七十二军驻宜宾城里的部队，被缴械了，郭军长也被赶去背大米了。而王陵基旧部杜永鑫、吴让趁机煽动部队叛投王陵基，十八军部队过完后，我急忙派人追去屏山解释。这样，除了六九八团二营长陈超带领七个连叛逃外，其余都回来了。长宁指挥所的人员也由王蜀生率领回到宜宾。
张国华任军长的十八军进军西藏后，第十军军长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调七十二军驻防富顺，我就归杜义德指挥了。我到泸州去见杜义德，说明我伙食无着落的困境，杜允按解放军的供给制发给七十二军每月数万元人民币，这以后才解决了我军的经费困难。
虽然伙食、薪饷总算有了着落，但部队内部思想混乱、纪律废弛。很多军官士兵对起义这件事想不通，认为连仗都没有打就“投降”了，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服气；七二十军当时相当一部分是保蒋介石的特务。根本就不同意起义，也就是说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起义的只有一些平时跟我关系很熟、很好，感情很深的人。那时我曾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说要到成都见他们，他们回电让我暂不要离开，以后再电约见，结果我就没有去。这时任廉儒也来到宜宾，告诉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也就暂留在了宜宾，安排都围绕着稳定军心为重点开展。
我深信共产党能使祖国富强，怀着一颗十分虔诚的心追随共产党，我的起义自然是毫无半点假意和被迫，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七十二军并未执行蒋介石沿长江、沱江布防，掩护几十万人在成都集中的命令，而且将部队收缩到宜宾，对已经崩溃的蒋军构成威胁。我所冒的风险比打仗严重得多。派来的军代表们急于求成，认为部队有把握了，调很多军官去受训，一去就不回来，这是很动摇军心的。他们没有同我一道掌握部队。
由于起义，事先不能作动员工作，起义后两极分化，是难免的，所以接着又发生了几次叛变，但最厉害的是六九七团的叛变。当时，七十二军已移驻富顺，军代表同志很不理解旧军队，才下到连队几天就盲目乐观，说对连队士兵有把握了，不听我的劝告，硬要在部队还不稳定的时候，立即把部队中的营、连、排长调三分之一的人去学习。学习当然没什么，却一去就不复返，结果，六九七团的少校团副马启驹，三营营长李治安等就借此鼓动士兵，说共产党不可相信，干脆逃跑，发动了武装暴乱，残杀各连军代表，围攻团部，顿时，11个军代表死于暴徒之手，连第二营营长王瑞因保护军代表，不愿叛变，也死在暴徒的机枪之下。许多军代表得知消息后，说打仗都没牺牲这么多干部，感到万分沉痛，我也心如刀绞。
冯、李暴乱对军队影响极大，大家都骇得没有主意，赵德树约同肖烈对我说：“军长，这个祸闯大了，我们干脆跑吧。”我急忙阻止说：“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祸惹下了，我们有责任，但并不是我们指使的，罪不该死，犯不着跑出去找死。”我于是找赵德树、肖烈说：“你们虽是师长，也不能怪你，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杀头杀我，与你们无关，你们要好好安心下来，掌握好部队，以免再出乱子。”于是，我们积极安抚剩下来的士兵。这样，部队才逐渐稳定下来。一直到1950年6月，全部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