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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城市设计：现代主义、传统、绿色和系统的观点》
【原著名称】City Design：Modernist, Traditional, Green andSystems Perspectives
【原著出版者】Routledge
【原著作者】Jonathan Barnett
【ISBN】978-7-121-24324-0
【页码】248页黑白印刷【装帧】平装压膜
【开本】1/16【尺寸】185×235
【出版日期】2014年9月【定价】49.00元
“在第一个城市化世纪，城市设计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作为回应，乔纳森·巴内特提供了两个有价值的综合体。首先，他简洁地识别出三大紧迫的城市设计挑战。接下来，巴内特分析了现代人的希望，以及现代、传统、环境及系统的城市设计方法的缺点。根据这些高超的综合体，一种全新的、及时的城市设计方式出现了。”
——弗雷德里克·施泰纳，建筑学院院长，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乔纳森·巴内特把他的职业生涯都献给了教育、理论实践和对城市设计的深入理解。巴内特通过仔细分析关于城市的四个基本设计要点——现代主义、传统、绿色和系统设计——理清了不同的城市设计方法的复杂性。他的作品为在日益动态和全球化的世界城市中的当代城市设计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视角。”
——阿方索·维加拉，都市基金会主席，西班牙马德里
世界的城市化速度要比当前可以维持人们生活的城市设计更快，气候变化为曾经稳定的环境引入了一种新的活力，并且——随着有效的城市设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对于管理前所未有的城市增长和变化的最佳方式，仍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
《城市设计》描述了历史上和当前实践中四种最为广泛接受的城市设计方法：一是高楼和高速公路林立的现代主义城市，在世界范围内主导城市发展，但被批评为机械和无情；二是街道和公共空间遍布的传统城市布局，被现代主义者所嘲笑，但如今因人口规模而正在复兴；三是绿色城市设计，其历史在亚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保护地球已成为一个基本问题；最后是系统城市设计，包括基础设施和开发监管及计算机辅助技术，它为设计师管理城市复杂性提供新工具。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如何提升城市的城市规划者、景观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而言，这是一本全面的、理想的城市设计著作。
【作者信息】
乔纳森·巴内特（Jonathan Barnett）是一位著名的、富有经验的城市设计从业者、教师和作家。他是美国建筑师协会和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的会员，并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教授和城市设计项目的主任。他对于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写的著作既权威又深入浅出，而且他的研究方法是客观而包容的。
【目录】
引言 城市设计的三大挑战1
1 现代主义城市设计15
2 传统城市设计和现代城市61
3 绿色城市设计和气候变化117
4系统城市设计167
结论 城市设计的第五种方法213
注释223
图片版权234
引言
城市设计的三大挑战
全球城市化进程远远快于当前的城市设计实践；气候变化给曾经似乎稳定的环境带来了一股新的推动力；还有关于城市设计基本理论的种种争论和不确定性，就如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世贸中心遗址迟迟未能得到一致的重建方案所反映的问题。以上三点无疑是当今进行有效的城市设计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快速城市化的挑战
20世纪初，城市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5%。今天，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有些住在传统城区，有些住在常被诟病为“城市扩张”的分散的开发区，还有些则住在未经规划的棚户区。伴随着快速城市化的是人口指数增长，如今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1960年的全世界总人口。1新一轮的城市化主要发生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和中美洲，预计21世纪上半叶美国将增加一亿多人口。预计美国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南加利福尼亚州及太平洋西北部等十大城市群区域，而其他乡村地区和一些老城市则会出现人口流失或增长缓慢等现象。即使人口增长缓慢的地区，由于老城区迁出的人口及小户型家庭住房需求的增长，也在进行快速城市化。甚至在一些人口稳定或萎缩的欧洲国家也在广泛进行城市化发展。
城市一度被认为在几个世纪内都会保持原有的样子。19世纪初，在铁路、工厂和人口快速增长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变迁加速。虽然如此，1910年在全球城市规划运动初始时期，人们相信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街道和公园设计策略能够为城市中心区带来秩序和美丽，之后是新型花园城市理论发展为郊区和新厂区城市变迁的管理理论。这一共识马上受到了现代主义的挑战。现代主义刚开始只是很小的一个激进组织，他们相信在健康原则下建设现代城市，使阳光利用和开放空间最大化，利用公路和钢结构塔楼等新技术，将城市的历史积累一扫而空。现代主义否认建筑与街道之间的传统关系，支持用各种交通方式围合起来的大型街区，而街区内的建筑拥有最佳采光条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恐怖破坏之后，大多数城市设计者倾向于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简化版本，将汽车运输、高楼及公园空间作为城市重建和扩建方式，却遭到一些传统主义者的反对，以及一些空想家对于采用更为激进的系统技术的怂恿。
城市设计师对城市商业中心、富人小区、贫困人口聚居区的影响甚大，但对城市发展的改变甚微。因为任何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在前人的努力下建造好，区域增长趋势也体现了很多设计师无法控制的决策。
如今，城市化与非集权化的规模和速度使关于城市发展和变迁的管理成为一个崭新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如此之快，可在几年内建设或重建市区，打造出全新的城市。在政策支持下，1979年还仅是小渔村的深圳如今发展为一个900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对中国规划机构的规划师和设计师而言，看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以一定的规模和速度转变为现实是他们的日常工作，然而这些是前几代失意的空想家完全无法想象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城市，如迪拜、阿布扎比、多哈等，也在快速发展，仅十多年就建设起了辉煌的城市轮廓线。在20世纪的下半叶，像曼谷、雅加达、孟买等城市就已经改建得面目全非了。在有些地方，城市或城市的部分区域的发展毫无任何设计或规划而言。罗伯特·纽沃思估计，有十亿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3和世界人口的1/7）住在棚户区，而这些地方严重缺乏设计与发展控制。2虽然这些贫民窟的新建筑也是遵循规则而建的，但这些开发区可能不属于任何设计规划系统。美国房地产业平均每年建造150万套住宅和公寓，市场高峰时期是每年200万套，市场低谷时期是每年120万套。3大多数住宅和公寓建在遵循总体规划设计的小区内，这些小区拥有上千个单元，并且都需要当地政府的审批。不过，极少数新住宅实行小区或区域设计，仅考虑可用土地和个体建筑商的主张。在加拿大这个经济实力可与美国媲美的国家，严格的国家政策将个体发展融入到大局之中。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王国、新加坡，如果不是整个国家，那么可以说各国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完全按照总体规划建设的。在韩国、英国及大部分西欧国家，当地都有非常强的设计控制、国家规划观念，并且对所谓的“空间规划”也就是区域设计特别感兴趣。然而，到21世纪中叶，全球人口将达到90亿，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即使以一定速度和规模进行重建和扩张的城市建成区需要指导，城市设计师的影响依然很小。
气候变化的挑战
就传统而言，城市设计师会在工作中假设自然环境是稳定的，通过工程来理解并控制自然力。最近人们发现城市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持续的，不仅是由于加速城市化和非集权化造成的资源浪费，而且地球自身的气候也变得非常动态。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对新奥尔良大部分地区所造成的破坏，成为人们可以预期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过并不需要发生这场特殊的灾难。新奥尔良依靠美陆军工程部队建造了防洪墙和堤坝，这些防洪墙和堤坝本应保护新奥尔良不受卡特里娜强风暴的破坏，但结果证明这些工程和建造都是有问题的。4之后这些也未能为新奥尔良的重建和保护提供资源，这表明美国不再有保护传统中心城市的政治共识，即使重要城市的大面积破坏显然是由于某一联邦政府机构的过失所造成的。现在大多数人所居住的地方曾经是郊区或乡村，脆弱的沿海地区如波士顿、纽约及迈阿密等城市的官员，已经开始看到当他们的城市遭遇类似的灾难时会发生什么。迈阿密及迈阿密海滩的大部分地区仅高于海平面几英尺，因此在风暴潮袭击中总是首当其冲，哪怕风暴的强度小于卡特里娜飓风。直接冲击纽约城的飓风高浪也会给海拔更低的曼哈顿带来洪水，淹没地铁、行车隧道还有机场。波士顿也面临同样的环境风险。这些城市也会像新奥尔良的大部分地区一样被摧毁吗？当全球的气候变化时，所有沿海城市会遭遇什么呢？
如今已经达成一个共识——人类活动诱发的气候变化是一个真实而严重的问题，而且气候变化要比几年前预测的更快。如果海洋的平均表面温度提高2℃的话，将会出现一些非常可怕的场景。5防止工业和城市化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气候后果，显然将成为城市设计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更少地依靠机动车，更多地保护自然环境，更多地关心节能建筑的位置和朝向。
另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将是使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些海洋温度已经上升，更多的海洋温度升高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气候变化的一部分，海平面上升比较容易预测。海平面上升是由于更温暖的海水所占的体积越来越大以及陆地冰川融化造成的。一个保守的估计就是，全球海平面到21世纪中期将上升半米，到2100年将至少上升1米。这些加大了已存在风暴危险的沿海城市所受到的威胁。比如，根据这一预测，2100年迈阿密的大部分地区都将位于海平面之下。6
未来海平面上升的趋势将改变设计师对城市的思考方式。直到1990年，上海摩天楼浦东新区都是一大片淡水湿地。回想过去，浦东并不是进行如此大型城市投资的好地方。而且在这些由迪拜海岸疏浚生成的低海拔岛屿进行投资也不是一个好的决策。
荷兰这个55%的土地已经置于海平面之下的国家，显然是气候变化的前线，不仅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且受到由于高山冰川融化导致的国内河流水量上涨的威胁。1953年的一场可怕的风暴过后，荷兰人创造了一种挡潮闸系统，能保护东斯海尔德三角洲和鹿特丹港。电视新闻中报导了新奥尔良和其他墨西哥湾居住区的人们被洪水冲出家园的事件，这警醒荷兰人反观自己的防御工事，特别是那些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堤坝；他们也反观了自身通过建渠将洪水引至农田或公园区域，来适应周期性河流洪水的方式。鹿特丹城颁布了城市防灾规划，国家政策也支持并努力保护整个国家免遭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万年一遇的风暴。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保护国家不受风暴破坏的立场已经脱离了政治范畴，具有与美国军事预算一样的地位；也许会讨论具体项目的价值，或某一年的支出数额，但防御观念已达成共识。英国政府资助了泰晤士河的一个防潮闸项目，以确保伦敦遭遇破坏性风浪时可以免受类似1953年的风暴对荷兰所造成的破坏。目前正在设计加高泰晤士河的堤坝，以应对正在上升的海平面。威尼斯也正在建造防洪堤坝。但仍有很多国家还未达成保护沿海城市以及如何支持这些项目的共识。同样受到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的格尔夫波特和比洛克西（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两座城市）及新奥尔良东部的重建工作正在进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方面的投资，而这部分的投资也超出了个体产业所能承担的范围。
也有预测称，气候变化会增加干旱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尽管很难进行具体的预测，但是目前的干旱地区，如澳大利亚和美国西南部的情况会变得更糟。使位于干旱地区的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很大程度上改变城市和建筑设计。有一天，当人们回顾用纯净饮用水来浇灌草坪和冲厕所的日子时，会感到非常惊异。
“9·11”后城市设计的败笔
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重建新奥尔良的尝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后更多的类似灾难表明，与自然环境共处和理解自然环境的城市设计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另一场灾难——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双塔的坍塌——表明，当地政府及名誉全球的设计专家们都无法有效地响应大型城市的设计问题。
起初，曼哈顿下城开发公司及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两家机构担任了重建管理的任务，试图将遇难者、居住区领导、设计专家以及对此感兴趣的公民吸引到共同建构过程中，这是设计灵感的来源，既代表更新，又代表疗伤。
在美国，公众参与是应对城市设计和发展中重大改变的惯例。它是一套完备的程序，通常从基本问题开始，比如世贸中心遗址的基本问题包括是否要进行重建，如果重建应该建设到什么程度，如何最好地纪念遇难者，以及哪种开发方式最合适。这种讨论会变得分散且分裂，当参与者开始熟悉几个可能的选择并且都迫不及待地要做出决策时，公众参与就成功了，这很容易就会花上一年时间。但主办机构最终并未考虑这样的开放程序或长期形式，他们挑选了一家有经验的城市规划设计公司BeyerBlinderBelle，给该公司六周的准备时间，提供一组设计备选方案，并安排在2002年7月一个不同寻常的大型公众会议上进行讨论。这是通过“美国说”（AmericaSpeaks）组织促成的，该组织是一家专注于引导公众论坛（推动公众对话）的非营利性组织。他们试图将备选方案马上减少到3个，12月底就能达成最终的场地设计方案。主办机构要求任何方案都要替换被破坏的建筑面积，这是考虑到土地所有者港务局和被破坏建筑租赁者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这一要求排除了很多潜在方案，这是需要公众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实际上未进行公众讨论。
2002年7月，公众会议在纽约市的会展中心举行，与会人员达4300人次。
约翰·拜尔（John H.Beyer）呈现了6个关注公共空间的设计方案，这些公共空间都是纪念遇难者的。这6个方案包括纪念广场（设计方包括曾经为世界金融中心办公楼的业主工作过的CooperRobertson +Partners）、纪念大厦、纪念三角园区、纪念花园（设计方包括曾经为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工作过的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还有纪念公园和纪念大道（由彼德森·利特伯格事务所设计，这家事务所是曼哈顿下城开发公司的顾问）。每个可选方案的发展潜力都差不多，以应对恐怖袭击中被破坏区域的重建要求。纪念建筑周围的建筑用通用盒（genericboxes）代替，之后会由其他人进行建造。
在没有事先准备好之前，邀请上千人讨论复杂开放空间概念可供选择的优点绝不是一个好主意，尤其在大惨剧之后重建的紧张氛围中，这更是一场灾难。人们并不能区分这6个开放空间的概念，他们看到的就是为之后的建筑设计所准备的占位用的普通模型而已。这可以理解，每个方案都看起来很相似，都显示了相同数量的办公空间，因此没有一个备选方案获得明显的偏爱，而且这些设计方案还遭到不好的打击。特别是《纽约时报》一篇社论称：“这些沉闷呆滞的设计与纽约市及世界期待在‘归零地’上崛起的建筑相差甚远。”7
世贸中心的设计过程没有包括20～30人的工作小组，代表对成果感兴趣的每个人，通常类似于大型的参与式决策制定公开会议。世贸中心遗址的工作组应当包含曼哈顿下城开发公司、港务局及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的代表，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是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关键参与者。还有遇难者家属、居住小区组织领导、纽约主要的设计专家代表及当地居民代表。
在参与过程中，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得很糟糕是件寻常的事，特别是当公众的情绪高涨。在另一种情况下，设计师可以和工作组讨论哪些部分不对，为下一次更具建设性的公开会议创造条件。对世贸中心遗址而言，在如此直率的拒绝面前，继续进行承诺过的公众参与程序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这两家机构并没有这样的勇气。他们放弃了任何涉及公众和重要的利益相关人的官方方法，而是宣布举办全球性建筑设计竞赛。
将近有500多个建筑师团队和其他的设计专家提交了资质证明，并且在2002年9月，7个著名的建筑师团队被挑选出进行方案设计。胜出的公司是：
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所
丹尼尔·李布斯金工作室、加里·哈克和乔治·哈格里夫斯
SOM建筑事务所、SANAA工作室和FO事务所
由理查德德德·迈耶、彼得·艾森曼、查尔斯·格瓦德梅和史蒂夫·霍尔组成的合作团队
由拉斐尔·维诺里、弗雷德里克·施瓦茨、阪茂、肯·史密斯组成的“THINK”团队
联合建筑师联盟——由外国建筑师事务所、格雷格·林事务所、RUR建筑设计公司、凯文·肯农和联合工作室组成
彼德森·利特伯格事务所
创办此次竞赛引起巨大轰动。对建筑师、规划师及城市设计师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们关心的问题引起了新闻广播、报纸头版和杂志的热议。有两本书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人们有理由认为正在发生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本是保罗·戈德伯格写的《从零崛起》（UpFromZero），生动地描述了整个规划过程；另一本是苏珊娜·史蒂芬斯、兰·卢娜、罗恩·布罗赫德合着的《想象归零地》（ImaginingGround Zero），包含世贸中心遗址官方方案及一些非官方方案的图片文本。8
事实证明，与城市设计师相比，建筑师具有与媒体和公众沟通的更好的能力。2002年12月，获选的两个决赛团队之一的领导人丹尼尔·李布斯金呈现了一组逐渐升高（循环升高）的独特的筒形建筑。最高的那座建筑被李布斯金称为“自由塔”，高达1776英尺，仿佛置于桅杆顶端。李布斯金说，应该将这些挡土墙（原世贸中心大厦地下深处的大部分挡土墙）保留下来，以纪念其防止哈德逊河水在恐怖袭击之后灌入西部的英雄角色。他也精确诠释了恐怖分子驾机冲入第一座塔楼的日期和时间，一缕阳光会透过他的新摩天大楼之间的间隙并照亮地下连续壁（挡土墙）及其前面的空间。
另一个决赛小组“THINK”的方案是两座骷髅般的钢结构建筑，高度和形状都近似被毁坏的世贸中心办公塔楼，并在骷髅塔楼约35层处设置了一个博物馆。项目要求的办公空间则被容纳在周围一圈相对传统的办公建筑中，这些办公楼具有各种楼层平面图，但高度都相同，大约是骷髅结构的一般高。这个设计将强有力的纪念符号与不动产市场需求分开，并将这些办公楼围墙的高度统一，是一个可行的城市设计概念。
与李布斯金的“自由塔”（FreedomTower）的象征性不同，骷髅塔挑战般地高于被毁坏的世贸中心，据说1776英尺的高度唤起了美国革命精神，传递了一种包含反抗和遗憾的复杂信息。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了至少5亿美元的投资，没有支撑性收入来源，还有长期维护建筑与经营博物馆的承诺。
虽然李布斯金的设计获选，但结果证明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决策。
李布斯金的设计存在的问题是每幢建筑都有与众不同的几何形状。没有通用的基本原则。执行李布斯金方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成为所有大楼的建筑师，但这样的开发规划是不太可能的，除非马上建造这些大楼。这个开发项目只是想保留长期建设权，如果认为1100万平方英尺办公空间会马上进行建设，那就严重误会了。比起李布斯金的方案，竞赛中被淘汰的大多数设计方案都更严重地依赖于一个连续的建设项目，使他们的方案都不可行。“THINK”的设计方案可以允许很多不同的办公楼建筑设计师和开发商来进行，只要他们留意方案中的建筑高度限制及统一的平整外墙。与其他设计方案不同的是，彼得森·利特伯格使用了一种传统的建筑语汇：中轴对称的建筑关系，这可以作为未来很多年的开发设计指导方针。
租赁世贸中心塔楼的开发商拉里·西尔弗斯坦有权重新开发原址，他没有选择执行李布斯金的设计。他有自己的建筑师，即SOM建筑事务所。他已明确指示SOM，就是不能与SOM和SANAA在竞赛中提交的理念方案相似。在一小段时间内，传闻说李布斯金曾与SOM合作，但只保留李布斯金设计中“自由塔”这个名称及1776英尺的主塔高度。之后“自由塔”的名称也被丢弃了。遗址上的其他大楼也都正由西尔弗斯坦地产公司开发，分别委托给几位著名的建筑师，他们都没有将李布斯金的概念作为整个场地的城市设计指导理念。港务局也不愿意为了让挡土墙能暴露在阳光下而牺牲几百万英尺的次级空间。之后针对纪念性开放空间举行了第二次竞赛，在2004年1月决选出了获胜方案。
这一模型照片（见图1）是公共参与程序和设计竞赛失败之后制定的官方方案。从左边开始，是世贸中心一号楼，由SOM公司负责，后面的这幢是世贸中心七号楼，也由SOM公司负责；格林威治街200号是由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所负责；格林威治街170号是由罗杰斯及合伙人建筑事务所负责；格林威治街150号是由槙文彦建筑事务所负责。最前面的是美国911国家纪念馆的两个下沉广场，由迈克尔·阿拉德和彼得·沃克设计，让人回忆起世贸双塔的原始印记。介于两者之间的展馆是纪念馆的关联部分，是由戴维斯+布罗迪+邦德+埃达斯公司设计的。在福斯特和罗杰斯的建筑之间是由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交通枢纽站。在SOM和福斯特建筑之间的空间可能是未来表演艺术中心。这些建筑及纪念馆是一些最好的设计公司的作品，但是该规划并没有实现世贸中心重建开始时的高预期。与命名为“纪念大厦”的设计相似，2002年7月公开大会上被拒绝的6个备选方案之一，被《纽约时报》描述为“沉闷呆滞的设计”。（见图2）
图1
这个模型照片是在公共参与过程和国际设计竞赛都失败之后，正在世贸中心遗址上建造的大楼。虽然模型显示了一些最好的设计事务所的单个作品，但它们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个连贯的城市设计作品。从左边开始，是由SOM公司负责的世贸中心一号大楼，后面的这幢是世贸中心七号楼，也是由SOM公司负责的；然后，格林威治街200号是由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所（Foster+ Partners）负责的；格林威治街175号是由罗杰斯及合伙人建筑事务所（Rogers Stirk Habour +Partners）负责的；格林威治街150号是由槙文彦建筑事务所（Maki andAssociates）负责的。最前面的是9·11国家纪念馆的两个下沉广场，由迈克尔·阿拉德（MichaelArad）和彼得·沃克（PeterWalker）设计，让人回忆起世贸双塔的原始印记。介于两者之间的展馆是纪念馆的关联部分，是由戴维斯+布罗迪+邦德+埃达斯公司（DavisBrody Bond Aedas）设计的。在福斯特和罗杰斯的建筑之间是由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Calatrava）设计的交通枢纽站（中转站）。
图2
这一模型照片是2002年7月公开大会上淘汰的世贸中心原址的设计之一，被《纽约时报》描述为“这些沉闷呆滞的设计与纽约市及世界期待在归零地上崛起的建筑相差甚远”。
关于现代主义和传统城市设计的争论
世界贸易中心重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潜台词是假设重建建筑的形式具有特殊意义。标志性建筑物已成为现代主义的核心。自二战以来，现代主义概念（将在下一章叙述）一直主导着城市设计。对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批评随着越来越多的建筑在世界各地建成而越发强烈：尤其他无法容纳历史保护建筑和保存现有小区，反而促进了社会不公平，使穷人集中在最差的地区。另一个现代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公路贯穿城市的中心，这使得自然环境随着城市化进展的扩大和加快而遭到破坏。与现代主义定义相对的传统城市设计，近来被应用在“巴特瑞公园城市”(与世贸中心遗址相邻)规划中。巴特瑞公园城市规划9侧重于传统公园、街道及居住区，对2002年7月公开大会上展示的世贸中心的6个初始重建方案的影响很大。大会上或之后的关键响应都不支持纪念空间是重要的设计决定因素，而其他建筑应该附和这一观点。不幸的是，结果证明没有共同的指导原则，即应该如何设计一个协调、独特的建筑群，而且这些建筑群能在长时间内由不同的建筑师负责建成。
传统城市设计的确包含了一套对未来建筑的共同期望，在历史悠久的欧洲城市，比如柏林中心区的重建中，现代主义建筑是受传统城市设计指导方针限制的；二战后伦敦执行现代主义规划方案时，圣保罗大教堂附近被更替成新建筑，也是用传统的方式布局街道墙体的；在荷兰的海牙，新中心区建设要求是低层建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新规划的城郊居住区进行传统城市设计复兴运动。在1993年，它的一些支持者联合起来成立“新城市主义协会”，它也一直是传统的经典建筑的鼓吹者。新城市主义中较为新颖的观点就是，当现代主义城市设计概念占主导地位时，城市“转错弯”了：“新城市主义”其实就是回归历史的一句口号，因为在过去城市设计似乎运行得更好。新城市主义的原则并不要求古典建筑，但这些原则确实是很容易遵循的。传统的古典建筑也不受大多数建筑学院和建筑评论家的“待见”。舆论对于世贸中心遗址重建的批评和讨论中充斥着令人费解的建筑讨论，有时候会出现出人意料的责骂语气。这个深奥的建筑辩论逐渐蔓延，有时从惊人的责骂语言发展到发表重建世贸中心的批评和讨论，并有助于麻痹决策的制定。
传统城市设计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紧凑性，因为在出现汽车之前，人们一般都步行。扩张型城市发展使得人们又开始对适合步行的紧凑型商业中心和居住区感兴趣，而这可以依靠新的交通工具和高铁计划来实现，从而抑制无节制的城市扩张。关于紧凑的、适于步行的城市研究使得设计师重新回顾传统城市设计原则，但无须使用古典建筑设计手法。这一传统城市设计方法将在第二章中进行讨论。
针对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绿色讨论
现代主义规划的基本教条就是建筑朝向要具有最佳的采光和通风效果，处理自然环境的现代主义手法就是通过工程技术征服自然。施工现场可以用推土机清理平整，湿地可以填实，妨碍开发的河流可以改道变成地下暗渠。这种技术应用方式在麦克哈格的《设计遵从自然》10（1969年首次出版）的宣言中受到挑战。在书中他指出不在自然系统的限制条件下施工导致了惩罚：滑坡、洪水、建筑沉降。麦克哈格的书有助于加强一些早期的花园城市和郊区的概念：通过绿化带及结合自然地形的场地设计来保护自然环境。最近，事实证明自然环境是一个比麦克哈格想象的更动态的系统，普遍理解了结合自然条件限制进行设计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也是减缓或停止气候变化以及适应气候变化产生的新环境的必要条件。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是一个私人组织，自从1994年成立以来，通过专业人员和项目认证系统——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LEED）项目——已经快速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组织。起初，LEED项目着重于改善单体建筑的节能情况，但通过为居住区设计颁布标准而开始注重更大规模的开发项目。在颁布标准之后的这些举动体现了绿色城市设计原则，相关内容将在第三章中进行讨论。
寻求更系统的城市主义
在执行所有城市设计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原始的城市设计师与各部分城市设计的执行人员之间的关系。在原始概念结束之后的很多年都没有开始实施，可能会遵循不同的设计理念以及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运行。城市设计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控制系统保持初始的理念，并且足够灵活地适应形势的变化。最早的类似制度之一就是从18世纪开始巴黎执行的道路宽度和建筑高度之间的一种法定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巴黎重建时期，该制度变得更详细了，包括立面控制等内容。这些制度成就了今天巴黎林荫大道与两旁的建筑之间令人赞叹的协调感。这一套巴黎制度也被用来指导波士顿后湾区的开发，还有建筑高度和街道宽度之间的关系也被应用到纽约市的第一个分区规范中，于1916年被采纳，之后又影响了很多其他法规。分区本身被视为城市设计的一种原始形式，因为它能在影响城市形式的不同情形下保持一致性，尽管只是以一般的程度影响。20世纪60年代，全球掀起了开发热，当这一切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城市设计之后，这种建筑系统依然影响了机场航站楼、购物中心和多功能城市中心的设计。最近更多关于计算机辅助预成型设计的研究，其中该系统的开发反过来又创造了建筑和城市设计，勾勒出一个极具前景的研究领域，尽管离实施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四章将探讨系统城市设计。
最后一章是总结章，讲述城市是如何满足现代城市化的挑战以及帮助创造可持续的城市；同时提供了一种看待城市设计的方式，即接受各种不同的城市设计理论的存在。
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城市设计起初是由一小群建筑师定义的，之后被世界各地的城市设计师默认了。上一代发展起来的大型新城市，就像中国深圳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卡塔尔、阿布扎比，几乎是完全遵循现代主义原则设计的。现代主义是考虑未来城市形态的参考，也是本书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