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6年齐白石王瓒绪关系破裂原因初探
1941年，蜀游后的第五年，八十一岁的齐白石在《蜀游杂记》末页题到“辛巳冬十月十又八日因忆在成都时有一门客，日久忘其姓名，翻阅此日记，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
1946年9月9日，中秋前一日，白石老人又翻阅了一次《蜀游杂记》，面对十年前的往事，齐白石挥笔写到“丙戌秋，明日中秋，偶捡旧书，见此本子，也伴我历游四川，仍作记事用。老年人善忘，有一小事，必须记之。八十六岁。”
是何小事让白石老人时隔十年后依然无法忘怀？成都民间流行的说法是画家齐白石与军阀王瓒绪发生了冲突，导火索是金钱，白石老人认为“半年光阴，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1936年9月21日齐白石致姚石倩书信也证实了这一说法，齐白石在信中说“予已与中英弟有约每月来函一次（吾弟亦然）。无论老年人答与不答，只要知弟子平安。成都治乱，已免悬悬。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执吾弟代王瓒绪许赠三千之函说话，瓒绪骗人三千元，吾弟从中难矣，吾爱吾弟，故一掷千金，足见君子与小人也。方鹤老、曾默躬如相见，代称名问安。”
我们知道白石弟子姚石倩只是王瓒绪的幕僚，不具有经济上的决定权，不可能代王瓚绪许赠三千元。而王瓚绪拥有军政大权，在成都、重庆拥有多处商铺、钱庄、公馆，也不缺这三千元，为何只支付四百元？为什么王瓒绪决定赠送齐白石三千元？赠送金额确定的标准是什么？由谁确定？以何种方式支付？不缺钱的军阀王瓚绪为什么改变了约定？一边是恩师，一边是成都的领导，白石弟子余中英、姚石倩如何面对双方？面对这些疑问，我们不得而知，但成都老报人车辐提供了一种说法：在鉴赏王瓒绪收藏古画时，齐白石指出赝品居多，未在假画上题字，所以没有得到重金。
据车辐回忆“王瓒绪自许‘儒将’，喜玩古瓷器及书画，他本人以军阀势力发家，有权有钱，买的古书字画又多半为赝品，蒙着几个食客为他鉴定书画古玩，半吊子（指似懂非懂、半罐水的意思）食客与古董商勾结，使王买了不少赝品，王闷在葫芦中，一呼百应，俨然像是一个识者行家了。齐白石到来，王以其藏画求其鉴定。齐即指出其真伪，赝品居多。王愕然，王不悦．于是半吊子儒将形象一变而现出军阀脾气来，他们之间产生了距离。以后，由王的狗头军师献策，搞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由王出面，挑出赝品，请齐白石在假画上题词。齐受此横逆，几至晕厥，以后即称病推辞。殊不知王一计未了，二计又生，竟使出军阀本色，向白石老人提出，愿出重金，仍坚持请（齐白石）在假画上写几笔，并求盖章，言下大有非办到不可的样子。白石老人受此凌辱，坐卧不安，园林也显得暗淡了。画家刘既明与另一画家均偕其夫人同去看望齐白石，并请（齐白石）去陕西街成都有名的川菜馆‘不醉无归小酒家’，刘既明点了葱烧鱼、蒜泥白肉、肥肠豌豆汤、红烧舌掌等，白石老人甚为赞美。不久，齐白石辞别王，乘舟东下，如脱牢笼一般。他来四川，原打算上青城，去峨眉，结果一处也没有去。”
此说法在北京、四川等地广为流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来自湖南的齐白石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成为人民艺术家的杰出代表，获得了世界和平奖。文艺界也从劳动人民创造美，珍惜和平、反对压迫，热爱生命等角度阐释齐白石的作品，齐白石被塑造成真诚、勤劳、和平的象征，而他性格中的其他元素则被有意淡化。而另一方王瓒绪已从四川省剿匪司令、重庆警备司令变成了起义将领，之后的潜逃者，直至病逝在狱中。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军阀违背诺言，在四川“压榨”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合情合理，就如同收租院成功地塑造了刘文彩欺压勤劳善良的劳动农民一样，成为当时革命的需要。
王瓒绪真是传说中的“儒将”吗？齐白石擅长鉴定书画吗？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困惑？笔者专门查询了民国四川军阀史料和国有博物馆藏品资料，却有以下发现：
一、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中，只有王缵绪和田颂尧是秀才出身，王瓒绪具有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闲暇喜好临习历代名家书法，早年曾加入海上亭云书画社，与黄宾虹、张大千、陈泽霈等有往来。1932年9月28日，黄宾虹、吴一峰游蜀时，曾应王瓒绪邀请，与赵遗三、姚石倩等鉴赏所藏古画（详见吴一峰《入蜀纪游》）。抗战期间，与林思进、梁漱溟、黄炎培等交往甚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王瓚绪能鉴赏书画、陶瓷，人民政府特任命其为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其收藏品中不乏珍稀名物，如唐人《妙法莲花经》卷、宋拓《韩琦墓志》、宋人院画册页、元人《仙山楼阁图》扇面、冒辟疆《草书诗文》轴、徐渭《草书诗文》轴、王铎《草书诗文》轴、傅山《草书诗文》轴、蓝瑛《疏林远岫图》轴、李复堂《秋葵图》轴、罗聘《研山图》卷等历代名家画作。金石学家姚石倩、曾默躬等长年住在治园为其整理编目。国画大家陈子庄年轻时即其侍从。1952年10月10日，王瓚绪将其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捐献给政府，分别由西南博物院（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川西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保管，其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历代字画、碑帖395件（套），国家一级文物46件、二级116件、三级233件；图书360余种，另有拓本及印谱等230种，包括《黔南丛书》、《汉魏丛书》、《槐庐丛书》、《湖海楼丛书》、《文渊楼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等。四川博物院藏历代字画23件、印章100枚、瓷器8件。由此可知王瓒绪并非粗劣武夫，其收藏品中不乏国家珍贵文物。
二、对于王瓒绪收藏的书画,齐白石未出具任何书面鉴定结论。四川博物院典藏部林玉女士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管部江洁女士查询藏品资料后明确告知王瓚绪藏品中没有发现齐白石题跋。但王瓒绪在其收藏的古书画上广泛使用了齐白石刻制的收藏印，如四川博物院藏《项圣谟山水人物图册》就钤有齐白石为王瓒绪制印多方，如“治园眼福”、“治园所藏”、“治园心赏”、“王瓒绪印”、“王治易”等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赵之谦花卉图扇面》上钤有“治园心赏”。在戴山青编《齐白石篆刻作品选》收录有多方齐白石为王瓒绪制作的收藏印，如“治园暂有”、“治园考藏”、“治园鉴藏”、“治园藏书”、“治园审定”、“治园读造像记”、“治园读残碑记”、“治园所得金石”等。这些印章都是1931年至1936年，齐白石应王瓒绪之邀刻制印章（姓名印、诗文印、鉴赏印）的一部分。
三、齐白石和王瓒绪都认为书画鉴定是一件很难的事。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闻》的报道中“王氏入室后，齐氏语王，谓早间已晤余中英、姚石倩诸人，并极赏姚家藏之板桥道人画竹有潇洒出尘之态，王谓彼亦藏有板桥画竹四张，现在重庆，缓可取出鑑赏。张谈到鑑别古董，大家均以为难事。”
虽然古书画鉴定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但齐白石在成都还是刻制了一方鉴赏印“白石见”，这枚印章现藏北京画院，边款云“丙子六月。治园。”丙子年为1936年,该年六月齐白石居成都王瓒绪公馆治园。我们知道相对于姓名印和诗文闲章，齐白石的鉴赏印非常少，《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卷）收录有七方，分别是：“白石曾见”、“白石见”、“齐白石藏”、“老苹曾见”、“苹翁得见有因缘”、“白石老年赏鉴”、“乃翁过目”，其中“齐白石藏”印的边款颇有价值，云“予见古名人字画，绝无真者，故‘三百石印’之内无收藏二字。今因得黄瘿瓢《采花图》，佩极！始刊此石。戊寅五日，时居故都。白石并记。”从中可见齐白石对于古书画收藏之态度。保存在北京画院的齐白石收藏品也证实了这一点，多是师长、友朋、门人的作品，更像是保存自己的文献资料，而非带有主题性的专业收藏。
既然齐白石不喜欢收藏古代书画，又为何制“白石见”印，笔者认为当时发生过鉴赏古画事件，对于王瓒绪的藏品，精明的齐白石不便表态，于是刻了这方“白石见”应对。“见”是一个中性字，只叙述看见这个过程，不存在对真假的判断，是一个有充分回旋余地的说法，呈现出齐白石多彩的人性，即有孤傲的一面，也有通融的一面，这一切都源自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世事无常的领悟。
齐白石不愿对王氏藏古书画真假做判断的原因有许多，一方面是藏品有问题。凡是从事收藏的人都知道，只要从事古玩收藏，买到有争议物品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即使是精于鉴定的吴湖帆、张大千也在所难免，更何况一个僻居西南的军阀。1989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谢稚柳、启功等对保存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王瓒绪藏历代书画进行了鉴定，发现其收藏品良莠不齐，即有一定数量的宋元绘画真迹，也有部分藏品真伪难辨，这一现象真实展现了民国西南地区军阀的文物收藏水准。另一方面是鉴定能力问题。与张大千、吴湖帆毕生收藏临摹研习古画截然不同，齐白石一生以自我艺术创作（齐派写意画）为主，基本上不收藏古画，也不从事古代艺术品的交易，接触到的历代名作的机会很少，对于需要见多识广、丰富经验的古书画鉴定，他非常不擅长。郎绍君认为“与黄宾虹、萧俊贤、陈师曾、金城等同代画家相比，齐白石所见到、熟悉和临摹的古代名迹，要少得多。他曾用功于石涛、八大，但他看到了多少他们的真迹，实在很难说，至少在六十岁前，他没有条件接近大收藏家，没有钱买古代名作（齐白石一生不作收藏）。定居北京后，他有条件看到古物陈列所和故宫的名画陈列，但迄今未见到这方面的任何记载。北京也有许多收藏家或兼能收藏的画家，如颜世清、金城、张伯驹、徐石雪等，但齐白石与他们几乎没有交往。他所能见的，一是他的好友郭人漳的收藏，但郭人漳不是真正的藏家，其藏品有多少或可靠性如何，也已很难考查。二是琉璃厂古董店的作品，这些作品真伪混杂，而齐白石不长于鉴定。北京画家观摩作品的雅集活动，如宣南画社、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等组织的类似活动，他极少参加。”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闻》的报道中齐白石也坦率地表达了书画鉴定的难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一是对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齐白石、王瓒绪都认为书画鉴定是一件很难的事，二人有共识。十分敬重齐白石的王瓒绪不会故意为难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二是通融的齐白石制作了“白石见”印应付书画鉴定。
我们认为对书画作品真伪的不同认识不是造成齐白石、王瓒绪关系破裂的主要矛盾，而是书画鉴定活动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破裂的真正原因，或许可以从1936年成都的文化生态和艺术家齐白石的个性来考虑。
1936年虽然已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但四川的混战并没有结束，蒋介石与刘湘、刘湘与刘文辉、毛泽东与张国焘，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做最大的努力，就连日本人也要求尽快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与政治斗争想配合的文化艺术也是风起云涌，变化无常。一方面是几千年封建专制被推翻，迎来思想上的大解放，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华西协和大学和四川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使得西方现代的文化艺术观念逐渐为人知晓，先后涌现出巴金、郭沫若、李劼人、张大千等一批四川籍艺术家。但另一方面，从古老的封建农耕社会向近代民主的工商社会过渡需要一个过程，加之成都“五老七贤”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儒家经典著作仍是城市富裕人家的必修功课，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绘画在成都仍然很有市场。在一些出身高贵，以正统自居的人看来新派画家齐白石就是野狐禅，画太粗野，印太狂悍，与传统礼教格格不入，这种看法不仅在四川有，在北平、上海也有。齐白石的到来必然会打破四川书画界、收藏界原有的平衡，影响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个别人借机挑拨，制造事端，也在情理之中。徐悲鸿在成都也有相似经历。1943年10月，徐悲鸿在成都祠堂街四川美术协会举办个人画展，竟有人以徐悲鸿山水画题款为由挑拨离间，指使胡某捣乱，惹来一场风波。徐悲鸿不得不将画展3天售出门票18694元捐给四川美术协会。就连善于交往的徐悲鸿都如此，孤傲的齐白石也在所难免。
齐白石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虽然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随着时代的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最终完成了从木匠到文化艺术大师的华丽转身，但他乡村生活形成的诸多习性并未随着艺术上的成功而改变，他勇敢又胆小、热情又多疑，一生勤劳多产但又非常节俭，甚至被人误认吝啬。他渴望精英认同但又讨厌无谓应酬，常常闭门作画，被北京画坛称为“西城三怪”。
我们知道旅游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到成都后的齐白石并未融入休闲之都的欢愉之中，依然保持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闭门作画，基本上不参加应酬。据1936年6月1日《新新新闻》新闻报道，我们知道1936年5月31日，也就是齐白石抵达成都的第4天，四川省府督署两机关假座成都半边街姑姑筵宴请新近来省游历之名金石兼画家齐白石，名诗人陈石遗、文学家金松岑三先生。参加宴会的都是四川党政军的高端人物，但齐白石身感不适，由王治易军长代申谢意，并未参加。馀均按时莅临，谈笑风生，宾主备极欢洽，尽欢而散。一些仰慕者登门拜访，因无人介绍，常吃闭门羹，这些都让一些当地人十分不适应，必然会引起误会。齐白石在成都的朋友，《新新新闻》的邓穆卿认为“他不喜欢应酬，更不愿意随随便便去赴别人的宴会，陌生人去见他，多半尝闭门羹，因之当时有些人说他刁钻古怪。”
另一方面就是齐白石非常自信、敏感、多疑，由于不常出门，很容易轻信别人的传言，如果有人挑拨，难免发生误会。此类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齐白石的好友王森然就曾被误会过，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五年，也就是齐白石蜀游前一年，友人萧某携乡村山珍请客，邀王森然、齐白石、茹寿之等参加。适李苦禅、侯子步、王青芳来访。亦入座。白石与大家谈笑甚欢。饭罢，茹寿之起而致谢，但说话有口音，白石疑其骂己。王某借机进谗曰王森然暗邀疯子辱先生。白石遂大恨森然，王森然得知大骇。邀陈小溪君共往谒。见面竟怒目相视，如火方熾，不可遏抑。几经解说，方豁然冰释。”对于多疑这一缺点，白石老人是有清醒认识，特意刻“吾狐也”（北京画院藏）印提醒自己。该印章是齐白石在成都时的作品，边款特有意思，云“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时客成都之治园。”对于王瓚绪，他还是非常热情，先后给王瓚绪绘制了《钟馗搔背图》、《红梅图》等，这些作品都绘制精美，尺幅巨大，是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可见他对朋友的真诚。但如果发生误会,他心里又是非常的不悦。只是由于邀请者是军阀，加之又住在成都治园（王瓒绪公馆），不好“怒目相视，如火方熾，不可遏抑”，只能回到北平后在日记上发泄自己的愤怒，涂抹掉关于这个人的一切记忆。在齐白石《蜀游杂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多处涂抹痕迹，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存世作品，我们可以确定其中一部分涉及王瓒绪，比如5月28日《蜀游杂记》有“廿八日申时到成都，住口口口口。”句。齐白石有意把他抵达成都后的住处用墨笔涂掉，但在成都《新新新闻》上却有二则新闻提及齐白石在成都的住处，一则刊登在1936年5月29日《新新新闻》，曰“名画金石雕刻家齐白石，名诗人陈石遗将来省消息，迭志本报。兹闻齐氏已于昨（二十八）日偕赴渝迎迓之王治易军长与夫人小姐，午后五时专车抵省，因齐氏年逾古稀，长途跋涉，颇感疲乏，到省后即下榻王治易公馆休憩。”一则刊登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闻》，曰“名金石家兼画家齐白石以年逾古稀，不惯长途远行，乃改乘车亦於昨日(二十八)午后抵省，下榻王治易军长私邸，顷省府督署两机关以齐氏远道莅场，已订於三十一日午前八时设宴洗尘云。”从报道中我们知道5月28日齐白石到成都后下榻王瓒绪军长私邸。在《蜀游杂记》中，齐白石到达成都的时刻是“申时到成都”，申时又名日铺、夕食等，为北京时间15时至17时，与1936年5月29日新闻报道中“午后五时专车抵省”完全一致。又如《蜀游杂记》有诗“从来生女胜生男，卅载何须泪不干。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方三。谓方鹤叟，名旭。”末句“千秋名迹借方三”的“借”字下方有墨笔涂改痕迹，“方”字是后补。同时其下注释“谓”字后也被涂抹掉，改写为“方鹤叟，名旭”。对于此诗，众说纷纭，但齐良迟藏《蛙声十里图》则保存了诗作原来面貌。该作品创作于1936年，是齐白石为妻子胡宝珠绘，画面右侧题有行书款三行，曰“好写（此二字不要）。卅载何须泪不干，从来生女胜生男。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王三。王三，王缵绪军长也。宝妹之属，时居治园清宅。白石并题赠诗。”原来齐白石将“王三”改成“方三”，将“王缵绪军长也”改为“方鹤叟，名旭”。王三是王瓒绪的简称，齐白石曾与王瓚绪结拜兄弟，按照年龄排序，王瓒绪排行第三，在《《岱庙图》（四川博物院藏）中白石就称其为“治园三弟”。1936年王缵绪任第四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第六路“巢匪”总指挥，故白石诗自注称其为“王缵绪军长”。从涂抹的那一刻，曾经的“挚友”变成了“路人”。
2013年9月于成都浣花溪畔
注：本文节录自张玉丹、刘振宇《四川博物院藏齐白石作品初探》，刊登于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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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36年齐白石王瓒绪等在四川艺术专科合影 1936年北京画院藏
图2 齐白石《蜀游杂记》第4页1936年北京画院藏
图3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闻》（局部）
图4齐白石《蜀游杂记》第3页1936年北京画院藏
图5 齐白石《蛙声十里图》 纸本135cm×30cm1936年齐良迟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