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读 谢德仁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
每次提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专业书籍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谢德仁的这本“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除了小说之外，让我废寝忘食的专业书籍这是第一本。
应该说买下这本书纯属偶然，应该是我硕士刚毕业后的一两年间吧，读书的激情和热情还很高涨，于是经常跑王府井附近的一家专卖财经类书籍的小书店，我几乎是不加挑选地买下所有能看到的财经类博士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著作），暗暗佩服自己一下啊，应该说大部分博士论文类著作内容上还是比较艰涩难懂地，价格上是从来不打折地，发票是没人给我报销地、扛回家是非常沉地、我的房贷还是每个月要还地、我竟然毫不犹豫、好不心疼地扫货啊！
话说扫货回来，谢先生这本书并没有得到我的特别青睐，直到某一天随手拿起随手翻阅，然后它就不由分说地俘虏了我，那一年的那一天，那顿午饭我真的是食不甘味，书的内容象毒品一样让我流连忘返，怎么舍得花时间去吃午饭呢！人说一见钟情，爱屋及乌，读了一本书就爱上作者的有没有啊！恨不相逢未嫁时未嫁时啊！天可怜见的，至今我也未见过谢先生！
情绪渲染完毕，言归正传啊。说说这本书如何感动地我要以身相许地！为了读者不烦，我只举两例说明啊。
1、
前言中“隔”的故事(故事附后)让我醍醐灌顶地领悟了关于信息不对称、误解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文章最重要的是要用生动的例子、语言把作者的思想传达给别人。如果读者能轻而易举地读懂并会心一笑那作者就是成功的，没必要非要用晦涩高深的专业术语，立志把读者搞糊涂以展示自己的专业高难度！事隔2年后的2005年，我参加了财政部和中国财经报举办的纪念会计法颁布20周年全国征文大赛并荣获全国一等奖，就是一篇浅显的简短的文章而已。我那篇获奖文章《一个美丽的会计等式》网上可以搜到，有兴趣地可以看看哈！对我的影响除了文章的风格外还有教学的风格，我会用精心挑选的例子、视频来简单地让学生顿悟专业知识和专业在实践中的应用；以至于同事们极少让我代课，因为因为我代过一次课后，学生们就念念不忘，期盼着他们的老师再次生病啊好让我可以代课啊！天地良心啊，我们不能期盼别人生病好不好！
2、
谢先生在著作中的105页阐述剩余索取权时，借用了“政府起源的匪帮论”来阐述。（详述附后）就是这个“政府起源的匪帮论”让从小受传统教育的我目瞪口呆，天哪！政府的老祖宗可能是匪帮啊！而我从小只会背诵政府的定义（也忘光了，因为根本不理解）也让我知道了原来我从小认为绝对正确的不一定是真理，甚至我可能一直是被愚弄着的！是个被扔在井底的青蛙，还以为自己看到的那一小片天就是整个世界！和那个摸到大象耳朵的盲人坚定地认为大象长的象蒲扇一样一样地傻啊！不，我比他更傻！从此，我有意识地去找了许多国外著作或归国学者的著作去看，自己的视野从此扩大了很多！尽管事后知道国家起源的匪帮论是奥尔森先生的理论，但毕竟我是从谢德仁先生这儿看到的，就为这一点我都要以身相许啊！拜托啊，让我穿越一下到一个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朝代去好不好！拜托啊让我可以合法地以身相许好不好！拜托啊千万别让我家先生看到好不好！
附1：“隔”的故事
日本古时候有个习俗：云游和尚若能以讲经论道胜了住持和尚，就可以留宿该寺；反之，则只好继续上路。
故事发生在日本北方的一个寺院里。院中住着兄弟俩：兄长学富五车，外表也飘洒俊逸；胞弟却蠢笨之极，学识浅陋，而且形象丑恶，还瞎了一只眼睛。
有一天，来了一个云游和尚请求借宿，依例邀请寺主讲经论道以定去留。兄长当天筋疲力尽，让弟弟代行其事。
于是，弟弟与云游和尚择一静室，相对而坐。
不一会，云游和尚就找到寺主，毕恭毕敬地说：“令弟真乃饱学之士，胜我易如反掌。”
“愿闻其详。”寺主说。
“嗯，是这样的，”云游和尚说，“开始，我举起一个手指，代表上帝。他举起两个手指，表示上帝及其训诫。我又举起三个手指，代表上帝及其训诫和他的门徒。他对我摇晃拳头，暗示此三者本为一体。这样，他就大获全胜了，我已无权留宿贵寺。”说完，云游和尚走了。
“那家伙哪儿去啦?”弟弟跑了过来，询问兄长。
“我听说你已经赢了他。他已经走了。”
“赢?赢什么?我只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跟我说说辩论的情景。”兄长说。
“哼，他一看见我就伸出一个手指，侮辱我是独眼龙。因为他是客，我觉得不妨谦让些，于是我举起了两个手指，恭贺他双眼俱全。谁知那野和尚竟举起了三个手指，意思是我们两人加起来才三只眼睛。这次我可忍无可忍了，正要挥拳而上，他却跑了。就这么不了了之啦。”(摘自《青年参考》1997年5月2日第5版)
故事中的云游和尚和弟弟面对着同样内容的信息却产生了全然不同的涵义解读。另一个颇为经典的例子是，中国主人和西方主人面对客人发出的“不要茶，不必客气”这一同样的信息时，会做出全然不同的涵义解读与反应(决策)：中国主人依然会为其客人端上一杯茶，而西方主人则不会端茶了。中国客人会认为西方主人没有教养，而西方客人则会认为中国主人不尊重其意愿。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有的作为解读新获信息的解释框架的知识结构之不同，这就是“隔”。正如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有代沟相“隔”一样，“隔”就代表着一种深层次的不可或难以通约性。“隔”其实就是一种知识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在决策时面对两种必备的决策结构，即其既有的知识结构与新获的信息结构。①人们的决策其实就是以既有的知识结构作为解释框架去解读新获的信息结构的所谓真实涵义，然后决策并采取行动。由于知识结构与信息结构的“隔”，自然会发生种种误解与误读了。“言的”是信息，“不言的”是既有的知识结构，欲知所言何物，必须置“言”于“不言”之中方可②，即需要“正”解与“正”读的内容都“尽在不言中”。
附2：政府起源的匪帮论
当一个地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匪徒肆意横行，常常掳掠人们的财富，对于这个地方的人们而言，最好的方式是离开此地，或者留下来，却保持贫困状态，不做任何劳动投入和财富的增加，这样匪徒便没有什么可以掳掠的东西。匪徒不确定性的强夺必然导致人们没有安全感，任何的投入都会被夺去，人们没有投入和增值的激励。
这种状态在现实中不会持久，一方面是人们无法忍受长期的贫困，另一方面匪徒也无法忍受没有长期稳定的所得。因此双方都会渴望能有一种方式摆脱这种双输的状态，那么演化的结果是匪徒不再将人们敢尽杀绝或榨干，而是希望人们可以固定的提供给他们好处，于是“保护费”出现了。即匪徒可以定期的、以固定下来的数额向人们收取一定收入，不再竭泽而渔。对于善良的人们而言，他们在经历长时间的恐惧之后，发现匪徒的行为是可以预料的，被掳的收入不再是他们收入的全部，于是愿意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安全。人们也开始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或生产资料，在缴纳保护费之后，可以有更多的盈余。
非理性的匪徒逐步变成了“常驻的匪徒”，这些匪徒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其范围之内和帮会内部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规矩。这是不是让我们想起了电影《教父》中的美国黑帮，有着相当完善的规则。这些“常驻的匪徒”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从一个小的区域到更大的区域，为了应付更加复杂的情况，统治更广阔的土地和人民，他们慢慢形成正规的军队、法庭和统治机构，于是最原始的国家产生了，以前的保护费变成了具有国家意志的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