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世界》—欧洲—古希腊篇总第十五回希腊半岛及周边地缘分 煮酒论史之地缘看世界

第十五回希腊半岛及周边地缘分析

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期盼欧洲部分的开启了。其实既然这个帖子的标题是“地缘看世界”,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塑造者,欧洲一定应该是重点解读的对象。不过知彼之前,我们首先要知己,所以在此之前深入了解一下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还是很有必要的。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地缘贴,而不是一个历史贴,并没有必要把华夏几千年历史全部写完,再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在汉匈之战高潮已过,匈奴最终迁往东欧平原的时候,也是时候把视线转向西方,去看看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是如何孕育出文明的了。

第一节邻近希腊之中东最早农业文明的发展


  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当然,关于古希腊文明的真伪之辩,也是近年来,网上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不过那些真伪难辩的证据,倒并不会对接下来的内容造成影响。因为根据这个帖子的一贯视角,地缘板块本身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就象中、韩之所谓“高句丽”之争,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是高句丽人,到底应该算哪“国”人。但实际上,这种争议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事关当代政治的问题。而没有人否认的是,东北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做“高句丽”的,已经进入文明体系的国家。
  希腊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外来文明,也同样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没有人认为希腊文明,是象南美文明一样,孤立起源、成长于欧洲大陆东南角的。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希腊?选择了这个山地密布,看起来很没有地缘潜力的半岛,成为了欧洲文明的发源地。
  如果希腊文明的火种,是从外部传入的,那么我们首先寻找的,就是这个外来文明的位置了。对历史稍有了解,或者阅读过之前中东部分的朋友,这点应该不是问题。阿拉伯半岛“新月沃地”的东段——也就是“两河流域”,目前已经是公认的、地球上最早出现文明的地区了。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尝试开发灌溉农业,并催生最初的文明了。
  苏美尔人开启的这一文明,也被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语两河之间的意思)。在它的文明地位得到确认之前,拥有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宏伟地面建筑的尼罗河流域,通常会被认定为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地。就这一点来说,现在亦有足够的考古证据来支撑。不过从地缘角度来印证一下这个文明的秩序,倒也十分有必要。
  农业(在此仅指种植业)对于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上古时代,适合种植的土地,也能够为播种者带来数十倍的收益。当农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文明所需的其它要素了。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带,无疑是最具农业潜力的地区。平整的土地、充足的水源,以及从上游山地带下来的肥沃土壤,都是规模化种植业所需要天然要素。然而最初的农业技术,却并非产生于这些肥沃的低地,因为对于早期人类来说,频繁改道的河游下游,远没有它的上游山地安全。最初尝试粮食种植的人类,更愿意在高地上通过焚烧森林、灌木来肥沃土壤;依靠自然降水,来补充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这种“刀耕火种”的农业形式,也被称之为原始农业。
  受限于地理条件,高地农业一般很难规模化,特别是当有族群带着原始农业技术,开始尝试在低地,通过治理河道发展“灌溉农业”时,这些拥有巨大农业潜力的冲积平原,通常会很快让他的拥有者,在人口和粮食产量上,与他们的山地邻居拉开几何数级的差距,并最终在板块竞争中获胜。这也正是,欧亚非大陆早期主要文明,都呈现大河文明、治水文明的特点原因所在。
  高地在农业技术起源阶段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尼罗河流域的农业文明,要略晚于两河流域。由于被干旱的沙漠所包围,肥沃的尼罗河下游,并没有相邻的山地为之直接输入农业技术。相比之下,与伊朗高原——亚美尼亚高原紧密相邻的两河平原,就能够在一个流域内,完整的实现农业发展的链条了。率先从北部山地走出的苏美尔人,创造了地中海文明圈,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文明。而一旦两河地区的灌溉农业技术成熟,与之最为接近的另一大河冲积平原——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就很自然的成为了第二个吃螃蟹的人了。
  两河文明与尼罗河文明的起源时间,目前还是一件有些争议的事。通常情况下,这个时间点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摇摆。不过对于此时居住在欧洲部族来说,这个时间摆幅有多大,并不重要。因为欧洲与这两大文明之地最为接近的希腊半岛,并没有可能在传入灌溉农业技术后,独立发展出自己的大河文明(如果法国所处的西欧平原,与希腊半岛位置对调,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山地密布的欧洲之角,需要直接从外部输入更多的文明因子,才能够结合自己的地缘特点,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有鉴于此,希腊文明的产生时间,要比它的亚、非邻居晚的多。
  那么看起来,与希腊半岛距离都不远的两大文明之地,到底哪一个对欧洲文明的形成,直接影响更大呢?或者说,是谁最先点燃了希腊文明的火种呢?

第二节两河、尼罗河文明对希腊影响的比较

如果希腊半岛所直接承受的文明因素,来自于陆地,那么根据地理关系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会比埃及文明更有可能对其造成直接影响。理论上,来自两河流域的旅行者(主要是商旅了),可以沿着海岸线,横穿小亚细亚半岛南部,最终抵达亚洲的最西部。在那里,那些承载着东方文明的人和商品,只需要穿越一条宽度(最窄处)仅为1.264公里的达达尼尔海峡,就能够登陆希腊半岛了。即使只掌握最原始的技术,这样一条狭窄水道,也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然而陆地传播,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最大的问题在于,陆地本身除了用做交通之外,还是人类繁衍生存的家园。除非两个终端都处于一个强大政权统治下,否则沿途的任何一个部族,都有可能中止你的行程。就算在丛林法则不在盛行的今天,一个用法律固定下来的边界,也同样可以让政治家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愿景,变得遥遥无期。
  相比之下,通过海洋进行沟通,障碍就要少的多了。理论上,两个同样拥有海岸线的国家,哪怕相隔万里,都能够通过海洋自由沟通。当然,拥有这种自由度的前提有二:首先你必须保证自己的航海技术,能够征服海洋;其次,如果你并不是唯一想打通海上通道的人,那么你必须保证自己的实力,能够压倒自己的竞争对手。就后一点来说,海洋要比陆地公平的多。在陆地上,横亘于通道之上的土著部族,往往能够凭借地缘优势,用较少的成本,给你制造更多的麻烦;而在海洋上,竞争则完全取决于你的经济实力。
  对于试图从地中海的另一面,接收文明因子的希腊土著来说,他们有更多有利的因素,来打通与对岸的海洋通道。首先作为一个几乎被欧亚非大陆完全包围的内海,它的气候要比外洋稳定的多。在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地中海都显得非常宁静,海域之中亦没有什么浅滩礁石横亘,阻塞航道;另一方面,作为欧洲大陆的延伸,希腊的半岛式结构,本身就已经大大缩短了它与亚非大陆的航运距离。
  更为重要的是,造物主为了让地中海沿岸地区加强交流,还在每一个半岛与大陆之间,增设了一个岛屿作为跳板。比如塞浦路斯岛之于小亚细亚半岛(土耳其);西西里岛之于亚平宁半岛(意大利)。这种地理结构,几乎可以让陆地,始终存在于行航行者的视线之中。并从技术(不会迷失方向)、心理层面,让地中海比地球上其它地区,更早的迎来海运时代。
  当地理、气候环境,让海洋优于陆地,成为了欧洲吸收文明的传播通道时,尼罗河文明的地缘优势就显现出来了。那些尝试地中海航行的先民们很快会发现,希腊半岛与尼罗河三角洲之间的距离,要比和包括两河流域、西亚裂谷带(板块定义详见中东部分)的新月沃地近的多。
  如果对希腊文明起源,造成直接影响的是尼罗河文明,那么希腊半岛的最南端,肯定就是整个大陆,最先沐浴文明之光的土地了。在地图上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粗看起来是一个岛屿,细看起来东北方向却通过一条狭长地峡——科林斯地峡,与希腊主体相连通。这个位于希腊之角的半岛,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
  对希腊历史略有了解的朋友,都不会对“伯罗奔尼撒”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在古代希腊文明最为高潮的时期,希腊诸城邦中的两个最强者:雅典、斯巴达之间,曾经进行过一场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伯罗奔尼撒半岛就是斯巴达及其联盟的主要控制区。而科林斯地峡的另一端,就是雅典城了。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恩怨,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会有所解读。现在的话,仅从上述地缘推理来看,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的斯巴达地区,就是欧洲大陆最先吸收埃及文明的土地了。然而即使只是粗浅了解古希腊那段历史的朋友,也会对这个颇具大陆国家性质,以严酷的军事化纪律闻名于世的城邦国家影响深刻。从地缘文化角度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战争,是一场陆地农业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之间的PK。也就是说,斯巴达看起来,并不象是海路交通的受益者。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我们刚才的地缘推导有误呢?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所分析的核心是板块,而不是某一时期占据这一板块的民族。这就好像在马可波罗在13世纪来到中国时(如果他真的来过的话),即使发现江淮平原被大片牧场所覆盖,也不能据此就认定江淮地区是草原文化区一样。也就是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及整个希腊半岛,开始自己的文明之旅时,主导这片土地的还不是挑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斯巴达人。
  最先成就希腊文明的部族,被称之为“迈锡尼人”。公元前1600年,生存于此的迈锡尼人开始进入王国时代。如果以此为标志的话,我们也可以认定这个时间点,为希腊半岛文明的起点。而很多朋友对“迈锡尼”这个标签印象,应该是从那场带有神话色彩的,西方著名上古战争——特洛伊战争中得来的。在那场断代于公元前12世纪末战争中,率领希腊联军进攻特洛伊的,正是迈锡尼的国王(阿伽门侬)。
  说到这里,对上古希腊历史一无所知的朋友,也许会赶快去恶补希腊神话了。对此有所了解的朋友,估计正等着那位红颜祸水——海伦的出场了。不过历史向来只是我们用来解读地缘的参考,神话故事更不可能成为我们解读的重点(写小说的话,另当别论)。最起码在这个帖子里,并不会去研究那些似是而非的历史、神话故事。它们背后所隐藏的地缘密码,才是我们所关注的方向。
  从地缘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兴盛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文明,称之为“伯罗奔尼撒文明”,这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希腊文明的地缘发展脉络。特洛伊战争所发生的时期,正是这一文明的高潮期(可惜的是,也是末期)。战争的本质,在于迈锡尼所代表的希腊早期文明,开始成熟并向外扩张了。
  然而在我们引出那位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女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迈锡尼人从何而来,他们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真的可能算作希腊乃至欧洲文明的起点吗?这个文明和埃及文明之间,又是如何进行切割的呢?解开这一谜团的钥匙,就在于一个介于希腊半岛与埃及之间的中继板块——克里特岛。

第三节今希腊境内文明先驱——克里特文明

很显然,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需要在希腊和埃及之间往返,克里特岛都会是最佳的跳板。尤其对于主要以人力驱动船只前行的海洋开拓者来说,这样一个跳板就更加重要了。如果克里特岛体量有限,那么它所能够提供的,很可能只是一个贸易中转站。不过作为地中海面积排名第五的岛屿(8000多平方公里),这样的体量已经足以在上古时代,支撑一个城邦国家存在了。
  今天的克里特岛,属于希腊的一部分。并且也没有人质疑,克里特岛曾经是希腊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古希腊人神话体系中,克里特岛的统治者叫做“米诺斯”,他最大的“成就”是生了一个牛头人身的儿子,以及为禁闭这个怪物儿子,所修筑的一个迷宫。在神话故事中,米诺斯王因为另一个儿子在雅典意外身亡,而征服了雅典。战争的结果就是,雅典必须定期进贡童男童女给米诺斯的怪物儿子食用,以换取和平。至于故事的结局,而是一位英勇无比的希腊英雄,勇闯迷宫杀死了这个怪物。
  关于这段神话故事的情节,大家尽可以去百度资料。不过对于几乎无信史可言的上古时代来说,除了考古发现以外,口口相传、添枝加叶的神话几乎是唯一可以提供参考证据了。从中剥离出有用的信息,才是我们引出这段神话的意义所在。
  上述神话至少可以为我们带来两点有用信息,一是克里特岛存在过高度文明;二是克里特岛的实力曾经能够压倒希腊半岛。从地缘关系来看,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存在。作为希腊半岛与尼罗河文明的中继站,最先统治克里特岛的部族,除了可以优先从尼罗河文明中吸取养分以外,还能够从欧——非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考古发现也支持了克里特岛在公元前2000年前,就存在城市文明的推断。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克里特文明的最初创造者,是不是来自于欧洲方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视克里特文明(也称“米诺斯文明”)为欧洲文明的起点。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欧洲文明的起点,还应该归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从文明传播的方向来看,克里特文明更有可能是埃及文明的延伸。除了埃及地区更早产生文明,更有实力对外扩张以外,尼罗河也更有条件,成为地中海航行的起源地。事实上,由于尼罗河水定期泛滥的缘故,古埃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尼罗河两岸都没有固定的交通线。然而尼罗河的存在,却为两岸居民的沟通,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方式,那就是水运。
  由于尼罗河水是自南向北流的,因此由尼罗河谷(上埃及),向河口三角洲地带(下埃及)航行的船只可以顺流而下,很方便的到达河口。至于反方向航行的船只,则因为河水流速缓慢,亦可以相对较小的人力到达目的地。不过很快,埃及人便发现了更为节约人力的方式逆流而上,那就是“帆”。由于地中海处于西风带,航行于尼罗河中的船只,基本承受的都是西北风。埃及人很快便发现,只要在船上竖起一面“帆”来,就可以很方便的溯河而上了。
  古埃及人并不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发明帆船的人,但因为尼罗河航运在埃及文明中的轴心作用,他们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这一技术的民族。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最起码在公元前2700年,埃及人已经掌握了帆船技术。他们甚至组建了自己的“海军”,以对尼罗河两岸的部族加强管理。这个时间点,也与克里特文明的兴起时间相吻合。
  古埃及人的“海军”更多的职责是对内管理,拥有天赐农业基础(尼罗河),以及因为沙漠隔绝而少有陆地威胁的他们,并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就不主动扩张这一点来说,倒是和华夏文明有些类似。其实大河文明多有这样的特点,既然我已经占据了自己世界中,最富庶的土地,那我为什么还要费心去占据那些蛮夷之地呢。
  古埃及的统治者,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并不代表不会有人对外传播它的文化,以及以其为贸易终端,发展与海外的贸易关系,克里特岛就是最先受益的海外板块。就传播的途径来说,以克里特岛为基地,拓展地中海贸易的部族,应该是来自于埃及方向。也就是说,由于克里特岛本身的独立性,加上以农为本的古埃及,并没有欲望扩张成一个海洋贸易强国。在从埃及文明中不间断汲取文明因子之后,克里特岛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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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特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海洋属性。与农业在大河文明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不同,贸易才是为克里特岛存在的基石所在。今天我们去考察克里特文明遗址,会发现岛上的城市、宫殿基本没有城防工事。事实上,对于一个海洋国家来说,陆地防御并不重要,强大的海军就是它的防线。
  既然拥有极大物质财富的埃及人,并没有欲望扩张海上利益(他们更担心荒漠地带游牧部落的入侵),那么能够挑战克里特文明的,就只有它东、北方向的海岸线了。实际上,埃及人在航海技术上的突破,并不只能唤醒了克里特岛的海洋意识。那些从尼罗河口出发的探险者,除了向北发现克里特岛之外,还沿着海岸线向东航行。在这个方向,他们有机会从海路接近另一个文明中心——美索不达米亚(两河地区)。

在苏伊士运河挖通之前,要想从尼罗河航行到两河平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有水道穿越西奈半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连接部(古埃及人后来也的确尝试打通过),航行者也必须从红海绕过整个阿拉伯半岛,经由波斯湾完成整个航程。很显然,这样做的话,倒不如在地中海的东岸,同属新月沃地的“西亚裂谷带”登陆,然后再经由一段陆地通道,与两河文明连通。
  在中东部分,我们已经详细介绍过西亚裂谷带的地形和地缘结构了。总的来说,以今天黎巴嫩、以色裂交界处的圣山“赫尔蒙山”为界,可以将之划分为两部分。南部就是以色列几千年来,一直渴望回到的“迦南”之地。由于裂谷带西侧山体,离海岸线还有一段距离,身处“迦南”的犹太人,实际上还是一个农业属性的部族。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的记忆中,迦南是一片“流着蜜和奶”的土地。至于裂谷带的北部,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境内,海港条件就要好的多了(山地贴近海岸线)。尽管黎巴嫩山区,最早也是农业的起源之地,但在两河灌溉农业兴起之后,山谷中的那点农业潜力,显然已经不足以让整个版块拥有竞争力了。
  航海技术的突破,让黎巴嫩山区的部族拥有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从地缘结构上看,它完全可以充当两河文明,与地中海地区的中继站。最起码在公元前2000年,占据这片土的地腓尼基人,就已经开始建立起城邦,发展属于自己的特色文明了。
  从距离来看,腓尼基、克里特岛与尼罗河口之间的距离基本相同。出于谨慎的心理,最初的航海者一般会沿海岸线航行。从这点来看,腓尼基地区可能会比克里特岛,稍早一点接收到埃及人的航海技术。不过即使没有海洋贸易,黎巴嫩山区的地缘位置,也同样可以使之成为小亚细亚、两河流域,通过埃及的交通中点。因此在海洋扩张的欲望来看,这一地区反倒不如克里特岛那样没有包袱。
  另一个让克里特岛,有机会先形成自己独特文明的原因,在于它的地理独立性。相比海岛地区,身于陆地交通枢纽的腓尼基地区,更容易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诚然,这些影响有可能是正面的(比如陆地贸易),但在丛林法则盛行的上古时代,你很多时候不得不耗费更多的资源,来被动保证自己的安全。就这一点来说,纯粹的海洋国家就要简单的多了。强大的海上力量,即是他的安全保证,也是他的扩张力量。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腓尼基人还是走上了海洋之路。不过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到后面才展开了。现在的话,整个地中海“海洋文明”的开启者——克里特人,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很显然,如果克里特岛是一个贸易中点的话,居住于北边的希腊半岛部族,就是克里特人最直接的市场了。
  作为克里特人海洋贸易线的另一个终端,希腊半岛的居民,除了借此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之外,也势必会吸收克里特人的文明、技术。假以时日,当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乃至希腊半岛整合到一起,并且在技术上拉平与克里特岛的差距时。地中海贸易就有可能迎来希腊时代了。从地缘结构上来说,这种趋势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海岛国家体量有限)。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希腊半岛什么时候可以迎来这个时间点。
  当来自埃及方向的殖民者,开始在克里特岛拓展海洋贸易时,希腊半岛的地缘结构来正在发生变化。可以肯定的是,最初与米诺斯王国做生意的希腊土著,并不是后来占据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人。因为这支被认定为早期希腊人的部族,是在公元前两千年才从南俄草原,逐次渗透到希腊半岛的最南端。对于整个欧洲的文明进程来说,迈锡尼人进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意义,并不亚于埃及文明因子,渗透克里特岛。因为从种族上来说,迈锡尼人与今天居住于欧洲,乃至伊朗高原、印度北部的高加索人种一脉相承。他们与古埃及人,阿拉伯人,乃至犹太人等今天阿拉伯半岛——北非的民族,属于完全不同的集团。从语言上划分,前者属于“印欧语系”,后者则属于“闪含语系”,这两种语言也可以成为南、北两大种族集团之间的区分标准。尽管印欧、闪含两个地缘标签出现的时间,要晚于我们所解读的时代。不过套用在解读中央之国时的做法(原始西羌,原始东夷),我们可以用“原始印欧人”与“原始闪含人”两个地缘标签来标注这两大集团。

附:亚非欧三大文明区地缘关系图

第四节迈锡尼文明的背景与开端

我们可以把西起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所在地),东至阿拉伯半岛的地区,统称为“地中海文明圈”,实际上,除了苏美尔人以外,在地中海文明圈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族群,基本都可视为“原始印欧人”以及“原始闪含人”两大种族集团的延续。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很轻松的以此为标准,为地中海周边国家,划分出不同的地缘政治集团。
  关于苏美尔人的种族,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迷,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他们似乎带有很多黄种人的特征。也正因为此,很多对种族渊源感兴趣的中国人,愿意据此而相信,创造地球上最早文明的苏美尔人,与华夏文明和中国人有着某种联系。当然,最近这些年,非常注意建立民族自信的半岛国家,也同样有人愿意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文明链条。
  不管苏美尔人的种族归属到底如何,其实都不会影响地中海文明圈的基本地缘格局,因为在他们如流星般闪过之后,地中海文明圈的历史,就已经定型为上述两大种族集团的博弈史了。同属高加索人种的原始印欧人、原始闪含人,是从什么时候分化的,又是在哪里分化的,还是一个未解之迷。从地缘关系来看,连通阿拉伯半岛与东欧平原的“亚美尼亚高原”;以及连通阿拉伯半岛,与中亚图兰低地的“伊朗高原”,应该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地缘分割线。而两片游牧之地:相对湿润的“南俄草原”,以及干旱的阿拉伯半岛,也是他们开始种族迁徙的根基之地。“印欧人”,顾名思义是分布于欧洲——南亚之间的人种的统称。与所谓“闪含”一样,“印欧”这个标签最初所指向的也是语系。也就是说,最早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是语言学家。不过种族和语言总是相关联的,当你一个部族把自己的种族基因传播到一个地区后,语言基因也会随之侵入。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原始印欧人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迁徙。促进这次迁徙的直接原因,是马的驯化和车轮的发明。原始印欧人的这两项伟大发明,大大提升了人类的迁徙范围、效率。今天在天山南北发现的那些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古人类,基本都是源于这次迁徙。当然,拥有了机动优势的原始印欧部落,并不会只往一个方向扩张领地。后来在登上欧洲地缘政治舞台的,覆盖西欧、中欧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也是源自南俄平原。
  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的故事,我们要到后面才会分析到。因为很不幸的是,他们祖先所扩张的方向,虽然也会有先期进入的其它部族,却完全还看不到文明的曙光。直到与之地缘关系紧密的亚平宁半岛(意大利)成为文明中心,并向外扩张后,这些蛮族才有机会接触到文明。相比之下,从南俄草原南下的印欧部落,就幸运的多了。因为我们会发现,“选择远大于努力”(尽管是无意识的选择),随着他们南下的步伐,这些原始印欧人也离人类文明中心越来越近了。
  就地理关系来看,南下的原始印欧部落,可以依“黑海”为分割线,分别进入巴尔干半岛,以及亚美尼亚高原。单从两个迁徙方向,与文明之间的地理关系来看,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亚美尼亚高原的印欧部落,应该会更有机会先期接受文明的辐射。因为技术上,他们只需要穿越亚美尼亚高原,渗透低地,就可以近距离的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接触了。然而这仅仅是地理关系上的假设,不要忘了,在干旱的阿拉伯半岛,同样还有游牧属性的“原始闪含人”,在觊觎这片文明之地。
  相比要翻越整片高原的原始印欧部落,原始闪含人渗透两河地区要容易的多。甚至可以说,在苏美尔人开创两河文明时,他们就已经在近距离观察文明的崛起了。事实上,在南俄草原的原始印欧部落,还在山地中缓慢渗透时,这些苏美尔人眼中的“蛮族”,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次逆袭。逆袭的结果就是,隶属原始闪含体系的“阿摩利人”,站在苏美尔文明的肩膀上,建立了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闪含系文明政权——巴比伦王国。
  在我们所接受的世界史启蒙教育中,巴比伦王国那篇刻在黑色石柱上的“汉漠拉比法典”经常会出现在最初的篇章中。至于这篇法典对于文明史、法制史的重要意义,倒并不是我们所重点讨论的。今天我们所关注的是巴比伦文明的地缘属性,以及开创的时间。
  阿摩利人建立巴比伦王国的时间,大约在公示前1900年前后。此时进入亚洲,并脱颖而出的原始印欧部落,叫做“赫梯人”。不过赫梯人所占据、壮大的地区,却并非他们最初亚美尼亚高原,而是西侧的小亚细亚半岛。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阿摩利人并非是唯一一支,入驻两河地区的原始闪含部落。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上游,也就是亚美尼亚高原南部(今天的库尔德地区),与之拥有相同种族、语言背景的“亚述人”,也在同一时期进入了王国时期。
  除非赫梯人只满足于在大、小高加索山脉一带(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充当一个三流角色。否则他们就必须在亚美尼亚高原两侧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做出选择了。选择的结果就是,赫梯人进入了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并比阻碍他们南下的亚述人稍晚一点,进入了王国时代(约在公示前19世纪中叶)。当然,同一时期肯定也还有操原始印欧语的部落,尝试渗透伊朗高原。不过直到原始印欧部落的掀起第二次迁徙浪潮(雅利安人)之后,伊朗高原才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地缘力量。
  当赫梯人代表欧洲力量,在亚洲的领地上艰难渗透时,向巴尔干半岛方向渗透的原始印欧部落,也没有停下脚步。在进入这个山地为主的半岛之后,这些印欧部落的语言也开始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我们也可以认为,古希腊人开始形成了。鉴于巴尔干半岛复杂的地形,这些希腊人的祖先,势必无法成为一个整体。最先向南渗透到半岛底部即“伯罗奔尼亚半岛”的,就是迈锡尼人了。
  操持古希腊语的部落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覆盖了巴尔干半岛的中、南部(希腊半岛),在随后的数百年时间,通过经由海洋贸易,从克里特岛吸收的文明因子。古希腊人开始进入了王国时期。这其中,占据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人,自然是最先“进化”成功的。
  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缘潜力来说,单独与技术占优的克里特半岛PK的话,胜算并不大。正常情况下,迈锡尼人应该凭借与克里特文明隔岸相对地缘优势壮大自己,先行向北整合希腊半岛诸部,然后对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国”发起挑战。然而一场不期而至的天灾,却打乱了这一进程,让迈锡尼人提前成为了希腊半岛的主导者。
  这场天灾是发生在3400多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而喷发的地点正是为地中海开启海洋文明的克里特岛。仅仅是火山喷发所带来的火山灰,就足以让米诺斯王国遭受沉重打击了。更何况据考证,火山爆发所引发的海啸、地震,还对克里特岛的港口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我们所不清楚的是,米诺斯王国在岛上超过十万的人口,是否都死于这场天灾。能够肯定的是,在此之后,迈锡尼人很快便入主克里特岛,成为了希腊半岛乃至地中海中的最强者。站在克里特文明废墟上的“迈锡尼文明“,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开创者。然而这个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的文明,留给世人最大的文化遗产,却是一场战争——特洛伊战争。

第五节迈锡尼文明的发展与特洛伊战争

既然两河文明影响了埃及文明,那么今天黎巴嫩、以色列所处的“西亚裂谷带”,做为二者之间的连接走廊,是否也存在早期文明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在《亚非欧三大文明区地缘关系图》中,所圈出的两河、尼罗河、爱琴海三大文明区,所指向的是本地区的文明中心。受它们的影响,居住于周边地区的部族,也会加快文明进程。当克里特乃至希腊半岛都开始接受文明的火种时,西亚裂谷带、小亚细亚半岛、亚美尼亚高原、伊朗高原这些与两河、尼罗河文明中心,陆地相接的板块,并没有理由处在蛮荒时代。腓尼基人、赫梯人、亚述人,就是受之影响而进入国家时代的。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身处大河文明的边缘,这些边缘板块一时也很难成为文明的中心,或者说形成属于自己的优势文明。相比之下,与欧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希腊地区,这方面就有优势了。海洋的阻隔,能够让古希腊人在吸收文明因子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持地缘独立性。同时他们相对北部欧洲地区的文明优势,又能让自己拥有辐射文明的腹地。
  如果希腊半岛,是从西亚裂谷带向外延伸的,上述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因为对大河文明周边,山地密布的希腊半岛,无论在农业还是人口潜力上,都无法与之相比。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地理特点,希腊文明走上了一条与大河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理,那就是城邦文明的兴盛。
  城邦文明几乎是文明进程中的必经阶段。最初在两大流域周边,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也是城邦林立。只不过,平坦的地势,相同的、带有封闭性经济基础(能自给自足的农业占主导地位),以及大河本身所带来的交通便利,都使得大河流域更容易成为一个统一体,并且凭借集权之力,将文明推向一个高峰。然而在希腊半岛,并不存在一条贯穿全境的大河,以及藉此在农业潜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大河平原。从中心山地独流入海的河流,造就了很多山地包围,体量狭小的河谷平原。
  由于没有一条河谷平原,拥有压倒周边地区的优势,加之山地所分割的每一个板块,都有机会通过河流入海口,拥有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海洋通道。古希腊文明内部自始自终,都呈现出多样性。整个板块的内部权力整合,主要是通过类似中国“春秋”时代的国家联盟来完成的。
  古希腊文明的这一特点,在迈锡尼时代就已经确定了。它与克里特文明之间差异,也正缘于此。在最初的阶段,克里特岛内部,也应该经历过多点竞争的城邦阶段。然而海岛型的结构,使得它所承受外部入侵的压力要小的多。这使得克里特岛内部,最终更有机会形成统一的政治体(米诺斯王国)。相比之下,与欧洲大陆相连,三面临海的希腊半岛,在吸收克里特文明的海洋性(比如重商)的同时,又兼具了大陆性。这一点体现在,巴尔干半岛北部,总是会有源自欧洲大陆的部落,不断受到文明的诱惑南下。并最终让希腊半岛的地缘政治结构,呈现多变性。
  希腊文明的大陆性与海洋性之争,在后来的雅典、斯巴达之争中,体现的最为彻底。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弄清迈锡尼文明的去向问题。在得到克里特岛之后,这些最早借助海洋,接收文明因子的原始印欧人,终于有机会将希腊半岛南部,提升为地区文明中心了。当一个民族或者政权对周边地区拥有比较优势时,下一步将要做的就是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了。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位置来看,向北越过科林斯地峡,辐射希腊半岛中部自然是一个选项。这种扩张并不能单纯理解为领土扩张,让希腊半岛腹地的其它地缘板块,融入自己主导的贸易圈,才是海洋文明有别于大陆文明的根本所在。
  在这种以贸易为主线的文明扩张中,伯科林斯地峡北部,以雅典为起点的希腊半岛中部地区,在迈锡尼时代应该开始接受文明的辐射,进入城邦时代了。然而对于迈锡尼人来说,向那些尚处在部落时期的板块传播文明并不是他们的天然使命,从本质上说,这只不过是开拓市场带来的副产品罢了。这种情况,就好像现在有人说,要感谢当年英国打用炮舰打开中央之国的国门一样。虽然从结果上来看,中国的确从此被拉进了新的文明进程,但从大英帝国的出发点来说,并没有这么“高尚“(也就谈不上感谢了)。
  当迈锡尼人开始成为欧洲大陆(实际仅限于巴尔干半岛),与欧亚文明区之间的贸易桥梁,并因此而获取巨大利益时,他们的竞争者出现了。从地缘结构上看,欧亚两大文明区,并非只能以克里特——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中继,沟通巴尔干半岛。理论上,通过小细亚半岛,商品和文明也能够输往巴尔干半岛。当然,陆地沟通的难度我们之前也说过了,那就是沿途的土著部落有可能成为沟通的障碍。在这种时候,一个统一的帝国往往能保证贸易的安全。
  前面我们也说了,在迈锡尼人渗透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时,另一支原始印欧部落也沿着陆地通道,入驻了安纳托利亚高原。在迈锡尼人受克里特文明的影响,进入城邦文明阶段之前(约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已经先期在两河文明的影响下,从部落进入”国家“阶段了(约公元前19世纪)。那么是不是赫梯人,开始从小亚细亚半岛方向,与迈锡尼人展开贸易竞争呢?答案是否定的。接下来的内容,将有助于我们找出谁才是迈锡尼人的对手。
  鉴于地形的复杂性,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国家“看起来也很难呈现出统一性。然而对于身处文明边缘有民族来说,经济发达的规模农业区,本身就是促进他们统一的动力所在。出于直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欲望,那些看起来更为”野蛮“的边缘部落,会趋向于联合起来,攻击文明地区。这一点,相信身处中央之国的我们,会感同身受(尤其是刚写完汉匈之战时)。
  正是由于直接受到两河文明的诱惑,当迈锡尼人开始进入王国阶段时,赫梯则迎来了自己的帝国时代。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第一次攻入了两河文明的中心——巴比伦城。在此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直是原始闪含民族入侵的对象。汉漠拉比所成就的巴比伦帝国,算是真正让两河文明,步入闪含文明时代的标志。
  让赫梯人开始有机会,从闪含民族阻击中突围技术节点,是他们在冶铁技术上的突破。安纳托利亚高原丰富的矿石资源,是催生这一技术的地理基础(后来的亚述帝国,将之发挥到了极致)。在后来的历史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成为了印欧人集团与闪含人集团的争夺焦点。不过赫梯帝国虽然不断的入侵巴比伦,却并没有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过。阻碍他们的,是另一支入驻两河流域上游的闪含部族——亚述人。以地缘位置来看,亚述人的覆盖区与今天渴望独立的库尔德人基本重叠。他们的存在,也成为赫梯人打通小亚细亚与两河平原,建立统一帝国的障碍。
  由于亚述人在亚美尼亚高原(尤其是南部)的存在,赫梯帝国对于两河平原(巴比伦)的威胁,主要是透过今天的叙利亚境内完成的。也就是说,为了绕过同样带有山地属性的亚述人,赫梯人沿海岸线占据了西亚裂谷带的北部(安条克平原、阿西河谷),直接插入了新月沃地的接合部。由于此时的埃及王国,也沿西亚裂谷带北上,控制了今天的黎巴嫩、以色列地区。因此这支渗透入亚洲的印欧系民族,不仅有机会入侵两河文明区,同时也与尼罗河文明发生的碰撞。
  很显然,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的原因,赫梯人的精力都必须放在东线的陆地上。这也使得赫梯帝国虽然在一度在爱琴海东岸拥有据点,却并没有着力统一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在他们看来,仅仅统一中、东部的高地,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进入新月沃地争霸了。
  尽管受两河文明的吸引,赫梯人对在地中海的扩张缺乏兴趣,但赫梯帝国的做大,却对他们在希腊半岛南部崛起的远亲——迈锡尼人造成了影响。对于陆地交通线来说,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通常意味着贸易安全的到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赫梯人对海洋贸易缺乏兴趣,迈锡尼人看起来,有机会直接在小亚细亚半岛东侧的海岸线登陆,以延伸自己的贸易线。然而历史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机会送给迈锡尼人,因为在爱琴海的另一侧,特洛伊人已经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了。

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克里特岛所包围的这片海域,被称之为“爱琴海“。鉴于巴尔干半岛——尼罗河谷以西地区,暂时还未能进入文明时代,整个地中海的贸易主要是在东部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谁控制了爱琴海周边地区,谁实际上就拥有了地中海。在希腊人进占克里特岛之后,他们在爱琴海的战略对手,就只剩下控制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海岸线的部族了。
  在古希腊人开始觊觎小亚细亚西部海岸时,另一支源自于南俄草原的原始印欧部落,也早已在此落地生根了。他们之中的领导者,就是特洛伊人。实际上,在地广人稀的上古时代,海洋贸易一开始,并不一定会带来冲突。就象大航海时代试图开拓海外市场的欧洲国家,都会在沿航线,布设自己的殖民地以提供补给一样。如果古希腊人,只是想发展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与小亚细亚的贸易线,他们与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事实上,在古希腊人进入王国时代后,为了发展与小亚细亚的贸易,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在小亚细亚半岛沿岸建立据点了。这些希腊殖民者甚至与特洛伊人发展了姻亲关系。然而人的欲望总是无止境的,垄断所带来的利益,总是具有更大的诱惑。
  在记录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与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被描述为了一场典型的,由“红颜祸水“所引发的悲剧。这一点倒是很符合今天那些雷人编剧,拳头+枕头的套路。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半开玩笑的表示,希望通过地缘分析,知道这位引发史前大战的美女,到底长什么样。
  分析出海伦的具体长相,肯定是做不到的了。不过就其种族归属来说,倒还是可以做些分析的。比如说,她到底是黑发黑眼的美女,还是金发碧眼的美女。就今天地中海沿岸的种族分布来说,这位古希腊美女当然是黑发美女的可能性更大了。然而我们也说了,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古希腊人,算是最早渗透到欧洲南部的原始印欧人。那么游牧于南俄草原的原始印欧人到底长什么样,就成为解析海伦人种之谜的关键了。
  在现今天的人种分布图中,北欧成为了金发碧眼的典型欧洲人种的保留地。当年纳粹的所谓“纯种雅利安人”也正是以此为标准。然而北欧之所以种族较“纯”,并非因为是这一人种的起源地,而是因为它的边缘地位以及恶劣环境,使之在漫长的历史中,很少受到外来基因的影响。要知道,这一特征是属于隐性基因遗传,一旦受到显性的黑发基因所影响,整个种族的黑发比例就会越来越大了。
  我们在中亚乃至西域所挖掘出的,那些数千年前源自欧洲游牧民族的干尸(比如小河公主),还能普遍看到金发特征。这一点也证明了,作为高加索人种的北部分支,以金发碧眼为主要特征的白种人,最初源自于南俄草原的“原始印欧人”。
  至于高加索人种的南部分支,以原始闪含人为代表的地中海人种,则呈现出的是黑发棕眼的外部特征。两大族系漫长的博弈过程中,那些渗透至欧洲南部,地中海沿线地区的原始印欧人后代,也逐渐呈现出了原始闪含系民族的外貌特征,并最终也成为了典型的“地中海亚人种”的一部分。
  最起码在罗马时代,罗马人就已经和他们南俄草原的先祖,在体貌特征上有着明显区别的(黑发,个人相对矮小)。不过在迈锡尼时代,古希腊人与土著部落基因混杂的程度,应该还没那么高。也就是说,海伦是金发美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然而让迈锡尼所领导的希腊联盟产生战争冲动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丢了一个金发美女那么简单了。真正让古希腊人觊觎的,是特洛伊人所控制的另一个,希腊人无法染指的市场。
  特洛伊人的这片新大陆在哪,我们从特洛伊城的位置就可以看出。在小亚细亚半岛与希腊半岛之间,有一片几乎完全封闭的内海——马尔马拉海。将这片枣核轮廓的内海,与黑海、地中海相连的海峡,就是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又叫伊斯坦布尔海峡),与南部的达达尼尔海峡(这三水域统称为“土耳其海峡”)。很显然,控制其中任何一条海峡,都足以切断黑海与地中海的交通,并且便捷的架设起欧亚大陆桥来。在后来的历史中,基于欧洲大陆的崛起,与之地缘关系更为紧秘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也随之成为了欧亚大陆的主要连接点。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堡(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选址的地缘背景,便缘于此。
  不过在三千多年前,文明的中心,还只存在于地中海相邻板块,因此与达达尼尔海峡相邻的特洛伊城,更适合成为小亚细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连接枢纽。同样学习了航海技术的特洛伊人,可以完全将黑海沿线的贸易权,垄断在自己手里。也正凭借藉此而产生的巨大贸易利益,特洛伊人才能在小亚细半岛西海岸诸部中,脱颖而出成为霸主。
  基于特洛伊人的地缘优势,即使在特洛伊战争之前移民于尼文明的古希腊人,也不得不奉其为盟主。即使希腊人不染指与黑海沿岸的部族的贸易,特洛伊人也有足够的实力,动摇希腊人称霸爱琴海的决心。有鉴于此,迈锡尼王国领导着他的希腊同盟军,对特洛伊展开一场十年战争,也就情有可缘了。
  落败之后的特洛伊人去往了何方,是一个未解之迷。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航行至了亚平宁半岛,并最终成为了罗马人的祖先。如果要把整个地中海文明史,一季季的写成美剧,这倒是个不错的想法。不过我们今天所关心的,还是迈锡尼文明的去向。
  在战胜特洛伊人之后,说着古希腊语的部族,看起来终于可以成为海洋贸易的主导者了。然而对于迈锡尼文明来说,威胁并非只源于海上。做为从巴尔干半岛方向南下,最先接受文明洗礼的印欧系部族,他们在战胜文明竞争者的同时,同样也要在北方承受那些北方远亲的压力。在新的野蛮部族的入侵下,希腊文明也将迎来一段黑暗时代。

附:亚非欧三大文明区地缘关系图

第六节多利安人的驻足希腊与发展

通过之前的内容,我们已经明确了,希腊文明和希腊人的源头,在于从克里特文明吸收文明因子,最终成就自己文明体系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是这些古希腊人控制爱琴海的标志,也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点,看作是迈锡尼文明的顶峰。
  实际上,特洛伊战争很可能并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希腊半岛与小亚细亚争夺爱琴海控制权的,一系列战争的集合。鉴于当时的记录条件,迈锡尼文明的继承者们,通过吟游诗人口口相传、添枝加叶,最终成就了带神话色彩的,以特洛伊战争为主线的“荷马史诗”。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民间历史知识普及中,也同样存在。就好像很多数人对于三国乃至宋史的知识,来自于评书表演艺术家的“演义”一样。如果今天我们不是拥有足够多的信史,也许《三国演义》就有机会成为历史书了。从技术上看,荷马史诗的可信度,远不及那些演义。不过考虑到中国同时代的历史,其实也包含有太多神话成份,大家也不必对古人要求过多了。
  不管怎么说,荷马史诗对于确定希腊,乃至西方文明源头这一点来说,还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特洛伊战争所带来的那些真实历史信息,也已通过考古发现得到的验证。然而不管“荷马”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荷马史诗所成就的年代,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崩溃了。而这一被称之为“荷马时代”的历史阶段(公元前11—9世纪),也是希腊文明史的第一个黑暗时代。
  我们比较熟悉的,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应该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中世纪时代(西罗马灭亡——大航海时代;约公元前5世纪~15世纪末)。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北方蛮族入侵,是这个黑暗时代所产生的地缘背景。至于荷马时代的地缘背景,也同样源于蛮族入侵。这支毁灭了迈锡尼文明的北方蛮族,叫作“多利安人”。
  在迈锡尼文明时代,主导希腊半岛的民族叫做“阿凯亚人”(Achaean,又译亚该亚、阿开亚)。除此之外还有与阿凯亚人血缘、语言相近的古希腊部族:爱奥尼亚人(Ionian,又译伊奥尼亚)、爱奥里斯人(Aeolian)。如果要拿相近年代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将阿凯亚人,类比为姬姓部族出身的周人,而其它两个部族,则是以姜姓为代表的,那些与之有密切血缘、政治关系的西戎部落。
  从地缘关系来看,阿凯亚人显然是最先渗透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并最终凭借地缘位置优势,进入文明时代的古希腊人。在此之后,他的两个亲缘部落: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也用和平的方式(比如联姻),与阿凯亚人共享了迈锡尼文明。
  特洛伊战争的胜利,使得迈锡尼文明的经济,更加侧重于海洋贸易。特洛伊人原来控制的小亚细半岛沿海地带,也成为了迈锡尼文明的殖民重点。在希腊半岛本土,属于从属地位的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成为了海外扩张的主力军。
  然而并不是所有操古希腊语的部族,都天然一定是阿凯亚人的盟友。就象我们认为,那些黄土高原的羌系部落,应该与华夏文明的开创者拥有密切血缘关系,二者之间的融合,却依然伴随着数不胜数的战争一样。事实上,最终毁灭迈锡尼文明的“多利安人”(Dorian),也是属于古希腊部族的一部分。
  相比侧重于海洋贸易,以及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阿凯亚人及其盟友,多利安人的优势无疑在于陆地。这支北部山地民族向南入侵的结果(公元前11世纪),就是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核心,分布于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文明所建立的城邦,被全数摧毁。
  如果希腊半岛控制权,是从阿凯亚人交接到已经开化的伊奥尼亚、爱奥里斯人手中,相信古希腊文明并不会就此进入黑暗时代,而是会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期。这种情况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多交发生。然而同样参考中央之国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北方入侵者,都天然会接受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比如蒙古人所创立的帝国,就很明显的抗拒这一进程(虽然在最后,这些边缘民族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被高一级的文明所融合)。
  多利安人的心态,应该和后来的蒙古人类似。只不过他们所抗拒的,并非是农业文明。恰恰相反,这些在北部山地已经进入农业时代的“蛮族”,是以农为本理念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所抗拒的,是迈锡尼文明所倚重的,以海洋贸易为核心的“海洋文明”罢了。
  在多利安人的经营之下,伯罗奔尼撒半岛开始进入了保守的农业时代。在西方人看来,这种缺乏创造性和开拓性的做法,显然让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出现的倒退。当然,身处中央之国的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人对这种看法有异议了。不过就古希腊文明的核心价值来说,的确是由海洋贸易所创造的。
  通过“中央之国的形成”部分,相信大家已经对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有了一定了解。总的来说,所谓华夏民族是在不断吸收边缘民族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的概念。就象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边缘民族,大都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一样,多利安人最终也成为了古希腊民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所谓“希腊人”的概念,在亚历山大所代表的马其顿人,开始介入希腊历史之前,所指向的就是上述四个民族了。至于马其顿人到底算不算希腊人,就是一场牵扯到现实政治的口水仗了。
  多利安人被认定为古希腊部族的一分子,除了他们的确与其它三族在血缘、语言上存在亲缘关系之外,还在于他们后来也为古希腊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出这一贡献的,就是著名的“斯巴达”。作为一个地缘标签,早在迈锡尼文明时代,斯巴达王国就已经存在了。那个引发战争的美女海伦,就是斯巴达的王后。不过在多利安人入主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后,斯巴达这个标签,则成为了另类希腊文化的代言人了。
  斯巴达人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就在于他的军事化。为了保证自己的军事优势,这支多利安人后裔,运用种族隔离的方法,将自己的陆地军事实力推向了极致。具体的做法就是,将被征服的部族圈定在土地上从事农耕,而作为征服者的斯巴达人,则采取军事化的生活方式,保证部族的独立性以及战斗力。
  历史上有很多入侵者,都采取过类似的种族隔离做法。为印度奠定种姓、宗教基础的雅利安人;将国民分为四等的蒙古人;以及用八旗制度,圈定出核心族群的满洲人,都是典型案例。从结果来看,印度雅利安人显然做的是最为成功的,今天的南亚次大陆(不仅印度本土)的社会结构,仍然极大的受到种姓制度的影响。
  雅利安人对印度社会的改造,主要依托的是宗教控制力。从这点来说,倒不能说这些北方入侵者是蛮族了。最起码他们自己在种族、文化上,都认为自己对印度原有的土著文明据有优势。相比之下,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式改造,更象是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八旗制度。即试图通过维持统治民族的军事性,来控制拥有更高层级文明的土著民族。
  当斯巴达人所代表的多利安部落,在迈锡尼文明的废墟中,将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其周边地区,政治部落化、经济农业化的“黑暗时代”,但作为迈锡尼文明的参与者,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并不愿意忘记之前的辉煌。那场针对小亚细亚的征服(特洛伊战争),也成为了承载迈锡尼文明的最好载体。所谓“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荷马时代”那些游吟诗人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古希腊文明有了“史”。至于这个“史”在内容上有多少真实性,反倒不那么重要了(贡献主要在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从地缘结构角度看,那些移居爱琴海北部海岸线(小亚细亚半岛西部、希腊半岛北部)的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是让希腊半岛重回城邦文明时代的地缘基础。套用后来让欧洲大陆摆脱黑暗时代(中世纪)的那个标签,荷马史诗的创作者、传播者,所进行的也正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这场打上“荷马”印记的古希腊文艺复兴运动,在文明进程和地缘政治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公元前九世纪,希腊半岛本土又重新进入了城邦时代。然而重新迎接文明的曙光,并不意味着多利安人的失败。因为我们很多会发现,以斯巴达人为代表的多利安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核心价值。一场以雅典——斯巴达为代表的文明碰撞,开始成为了希腊半岛地缘博弈的主线。

第七节巴尔干-希腊半岛地缘结构概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迈锡尼文明都只存在于神话色彩浓厚的“荷马史诗”中,对于迈锡尼人的来源、发展以及断代问题,更多需要依靠考古发现来提供证据。相比之下,当雅典—斯巴达成为希腊半岛的主角后,古希腊文明发展的脉络就要清晰的多了。尤其在经历过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后,希腊的历史也有了正式的文字记载(西方古典时期的开始)。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有必要从地理结构的角度,来理清一下希腊半岛的板块结构了。否则的话,大家面对后面不断跳出的地缘标签,会感到无所适从。

附:亚非欧三大文明区地缘关系图

如果不计算古希腊曾经殖民的海外领土,今天我们看到的希腊,大体与二千多年以前的希腊相吻合。不过与东亚的情况一样,古希腊在希腊半岛上也同样存在着核心区与边缘区的问题。最起码在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开启有信史支撑的“古典时期”时,居住在今天希腊北部的部族,还被中南部那些以文明人自居的希腊人,视为蛮族。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入主希腊,并将希腊文明带入帝国时代的马其顿人。
  以板块来划分的的话,亚历山大和他祖先所经营的马其顿地区,并非是希腊半岛唯一的边缘区。在它的西侧,还一有片与亚平宁半岛(意大利)隔海相望的沿海山地——伊庇鲁斯,也同样成处在这样的边缘位置。事实上,马其顿——伊庇鲁斯地区,也是原始印欧人南下半岛中南部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之前出现的古希腊四大部族,都曾经在这两片土地上逗留过。比如多利安人,就是从伊庇鲁斯南下,经科林斯地峡入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
  相信大多数人对于“马其顿”都有耳闻,毕竟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无论从面积还是过程来看,都让人印象深刻。不过提到伊庇鲁斯,知道的人估计就不多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最基础的地理结构入手,让大家在头脑中为希腊半岛,乃至整个巴尔干半岛,画出一副地缘结构图来。
  所谓“希腊半岛”,更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因为从地理角度来看,希腊半岛只是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它与巴尔干半岛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分割线(不象伯罗奔尼撒半岛)。不过既然希腊人,最终只选择了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发展文明,而不是力图向北扩张至整个巴尔干半岛,那么这其中也一定有着地理结构方面的因素。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先把视角拉高点,看看这个多山的半岛,是如何被一条条山地切割成火药桶的。
  覆盖巴尔干半岛的这条山地,是一条叫作“迪那拉”的山脉。山脉的西端,在亚得里亚海(亚平宁——巴尔干半岛之间的海域)的东北角,与欧洲最大的山脉:阿尔卑斯山脉相连。正因为这层关系,迪那拉山脉也被称之为“迪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在填满巴尔干半岛西北角,并且向东南方向延伸至半岛中部后,迪那拉山脉并没有象一条标准形态的山脉那样,线性延伸下去,而是向地中海、爱琴海、黑海方向,延伸出了三条支脉:斯塔拉山脉、罗多波尔山脉、品都斯山脉。
  从下面的《古希腊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三条支脉的存在。由于三条支脉呈扇形向外扩散,所以三条支脉之间,也形成了较大的低地空间。最起码我们从山地密布的巴尔干半岛地形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半岛东边缘的沿海地带,相对来说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地缘板块的边界也较为清晰。至于迪那拉山脉主脉所覆盖的西北部,那可真算的上是整个欧洲地缘关系最为复杂的区域了。所谓“巴尔干火药桶”的标签,也正是因这一地区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政治结构而起的。虽然二战之后,这一地区以种族属性为依据,被整合为了“南斯拉夫联盟”,但这个坐在火药桶上的联盟,最终的下场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迪那拉山脉的地形虽然让人十分头疼,但从黑海北岸,西南方向迁徙巴尔干半岛的原始印欧部落,却不用在这片复杂山地中纠缠。他们大可以沿黑海——爱琴海海岸线,从山地的末端擦过,渗透到半岛的南端。即使在这一过程中,还是不得不遇到一些山地的阻隔,其难度也已经大大降低了。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二者之间的交通时间,来计算原始印欧部落,从黑海北部迁徙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因为这一过程,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逐级渗透过程。也就是说,原印欧人部落会先迁至离南俄草原较近的地理单元,然而在一段时间后,由于人口增长、竞争的关系,再向南迁出部分人口,直至最终到达半岛南端。
  沿黑海西岸南迁的原始印欧人,在离开黑海北部的南俄草原后,他们也将步出欧亚游牧民族,最为适应的“干草原”地带了。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气候更为湿润的大平原:多瑙河下游平原(也叫瓦拉几亚平原)。欧洲最重要的河流“多瑙河”,就是从这里注入黑海的。由于靠近山地,降水更多的缘故。这一地区在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前,是被温带阔叶林所覆盖。通常情况下,只要温度适宜(别太冷),欧亚大陆上那些森林覆盖的平原地带,最终都会被开发成农业用地的。正基于这一基础,后来的罗马帝国才得以在黑海地区扩张至多瑙河下游平原。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统一这片土的地国家,才叫作“罗马尼亚”。
  很显然,游牧草原的原始印欧人在适应森林地带后,也不再会将游牧视为唯一的生活方式了。不过,对于操古希腊语的部落来说,他们命中注定不会留在多瑙河下游平原(其实应该是竞争失败的结果)。下一步迎接他们的,将是斯塔拉山脉与罗多彼山脉之间的低地带。今天占据这片低地带北部的国家是“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人的最初来源,也是一支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保加尔人)。不过在古典时期,这一地区有着一个大家同样不陌生的标签——色雷斯。
  大多数人知道色雷斯,是因为那个在历史书中,被定位为奴隶起义军领袖的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至于这片土地,了解的人却并不多。从地缘位置来看,色雷斯东临黑海,南接爱琴海。尤为重要的是,小亚细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土耳其海峡,也正是在色雷斯的东南角。也就是说,无论希腊人,还是小亚细亚半岛的统治者来说,如果想沿陆地对方领地扩张的话,色雷斯都是必经之路。
  基于这一地缘关系,以及经营爱琴海贸易的需要,希腊人也的确在色雷斯沿岸登陆,建立了一些贸易据点。不过就整个色雷斯地区来说,在古希腊文明时期,政治、经济结构,还呈现出分散的农业村落形态。相比热衷于贸易的希腊人,色雷斯人更喜欢在不太忙的时候,为周边国家充当雇佣军来赚取额外收入。鉴于色雷斯的位置,在欧洲文明的火种点燃于爱琴海南部地区的情况下,它成为希腊人眼中的蛮族之地,也就情有可原了。
  事实上,古典时期的色雷斯人,最初并不生活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北角,他们最初的时候,已经步希腊人之后,向南渗透到了罗多彼山脉与品都斯山脉之间的低地带。这一拥有爱琴海北部,大部分海岸线的板块,就是“马其顿”。相比色雷斯的位置,马其顿要更接近进入城邦文明阶段的希腊地区。这也使得它最终成为了希腊的一部分。至于色雷斯地区,希腊人感兴趣的只是它的海岸线。如果没有土耳其人的介入,今天的希腊也许还能够拥有,色雷斯地区在爱琴海的海岸线(现在色雷斯地区由保、土、希三国分割,希腊份额最少)。

附:古希腊地缘结构图


很显然,从南俄草原进入希腊半岛的原始印欧部落,一定是经由多瑙河中游平原、色雷斯地区、马其顿地区南下的。相比色雷斯地区,马其顿地区的地理分割要更显破碎一些。前者主要由埃罗斯河(梅里奇河)水系所覆盖;后者自西向东,分别有阿利阿克蒙河、阿克西奥斯河、斯特里蒙河、奈斯托斯河五条独留入海的河流所滋养。不过相比罗多彼山脉、品都斯山脉的存在,分割这几大水系下游地区的丘陵,并不足以让它们互相封闭起来。低地、沿海的地理特点,以及与南方古希腊文明相邻的地缘位置,使得生活在南部低地的部落,在进入王国时期后,会趋向于先将沿海地区统一为一个整体,然后再反过头来整合上游高地区的部落(马其顿帝国就是沿着这样的脉络统一马其顿地区的)。
  最终整个马其顿地区内部,并没有按照河流切割成五个板块。而是以高、低地标准(上、下游地区),南北切割为了“上马其顿地区”、“下马其顿地区”。今天上马其顿地区,为了斯拉夫人的领地。并且在“南斯拉夫联盟”旅行过一段时间后,独立成为了今天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只是这个名字,让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都有些不爽。前者希望把那个前缀去掉,独享马其顿帝国的文化遗产;而仍然保有下马其顿地区的后者则认为,这一文化遗产会转变为政治要求。至多只能接受“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
  在马其顿地区盘桓过后,创造古希腊文明的原始印欧洲人,又将继续沿海岸线进入下一个地理单元了。在他们面前所横亘的,是古希腊地区最重要的一座神山——奥林匹斯山。在古希腊神话中,诸神们就是居住在这座神山之上,一边向南与希腊人的生活发生交织;一边向北,帮助希腊人警惕蛮族的渗透。
  奥林匹斯山上当然不会真的居住有神仙了,这座海拔2917米的山峰,是希腊半岛的最高点(神仙总是喜欢生活在高处俯视重生的),同时也并不妨碍,它四年一次的成为奥运圣火的采集地,但为之带来这些光环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奥林匹斯山的地理位置。从地理结构上看,奥林匹斯山是西侧“品都斯山脉”的东部延伸,山海相接的特点,使之成为了南北两片低地的自然分割线。这点与燕山山脉,在分割东北、华北两大平原,所起的地理作用相类似。只不过,希腊人的“世界”要迷你的多。
  被奥林匹斯所直接保护的南部低地,实际处于品都斯山脉及其东部延伸山地的包围之中。在希腊内部的大区划分中,这一地区被称之为“塞萨利”。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一地缘板块,标注为“塞萨利盆地”。如果希腊半岛文明的火种,是从南端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被点燃的话,那么最起码在古典时期开始时,塞萨利盆地已经成为了古希腊的北部地区。至于马其顿人,他们此时虽然也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开始由分裂的部落结构,进阶为统一的王国时期。但直至亚历山大为希腊带来无尚的荣光之前,马其顿王国仍然是希腊人眼中的蛮夷。
  以开创希腊文明的迈锡尼人轨迹来看,他们在穿越塞萨利盆地后的下一站,还不是巴尔干之旅的目的地: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塞萨利盆地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还有一个自西向东,延伸入爱琴海的半岛——阿提卡半岛。就古希腊文明的历史地位来说,做出最大贡献的,也是这个居中的半岛。古典海洋文明的代表,今天希腊的首都——雅典,正位于这个半岛的东南角。之前曾经有朋友提到,《古希腊地缘结构图》中,没有把古希腊三大城邦之一的“底比斯”标出来。而它的位置,也正是在阿提卡半岛的中南部,与伯罗奔尼撒半岛隔海峡相望。如果你想从塞萨利盆地,沿陆地方向经科林斯地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话,底比斯地区也是必经之地。
  对古希腊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尽可以对照附图,看看自己感兴趣的城邦,究竟隶属哪个地缘大板块,又有什么样的地缘优势。至于大多数人,清楚从达达尼尔海峡开始,沿爱琴海分布的色雷斯—马其顿—塞萨利—阿提卡—伯罗奔尼撒,这五大地缘板块间的地缘关系,就足以理解希腊文明的地缘结构,以及后面所发生的故事了。
  上述五大地缘板块中,除了中间高、四周低,呈现岛屿地理特征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其余四大板块,都是巴尔干半岛的主要低地区。这虽然我们在解读地缘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能承载更多人口,并因此而产生文明的低地。但就人类迁徙这件事来说,只要条件允许,每一片土地都有机会成为人类的栖息地的。只不过,迁往条件相对恶劣山地的,往往是竞争的失败者。这也就是说,在原始印欧人的迁徙过程中,除了南下最终形成古希腊人的部落之外,也同样会有朝西部山区渗透的部落。
  然而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放在人类迁徙的问题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能为我们提供丰富存在证据的,总是那些文明创造者。那些被文明边缘化的“蛮族”,一般只会因为与文明地区发生过大规模冲突,才有可能在历史中留下痕迹。要是他们不幸在丛林法则之下,先被其它蛮族所灭,那被历史带上一笔的机会就很低了(大多数边缘部族的下场莫过于此)。
  相比那些在色雷斯、马其顿地区就被迫向西部山地迁徙的部族,迁入与希腊半岛核心地区相邻的,品都斯山脉中南部山区的部族,要幸运的多。尽管整体环境更为恶劣,地缘位置也使得这半岛西南地区的海岸线,无法成为爱琴海贸易的直接受益者,但与塞萨利——阿提卡——伯罗奔尼撒三大核心区相邻的位置,使得这一被称之为“伊庇鲁斯“的,希腊半岛西部沿海山地,最终成为了希腊的一部分。也正是基于这一地缘优势,在其它三个古希腊语部落发展迈锡尼文明时,还在伊庇鲁斯地区从事农牧生活(以牧为主)的多利亚人,才有机会成为第一个入侵”希腊“的蛮族,并有幸洗白成为希腊人的一部分。
  然而前面我们也说了,多利亚人的入侵,更多带有保守的农业文化色彩。就人类的迁徙的扩张动因来说,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的压力。在可供开发的土地有限,希腊半岛上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矛盾,会比大河文明地区更为尖锐。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有二,一是遵循丛林法则,向周边地区发动战争(比如在抢夺其它城邦的收成),直接掠夺额外补给;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手段,交换得到其它地区的粮食,进而在掌控商业渠道的情况下,纯粹充当“商人“(而不是生产者)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
  对于以雅典为首的迈锡尼文明继承者来说,后一种方法是他们强大的根本;而对于在曾经山区坚守畜牧经济的多利安人来说,接收迈锡尼文明中的农业成分,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多利安系城邦就不会有贸易利益产生,雅典和它的盟友,就没人种地了。任何事物的定性都是相对的,就象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的同时,也不会认为这一文明中,就没有商人的立足之地一样。只不过,就海外贸易这一点来说,斯巴达及其盟友们,总归是竞争不过那些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就已经把重心放在海琴海上的伊奥尼亚、爱奥里斯人的。为了对抗这些东部的爱琴海城邦同盟,斯巴达人唯有把他们在将陆地上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第八节斯巴达和雅典的文明本质比较

很显然,更注重土地产出的斯巴达人,会将陆地军事力量,视为其根本;出于保护海上利益的原因,雅典人的侧重点,自然是在海军了。然而斯巴达人的“农本”社会,以及雅典人的“商本”社会,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层面。相比之下,我们会更熟悉,对土地依附性更强的“农本”社会,这也是大多数古典文明,所产生的基础。这一地缘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就是重管理,轻平衡。在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土地和权力很容易象金字塔那样,呈现向上集中的趋势。就经济层面上来说,你并不感觉到,将权力向下分散,会比集中管理产生更大的效益。具体到古典时期的政治结构层面,就是产生中央集权制,并在大多数时候,体现为君主专制。
  至于雅典人立足海洋的“商本”社会,所走的就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了。一方面由于海洋比陆地更具有开放性(你只要有海岸线,就都能打通贸易线),正常贸易所必须的“契约”精神,也在海洋贸易中得到的强化,并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商业社会的开放性,也使得每一个个体的经济潜力变大(不象土地的产出,那么有预测性)。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商业社会中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要大于农业社会。重商主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最终在雅典的政治结构上得到了体现。公元前8—7世纪,雅典建立了贵族层面的民主体系,并且在公元前6世纪初,将政治权力扩大到整个公民层面。
  农本与商本的差异,对一个社会体系的建立,影响的层面是多方面的。理解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说何谓“法制“问题。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拿秦人的严刑酷法,来证明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过”法制社会“。事实上,法家所建立的这一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的法制,最起码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如果用汉字的本意,来区别二者的区别。秦人以及中央之国所制定的,并不是“法”,而更多体现是“律”。所谓“法”字的本意,原指水的平面,意之公平。
  至于“律”,本意为约束。在一个封闭的农本社会中,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管理”思想,优先级是要高于“公平”原则的。也正因为如此,古汉语中才会有“律法”一说(律在前,法在后)。相反,在一个商本社会中,贸易双方所拥有的平等选择权,会使得公平原则成为“法”的核心。所以现在我们将古人的“律法”,改称为“法律”也正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而这一转型实际上也与中国社会依托重商主义,融入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地缘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每有一种体系是能够适用于每片土地,每一个时代的。即使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半岛,也有雅典与斯巴达之争。不过雅典人在2000多年前所经历的这一切,对西欧社会摆脱文明倒退的中世纪时代,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地缘角度看,文艺利益的起源地——意大利,同样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半岛。只是立足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人,所承接的产品(来自整个地中海以东的世界)和市场(西欧),比以爱琴海为核心区的古希腊人,更多更大罢了。在东罗马帝国崩溃后,那些因避难而被带入亚平宁半岛古希腊、罗马典籍,让站在西欧前沿的意大利人突然发现,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人,已经在同样的地缘基础上,为他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所以才有了“文艺复兴”之说)。
  不过,亚平宁半岛虽然为古希腊文明的“复兴”,点燃了火种,却并没有成为欧洲文明复兴的领导者。因为当整个西欧为了摆脱穆斯林的贸易制约,以大西洋为起点进入“大航海时代”后,在这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亚平宁半岛,就不可避免的被边缘化了。不过就地缘基础来说,古希腊文明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基于海洋贸易而发展出的文明因子,依然适用于这个新世界(海洋贸易平台进一步扩大)。也正因为如此,在跨越2000多年后,古希腊文明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源头。至于完全立足“农本”社会而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即使不愿意在文化上接受这一体系,但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央之国,最起码不会在技术层面上,排斥其中有利于完善社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因子。
  虽然商本社会的开放性,使之在社会、文化、经济层面会显得更有活力,但实际上,商本社会并不能孤立存在。商业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甚至谁掌控贸易主导权,就能获得最多的经济利益。然而商业活动本身不可能取代那些直接生产出物资的经济行为(比如农业、工业)。简单点说,要是古希腊人周边没有其它板块为他们提供产品,他们也没有办法成就商业文明。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界,由于工业化的原因,在经济基础上已经发生的变化,但农本与商本之间的博弈依然在上演。这一变化在于:制造业取代了农业,成为了整个人类经济的基石;而升级为纯粹货币贸易的商业—“金融业”,则成为了新“商本社会”的经济主线。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与可以被视作新世界的“雅典”;沿着这一思路,中国自然是斯巴达的对应选项了。不过说到农本社会,远在东亚的中央之国,要远比简单用种族隔离、军事化手段增强竞争力的斯巴达成熟的多,一定要对比的话,我们后面将重点解读的罗马帝国,会更为合适。
  谁是罗马,谁是希腊,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大家自己思考。这里所重要解读的,更多是大家平时所注意不到那些地缘背景。从地缘背景上看,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所发展出的商业文明中,希腊半岛地理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最重要的。整个爱琴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地缘位置,才是古希腊文明成为异类的基础。将古希腊文明称之为,包含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爱琴文明”会更为合适。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文明,对应的其实只是雅典人所开创的文明体系了。代表希腊半岛的大陆性的斯巴达人,除了在军事上面体现出来的勇气以外,基本没有被认可的东西。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肯定不知道他们能够给后世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在当时所关注的,更多是相互之间的争斗。然而即使在2000多年前,希腊人所面对的世界也并不仅仅只有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很快,雅典和斯巴达两大体系所组成的希腊世界,就将面临真正的挑战了。与700年前一样(特洛伊),这一次的挑战同样来自爱琴海的对岸——小亚细亚半岛。只不过,希腊人这回所面临的,并不只仅是一个爱琴海贸易的竞争者,而是一个体积巨大的大陆强国“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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