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十五回希腊半岛及周边地缘分析
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期盼欧洲部分的开启了。其实既然这个帖子的标题是“地缘看世界”，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塑造者，欧洲一定应该是重点解读的对象。不过知彼之前，我们首先要知己，所以在此之前深入了解一下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还是很有必要的。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地缘贴，而不是一个历史贴，并没有必要把华夏几千年历史全部写完，再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在汉匈之战高潮已过，匈奴最终迁往东欧平原的时候，也是时候把视线转向西方，去看看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是如何孕育出文明的了。
第一节邻近希腊之中东最早农业文明的发展
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当然，关于古希腊文明的真伪之辩，也是近年来，网上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不过那些真伪难辩的证据，倒并不会对接下来的内容造成影响。因为根据这个帖子的一贯视角，地缘板块本身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就象中、韩之所谓“高句丽”之争，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是高句丽人，到底应该算哪“国”人。但实际上，这种争议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事关当代政治的问题。而没有人否认的是，东北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做“高句丽”的，已经进入文明体系的国家。
希腊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外来文明，也同样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没有人认为希腊文明，是象南美文明一样，孤立起源、成长于欧洲大陆东南角的。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希腊？选择了这个山地密布，看起来很没有地缘潜力的半岛，成为了欧洲文明的发源地。
如果希腊文明的火种，是从外部传入的，那么我们首先寻找的，就是这个外来文明的位置了。对历史稍有了解，或者阅读过之前中东部分的朋友，这点应该不是问题。阿拉伯半岛“新月沃地”的东段——也就是“两河流域”，目前已经是公认的、地球上最早出现文明的地区了。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尝试开发灌溉农业，并催生最初的文明了。
苏美尔人开启的这一文明，也被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语两河之间的意思）。在它的文明地位得到确认之前，拥有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宏伟地面建筑的尼罗河流域，通常会被认定为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地。就这一点来说，现在亦有足够的考古证据来支撑。不过从地缘角度来印证一下这个文明的秩序，倒也十分有必要。
农业（在此仅指种植业）对于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上古时代，适合种植的土地，也能够为播种者带来数十倍的收益。当农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文明所需的其它要素了。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带，无疑是最具农业潜力的地区。平整的土地、充足的水源，以及从上游山地带下来的肥沃土壤，都是规模化种植业所需要天然要素。然而最初的农业技术，却并非产生于这些肥沃的低地，因为对于早期人类来说，频繁改道的河游下游，远没有它的上游山地安全。最初尝试粮食种植的人类，更愿意在高地上通过焚烧森林、灌木来肥沃土壤；依靠自然降水，来补充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这种“刀耕火种”的农业形式，也被称之为原始农业。
受限于地理条件，高地农业一般很难规模化，特别是当有族群带着原始农业技术，开始尝试在低地，通过治理河道发展“灌溉农业”时，这些拥有巨大农业潜力的冲积平原，通常会很快让他的拥有者，在人口和粮食产量上，与他们的山地邻居拉开几何数级的差距，并最终在板块竞争中获胜。这也正是，欧亚非大陆早期主要文明，都呈现大河文明、治水文明的特点原因所在。
高地在农业技术起源阶段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尼罗河流域的农业文明，要略晚于两河流域。由于被干旱的沙漠所包围，肥沃的尼罗河下游，并没有相邻的山地为之直接输入农业技术。相比之下，与伊朗高原——亚美尼亚高原紧密相邻的两河平原，就能够在一个流域内，完整的实现农业发展的链条了。率先从北部山地走出的苏美尔人，创造了地中海文明圈，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文明。而一旦两河地区的灌溉农业技术成熟，与之最为接近的另一大河冲积平原——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就很自然的成为了第二个吃螃蟹的人了。
两河文明与尼罗河文明的起源时间，目前还是一件有些争议的事。通常情况下，这个时间点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摇摆。不过对于此时居住在欧洲部族来说，这个时间摆幅有多大，并不重要。因为欧洲与这两大文明之地最为接近的希腊半岛，并没有可能在传入灌溉农业技术后，独立发展出自己的大河文明（如果法国所处的西欧平原，与希腊半岛位置对调，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山地密布的欧洲之角，需要直接从外部输入更多的文明因子，才能够结合自己的地缘特点，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有鉴于此，希腊文明的产生时间，要比它的亚、非邻居晚的多。
那么看起来，与希腊半岛距离都不远的两大文明之地，到底哪一个对欧洲文明的形成，直接影响更大呢？或者说，是谁最先点燃了希腊文明的火种呢？
第二节两河、尼罗河文明对希腊影响的比较
如果希腊半岛所直接承受的文明因素，来自于陆地，那么根据地理关系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会比埃及文明更有可能对其造成直接影响。理论上，来自两河流域的旅行者（主要是商旅了），可以沿着海岸线，横穿小亚细亚半岛南部，最终抵达亚洲的最西部。在那里，那些承载着东方文明的人和商品，只需要穿越一条宽度（最窄处）仅为1.264公里的达达尼尔海峡，就能够登陆希腊半岛了。即使只掌握最原始的技术，这样一条狭窄水道，也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然而陆地传播，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最大的问题在于，陆地本身除了用做交通之外，还是人类繁衍生存的家园。除非两个终端都处于一个强大政权统治下，否则沿途的任何一个部族，都有可能中止你的行程。就算在丛林法则不在盛行的今天，一个用法律固定下来的边界，也同样可以让政治家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愿景，变得遥遥无期。
相比之下，通过海洋进行沟通，障碍就要少的多了。理论上，两个同样拥有海岸线的国家，哪怕相隔万里，都能够通过海洋自由沟通。当然，拥有这种自由度的前提有二：首先你必须保证自己的航海技术，能够征服海洋；其次，如果你并不是唯一想打通海上通道的人，那么你必须保证自己的实力，能够压倒自己的竞争对手。就后一点来说，海洋要比陆地公平的多。在陆地上，横亘于通道之上的土著部族，往往能够凭借地缘优势，用较少的成本，给你制造更多的麻烦；而在海洋上，竞争则完全取决于你的经济实力。
对于试图从地中海的另一面，接收文明因子的希腊土著来说，他们有更多有利的因素，来打通与对岸的海洋通道。首先作为一个几乎被欧亚非大陆完全包围的内海，它的气候要比外洋稳定的多。在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地中海都显得非常宁静，海域之中亦没有什么浅滩礁石横亘，阻塞航道；另一方面，作为欧洲大陆的延伸，希腊的半岛式结构，本身就已经大大缩短了它与亚非大陆的航运距离。
更为重要的是，造物主为了让地中海沿岸地区加强交流，还在每一个半岛与大陆之间，增设了一个岛屿作为跳板。比如塞浦路斯岛之于小亚细亚半岛（土耳其）；西西里岛之于亚平宁半岛（意大利）。这种地理结构，几乎可以让陆地，始终存在于行航行者的视线之中。并从技术（不会迷失方向）、心理层面，让地中海比地球上其它地区，更早的迎来海运时代。
当地理、气候环境，让海洋优于陆地，成为了欧洲吸收文明的传播通道时，尼罗河文明的地缘优势就显现出来了。那些尝试地中海航行的先民们很快会发现，希腊半岛与尼罗河三角洲之间的距离，要比和包括两河流域、西亚裂谷带（板块定义详见中东部分）的新月沃地近的多。
如果对希腊文明起源，造成直接影响的是尼罗河文明，那么希腊半岛的最南端，肯定就是整个大陆，最先沐浴文明之光的土地了。在地图上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粗看起来是一个岛屿，细看起来东北方向却通过一条狭长地峡——科林斯地峡，与希腊主体相连通。这个位于希腊之角的半岛，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
对希腊历史略有了解的朋友，都不会对“伯罗奔尼撒”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在古代希腊文明最为高潮的时期，希腊诸城邦中的两个最强者：雅典、斯巴达之间，曾经进行过一场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伯罗奔尼撒半岛就是斯巴达及其联盟的主要控制区。而科林斯地峡的另一端，就是雅典城了。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恩怨，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会有所解读。现在的话，仅从上述地缘推理来看，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的斯巴达地区，就是欧洲大陆最先吸收埃及文明的土地了。然而即使只是粗浅了解古希腊那段历史的朋友，也会对这个颇具大陆国家性质，以严酷的军事化纪律闻名于世的城邦国家影响深刻。从地缘文化角度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战争，是一场陆地农业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之间的PK。也就是说，斯巴达看起来，并不象是海路交通的受益者。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我们刚才的地缘推导有误呢？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所分析的核心是板块，而不是某一时期占据这一板块的民族。这就好像在马可波罗在13世纪来到中国时（如果他真的来过的话），即使发现江淮平原被大片牧场所覆盖，也不能据此就认定江淮地区是草原文化区一样。也就是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及整个希腊半岛，开始自己的文明之旅时，主导这片土地的还不是挑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斯巴达人。
最先成就希腊文明的部族，被称之为“迈锡尼人”。公元前1600年，生存于此的迈锡尼人开始进入王国时代。如果以此为标志的话，我们也可以认定这个时间点，为希腊半岛文明的起点。而很多朋友对“迈锡尼”这个标签印象，应该是从那场带有神话色彩的，西方著名上古战争——特洛伊战争中得来的。在那场断代于公元前12世纪末战争中，率领希腊联军进攻特洛伊的，正是迈锡尼的国王（阿伽门侬）。
说到这里，对上古希腊历史一无所知的朋友，也许会赶快去恶补希腊神话了。对此有所了解的朋友，估计正等着那位红颜祸水——海伦的出场了。不过历史向来只是我们用来解读地缘的参考，神话故事更不可能成为我们解读的重点（写小说的话，另当别论）。最起码在这个帖子里，并不会去研究那些似是而非的历史、神话故事。它们背后所隐藏的地缘密码，才是我们所关注的方向。
从地缘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兴盛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文明，称之为“伯罗奔尼撒文明”，这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希腊文明的地缘发展脉络。特洛伊战争所发生的时期，正是这一文明的高潮期（可惜的是，也是末期）。战争的本质，在于迈锡尼所代表的希腊早期文明，开始成熟并向外扩张了。
然而在我们引出那位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女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迈锡尼人从何而来，他们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真的可能算作希腊乃至欧洲文明的起点吗？这个文明和埃及文明之间，又是如何进行切割的呢？解开这一谜团的钥匙，就在于一个介于希腊半岛与埃及之间的中继板块——克里特岛。
第三节今希腊境内文明先驱——克里特文明
很显然，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需要在希腊和埃及之间往返，克里特岛都会是最佳的跳板。尤其对于主要以人力驱动船只前行的海洋开拓者来说，这样一个跳板就更加重要了。如果克里特岛体量有限，那么它所能够提供的，很可能只是一个贸易中转站。不过作为地中海面积排名第五的岛屿（8000多平方公里），这样的体量已经足以在上古时代，支撑一个城邦国家存在了。
今天的克里特岛，属于希腊的一部分。并且也没有人质疑，克里特岛曾经是希腊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古希腊人神话体系中，克里特岛的统治者叫做“米诺斯”，他最大的“成就”是生了一个牛头人身的儿子，以及为禁闭这个怪物儿子，所修筑的一个迷宫。在神话故事中，米诺斯王因为另一个儿子在雅典意外身亡，而征服了雅典。战争的结果就是，雅典必须定期进贡童男童女给米诺斯的怪物儿子食用，以换取和平。至于故事的结局，而是一位英勇无比的希腊英雄，勇闯迷宫杀死了这个怪物。
关于这段神话故事的情节，大家尽可以去百度资料。不过对于几乎无信史可言的上古时代来说，除了考古发现以外，口口相传、添枝加叶的神话几乎是唯一可以提供参考证据了。从中剥离出有用的信息，才是我们引出这段神话的意义所在。
上述神话至少可以为我们带来两点有用信息，一是克里特岛存在过高度文明；二是克里特岛的实力曾经能够压倒希腊半岛。从地缘关系来看，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存在。作为希腊半岛与尼罗河文明的中继站，最先统治克里特岛的部族，除了可以优先从尼罗河文明中吸取养分以外，还能够从欧——非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考古发现也支持了克里特岛在公元前2000年前，就存在城市文明的推断。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克里特文明的最初创造者，是不是来自于欧洲方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视克里特文明（也称“米诺斯文明”）为欧洲文明的起点。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欧洲文明的起点，还应该归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从文明传播的方向来看，克里特文明更有可能是埃及文明的延伸。除了埃及地区更早产生文明，更有实力对外扩张以外，尼罗河也更有条件，成为地中海航行的起源地。事实上，由于尼罗河水定期泛滥的缘故，古埃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尼罗河两岸都没有固定的交通线。然而尼罗河的存在，却为两岸居民的沟通，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方式，那就是水运。
由于尼罗河水是自南向北流的，因此由尼罗河谷（上埃及），向河口三角洲地带（下埃及）航行的船只可以顺流而下，很方便的到达河口。至于反方向航行的船只，则因为河水流速缓慢，亦可以相对较小的人力到达目的地。不过很快，埃及人便发现了更为节约人力的方式逆流而上，那就是“帆”。由于地中海处于西风带，航行于尼罗河中的船只，基本承受的都是西北风。埃及人很快便发现，只要在船上竖起一面“帆”来，就可以很方便的溯河而上了。
古埃及人并不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发明帆船的人，但因为尼罗河航运在埃及文明中的轴心作用，他们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这一技术的民族。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最起码在公元前2700年，埃及人已经掌握了帆船技术。他们甚至组建了自己的“海军”，以对尼罗河两岸的部族加强管理。这个时间点，也与克里特文明的兴起时间相吻合。
古埃及人的“海军”更多的职责是对内管理，拥有天赐农业基础（尼罗河），以及因为沙漠隔绝而少有陆地威胁的他们，并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就不主动扩张这一点来说，倒是和华夏文明有些类似。其实大河文明多有这样的特点，既然我已经占据了自己世界中，最富庶的土地，那我为什么还要费心去占据那些蛮夷之地呢。
古埃及的统治者，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并不代表不会有人对外传播它的文化，以及以其为贸易终端，发展与海外的贸易关系，克里特岛就是最先受益的海外板块。就传播的途径来说，以克里特岛为基地，拓展地中海贸易的部族，应该是来自于埃及方向。也就是说，由于克里特岛本身的独立性，加上以农为本的古埃及，并没有欲望扩张成一个海洋贸易强国。在从埃及文明中不间断汲取文明因子之后，克里特岛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克里特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海洋属性。与农业在大河文明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不同，贸易才是为克里特岛存在的基石所在。今天我们去考察克里特文明遗址，会发现岛上的城市、宫殿基本没有城防工事。事实上，对于一个海洋国家来说，陆地防御并不重要，强大的海军就是它的防线。
既然拥有极大物质财富的埃及人，并没有欲望扩张海上利益（他们更担心荒漠地带游牧部落的入侵），那么能够挑战克里特文明的，就只有它东、北方向的海岸线了。实际上，埃及人在航海技术上的突破，并不只能唤醒了克里特岛的海洋意识。那些从尼罗河口出发的探险者，除了向北发现克里特岛之外，还沿着海岸线向东航行。在这个方向，他们有机会从海路接近另一个文明中心——美索不达米亚（两河地区）。
在苏伊士运河挖通之前，要想从尼罗河航行到两河平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有水道穿越西奈半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连接部（古埃及人后来也的确尝试打通过），航行者也必须从红海绕过整个阿拉伯半岛，经由波斯湾完成整个航程。很显然，这样做的话，倒不如在地中海的东岸，同属新月沃地的“西亚裂谷带”登陆，然后再经由一段陆地通道，与两河文明连通。
在中东部分，我们已经详细介绍过西亚裂谷带的地形和地缘结构了。总的来说，以今天黎巴嫩、以色裂交界处的圣山“赫尔蒙山”为界，可以将之划分为两部分。南部就是以色列几千年来，一直渴望回到的“迦南”之地。由于裂谷带西侧山体，离海岸线还有一段距离，身处“迦南”的犹太人，实际上还是一个农业属性的部族。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的记忆中，迦南是一片“流着蜜和奶”的土地。至于裂谷带的北部，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境内，海港条件就要好的多了（山地贴近海岸线）。尽管黎巴嫩山区，最早也是农业的起源之地，但在两河灌溉农业兴起之后，山谷中的那点农业潜力，显然已经不足以让整个版块拥有竞争力了。
航海技术的突破，让黎巴嫩山区的部族拥有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从地缘结构上看，它完全可以充当两河文明，与地中海地区的中继站。最起码在公元前2000年，占据这片土的地腓尼基人，就已经开始建立起城邦，发展属于自己的特色文明了。
从距离来看，腓尼基、克里特岛与尼罗河口之间的距离基本相同。出于谨慎的心理，最初的航海者一般会沿海岸线航行。从这点来看，腓尼基地区可能会比克里特岛，稍早一点接收到埃及人的航海技术。不过即使没有海洋贸易，黎巴嫩山区的地缘位置，也同样可以使之成为小亚细亚、两河流域，通过埃及的交通中点。因此在海洋扩张的欲望来看，这一地区反倒不如克里特岛那样没有包袱。
另一个让克里特岛，有机会先形成自己独特文明的原因，在于它的地理独立性。相比海岛地区，身于陆地交通枢纽的腓尼基地区，更容易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诚然，这些影响有可能是正面的（比如陆地贸易），但在丛林法则盛行的上古时代，你很多时候不得不耗费更多的资源，来被动保证自己的安全。就这一点来说，纯粹的海洋国家就要简单的多了。强大的海上力量，即是他的安全保证，也是他的扩张力量。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腓尼基人还是走上了海洋之路。不过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到后面才展开了。现在的话，整个地中海“海洋文明”的开启者——克里特人，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很显然，如果克里特岛是一个贸易中点的话，居住于北边的希腊半岛部族，就是克里特人最直接的市场了。
作为克里特人海洋贸易线的另一个终端，希腊半岛的居民，除了借此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之外，也势必会吸收克里特人的文明、技术。假以时日，当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乃至希腊半岛整合到一起，并且在技术上拉平与克里特岛的差距时。地中海贸易就有可能迎来希腊时代了。从地缘结构上来说，这种趋势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海岛国家体量有限）。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希腊半岛什么时候可以迎来这个时间点。
当来自埃及方向的殖民者，开始在克里特岛拓展海洋贸易时，希腊半岛的地缘结构来正在发生变化。可以肯定的是，最初与米诺斯王国做生意的希腊土著，并不是后来占据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人。因为这支被认定为早期希腊人的部族，是在公元前两千年才从南俄草原，逐次渗透到希腊半岛的最南端。对于整个欧洲的文明进程来说，迈锡尼人进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意义，并不亚于埃及文明因子，渗透克里特岛。因为从种族上来说，迈锡尼人与今天居住于欧洲，乃至伊朗高原、印度北部的高加索人种一脉相承。他们与古埃及人，阿拉伯人，乃至犹太人等今天阿拉伯半岛——北非的民族，属于完全不同的集团。从语言上划分，前者属于“印欧语系”，后者则属于“闪含语系”，这两种语言也可以成为南、北两大种族集团之间的区分标准。尽管印欧、闪含两个地缘标签出现的时间，要晚于我们所解读的时代。不过套用在解读中央之国时的做法（原始西羌，原始东夷），我们可以用“原始印欧人”与“原始闪含人”两个地缘标签来标注这两大集团。
附：亚非欧三大文明区地缘关系图
第四节迈锡尼文明的背景与开端
我们可以把西起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所在地），东至阿拉伯半岛的地区，统称为“地中海文明圈”，实际上，除了苏美尔人以外，在地中海文明圈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族群，基本都可视为“原始印欧人”以及“原始闪含人”两大种族集团的延续。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很轻松的以此为标准，为地中海周边国家，划分出不同的地缘政治集团。
关于苏美尔人的种族，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迷，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他们似乎带有很多黄种人的特征。也正因为此，很多对种族渊源感兴趣的中国人，愿意据此而相信，创造地球上最早文明的苏美尔人，与华夏文明和中国人有着某种联系。当然，最近这些年，非常注意建立民族自信的半岛国家，也同样有人愿意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文明链条。
不管苏美尔人的种族归属到底如何，其实都不会影响地中海文明圈的基本地缘格局，因为在他们如流星般闪过之后，地中海文明圈的历史，就已经定型为上述两大种族集团的博弈史了。同属高加索人种的原始印欧人、原始闪含人，是从什么时候分化的，又是在哪里分化的，还是一个未解之迷。从地缘关系来看，连通阿拉伯半岛与东欧平原的“亚美尼亚高原”；以及连通阿拉伯半岛，与中亚图兰低地的“伊朗高原”，应该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地缘分割线。而两片游牧之地：相对湿润的“南俄草原”，以及干旱的阿拉伯半岛，也是他们开始种族迁徙的根基之地。“印欧人”，顾名思义是分布于欧洲——南亚之间的人种的统称。与所谓“闪含”一样，“印欧”这个标签最初所指向的也是语系。也就是说，最早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是语言学家。不过种族和语言总是相关联的，当你一个部族把自己的种族基因传播到一个地区后，语言基因也会随之侵入。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原始印欧人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迁徙。促进这次迁徙的直接原因，是马的驯化和车轮的发明。原始印欧人的这两项伟大发明，大大提升了人类的迁徙范围、效率。今天在天山南北发现的那些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古人类，基本都是源于这次迁徙。当然，拥有了机动优势的原始印欧部落，并不会只往一个方向扩张领地。后来在登上欧洲地缘政治舞台的，覆盖西欧、中欧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也是源自南俄平原。
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的故事，我们要到后面才会分析到。因为很不幸的是，他们祖先所扩张的方向，虽然也会有先期进入的其它部族，却完全还看不到文明的曙光。直到与之地缘关系紧密的亚平宁半岛（意大利）成为文明中心，并向外扩张后，这些蛮族才有机会接触到文明。相比之下，从南俄草原南下的印欧部落，就幸运的多了。因为我们会发现，“选择远大于努力”（尽管是无意识的选择），随着他们南下的步伐，这些原始印欧人也离人类文明中心越来越近了。
就地理关系来看，南下的原始印欧部落，可以依“黑海”为分割线，分别进入巴尔干半岛，以及亚美尼亚高原。单从两个迁徙方向，与文明之间的地理关系来看，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亚美尼亚高原的印欧部落，应该会更有机会先期接受文明的辐射。因为技术上，他们只需要穿越亚美尼亚高原，渗透低地，就可以近距离的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接触了。然而这仅仅是地理关系上的假设，不要忘了，在干旱的阿拉伯半岛，同样还有游牧属性的“原始闪含人”，在觊觎这片文明之地。
相比要翻越整片高原的原始印欧部落，原始闪含人渗透两河地区要容易的多。甚至可以说，在苏美尔人开创两河文明时，他们就已经在近距离观察文明的崛起了。事实上，在南俄草原的原始印欧部落，还在山地中缓慢渗透时，这些苏美尔人眼中的“蛮族”，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次逆袭。逆袭的结果就是，隶属原始闪含体系的“阿摩利人”，站在苏美尔文明的肩膀上，建立了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闪含系文明政权——巴比伦王国。
在我们所接受的世界史启蒙教育中，巴比伦王国那篇刻在黑色石柱上的“汉漠拉比法典”经常会出现在最初的篇章中。至于这篇法典对于文明史、法制史的重要意义，倒并不是我们所重点讨论的。今天我们所关注的是巴比伦文明的地缘属性，以及开创的时间。
阿摩利人建立巴比伦王国的时间，大约在公示前1900年前后。此时进入亚洲，并脱颖而出的原始印欧部落，叫做“赫梯人”。不过赫梯人所占据、壮大的地区，却并非他们最初亚美尼亚高原，而是西侧的小亚细亚半岛。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阿摩利人并非是唯一一支，入驻两河地区的原始闪含部落。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上游，也就是亚美尼亚高原南部（今天的库尔德地区），与之拥有相同种族、语言背景的“亚述人”，也在同一时期进入了王国时期。
除非赫梯人只满足于在大、小高加索山脉一带（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充当一个三流角色。否则他们就必须在亚美尼亚高原两侧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做出选择了。选择的结果就是，赫梯人进入了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并比阻碍他们南下的亚述人稍晚一点，进入了王国时代（约在公示前19世纪中叶）。当然，同一时期肯定也还有操原始印欧语的部落，尝试渗透伊朗高原。不过直到原始印欧部落的掀起第二次迁徙浪潮（雅利安人）之后，伊朗高原才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地缘力量。
当赫梯人代表欧洲力量，在亚洲的领地上艰难渗透时，向巴尔干半岛方向渗透的原始印欧部落，也没有停下脚步。在进入这个山地为主的半岛之后，这些印欧部落的语言也开始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我们也可以认为，古希腊人开始形成了。鉴于巴尔干半岛复杂的地形，这些希腊人的祖先，势必无法成为一个整体。最先向南渗透到半岛底部即“伯罗奔尼亚半岛”的，就是迈锡尼人了。
操持古希腊语的部落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覆盖了巴尔干半岛的中、南部（希腊半岛），在随后的数百年时间，通过经由海洋贸易，从克里特岛吸收的文明因子。古希腊人开始进入了王国时期。这其中，占据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人，自然是最先“进化”成功的。
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缘潜力来说，单独与技术占优的克里特半岛PK的话，胜算并不大。正常情况下，迈锡尼人应该凭借与克里特文明隔岸相对地缘优势壮大自己，先行向北整合希腊半岛诸部，然后对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国”发起挑战。然而一场不期而至的天灾，却打乱了这一进程，让迈锡尼人提前成为了希腊半岛的主导者。
这场天灾是发生在3400多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而喷发的地点正是为地中海开启海洋文明的克里特岛。仅仅是火山喷发所带来的火山灰，就足以让米诺斯王国遭受沉重打击了。更何况据考证，火山爆发所引发的海啸、地震，还对克里特岛的港口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我们所不清楚的是，米诺斯王国在岛上超过十万的人口，是否都死于这场天灾。能够肯定的是，在此之后，迈锡尼人很快便入主克里特岛，成为了希腊半岛乃至地中海中的最强者。站在克里特文明废墟上的“迈锡尼文明“，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开创者。然而这个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的文明，留给世人最大的文化遗产，却是一场战争——特洛伊战争。
第五节迈锡尼文明的发展与特洛伊战争
既然两河文明影响了埃及文明，那么今天黎巴嫩、以色列所处的“西亚裂谷带”，做为二者之间的连接走廊，是否也存在早期文明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在《亚非欧三大文明区地缘关系图》中，所圈出的两河、尼罗河、爱琴海三大文明区，所指向的是本地区的文明中心。受它们的影响，居住于周边地区的部族，也会加快文明进程。当克里特乃至希腊半岛都开始接受文明的火种时，西亚裂谷带、小亚细亚半岛、亚美尼亚高原、伊朗高原这些与两河、尼罗河文明中心，陆地相接的板块，并没有理由处在蛮荒时代。腓尼基人、赫梯人、亚述人，就是受之影响而进入国家时代的。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身处大河文明的边缘，这些边缘板块一时也很难成为文明的中心，或者说形成属于自己的优势文明。相比之下，与欧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希腊地区，这方面就有优势了。海洋的阻隔，能够让古希腊人在吸收文明因子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持地缘独立性。同时他们相对北部欧洲地区的文明优势，又能让自己拥有辐射文明的腹地。
如果希腊半岛，是从西亚裂谷带向外延伸的，上述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因为对大河文明周边，山地密布的希腊半岛，无论在农业还是人口潜力上，都无法与之相比。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地理特点，希腊文明走上了一条与大河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理，那就是城邦文明的兴盛。
城邦文明几乎是文明进程中的必经阶段。最初在两大流域周边，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也是城邦林立。只不过，平坦的地势，相同的、带有封闭性经济基础（能自给自足的农业占主导地位），以及大河本身所带来的交通便利，都使得大河流域更容易成为一个统一体，并且凭借集权之力，将文明推向一个高峰。然而在希腊半岛，并不存在一条贯穿全境的大河，以及藉此在农业潜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大河平原。从中心山地独流入海的河流，造就了很多山地包围，体量狭小的河谷平原。
由于没有一条河谷平原，拥有压倒周边地区的优势，加之山地所分割的每一个板块，都有机会通过河流入海口，拥有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海洋通道。古希腊文明内部自始自终，都呈现出多样性。整个板块的内部权力整合，主要是通过类似中国“春秋”时代的国家联盟来完成的。
古希腊文明的这一特点，在迈锡尼时代就已经确定了。它与克里特文明之间差异，也正缘于此。在最初的阶段，克里特岛内部，也应该经历过多点竞争的城邦阶段。然而海岛型的结构，使得它所承受外部入侵的压力要小的多。这使得克里特岛内部，最终更有机会形成统一的政治体（米诺斯王国）。相比之下，与欧洲大陆相连，三面临海的希腊半岛，在吸收克里特文明的海洋性（比如重商）的同时，又兼具了大陆性。这一点体现在，巴尔干半岛北部，总是会有源自欧洲大陆的部落，不断受到文明的诱惑南下。并最终让希腊半岛的地缘政治结构，呈现多变性。
希腊文明的大陆性与海洋性之争，在后来的雅典、斯巴达之争中，体现的最为彻底。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弄清迈锡尼文明的去向问题。在得到克里特岛之后，这些最早借助海洋，接收文明因子的原始印欧人，终于有机会将希腊半岛南部，提升为地区文明中心了。当一个民族或者政权对周边地区拥有比较优势时，下一步将要做的就是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了。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位置来看，向北越过科林斯地峡，辐射希腊半岛中部自然是一个选项。这种扩张并不能单纯理解为领土扩张，让希腊半岛腹地的其它地缘板块，融入自己主导的贸易圈，才是海洋文明有别于大陆文明的根本所在。
在这种以贸易为主线的文明扩张中，伯科林斯地峡北部，以雅典为起点的希腊半岛中部地区，在迈锡尼时代应该开始接受文明的辐射，进入城邦时代了。然而对于迈锡尼人来说，向那些尚处在部落时期的板块传播文明并不是他们的天然使命，从本质上说，这只不过是开拓市场带来的副产品罢了。这种情况，就好像现在有人说，要感谢当年英国打用炮舰打开中央之国的国门一样。虽然从结果上来看，中国的确从此被拉进了新的文明进程，但从大英帝国的出发点来说，并没有这么“高尚“（也就谈不上感谢了）。
当迈锡尼人开始成为欧洲大陆（实际仅限于巴尔干半岛），与欧亚文明区之间的贸易桥梁，并因此而获取巨大利益时，他们的竞争者出现了。从地缘结构上看，欧亚两大文明区，并非只能以克里特——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中继，沟通巴尔干半岛。理论上，通过小细亚半岛，商品和文明也能够输往巴尔干半岛。当然，陆地沟通的难度我们之前也说过了，那就是沿途的土著部落有可能成为沟通的障碍。在这种时候，一个统一的帝国往往能保证贸易的安全。
前面我们也说了，在迈锡尼人渗透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时，另一支原始印欧部落也沿着陆地通道，入驻了安纳托利亚高原。在迈锡尼人受克里特文明的影响，进入城邦文明阶段之前（约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已经先期在两河文明的影响下，从部落进入”国家“阶段了（约公元前19世纪）。那么是不是赫梯人，开始从小亚细亚半岛方向，与迈锡尼人展开贸易竞争呢？答案是否定的。接下来的内容，将有助于我们找出谁才是迈锡尼人的对手。
鉴于地形的复杂性，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国家“看起来也很难呈现出统一性。然而对于身处文明边缘有民族来说，经济发达的规模农业区，本身就是促进他们统一的动力所在。出于直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欲望，那些看起来更为”野蛮“的边缘部落，会趋向于联合起来，攻击文明地区。这一点，相信身处中央之国的我们，会感同身受（尤其是刚写完汉匈之战时）。
正是由于直接受到两河文明的诱惑，当迈锡尼人开始进入王国阶段时，赫梯则迎来了自己的帝国时代。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第一次攻入了两河文明的中心——巴比伦城。在此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直是原始闪含民族入侵的对象。汉漠拉比所成就的巴比伦帝国，算是真正让两河文明，步入闪含文明时代的标志。
让赫梯人开始有机会，从闪含民族阻击中突围技术节点，是他们在冶铁技术上的突破。安纳托利亚高原丰富的矿石资源，是催生这一技术的地理基础（后来的亚述帝国，将之发挥到了极致）。在后来的历史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成为了印欧人集团与闪含人集团的争夺焦点。不过赫梯帝国虽然不断的入侵巴比伦，却并没有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过。阻碍他们的，是另一支入驻两河流域上游的闪含部族——亚述人。以地缘位置来看，亚述人的覆盖区与今天渴望独立的库尔德人基本重叠。他们的存在，也成为赫梯人打通小亚细亚与两河平原，建立统一帝国的障碍。
由于亚述人在亚美尼亚高原（尤其是南部）的存在，赫梯帝国对于两河平原（巴比伦）的威胁，主要是透过今天的叙利亚境内完成的。也就是说，为了绕过同样带有山地属性的亚述人，赫梯人沿海岸线占据了西亚裂谷带的北部（安条克平原、阿西河谷），直接插入了新月沃地的接合部。由于此时的埃及王国，也沿西亚裂谷带北上，控制了今天的黎巴嫩、以色列地区。因此这支渗透入亚洲的印欧系民族，不仅有机会入侵两河文明区，同时也与尼罗河文明发生的碰撞。
很显然，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的原因，赫梯人的精力都必须放在东线的陆地上。这也使得赫梯帝国虽然在一度在爱琴海东岸拥有据点，却并没有着力统一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在他们看来，仅仅统一中、东部的高地，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进入新月沃地争霸了。
尽管受两河文明的吸引，赫梯人对在地中海的扩张缺乏兴趣，但赫梯帝国的做大，却对他们在希腊半岛南部崛起的远亲——迈锡尼人造成了影响。对于陆地交通线来说，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通常意味着贸易安全的到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赫梯人对海洋贸易缺乏兴趣，迈锡尼人看起来，有机会直接在小亚细亚半岛东侧的海岸线登陆，以延伸自己的贸易线。然而历史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机会送给迈锡尼人，因为在爱琴海的另一侧，特洛伊人已经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了。
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克里特岛所包围的这片海域，被称之为“爱琴海“。鉴于巴尔干半岛——尼罗河谷以西地区，暂时还未能进入文明时代，整个地中海的贸易主要是在东部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谁控制了爱琴海周边地区，谁实际上就拥有了地中海。在希腊人进占克里特岛之后，他们在爱琴海的战略对手，就只剩下控制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海岸线的部族了。
在古希腊人开始觊觎小亚细亚西部海岸时，另一支源自于南俄草原的原始印欧部落，也早已在此落地生根了。他们之中的领导者，就是特洛伊人。实际上，在地广人稀的上古时代，海洋贸易一开始，并不一定会带来冲突。就象大航海时代试图开拓海外市场的欧洲国家，都会在沿航线，布设自己的殖民地以提供补给一样。如果古希腊人，只是想发展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与小亚细亚的贸易线，他们与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事实上，在古希腊人进入王国时代后，为了发展与小亚细亚的贸易，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在小亚细亚半岛沿岸建立据点了。这些希腊殖民者甚至与特洛伊人发展了姻亲关系。然而人的欲望总是无止境的，垄断所带来的利益，总是具有更大的诱惑。
在记录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与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被描述为了一场典型的，由“红颜祸水“所引发的悲剧。这一点倒是很符合今天那些雷人编剧，拳头+枕头的套路。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半开玩笑的表示，希望通过地缘分析，知道这位引发史前大战的美女，到底长什么样。
分析出海伦的具体长相，肯定是做不到的了。不过就其种族归属来说，倒还是可以做些分析的。比如说，她到底是黑发黑眼的美女，还是金发碧眼的美女。就今天地中海沿岸的种族分布来说，这位古希腊美女当然是黑发美女的可能性更大了。然而我们也说了，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古希腊人，算是最早渗透到欧洲南部的原始印欧人。那么游牧于南俄草原的原始印欧人到底长什么样，就成为解析海伦人种之谜的关键了。
在现今天的人种分布图中，北欧成为了金发碧眼的典型欧洲人种的保留地。当年纳粹的所谓“纯种雅利安人”也正是以此为标准。然而北欧之所以种族较“纯”，并非因为是这一人种的起源地，而是因为它的边缘地位以及恶劣环境，使之在漫长的历史中，很少受到外来基因的影响。要知道，这一特征是属于隐性基因遗传，一旦受到显性的黑发基因所影响，整个种族的黑发比例就会越来越大了。
我们在中亚乃至西域所挖掘出的，那些数千年前源自欧洲游牧民族的干尸（比如小河公主），还能普遍看到金发特征。这一点也证明了，作为高加索人种的北部分支，以金发碧眼为主要特征的白种人，最初源自于南俄草原的“原始印欧人”。
至于高加索人种的南部分支，以原始闪含人为代表的地中海人种，则呈现出的是黑发棕眼的外部特征。两大族系漫长的博弈过程中，那些渗透至欧洲南部，地中海沿线地区的原始印欧人后代，也逐渐呈现出了原始闪含系民族的外貌特征，并最终也成为了典型的“地中海亚人种”的一部分。
最起码在罗马时代，罗马人就已经和他们南俄草原的先祖，在体貌特征上有着明显区别的（黑发，个人相对矮小）。不过在迈锡尼时代，古希腊人与土著部落基因混杂的程度，应该还没那么高。也就是说，海伦是金发美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然而让迈锡尼所领导的希腊联盟产生战争冲动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丢了一个金发美女那么简单了。真正让古希腊人觊觎的，是特洛伊人所控制的另一个，希腊人无法染指的市场。
特洛伊人的这片新大陆在哪，我们从特洛伊城的位置就可以看出。在小亚细亚半岛与希腊半岛之间，有一片几乎完全封闭的内海——马尔马拉海。将这片枣核轮廓的内海，与黑海、地中海相连的海峡，就是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又叫伊斯坦布尔海峡），与南部的达达尼尔海峡（这三水域统称为“土耳其海峡”）。很显然，控制其中任何一条海峡，都足以切断黑海与地中海的交通，并且便捷的架设起欧亚大陆桥来。在后来的历史中，基于欧洲大陆的崛起，与之地缘关系更为紧秘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也随之成为了欧亚大陆的主要连接点。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堡（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选址的地缘背景，便缘于此。
不过在三千多年前，文明的中心，还只存在于地中海相邻板块，因此与达达尼尔海峡相邻的特洛伊城，更适合成为小亚细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连接枢纽。同样学习了航海技术的特洛伊人，可以完全将黑海沿线的贸易权，垄断在自己手里。也正凭借藉此而产生的巨大贸易利益，特洛伊人才能在小亚细半岛西海岸诸部中，脱颖而出成为霸主。
基于特洛伊人的地缘优势，即使在特洛伊战争之前移民于尼文明的古希腊人，也不得不奉其为盟主。即使希腊人不染指与黑海沿岸的部族的贸易，特洛伊人也有足够的实力，动摇希腊人称霸爱琴海的决心。有鉴于此，迈锡尼王国领导着他的希腊同盟军，对特洛伊展开一场十年战争，也就情有可缘了。
落败之后的特洛伊人去往了何方，是一个未解之迷。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航行至了亚平宁半岛，并最终成为了罗马人的祖先。如果要把整个地中海文明史，一季季的写成美剧，这倒是个不错的想法。不过我们今天所关心的，还是迈锡尼文明的去向。
在战胜特洛伊人之后，说着古希腊语的部族，看起来终于可以成为海洋贸易的主导者了。然而对于迈锡尼文明来说，威胁并非只源于海上。做为从巴尔干半岛方向南下，最先接受文明洗礼的印欧系部族，他们在战胜文明竞争者的同时，同样也要在北方承受那些北方远亲的压力。在新的野蛮部族的入侵下，希腊文明也将迎来一段黑暗时代。
附：亚非欧三大文明区地缘关系图
第六节多利安人的驻足希腊与发展
通过之前的内容，我们已经明确了，希腊文明和希腊人的源头，在于从克里特文明吸收文明因子，最终成就自己文明体系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是这些古希腊人控制爱琴海的标志，也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点，看作是迈锡尼文明的顶峰。
实际上，特洛伊战争很可能并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希腊半岛与小亚细亚争夺爱琴海控制权的，一系列战争的集合。鉴于当时的记录条件，迈锡尼文明的继承者们，通过吟游诗人口口相传、添枝加叶，最终成就了带神话色彩的，以特洛伊战争为主线的“荷马史诗”。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民间历史知识普及中，也同样存在。就好像很多数人对于三国乃至宋史的知识，来自于评书表演艺术家的“演义”一样。如果今天我们不是拥有足够多的信史，也许《三国演义》就有机会成为历史书了。从技术上看，荷马史诗的可信度，远不及那些演义。不过考虑到中国同时代的历史，其实也包含有太多神话成份，大家也不必对古人要求过多了。
不管怎么说，荷马史诗对于确定希腊，乃至西方文明源头这一点来说，还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特洛伊战争所带来的那些真实历史信息，也已通过考古发现得到的验证。然而不管“荷马”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荷马史诗所成就的年代，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崩溃了。而这一被称之为“荷马时代”的历史阶段（公元前11—9世纪），也是希腊文明史的第一个黑暗时代。
我们比较熟悉的，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应该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中世纪时代（西罗马灭亡——大航海时代；约公元前5世纪~15世纪末）。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北方蛮族入侵，是这个黑暗时代所产生的地缘背景。至于荷马时代的地缘背景，也同样源于蛮族入侵。这支毁灭了迈锡尼文明的北方蛮族，叫作“多利安人”。
在迈锡尼文明时代，主导希腊半岛的民族叫做“阿凯亚人”（Achaean，又译亚该亚、阿开亚）。除此之外还有与阿凯亚人血缘、语言相近的古希腊部族：爱奥尼亚人（Ionian，又译伊奥尼亚）、爱奥里斯人（Aeolian）。如果要拿相近年代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将阿凯亚人，类比为姬姓部族出身的周人，而其它两个部族，则是以姜姓为代表的，那些与之有密切血缘、政治关系的西戎部落。
从地缘关系来看，阿凯亚人显然是最先渗透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并最终凭借地缘位置优势，进入文明时代的古希腊人。在此之后，他的两个亲缘部落：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也用和平的方式（比如联姻），与阿凯亚人共享了迈锡尼文明。
特洛伊战争的胜利，使得迈锡尼文明的经济，更加侧重于海洋贸易。特洛伊人原来控制的小亚细半岛沿海地带，也成为了迈锡尼文明的殖民重点。在希腊半岛本土，属于从属地位的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成为了海外扩张的主力军。
然而并不是所有操古希腊语的部族，都天然一定是阿凯亚人的盟友。就象我们认为，那些黄土高原的羌系部落，应该与华夏文明的开创者拥有密切血缘关系，二者之间的融合，却依然伴随着数不胜数的战争一样。事实上，最终毁灭迈锡尼文明的“多利安人”（Dorian），也是属于古希腊部族的一部分。
相比侧重于海洋贸易，以及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阿凯亚人及其盟友，多利安人的优势无疑在于陆地。这支北部山地民族向南入侵的结果（公元前11世纪），就是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核心，分布于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文明所建立的城邦，被全数摧毁。
如果希腊半岛控制权，是从阿凯亚人交接到已经开化的伊奥尼亚、爱奥里斯人手中，相信古希腊文明并不会就此进入黑暗时代，而是会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期。这种情况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多交发生。然而同样参考中央之国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北方入侵者，都天然会接受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比如蒙古人所创立的帝国，就很明显的抗拒这一进程（虽然在最后，这些边缘民族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被高一级的文明所融合）。
多利安人的心态，应该和后来的蒙古人类似。只不过他们所抗拒的，并非是农业文明。恰恰相反，这些在北部山地已经进入农业时代的“蛮族”，是以农为本理念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所抗拒的，是迈锡尼文明所倚重的，以海洋贸易为核心的“海洋文明”罢了。
在多利安人的经营之下，伯罗奔尼撒半岛开始进入了保守的农业时代。在西方人看来，这种缺乏创造性和开拓性的做法，显然让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出现的倒退。当然，身处中央之国的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人对这种看法有异议了。不过就古希腊文明的核心价值来说，的确是由海洋贸易所创造的。
通过“中央之国的形成”部分，相信大家已经对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有了一定了解。总的来说，所谓华夏民族是在不断吸收边缘民族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的概念。就象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边缘民族，大都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一样，多利安人最终也成为了古希腊民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所谓“希腊人”的概念，在亚历山大所代表的马其顿人，开始介入希腊历史之前，所指向的就是上述四个民族了。至于马其顿人到底算不算希腊人，就是一场牵扯到现实政治的口水仗了。
多利安人被认定为古希腊部族的一分子，除了他们的确与其它三族在血缘、语言上存在亲缘关系之外，还在于他们后来也为古希腊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出这一贡献的，就是著名的“斯巴达”。作为一个地缘标签，早在迈锡尼文明时代，斯巴达王国就已经存在了。那个引发战争的美女海伦，就是斯巴达的王后。不过在多利安人入主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后，斯巴达这个标签，则成为了另类希腊文化的代言人了。
斯巴达人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就在于他的军事化。为了保证自己的军事优势，这支多利安人后裔，运用种族隔离的方法，将自己的陆地军事实力推向了极致。具体的做法就是，将被征服的部族圈定在土地上从事农耕，而作为征服者的斯巴达人，则采取军事化的生活方式，保证部族的独立性以及战斗力。
历史上有很多入侵者，都采取过类似的种族隔离做法。为印度奠定种姓、宗教基础的雅利安人；将国民分为四等的蒙古人；以及用八旗制度，圈定出核心族群的满洲人，都是典型案例。从结果来看，印度雅利安人显然做的是最为成功的，今天的南亚次大陆（不仅印度本土）的社会结构，仍然极大的受到种姓制度的影响。
雅利安人对印度社会的改造，主要依托的是宗教控制力。从这点来说，倒不能说这些北方入侵者是蛮族了。最起码他们自己在种族、文化上，都认为自己对印度原有的土著文明据有优势。相比之下，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式改造，更象是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八旗制度。即试图通过维持统治民族的军事性，来控制拥有更高层级文明的土著民族。
当斯巴达人所代表的多利安部落，在迈锡尼文明的废墟中，将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其周边地区，政治部落化、经济农业化的“黑暗时代”，但作为迈锡尼文明的参与者，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并不愿意忘记之前的辉煌。那场针对小亚细亚的征服（特洛伊战争），也成为了承载迈锡尼文明的最好载体。所谓“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荷马时代”那些游吟诗人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古希腊文明有了“史”。至于这个“史”在内容上有多少真实性，反倒不那么重要了（贡献主要在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从地缘结构角度看，那些移居爱琴海北部海岸线（小亚细亚半岛西部、希腊半岛北部）的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是让希腊半岛重回城邦文明时代的地缘基础。套用后来让欧洲大陆摆脱黑暗时代（中世纪）的那个标签，荷马史诗的创作者、传播者，所进行的也正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这场打上“荷马”印记的古希腊文艺复兴运动，在文明进程和地缘政治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公元前九世纪，希腊半岛本土又重新进入了城邦时代。然而重新迎接文明的曙光，并不意味着多利安人的失败。因为我们很多会发现，以斯巴达人为代表的多利安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核心价值。一场以雅典——斯巴达为代表的文明碰撞，开始成为了希腊半岛地缘博弈的主线。
第七节巴尔干-希腊半岛地缘结构概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迈锡尼文明都只存在于神话色彩浓厚的“荷马史诗”中，对于迈锡尼人的来源、发展以及断代问题，更多需要依靠考古发现来提供证据。相比之下，当雅典—斯巴达成为希腊半岛的主角后，古希腊文明发展的脉络就要清晰的多了。尤其在经历过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后，希腊的历史也有了正式的文字记载（西方古典时期的开始）。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有必要从地理结构的角度，来理清一下希腊半岛的板块结构了。否则的话，大家面对后面不断跳出的地缘标签，会感到无所适从。
附：亚非欧三大文明区地缘关系图
如果不计算古希腊曾经殖民的海外领土，今天我们看到的希腊，大体与二千多年以前的希腊相吻合。不过与东亚的情况一样，古希腊在希腊半岛上也同样存在着核心区与边缘区的问题。最起码在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开启有信史支撑的“古典时期”时，居住在今天希腊北部的部族，还被中南部那些以文明人自居的希腊人，视为蛮族。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入主希腊，并将希腊文明带入帝国时代的马其顿人。
以板块来划分的的话，亚历山大和他祖先所经营的马其顿地区，并非是希腊半岛唯一的边缘区。在它的西侧，还一有片与亚平宁半岛（意大利）隔海相望的沿海山地——伊庇鲁斯，也同样成处在这样的边缘位置。事实上，马其顿——伊庇鲁斯地区，也是原始印欧人南下半岛中南部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之前出现的古希腊四大部族，都曾经在这两片土地上逗留过。比如多利安人，就是从伊庇鲁斯南下，经科林斯地峡入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
相信大多数人对于“马其顿”都有耳闻，毕竟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无论从面积还是过程来看，都让人印象深刻。不过提到伊庇鲁斯，知道的人估计就不多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最基础的地理结构入手，让大家在头脑中为希腊半岛，乃至整个巴尔干半岛，画出一副地缘结构图来。
所谓“希腊半岛”，更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因为从地理角度来看，希腊半岛只是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它与巴尔干半岛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分割线（不象伯罗奔尼撒半岛）。不过既然希腊人，最终只选择了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发展文明，而不是力图向北扩张至整个巴尔干半岛，那么这其中也一定有着地理结构方面的因素。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先把视角拉高点，看看这个多山的半岛，是如何被一条条山地切割成火药桶的。
覆盖巴尔干半岛的这条山地，是一条叫作“迪那拉”的山脉。山脉的西端，在亚得里亚海（亚平宁——巴尔干半岛之间的海域）的东北角，与欧洲最大的山脉：阿尔卑斯山脉相连。正因为这层关系，迪那拉山脉也被称之为“迪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在填满巴尔干半岛西北角，并且向东南方向延伸至半岛中部后，迪那拉山脉并没有象一条标准形态的山脉那样，线性延伸下去，而是向地中海、爱琴海、黑海方向，延伸出了三条支脉：斯塔拉山脉、罗多波尔山脉、品都斯山脉。
从下面的《古希腊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三条支脉的存在。由于三条支脉呈扇形向外扩散，所以三条支脉之间，也形成了较大的低地空间。最起码我们从山地密布的巴尔干半岛地形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半岛东边缘的沿海地带，相对来说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地缘板块的边界也较为清晰。至于迪那拉山脉主脉所覆盖的西北部，那可真算的上是整个欧洲地缘关系最为复杂的区域了。所谓“巴尔干火药桶”的标签，也正是因这一地区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政治结构而起的。虽然二战之后，这一地区以种族属性为依据，被整合为了“南斯拉夫联盟”，但这个坐在火药桶上的联盟，最终的下场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迪那拉山脉的地形虽然让人十分头疼，但从黑海北岸，西南方向迁徙巴尔干半岛的原始印欧部落，却不用在这片复杂山地中纠缠。他们大可以沿黑海——爱琴海海岸线，从山地的末端擦过，渗透到半岛的南端。即使在这一过程中，还是不得不遇到一些山地的阻隔，其难度也已经大大降低了。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二者之间的交通时间，来计算原始印欧部落，从黑海北部迁徙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因为这一过程，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逐级渗透过程。也就是说，原印欧人部落会先迁至离南俄草原较近的地理单元，然而在一段时间后，由于人口增长、竞争的关系，再向南迁出部分人口，直至最终到达半岛南端。
沿黑海西岸南迁的原始印欧人，在离开黑海北部的南俄草原后，他们也将步出欧亚游牧民族，最为适应的“干草原”地带了。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气候更为湿润的大平原：多瑙河下游平原（也叫瓦拉几亚平原）。欧洲最重要的河流“多瑙河”，就是从这里注入黑海的。由于靠近山地，降水更多的缘故。这一地区在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前，是被温带阔叶林所覆盖。通常情况下，只要温度适宜（别太冷），欧亚大陆上那些森林覆盖的平原地带，最终都会被开发成农业用地的。正基于这一基础，后来的罗马帝国才得以在黑海地区扩张至多瑙河下游平原。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统一这片土的地国家，才叫作“罗马尼亚”。
很显然，游牧草原的原始印欧人在适应森林地带后，也不再会将游牧视为唯一的生活方式了。不过，对于操古希腊语的部落来说，他们命中注定不会留在多瑙河下游平原（其实应该是竞争失败的结果）。下一步迎接他们的，将是斯塔拉山脉与罗多彼山脉之间的低地带。今天占据这片低地带北部的国家是“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人的最初来源，也是一支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保加尔人）。不过在古典时期，这一地区有着一个大家同样不陌生的标签——色雷斯。
大多数人知道色雷斯，是因为那个在历史书中，被定位为奴隶起义军领袖的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至于这片土地，了解的人却并不多。从地缘位置来看，色雷斯东临黑海，南接爱琴海。尤为重要的是，小亚细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土耳其海峡，也正是在色雷斯的东南角。也就是说，无论希腊人，还是小亚细亚半岛的统治者来说，如果想沿陆地对方领地扩张的话，色雷斯都是必经之路。
基于这一地缘关系，以及经营爱琴海贸易的需要，希腊人也的确在色雷斯沿岸登陆，建立了一些贸易据点。不过就整个色雷斯地区来说，在古希腊文明时期，政治、经济结构，还呈现出分散的农业村落形态。相比热衷于贸易的希腊人，色雷斯人更喜欢在不太忙的时候，为周边国家充当雇佣军来赚取额外收入。鉴于色雷斯的位置，在欧洲文明的火种点燃于爱琴海南部地区的情况下，它成为希腊人眼中的蛮族之地，也就情有可原了。
事实上，古典时期的色雷斯人，最初并不生活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北角，他们最初的时候，已经步希腊人之后，向南渗透到了罗多彼山脉与品都斯山脉之间的低地带。这一拥有爱琴海北部，大部分海岸线的板块，就是“马其顿”。相比色雷斯的位置，马其顿要更接近进入城邦文明阶段的希腊地区。这也使得它最终成为了希腊的一部分。至于色雷斯地区，希腊人感兴趣的只是它的海岸线。如果没有土耳其人的介入，今天的希腊也许还能够拥有，色雷斯地区在爱琴海的海岸线（现在色雷斯地区由保、土、希三国分割，希腊份额最少）。
附：古希腊地缘结构图
很显然，从南俄草原进入希腊半岛的原始印欧部落，一定是经由多瑙河中游平原、色雷斯地区、马其顿地区南下的。相比色雷斯地区，马其顿地区的地理分割要更显破碎一些。前者主要由埃罗斯河（梅里奇河）水系所覆盖；后者自西向东，分别有阿利阿克蒙河、阿克西奥斯河、斯特里蒙河、奈斯托斯河五条独留入海的河流所滋养。不过相比罗多彼山脉、品都斯山脉的存在，分割这几大水系下游地区的丘陵，并不足以让它们互相封闭起来。低地、沿海的地理特点，以及与南方古希腊文明相邻的地缘位置，使得生活在南部低地的部落，在进入王国时期后，会趋向于先将沿海地区统一为一个整体，然后再反过头来整合上游高地区的部落（马其顿帝国就是沿着这样的脉络统一马其顿地区的）。
最终整个马其顿地区内部，并没有按照河流切割成五个板块。而是以高、低地标准（上、下游地区），南北切割为了“上马其顿地区”、“下马其顿地区”。今天上马其顿地区，为了斯拉夫人的领地。并且在“南斯拉夫联盟”旅行过一段时间后，独立成为了今天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只是这个名字，让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都有些不爽。前者希望把那个前缀去掉，独享马其顿帝国的文化遗产；而仍然保有下马其顿地区的后者则认为，这一文化遗产会转变为政治要求。至多只能接受“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
在马其顿地区盘桓过后，创造古希腊文明的原始印欧洲人，又将继续沿海岸线进入下一个地理单元了。在他们面前所横亘的，是古希腊地区最重要的一座神山——奥林匹斯山。在古希腊神话中，诸神们就是居住在这座神山之上，一边向南与希腊人的生活发生交织；一边向北，帮助希腊人警惕蛮族的渗透。
奥林匹斯山上当然不会真的居住有神仙了，这座海拔2917米的山峰，是希腊半岛的最高点（神仙总是喜欢生活在高处俯视重生的），同时也并不妨碍，它四年一次的成为奥运圣火的采集地，但为之带来这些光环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奥林匹斯山的地理位置。从地理结构上看，奥林匹斯山是西侧“品都斯山脉”的东部延伸，山海相接的特点，使之成为了南北两片低地的自然分割线。这点与燕山山脉，在分割东北、华北两大平原，所起的地理作用相类似。只不过，希腊人的“世界”要迷你的多。
被奥林匹斯所直接保护的南部低地，实际处于品都斯山脉及其东部延伸山地的包围之中。在希腊内部的大区划分中，这一地区被称之为“塞萨利”。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一地缘板块，标注为“塞萨利盆地”。如果希腊半岛文明的火种，是从南端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被点燃的话，那么最起码在古典时期开始时，塞萨利盆地已经成为了古希腊的北部地区。至于马其顿人，他们此时虽然也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开始由分裂的部落结构，进阶为统一的王国时期。但直至亚历山大为希腊带来无尚的荣光之前，马其顿王国仍然是希腊人眼中的蛮夷。
以开创希腊文明的迈锡尼人轨迹来看，他们在穿越塞萨利盆地后的下一站，还不是巴尔干之旅的目的地：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塞萨利盆地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还有一个自西向东，延伸入爱琴海的半岛——阿提卡半岛。就古希腊文明的历史地位来说，做出最大贡献的，也是这个居中的半岛。古典海洋文明的代表，今天希腊的首都——雅典，正位于这个半岛的东南角。之前曾经有朋友提到，《古希腊地缘结构图》中，没有把古希腊三大城邦之一的“底比斯”标出来。而它的位置，也正是在阿提卡半岛的中南部，与伯罗奔尼撒半岛隔海峡相望。如果你想从塞萨利盆地，沿陆地方向经科林斯地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话，底比斯地区也是必经之地。
对古希腊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尽可以对照附图，看看自己感兴趣的城邦，究竟隶属哪个地缘大板块，又有什么样的地缘优势。至于大多数人，清楚从达达尼尔海峡开始，沿爱琴海分布的色雷斯—马其顿—塞萨利—阿提卡—伯罗奔尼撒，这五大地缘板块间的地缘关系，就足以理解希腊文明的地缘结构，以及后面所发生的故事了。
上述五大地缘板块中，除了中间高、四周低，呈现岛屿地理特征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其余四大板块，都是巴尔干半岛的主要低地区。这虽然我们在解读地缘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能承载更多人口，并因此而产生文明的低地。但就人类迁徙这件事来说，只要条件允许，每一片土地都有机会成为人类的栖息地的。只不过，迁往条件相对恶劣山地的，往往是竞争的失败者。这也就是说，在原始印欧人的迁徙过程中，除了南下最终形成古希腊人的部落之外，也同样会有朝西部山区渗透的部落。
然而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放在人类迁徙的问题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能为我们提供丰富存在证据的，总是那些文明创造者。那些被文明边缘化的“蛮族”，一般只会因为与文明地区发生过大规模冲突，才有可能在历史中留下痕迹。要是他们不幸在丛林法则之下，先被其它蛮族所灭，那被历史带上一笔的机会就很低了（大多数边缘部族的下场莫过于此）。
相比那些在色雷斯、马其顿地区就被迫向西部山地迁徙的部族，迁入与希腊半岛核心地区相邻的，品都斯山脉中南部山区的部族，要幸运的多。尽管整体环境更为恶劣，地缘位置也使得这半岛西南地区的海岸线，无法成为爱琴海贸易的直接受益者，但与塞萨利——阿提卡——伯罗奔尼撒三大核心区相邻的位置，使得这一被称之为“伊庇鲁斯“的，希腊半岛西部沿海山地，最终成为了希腊的一部分。也正是基于这一地缘优势，在其它三个古希腊语部落发展迈锡尼文明时，还在伊庇鲁斯地区从事农牧生活（以牧为主）的多利亚人，才有机会成为第一个入侵”希腊“的蛮族，并有幸洗白成为希腊人的一部分。
然而前面我们也说了，多利亚人的入侵，更多带有保守的农业文化色彩。就人类的迁徙的扩张动因来说，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的压力。在可供开发的土地有限，希腊半岛上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矛盾，会比大河文明地区更为尖锐。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有二，一是遵循丛林法则，向周边地区发动战争（比如在抢夺其它城邦的收成），直接掠夺额外补给；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手段，交换得到其它地区的粮食，进而在掌控商业渠道的情况下，纯粹充当“商人“（而不是生产者）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
对于以雅典为首的迈锡尼文明继承者来说，后一种方法是他们强大的根本；而对于在曾经山区坚守畜牧经济的多利安人来说，接收迈锡尼文明中的农业成分，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多利安系城邦就不会有贸易利益产生，雅典和它的盟友，就没人种地了。任何事物的定性都是相对的，就象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的同时，也不会认为这一文明中，就没有商人的立足之地一样。只不过，就海外贸易这一点来说，斯巴达及其盟友们，总归是竞争不过那些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就已经把重心放在海琴海上的伊奥尼亚、爱奥里斯人的。为了对抗这些东部的爱琴海城邦同盟，斯巴达人唯有把他们在将陆地上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第八节斯巴达和雅典的文明本质比较
很显然，更注重土地产出的斯巴达人，会将陆地军事力量，视为其根本；出于保护海上利益的原因，雅典人的侧重点，自然是在海军了。然而斯巴达人的“农本”社会，以及雅典人的“商本”社会，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层面。相比之下，我们会更熟悉，对土地依附性更强的“农本”社会，这也是大多数古典文明，所产生的基础。这一地缘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就是重管理，轻平衡。在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土地和权力很容易象金字塔那样，呈现向上集中的趋势。就经济层面上来说，你并不感觉到，将权力向下分散，会比集中管理产生更大的效益。具体到古典时期的政治结构层面，就是产生中央集权制，并在大多数时候，体现为君主专制。
至于雅典人立足海洋的“商本”社会，所走的就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了。一方面由于海洋比陆地更具有开放性（你只要有海岸线，就都能打通贸易线），正常贸易所必须的“契约”精神，也在海洋贸易中得到的强化，并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商业社会的开放性，也使得每一个个体的经济潜力变大（不象土地的产出，那么有预测性）。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商业社会中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要大于农业社会。重商主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最终在雅典的政治结构上得到了体现。公元前8—7世纪，雅典建立了贵族层面的民主体系，并且在公元前6世纪初，将政治权力扩大到整个公民层面。
农本与商本的差异，对一个社会体系的建立，影响的层面是多方面的。理解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说何谓“法制“问题。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拿秦人的严刑酷法，来证明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过”法制社会“。事实上，法家所建立的这一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的法制，最起码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如果用汉字的本意，来区别二者的区别。秦人以及中央之国所制定的，并不是“法”，而更多体现是“律”。所谓“法”字的本意，原指水的平面，意之公平。
至于“律”，本意为约束。在一个封闭的农本社会中，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管理”思想，优先级是要高于“公平”原则的。也正因为如此，古汉语中才会有“律法”一说（律在前，法在后）。相反，在一个商本社会中，贸易双方所拥有的平等选择权，会使得公平原则成为“法”的核心。所以现在我们将古人的“律法”，改称为“法律”也正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而这一转型实际上也与中国社会依托重商主义，融入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地缘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每有一种体系是能够适用于每片土地，每一个时代的。即使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半岛，也有雅典与斯巴达之争。不过雅典人在2000多年前所经历的这一切，对西欧社会摆脱文明倒退的中世纪时代，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地缘角度看，文艺利益的起源地——意大利，同样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半岛。只是立足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人，所承接的产品（来自整个地中海以东的世界）和市场（西欧），比以爱琴海为核心区的古希腊人，更多更大罢了。在东罗马帝国崩溃后，那些因避难而被带入亚平宁半岛古希腊、罗马典籍，让站在西欧前沿的意大利人突然发现，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人，已经在同样的地缘基础上，为他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所以才有了“文艺复兴”之说）。
不过，亚平宁半岛虽然为古希腊文明的“复兴”，点燃了火种，却并没有成为欧洲文明复兴的领导者。因为当整个西欧为了摆脱穆斯林的贸易制约，以大西洋为起点进入“大航海时代”后，在这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亚平宁半岛，就不可避免的被边缘化了。不过就地缘基础来说，古希腊文明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基于海洋贸易而发展出的文明因子，依然适用于这个新世界（海洋贸易平台进一步扩大）。也正因为如此，在跨越2000多年后，古希腊文明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源头。至于完全立足“农本”社会而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即使不愿意在文化上接受这一体系，但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央之国，最起码不会在技术层面上，排斥其中有利于完善社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因子。
虽然商本社会的开放性，使之在社会、文化、经济层面会显得更有活力，但实际上，商本社会并不能孤立存在。商业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甚至谁掌控贸易主导权，就能获得最多的经济利益。然而商业活动本身不可能取代那些直接生产出物资的经济行为（比如农业、工业）。简单点说，要是古希腊人周边没有其它板块为他们提供产品，他们也没有办法成就商业文明。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界，由于工业化的原因，在经济基础上已经发生的变化，但农本与商本之间的博弈依然在上演。这一变化在于：制造业取代了农业，成为了整个人类经济的基石；而升级为纯粹货币贸易的商业—“金融业”，则成为了新“商本社会”的经济主线。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与可以被视作新世界的“雅典”；沿着这一思路，中国自然是斯巴达的对应选项了。不过说到农本社会，远在东亚的中央之国，要远比简单用种族隔离、军事化手段增强竞争力的斯巴达成熟的多，一定要对比的话，我们后面将重点解读的罗马帝国，会更为合适。
谁是罗马，谁是希腊，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大家自己思考。这里所重要解读的，更多是大家平时所注意不到那些地缘背景。从地缘背景上看，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所发展出的商业文明中，希腊半岛地理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最重要的。整个爱琴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地缘位置，才是古希腊文明成为异类的基础。将古希腊文明称之为，包含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爱琴文明”会更为合适。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文明，对应的其实只是雅典人所开创的文明体系了。代表希腊半岛的大陆性的斯巴达人，除了在军事上面体现出来的勇气以外，基本没有被认可的东西。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肯定不知道他们能够给后世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在当时所关注的，更多是相互之间的争斗。然而即使在2000多年前，希腊人所面对的世界也并不仅仅只有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很快，雅典和斯巴达两大体系所组成的希腊世界，就将面临真正的挑战了。与700年前一样（特洛伊），这一次的挑战同样来自爱琴海的对岸——小亚细亚半岛。只不过，希腊人这回所面临的，并不只仅是一个爱琴海贸易的竞争者，而是一个体积巨大的大陆强国“波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