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年辉煌之路：从“数学天才”到“金融英才”
发布日期：2010-05-0719:30:22
IDG资本创始合伙人杨锐(图片来源：凤凰网财经)
杨锐，1986-1991年就读于人大附中第二届数学实验班。随后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1996年北大本科(含一年军训)毕业后直接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of Michigan Law School）攻读法学博士学位(JurisDoctor)。毕业后就职于美国华尔街著名的谢尔曼·斯特灵律师事务所(Shearman &Sterling)纽约总部，担任律师，参与了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电信等第一批中国大型国企在美国的上市项目。其后转入投资银行领域，任瑞士信贷(CreditSuisse)投资银行部副总裁，在此期间作为核心团队成员牵头执行了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上市以及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IPO —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步上市的项目。在过去10年里，杨锐参与帮助中国企业融资总额超过380亿美元。杨锐现为IDG资本合伙人,主要负责私募股权投资。他拥有美国纽约州注册律师和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资格，同时也是中国致公党中央经济与科技委员会最年轻的专家之一。
（一）“转型”成就精彩人生
尽管从人大附中毕业已将近20年，杨锐一直把他成功的起点放在1986年进入人大附中第二届理科实验班的那个时刻。那一年，美国数学天才少年协会首次在中国进行测试，而杨锐即在当时获得了数学天才少年（MPY）的称号。在人大附中数学实验班的五年时间里，学校使用的是实验教材，而非当时流行的全国中小学统一教材。与统一教材相比，这批实验教材尤其是数学教材，难度更大，程度更深；这其中甚至包含一些数论的知识，让杨锐十分感兴趣。同时人大附中老师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的能力，教导同学们在解题的时候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例如逆推，或用代数的方法来解几何问题等等。这种不拘一格的发散性思考方式和老师着重培养出来的探索精神，让杨锐在其后的职业道路上受益匪浅。
中学毕业后，杨锐顺利地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根据当年北大的统一要求，新生入学都要先在信阳陆军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军事政治训练。军训期间，年纪偏小的杨锐选成班长，带领同学们与军校生一起出操、打靶、训练、学习军事基础课。提到军训的特殊经历，杨锐总是津津乐道：“那时候，我们自己养猪、积肥、种菜，我还给猪站过岗呢。”当时杨锐所在区队的一头母猪刚产下一窝小猪，为了防止猪仔被大猪压死，每天夜里杨锐和同学们都要强忍着睡意，轮流去猪圈里看护小猪。“这窝小猪对于我们队里可是一大笔资产，养大以后要么可以内部消化改善伙食，要么可以卖掉成钱来买其它需要的东西。连续几个星期，我经常在夜里两三点时起来，走上十分钟小路，来到又脏又臭的猪圈，来给猪‘站岗’。”面对酣睡的母猪和小猪们，自己却要强忍住瞌睡，对于北京长大的杨锐来说，这是一桩既新奇又辛苦的任务，但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杨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这一年让杨锐学到了很多在北大校园里学不到的精神上的东西，作为70后的一代，杨锐觉得为期一年的军训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大学毕业时，杨锐除了北京大学的毕业证，手中还握有信阳陆军学院的毕业证以及预备役军官证书。军训生活不仅使他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更激发了他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在随后的十多年里，这种朴素而深沉的感情始终萦绕在杨锐的心头。
接下来四年的北大学习生活虽然在表面上波澜不惊，杨锐却未曾停下对未来的思索。当大部分化学系同学都顺理成章地准备步入神圣科学殿堂的时候，杨锐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去美国学习法律。杨锐做出这样与众不同的选择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九十年代中期美两国的贸易逐年递增，势头非常好；但是中国每年就享受最惠国待遇问题需与美国进行谈判；而当时在中国对美国法律体系有深入了解并有实际执业经验的人几乎没有，因此考虑到美国学习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未来回国后将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而中国也会对该领域的人才有很大需求；其次，在大学时代发现自己属于喜欢并且擅于与人打交道的性格，希望人际交流能够在未来的职业占更大比重，因此没有继续在化学领域继续深造，而是转而去参加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
对于这样的决定，人们心里不免都打起一个问号。众所周知律师在美国一直是一个高收入，受人尊敬的行业。美国人对跻身律师行业亦颇为向往，竞争也因此十分激烈。而作为一个外国申请人，语言上非但没有半点优势，文化上也有着巨大差异，而且杨锐本科学的是化学，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知识，更何况当时在中国参加LSAT考试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然而这次冒险“转型”非常成功——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杨锐高分通过当时在中国第一次正式举办的LSAT考试。在接下来的申请中，杨锐清晰地陈述了自己赴美学习法律的目标是“希望了解美国法律体系，以在未来中美贸易中发挥作用”。这个真诚的理想也博得了美国教授的一致认可。数所美国大学的法学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而杨锐最终选择进入全美法学院排名前十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JD）。杨锐清楚地记得他入学时法学院院长跟他说的一句话：“你是我们从中国直接招来攻读法学博士的第一人。”
在风景如画的密歇根大学城中，哥特式的法学院四合院是令游客们流连忘返的名胜之一。而杨锐每日穿梭于这些优美的建筑，开始了崭新而繁忙的学习生活。美国法学院推行的是案例教学，为准备每门课要读几十页的案例，几门课下来一天就要读二三百页的书，即便是美国本土学生也叫苦连天，初到异国的杨锐须加倍付出。起初的半年间更是如此，挑灯夜读对于杨锐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他借着一股韧劲“啃”下了无数砖石般厚重的专业法学书籍。
一年级寒假，杨锐主动报名到纽约参加国际专利法大会。专利法是科学和法律的一个很好的交织点。学习怎么样用法律来保护科学研究的结晶不被他人侵犯对鼓励科学研究，创造出积极的科研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拥有理工科背景的他，恰恰横跨了科学和法律这两个领域，转行的劣势在专利法这个领域竟然变成了优势。在这次会议上，杨锐碰上了一位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这位法官十分诧异在这样的场合能够遇到一个在美国学习法律的中国留学生。杨锐向这位法官讲述了自己跨专业的背景和以及望有一天能够将科学和法律相结合，在专利法领域取得更深的造诣的愿望。法官十分欣赏这个年青人对法律的领悟力和见解。考虑到杨锐化学加法律的学习背景非常适合在专利法领域深造和发展，这位法官随即邀请杨锐到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进行暑期见习，并称很高兴发现了杨锐这块来自中国的“宝”。
见习期间，杨锐以书记官的身份目睹了法庭上大牌律师们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在大呼精彩过瘾的同时，杨锐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比一般学生更早接触法律实务工作，也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除此之外杨锐还在这次实习中收获了一些学业之外的感悟：“首先，年轻人要主动，有“闯”劲，敢于付诸实践；第二，要在求学或求职过程中充分结合自己的背景和兴趣去说服和打动对方；最后，要珍惜每一次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在攻读法律博士的时候，杨锐还曾担任密歇根大学国际法专刊的编委，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是帮助要发表的文章查找所有相关的索引——文章中所述的每一个有判例法支持的观点和结论，都要在索引中找到相对应的案例并进行确认和校正。而当时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的书籍浩如烟海，美国过去历史上200年的判例法的案件全在其中。那时候他经常要工作到半夜2、3点，仔细核实每一个细节，甚至包括索引的作者、年代、页码是否正确。“当时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枯燥和繁琐，没有尽头。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正是这一段枯燥和繁琐的工作，让我对美国的法律体系和判例法系统的框架、结构、规律等有了相当感性的了解。很多时候，当你做一件具体的工作，会产生学无止境想或太枯燥要放弃的感觉，但如果你能够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提炼出一些理论性的结论或者得到一些感性的认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同时也会觉得自己的水平也得到了升华。”
1999年，杨锐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著名的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纽约总部工作。主要从事证券法和公司法等与公司上市融资等相关的法律业务。该所是在华尔街名列前茅的律师事务所，其录用杨锐的原因之一就是看中了他来自中国大陆的背景，为开展中国业务储备人才，而这恰恰印证了杨锐当初赴美留学的选择是富有远见的。五年后，杨锐已然成为一名优秀的高级律师。杨锐坦言做律师的这段时间是辛苦中的辛苦，加班到夜里1、2点早已是家常便饭。最惨的一次他连续52个小时多没有合眼，但就是在这样精神近于恍惚的情况下，杨锐还需要坚持伏案工作，确保他所起草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甚至每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环环相扣。
在这充实的五年里，杨锐不但如愿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律师，还萌生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他发现在与其他中介机构如投行和会计师以及上市公司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律师的主要角色是提供法律意见，起草法律文件和设计交易结构，但是涉及交易本身的决定很多是由企业和投行来负责的。自己是否能有机会参与决策呢？当时已经是高级律师的杨锐休息时间少得可怜，但是为了能够参与决策层的渴望激励着他自学金融知识，甚至将几年里不多的个人休假时间用来准备特许金融分析师（CFA）的考试。
2004年，而立之年的杨锐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次重要转变——离美赴港、加入瑞士信贷集团投资银行部。瑞士信贷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投资银行,在2006年《财富》全球企业500强中排名第57位。从北京到密歇根，从纽约再到香港，杨锐又一次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开始挑战新的职业角色。对于这次重要的转型，杨锐很兴奋，因为他知道随心而动的选择可以激发更大的潜能，令他破冰而出。正如泰戈尔在《流萤集》所说：“危险、怀疑和否定之海，围绕着人的小小岛屿，而信念则鞭策人，胆敢面对未知的前途。”
比起律师工作，投行的业务不仅要有扎实的金融知识，还要求更高的组织驾驭能力，要负责协调好企业与监管部门、投资者、律师以及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之间的工作。来港的前半年，杨锐一直在拼命积累金融业的操作的经验。挫败感也悄悄在密密麻麻的日程表中生根发芽。说起挑战和挫折，杨锐说：“如果挑战是N，受过N-1次挫折的其实就已经成功了。我中学在人大附中实验班，强手如林，学习成绩不是最好的，大学在北大化学系，国际化学奥林匹克金牌银牌有很多，学习成绩也不是顶尖的。在美国学习时英语再好也不可能有美国人好，挫折感是经常有的，但是自己要学会调整，不管表面上受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要坚持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目标；现在回头看自己当年的经历，发现学习成绩是否是最好的，英语是否能和美国人说的一样好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学到了自己想学的，是否为了自己的目标为之奋斗并最终实现了目标”
（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见证人
在瑞信，杨锐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帮助中国公司上市；二是推动中国公司的并购业务。凭借数年海外工作的丰富经验以及出色的实务操作能力，杨锐作为团队核心成员代表瑞信投行参与了许多大型融资和并购。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的IPO—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10月A+H同步上市，融资额高达220亿美元。看到中国公司的股票被超额认购，中国企业被海外投资者追捧，股价在后市持续上涨的景象。几个月的辛苦一扫而光，杨锐说这是他一生最为激动时刻。“在香港，我服务的客户几乎都是中国企业。原本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现在终于有了可以大展拳脚的用武之地。”
从1999年开始就做上市项目的杨锐，对于中国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经历的酸甜苦辣有着切身的感受。回想起2000年中国石油曲折的上市道路，杨锐依然记忆犹新。美国多方面的阻挠和国际投资者在上市定价上的巨大压力给中国石油带来很大的困难。最终，中石油不得不做出很大的让步，才以29亿美元的融资规模上市。当时海外市场对中国公司的态度冷淡，甚至带有敌意。而2006年全球投资者对工商银行IPO的追捧明确的显示出在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国企业的成长和被国际市场接受程度的巨大转变。以前，中国企业要融资，海外投资者对这些企业既不熟悉也不信任；现在，只要是中国企业发行股票，很容易就能卖出去，并且卖得很好。“能够赶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发展最快的这十年，并参与其中做一些事情，我个人也感到很荣幸。”从中国石油、中国电信到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杨锐参与的中国企业上市项目的融资总额已超过380亿美元，可谓成绩斐然。作为这些大型国企上市项目的参与者和第一手见证人，杨锐深刻地感受到，短短数年间中国资本受国际市场的欢迎程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海外上市也推进了中国国企的改革和国际化进程，而这仅仅是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市场融资方面的体现。有幸作为一个参与者，作为一个中国人，杨锐感觉非常激动和自豪。
（三）昨天、今天、明天
2008年，已经在律师和投行行业拼搏近十年的杨锐再次转行，加盟IDG资本，工作内容从帮助企业上市、并购转向发掘有潜力的公司并进行投资，助其发展壮大，开启了自己人生的第三次转型。IDG资本是扎根中国最早的国际VC/PE基金，在中国已经投资了200家企业，并已帮助近30家成功上市。如果说十几年前赴美留学的决定还略带年少的冲动，那么如今的杨锐早已是当之无愧的海归俊才。从莘莘学子到海归英才，杨锐的阅历在增长、角色在变换。
1999年入行至今，在个人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杨锐以律师、投资银行家等不同身份参与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之中，亲眼见证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企业逐渐国际化并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举足轻重力量的历程。杨锐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为这些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在成就个人辉煌业绩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生动记录下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从蹒跚学步到振翅高飞的难忘历程。虽然挫折、汗水在所难免，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令杨锐铭记的是那份沉甸甸的自豪与光荣。
有人说杨锐很幸运，每一次都成为大潮流上的弄潮儿。他们错了，杨锐拥有的不是幸运而是远见。而这种前瞻性的眼界并非一蹴而就。从上人大附中那一刻开始，杨锐就一直主张沿着自己内在的主线来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反反复复的考量自己的兴趣点，结合专业背景及所积累的行业经验，在自己认为最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他强调说选择与不选择不取决于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应该取决于你自己是否已做好了准备。1999年，杨锐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就遇上了美国股市崩盘，2001年的9.11以后美国经济更差，华尔街大规模裁员，很多美国本土律师都被炒了，但是作为一名外国人的杨锐却凭借着优秀的业绩被留了下来。2003年经济形势好转，跳槽之风又回到了华尔街，但是杨锐也没有因受到诱惑而盲目转行。从1999年到2004年，他踏踏实实做了5年律师，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律师行业所学仍不足，积累还不够。等到拥有了丰富的经验，成熟的技能，转型的时机也就来了。谈到机会，杨锐如是说：“我认为中国现在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学习成绩最好不一定算是最成功和最优秀。不人云亦云，不随大流，敢闯敢冲敢于追求自己目标的精神才是最可贵的。希望新一代年轻人们能够多思考自己的兴趣，了解自己的风格，不受外部环境影响，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回望杨锐走过这条辉煌的道路，不能忽视母校人大附中在整个过程中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在人大附中上的时候，老师们常常鼓励我们培养发散性思维，我觉得这对于我后来大学毕业时能够有勇气去参加LSAT的考试以及倾注巨大的经历和时间申请美国法学院都是有帮助的，因为这其中也饱含了探索的精神，从化学转行到法律也是一种发散性思维的表现；而且到了美国以后，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只要认为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交流活动及国际性会议，也都踊跃报名参加；包括后来在做律师期间，一些法律实操的过程中，我发现法律和理科的思维方式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因此我会用理科的逻辑性思维去看待和判断项目，这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这仍是受益于在人大附中上中学时老师教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和解决数学问题这样的一种思想，教育我们要时刻保持探索和好奇的心理和心态，可以说人大附中的教育理念为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希望师弟师妹们善加利用这种思维方式。”
如今，中国留学生已经遍布全球，条件好不好，回国不回国成为一个讨论烂了的话题，但却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于这个问题，杨锐表达了他的想法：“是否选择留在美国工作还是回国因人而异，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错，重要的是自己想要什么或者你想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当然，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的发展态势明显好于美国，但是相对应的，中国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具有留学背景及国际管理经验的人才也越来越多，因此在美国发展到初级的管理人才已经很难在回到中国初期就有很好的位置；当然如果在国内有合适的机会，学成归国后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累本土工作经验是最好的选择；在国外发展一段时间，打好基础，再回到国内发展也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在经验、机会、市场等因素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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