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业：中共党史 学号：2009201150044 姓名：吴筱筠
瓦格纳定律主要是基于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对财政支出增长现象进行分析，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明确强调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是不可避免的长期历史趋势。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看，瓦格纳的预测是正确的，即工业化国家财政支出比重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他的结论在很多国家的发展中已被证实。但是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瓦格纳定律的历史局限性也日益凸现。
对现代工业国家公共部门扩张现象的解释有三类：
第一类：经济和政治的需求
瓦格纳定律
威伦斯基（第一）假设：财富的增加导致公共预算的增加
威伦斯基（第二）假设：认为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导致公共部门增长
卡斯尔假设：随着极左政党加入政府公共预算将会扩大为对私人市场解决方案的损害
皮科克和怀斯曼假设：突发的社会动荡必然导致必须的预算“拐点”，意味着公共开支增长
普赖尔假设：邻国的福利膨胀导致相关邻国福利服务需求增加
卡梅伦假设：世界经济中富国之间日益增加的开放，导致国内市场对预算稳定性的要求升高。
存在问题：1、缺乏直接的、实质的、经验性证据；2、不适当地模拟决定因素和预算决策之间的关系，那些需求模型倾向于缺乏一个关键性变量：政策制定的制度背景。
第二类：经济和政治的供给：这一类的理论家们重点关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参与者
塔洛克假设：公共开支包括官僚的浪费
唐斯：公共预算增长是官僚规模扩张的函数
【官僚体制】官僚体制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它是一个国家维持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官僚是政治家任命或雇佣的从事政府事务的人。官僚机构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完全可能导致政府支出的增长。威廉姆·A·尼斯坎南通过具体实例论证发现，官僚的产出要增长1倍，官僚要得到的预算远远大于1倍，而官僚能够得到的剩余甚至超过3倍。官僚体制导致政府规模增长的最直接证据就是。当提供可以直接度量的产出时，官僚机构要比私人部门花费更高的成本。有研究表明，“取消一项由私人部门进行的活动将使这一活动的单位成本翻番”。官僚机构为什么不能以更高的效率运行呢?因为官僚体制具有超越立法机构和公民所要求的量而扩张预算的能力，这部分取决于歪曲公共产品的真实价格和数量的能力。这种歪曲能力又可能取决于预算本身的规模和复杂性。官僚体制越大，外部人监督其活动就越困难，致力于增加官僚体制规模的内部人就越多。这样，官僚体制的规模就可能取决于其自身的绝对规模。
鲍莫尔：由于依赖每年逐渐增加的资源，公共部门的生产力是负值
布坎南：认为预算演变基于“投资和收益”之间的财政幻觉，选民的财政幻觉为政府规模扩大留下了余地。奥茨：无形的税收结构和高税收弹性偏爱公共开支加重
【财政幻觉】是指导致选民过低地估计政府支出规模，因而使他们接受一个比正确感觉要大的政府规模的可能性。当纳税人因财政幻觉而低估税赋时，会极力支持更多的政府支出。因此，税收结构越复杂，越容易产生财政幻觉。财政幻觉假定选民依据纳税规模来度量政府规模，政府可以向选民征收较低的税收，但却可能会以更隐蔽的其他方式获得政府收入，如公债等。通过更一般的研究，奥茨总结了财政幻觉的五个方面：(1)税收结构越复杂，感知真正的税收负担就越困难；(2)由于税收结构的累进不像税法的改变那样容易被察觉，税收自动增加了；(3)与债务发行相联系的隐含的税收负担，不像当前的税收那样容易被察觉；(4)财产税对房屋所有者来讲是比较明显的，但对承租人却不明显；(5)对政府单位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与对政府单位管辖下的个人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即使数额相等，两者的花费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这些假说中的每一项都意味着政府规模增长与相关的财政幻觉之间的某种关系。但是，奥茨指出，“虽然这五种情况都带来貌似合理的幻觉假说，但是它们中没有一个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经验支持”。
尼斯卡宁和克里斯滕森的假设：公共部门的基本结构意味着预算的演化偏爱商品、服务和资金的供给，而损害对这些资源的真正需求。
奥尔森：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利益集团 对公共预算过程所施加的影响
【利益集团】在大多数的现代民主国家，公民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偏好，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也是导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塔洛克在一篇论述“多数投票制”问题的经典论文中，通过一个例子间接说明了在多数投票制下，利益集团的形成可能会导致政府规模扩大。假设在l00个农民组成的社区中，就修筑道路的提议进行投票，而修筑的道路只能使部分农民受益。运用多数票原则，这将预示着产生一个由51个农民组成的联盟，其政治后果是，在这个必胜的联盟中，只有那些服务于这51个农民的道路才会被修筑。因为这51个农民只承担道路修筑费用的51％，所以，他们对道路修筑的决策将维持在比他们承担全部成本更高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一致同意原则下的帕累托最优，多数票规则导致了政府规模过大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修筑这些道路的支出大于一致同意规则下的支出；另一方面，如果按照一致同意规则，这些道路可能就不会被修筑。同时，我们也可以设想，在这种多数规则下，51个人的联盟完全可能会成为统治其他49人的决策机构。
布雷顿：日益增加的公共预算包含公务员（大学毕业生和官僚）的私人利益
威克泽尔：作为国家预算效率的前提条件，费用和收益之间有一种互惠关系
存在问题：1、如果供求假设或供应模型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公共部门增长停止了呢？2、如何说明以美国和瑞士为一方与以荷兰和瑞典为另一方的国家在增长率上的差别？
第三类：文化背景为政治决策提供框架，以文化背景为中心，运用模型的方式，并调查各因素的实用性和重要性来运用变量。
萨姆·佩尔兹曼：政府的规模与那些失去或者获得资源分配政治权利的人的利益组合相对应。文化变化先于并主导预算的变化：今天的国家规模是昨天政治文化的函数。
官僚机构、政治派别和市场，代表着三种不同组合形式的理想政治文化，也称为多样化的政治机制
官僚机构代表的官僚文化：以“集体主义”社会信仰为特征，地位平等服从程序平等的需要，程序平等由行政部门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操作，以追求社会稳定。
政治派别代表的宗派文化：又称平等主义文化，以反对地位不平等，要求在个人和团体水平上的结果平等为特征。
市场所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以机会平等信念为特征，并且以保证个人根据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为指导原则。
在社会经济增长衰退期，以政府调节和宗派主义为特征，这时官僚和利益集团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阻止公共部门的任何削减。利益集团通过公共部门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官僚则通过公共部门保住他们的地位。因此，公共部门规模是文化背景的函数，而文化背景构成政治决策实践的国家框架。今天的国家规模是昨天政治文化的函数。
威尔达夫斯基：依赖佩尔兹曼的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与公共部门扩张之间是否定关系，（即反瓦格纳定律）意味着公共经济在低增长的国家扩张最快。因为开支的相对规模是体制的函数，即官僚机构和政治派别与市场的相对力量。通过解释国家间政治文化变化说明了现代工业国家公共部门规模的变化。同时他批判瓦格纳的决定论观点，认为公共服务需求和纳税意愿不是收入弹性的，即不随着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而成比例地增加。这一点得到了卡梅伦经验调查结果的支持。当经济增长适度或下降的时候，公共部门扩张。公共部门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的下降而缩减，因为这符合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北欧这类国家拥有成熟的行政官僚，容纳了重要利益的代表，因而这种情况特别明显。
埃弗拜伊：公共部门增长不可能只通过“始终不变的、包罗万象的对公共补助金或者公共商品的需求的需求”来解释，而且，政治和官僚精英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增加税收。
莱恩和厄斯桑：作为分配机制，国家的扩张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过程，通过这个过程，预算从市场中抽取资金。
公共部门相对规模的持续扩张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经济特征。不论是何种经济政治制度，也不论经济的发展程度，这一特征都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兴趣，特别是自上个世纪70 年代世界性的经济滞胀爆发以来尤为如此。但回顾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寻找公共支出相对规模持续增长的原因，并且把这种原因归咎于国民产出的持续上升。这一思路自瓦格纳1883 年的开创性研究就一直延续下来。实际上尽管当时还没有后来的因果检验技术,但瓦格纳对公共支出持续增长的解释无疑已经说明,在公共支出和国民产出之间,国民产出是因,公共支出是果。国民产出的增长引致了公共支出的持续上升。他的观点被后人归结为关于公共支出持续增长的一个定律,即所谓的瓦格纳定律。回顾瓦格纳的研究,我们认为在公共支出研究领域,瓦格纳定律的主要贡献就是建立了公共支出持续增长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不是来自于选择逻辑的推测,而是来自于对历史证据的直接推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许多研究都是采用了传统的回归分析技术，尽管也有学者使用了因果检验，但变量间不同的因果关系使得基于不同经济环境的经验分析得出了差异较大的结论。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公共支出与国民产出之间，因果结构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果结构上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回归分析出现偏误，从而造成结论的不一致。另外，根据经济变量间的逻辑关系，作为国民产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支出的大小会借助于乘数机制对国民产出产生影响。这是凯恩斯宏观经济思想之所以在二战之后被广为接受的重要原因。同样，国民产出的上升，在既定的税收制度下也会使公共收入增加，随着公共部门控制资源规模的上升，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自利行为以及预算软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公共支出也会逐步上升。如果把前一种情况说成是公共支出的外生冲击造成国民产出的增长，那么后一种情况就是国民产出的增长为公共支出的增长提供了可能，从而引致了公共支出的上升。换一句话说，就是前一种情况表明在两个同向增长的变量间，公共支出是因，国民产出是果，前者引致了后者的变化和波动。而后一种情况则表明，国民产出是因，公共支出是果，前者引致了后者的变化和波动。仅就国民产出和公共支出而言，两者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顺序，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即使我们能够证明出两者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也不代表两者间的因果结构就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说，两者的因果结构在某个时点可能出现断裂，这种断裂情况在经济环境曾有过重大调整的国家经常发生。这一点在分析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时必须予以考虑，否则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中国的检验：通过利用我国1979年至2003年的数据对瓦格纳定律的六种表述进行检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回归系数却没能证明瓦格纳定律在我国是成立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通过利用断点检验发现,主要是由于数据结构在1994 年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数据断裂不仅改变了变量序列的方程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变量的因果方向。尽管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国民产出引致公共支出这种单向因果关系的存在性,但我们却发现自1994 年之后,我国的公共支出对国民产出具有较为显著的凯恩斯效应。而在1994 年之前,不管是瓦格纳效应还是凯恩斯效应,经验数据都没有给出明确的支持。这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我国政府利用公共支出调控经济运行的意识在增强,同时也间接地证明了自1994 年之后李嘉图中性假设和总供给效应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或者影响不显著,相反公共支出的凯恩斯效应却是显著的。
